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夏夜,雷雨之后的遐想 一个凉风徐来的夏夜。 白天,是接连不断的雷阵雨。雨后的斜阳中,艾青在街头散步。一切都赏心悦 目——在他的多情的、笑眯眯的眼睛里,这被雨水冲洗过的马路、树叶,乃至路边 一家医院的铁栏杆,都显得生机勃勃、新鲜活泼。这个夜晚,他有好几次提到夏雨 及雨后的美感。 他说:太阳光在鲜嫩的叶子上跳动,就跟圣诞树一样! 他说:马路上还流着很深的水,过马路就像过一条小河似的。 他还说了很多,笔者却在欣喜与惊讶中忘记了不少。 他坐在沙发上,目光从打开的窗户里穿过,徘徊在青枝绿叶间。 音乐般的“沙沙声”仿佛是一片叶子对另一片叶子的呼唤。 仿佛是夜行者的吟哦。 仿佛是诗人的心,在和大地上的绿色接吻。那个时候,他和他的雕像,无论是 神情还是态势,都是别无二致的。 是沉默,也是奔放。 是停滞,也是飞跃。 是心灵的驰骋。 是诗笔的神游…… 也许,只有在这个时候,他才是真正自由自在的——在想象和联想的两条神奇 的轨道上,在形象思维的飘荡的云絮中,在无限延伸的各种线条的交点上,在色彩 的组合和映衬下…… 有天光云影,丽日和风,有风雨雷电,地动山摇…… 半个世纪的创作生涯,曲折多于坦途;艰难胜于顺利;痛苦高于幸福。 有爱的抚慰,也有恨的磨砺。 在热闹的都市,有过舒适的宅院。 在荒凉的边地,走过跋涉的小路。 失望过,但,从没有绝望。 冷漠过,但,从没有涡灭。 多么漫长的构思! 多么遥远的寻觅! 多么凝重的含蓄! 但,不管他走的路有多么艰难,也不管命运曾经怎样无情地捉弄、折磨过诗人 ;他没有倒下,他没有怀疑过自己作为一个诗人的价值;他的人生的实践与诗的实 践是始终如一的,如同他早在1939 年写的《诗论》中的这样一段精彩的描述—— “我们的诗神是驾着纯金的三轮马车,在生活的旷野上驰骋的。那三个轮子,闪射 着同等的光芒,以同样庄严的隆隆声震响着……”艾青所指的三个轮子是:真!善 1 美! 从来没有谁像艾青那样对真、善、美的概念引用得那么鲜明而又具体——“真 是我们对于世界的认识;它给予我们对于未来的信赖。善是社会的功利性;善的批 判以人民的利益为准则。没有离开特定范畴的人性的美;美是依附在先进人类向上 生活的外形。”在这里,以及别的《诗论》的章节里,我们所看到的艾青,不仅有 诗人的火花,而且有哲人的智慧。 他是十分重视形象思维和形象的——甚至视之为诗歌创作的根本之一。 但,同时他又时时以哲学家的眼光来观察生活,予以取舍。他的诗的语言的独 到性,往往是因为包含着哲理的缘故。他在理论上的独到的见解,与在实践中的独 到的创造。是互为依存、互为引证,互为补充的。 他之所以要比别的写诗的人高大,是因为:他是诗论家的艾青以及待人的艾青 的重叠。 他一生都在探索。半个世纪的漫长历程中,他的诗的风格、形式、手法乃至题 材的选择等等,均有着各种各样的变化,但,作为诗的艺术的根本性的追求,却是 始终如一的:真、善、美。如果说1939 年末脱稿的《诗论》因为战争、离乱种种 原因,还不可能使大量的读者很快读到,而建国以后,我们对诗的美学的研究、介 绍也还是贫乏的话,那么在四十年之后的1979 年,艾青写的一篇短文“诗人必须 说真话”,却几乎是有口皆碑的了。 他在文中是这样说的——诗人要忠于自己的感受。所谓感受,就是对客观世界 的反映。 并不是每首诗都在写自己。但是,每首诗都由自己去写——就是通过自己的心 去写。 没有兴奋而要装出兴奋,必然学会撒谎。自己没有感动的事,不可能去感动别 人。 当然,说真话会惹出麻烦,甚至会遇到危险。但是,既然要写诗,就不应该昧 着良心说假话。 有人惊呼:“艾青仍然是艾青。”有人奇怪:“艾青仍然是艾青。”是的,按 照生活的一般规律,二十一年的流放生涯,东北的冰雪,西北的风沙,应该把它磨 练得圆滑一点了,应该学会几句“今天天气很好,哈哈哈”之类的应酬与客套了, 但,他实在没有学会,没有什么“长进”。 依旧是那样执着。 依旧是那样真诚。 依旧是那样天真。 也是早在1939 年,他的《诗论》中就有过这样的论述:“不要把混沌与朦胧 指为含蓄;含蓄是一种饱满的蕴藏,是子弹在枪膛里的沉默。”在当今诗坛上关于 朦胧诗的争论中,他本可以什么也不讲的,谁也不得罪,稳坐着“诗坛泰斗”的交 椅,对谁都笑嘻嘻。但,那不是艾青,他讲了,其实只是重复四十多年前的他的观 点,略加引伸就是了。 有几个人咒骂他,希望他早一点进火葬场。这些话印在一个油印的刊物上,寄 到北京的一个大刊物,大刊物的人再转交给艾青。可是,他依然花很多的时间接待 来自四面八方的青年诗歌爱好者,看他的诗,听他们谈各种有趣的问题。 他说:“对青年诗作者的希望,很大!这就是写出好诗来,各人按各人的兴趣 写,自己想写什么就写什么,不听从这样写那样写的指令,思想解放一点,不要怕 这怕那。怕什么?怕忽然飞来横涡。当然一点不怕也是假的,不怕也是怕,怕一点, 不要怕得太厉害。”他是把自己放在青年朋友中间的,他总认为诗人与诗人之间应 该是平等的。他说过:“都是各自一家,我只是千家万家中的一家。”外国的诗, 以及外国的各种流派——象征主义,现代派,意识流等等,艾青都是并不陌生的, 一点也欺瞒不了他,也吓唬不了他。 艾青自己恰恰也是这样一个诗人:他是在学诗之初便大量地吸取了外国诗、外 国文学艺术的营养,从而走上自己的创作道路的。自然,在长期的创作实践中,他 的最根本的成功之处还在于:他没有一刻忘记自己是个中国人,自己是个在中国写 诗为着人民而奔走呼号的诗人! 艾青又是极为重视诗人的个性的人,他说过:“有你自己特点的诗就是好诗。” 他对平庸之作的鄙视是显而易见的,他对朦胧诗的指责的范围是小而又小的:“那 些实在叫人看不懂的诗。”他对多变的理论象‘崛起论’的鼓吹者,批评要尖利得 多“‘崛起论’者,借‘崛起论’崛起了自己。”他是从雷雨中走过来的。 那是怎洋的自然和人生的雷雨啊! 他在雷雨中的跋涉之路,是一根如此漫长的曲线…… 有时,他好像是真的孤立无援了,乃至绝望了;只有雷雨,无边无际的雷雨。 有时,他在力图寻找星星的时候,星星不见了;只有雷雨,无边无际的雷雨。 这是谁说的?哦,对了,是艾青同时代的一个女诗人、石评梅说过:生如闪电 之耀亮,死如慧星之迅忽。那么,这无边无际的雷雨,也是生命的一种启迪。 不是吗?在天山脚下的大戈壁上,在白天做“大右派”,被“专政”而剥夺自 由后,晚上,有时也是而后,他站在大地上举目望去,天山的影子已经看不见了, 天上的星星却是合情脉脉的…… 他在雷雨之后的回首,是充满了神驰遇想的——东北大森林里的“猴头”滴着 露水,新疆戈壁滩上的梭梭草会闪出亮光,地底下不知又有什么精灵、矿藏在孕育 中。还有鱼化石…… 他不喜欢打伞。 他觉得小雨滴落在身上是一种很亲近的表示。 一切的艰难险阻,如海里激浪、天上的雷雨,当它们向你卷来时,落荒而去是 不行的,只有面对着——艾青是笑咪咪地面对着的。 这果然是因为他是大堰河的儿子,从小为一个勤朴、善良的农妇所哺育;却也 是他的生活的实录,几乎总是风风雨雨,干脆懒得打伞了! 但,他是为伞写过诗的。 他希望伞是这样的——雨天,不让大家衣服淋湿,晴天,我是大家头上的云。 雨后,一切都是新鲜而纯净得多的。 仿佛就连人的思想也经过了过滤似的。 站在北纬饭店他寓居的二楼一扇启开的窗户前,他说:窗户是很美的。 真的,大自然在一扇扇窗户里变得具体了,望得见天上的星星,以及远处的光 的流动。望着窗下拥挤的四合院、和四合院的几乎是一成不变的灰色的围墙,艾青 的感慨是凝练而深沉的:我们还是太穷啊! 世界就是这样组成的:高的和低的房子;各种各样的窗户和窗帘;各有欢乐; 各有忧愁…… 在夜晚,生活将会变得宁静,色彩也似乎少了,夜暮将要融化掉一些白天里的 喧嚣及缤纷。 平静可见心境。 单调反而真实。 就连低垂的星空,也总是若有所思的样子,于是,望星空,便成了地上的自古 以来多少诗人吟唱的主题!艾青说过:给一切以性格,给一切以生命。 请看艾青笔下的月光: 前天晚上我在北京的院子里看见月亮笑眯眯,默不作声今天早上我在汉堡又看 见月亮在窗外,笑眯昧,默不作声不知道她是怎么来的她却瘦了也是个夜晚…… 艾青在参加1980 年3 月下旬于美国举办的“国际写作计划”活动后,回到了 祖国。 笔者曾经去采访过——是用对话的形式聊天——艾青对于几个月的异国生活、 长途旅行是留下了一些美好的印象的。有的是故友重逢,而时代竟已全非往昔;有 的是旧情重叙,因为真挚而久久难忘;也有的是回忆中的一片红枫叶,秋天是随着 它飘来的这一席对话记录如下: 问:当你远渡重洋,回到祖国以后,你觉得你对这一次美国之行的最深的印象 是什么? 答:是友谊。是一群热情的侨胞。是美国的友好人士。 在爱荷华,聂华苓一家把我们当作家里人,每天都要打电话问问我的身体情况, 有些什么不适应的。还有不少旅美的华侨、作家、诗人,我们到哪儿,都由他们热 情迎送与接待,是非常感动人的。 在波士顿,我们去看过美国汉学家费正清。他的记性真好,提起了一件我已经 忘记了的往事。1946 年,费正清在美国驻中国大使馆的新闻处工作,他曾去过解 放了的张家口,到华北联合大学访问我们。这次一见面他就说: “你当时对我说,希望美国给我们送来惠特曼,不要送来马歇尔!”他的夫人 还请我们吃了自制的点心。 罗伯特·佩恩是美国的翻译家,翻译过我的诗。1946 年也去张家口看过我。 当时,在交谈中,我说过喜欢德国的木刻家珂勒惠支的作品。罗伯特·佩恩一直记 着我这句话,这一次在纽约,他为我们举行很大的招待会。他事先准备了一本珂勒 惠支的作品选集,一见面就送给我了。而且题了几句话。 在马里兰,国际交流总署的安娜女士把我们请到她家里,点上蜡烛举行宴会。 她和她的亲戚都芽了晚礼服接待我们,那几天正是美国竞选总统很激烈的时候,安 娜女士在席间对我说:“不管将来谁是美国总统,中美两国人民的友好往来是一定 要发展下去的”。这样的话是令人难忘的。 想起爱荷华的红叶也是很美的,到处都是。我在许多红叶村下照了相。 但是,友谊的树是常青的。 问:在一次你和别的同志的谈话中,谈到在美国见到过的一些抽象派的画与雕 塑,希望你稍微详细一点地谈谈你在这方面的所见、所想。 答:见到了一些,但,不是全面的。 美国各大城市都有美术馆,中间都有陈列现代作品的房间。 抽象派的绘画和雕塑随处可见。我们在爱荷华一家戏院门前的草坪上,看到一 堆砌房子用的预制块。我以为是一个公共厕所,有人说可能是要修房子,聂华苓的 大女儿告诉我们:“这是雕塑——抽象派的雕塑。”这在欧洲也见过。一个很大的 广场上,一个很高的教堂前面,竖了一根二、三丈高的木头,纵断面锯开,没有锯 完,顶端锯开约十厘米宽。有人问我这是什么东西呢?我开玩笑说:没有完成的工 作。这也是雕塑。 也有一个红的方块,加上一个黄的方块,就算绘画,挂在客厅里;如果这些都 是艺术的话,什么都是艺术了。 抽象派的最典型的理论是:你自己以为是什么,就是什么。 问:你能谈谈《香港》这首诗的构思和写作经过吗? 答:我开始写这首诗时,是完全否定香港的。后来,打出清样,送给我看,报 社的同志提了意见,认为香港也有值得赞扬的地方。我作了修改,把骂香港的有些 句子删掉了,如“海盗的私生子”之类,加了最后一段。这就比较全面了。可见, 写了诗以后多请几个人看看,是有好处的。发表前提意见比发表后打棍子要好。 当然,香港究竟是殖民地,它的繁荣是恶性的、畸形的。整个资本主义世界都 在这儿竞争,喧嚣得很,嘈杂得很,资本主义的坏东西都集中到那里了。 大家都知道鸦片战争。大家都不会忘记历史。 过去说“吃在广州”,其实,现在应是“吃在香港”。香港有很多好吃的,我 也吃了。但不能因为吃得好就说香港什么都好。问:你对中国当前的新诗现状,是 感到高兴,还是担忧?你以为新诗目前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什么? 答:既不高兴,也不担忧。 高兴是因为非常好,担忧是因为非常坏。现在新诗的现状既不是非常好,也不 是非常坏。 新诗还是在前进的。有不少新人出现了,要比过去汪何时候都好。更不能和 “四人帮”的时候相比。但,也只是开始,从“四人帮”垮台,还只有三、四年的 时间嘛。 新诗的销路不好,同出版、发行有关。他们有成见,认为新诗比不上《七侠五 义》,比不上张恨水的小说,有什么办法?看诗的人还是有的,我的《诗论》前后 出了八个版本,现在还有很多读者来信要。据说去年再版时只印了一万多册。最近, 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人打电话,问我还有没有这本书,说一个研究我的诗的外国人想 要,我说我的书都送光了。 我一贯主张,诗要通过形象思维来表达思想感情,用最精炼的语言表达最丰富 的内容。学会了形象思维,用比较自由的形式,比较精炼的语言去写,道路是无比 广阔的。 最广大的读者总是希望诗歌更多地反映现实生活的。把反映现实的涛加以排斥, 大家都写起“朦胧诗”,这怎么行呢? 问:你是怎样在表现自我和表现人民之间,努力取得其一致性的?你认为能够 一致起来吗?倘是可能的话,又怎样才能一致起来呢? 答:可以,也应该写自我,但,一定要通向人民。在《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 我写过:“苦难的浪涛曾经几次把我吞没而又卷起——流浪与监禁,已失去了我的 青春的最可贵的日子。”在《我爱这土地》的诗里,我也写过: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我写过很多表现自 我的诗,但,又不仅仅是写我,我同时写“寒冷封锁着中国”,也写了“中国的路 是如此的崎岖,是如此的泥泞呀”,等等。 还有一些诗并不是直接写“我”——但,融进了我的经历,我的经验,我的情 感。比如《光的赞歌》,《古罗马大斗技场》等等。用诗的语言形象地表述了历史 发展到某一阶段的真理。 诗人离开了人民,就像鱼离开了江河大海一样。 问:关于某些看不懂的“朦胧诗”,你过去发表过一些意见,你现在有什么新 的看法? 答:“朦胧诗”中,有一些不是太坏的,有一些比较好的,可以发表。 什么是太坏的呢?——我指的是那些没有内容、做文字游戏的、猜谜语连谜底 也没有的怪诗。不要把怪胎、废物与畸形当作是美好的东西。 编辑自己实在看不懂的诗,就可以不发表。 “朦胧诗”的问题,关键在于一些评论家。本来,作为一种风格的朦胧是可以 存在的;但,调子越唱越高,不是引导,而是一味吹捧,对年轻人毫无好处,只有 造成混乱、骄傲自大与目空一切。其实,后来真正“崛起”的是那些评论家。 一首成功的诗总得有形象,给人以美感。 离开了形象思维就无法谈诗。 问:请你谈谈诗风和时代精神的关系。 答:总的来说,是时代影响诗风,而不是诗风影响时代。诗人是随着时代去感 受、去思考、去反映的。 慷慨激昂的时代,靡靡之音就不容易抬头:和平的时代就会有比较纤丽的诗风 出现。 我所坚持的诗风还是八个字:朴素、明朗,单纯,集中。但,我并不一概地反 对朦胧诗。 问:你在香港说过,在抗战时期,在追求人民解放的月子里,你的诗要写得好 一些,在和平时期相对而言要弱一些,这是为什么? 答:矛盾越尖锐,写得越多、越深沉。反之,就会显得平稳,就很难写。 经过了“文化革命”这些年,经受了磨炼,现在我写得又比较多了。 问:请你对青年诗人,对广大的青年诗歌爱好看谈谈你的希望。 答:为人民多写诗,而且要努力写得好一些——即使为自己写也一样。 要让人看得懂,读得下去,能感动人。 要深刻地理解生浴,无非是洞察生活中的矛盾,表现这个矛盾——歌颂也好, 暴露也好,都是为了把生活推向前进。 诗人要突破自己,首先要从构思上突破。 写诗不仅需要饱满的感情,还需要智慧——也可说机智、敏感。要善于寻找最 鲜明的形象,寻找最恰当的比喻,最好的想象。我最近读了黄永玉的几首诗,觉得 很好,有构思上的突破,语言也巧妙。比如:“比苍蝇还不卫生”,就很新鲜。再 比如:“他是动物,却跟植物一样沉默”,很深沉。 探索和追求都是好的,对青年诗人来说尤其重要。 我已经七十一岁了,还在苦苦地探索。 关键并不在于用什么手法,而在于怎么去写。我那首1932 年写的《芦笛》是 用象征派手法写的,但,我写了:“谁不应该朝向那白里安和俾土麦的版图,吐出 轻蔑的唾液呢!”——这就写了现实,写了革命。 我愿年轻人有更大的进步、更大的收获! 当笔者告别艾青的时候,已是深夜。虽然觉得还有很多问题要谈,却不忍再留 下去了一再过三、四个小时,艾青就要开始每天照例的写作——他是习惯于早晨三 时左右起床,一直工作到早晨八、九点钟的。他常说,这个时候头脑最清醒,思路 也明快,就像草叶上的露水。他常说:“我还有几个早晨可以努力的!” -------- 泉石书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