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醒来时,我感觉又冷又湿,头疼得厉害。右耳后受了点伤但没有流血。我是被 橡皮棒打倒的。 我挣扎着站了起来,发现自己处在离开车道几码远的地方,在雾气润湿的两棵 树中间。我的鞋后面沾了些泥。我是被人从道上拖开的,但没拖太远。 我掏了掏衣袋,自然,枪已经不见了,别的东西都没有少——这次经历可真有 意思。 透过雾幕我四下里探了探,没发现什么东西,也没看到什么人,不再为这个操 心了,我沿着房屋空旷的一侧向排列不齐的一行棕榈树和一盏老式的弧光灯走去, 这灯发出嘶嘶声摇曳在巷口,我那辆一直用来代步的一九二五年型的玛蒙旅行车就 停在那里。我上了车,用毛巾擦去座位上的尘上,点一点发动了车,沿着一条宽阔 无人的中间残留着已废弃不用的汽车道的大街吭吭地驶去。 我从那里开到德·卡兹恩斯大街,这条大街是拉奥林达斯的主要街道,它的名 字是以很久以前给卡纳雷斯建房的那个人的名字命名的。过了一会,出现了城镇, 建筑物,死一般静的商店。一所安着夜铃的服务站,最后是一家仍然开门营业的杂 货店。 杂货店门前停着一辆漂亮的小卧车,我把车停在它后面,下了车,看见一个没 戴帽子的男人坐在柜台旁同一个身穿蓝色工作服的店员谈话。他们的样子专心致志, 旁若无人。我刚要走进去,又停下脚步再次打量那辆漂亮的小卧车。 它是辆别克牌的,车身颜色在白天看可能是尼罗河绿色。它有两盏大灯,两个 卵形晓瑰色小灯插在当挡泥板的镍制细支杆上。司机座位旁的窗玻璃已经摇了下来。 我回到玛蒙车上取了手电简,伸进手拿到并捻开别克车主的执照,迅速地照了一下, 接着灭了电筒。 登记人是路易斯·恩·哈格。 我放回手电筒,走进店里。货店的一边摆着酒,身穿蓝工作取的店员卖给我一 品脱“加拿大俱乐部”牌子的酒,我拿到柜台上,把它打开,柜台旁有10个座位, 可我在紧靠不戴帽子的男人身旁的座位上坐了下来他开始从镜子里非常仔细地打量 我。 我要了一杯六七成满的咖啡,掺上了好多黑麦威士忌,喝了下去。我等了一会, 好让酒力使我的身子暖和起来。然后我周身打量了那个没戴帽子的男人。 他年纪在28岁左右,有点秃顶,脸色健康红润,长着一对相当诚实的眼睛,手 很聪,看上去赚钱不多。他穿着一件灰色的马裤呢短上衣,上面钉着金属或扣,显 得很不相称。 我漫不经心地低声说:“你的车停在外边?” 他坐着没动。从镜子里看到他的嘴很小,抿得很紧,他费了好大的劲才不再从 镜子里看着我。 “我哥哥的,”过了半晌他说。 我说:“来一杯吗?。……你哥哥是我的一个老朋友。” 他慢慢地点了点头,喝了一大口,又慢慢地用手摸索,终于摸到酒瓶,把酒接 到咖啡里,一饮而荆然后我看见他掏出一包弄皱的纸烟,拿出一支叼在嘴里,在大 拇指甲上划了两次火柴都没划着,最后在柜台上划着了一根,竭力装出若无其事的 样子吸了一口烟,他也深知装得并不很象。 我探出身紧靠着他心平气和地说;“这并不一定有什么麻烦。” 他说;“是呀……,……你——你说什么?” 店员侧着身子向我们靠过来。我又要了杯咖啡。咖啡送来的时候,我一直盯着 店员,一直到他走开,站到橱窗前面背向着我。我在第二杯咖啡里掺了点烈酒,喝 了一点。我看着店员的后背说:“这个车主没有兄弟。” 他绷住劲儿,但是朝我转了过来。“你认为这车是偷来的?” “不” “你认为这车不是偷来的?” 我说:“对。我只想知道是怎么回事。” “你是个侦探?” “噢——嗬—一但这不是敲诈,你尽可不必为此担心。” 他使劲地抽着烟,手拿着勺子在空杯里转来转去。 “为这事我可能丢掉工作,”他慢吞吞地说,“但我需要一百块钱。我是个出 租汽车司机。” “这点我猜到了,”我说。 他露出惊讶的表情,转过头来目不转睛地看着我。“再喝一杯,咱们接着讲下 去,”我说,“偷车的贼不会把车停在主要街道,也不会坐在杂货店里。” 店员从橱窗那边走回来,在我们两人附近忙着用一块抹布擦拭咖啡壶。一阵沉 寂。店员放下抹布。走进店铺后面,隔着板墙,开始挑衅性地吹起口哨。 坐在我身旁的人又斟了点威士忌,喝了下去,同时精明地向我点了点头。“你 听我说——我拉着一位乘客出来,说好要我等他。一个小伙子和一个姑娘开着别克 车来到我的车旁, 那个小伙子答应给我100元,要我让他戴我的帽子,开着我的出 租车进城。我得在这里呆一个小时,然后开着他的车到吐恩大街的卡雷隆旅馆。我 的车将停在那里,他给了我100元。” “他告诉你什么理由呢?”我问。 “他说他们到一个赌场赌钱,这回交了好运。他们怕进城时遭劫。他们估计赌 场里总是有一些盯梢的。” 我拿了他一支纸烟,把它夹在手指头中间。“对你讲的情节,我提不出什么怀 疑,”我说,“可以看看你的证件吗了”他把证件交给我。他叫汤姆·斯尼德,格 林高级出租汽车公司的司机。我盖上酒瓶,把它揣到侧兜里,往柜台上扔了半美元。 店员走过来,找了零钱。他好奇得要命。 “来,汤姆,”我走在他前面说,“咱们去找那辆出租汽车,我看你不用再在 这里等啦。” 我们走出店铺,我让别克车开在前边,离开了拉奥林达斯的零零落落的灯光, 穿过了许多滨海小镇,在这里靠近海边盖了很多小房子,而较大的一些则盖在后边 的山坡上。这里那里一扇窗户亮着灯光。汽车轮胎在潮湿的混凝土路上发出歌唱般 的响声。别克车挡泥板的小黄灯在转弯时隐约可见。 在西塞马仑,我们转向内地驶去,汽车嚓嘎嚓嘎地穿经运河城,来到塞·安吉 洛河道。到达吐恩大街5640号差不多用了一个小时。5640是卡雷隆旅馆的门牌号码。 这是一幢大而不整齐的石板顶建筑物,底层有个汽车房,前院有个喷水池,晚上这 里点着淡绿色灯。 469号格林高级出租汽车停在街对面, 在光线暗的那一侧。我看不出有人曾经 向车里开过枪。汤姆·斯尼德在驾驶室里找到了他的帽子,急切地坐到方向盘前面。 “没我的事了吧?我现在可以走了吗?”他的声音由于如释重负而变得沙哑。 我告诉他没什么事了,给了他一张我的名片。他拐过弯的时候已是一点十二分。 我钻进别克车,刷地沿着坡道把车开到汽车库,交给一个正慢条斯理擦车的黑孩子。 我绕道走向门厅。 服务员看着象一个清心寡欲的年轻人,他正在电话交换总机灯下看一册《加利 福尼亚州上诉案之判决》。他说路不在,从11点钟他来值班时就不在。我简短说明 了我来得这么晚的原因和拜访路的重要性,他打电话到路的房间,但没人接。 我走了出去,在玛蒙车上坐了几分钟,抽了一支烟,从我那一品脱“加拿大俱 乐部”酒里喝了一点。然后我回到卡雷隆旅馆,把自己关进公用电话间。我拨了电 话给市政厅值班室,找一个名叫翁·巴林的人。 我告诉他我是谁,他马上冲我嚷了起来。。‘你还到处转呢,简直是件奇闻。 我以为曼尼·坦南的朋友们这会儿早把你打死了呢!” 我说:“能吗?听着。你认识一个叫路·哈格的吗?他是个赌徒。他有一个赌 场,一个月以前被搜查关闭了。” 翁·巴林说他本人不认识路,但知道路这个人。 “你周围的人谁最了解他?” 我让他想了一会儿。“这儿有一个小伙子叫杰雷·克洛斯,”他说,“称得上 是夜生活方面的专家。你想了解什么情况?” “他会什么地方庆祝去了?”我说。然后我简单地把某些情节告诉了他。我没 有讲挨橡皮棍和出租汽车的事情。“他没在旅馆里露面”最后我说,“我必须找到 他的线索。” “好,如果你是他的朋友——” “是的朋友——可不是他同伙的朋友,”我厉声地说。 翁·巴林没再讲话,转而大声吩咐什么人去找人,然后贴近话筒细声地对我说: “往下说,孩子。往下说。” “好吧。但我是在同你谈话,可不许记录。我在卡纳雷斯赌场的外面挨了橡皮 棍,手枪也丢了。路和那个女人用自己的车换乘了一辆他们碰上的出租汽车。然后 就不见了。我不大喜欢这种做法,路不至于醉到口袋里装着那么多的钱在城里乱转。 就算他喝醉了,那女人也会制止他。她挺有眼力的。” “我想想办法吧,”翁·巴林说,“但不一定有指望。我会给你打电话。” 我怕他忘记,告诉他我住在梅雷特·普拉扎,然后出来,回到玛蒙车里。我开 车回到家,用热毛巾在头上敷了十五分钟,随后穿着睡衣坐下来喝加柠檬水的热威 士忌,不时地给卡雷隆旅馆打电话。 两点三十分翁·巴林打来电话说情况不妙。路没被逮捕,没住进医院,也没在 杰雷·克洛斯所能想到的任何俱乐部里露面。 3点钟,我最后给卡雷隆旅馆打了一次电话,然后关上灯睡了。 第二天早上,情况照旧。我试图追寻红发女郎的踪迹。电话簿里有28个人叫格 仑,其中有三个女的,一个没接电话,另外两个向我肯定她们不是红头发。有一个 还说要让我看看。 我刮了睑,洗了淋浴,吃完早点,走过三个街区,下了斜坡奔向康多尔大楼。 格仑小姐正坐在我的小接待室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