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新的总书记 勃列日涅夫作为苏共中央第一书记的第一次公开“亮相”,是在十月全会结束 后第5 天的10 月19 日。他在莫斯科主持了欢迎“上升”号3 名宇航员的盛大仪 式。3 名字航员科马罗夫上校、医学博士叶戈罗夫和该飞船设计师弗奥克季斯托夫 一定还记得,当他们在太空中飞行时,赫兽晓夫曾许诺在他们返回地面后要为他们 准备一个隆重的欢迎仪式,现在,仪式如期举行,可在莫斯科伏努科沃机场迎接他 们的人群中,惟独没有了赫鲁晓夫。 在从机场到欢迎仪式的主会场红场的30 多公里道路两旁,热情的群众有组织 地挥舞旗帜、演奏乐曲,欢声雷动。当然,他们是向站在“吉尔”牌敞篷车上的子 航员们欢呼,几乎没有人看见坐在长长的车队中一辆黑色防弹轿车中的新任第一书 记。但是第一书记透过车窗上的幔纱看到张张笑脸和兴奋的人群,也感到满意了: 至少从这里看不出五天前发生的重大人事变动给人们的生活留下什么阴影。当勃列 日涅夫登上列宁墓发表完他就职后第一次公开讲话、当他站在全体党和国家领导人 的正中间迎着欢呼的声浪挥手致意时,他的那种感觉再次得到印证:人民平静地接 受了一切,接受了那个领导苏联近10 年的领导人的消失,也接受了这个即将领导 他们的新领导人的出现。 平静和稳定对于一个刚刚上台的领导人来说不是一件坏事。 而要保证权力的平稳过渡,最保险,也是最简单的办法之一,就是宣布执行前 往领导人制定的路线政策。勃列日涅夫利用他和新的领导集团第一次“亮相”的机 会,说明了这一点。他说:“我们党第二十次、第二十一次和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 所制定的我们党的总路线,是列宁主义的路线。它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共产党和 苏联政府整个对内对外政策的惟一的、不可动摇的路线。”党和政府的任务之一, 就是“发展我国社会的生产力,在此基础上不断提高苏联人民的福利,大力发扬社 会主义民主”。除此之外,在这种特殊场合,对前任的某些错误进行批评也是必不 可少的,否则就不能证明实行这种权力交接的必要性。不过,当时人们能知道的赫 鲁晓夫去职原因,并不是由于什么错误,而是“鉴于年迈和健康恶化”,因此,勃 列日涅夫在这方面的措辞非常含蓄,点到为止。他在谈到苏联在空间探索方面取得 的成绩后,话锋一转:“但是我们苏联人民并不把我们的空间探索看做目的本身, 看做某种‘竞赛’。在探索和征服空间这一伟大而严肃的事情上进行轻率赌博的精 神,是与我们完全格格不入的。”绝大多数人都把这段话按习惯理解为是对美国的 批评;只有少数知道为让赫鲁晓夫下台而列举理由的那些人,从类似于“轻率”这 样的用词中,品出一点别的味道。而只有真正了解“上升” 号发射内幕的人,才对“竞赛”和“赌博”有更深切的体会,因而能更确切地 知道这是在批评谁。①然而,这种哑谜式的含蓄批评没有、也不可能长久维持下去。 毕竟赫鲁晓夫主要不是因为年迈和健康原因“光荣退休”的。他的错误,特别是那 些让掌握实权的人们感到不适的规定,必须首先否定。11 月16 日,苏共中央召 开全会,在听取了波德戈尔内《关于把州、边疆区的工业党组织和农业党组织合并、 工业苏维埃机关和农业苏维埃机关合并》的报告后,全会作出决议,在原被分为工 业党组织和农业党组织的州和边疆区,恢复统一的州、边疆区的党组织,把州和边 疆区的所有共产党员都联合在一起。这是赫鲁晓夫改革措施中第一个被否定的。《 真理报》在11 月18 日一篇题为《忠于列宁的组织原则》的社论中,进一步阐述 了通过上述决议的理由,指出两年前根据所谓生产原则对党组织进行的改组,是 “在缺乏应有的准备、不考虑它的全部后果的情况下,没有必要地匆匆忙忙进行的”, “引起了许多困难和麻烦”,“同生活发生了矛盾。”虽然社论及中央全会决议中 仍然没有点赫鲁晓夫的名,但其矛头所向比一个月前要具体和清楚得多了。同时, 全会还通过了人事任免决定。积极支持和组织推翻赫鲁晓夫密谋的谢列平、谢列斯 特被选为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现在的苏共中央书记杰米契夫被选为苏共中央主席 团候补委员。相反,曾很有希望成为赫鲁晓夫接班人的科兹洛夫“因重病需要长期 治疗”被解除了苏共中央书记和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职务,而中央书记兼党中央农 业办公厅主任波利雅科夫因支持赫鲁晓夫被解除了上述职务。受牵连最大的可能要 算赫鲁晓夫的女婿阿朱别伊了。他先是在其岳父下台的10 天后被从《消息报》主 编职位上撤下来,而后在这次中央全会上,“由于工作中所犯的错误”被开除出苏 共中央。 在党外,对赫鲁晓夫改革的“纠正”也在进行。11 月份,最高苏维埃主席团 发布法令,决定取消自1956 年8 月起实行的对城市中拥有牲畜的公民征收现金税 的规定。之后,俄罗斯联邦、乌克兰、哈萨克、爱沙尼亚等加盟共和国相继通过决 议,取消对农庄庄员宅旁园地和私养牲畜的限制。12 月下旬,又取消了农民只能 在本县出售“高级产品”的限制。12 月11 日,第六届最高苏维埃第五次会议结 束当天,赫鲁晓夫最后一个职务终于也被解除。 1962 年4 月,赫鲁晓夫曾被选为新宪法起草委员会主席,当时党中央主席团 全体成员都是该委员会委员。现在最高苏维埃会议一致选举勃列日涅夫为该委员会 主席。 1965 年,对赫鲁晓大的“清算”向纵深发展。先是在3 月下旬召开的中央全 会上,勃列日涅夫第一次以第一书记身份作了主题报告《关于进一步发展苏联农业 的刻不容缓的措施》,直截了当地承认“近几年来农业的发展减慢了,提高农业生 产的计划没有完成”。他第一次披露了七年计划执行期间农业方面存在的大量问题。 比如,按照七年计划控制数字,农业总产量应增加70%,而实际上,6 年来只增加 了10%左右,换言之,每年平均增加不到2 %。畜牧业也是如此,牛、猪、羊的数 目比前五年都大大减少了。他得出结论:“如果说在1959 年以前农业有显著提高 的话,那么在后来这个时期它实质上是在原地踏步不前。”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描述 出农业停滞不前的事实,而在于对造成这种状况原因的分析。在勃列日涅夫列出的 四个原因中,第一个就是农业领导方面的问题,即没有充分考虑,甚至常常忽视社 会主义经济发展规律的要求,“在近几年农业领导的实践中单凭意志行动越来越占 上风”,而“大量的、有时是臆想出来的改组造成了神经过敏和无谓的瞎忙”。 人们尚对前几年从最高领导者脑子中产生出的那一个个奇特的想法,在农业的 实践上引出的一连串令人啼笑皆非的结果记忆犹新,勃列日涅夫的这段话,听来就 是在进行点名批评。在全会讨论勃列日涅夫的报告时,哈萨克党中央第一书记库纳 耶夫、格鲁吉亚党中央第一书记姆日阿瓦纳泽、新西伯利亚州委第一书记戈里亚乔 夫就不那么“客气”了,他们都指名批评了赫鲁晓夫。有意思的是,这次全会的速 记记录在8 月初公开出版发行了。上述几人的发言也被收录其中。勃列日涅夫等人 就是用这种方式第一次公开地和自己的前任划清了界线。 9 月底,苏共中央再次举行全会。接任赫鲁晓夫部长会议主席一职的柯西金作 了《关于改进工业管理、完善计划工作和加强工业生产的经济刺激》的报告,提出 对1957 年以来实行的工业管理方面一系列改组,包括取消各工业部,改由按地区 原则组成的国民经济委员会未管理工业,以及为补救这种改组带未的问题而在60 年代初相继成立的各共和同和全苏国民经济委员会等,进行纠正。因为“不久以前 在计划工作中犯了许多错误,对于解决复杂的经济问题采取了轻率的唯意志论的态 度”。他建议取消经济行政区、各级国民经济委员会和部门性国家委员会,成立全 联盟部和加盟共和国部。全会根据柯西金的报告通过相应决议。几天之后,第六届 最高苏维埃第六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工业管理机构体制改革和其他某些管理机构改 革》的法令。接着,重建了28 个部,在任命的28 名部长中,至少有5 人在赫鲁 晓夫成为部长会议主席前就已经是相应部的部长。至此,赫鲁晓夫的改革“成果” 被清除殆尽。①对赫鲁晓夫在党政以及经济改革方面的“唯意志论”和“草率从事” 错误的纠正,进行得比较平和,有条不紊。在新领导人勃列日涅夫、柯西金的公开 讲话中,甚至找不到对前任的点名批评。这与赫鲁晓夫对斯大林和对“反党集团” 成员的态度形成鲜明对比。不知道这算不算一种风格,一种求稳、冷静的领导风格。 假若可以这样认为的话,那么这是出于接受前任的教训呢,还是意味着新领导 人的成熟呢? 与撤销赫鲁晓夫时期颁布的一些法令、解散或恢复某些机构比较起来,还有一 个更敏感、更棘手的问题不容回避地摆在新领导人的面前,这就是斯大林问题。不 论是勃列日涅夫还是柯西金,他们都是斯大林时代成长起来的干部,某种程度上可 以说是斯大林体制的受惠者。但他们更是赫鲁晓夫非斯大林运动的支持者和参加者。 不可否认,作为首先站出来揭露斯大林错误及其危害的第一人,非斯大林运动已经 与赫鲁晓夫的名字历史地联系在一起了。非斯大林运动作为赫鲁晓夫在其执政时期 一项具有广泛社会政治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的主要政治活动,不仅已经深入人心, 而且作为一份政治遗产留给了后继的领导人。对于新领导入来说,接受这份遗产, 可以保持政策的连续,有利于稳定,但同时等于肯定了赫鲁晓夫,至少是肯定了他 的政治活动的重要方面;抛弃这份遗产,意味着在政治路线上来一个大转弯,由此 产生的颠簸和倾斜将无法避免,甚至不排除现在由他们驾辕的这架马车有人仰马翻 的可能。不过,如果敢冒这个风险,那就可以使他们彻底地与赫鲁晓夫划清界线, 在国人和世人面前,他们将不会再被误认为是“赫鲁晓夫第二” 或是赫鲁晓夫的管家,而是新的主人。政治就是这样,永远没有绝对安全和保 险的港湾。 新领导人执政的最初几个月,似乎一切照旧:报纸、广播中仍然在说斯大林个 人迷信,给受迫害者恢复名誉的工作仍未停止, 但内部的斗争却在激① 从精简 机构的角度说,赫兽晓大的改革在他去职之前就已经破产了。在1956 年苏共二十 大召开时,苏联部长会议设有23 个全联盟部,29 个联盟兼共和国部,7 个中央 直属机关,共59 个部级单位。1957 年改行地区管理原则后,撤销了工业和建筑 业部门的10 个全联盟部和15 个联盟兼共和国部,合并了4 个部。从1960 年起, 陆续组建了一些国家委员会和国家生产委员会。到1964 年10 月. 苏联部长会议 设有11 个部、45 个国家委员会和3 个中央直属饥构,总计还是59 个部级单位。 烈地进行。而随着一个重要的纪念日——伟大卫国战争胜利20 周年纪念日的 到来,这种斗争必须产生一个结果。按照习惯,在纪念日那天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要 作报告。为起草这份报告,从苏共中央有关各部抽调的几个人组成写作班子,布尔 拉茨基为临时负责人。勃列日涅夫的助手把谢列平手下人起草的一份材料交给布尔 拉茨基,并告诉他,第一书记希望对这份材料的观点进行分析评价。布尔拉茨基等 人看过后认为问题严重。 “这篇‘大作’,”布尔拉茨基在自己的书中说,“应当说是一篇郑重的宣言 ——一篇用公开的新斯大林主义来全面修正赫鲁晓夫时期党的全部政策的宣言。我 们发现有17 处政治方向盘急速转向斯大林时期……” 相反,当时任苏共中央书记兼苏共中央联络部长的尤里·安德罗波夫则向第一 书记提交了一份涉及政治、经济、外交各方面内容广泛的纲领,其中心点就是要求 更彻底地贯彻二十大制定的反斯大林主义的决定。 在这种情况下,勃列日涅夫并不急于确定自己的立场,在布尔拉茨基看来, “他在注视苏共中央主席团和中央委员会内部的力量对比情况”,然后根据力量对 比情况再表明自己的态度。他指示写作班子既不是按谢列平的观点,也不是完全按 安德罗波夫的纲领起草报告初稿,然后把它印发给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和苏共中央 各个书记,请他们提出自己的意见。从汇总上来的意见看,绝大多数领导人赞成增 加对斯大林的积极评价。其中,像谢列平和斯大林故乡格鲁吉亚党中央第一书记姆 扎瓦纳泽还坚持要从报告草案中删去诸如“个人迷信”、“个人迷信时期”的提法 ;而米高扬和苏共中央书记兼苏共中央国际部长鲍·尼·波诺马廖夫则建议照抄1956 年6 月中央通过的《关于克服个人迷信及其后果》决议的提法。看到领导人之间意 见分歧较大,而且任何一方都没有占压倒优势,安德罗波夫提出一个折衷性建议: 在报告中完全不提斯大林的名字,回避斯大林问题。他的理由很简单,这时没有比 斯大林问题更能分裂领导集团乃至全党和全国人民了。 不管安德罗波夫的理由在当时是否真的成立,但这种在两种意见之间寻求平衡、 掩饰矛盾而不是激化矛盾的思路,与勃列日涅夫力求稳定、不希望发生激烈变革的 领导风格更为吻合。在5 月8 日这天,勃列日涅夫在长达4 小时的报告中,只是在 下面一句话中提到一次斯大林的名字:“在非常情况下……组成了以联共(布)中 央总书记约·维·斯大林为首的国防委员会来领导反击敌人的一切行动。”但就是 这句平平淡淡的话,引来克里姆林宫大礼堂里一阵热烈的掌声。 勃列日涅夫的报告不仅没有给围绕斯大林问题进行的斗争和争论画上句号,相 反倒是开了一个头。禁区里既然放进了第一个人,对那些已在外面等待许久的人来 说,就不再是,至少不再是原来意义上的禁区了。一些卫国战争著名将领借胜利20 周年之机,纷纷发表回忆文章,尽管没有用漂亮的词藻赞美斯大林,但也多是正面 地述及这位最高统帅的活动。格鲁吉亚党中央第一书记姆扎瓦纳泽在该共和国党中 央全会上作的报告中,直接引用了斯大林关于党的论述,这是二十大以后的近九年 中,一名党的高级领导人第一次在正式言论中正面引用斯大林的话。进入1966 年 后,这种势头丝毫不减。l 月30 日,《真理报》刊登历史学家茹科夫、特鲁哈诺 夫斯基的文章,认为“个人迷信时期”是个“非马克思主义的错误术语”,它夸大 了一个人的作用,贬低了党和人民的英勇努力。而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书记斯图鲁 阿在3 月上旬格鲁吉亚党的第二十三次代表大会上的一段话更有代表性。他说: “批评个人迷信及其后果所付出的代价表现在,这种批评给反共宣传的某种积极性 提供了材料。……某些过分积极的批评家,企图打着反对斯大林个入迷信的后果的 旗号,恢复托洛茨基、右派主义、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和我们党内其他反列宁主义的 思想倾向。”敏感而且消息灵通的西方记者发现,斯大林的著作10 年来第一次被 列入党史必修课推荐书单中;2 月7 日,莫斯科电视荧屏上两次出现了斯大林的形 象。3 月25 日,一家英国报纸报道说,据从东欧传来的消息,一批苏军领导人, 包括几位元帅,写信给苏共领导,要求在定于3 月底召开的苏共二十三大上“部分 恢复斯大林的名誉”。 与此相反,另一些现象却在加深人们对斯大林统治时期种种不堪回首的往事的 回忆。就在出席纪念卫国战争胜利20 周年大会的听众为勃列日涅夫说出斯大林的 名字而热烈鼓掌的那个月,著名作家和社会活动家伊·格·爱伦堡的回忆录《人· 岁月·生活》第6 卷,也摆上了莫斯科各大书店的货架。 翻开这本书,用诸如“专制暴君”、“像人一样聪明,像野兽一样阴险”的词 句来形容斯大林的地方俯拾皆是。同时,为斯大林时期受迫害者恢复名誉的工作一 直没有停止。其中引人注目的是为两位在战后受到批判的作家左琴科、阿赫玛托娃 恢复名誉。与那些上书中央要求部分恢复斯大林名誉的军人针锋相对,有27 名知 识分子联名致信苏共中央,反对在二十三大上为斯大林恢复名誉。 在如此重大的政治问题上出现如此不协调的局面,一方面说明新领导人对如何 处理这类重大问题尚未作好准备和制定出稳妥的政策;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在最高领 导集团中对这一问题的态度并不相同,意见还不一致。换句话说,表现出来的不协 调与上层的幕后斗争之间有着直接的联系。中央委员会里的不同意见自不必说. 就 是主席团和书记处对此看法也不一致。在这种情况下,对最高领导人的威望和能力 是一种考验。按照比较一致的看法,勃列日涅夫当上中央第一书记,不是由于他享 有崇高威望和具有超群的能力。而是特殊环境下复杂的政治力量相互平衡的结果。 因此,他成为第一书记最切的一段时期里,他还做不到以个人的意志代替党的意志, 无法让最高领导集团在所有重大问题上都以他的意志为转移。就是说,他必须正视 眼前达成的力量平衡,尊重同事们的意见。但是又没有人不承认,能在苏联政坛上 “闯荡” 几十年并且从基层干部一步步登上最高权力位子的人,绝不会是一个对任何事 情都束手无策的“幼雏”。勃列日涅夫也许不会像权力鼎盛时期的斯大林或是赫鲁 晓夫那样去贯彻自己的意图,但他仍有能力在激烈的政治斗争中实行自我保护,在 复杂的政治结构中为自己寻找一个有利的位置。不错,在他从一个冶金工程师到当 上党中央第一书记的过程中,确实有偶然的因素起了作用,然而如果他根本就不具 备政治家应有的素质,不善于在政治活动中丰富自己的经验,培养自己的能力,那 他恐怕早就被政治生活本身淘汰了。勃列日涅夫的能力表现在哪里呢?布尔拉茨基 说,有一次勃列日涅夫亲口对他说过:“我的长处在于组织能力和心理素质。”组 织能力当然是个内容广泛的概念,但它至少应该包括协调的能力,把本是无序的东 西变为相对有序的能力,把各种独立的因素纳入统一的目标之下的能力,等等。而 心理素质要求自信、锲而不舍、能以稳定的心态等待有利的时机。如果勃列日涅夫 对自己的评定是切实的,那么他就必须发挥自己的长处去应付挑战和考验。 为了不使党的最高领导层中的分歧在即将召开的代表大会上公之于众,党中央 委员会主席团作出决定,只有勃列日涅夫、柯西金和波德戈尔内①可以在代表大会 上发言。这是少得不能再少的发言人数了,他们分别代表苏联的三大系统:党、政 府和苏维埃。另外,乌克兰党中央第一书记谢列斯特、乌克兰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 谢尔比茨基虽然也是主席团委员,但他们只能代表乌克兰党组织和政府部门发言。 除此之外的所有主席团委员,包括党的首席理论家苏斯洛夫、老资格的米高扬、年 轻气盛的谢列平等,在代表大会上都要保持沉默。这是一个罕见的决定,因为自从 1903 年7 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有了第一个党章时起,向上级组织、中央机关和党 的代表大会表达意见,就成了每一个党员的权利。尽管任何一次代表大会实际上都 不可能为每一个代表留出表达意见的时间,但党的高级领导人的发言要求总是能够 满足的。因此这次的“缄口令”,严格说来是违背党章的。然而,它不仅为主席团 委员们接受而且从后来的情况看还得到严格的贯彻执行,这肯定是有一条更强有力 的理由迫使他们牺牲自己的党员权利。这条理由是什么,现在尚无法确定,但最有 可能的就是安德罗波夫去年引用过的那条:维护和保持党的统一。这一条,从1934 年在党章第58 条中被确定为“全体党员和一切党组织的首要义务”,到1961 年 党章里被视为“苏共生活的不可破坏的法规”之一,可以说一直占有神圣的地位。 ①也正是从这一条上,体现出党——作为一个组织、一个有严格纪律的组织的力量。 它可以以联合了成百上千万人的组织的名义,要求任何一个成员无条件地放弃理论 上应该享有的权利。勃列日涅夫现在就是这个强有力的组织的合法领导人,他当然 不希望党分裂,因为任何分裂只能意味着他的统治的削弱。他也不愿意对尚不明确 的重大问题急急忙忙公开表态,这不符合他的作风,而且具有一定的风险。另外, 他也不擅长争论和雄辩。所有这些都使避免在由他主持召开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出 现分歧——不仅仅在斯大林问题上,就显得非常重要。不管提出“缄口令”建议的 是谁,它被通过就对勃列日涅夫有利。勃列日涅夫的长处是组织能力,这次看来得 到了验证。他能把听起来有点离奇的建议“组织”得让主席团里那些水平都不低的 政治家们接受、遵守,进而为自己创造了一个在当时恐怕是最理想的环境。②这一 点在1966 年3 月29 日至4 月8 日召开的苏共第二十三次代表大会上初步表现出 来了。 二十三大是勃列日涅夫作为党中央第一书记主持召开的第一次代表大会。按照 惯例,第一书记要向大会作中央委员会工作总结报告。同时依党章规定,由代表大 会听取和批准总结报告,决定党对内对外政策,修改并批准党纲和党章,还有就是 选举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总之,勃列日涅夫能否进一步巩固他的党的领 袖地位,这次代表大会是个关键。 ① 波德戈尔内在1965 年12 月上旬召开的第六届最高苏维埃第七次会议上 取代米高扬成为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 ① 耐人寻味的是,在1934 年以前的三个党章(1919 年、1922 年和1925 年)中一直规定严格遵守党的纪律是全体党员和一切党组织的首要义务。 ② 对主席团成员同意保持沉默的另一种解释是,一旦勃列日涅夫被迫下台时, 他们可以以此说明自己没有支持过他的政策方针。莫罗佐夫在自己的书中就这样认 为。但这种解释至少忽略了两点,其一,苏联政治史无数事实证明,一个搞政治的 人,今天为某人大唱赞歌,丝毫不妨碍明天对同一个人口诛笔伐、只要“党的利益” 需要。其二,在代表大会召开前夕,3 月26 日中央委员会举行了全体会议,审查 并“一致批准了” 向代表大会的总结报告。这就是说、他们已经不可挽回地赞成并支持勃列日涅 夫了。 在勃列日涅夫工作班子——有关这个班子的情况后面将会提到——的全力组织 下,代表大会开得应该令勃列日涅夫满意了。他第一次尝到了在党的代表大会上充 当主角的滋味。在历时11 天的会议中,勃列日涅夫是唯一一个三次在大会上发言 的代表。他在会议开幕当天作了总结报告,4 月4 日作了总结发言,4 月8 日又致 闭幕词。柯西金获得两次发言机会:作《关于1966—1970 年苏联发展国民经济五 年计划指示》的报告和总结发言。而波德戈尔内只在大会讲台上出现了一次。勃列 日涅夫的总结报告基本上还是传统格式,从苏联的国际地位、苏共的对外政策和对 外活动讲起,然后是苏联经济、社会、科学文化的发展及苏共的国内政策,最后是 党的工作。报告没有提出什么新的理论和思想,对敏感的政治问题也多是“冷处理”, 像斯大体问题及其进行的争论根本没有提及;对他的前任也没有进行特别的指责和 批评。 但是凡是出席过赫鲁晓夫主持过的三次代表大会的代表们马上比较出来,在报 告的风格上,现任第一书记确实不如前任第一书记灵活和风趣,因此,虽然他的报 告比赫鲁晓夫的短些,但还是有些乏味。也许。这正是勃列日涅大刻意追求的东西 :四平八稳,一本正经,言辞慎重。而这也就很容易让人把他与赫鲁晓夫区别开, 说明他不是那个冲动、鲁莽的前任衣钵的继承人。不仅如此,勃列日涅夫还建议修 改党章。修改的地方有10 处,最关键的是取消了原党章中的第25 条,即规定在 选举党的机关时应遵守经常更换成员原则及各级领导机关每次更换成员的比例的那 条。随后,代表大会根据勃列日涅夫的建议通过相应决议。参加代表大会和没参加 的各级党的机关的干部们,轻轻松了一口气,他们向报告人报以“暴风雨般的掌声”。 尽管,在修改过的党章中仍写有“在选举一切党的机关(从基层组织到苏共中央委 员会)时,应遵守党的机关成员要经常更新、党的领导要新陈代谢的原则”字样, 但后来的事实证明,少了硬性规定内容的所谓“原则”,实际上形同虚设。这样, 赫鲁晓夫留在党章中最育特色的这一条,如果不是在掌声中被冲刷得一干二净,至 少也是面目全非了。深谙“干部决定一切”这句话奥妙的勃列日涅夫,也一定在掌 声中感到脚下站立的地方坚实了许多。 勃列日涅夫在代表大会上还有一个重要收获,就是从此以后他将用“苏共中央 总书记”而不是现在的“苏共中央第一书记”的称谓来表示党的领袖身份了。提出 这个建议的是当时的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叶戈雷切夫,按他的说法,正是列宁在党 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后倡议使用这个称谓的。想必叶戈雷切夫不敢在引用列宁的话 上无中生有,然而自从“总书记”称谓使用的第一天起,它就与斯大林的名子联系 在一起了。在勃列日涅夫之前,除了斯大林外,没有任何一个人效过这顶帽子。因 此,在人们的意识中,它是斯大林的“私人用品”。勃列日涅夫最终接受了这个称 谓,不排除有吸引舆论、扩大影响、提高知名度方面的考虑,但更重要的,还是想 借此证明自己是传统体制的继承者,是列宁思想的捍卫者。同时也以此与那位离经 叛道的前任不仅在风格上而且在纯属形式的称谓上,划清了界限。在此之前,勃列 日涅夫在报告中建议把苏共中央主席团改称为苏共中央政治局,以突出党的这个领 导机构的政治性质,同时也与国家的领导机构(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有所区别。 政治局最初是在十月革命前夕,为了对武装起义进行政治领导而建立的,当时列宁 是这个机构的领导人。十月革命后,在1919 年召开的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 通过的党章中,政治局作为中央委员会下设的负责政治工作的机构,被正式确定下 来。从它成立时起到列宁逝世,列宁都是其名列第一位的成员。尽管成立政治局的 建议最初是由季诺维也夫提出的,但列宁在世时成立并有列宁参加的这个机构,仍 可作为列宁思想传统的体现。由此看来,无论是把“第一书记”改为“总书记”, 还是把“主席团”变为“政治局”,其真实用意是为了证明现任领导人和领导集体, 既不是赫鲁晓夫、也不是斯大林的继承人,而是列宁主义的继承人。仅此一点,就 可以让勃列日涅夫获得巨大的政治资本。 在大会最后一次会议上,勃列日涅夫宣读了由中央委员会选出的苏共中央总书 记、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及苏共中央书记处名单。勃列日涅夫被一致选 举为苏共中央总书记和政治局委员,其他10 名委员按勃列日涅夫宣读的顺序是: 柯西金、波德戈尔内、苏斯洛夫、沃罗诺夫、基里连科、谢列平、马祖罗夫、波利 扬斯基、谢列斯特、佩尔谢。8 名候补委员按勃列日涅夫宣读的顺序是:杰米契夫、 格里申、姆扎瓦纳泽、拉希多夫,乌斯季诺夫、谢尔比茨基、库纳耶夫、马谢罗夫。 11 人组成的书记处顺序是:勃列日涅夫、苏斯洛夫、谢列平、基里连科、杰米契 夫、乌斯季诺夫、安德罗波夫、波诺马廖夫、卡皮托诺夫、库拉科夫、鲁达科夫。 敏锐的观察家们立刻从勃列日涅夫宣读的这份名单中捕捉到一个信息: 勃列日涅夫没有按惯例以字母排列顺序宣读名单。以前除了第一书记或总书记 可以例外之外,其他人都是按字母排列的。勃列日涅夫这次的破例,给人最直接的 印象是,它比较忠实地反映出名单上的人在他所在的机构中实际占有的地位,换言 之, 这是一份高级领导人的排位表,位置的前后由其在政治上影响力的大小决定。 当然,这也仅就一般意义而言,因为一个人、特别是一个拥有相当权力的领导人的 影响力是很难量化的。不过,仅从这个相对的排列顺序上,似乎已能说明,勃列日 涅夫当时的权力和影响还没有强大到除了自己之外对所有其他领导一概“一视同仁” 的地步,他必须要正视领导集团中权力影响不平衡的事实,承认在他之下的那些政 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不是彼此没有任何区别的一个“复数”,而是一个个的 “单数”。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不禁会想,在这些有权有势的“单数”包围中,勃 列日涅夫这个总书记(当然也是个“单数”)的地位是加强、提高了呢,还是相反? 获得总书记头衔的勃列日涅夫没有理由不争取尽可能长久地保护住这个头衔。 领导集团中权力影响不平衡的现实既增添他的紧迫感,也为他指明了需要防范和警 惕的对象。如果说勃列日涅夫为争取和巩固权力而进行的斗争在1964 年10 月就 已经开始,那么在二十三大后他仍需把斗争进行下去。 -------- 泉石书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