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我让她马上去警察局把我的物证袋取来,我的钱在里面。这事儿弄完了我们 调转车头,她把我载到玛格雷夫镇中心一带,我跟她商定一两个小时后在警察局 见面。我站在星期日早上灼热的阳光下向她挥挥手,目送她驾车离去。我朝后挪 着脚步,感觉非常之好。我要去寻索“瞎子布莱克”的故事,然后带着罗丝柯去 吃午饭,然后离开他妈的佐治亚再也不回来。 我花了一点时间在镇上四处逛悠,这本该是星期五下午做的事情。这儿其实 也没多少可去的地方。一条年头久远的乡间公路自北而南穿过镇子,大约走过四 个街区就到了一条称为主街的大道上。 开阔的街面两边散落着一些小商铺和营业所,一条条巷子把那四个街区分割 成一块块,回绕着那一片片房屋。一路走去,我看见食品便利店、理发店、户外 运动用品商店、门诊所、律师事务所和牙医门诊所。那些商业建筑后面是带有白 色护栏、长满观赏植物的公共场地。 街上,商铺和营业所门檐上的遮阳篷伸向宽阔的人行道。人行道上放置着一 些长椅,却没人坐。整个地方显得空旷寂寥。星期天早上,你走到哪儿都这样。 主街朝北延伸,笔直地插向望不到尽头的远方。沿这条路过去几百码,公共 场地北边就是警察局、消防队,再过去半英里是埃诺餐馆。餐馆再往前走,从西 面出口拐出去就是通往沃伯顿监狱那条路。 朝北而去的乡间公路直到岔路口那儿沿途都是空荡荡的,只是到了高速公路 的立交桥那儿才能看到那些货栈。我站在这儿看过去,十四英里的路上什么都没 有。 在镇子南边,我发现一片小小的公共绿地,那儿有一尊青铜雕像。一条向西 去的街道,两边都是住宅。我漫步过去,看见一个不起眼的绿色路牌,上面写着 “贝克曼街”。哈伯勒家的街道。在这地方我看不到任何远处的景象,对直望出 去有一座木结构的白色大教堂耸立在那儿,左右两边是宽阔的草坪。教堂四周环 绕着樱桃树,草坪‘周围整整齐齐地排列着漆色锃亮、擦洗得干干净净的轿车。 我隐约听见风琴奏鸣,人们在唱歌。 公共绿地上的雕像是一位叫卡斯帕·蒂尔的什么人,没准一百年前此人有过 这样那样的丰功伟绩。贝克曼街对面的另一个街区还有一片大小差不多的绿地, 朝东走过去,街角有家便利店,孤零零地出现在那儿。就是这些了,不大像一个 市镇,没有更多的去处,不到半个钟头我就把所有能看的地方都看了。 然而,这是我见过的最干净的地方,干净得令人惊讶。那一幢幢房屋,不是 新建的就是新近整修过的。路面平整如镜,人行道平展而清洁。没有一点坑坑洼 洼,没有一处藏污纳垢的死角,没有高低起伏的坡面。看上去,那些小商铺和营 业所像是每个星期都油漆过一遍。 那些草坪、花草和树木都修剪得有模有样。那尊老卡斯帕·蒂尔的青铜雕像 似乎每天早上都有人来把它舔干净似的。教堂的漆色都亮得扎眼。到处飘扬着国 旗,蓝白红三色在阳光下熠熠生辉。这地儿干净得你都没法自在地逛悠,生怕脚 印会把什么东西给踩脏了。 东南角上那家便利店出售食物和饮料,这成了它在星期天早上开门营业的理 由。可生意并不好,除了收银机后面的伙计,店里空无一人。我坐到窄窄的柜台 前,要了一大杯咖啡,买了一张星期天的报纸。 总统出巡的报道还占据着头版。现在他到了加利福尼亚。他在向那些军火承 包商们解释,为什么他们五十年来红红火火的好日子过到头了。这是继他在彭萨 科拉向海岸警卫队发表声明后的隆隆余震。海岸警卫队的船只星期六晚上返回港 口后,下回他们可能就没有出港的经费了。报纸编辑们在拼命炒作这事儿。 我丢下报纸不看了,这当儿听见开门声便朝那边瞅去。进来一个女人,坐到 柜台另一头。她年纪比我大些,差不多有四十岁。黑头发,体态苗条,穿一身做 工精致的黑衣服。她肤色苍白,近乎透明。 一举一动都带点儿神经质的紧张感。我都能看见她手腕上那些细细的丝状肌 腱。我看出她神情惶恐,脸上绷得紧紧的。柜台后面的伙计急忙上来招呼她,她 要了杯咖啡,声音轻得我都听不见,虽说她坐得很近,屋里也很静谧。 她没呆多久。咖啡喝了一半,一直看着窗外。这时外面驶来一辆黑色轻型货 车,她见车子在门口停下打了一个哆嗦。那是一辆全新的卡车,显然没有装载过 什么不值当的玩意儿。司机推开车门探出身子时我朝他瞥了一眼,一个面相粗鲁 的家伙,个头挺高。宽肩膀,粗脖子,一头黑发,胳膊上满是黑毛。看着有三十 来岁。那面色苍白的女人像幽灵似的滑下吧凳,站起来咽了咽口水。她推门出去 时我听见一阵轰鸣的马达声。那女人钻进车里,但车子没有开走,就停在路边。 我把凳子转向店伙。 “那是谁? ”我问他。 他看我的眼神好像我是个外星人似的。 “那是克林纳太太啊,”他说,“你不知道克林纳夫妇吗? ” “我听说过他们,”我说,“对这镇子我还是个陌生人。克林纳拥有高速公 路那边的货栈是吗? ” “没错。”他说,“除了货栈,那一带整个地盘也都是他的。这儿方圆好大 一片都有他的生意,克林纳先生的生意。” “他是? ”我问。 “这样说吧,”那人说,“你听说过基金会吗? ” 我摇摇头。喝光咖啡,把杯子推过去请他再加满。 “克林纳搞了一个克林纳基金会,”那人说,“给这镇子带来了许多好处。 他来这儿才五年,从那以后就像天天过圣诞节。” 我点点头。 “那是克林纳太太吗? ”我问他。 他往我杯子里加满咖啡,摇摇头。 “她身体很差,”他说,“相当糟糕,人很苍白,不是吗? 白得不正常,是 不是? 这女人非常虚弱。也许是结核病。我见过那些患结核病的人就这模样。她 以前是个挺漂亮的女人,现在好像长年累月待在密室里似的,是不是? 一个病病 歪歪的女人,一看就这模样。” “卡车里是什么人? ”我问。 “斯蒂普森,”他说,“克林纳先生第一个妻子的孩子。克林纳太太是他第 二个妻子。我听说她和前妻的孩子相处不好。,,我向他点点头,示意这番闲聊 就此打住吧。他转身去揩拭柜台后面一台电镀的什么机器。那辆黑色轻便货车还 停在外面。我同意店伙说的这女人像是长年待在密室里的样子。她像是一朵缺乏 光线和养分的罕见的兰花。但我不同意她有病的说法。我看不出她有结核病。我 觉得她似乎在忍受着别的什么痛苦,而不是病痛。这种情况我以前见过一两次。 我认为她那是一种惶惶不安。她忧虑什么,我不知道。她害怕什么,我也不想知 道。这不是我的问题。我站起来掏出五美元搁到柜台上,伙计找我的全是硬币, 他没有票子。那辆货车还没走,停在路边。司机前胸倚在方向盘上,目光越过边 上的继母直愣愣地朝我打量。 柜台后,对着我的是一面镜子,我的模样一看就是坐了一整夜的车又蹲了两 天大牢。在请罗丝柯吃午饭之前我得把自己收拾干净了。那伙计看出了我的意思。 “找家理发店吧。”他说。 “星期天有么? ”我问。 他耸耸肩。 “那家店反正就在那儿,”他说,“不是关着就是开着。” 我点点头,推门而去。我看见教堂里出来一群人,三三两两地在草坪上说着 话儿,然后各自钻进汽车。镇上别处仍是空旷无人。黑色货车还停在那儿,就在 便利店外面。司机仍在盯着我看。 我顶着太阳朝北走去,那辆货车贴着路边慢慢驶动,跟我保持一段距离。车 缓缓地向前挪动,那家伙盯着人行道上看。我快步向前走一阵,那辆车便跟了上 来,保持着距离。我突然原地站下,他一下超了过去。那人显然没料到这一招, 也不打算再转回来。这便一踩油门呼啸而去。我耸耸肩,继续走我的路。走到理 发店,低头钻进条纹遮阳篷下去敲门,门没锁。我进去了。 就像玛格雷夫的任何地方一样,这理发店也干净得令人诧异。 老式座椅亮闪闪的,工具都擦得锃亮,保养得很好。三十年前人人都觉得这 种理发店可以拆了,可现在人们又在把它找回来。人们在这上面花大笔的钱,因 为它再现了人们想要看到的美国形象。他们觉得需要找回那种旧日风情。确实, 我也认为这很像是那么回事儿。 我曾坐在马尼拉、慕尼黑的某个校园里,想像着草坪、绿树和国旗,想像着 眼前这样安置着亮闪闪的电镀座椅的理发店。 这家理发店是两个黑人老头在打理。他们的店铺只是摆在那儿,好像不是真 的为了做生意,不像是真的营业,也不是真的就不做了。他们倒表示可以为我服 务。像是一直在忙乎生意似的,看我反正也在那儿了,干吗不呢? 当然,我想我 这模样也真是需要马上处理一下了。我叫他们给我刮刮胡子,修剪一下头发,来 条热毛巾捂捂脸,再给我擦擦皮鞋。这儿墙上贴满了从前报纸上的要闻版面,我 浏览着那些林林总总的大标题——“罗斯福去世”,“对日战争胜利日”,“肯 尼迪遇刺”,“马丁·路德·金谋杀案”。一架老式台式收音机,桃花心木外壳 嘭嘭作响,音乐声温柔地飘散开去。窗边长凳上搁着一叠这个星期天的报纸。 两个老头在盆里搅着肥皂沫,往剃刀带上刮蹭着一柄折叠式剃刀,浸湿了修 面刷。他们把毛巾盖在我脸上开始动手了。一个老头拿着那柄老式剃刀给我刮脸, 另一个呆在旁边插不上手。我估计完事后有得他忙的。那个手上忙乎着的老头跟 我聊上了,就像任何一个理发师一样。他向我讲述这家理发店的经历。他们两个 从小就是哥们,一直生活在玛格雷夫,二战以前就做理发生意了。他们在亚特兰 大学的手艺,年轻时就合伙开店。他们来这儿开店时,这附近还都是废墟。他以 一个理发师的视角向我述说这个县的历史,告诉我谁谁谁在这张旧理发椅上坐过, 后来又怎么样了。向我描述各种各样的人。 “跟我说说克林纳吧。”我说。 不料,这个问题却让这话匣子闭嘴了。他停住手,想了一会儿。 “可能没法回答你这个问题,这没得说。”他说,“我们这儿最好是别说这 事儿。如果你向我打听其他人,那可最好不过了。” 我在毛巾底下耸耸肩。 “好吧,”我说,“你听说过那个‘瞎子布莱克’吗? ” “我当然知道,”那老头说,“这是我们可以聊聊的话题,完全没有问题。” “好极了,”我说,“那你能告诉我吗? ” “他经常来这儿,时不时会来,那是以前的事了。”他说,“听人说,他出 生在佛罗里达的杰克逊维拉,就在州境线上。他是从那儿出来的,你知道,又从 这儿出去,从亚特兰大出去,然后一路往北跑到芝加哥,后来又回到亚特兰大, 回到这儿,回到这儿的家。以前的生活很不一样,你知道,没有高速公路,没有 自己的汽车,至少一个穷黑人和他的朋友们不会有车。他只能步行和搭乘货车。” “你听过他唱歌吗? ”我问。 他又停下了,看着我。 “伙计,我今年七十四岁,”他说,“他出道的时候我还很小。我们这会儿 说的是‘瞎子布莱克’吧。他那样的歌手一般在酒吧里唱歌。 可我小时候,这地方还没有酒吧呢,你明白吗? 如果我听过的话,我能记得 很清楚。你还是问问我的搭档吧,他没准听过他唱歌,只是他很可能记不得了, 因为他记性差得要命。早饭吃了什么都想不起来了。我说得对不对? 嗨,老伙计, 你早饭吃了什么? “ 另一个更老的老头走过来,身子吱吱嘎嘎地靠在我旁边的脸盆架上。他苍老 的皮肉上满是皱瘢,就像那桃花心木收音机一个颜色。 “我不知道我早饭吃了什么,”他说,“我连吃没吃早饭都说不上了。可是 听我说,我也许很老了,其实老人从前的事情记得一清二楚,眼面前的事儿却记 不住,你知道,只有从前的事情才记得住。你想像一下自己的记忆,那就像个旧 木桶,知道吗? 里边装满了旧东西就塞不进新东西了,根本塞不进了,你明白? 所以我什么新的事情都记不得了,因为我的老木桶里装满了用来回忆的陈年故事。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 “我当然明白,”我说,“所以我问你以前的事儿,你听过他唱歌吗? ” “谁? ”他问。 我轮番地看着他们两个,不知道这是不是他们早已操练过的套路。 “‘瞎子布莱克’啊,”我说,“你听过他唱歌吗? ” “没有,我从来没听过他唱歌。”老头说,“可我姐姐听过。我姐姐九十岁 了,大概是这个年岁,也许她还记得。她还活着。她以前唱过歌,她和那个‘瞎 子布莱克’还在一起唱过好多回哩。” “是吗? ”我说,“她和他一起唱过歌? ” “当然啦,”皮肉上都是皱瘢的老头说,“她和任何一个过路的歌手一起唱 过歌。你知道这个小镇正好是在通往亚特兰大的大路上。 这条老的乡村公路以前直通佛罗里达,是从佐治亚北方往南去的惟一通道。 当然现在你可以走高速公路,不需要在这儿落脚,你还可以坐飞机。现在玛格雷 夫不重要了,不再有人打这儿过路了。“ “那么,‘瞎子布莱克’也从这儿过路吗? ”我催着他回答,“你姐姐和他 一起唱过歌? ” “每个人都得从这儿过,”他说,“镇子北面以前有许多接待过路人的酒吧 和旅馆。从这儿一直到消防队那一路上,所有那些漂亮的园子从前都是酒吧和旅 馆。现在都拆了,也许都是倒掉的,因为很长时间没有过路人的生意可做了。可 是从前,这镇子完全是另一番景象,整天都是川流不息来来往往的过路人。做工 的,收割庄稼的,推销员,拳击手,流浪汉,卡车司机,唱歌的。以前,所有这 些人都会在这儿留下来玩玩,我的老姐姐以前就在那儿和他们所有的人一起唱过 歌。” “她还记得‘瞎子布莱克’吗? ”我问他。 “她当然记得,”老头说,“她觉得他是活着的最了不起的人物。 说他是个真正的快歌手,会唱真正的快歌。“ “后来他怎么样了? ”我问,“你知道吗? ” 那老头苦苦地想着,想从自己褪色的记忆中搜罗出一些东西来。 他摇摇花白的脑袋,然后从热柜里拿出一块湿毛巾盖在我脸上,接着给我剪 头发,随后又带着某种结束的意味摇摇脑袋。 “说不好,”他说,“他在路上来来回回地转悠,总是这样。我记得很清楚。 过了三年,要不就是四年,他又走了。我到亚特兰大呆了一阵子,不在这儿。后 来听见说有人杀了他,也许就在玛格雷夫,也许不在这儿。是惹了什么大麻烦, 让他送了命。” 我在那儿守着他们的老式收音机听了一会儿,然后从一卷钞票里抽出一张二 十元的票子给他们,急忙出来转到主街上,朝北走去。 这已经快中午了,太阳热辣辣地烤灼着,就九月的气候而言这也太热了。街 上没有别的行人,黑色的柏油马路热烘烘地烤着我。“瞎子布莱克”曾经走过这 条路,没准也是在正午的阳光下。当那两个老头还是小男孩时,他走在这条路上, 北往亚特兰大、芝加哥一路跋涉,向往着那儿的工作、希望和金钱。正午的灼热 不可能阻止任何人奔向他们想去的地方。可是,眼下这条敷设着黑色沥青的平展 展的乡间公路却不能把你带向任何一个地方。 我冒着炎热走了一阵子,到了警察局。穿过富有弹性的草坪,看见这儿也有 一尊铜像,我推开那扇沉重的玻璃门,走进凉爽的室内。 罗丝柯正在等我,倚在接待柜台上。她身后是警察局的集合厅,我看见斯蒂 文森手里拿着电话着急忙慌地说着话。罗丝柯脸色苍白,看上去忧心忡忡。 “我们又发现一具尸体。”她说。 “在哪儿? ”我问她。 “又是货栈北边。”她说,“这回是在马路另一边,在立交桥的下面,在那 儿发现的。” “谁发现的? ”我问。 “芬雷。”她说,“他今天早上到那一带去侦察,看看是否能找到有助于侦 破第一桩案子的线索。也许会发现什么,不是么? 可他找到的却是另一具尸体。” “你知道那是什么人吗? ”我问她。 她摇摇头。 “没有能证明身份的东西,”她说,“就跟第一个一样,” “芬雷在哪儿? ”我问她。 “去找哈伯勒了。”她说,“他觉得哈伯勒可能会知道些什么。” 我点点头。 “那具尸体在那儿有多长时间了? ”我问。 “两三天吧,也许。”她说,“芬雷说这可能是星期四晚上的连环凶杀。” 我又点点头。哈伯勒是知道的。这个人是他叫去跟那个剃光头的侦探会面的。 他还疑惑怎么会杀了一个放了另一个呢? 可是那一个并没有被放掉。 我听见外面停车的声音,然后大玻璃门自动开了。芬雷的脑袋探了进来。 “停尸间,罗丝柯,”他说,“你也去,雷切尔。” 我们跟着他走进外面的炎热中,一齐钻进罗丝柯那辆没有标志的警车。芬雷 的车就扔在那儿了。罗丝柯开车。我坐在后排位置。 芬雷坐在前排乘客座上,他得扭过身子才能同时跟我们两个说话。 罗丝柯把车开出警察局,朝南驶去。 “我找不到哈伯勒,”他说话时眼睛看着我,“他家里什么人都没有。他有 没有跟你说过要去什么地方? ” “没有,”我说,“一个字也没说。我们整个周末几乎没说话。” 芬雷朝我咕哝了一声。 “我得找到他,了解他知道的跟这事儿有关的所有的一切。”他说,“这事 儿他妈的可真严重了,他知道内情的,肯定是这么回事。他跟你说过什么,雷切 尔? ” 我没回答。我还不能确定自己站在哪一边。芬雷一边? 也许吧,问题是芬雷 在处理哈伯勒卷入的事情上若是一着不慎,哈伯勒和他一家就玩完了。毫无疑问 是这样。所以我觉得自己还是不过分靠向哪一边为好,然后尽快从这该死的事情 中脱身出来。我不想搅进去。 “你打过他的手机吗? ”我问。 芬雷咕哝着摇摇头。 “关机了,”他说,“是机器声说的。” “他来取走他的劳力士表了吗? ”我问他。 “他的什么? ”他问。 “他的手表,”我说,“星期五他把那只一万美元的劳力士表交给了贝克, 就是贝克把我们上了手铐要押去沃伯顿那时候。他来取表了吗? ” “没人说起过。” “那好,”我说,“那他肯定有什么急事儿去了某个地方。就算是哈伯勒这 样的人也不至于把一只价值一万块的手表扔到脑后,是不是? ” “什么急事儿? ”芬雷问,“他跟你说了什么? ” “他没告诉我什么事儿。”我说,“就像我跟你说的,我们几乎没说过什么 话。” 芬雷在前座上回头盯着我看。 “别糊弄我,雷切尔。”他说,“直到找到哈伯勒为止,我一定要追问,哈 伯勒到底跟你说了什么。别跟我扯谎了,什么整个周末他都闭着嘴巴,因为像他 那样的人根本不可能做到这一点。我知道,你也知道。所以别来糊弄我,好不好 ? ” 我只是朝他耸耸肩,他不可能再把我逮起来。也许我可以从停尸间那儿搭上 车走人。我错过了和罗丝柯的午饭,遗憾。 “那具尸体是怎么回事? ”我问他。 “跟上一次非常相似,”芬雷说,“好像是发生在同一时间。被枪打死的, 也许是同一把枪。这人死后倒没有被踢得一塌糊涂,不过看来应该是同一桩案件。” “你们不知道他是谁? ”我问。 “他的名字叫谢尔曼,”他说,“除此之外一无所知。” “告诉我怎么回事。”我出于习惯问了一句。芬雷想了一下。我看出他决定 回答,就像我们是拍档似的。 “一个身份未明的白人男子,”他说,“跟上一次的情况一样,没有证明身 份的东西,没有皮夹,没有明显的身份标识。但这人戴着一只金表,表壳后面镌 刻的字样是:‘给谢尔曼,爱你的朱迪。’他大致三十到三十五岁的样子,也很 难说,因为他在那儿躺了三个晚上了,被虫子、老鼠啃噬得不像样子,你能想像 吗? 他的嘴唇、眼睛都没了,好在右手还完整,因为给压在身下了,所以我们取 到了完整的指纹。我们一小时前送去验对,如果运气好的话,也许能有收获。” “枪击致死? ” 芬雷点点头。 “看上去是同一把枪,”他说,“小口径,软头子弹。第一枪似乎只是打伤 了他,他还能跑。好像又被击中两三枪,但还能跑到高速公路下面躲起来。他倒 在地上流血而死。他没有被踢断全身骨头是因为他们当时没找到他。这是我的看 法。” 我细想了一会儿。我星期五早上八点光景路过那儿,恰好经过那两具尸体。 “你说他的名字叫谢尔曼? ”我问。 “他的名字刻在手表上。”芬雷说。 “没准不是他的表,”我说,“有可能是偷来的,也有可能是继承的,或是 从街上哪家当铺里淘来的。” 芬雷只是低声咕哝。我们朝南驶离玛格雷夫总有十多英里了。 罗丝柯在旧日的乡间公路上一路高速行驶。这当儿她放慢了车速,拐向左边 一条笔直地指向远处地平线的小路。 “我们到底要去什么地方? ”我问。 “县医院。”芬雷说,“就在黄泉镇,南边那个镇子。不远了。” 我们的车子继续往前。黄泉镇逐渐浮现在视野里,地平线上那个影影绰绰的 黑点渐次放大。县医院就在镇上,那些大大小小的房舍自成一体。当传染病人需 要隔离时,这样的地方倒挺合适。这是一家大医院,一片挨挨挤挤的宽大的低层 建筑占了大约几英亩的地方。罗丝柯放慢车速拐进入口通道。我们按着警笛一路 前去,路边一排排房子里正要出来的人吓得又退了回去。太平间呈长条状,老大 的卷闸门打开了。我们把车停在门口的院子里,互相看了一眼,进去了。 一个医生模样的人把我们带到办公室。他坐到一张金属写字台后面,挥手让 芬雷和罗丝柯坐到同一张长凳上,我则倚在电脑和传真机之问的柜子上。这不是 什么值钱的设备,是几年前置备的便宜货。 每样东西都显露出磨损、刮擦的污迹,跟玛格雷夫警察局完全不能相比。坐 在写字台后面那人一脸疲惫。他不算老,也不年轻,也许和芬雷差不多。一身白 大褂。他一看就是那种能让你信服他的判断的人。他没有作自我介绍,他的举止 好像我们应该知道他是谁,是干什么的。 “需要我给你们提供些什么? ”他问。 他逐个地瞧着我们三个,等着。我们也看着他。 “是同一个案件吗? ”芬雷问。他深沉的哈佛腔在这简陋的办公室里响起。 那医生模样的人朝他耸耸肩。 “一小时前我才看到第二具尸体,”他说,“不过,应该说没错,是的,这 是同一桩案子。几乎可以肯定是同一把手枪。两个人似乎都是被那种小口径枪打 死的,是软头弹。这种子弹速度不快,像是带了消音器。” “小口径? ”我问,“口径多小? ” 医生疲惫的眼睛从我这儿转开去。 “我不是武器专家,”他说,“但我猜是点22的。我觉得是这种口径。我得 说,我们还观察到点22软头弹的射入部位。具体说,就是第一个人头部的创口。 两处小小的射入创口和大面积的爆裂,这是软头弹的特征。” 我点点头。这确是软头弹的射击效果。击人目标后在里面炸开来。这种子弹 穿过任何生理组织都只是那么一个小孔,可它会在里面炸开一个大洞。看来,这 是一把很不错的点22带消音器的慢速手枪。如果不使用消音器,子弹初速会产生 次声。不然,这种子弹射向目标时自身就轰轰作响,像一架微型战斗机。 “没错。”我说,“他们是在被发现的地方给枪杀的吗? ” “毫无疑问是这样。”那人说,“两具尸体的死后坠积表明如此。” 他看着我,像是要我问他“坠积”是什么。我知道是什么,但出于礼貌我也 得装不懂。所以我像是大惑不解地看着他。 “死后坠积,”他解释说,“就是那些红色淤块。人死后,循环系统就停止 了,对不对? 心脏不再跳动,血液就顺从地心引力,在体内沉底了,进入容易流 向的最低处的血管,通常会进入靠近地面或是身体倒地部位的皮下毛细血管。先 是红细胞沉降,所以皮肤呈露红色,然后出现凝块,使着色固定了,就像是照相。 几小时之后,着色就定型了。这个淤斑在第一个人身上就是他倒在货栈前面地上 的部位。他是被枪杀的,倒下去时已经死了,他死后又被一个施虐狂往身上踢了 几分钟,然后在那儿躺了八个小时。毫无疑问是这样。” “你怎么解释踢尸体的行为? ”芬雷问。 医生摇摇头,耸耸肩。 “从没见过这种情况。”他说,“有时我在杂志上也见过这种案例。 显然这是某种变态行为,没法解释。我觉得这跟死者没有关系。没必要再伤 害他了,因为他已经死了。所以这肯定是踢打者的某种泄愤情绪,是难以置信的 愤恨。踢打的那股猛劲简直吓人,弄得惨不忍睹。“ “那第二个呢? ”芬雷问。 “他跑了一段路,”医生说,“第一枪打中他后背,但没击倒他,他跑了。 跑动中又挨了两枪,一枪在脖子上,致命的一枪在大腿根。‘击穿了他的股动脉。 他跑到高速公路隆起的地方,倒地流血而死。毫无疑问是这样。如果不是星期四 晚上整夜都下雨,我可以肯定你们总能发现一路上的血迹。他倒地之前足足流了 一加仑的血,因为那具尸体里面没剩多少血了。” 我们都陷入了沉默。我想像着第二个人绝望地在路上跌跌撞撞地逃命的情景, 他想找个藏身之处躲起来,可是子弹射进了他的身体,他猛地冲下高速公路的斜 坡,倒在地上,在夜间虫豸的噬咬中死去。 “好吧,”芬雷说,“那么我们可以具体来设想一下两个被害者的情形了。 那是一个三人组成的杀手团队,杀手突然现身,朝第一个人头部射了两枪,与此 同时第二个人就逃离了,在逃跑过程中他挨了三枪,对不对? ” “你认为这是个三人杀手团? ”医生问。 芬雷点点头向我看过来。这是我的推论,得让我来解释一下。 “三个生性不同的家伙。”我说,“一个出色的枪手,一个疯狂的变态者, 一个白痴样的掩埋者。” 医生慢慢地点点头。 “我可猜不出来,”他说,“第一个人是近距离开枪打死的,我们也许可以 猜测他认识杀手,允许他们挨近他身边? ” 芬雷点点头。 “只能是这种情况,”他说,“五个人碰到一起,三个攻击两个。这桩凶杀 胜算很大,不是么? ” “我们知道凶手是谁了吗? ”医生问。 “我们甚至还不知道被杀的人是谁。”罗丝柯说。 “你对被害者有什么分析吗? ”芬雷问医生。 “对第二个人说不出什么,除了手表上的名字。”医生说,“我一小时前才 在验尸台上看到他。” “那么,你对第一个人怎么看? ”芬雷问。 医生在桌上翻着一些笔记,但他的电话响了。他接了电话听了一下又递给芬 雷。 “你的。”他说。芬雷从凳子上探身向前接过听筒,听了一会儿。 “好的。”他对着话筒说,“马上打印好传真过来,好吗? ” 然后他搁好听筒坐回凳子上。他脸上露出一丝微笑。 “是斯蒂文森打来的,他在警察局里。”他说,“我们终于找到第一个人的 指纹配对了,再做一遍是对的。斯蒂文森马上传真过来,你先说说你掌握的情况, 我们可以凑到一起来分析。” 那个疲惫的穿白大褂的人耸耸肩,拿起一张纸片。 “第一个人? ”他说,“我还没有掌握多少情况。那具尸体给踢得一塌糊涂。 他是个高个子,相当健壮,剃着光头。主要是牙齿的问题。这人好像在世界各地 都治过牙齿。有的像是在美国做的,有些像是在外国做的。” 在我屁股边上,传真机开始咔咔转动起来。一张薄薄的纸片吐了出来。 “从这一点上我们可以得出什么结论呢? ”芬雷问,“这是一个外国人吗? 还是一个住在国外的美国人? ” 薄薄的纸片落下来,印字的一面落在地上。传真机停下来没有声音了。我捡 起那张纸扫了一眼。又看了一眼。我全身发冷,像是瘫痪似的全身是一种动弹不 了的感觉,被什么东西紧紧裹住了。我简直不能相信从这张传真纸上看到的东西。 天塌下来压到了我身上。我两眼瞪着医生。 “他是在国外长大的,”我说,“他每到一处都会去看牙齿。他八岁时在德 国摔断过右胳膊。他在韩国首尔割了扁桃体。” 医生抬头看看我。 “他指纹上有那么多信息? ”他问。 我摇摇头。 “这人是我的哥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