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2章

    通过在危机时刻启动的奇怪的苏格拉底程序，我们慢慢制订了一项计划。灾难
程度是明显的：不是最糟糕的情况，但有五十二人死亡，更多的人受伤，而且天知
道有多少人的精神受到了创伤。五十二个死者。五十二个有着家庭、朋友、女朋友、
男朋友、孩子的人。五十二个本来享受着丰富多彩的人生的人。五十二个那天早上
起来根本不知道这是他们最后一次醒来或者与人吻别的人。

    我把其他领袖召集起来解释了情况。对于是否离开这次峰会我确实感到非常为
难。现在回想起来，这是非常明显的：我应该回伦敦。但当时却看不大出来有这种
必要。对此最为强调的是雅克：你必须回去，英国人民期待着你回去。峰会怎么办？
我问。我们同意，峰会由迈克尔？杰伊爵士主持。

    在告知媒体一旦我知道事实就会在唐宁街发表公告之后，我举行了一次非常简
短的发布会。查尔斯将主管议会那边的事宜。搭乘皇家空军的一架直升飞机从邓迪
机场起飞，我们飞到了诺索尔特，并从那里到了唐宁街。

    即使在最为悲剧的时刻也仍然会有荒唐的场合。法国大使热拉尔？埃雷拉问他
是否可以跟我们同机回去。我们当然同意了。飞机起飞以后，机上的乘务员问我们
想不想吃点东西，因为我们都错过了午饭，大家都很饿。没有时间准备任何东西，
午饭只有一碗不新鲜的土豆片、一些很差劲又很咸的花生，以及几块三明治，那些
三明治要是放在英国铁路公司的强盛时期，肯定会被他们拒绝。我偶尔瞥见了埃雷
拉，看到他的脸在抽搐。如果我们因为雅克攻击英国烹饪而以诽谤罪把他告上法庭，
埃雷拉将会是为他辩护的第一位证人。

    回到唐宁街后我们尽最大力量整理了已有的事实，并召集了内阁办公室情况通
报室紧急会议。最糟糕的事情是不知道还会发生什么。就这些了吗？谁干的？为什
么？这显然是基地组织网络的一部分，但这次具体是谁干的，人在英国国内还是在
国外？还需要一段时间才能给出所有这些问题的答案。在事发之后的几个星期里，
我们都接到电话威胁说有新的袭击，或者接到有关袭击企图的情报。这实在是场噩
梦。每一次电话都可以是关闭机场或者交通基础设施、封闭市中心的原因。我们在
7 月22日不幸误杀了巴西学生让？查尔斯？德梅内塞斯；后来证实这是一次可怕的
失误，但我也为涉及此事的警官感到深深的遗憾，因为他们是出于善意，想保证这
个国家的安全才采取行动的。有一次我们为最新接到的袭击威胁召集了内阁办公室
情况通报室会议，尽管有关的情报看上去很不足信。很难不理睬它。为此采取行动
也很难。要行动我们就得再次关闭地铁。因此：行动还是不理睬？我依次看着桌子
周围坐着的人，最后问伦敦警察厅厅长伊恩？布莱尔——他在整个袭击过程中和袭
击以后做出了杰出的工作——该怎么做。“恐怕这是要由你决定的事。”他说。我
决定不采取行动，但当他们威胁要进行袭击的时刻来临的时候，我度过了一个焦虑
的难眠之夜。

    在从苏格兰南下的整个航程中我都在仔细地思索，作为一个国家我们应该如何
反应。乔纳森、查尔斯和其他人可以负责具体与直接的反应；我应该专注的是如何
表达我们作为一个国家的感受。这不是在“装模作样”或者是要“引起同情”，像
人们经常愚蠢而玩世不恭地所说的那样。在这样的时刻，这是要明确我们的感觉，
从而引导我们的反应，并控制事件后果。因为，五十二位完全无辜者的死亡必然会
有后果——这是英国有史以来遭受的最严重的恐怖袭击，甚至比爱尔兰共和军在动
乱的四十年中进行的任何袭击还要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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