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政变转移了敌手——与政敌西哈努克结盟 一位重要人物的提携使波尔布特跃升高位。在金边火车站一所小屋子里。波尔 布特成为党的创始人之一。由于党的总书记神秘失踪,他成为这个秘密党组织的 “一号兄弟”。为逃避警察的追捕,他潜入丛林,从此成为职业革命家。毫无军事 经历的波尔布特开始给游击战士们讲解战略战术。由于金边发生政变,波尔布特准 备同他原来的敌人握手。但此时,即使波尔布特站到西哈努克面前,亲王也不知道 这就是他的警察局曾经通缉的沙洛特绍。 50 年代末和60 年代初,全世界共产党的头号敌人无疑都是统一的:美帝国 主义。 在柬埔寨,主政的西哈努克对美国可以说是若即若离,尽管接受美国的经济和 军事援助,但并不怎么买美国人的帐。美国人对西哈努克恨之入骨的政敌山玉成的 支持,使亲王甚感恼怒,时不时就要对美国人来几句嘲讽揶揄。 这一点很得一些以公开身份活动的共产党人的赞赏,已经当上议员的乔森潘、 符宁、胡荣等人就发表演讲,支持西哈努克的反美举动。 控制着整个印度支那共产党运动进程的河内,给柬埔寨的“部下”发来指示: 与西哈努克政府的关系是既联合又斗争,但不能操之过急,也不能开展武装斗争。 印度支那革命的高潮集中在越南。 杜斯木和波尔布特等人看着河内的指示,不知如何是好。他们面前只有两种选 择:要么完全按越南人的意志办;要么独立自主,走自己的路,但其结果是与越南 人分裂。 杜斯木环顾左右,接受了第一种命运。柬埔寨左派的力量,实在是还不足以独 立作战。但几乎人人都明白,他们心向往之的,是第二种选择。 这种按照别人意志开展革命活动的方式,给许多人的心里带来了阴影。 与越南人的隔阂和对立,就此加深,导致了后来的公开对抗。 这时的波尔布特开始频繁地变换身份。与他熟识的人们一般都称呼他为“波尔”, 而在朋友圈子之外,人们则仍称呼他的本名“沙洛特绍”。他当时的任务之一仍然 是与印度支那共产党保持联系,而在1951 年建立的高棉人民革命党是否还在活动, 即便在后来的柬埔寨共产党内也是争论的话题。比较可信的答案是革命党的主要成 员都已经被吸收到了印度支那共产党内,参加了由河内统一部署的活动。党内的大 多数人并不知道波尔布特承担着与河内联系的重任。 随着革命活动的频繁,波尔布特基本割断了与曾经养育和收留过他的哥哥一家 的联系,不过他仍遵从柬埔寨人的习惯,每年的9 月间总要回到他的出生地,很认 真地参加追念家族亡人的佛教仪式。他最后一次回故乡的时间是在1959 年、他父 亲去世,他回家参加葬礼和料理后事。 多年后,波尔布特在谈到他为何不再与家人联系的问题时说:“我从少年时代 起,就很少谈论自己。我是不爱张扬的,我不想告诉人们我是一个领袖,我没有告 诉任何人,包括我的兄弟姐妹,我不想让他们担心。”事实的确如此,他的亲人数 十年没有见过他。在他的家乡,亲友们印象中的波尔布特是个安静、有礼貌的小男 孩。后来,他们与其他柬埔寨人一样,受到了由波尔布特发动的红色高棉运动的冲 击,有的人为此付出生命的代价。 到50 年代末,波尔布特工作的重要性和他在其中所起的作用无疑是相当引人 注目的,让人感到惊讶的是,西哈努克从来没有注意到他,在政府提到激进活动的 文件中,波尔布特的名字也从来没有出现过。虽然人们都知道他是个有反政府倾向 的人,但他从来没有受到过警察的盘问。美国大使馆里存有几乎所有参加革命活动 人物的材料,唯独波尔布特在这里没有只字片言。 波尔布特还有一点与其他国家从事激进活动的革命家不同:他从来没有尝过铁 窗的滋味。 领导着柬埔寨革命运动的人们当时认为,他们没有足够的力量来完成这个国家 的革命,因此必须奉行联合阵线战略,即分阶段、有选择地联合那些与自己立场相 近的社会力量。在当时的柬埔寨,人们眼中的头号敌人是美国,所以共产党控制的 报纸连篇累牍地是反美国的言论,对此西哈努克给予了默许。在公开场合,一些党 员尽量把自己扮成西哈努克的支持者,他们中的著名人物有乔森潘,胡荣,符宁, 他们均毕业于西哈努克在磅湛的那所高级中学。 形势很快又发生了变化。1960 年9 月初,越南劳动党在河内作出决议: 为把南方从美帝国主义和其走狗的统治下解放出来,建立越南南方民族阵线, 在广大农村开展武装斗争。为配合这场斗争,老挝和柬埔寨分别建立独立的共产党 团体。 当月30 日夜里,金边已经陷入沉寂。市中心电杆上昏黄的路灯,映照着这座 城市的刚刚铺上的柏油马路,使人对这里熟悉的环境生出一种陌生。由于是雨季, 四处都可见到淤积的水洼,在街灯的映照下,发出明晃晃的光亮。 行人已经少见了,街上只偶尔有汽车驶过。整座城市显得十分平静寂寥。 在距市中心不远的火车站的一间小房子里,此时正在召开一次关系到柬埔寨命 运的秘密会议。波尔布特的良师益友秀木的弟弟秀蒲拉西(THIOUNNPRASI-TH ), 当时的铁路工人运动积极分子,后来的民柬政府常驻联合国代表,找了一间工友们 白天休息用的房间,供这次特别会议使用。1977年,当上了民主柬埔寨政府总理的 波尔布特把这次会议称作:“党代会”,他说:“参加这次会议的21 人中,负责 各地区农村工作的代表有14 名,负责城市工作的有7 名。这次会议关系到一场生 死存亡的斗争。要是敌人发现了会议地址,党的领导核心将被全部摧毁,党的路线 就不会得到确立,革命将由此陷入困境,未来将是一团漆黑。”对于柬埔寨历史来 讲,这是一次划时代的重要会议。它确定党的名称为“柬埔寨劳动党”;选举了党 中央委员会,杜斯木当选为总书记,农谢、波尔布特、英萨利等人被选为中央委员。 会议通过了党的路线,战略与指导思想,确定了每位中央委员负责的工作地区。会 议确定:党的名称和其存在,都须处于绝对保密的状态。 当时的波尔布特、农谢和英萨利,都是刚刚30 岁出头的热血男儿。到1977 年,当年参加这次“建党会议”的21 人中,唯有此3 人仍然留在中央委员会里。 其余的人要么去世作古,要么遭到了党内运动的清洗。 关于这次党代会的时间后来成为判别对党态度的分水岭。1975 年柬共掌权之 后,官方把这次代表大会称作是第一次党代会,而有的人却认为这只能算作是第二 次党代会,第一次党代会的时间应当是在1951 年。所有把1960年党代会看作是第 二次会议的人全部遭到了清洗。 可是不可否认的是,无论从召开会议的时间,党的名称,党的路线,以及其后 12 年的活动来看,柬劳动党毫无疑问深受越南党的影响。 左派的活动渐渐引起了政府的注意。不久,几家批判社会激烈的报纸遭到查封, 主编被逮捕。 1962 年7 月20 日,总书记杜斯木也神秘地失踪了。在党的文件上,关于这 个事件的描述是这样的:“总书记杜斯木同志遭到敌人绑架后失踪,没有留下任何 线索。这是党的重大损失。”杜斯木之死引起了多种猜测。一般的意见认为,他确 实是被秘密警察逮捕,而后遭到杀害。但是,有人提出疑问:即便是他被警察逮捕, 以党当时的秘密程度而言,他们决不可能知道他是劳动党的总书记,除非是他自己 招供。如果是他招供,那为什么没有其他党员遭到逮捕呢? 西哈努克的警察既然可以宣传逮捕了这个左派,那个左派,那他们又怎么不可 以宣布,还逮捕了一个叫杜斯木的左派呢? 因此有人提出:此事与波尔布特有关。原因有二:一是杜斯木执行亲越路线; 二是杜斯木一死,波尔布特便可以取而代之。 这显然是反对波尔布特的人制造的一种舆论。 1990 年,金边终于有人出来证实:杜斯木确系警察所捕。他被五花大绑,身 上又被捆上石头,从一条小船上推入了湄公河中。 1975 年柬埔寨共产党执政之后,金边最繁华的一条街被更名为“杜斯木大道”, 牺牲了的总书记的肖像,出现在面值为一百瑞尔的钞票上。 杜斯木失踪后,他的助手波尔布特一跃而成为党的代理总书记。不久,党的代 表大会又将他正式选为总书记。 劳动党在城市和农村的活动引起了秘密警察和政府的注意。这次党代会不久, 西哈努克公布了一份“34 个颠覆分子”名单,其中有一直在从事秘密地下活动的 中央委员波尔布特、英萨利,和后来成为民柬国民军总司令的宋成(SONSEN)。但 是,西哈努克并没有对波尔布特发生兴趣,提供名单的朗诺之所以把波尔布特的名 字列上,只是因为在他授课的学校,频繁发生反政府的学生游行活动。 于是,1963 年5 月,三人相继离开金边,避入位于金边东部的磅湛省的丛林 地区,在一所被称作“100 号办公室”的隐蔽地区,开始了他们革命生涯的新阶段。 1978 年,身为政府总理的波尔布特在接见南斯拉夫记者采访时回忆起了他当 时的处境:“1963 年,我在金边已经无法呆下去了。我避入丛林是不得已的事情。 当时外界对我并不怎么了解,只是朗诺的警察对我的活动穷追不舍,他们知道我这 个人,但对我的真实身份却毫无了解。在金边,我是首都革命活动的总负责人,同 时还负责与农村活动的联络工作。”波尔布特就此放弃自1953 年以来所持有的双 重身份,成为职业革命家。 避入丛林使他的活动范围受限,单就他的圈子而言,他却获得了更多的自由, 他现在可以纵情地展望革命前景,挥洒自如地部署他夺取政权的活动了。 1963 年9 月之后,人们开始正式称呼他为“书记兄弟”或“一号兄弟”。 由于完全处于地下,他由此开始的历史让人难以捕捉描写。 与此同时,身份尚未暴露的共产党中央委员仍在首都公开活动。乔森潘和胡荣 因与西哈努克发生冲突,虽然不再担任政府的部长职务,但仍是国会议员,在议会 内外受到广泛尊重。 60 年代的乔森潘,虽贵为政府大臣,但生活朴实、坚持原则、为人正派,在 国会议员和政府高级高员中,能有如此的操守实属难得,因此颇受青年人拥护。但 他那种落落寡合、不苟言笑的性格,使人们对他敬而远之。平日里,他与久寡的母 亲住在一起,每天公事完毕便是读书。因主编了那份观点左倾的《观察家报》,乔 森潘时常被带到警察局接受盘问,有时在大街上突然会遭到莫名其妙的一顿毒打, 甚至被扒光衣服,当众受辱,便衣警察拿着现场拍摄的照片,竭力搞臭他的名声。 右派议员们为了阻止乔森潘再次当选,居然散布谣言,说他是个性无能者和同性恋 者。 对此,乔森潘不屑一顾,依旧执着于他的理想追求。 1966 年,三位左派议员不仅身份没有暴露,而且在议会再度当选。在一次特 别国民会议上,乔森潘当面指责西哈努克领导下的政府腐败,惹得亲王大为光火。 1964 年到1966 年,是波尔布特所度过的最为艰难的岁月。为了躲避朗诺的 秘密警察的搜捕,和美国飞机对柬边境地区的轰炸,他们不得不一次次地转移,在 丛林里艰难跋涉,忍受着饥饿和疾病的袭击。他的指挥部有时不得不驻扎于柬越边 界,在国境线上来回迁移。与他朝夕相处的只有十几个人,其中只有4 人拥有武器。 在这些人中,有党的高级领导人高密(KEOMEAS ),黎萨南(NEYSARAN)。后来担 任柬共大区书记的朱杰的妻子英宁(IMNAEM) 专门担任波尔布特和英萨利的厨师。为了报偿她的革命热情和周到服务,1966 年英萨利介绍她加入了柬埔寨共产党。 后来朱杰因所谓的”叛徒”罪遭到逮捕,他交代的主要罪行,就是他妻子曾经 想毒死波尔布特。 越南战争的升级,对波尔布特所领导的运动产生了巨大影响。向来既担忧共产 主义运动又希望利用共产党遏制美国人的西哈努克,这时候为了保持住柬埔寨的中 立,开始与越南南方民族解放运动联系。1963 年,西哈努克拒绝了美国的军事援 助,第二年,他同越南人达成秘密协议,在充分尊重柬埔寨主权的前提下,准允越 南共产党军队驻扎在柬领土,作为回报,越南人将在战争结束后尊重柬埔寨的独立 和维护其边界安宁。随着战争的升级,柬埔寨的越南基地变得至关重要,从1966 年下半年起,外界支援越南的武器装备开始通过西哈努克港运到越南人手中。 既然西哈努克与越南人之间有了协议,越南人也开始使唤起柬埔寨人来。他们 要求柬埔寨共产党为越南人提供军事和后勤支援。好几百名柬埔寨人秘密进入北越, 接受军事和政治训练。 使波尔布特受益的还有城市里日益增长的对战争的恐惧和中上层对西哈努克政 策的不满。由于受到激进思潮的影响,这些人的孩子希望打破死气沉沉的社会气氛, 到1969 年,上百名年轻人离开城市,加入到了波尔布特领导的运动之中。 1964 年,沙洛特绍和他的同事们开始部署一场真正的革命。当年底,他在基 地举办了一次训练班,提出要准备反抗由美国策动的一场政变。他认为,美国可能 会指使朗诺或者流亡的山玉成推翻西哈努克,如果这种局面出现,他们就得准备同 时开展军事和政治斗争。 不过这时候,柬共还谈不上拥有真正的武装。他们距离胜利似乎还有相当遥远 的路程。 1966 年,印度尼西亚的共产党人受到残酷镇压,近50 万共产党员和他们的 同情者被杀害。消息传到柬埔寨,使丛林里的革命者们不得不对自己的处境来一番 审慎的分析。在1966 年9 月波尔布特主持的形势研究会议上,这位因为艰苦生活 而变得瘦弱的“书记兄弟”(BROTHERSECRETARY)作出了两项决定:将原来的“革 命工人党”(REVOLUTIONARYWORKERS’PARTY )更名为“柬埔寨共产党”(THECOMMUNISTPARTYOFKAMPUCHEA ——CPK );将一些党的重要领导人分散到偏远的东北部地区。 在柬共历史上,这两项决定可以说是一次战术上的转折点。随同他进入丛林的 英萨利等柬共高级领导人,离开了大本营“100 号办公室”,分布到了腊塔纳基里、 茶胶和蒙多基里等各个偏远的省份,发动群众,准备革命力量。这些地区的人民由 于生活状况的恶化和租税等问题,与金边政府有着很深的矛盾,他们非常热情地欢 迎了这些同样敌视贵族阶层、言之成理的革命者们。到1968 年,这些地区已经成 为牢固的革命根据地。 1967 年初,在西北部马德望省(BATTAMBANG)一个叫三洛(SAMLAUT ) 的地方,由于征粮等问题,当地农民同地方政府官员、警察等发生冲突。两百 多个农民打着旗帜,攻击了当地一个军队的据点,两名士兵被杀死,他们的武器被 抢走。这次事件如同一粒火星,点燃了当地群众对政府不满情绪的烈火,几天之内, 周围的村镇都发生了骚乱,共有13 支枪被暴动的农民所抢。 西哈努克当时正在国外,朗诺领导的政府对此的反应是快速而严厉的。军队荷 枪实弹地冲进村庄,数百名嫌疑暴乱分子遭到逮捕、审讯和拷打,几百名村民落荒 而逃,到丛林深处躲避灾祸。 当亲王从国外归来后,他听信了朗诺的报告,肯定了这位将军采取的果断镇压 措施,同时,他对议会里的三位“红色议员”进行了严厉抨击,指责他们鼓动金边 的学生对暴乱进行声援,威胁说对红色高棉分子要像当年对待自由高棉分子一样严 厉镇压。他指名道姓地要乔森潘和胡荣上军事法庭,回答法官的质询。 金边对待左派人物的风声是越来越紧了。本来就受到监视的乔森潘发现,他家 的周围经常都有陌生人在转悠。为逃避随时都可能降临的杀身之祸,一个月之后, 他告别老母,和胡荣逃离了金边。4 个月之后,最后一个在议会里的柬共领导人符 宁也步了他们的后尘。 三位左派人物的消失,在金边制造出一个巨大的悬念。人人都以为他们被秘密 杀害了,对他们的哀悼之情一时笼罩了整个金边的学校。在干丹省(KANDAL),1500 多名学生走进各个寺庙,悼念三位革命者的英灵。在磅湛省,学生们举行了哀悼 “革命志士”、声讨当局镇压的示威游行。 进入丛林根据地的三位“幽灵”(THREEGHOSTS )默默地听着人们对他们的怀 念,开始从事陌生的地下工作。 三洛暴动给丛林里的共产党一个重要的启示:必须拥有自己的武装。波尔布特 对他的部下们感叹说:“如果我们不进行武装斗争,我们就无法保卫革命力量。” 当波尔布特说这番话的时候,整个柬共中央委员会,仅有4 个警卫员。 1968 年1 月17 日,柬共正式成立“柬埔寨革命军”,揭开了武装斗争的序 幕。 为将武装斗争推向高潮,毫无任何军事经历的波尔布特担任了党中央军事委员 会主席,并在腊塔纳基里省境内举办了首期军事训练班。而后,领导者们又分散到 各个地区,同当地的根据地或游击队首脑谈话,鼓舞士气,讲述战术,分析战略。 对曾经是法国留学生的柬共领导人们来讲,这是个非常困难、但又是非常鼓舞 人心的时期。“革命”二字从书本和城市里的清谈,变成为非常现实的残酷斗争, 一种艰苦的受难。1972 年,波尔布特对人谈起了开展武装斗争之初的艰难处境: “在有的地区,敌人控制了群众,我们完全孤立无援,又缺乏人手。经济上没有任 何可靠的来源。我们缺乏军事实力,无处藏身。偌大的丛林山地,可是却难有栖身 之地。群众对我们虽然同情,但却受到压制和监视,无法给我们提供援助。要是群 众对我们怀有敌意,那他们就会听从敌人的命令,对我们冷眼相视。敌人对丛林了 若指掌,无论我们到哪里,他们都会追踪而来。我们虽然有寥寥可数的几条枪,但 是我们没有牢固的根据地,没有完全由我们领导的群众。”波尔布特的这番话,道 出了丛林革命的艰辛。多年后,“赤手空拳闹革命”仍是这位柬共“大哥大”值得 骄傲的一段经历,虽然这段经历在当时几乎令他心力交瘁。 但烈火终于还是燃烧起来了。从朗诺军队手中缴获的武器在不断的增多,到1969 年底,几乎每个省都响起了反抗的枪声,波尔布特指挥的柬共武装已达到3000 多 人。 但是,越南人似乎并不急于打破柬埔寨的平衡。西哈努克的中立,他对越南抵 抗部队进入边境地区的默许,通过西哈努克港运往越南的武器运输线等等,无疑都 是越南共产党人与美国人殊死拼斗的难得保证。一位越南领导人对派到河内报告柬 埔寨国内局势的柬共中央委员说:柬埔寨的革命时机尚未成熟,它的成功须得等到 越南南方完全解放之后。 就在他说这番话的时候,越南战争已经事实上破坏了柬埔寨的平衡。经济逐渐 滑坡,右派掌握实权,西哈努克开始失去了对局势的控制。 1970 年3 月,朗诺- 施里玛达发动政变,罢黜了国家元首西哈努克。 形势急转直下。西哈努克从莫斯科到达北京的第二天,正在河内的波尔布特随 同越南总理范文同到了北京。在民族团结阵线的成立和开展抵抗运动等一系列问题 的协商过程中,波尔布特始终没有露面,但他无疑了解整个会谈进程。 实际上,即使波尔布特就站在西哈努克的面前,亲王也不知道这就是他曾经通 缉过的沙洛特绍。 由于中国和越南坚决支持以亲王为主席的民族团结政府领导的抵抗斗争,波尔 布特明白,他的丛林战士们自此将成为一场新型斗争的主角。 自1953 年从法国返回柬埔寨以来,波尔布特和他的同学、同事、战友们,靠 着信念和希望,支撑着度过了艰难岁月,现在,他们第一次真切地感到,执掌柬埔 寨命运的大权,终于成为现实的可能。波尔布特没有在北京同他昔日的敌人西哈努 克握手就踏上了经河内返回柬埔寨的途程。当亲王宣布他的民族团结政府内阁大臣 名单的时候,里面并没有波尔布特的名字。只有很少人才知道,将指挥打击朗诺军 队战争的,是这个被同事们称作“大哥大”的柬共总书记,此时的又一个新头衔是 :柬埔寨人民解放武装力量总司令。 回到柬埔寨,他给他的丛林战士们下达了第一道命令:停止攻击西哈努克。高 举亲王的旗帜,狠狠打击朗诺伪军。 总司令的中军帐,从偏远的腊塔纳基里省迁至中心腹地磅同省。他手上的红色 铅笔,开始在地图上很不熟练地标划作战箭头。 柬埔寨的历史,随着这些箭头的指向,开始发生剧烈的演变。 -------- 泉石书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