第一章 每隔一周的周六早晨,我都要外出漫步二十四个街区,它标志的距离和绕的圈 子——其范围就在我的住房和奥拉扎宝大街和阿斯通巴大街拐角处之间。那也是我 的女儿西尔维娜和女婿阿莱汉德罗·迪·帕沃洛居住的地方。我与他们俩当中的任 何一个都相处不好,仅仅是为了(到目前为止)跟我那唯一的外孙——约安·弗朗 西斯科待在一起、花些时间获得乐趣,才去看望他们。 在那家“阿根廷联邦射击场”里,我使用自己拥有的若干武器,在周六的早晨 轮流练习枪法。 在那个特定的早晨,我于午前就离开了射击场。我住在位于马太恩佐大街与纽 伯利大街之间的利伯泰多大街。我一到那条大街,就开始游荡马路,点燃一支香烟, 让我的思绪信马由缰。 我把自己看做一个理所当然的快乐男人。曾经有一个下层社会的人——他喜欢 装扮成艺术家和放浪不羁的人,告诉我说:我就是一个世间罕见的乐天派。即便他 话里的含义有冒犯我的地方,那也无伤大雅。 然而,“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我妻子的突然亡故,影响了我生活的许多方 面,给了我可怕的打击。我不是多愁善感的人,也不轻易动感情。事实上,有些人 曾暗示说,我没有怜悯之心。总而言之,我努力在外表维持一种毫不焦虑的平静状 态,而在同时却抑制住内心的愤懑。 我自诩办事效率高、头脑清醒,升任了一个值得羡慕的金融业职位,被人们视 为成功人士。在股票市场上,我生意亨通,受人器重。尽管我不能说自己一直都很 诚实,但是就我的履职情况而言,大家对我的看法还不错。我担任“圣·伊内斯基 金”的总裁,该基金是为医院和学校筹集慈善捐款的。说句你愿意听的话,我是个 具有公民美德的人,而且被一家本地杂志两次提名为年度杰出人物。 从我的妻子那里,我继承了她的遗产——“道兰德与格兰提内蒂”股票的分享 利益,尽管当时我不再需要它们了。我没有兴趣续弦另娶,却有过外遇,而且至今 仍然偶尔有拈花惹草之事。 我非常喜欢我所居住的社区,同样对我居住的大楼和那套公寓情有独钟。 在我的公寓前门里面,那些邮件正等候着我呢:通用汇票、银行通知、会议或 者展览的邀请函、正在欧洲旅行的一位朋友寄来的一张明信片……还有一个塞得有 点鼓出来的淡红色信封——是人们常用来寄送不可折叠物品的那种。 信封里面只有一张照片:我和妻子穿着T 恤衫和短裤的合影。拍照的日期和地 点准确无误——1982年,我们当时正沿着科帕卡巴纳海滩漫步。那时伊内斯二十三 岁,我二十六岁,我们正在度蜜月。我们彼此专注于交谈和感受,没有对着镜头摆 姿势。这张照片显然是趁我们不注意时拍摄下来的。 一股说不清道不明的、令人作呕的浪潮席卷了我,以至于我将信封跌落在桌子 上,仿佛我在甩手竭力松脱一只蝎子的钳咬似的。在一瞬间,我不知道该做什么才 好。我本能地掏出那包香烟,点燃了一支。 在那张照片的背面,一个用铅笔画出的框内有以下注释:伊内斯·道兰德·德 ·艾格里(1959~1997)和她的丈夫——就是他谋杀了她。迟早会真相大白。 (三封短信的第一封) 用蓝色圆珠笔手写的字迹,是哆哆嗦嗦的,很不稳定,带有许多锐角,而难得 有曲线。我的心窝里感到一阵空虚,我的面孔立马显得火辣辣的。这种烦恼人的攻 击究竟出自什么目的? “冷静下来。”我自言自语道,“有一点不容忽视:我明知这种指控是假的。” 我理性看待事物的秉性开始占了上风。我努力将自己放在敌对方的立场上来考 虑问题。议会选举日期正在临近,我打算步入政界。就我作为具有统一党代表资格 的一名候选人而言,这封神秘的邮件肯定是某种政治策略,意在扰乱我的心情。 随着时间的流逝,我逐渐淡忘了此事,恢复了通常的平静。大量的事务要求我 把注意力集中在自己处理的问题上,而没有去仔细考虑那个隐藏在阴暗角落里的可 憎的家伙。 此外,我正在开始应对艰难的一周。两家公司的兼并,吸引了我大量精力去关 注。对于这次变动不看好的一批股东,开始抛出他们持有的股票。我的股票价值在 急剧下降。在星期三那天,我决定采取行动:我召集来一群重要的金融专家,向他 们说明合并者将会得到确定的利益——关键在于增强信心,在这个领域我有许多经 验。 我用一种很自然的语调,不慌不忙、漫不经心地谈论着。我对于股票的迷信开 了几个玩笑,还编造了一段逗人笑的、归功于伍迪·艾伦(译注:美国当代著名的 电影导演、喜剧演员、音乐家和剧作家。他执导的重要影片有《百老汇上空的子弹 》、《塔罗牌杀人事件》等)的引言。正如过去多次发生的情况那样,我成功地说 服了大多数人。在星期四,人们恢复了平静,在周末股市收盘前的几个小时,这家 新的公司和它在股市上所分享的利益,反映出了大笔的赚头。 一系列有利的事件接踵而至。在星期天的《全国日报》经济文摘栏目的一篇文 章里,我宣称:政治角色就是要让社会作为一个整体而受益,而我就是一个献身于 保证这个国家安康的、难得的代理人。 在统一党内,人人都赞成我的宣言。到了星期一,该党的开山鼻祖——年长而 精明的安东尼奥·杜弗尔打来电话,召我去圣伊西德罗,在他的寓所里见我。 他想私下里认识我。他对自己的言论有所克制,只说了几句话。当我到达那里 时,他说道:“重要的是,这显示了我们生气勃勃,本党有了年轻的血液。” 那位给人以体弱多病印象的垂垂老者,已年届八十二岁高龄,他的手中已经牢 牢地掌握了该党数十年的缰绳。 “你干得很出色。”他又补充说,“到目前为止。我看见了在你的前方,有着 无量的政治前途。” 这番话——想一想是谁说的——使我心安理得、信心十足。在两个小时后,我 返回布宜诺斯艾利斯(译注:阿根廷首都),随后在维尔蒙特大街的一家餐厅悠然 地吃了午饭。当暮色降临时,我抵达自己的办公室。 弗拉维亚在我的书桌上留下一封信函。我突然间感到身体僵硬了。这是一只红 色信封,与我在家里收到的那只完全相同。它也没有回信地址。 在这张照片上,我和伊内斯肩并肩地坐在一张餐桌旁,在我们面前摆着菜碟、 玻璃杯和各种饮料。在桌子边还坐了其他的人。根据特定的细节来看,我可以设想 出那个地点、日期和当时的情况。 在那时,伊内斯大约是三十八岁的样子。那是偶然与许多人在一起聚餐的场景。 我和我的妻子笑容满面,似乎我们被坐在我左边的那个客人说的笑话逗乐了,他不 是别人,正是斯恰里蒂律师。我像往常一样,在我的手指间夹了一支烟。 我辨认出那所房屋,回忆起那件事情。那是1997年,在吉尔勒莫·休斯我的家 里举办的一次宴会——就在伊内斯去世前的几个月。 我感觉浑身无力、脆弱不堪。在我不知不觉的情况下,某人偷拍了那些照片, 至少是那两张照片。 一种冥冥中的恐惧——那是我从未遭遇过的,紧紧裹住了我,而且让我就在那 个时候——不断地往背后张望。我立刻检查了那个信封。 已经盖销的那张邮票上的印鉴有点模糊不清。我使用一只放大镜,方才辨认出 它是从第31邮政支局寄出的。我在电脑上查了一下,了解到它就是蒙罗埃大街5200 号大楼的维尔拉·乌尔奎萨支局。 在照片背面又有什么题词,等候着要给我猛然一击?我没有将照片翻到背面, 而是把它塞进了信封,装入我的公文包内。 “弗拉维亚,”我对着内部通讯联络系统中说道,“请你为我拿一杯威士忌来, 好么?” 当我举起玻璃酒杯时,弗拉维亚注意到我那只颤抖的手。 “你没事吧,亲爱的?你的脸色苍白,紧张不安……” 弗拉维亚和我的女儿年龄相仿,她嫁给了一个可怜的家伙、一个沾沾自喜的丈 夫。除了给我当秘书之外,她也给我的中年生活带来几分慰藉。 她用手指在我的鼻子尖上轻柔地画了一个圆圈。 “你的精神紧张不安。”她重复了一句。 “是的。”我承认了这个事实,“这个星期要交纳税款。我需要出去散步,呼 吸一下新鲜空气。我今天已经筋疲力尽。” 我一口饮尽了那杯威士忌。我在弗拉维亚的脸颊上亲吻了一下,穿上我的大衣, 夹着公文包离开了。 在利恩德罗·阿里姆大街上,已经是夜色笼罩,冬日凛冽的寒风呼啸着,送来 了附近河流的水腥味。 我从来不想要一个专职司机或者贴身保镖。自我感觉中的那种追求简单和自信 的秉性,更增添了我给别人造成的独立不羁和自高自大的印象。然而,记者们毫不 知情,继续对我抱有成见。面临新情况,我不得不在衣服内的挎肩枪套里,携带了 一支口径为0.45毫米的“伯萨·雷霆”袖珍式手枪。它不仅是我在“阿根廷联邦射 击场”练枪法的武器,而且也是我一直随身携带的那支枪。我就是自己的专职司机 和贴身保镖。 我没有将停放在公司车库里的那辆自备车开出去。我喜欢独自一人散步。带着 满脑子的迷惑,我从圣·马丁广场沿着小山坡走下去,一阵料峭的冷风迫使我将大 衣的领子竖了起来。 随后我在雷蒂罗车站那儿,走进一家酒吧兼餐厅——它坐落在米特埃铁路线的 终点处。那座建筑物的设计已经远远落后于时代,虽然带有一种几十年前的遗风, 但是它总能带给我愉悦。 我要了一杯咖啡,在心里咒骂在公众场所禁止吸烟的新条例,然后取出了那张 照片。我心怀恐惧地将它翻过来,发现了发抖的、指控我的笔迹,它似乎在我生命 的某个隐约的时刻,正要把我带到一个幽灵法庭前进行审判。 男侍者送来了咖啡,又离开了。我强迫自己去读那封短信——像以前一样,是 写在用铅笔画的一个框内的。它与早先的那封短信有密切的联系。很明显,这个写 匿名信的作者,设计了某种抽丝剥茧的游戏:伊内斯是个小心谨慎的驾驶员。在一 辆崭新的小汽车上的刹车怎么会失灵?它难道是你在你们结婚十五周年纪念日送上 的一份礼物吗?真相是不可能隐瞒的,艾格里先生。在谋杀的事实大白于天下之前, 只有一步之遥了。 (三封短信中的第二封) 时间已经相当晚了。然而,我毫不犹豫地掏出手机,给安东尼奥拨打电话。 “我需要跟你交谈一下,安东尼奥先生。越快越好。” “那么,赶快来我这儿——如果那样做可以让你感觉更好的话。” 我的坐驾只离开几个街区,可是火车站更为邻近。当我到达圣伊西德罗的时候, 我招手拦下一辆出租汽车,我把那位长老的地址拿给司机。出租车穿过沉沉夜色和 树影掩映的街道,疾驶了十五分钟,随后戛然停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