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劳工广岛大索培 黄冠杰 1944年,日本政府和企业强抓中国劳工约4万人战后日本统计数字,让他们 在日本从事矿山开采、港湾建设、修建发电厂和机场等最危险和最繁重的体力劳动。 在广岛,西松组现西松建设公司强迫中国劳工360人修建安野发电站,因营养严 重不良和事故等,有29人死亡。劳工们有近20人被抓进广岛监狱,在那里受到了原 子弹的爆炸伤害。 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过去54个年头了。然而,那场战争留在中国人民心中的痛 楚,并没有因为时间的流逝而有所消减。 从1993年开始,安野中国劳工的幸存者吕学文等人开始与西松建设公司交涉, 要求其谢罪、赔偿,但西松建设公司却置之不理。谈判无望,遂于1998年1月诉诸法 律。1999年12月7日广岛地方法院第8次开庭。《齐鲁晚报》记者来到广岛,对这一 事件进行了实地采访。 无辜中国百姓成为日军“猎兔” 1942年日本内阁会议决定中规定:“移入的华人劳务者的募集及斡旋,由建立 华北劳工协会的新民会及其当地机关承担。” 在此之前,1938年6月北平成立了新民会劳工协会,同年9月天津成立了新民劳 务协会,青岛成立了山东劳务福利局。同年10月济南成立了山东劳务公司等征集劳 工的机关。1939年2月青岛又成立了大陆华工公司。 1941年7月华北劳工协会的成立使上述各机关合并为一体,一年之后日本东条内 阁有关强抓中国人服苦役的决定便出台了。当时,占领山东省的日军第59师团司令 官藤田茂原陆军中将作了如下叙述:“1943年决定将俘虏充当劳工送往日本内 地,但由于八路军很快掌握了情报,很难抓住俘虏。于是,便在讨伐、突然袭击村 庄时,绑架一些和平的无辜农民,作为俘虏送往日本。从山东省作为劳工送往日本 的中国人,大部分是这样通过第59师团官兵的手绑架去的。” 这种“抓劳工”作战又名“猎兔”作战,像狩猎兔子一样,白天敲打着洗脸盆, 晚间手持火把,包围各个村落,将村中从15岁至40岁左右的男人一律都用绳子捆绑 起来。把绑架人员作为“战果”展开“战果竞赛”。 这样,被绑架者的年龄实际扩大到11岁至78岁,半数以上是结过婚有妻室的。 当年曾经从事过“抓劳工”活动的大木仲治原第59师团,就“驱赶”有妻 室的中国农民的情况提出如下的证词:“女人看到丈夫被连踢带打揪着让‘快走、 快走’的样子,跪在地上叩头大声哭喊着哀求‘太君,太君老百姓,老百姓’。 小孩也忘掉了刺刀的可怕,抱着父亲的腿不放。我骂道:‘这个畜牲,想让我放掉 他,没门’用沾满了泥的靴子照着女人的肩膀和脖子使劲踢下去,可是,那女人 还是一个劲地叩头,‘太君,太君’地哀求着。最后,好像看出哀求无望了,便爬 着回到家中。不久,两手捧着一个用破布片包着的煎饼,靠近那男人往腰里塞。我 们看到这个情景,骂道:‘这个娘们,真侮辱人,当着人的面前还要搂搂抱抱调情 哪’我从女人手中夺过来那个布包,说:‘这种像树叶的东西能吃吗’用力摔到 地上,一脚把它踢往一边。掺着杨树叶子的煎饼碎片撒了一地。那女人就像抱孩子 似的,爬在地上抱着那被踩碎了的煎饼,两眼流出的大泪珠,吧哒吧哒地落在煎饼 上面。” 华北劳工协会在北平、塘沽、石门、太原、济南和青岛分别设立了劳工训练所。 所谓的劳工训练所,实际上就是关押中国劳工的牢房。 西松安野强掳中国劳工的经过 1944年初,西松组向日本政府提出征用中国劳工300名的要求得到许可。西松组 劳务部主任三轮雅信亲自到中国征集劳工。在华北劳工协会的帮助下,从山东、河 北等地实际掳掠到360名据西松组战后提供给外务省的数字。1944年7月29日, 这些集中到了青岛的劳工,被押上日本“锦隆丸”号货轮,输往日本,其中3人在途 中死亡。8月5日船到达下关。6日被押送到安野分成4个中队分驻在坪野、津浪、香 草、土居4个收容所开凿隧道、修建水电站。 起诉西松建设 战后,日本政府对本国人的战争死亡者制定了详细的援助政策。而另一方面, 对强掳来的中国人和朝鲜人都没有给予任何赔偿。对日本人,政府支付了抚恤金 支付一次、养老金每年支付,并收集骨灰修建墓碑等等。而对中国,日本政 府和企业一贯否认“非法掳掠”的事实,并销毁有关资料以回避责任。 当时的“日本建设工业会华鲜劳务对策委员会”的《1945年8月至1947年5月委 员会活动日记》中,曾有如下的记述:“接军需省命令,从1945年8月16日起将有关 战时中国人及朝鲜人的统计资料、指令及其他重要文件一律烧毁,当即组织科员加 以整理,除有关会议与经营管理的资料以外,即便是私人物品也毫不保存,在樱田 国民学校后院先后用了三天才烧完。” 日本政府一向否定绑架中国劳工来日,简而言之,日本政府的官方见解就是, 这些中国人不过是为了挣钱而赴日本做工的工人。当局者在消灭、隐藏证据的同时, 毫无顾忌地罗列虚伪的谎言,看不到一丝对侵略中国反省的影子。 1953年在中国红十字会的关照下,日本人实现了从中国大陆返回故土的愿望。 为了答谢中国方面,日本民间团体组成了中国殉难者慰灵执行委员会,从1953年到 1964年曾先后9次将骨灰送还中国,安放在天津的抗日殉难烈士纪念馆里。其中,安 野死难劳工的部分遗骨被找到,并于1958年被送到天津水上公园的烈士陵园里。但 此后便沉寂下来。 直到1989年,“花冈事件”被重新提起,引发了日本友人思考日本侵略战争问 题的热潮。在广岛的日本友人也成立了思考会,并着手调查西松安野事件的情况。 但调查没有取得任何成果。就在思考会的人放弃希望之际,1992年他们从一位旅日 华侨那里得到中国河北大学教师刘宝辰先生正着手研究这一问题,并进行了大量实 地调查,取得了很大进展。于是思考会的人将在安野被强迫劳动的中国劳工的名单 寄给刘宝辰,要求其协助寻找安野劳工的幸存者及其遗属。刘宝辰老师在其家人和 学生的帮助下,进行了艰难的调查,逐渐掌握了180人左右幸存者及其遗属的情况。 1992年,日本友人在广岛成立了“与强迫押送之中国人原子弹受害交流促进会”, 并于同年5月,首次访问中国,见到了安野劳工的部分幸存者。此后,中日研究者共 同作战,经过十几次反复两国实地考察,逐渐查清了安野劳工被强掳的事实。 1993年8月,安野劳工的幸存者吕学文和孟昭恩,时隔48年访问广岛,在西松建 设株式会社设在广岛的中国支店,向西松建设公司以前的西松组提出了如下三 项要求: 一公开道歉。 二 追悼死难者,让历史的事实教育并传于后人,设立殉难同胞纪念碑。 三对肉体及精神上的损害给予适当补偿。 对此,西松建设公司说什么“强抓劳工是国家的行为,从工作上、衣服上和食 品方面我们都尽了最大努力”,企图以此来转嫁责任,回避现实。 其后虽经反复交涉,但西松建设公司的不诚实态度没有改变。 1997年5月,吕学文再次来到日本与西松建设交涉,西松建设公司扬言“根据日 中共同声明,这个问题已经解决”。吕学文等认为通过谈判解决这一问题已经无望, 遂决定提起诉讼。 根据吕学文等人的意向,在广岛立即组成了律师团,律师团于1997年10月访问 中国,对幸存者及遗属进行了访问。如果360人全部签名参与起诉,由于存在着手续 等其他诸多问题,所以决定由以下5人代表360人提起诉讼。 ①吕学文78岁,济南市人 在广岛监狱遭受原子弹袭击,回国后一直偏头痛。 ②宋继尧69岁,莱阳市人 在工地上推小车时发生翻车事故造成双目失明。 ③邵义诚72岁,天津市人 当劳工时因病不能直立,回国后为了治疗,变卖了家产。 ④遗属杨世斗57岁,青岛市人 其父杨熙恩在广岛因原子弹袭击去世。 ⑤遗属曲训先62岁,青岛市人 现已查明其亡兄曲福先的死亡诊断书是西松组伪造的。 1998年1月16日,邵义诚等5人作为原告代表来到日本,向广岛地方法院起诉了 西松建设公司。 在提起诉讼的同时,日本友人成立了“支援中国劳工起诉西松建设公司协会”, 协会代表是筱原收、宫崎安男、中谷悦子,事务局长川原洋子,事务局次长中土胜 雅,其中会员单位有27个,个人会员300余人,计有上千人参加这个协会,他们发誓 将与原告一起共同为追究西松建设公司的战争责任斗争到底。八次判决仍无结果 从递交起诉书到1999年12月,广岛地方法院开庭审理过8次,第8次是在1999年 12月7日。这次审理中,原告律师团曾向法院要求让当年安野事件的见证人,今年7 0岁的日本人栗栖薰出庭作证,接受询问。栗栖薰当年的家就住在广岛县加计町的香 草附近,其父亲栗栖一夫当年就是在香草劳工收容所当监工,所以他得以有机会大 量接触中国劳工,了解中国劳工的生活。但法院以“没有用日本人作证的先例”为 由拒绝了,这样,法庭的审理不得不再次延期举行。法庭下一次开庭的日期定在20 00年3月份。 摘自1999年12月24日《齐鲁晚报·今周末》黄冠杰文 网络图书收集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