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撑起“缓和”大旗 在勃列日涅夫成为国际风云人物的过程中,有一个人的作用不能不提,他就是 自1957 年起任苏联外交部长之职的葛罗米柯。 安德烈·安德烈耶维奇·葛罗米柯1909 年出生在白俄罗斯距戈梅利不远的一 个小村里。他开始的志向是农业和经济。1934 年从明斯克农学院毕业后,又进入 莫斯科全苏农业经济科学院研究所研究班深造了两年,之后便留在该研究所做研究 工作。他转入外交部门工作有些偶然:1939 年初的一天,他和其他一些人被召到 位于库兹涅茨桥的外交人民委员部大楼里,去与党中央的一个专门负责选拔外交干 部的委员会成员见面。当葛罗米柯被叫进委员会办公室时,他一眼就认出了坐在对 面的莫洛托夫和马林科夫。谈话进行得简单明了,结果也出乎葛罗米柯的预料,他 不仅被很快调到外交部工作,而且被任命为美国司司长。葛罗米柯后来回忆说,他 是“怀着一种困惑的心情走马上任的”。这时他刚刚30 岁。在大战期间苏联与同 盟国关系最密切的时期,他是苏联驻美国大使,这对他形成自己的苏联与西方国家 关系的基本观点不无影响,对东西方结成同盟的那段蜜月般美好时光的深刻印象, 以及对苏美联合起来产生的巨大力量的切身感受,使他虽然身不由己地投入“冷战”, 但却永远也无法彻底冷却内心深处的余温。所以只要形势适宜,场合许可,他就会 表示同美国保持正常关系的愿望。只有真正了解他内心世界的人才知道,这种愿望 并非完全是姿态和宣传。他参加了雅尔塔和波茨坦会议,是苏联驻联合国安理会的 首任代表,尽管因在两年中投了20 多次否决票而在安理会得了个“否决先生”的 雅号,但却从这时起直接介入了东西方关系,特别是苏美关系的每一个重要方面。 在苏联外交界,还没有一个人能像他一样,与从富兰克林·罗斯福到罗纳德·里根 的历届美国总统都打过交道。除了乌斯季诺夫外,也没有一个人像他一样,曾在从 斯大林到契尔年科历任苏联领导人手下担任过要职。 1957 年,他从外交部第一副部长升任部长后,一方面积极帮助赫鲁晓夫推行 其外交政策,另一方面也渐渐地和当地位忽上忽下的勃列日涅夫拉上了关系。没人 能说得清葛罗米柯为什么会这么做,因为在别人看来,当时的勃列日涅夫远不是赫 鲁晓夫明确的接班人,即便是勃列日涅夫当上苏联国家首脑——最高苏维埃主席团 主席、而后又顶替因病无法理事的科兹洛夫成为党的第二把手时,也很少有人相信 赫鲁晓夫之后,第一书记的交椅非勃列日涅夫莫属。而葛罗米柯恰恰就是除了所谓 的“第聂伯帮”之外极少数几个把宝押对的人之一。当他发现,作为国家首脑,勃 列日涅夫缺少应有的外交经验、需要人在这方面提供足够的帮助时,葛罗米柯及时 地提供了这种帮助。他帮助勃列日涅夫履行自己国家首脑职责的态度是认真和积极 的,不仅调动他手下的力量及时满足勃列日涅夫的需要,而且偶尔还亲自为其介绍 有关政策。 当他发觉勃列日涅夫需要有人为他撰写外事活动的讲话稿时,便把自己的撰稿 人安·亚历山德罗夫一阿根托夫派到勃列日涅夫身边承担这项工作。此后,勃列日 涅夫就再也离不开阿根托夫了,这个精通德语并懂英、法、意大利语的身材瘦长、 戴一副深色宽边眼镜的人,成了日后总书记在外交政策方面最亲密和最具影响力的 顾问,勃列日涅夫在前台的每一个重要动作,都能看到阿根托夫隐在幕后的影子, 无怪乎他被西方称为支撑着总书记的“头脑”。 而不论是需要“头脑”的勃列日涅夫,还是成为“头脑”的阿根托夫,都要感 谢葛罗米柯。葛罗米柯在勃列日涅夫成为党的领袖后进一步加深了和最高领导人的 私文。为此,他学会了打猎,以便能与党的领袖一起参加他最喜欢的运动。葛罗米 柯的“政治投入”得到了回报:他不仅一直稳稳地坐在外交部长的位子上,并在1973 年4 月召开的中央全会上,被从中央委员直接提升为政治局委员。鉴于葛罗米柯此 前在党内没有担任过什么重要职务,而且一下子越过了政治局候补委员这一级一步 跨进了政治局,这样的提升在苏联是罕见的。反过来看,葛罗米柯之所以如此“幸 运”,肯定是与他的工作成绩和党的特殊需要分不开的。也正是从70 年代初开始, 勃列日涅夫渐渐取代了柯西金,成为苏联外交舞台一个“全方位”的主角,而作为 具有丰富外交工作经验的职业外交家,葛罗米柯自然责无旁贷地担当起为总书记铺 路架桥的重任。 70 年代,葛罗米柯等人架设的第一座桥,便令世人为之一振地选在了莫斯科 与波恩之间。勃列日涅夫正是通过为它“剪彩”并登上它,走向西方那个神秘而又 充满挑战的世界的。 自德国分裂成两个德国以来,德国问题就成了让东西方都感到头痛和棘手的难 题了。某种程度上,它成了东西方集团“冷战”的焦点、对峙的前沿,以及反映相 互间关系变化的温度表。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的扶植帮助下,德意志联邦共和 国不仅迅速恢复和崛起,而且被重新武装起来,成为苏联和东欧集团面前的一个现 实威胁。这让苏联感到非常不舒服。斯大林在世时曾想以解决柏林问题警告西方不 要在德国问题上“玩火”,结果引发了战后第一次严重的危机,反而加快了联邦德 国的成立和更坚定地倒向西方集团。赫鲁晓夫执政时期,虽然于1955 年9 月恢复 了两国外交关系,但在联邦德国的国际地位、东部边界以及与民主德国的关系等一 系列问题上两国并未取得一致,加之联邦德国依靠西方三国的既定方针坚定不移, 并奉行不承认民主德国为一个独立主权国家的所谓“哈尔斯坦主义”,使苏联与联 邦德国的关系实际上仍处于一种“冻结”状态。为了解决与德国问题联系在一起的 一系列悬而未决问题,赫鲁晓夫在1957 年、1959 年和1961 年,屡次向西方打 出“德国牌”,一度造成东西方关系紧张,然而问题并没有解决。 柏林危机及第二年爆发的古巴导弹危机,给全世界以强烈的震撼。美苏两国的 对抗至少在表面上已经不止一次地把世界推到核战争的边缘,这让处在东西方对抗 前沿的联邦德国不得不冷静下来重新审视过去推行的政策,估价它有可能带来的后 果。同时,美苏两国的对抗尽管声势吓人,但最后终于还是由对抗走向对话。这也 表明,事过境迁,对抗由于终究不能解决问题而正让位于对话。1963 年6 月,美 国总统肯尼迪在华盛顿美利坚大学发表了著名的和平演说,承认美苏有着共同利益。 两个月后,美、苏、英三国签署了《部分核禁试条约》。这个条约签署前,联邦德 国竟没有从自己的盟国那里得到一点消息,使联邦德国朝野感到一阵心寒。长期在 两个大国的夹缝中求生存的联邦德国的政治家们越来越认识到,向西方的一边倒和 拒东方各国于门外的政策,并非是最明智的选择。于是,从60 年代前期开始,联 邦德国内部就酝酿着调整其对外政策,其中最主要的是针对东方的政策。到了60 年代后期,新的东方政策已基本成型了。 按照新东方政策设计者们的意图,联邦德国在和西方保持合作关系的同时,要 同东方实现某种谅解,保证同苏联及东欧各国和平共处。达到这一目标,可采取四 个步骤。一是改善同民主德国的关系,承认其为一个国家;二是同其他东欧国家缔 结互不使用武力的协定,建立外交关系,同时与苏联签订放弃使用武力的协定;三 是裁减苏美两国在东西德的现有兵力;四是建立欧洲集体安全体系。1969 年10 月,联邦德国社会民主党和自由民主党组成联合内阁,社会民主党主席维利·勃兰 特出任政府总理,加快推进新东方政策的步伐。11 月15 日,勃兰特政府正式向 苏联提出就签订一项互不使用武力的协定进行谈判。苏联政府立即作出积极反应。 从12 月份开始,葛罗米柯先是与联邦总理办公厅秘书埃贡·巴尔、后又与联邦德 国外交部长瓦尔特·谢尔各进行了15 轮谈判,其艰苦程度可想而知。在克服了一 系列障碍之后,1970年8 月12 日,勃兰特亲自来到莫斯科出席条约的签字仪式。 由于获悉有炸弹威胁,勃兰特从德国瓦恩机场起飞的时间不得不推迟,因而到 达莫斯科伏努科沃机场的时间比原定的要晚。勃兰特走下飞机时,对前来迎接的柯 西金一语双关地说: “我们来晚了,但我们还是来了。” 8 月12 日莫斯科时间下午1 时,在克里姆林宫富丽堂皇的叶卡特琳娜大厅举 行了举世瞩目的签字仪式。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外交部长葛罗米柯和联邦德 国总理勃兰特、外交部长谢尔分别代表本国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和苏维埃社会主 义共和国联盟条约》上签字。出乎勃兰特以及绝大多数到场的外国记者预料,勃列 日涅夫率领全体政治局委员出席了仪式。这个后来被人们称为《莫斯科条约》的文 件,就其内容而言,完全有理由引起苏联领导人的高度重视。它规定双方“只用和 平手段解决它们的争端并承担责任,在关系到欧洲安全和国际安全的问题上,以及 在它们的相互关系中,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二条放弃以武力相威胁或使用武力”。 特别是它明确规定了苏联在战后锲而不舍追求的目标,即“完全尊重欧洲所有国家 在其今天疆界内的领土完整”,“它们今天和将来都视欧洲所有国家在本条约签署 之日存在的边界为不可侵犯”。柯西金在条约签字后举行的宴会上称这一天是两国 关系中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勃兰特则把条约看成是“旧的结束和新的开始”,它 使两国“摆脱过去的阴影和重荷”,给了两国一个“新的开始的机会”。 葛罗米柯在晚年回忆起当时的情景还有些激动,他说他感到“欧洲各国人民和 全世界都轻松地舒了一口气”。 虽然勃兰特第一次莫斯科之行的主要陪同者是身份对等的柯西金,但勃列日涅 夫出席签字仪式和宴会让人同样不能忽视他在这一重大历史事件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当时人们还不知道,在签字仪式后和宴会之前,勃兰特和勃列日涅夫在克里姆林宫 后者的办公室里,进行了长达四小时的会谈。会谈是单独进行的,柯西金、葛罗米 柯和谢尔等人均未参加。在勃兰特1976 年发表的回忆录《会见与思考》中,比较 详细记叙了他与勃列日涅夫的谈话内容。 两人从刚刚签定的条约,谈到欧洲局势正常化的前景,又从西柏林问题谈到大 国之间的关系,同时还探讨了开展更大范围经济技术合作的可能性,等等。 可见,这里面已经涉及苏联对外政策中、特别是对西方政策上的一系列重大问 题了。更令人感兴趣的是勃兰特对勃列日涅夫的印象,它给人们提供了一个从西方 领导人眼中了解勃列日涅夫的“窗口”。 我的印象是勃列日涅夫在等待什么。他十分拘泥于文字材料,整段整段地照本 宣科。 在这一时刻,勃列日涅夫显然决心对西方政策的重要问题亲自负起责任来,在 这方面他肯定是有权威的。当时,我觉得他和柯西金仿佛是最高领导的“第一号甲” 和“第一号乙”的人物。一年以后,勃列日涅夫的突出的并且是无可竞争的地位便 不容忽视了。 我觉得勃列日涅夫是在党的干部范围内通过他的地位塑造出来的一个人物,他 并不体现亲密的党书记那种类型。他的仪表说明为求得良好外表而作了努力。他的 形象并不完全符合照片所报道的那种样子。他不是个“高大的形象”,他虽然身材 魁梧,但给人一种小巧的感觉;他谈话较为放松时,举止表情活泼,富有朝气;他 说话时手势生动而且动作大,几乎像一个南方人。与柯西金不同,柯西金毋宁说是 冷冰冰的, 而勃列日涅夫会冲动,甚至暴怒。有时可以看到他感情起伏的迹象, 像通常“俄国心灵”那样,只要他愿意,他可以很快流泪而不觉羞耻。他在回忆第 二次世界大战时思绪久久不能平息,感情自发地、强烈地表现出来。……这并不削 弱给我的突出印象:我们不得不同一个具有高度自觉性的人打交道。看来,这种感 觉……随着一次又一次会晤而增长。他的深入细致地阐述自己立场的本事,与他的 无可竞争的、明显出众的威望一起在增长。 勃兰特从1970 年到1981 年的十多年间,先后4 次访问苏联,每次都与勃列 日涅夫见面;勃列日涅夫出访联邦德国时,也与勃兰特多次交谈。因此,勃兰特对 勃列日涅夫的上述印象和感觉,还不完全是仅凭一两次接触就得出的结论。他对勃 列日涅夫的描述,有些看似矛盾的地方,但很可能正是勃列日涅夫多重性格或是对 待不同问题的不同作风的真实写照。 《莫斯科条约》的签定极大地推动了联邦德国与其他东欧国家关系的改善,该 条约的精神实质——承认战后形成的欧洲各国边界不可改变和放弃使用武力解决国 家间争端,为最终确定联邦德国一直未承认的波兰西部边界创造了条件。这年的12 月6 日,勃兰特又赴华沙,第二天两国政府首脑签订了《波兰人民共和国和德意志 联邦共和国关于两国相互关系正常化基础的约定》,即《华沙条约》,确认了1945 年8 月由《波茨坦协定》划定的波兰西部边界。在签约之前,勃兰特在外交部长谢 尔的陪同下,冒着严寒来到华沙胜利广场,向这里的无名烈士墓献了花圈。然后又 来到波兰犹太人居住区,勃兰特在跟随的大批记者和驻足围观的华沙市民的注视下, 缓缓走到犹太人纪念碑前,俯首默立。他的花白头发在两支燃烧的长明灯发出的嘶 嘶声中微微抖动,周围一片寂静。突然,他双膝跪在纪念碑的石阶上,记者和围观 的市民被这一突如其来的举动惊呆了,谢尔和身旁的德国人热泪盈眶……一名记者 写道:“于是,不必这样做的他,替所有必须这样做而没有下跪的人下跪了。” 1971 年3 月30 日,苏共第二十四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无论是对苏联 还是对勃列日涅夫本人,这次代表大会都是又一个转折点。通过这次代表大会,勃 列日涅夫进一步巩固了自己的地位,坐稳了党的领袖的头把交椅;同时,在代表大 会之后,他开始越来越频繁地参与到苏联的外交活动中,在国际社会树立起苏联第 一号决策者的形象。他不再满足于只在东欧和社会主义国家抛头露面,他开始向以 前不大熟悉的“新大陆”进军了。 进军的号角正是在这次代表大会由勃列日涅夫亲自吹响的。 像以往绝大多数时候一样,苏共中央总书记作了中央的总结报告。 按照传统格式,报告的第一部分首先谈及苏联的国际地位和苏共的对外活动。 他说,党中央委员会注意的中心始终是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团结和发展,同社会主 义兄弟国家的国家关系和党的关系。他谈到了苏共在发展同兄弟党的合作、与它们 协调对外活动、完善华沙条约组织、加强同兄弟国家经济合作及双边关系等方面的 工作。在此他比较多地谈了苏中关系和捷克斯洛伐克事件。他仍然坚持中国领导人 在国际生活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基本问题上“提出了自己特殊的、与列宁主义不 相容的思想政治纲领”,说中国领导入要求苏共放弃二十次代表大会的路线和苏共 纲领,指责中国“提出了对苏联的领土要求,甚至把事态弄到1969 年春夏在边境 发生武装事件的地步”。不过,他也认为,近一年半以来,两国之间关系出现了某 些正常化的迹象,如两国政府首脑会晤、开始边界问题谈判、互派大使、在长期中 断后签署了贸易协定等。 对捷克斯洛伐克事件,他认为可以得出几点“最实质性的结论”。他把这次事 件看成是“在已走上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国家里。在某种程度上保留下来的内部反 社会主义势力在一定条件下活跃起来,甚至可能指望外来的帝国主义的支持而直接 采取反革命行动”。他说,这种情况令人信服地表明,加强党在社会主义社会中领 导作用的重要性。而捷克斯洛伐克事件之所以严重,是因为“问题不仅在于帝国主 义及其帮凶企图推翻捷克斯洛伐克的社会主义制度。问题还在于,企图通过这种办 法打击整个欧洲的社会主义阵地,为最富有侵略性的帝国主义势力随后向社会主义 世界进攻创造有利条件”。 而“社会主义国家的兄弟团结,是设置在那些企图进攻和削弱社会主义阵营、 破坏劳动人民的社会主义成果并使之化为乌有的势力的道路上最牢靠的障碍”。 在谈到资本主义世界和与西方国家关系时,他认定,资本主义的总危机在继续 加深。他有选择地集中谈了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认为是具有“尖锐性”、“对未来 的意义”的重要国际问题,其中有东南亚的事态和越南战争、中东问题和阿以关系、 欧洲形势的变化、裁军问题以及苏联同资本主义各国的国家关系。 最为引人注目的,是他在报告中提出了苏联“保卫和平和加强国际安全” 的六项具体任务。这六条日后被广泛地称之为“和平纲领”,并在以后几年中 成为苏联对外政策及其活动的中心内容。勃列日涅夫也正是高举这面大旗走向西方 世界的。 这个纲领规定: 第一,消除在东南亚和近东的战争策源地;立即给予任何侵略行为和国际上的 专横行为以坚决的回击;使不使用武力和不以武力相威胁来解决争端成为国际生活 准则。 第二,以最终承认二战后欧洲形成的领土变更为出发点,实现欧洲走向缓和紧 张局势的根本转折;保障欧洲集体安全,同时废除《华沙条约》和《北大西洋公约 》,召开全欧会议。 第三,缔结禁止核武器、化学武器和细菌武器条约;停止核试验;拥有核武器 的国家实行核裁军。 第四,停止一切种类的军备竞赛,撤除所有外国的军事基地。 第五,贯彻联合国关于消除殖民政权的决议,谴责和抵制种族主义。 第六,发展和加深各国之间的互利合作关系。 这确实是个内容广泛的纲领。它既包括了当时的热点问题,如东南亚和中东地 区的战争和危机,也包括了长期未能解决的一些难题,像禁止核武器、停止军备竞 赛和裁军等。如果这些纲领能够实现,甚至实现一半,国际形势就会发生巨大改观。 因此,此纲领一经提出,立即引起世界各国的纷纷议论。 《北大西洋公约》的一些缔约国对苏联提出的裁军倡议尤为敏感,不断通过各 种途径询问这项倡议背后的真实意图:裁减哪一家的武装力量?是外国驻在缔结国 的武装力量还是缔约国本身的?是哪些军备?核武器还是常规武器?另一些国家还 对这六点纲领是不是一项一揽子纲领感兴趣。而对外界的议论,勃列日涅夫在5 月 14 日庆祝苏维埃格鲁吉亚成立50 周年大会的讲话中作了回答。他把这些心存疑 虑、犹豫观望的国家比作不想用嘴尝、只想凭外表来品洋酒味的人,他建议他们要 下定决心对所感兴趣的建议来“尝尝味道”,开始谈判。三天后,外交部长葛罗米 柯与美国驻苏大使比姆就苏美裁减欧洲驻军问题进行会谈。西方观察家注意到,苏 联此次在两个问题上态度有所不同。其一,葛罗米柯正式表示苏联不再把欧洲裁军 限制在外国军队方面;其二,苏联外长还表示共同的均衡裁军同欧洲安全会议之间 没有必然联系。又过了三天,苏美就第一阶段限制战略核武器谈判的程序达成协议, 双方同意本年度将集中力量起草限制反弹道导弹系统条约。6 月中旬,苏联政府分 别向美、英、法、中四国政府递交声明,建议最近召开五个核大国会议,讨论核裁 军问题。8 月23 日,苏联与西方大国在处理柏林问题上的谈判取得突破,自1970 年3 月开始的苏、美、英、法4 国大使级谈判达成了《关于柏林问题的四方协定》, 苏联在对待西柏林的实际地位问题上作出了让步,终使协定得以达成。柯西金在致 勃兰特的电函中称,该协定是在缓和欧洲紧张局势道路上的重大步骤。勃列日涅夫 也致函民主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第一书记昂纳克,说协定是“和平共处政策和社会 主义国家巩固和平、安全与合作路线毫无疑义的成就”,将对解决欧洲和世界政治 中业已成熟的其他问题“产生良好的影响”。9 月30 日,葛罗米柯又代表苏联政 府在华盛顿与美国政府签署了两个重要协定:一个是关于减少爆发核战争危险的措 施的协定,另一个是通过使用人造地球卫星来完善苏美直接通讯联系的协定。 由此可见,“和平纲领”提出不到半年,苏联就已经大幅度动作起来。 而这一切的设计师,人们肯定会首先想到勃列日涅夫。 二十四大对巩固勃列日涅夫的个人权力也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看看大会选出 的新的中央委员会,几乎可以在这个由396 人组成的党的领导机关中找到“第聂伯 帮”所有成员的名字。精于此道的西方传记作家为我们提供这份很有意思的名单: 伊·萨·格鲁谢茨基(乌克兰党中央党务委员会主席)、尼·亚·吉洪诺夫(苏联 部长会议副主席)、列·瓦·斯米尔诺夫(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尼·阿·谢洛 科夫(苏联内务部长)、尼·费·瓦西里耶夫(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 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阿·费·瓦特钦科(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委第一书记)、 伊·伊,鲍久尔(摩尔达维亚党中央第一书记)、谢·帕·特拉佩兹尼科夫(党中 央科学和学校部部长)、安·帕·基里连科(党中央书记处书记)、弗·瓦·谢尔 比茨基(乌克兰部长会议主席)、J ·阿·库纳耶夫(哈萨克党中央第一书记)、 伊·哈·尤纳克(图拉州委第一书记)、格·埃·楚卡诺夫(苏共中央总书记助理)、 格·谢·帕夫洛夫(苏共中央办公厅主任)、康·乌·契尔年科(苏共中央总务部 部长)、谢·库·茨维贡(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副主席)、维·米·切勃里科 夫(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副主席)、康·斯·格鲁谢沃伊(莫斯科军区政治部主任) 和伊·特·诺维科夫(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 此外,虽然算不上“第聂伯帮”核心成员,但也是勃列日涅夫的战友、同事的 人,在中央委员会里也不少,像安·安·格列奇科(国防部长)、谢·格·戈尔什 科夫(海军总司令)、基·谢·莫斯卡连科(国防部副部长)、阿·阿·叶皮谢夫 (苏军总政治部主任)、尼·格·利亚申科(中亚军区司令员)和伊·格·帕夫洛 夫斯基(陆军总司令)。 在另一个党中央机关——中央监察委员会里,也有勃列日涅夫的人:党中央总 书记助理安·米·亚历山德罗夫一阿根托夫、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副主席格·卡· 齐涅夫、第聂伯罗捷尔任斯克市委第一书记伊·列·弗尔斯等,就是其中的代表。 4 月9 日代表大会闭幕的当天,举行了第一次中央全会。全会除选举勃列日涅 夫为苏共中央总书记之外,还选举了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政治局委员比上次代 表大会后选出的11 名扩大到15 名,其中上次当选的11 名委员这次全部当选连 任。这说明勃列日涅夫虽然巩固了自己在党内的地位,但他还必须在最高决策层中 正视已形成的政治力量平衡。能够进入政治局的人都有自己的政治背景和社会根基, 代表着苏共党内一定的政治力量,或者本身就是一个平衡力量。在没有足够的力量 和理由触动已形成的力量平衡时,暂时保持它总比冒风险要好。不过,如果以为勃 列日涅夫愿意永远消极等待政治局力量对比自然发生变化的活,那就错了。扩大政 治局,就是他采取的积极行动。这种方法是他从政治导师斯大林、赫鲁晓夫那里学 来的,前者在1952年、后者在1957 年都曾以此办法来迂回地推动旧的力量对比发 生变化。四名新进入政治局的人中有三人是原来的政治局候补委员,他们是库纳耶 夫、谢尔比茨基和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维·瓦·格里申。前两人在我们前面列出的 第一份名单中可以看到,其政治倾向自不待言。格里申是接替因在1967 年中东事 件中反对勃列日涅夫而被贬的叶戈雷切夫出任首都党的首脑的,而且任职后紧跟勃 列日涅夫。尽管他还不能与前两人一样称得上是总书记的人,但他至少现在不是总 书记的反对派。另一个进入政治局委员行列的是党中央书记处书记和党中央农业部 部长费·达·库拉科夫。虽然西方观察家把他看成是波德戈尔内的人,认为他进入 政治局是妥协的产物,但他是苏联党的高级领导人中称勃列日涅夫为“领袖”的少 数几个人之一。不管怎么说,现在的这个政治局肯定比原来的政治局更让总书记满 意,他虽然没能立即把他感到不舒服的人——如谢列平、俄罗斯联邦共和国部长会 议主席沃罗诺夫,以及常常和他意见相左的乌克兰党中央第一书记谢列斯特——排 挤出去,但是新补充进来的人员无疑改善了他在这里的地位。 二十四大可以说是勃列日涅夫政治生涯中的一个里程碑。诚然,他这时还没有 达到他政治生命的巅峰,但毫无疑问,从此以后他已经离它不远了。 在未来的五年中,他还不能完全不受其他政治局委员的牵制,然而他应该感到 他的地位的加强让他获得了更大的行动自由,而不是相反。如果说这种地位加强带 来的更大行动自由在苏联国内还看得不是十分明显的话,那么在国际舞台上就显得 清楚多了。 -------- 泉石书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