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2节:第十二章宋元时期的盗墓活动(1) 第十二章宋元时期的盗墓活动 ——盗墓风潮第四波 盗墓风愈演愈烈 《庄子》中已经有关于盗墓技术的记录。《吕氏春秋》说到先秦时期的盗墓 者为了掩人耳目,在厚葬之大墓旁侧择定住居以为掩护,日夜不停挖掘,从地穴 入墓,得盗发之利。毕沅《吕氏春秋新校正》又说到清代关中“奸人掘墓”的方 式:“率于古贵人冢旁相距数百步外为屋以居,人即于屋中穿地道以达于葬所, 故从其外观之,未见有发掘之形也,而藏已空矣。”古今盗墓技术,一脉相承。 《史记》中曾经记述,中山地方民间风行“掘冢”习俗。游侠“铸钱掘冢” 的事迹,也受到司马迁的注意。唐人颜胄曾经以这样的诗句描述民间盗墓的盛行 :“行值古墓林,白骨下纵横。田竖鞭骷髅,村童扫精灵。”“石人徒瞑目,表 柱烧无声。试读碑上文,乃是昔时英。”韩愈对于东汉陵墓多被破坏的事实,也 有“丘坟发掘当官路,何处南阳有近亲”的感叹。 宋代以来的古董收藏之风刺激了盗墓风习,而盗墓发现又为当时金石研究的 兴起提供了条件。二者辅车相依,使得宋元时期的民间盗墓之风越演越烈。 蔡絛在《铁围山丛谈》说,帝王尚好博古收藏,盗掘古器一时成风,“于是 天下冢墓,破伐殆尽矣。”《邵氏闻见后录》记载了这一故事:北宋时,有人在 长安卖汤饼民家得到高尺余的白玉奁,上刻云气龙凤、海上神山,进献朝廷,得 到“墟墓之物,不可进御”的答复,于是收入官库。同书又记述,有人在关中 “坏一古冢”,发现一件可容水一斛的碧色大瓷器,“中有白玉婴儿,高尺余, 水故不耗败。” 隐秘的、持续不断的民间盗墓活动在宋朝整个盗墓史中占了很大的比例。尤 其是在民间盗墓蔚然成风的南宋,有史可查的就有很多。 宋高宗建炎初年,长安城附近不断有盗发古墓的事件。明人在《稗史汇编》 中写道:“长安近城官道之侧,有大古冢,以当行人常所往来,故独久存不毁。 建炎初寇乱,有人发之,得古铜钟鼎之属甚多,验款识,皆三代物。冢为隧道窟 室,土坚如石,周匝皆刻人物侍卫之状,其冠服丈夫则幞头,妇人则段衣,皆宽 袖,颇类今制,而小异。乃知数千载冠服已尝如此。”这段话的意思是:在长安 附近的官道旁边,有一个很大的古墓。当时很多行人来来往往,所以这座墓一直 保存了很久而没有遭到掘盗。然而宋高宗建炎初年因为战乱,这座古墓终没有逃 过此劫,被人给盗了。盗墓人在墓里得到许多古铜钟鼎之类的器物。经人看了一 下样式,证明是三代以前的器皿。这个坟墓有个隧道,隧道的土很硬,好像石头 一样。墓室的四面墙上都刻有很多类似侍卫的人。墓主人的头上有幞头,其妻子 则穿着衣,都有着宽宽的袖子。和宋建炎期间的服饰很像,只是个别的地方有一 些小的差异。因此可以得出结论:几千年前的衣服就已经是宋代时的样子了。 其实,当时民间盗墓并不仅仅是宋朝所独有,与之并存的金王朝也有很多发 掘冢墓的情况。《金史》中就有这样的记载:尚书省奏,盗有发冢者,上曰: “功臣坟墓亦有被发者,盖无告捕之赏,故人无所畏。自今告得实者量与给赏。” 发冢事件之普遍,竟然使得本朝的“功臣坟墓”也不能保全。 宋元时期盗墓活动之所以如此普遍,主要原因仍是盗墓人太贪念于墓主的随 葬财物。司马迁在《史记》中论述社会行为往往为利益驱动时曾经说,“劫人作 奸,掘冢铸币”等敢于冒死而“不避法禁”者,其实都是出于财富的追求。《元 史》有这样的记载:元太祖时代,张荣授金紫光实禄大夫,山东行尚书省兼兵马 元帅,知济南府事,“时贸易用银,民争发墓劫取,荣下令禁绝。”也是民间出 于经济目的盗发冢墓的史例。 但盗墓有时又有令人惊异的动机。《异苑》记载,汉代人京房的坟墓在东晋 时被盗掘,遗体依然完好,“僵尸人肉堪为药,军士分割之。”据陶宗仪《南村 辍耕录》,元代有“木乃伊”可治愈“损折肢体”的传说,与“僵尸人肉堪为药” 的迷信接近。而李时珍《本草纲目》也引用过此说,可见在民间的风行。近世吴 有如《点石斋画报》有题为“群贼盗骨”的故事,其中写道:“有匪徒将棺木撬 开七八具,盗窃枯骨,有谓以之为闷香,有谓以之合药饵。事虽出于拟议,然非 专盗衣饰可比矣。”这种取枯骨“以之为闷香”或“以之合药饵”的盗墓动机, 实在令人惊异。历史上发冢斩尸(如拓跋珪发慕容详冢)、剖棺焚骨(如王颁掘 陈霸先陵)一类事例也有很多。动机五花八门,想来宋代盗墓情形亦如此。 北宋皇陵惨兮兮 后周显德六年(959 年),后周世宗柴荣病死,继位的恭帝年少只有七岁, 因此当时政治不稳。殿前都点检、归德军节度使赵匡胤,与禁军高级将领石守信、 王审琦等结义兄弟掌握了军权。后周显德七年(960 年)正月初一,忽然传来辽 国联合北汉大举入侵的消息。当时主政的符太后毫无主见,听说此事,茫然不知 所措,最后屈尊求救于宰相范质,皇室威严荡然无存。范质暗思朝中大将唯赵匡 胤才能解救危难,不料赵匡胤却推脱兵少将寡,不能出战。范质只得委赵匡胤最 高军权,可以调动全国兵马。 几天后,赵匡胤统率大军出了东京城(今河南开封),行军至陈桥驿(今河 南封丘东南陈桥镇)。当时,大军刚离开不久,东京城内起了一阵谣传,说赵匡 胤将做天子,这个谣言不知是何人所传,但多数人不信,朝中文武百官也略知一 二,谁也不敢相信,却已慌作一团。赵匡胤此时虽不在朝中,但东京城内所发生 的一切他都了如指掌,而且这也是他的杰作。周世宗在位时,他正是用此计将驸 马张永德免去了殿前都点检的职务而由他接任。赵匡胤知道皇帝的心理,就怕自 己的江山被人夺走,所以他们的疑心很重。这次故计重施,是为了造成朝廷的慌 乱,并使他的军队除了绝对听命于他之外别无他路。而就在陈桥驿这个地方,赵 匡胤的弟弟赵匡义(即后来的宋太宗赵光义)和归德军掌书记赵普授意将士把黄 袍加在赵匡胤身上,拥立他为皇帝。正月初四,赵匡胤率军回师开封,逼使恭帝 禅位,轻易地夺取了后周政权,改国号为“宋”,建立了赵宋王朝。 大宋朝定都开封,赵匡胤的子孙们开始了他们167 年的奢侈生活。前后有九 个皇帝临朝,除徽宗赵佶、钦宗赵桓被金兵掳囚死于漠北以外,其他七个皇帝, 加上赵匡胤的父亲赵弘殷共七帝八陵都选址于远离都城开封的河南巩县。这似乎 一时间难以被人理解,但人们从赵匡胤的所作所为便可窥出一点究竟。 原本,洛阳是赵匡胤首选的国都之所在。他至死对开封的地理位置都存在疑 虑。开封地处平原,无山川之险,加上黄河常致水患,而洛阳乃历代王朝之都, 山水绝佳,进可攻,退可守,颇具山河之胜。这样的都城让他感到,开封实在不 是最佳的选择。 刚坐皇位的第三年,赵匡胤便将自己父亲的棺椁迁葬巩县。朝廷主管天文历 法的星相学家卜出了永安陵的具体位置,赵匡胤颇感满意。 但迁都的事,却因忙于统一全国的战争被耽搁下来。在此之时,开封的经济 文化各方面大大发展,短时间内便成了当时世界上最繁华的大都市。尤其皇宫富 丽,建筑速度、规模都大得惊人。赵匡胤渐渐地打消了迁都洛阳的计划。而宋陵 的陵址却永远地选在了距洛阳不远的巩县。赵匡胤意在使自己的后代们死后都伴 于他父亲的周围。 尽管宋陵依规模而论,与秦、汉、唐诸陵有一定的差距,但其随陵设施、布 局等,有着自己独特的制度和规律。七帝八陵,分布在相距不足10公里的范围内, 而且,帝陵周围陪葬着21位皇后陵,140 多座皇族子孙墓,还有功勋卓著的将领 和文臣的7 座墓,以及各帝宗室200 多座,形成了一个大而密集并各成体系的陵 区。 继这座规模庞大的陵寝建筑之后,南宋、明、清等朝代,都继承了这一陵区 集中设置的制度和传统。 靠阴谋诡计起家的赵匡胤怕皇权有朝一日同样被臣属以阴谋篡夺,便玩了一 个“杯酒释兵权”的阴谋。宋太祖即位后,接受赵普建议,解除武将兵权,以免 重蹈晚唐五代灭亡之覆辙。建隆二年(961 年),太祖召侍卫马步军都指挥使石 守信、殿前都指挥使王审琦等宿将饮酒,劝谕他们释去兵权,这是消除禁军将领 发动兵变夺取政权而采取的重要步骤。开宝二年(969 年),太祖又宴请节度使 王彦超、武行德、郭从义、白重赞、杨廷璋,劝使罢镇改官,以消除藩镇割据的 隐患。赵匡胤的这一计,使皇权集中起来归自己独享。这一着狠棋,无疑是赵匡 胤的胜利,但也留下了无穷的后患,其中之一是给深宫内的后妃们提供了参与朝 政的便利。 当北宋的第三个皇帝真宗赵恒死后,他的刘皇后就垂帘听政,任命宰相丁谓 和宦官雷允恭督建真宗陵寝。墓穴好不容易选定后,主管天象的官员判司天监邢 中和去看了一番,回来后声称再往山坡上挪百步,则有一万年不遇的人间罕见的 “佳穴”,是真正的“风水宝地”。话传到了宦官雷允恭耳朵,雷允恭马上献媚, 奏禀刘皇后和宰相丁谓。 刘皇后和丁谓信以为真,准许按邢中和的说法办理。数万名工匠被征来改挖 墓穴。然而,地刚刚挖下去没有几尺深,一股清泉喷涌而出,瞬间大水汇成水池, 墓穴遂告泡汤。 在古代风水学上讲,陵墓的地宫向外窜水是不吉利之事,此事很快传到刘皇 后的耳朵里。她闻讯大怒,立即下令将雷允恭和邢中和抓来问罪。雷、邢二人被 扣上了包藏祸心、擅自移动皇堂贻误工期的罪名,惨遭斩首。而权倾一时的宰相 丁谓也因这场选陵风波被贬崖州,过上了流亡生活,也算是自作自受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