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平常的作家在一个不平常的时刻 郑秉谦 郑伯永同志是我四十年前的上级。从工作关系上说,他是浙江省文联党组副书 记、秘书长,那时实行秘书长负责制,他主持文联工作,并兼《东海》杂志主编; 我则是这个刊物的小说散文组组长,他自然是我的上级。而从当时反右斗争强加给 我们的关系来说,则他是文联“反党集团”的“头目”,我算“骨干分子”,据说 也是上下级关系。 伯永同志是浙南乐清人。今年初,有两位乐清青年,通过北京线装书局与杭州 《东海》杂志社,辗转找到了我。他们说,他们从小就听家乡父老传颂伯永同志革 命斗争的故事,也听说怕永同志后来在反右斗争中受冤而死的惨况。他们发愿要为 他立传,并收集别人写他的文章,出一本书,纪念先烈并激励后人。他们要去了我 十多年前发表的有关他的文章,并再三再四要我把伯永同志在1957年的情况写出来。 说实在的,反右一开始,我就首当其冲,只忙于挨斗与检讨,已无暇他顾了。 加之次年初,怕永同志又匆匆忙忙在乐清“监督劳动”,未及把他在运动中的经受 遭遇告诉我们,1962年又过早地去世了;我以为这篇文章很难写。但他的乡人的请 求,情不可却;加上将当代史资料留给后人,也义不容辞。于是我思之再三,就写 写我与他在那场“斗争”中的大致情况吧!因此也可以说是两个平常的作家在一个 不平常时刻的简单记录。 我当时只有二十七岁,刚从部队下来。在人民解放军中,我曾立过二等功一次, 三等功二次,四等功一次。到了地方上,由伯永同志建议,浙江省文联机关党支部 根据我来后及过去的表现,正在着手发展我入党,叫我写申请书,填表格,诸如此 类。杭州市的选民们,也在此时选我为市人民代表。而此前不久,因我的小说《柳 金刀和他的妻子》在全国的轰动效应,中国作家协会不断通过两个大刊物表扬鼓励 我,并邀我参加我国首次青年作家会议。当时,党在大力培养我,我也对党充满感 激之情,并在用自己更多的作品与更勤奋的工作作为回报。 但没有想到的是,我到浙江省文联才一年,一场无情的风雷冰雹劈头盖脑向我 打来。我与省文联许多好同志一夜之间都成了“资产阶级反动派”。省文联正副两 位主席宋云彬与陈学昭,正副两位党组书记黄源与郑伯永,全成为“阶级敌人”自 不必说,我所在的《东海》,从兼主编开始,编辑部主任与一个代行主任职权的文 联中层干部,到所有编辑组正副组长,无一幸免。全编辑部十三人中,共打出“右 派”七人、“中右”一人、“坏分子”一人,占总人数百分之七十;这还不算运动 中新派来主持编务但一夜之间也成了“右派”的一个反右领导小组成员。伯永同志 一向主持省文联与编辑部工作,又兼着省委文教部文艺处处长职务,这些事自然一 股脑儿算在他的账上。他当时和我们一样,天天遭到大会轰小会斗,并且所受压力 远远超过我们;但他仍表现了对党的坚强信念,并抢着承担责任,希图拯救普通群 众。他一直很有信心地说:“我就不相信在共产党领导下有搞不清的事。”他见我 屡屡受逼而不愿累及他人,便私下向我说“你揭发我吧”,意思是让他来承担责任。 我反问他:“我揭发你什么呢?难道你真反党反社会主义了吗?”他只好苦笑。当 他突然受命去乐清劳动那天,我偷偷去东站送他,他仍谆谆以“要相信党”为嘱, 他是怕我经受不住这种特殊情况的考验啊!后来,我一位患难朋友还告诉我,当他 与伯永同志尚能参加党内会议时,伯永同志还在这个会上反复说:“郑秉谦不是右 派。他是对党有感情的,党应保护他。” 浙江省反右派斗争的声势,开始时并没这么大。省委书记嫌主管意识形态的那 位同志领导不力,调开了他,而从外地请来了一个素以善于贯彻领导意图著称的负 责干部来省领导运动。当时群莺乱飞的江南,突然充满一片肃杀之气;不,不如说 江南气温一下升高,斗争立即白热化了。仅仅两三个月,横扫千军如卷席,省文艺 界数以百计的革命群众,便被卷入“敌人”队伍。当时“搞运动”的人,采取了 “快刀斩乱麻”、“一锅端”的做法;这种做法实际上就是后来文化大革命中“无 限上纲”、“彻底砸烂”的先声。 他们把各级领导人按党的指示贯彻中央宣传工作会议精神,说成是“煽风点火, 组织右派队伍”。1957年春,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书记邵荃麟,以及张天翼、艾芜等 老党员作家,曾来杭贯彻这个会议精神。他们先找郑伯永等省文艺界领导同志与像 我这样的作家代表交谈,然后召开几次省市文艺界座谈会听取更广泛的意见。他们 走后,省委书记又委托省文联党员副主席陈学昭召开省市文艺界座谈,贯彻中央宣 传工作会议精神。伯永同志作为省文艺界主要领导之一,自然是参与这些会议的联 系、筹备、主持等工作的。我作为当时省内仅有的几个作家之一,自然也几会都参 加。但这些事,后来都被“搞运动”的人说成是“组织右派队伍”(颇具讽刺意义 的是,到了“文革”期间,这又被说成是邵荃麟同志以至那个省委书记“组织右派 队伍”了)。 这些人把文艺界人士互相间的关系,说成是“反党集团”成员关系。伯永同志 当时既是省文联主持工作的人,又是省委文教部与文艺界的桥梁,上下左右工作关 系很多。这时那位新来主管意识形态工作的负责干部,坐镇报社,报纸便连篇累牍 地说浙江文艺界有个大的“反党集团”,成员是黄源、郑伯永、陈学昭、陈守川、 曾湘渠等人,把省委文教部、省文化局、省文联以至省政协的许多领导人,都包括 进去了。报纸又宣布在省文联内部,还有个以“郑伯永为首”的“反党集团”,我 们这些文联工作人员自然便在其中了。伯永同志上下挂钩,被套在这两个“团” (或曰“圈”)上,脱身不得。大会轰,小会斗,他和我都狼狈不堪,我则更迷惑 不已。 这些人把我们响应党的号召向党内某些歪风和腐败现象提意见,说成是“向党 进攻”,“以求一逞”。即以伯永同志来说,1957年上半年曾在报刊上写了四篇短 文:《为什么》《谈表里》《“皆大欢喜”》《普里希别叶夫中士》。这些短文, 或批评某些人只顾自己做官、不管革命老区群众生活,或批评当时已开始出现的瞎 指挥与浮夸风的萌芽,或批评地方官员违反中央精神、拒不贯彻“双百”方针。他 的锋芒指向党内某些人的缺点错误,但“搞运动”的人却把这些文章都说成“向党 进攻”。 这些人索性用向壁虚构来代替客观事实。我记得运动初期一次揭批大会上,有 人胡说了怕永同志什么。由于是彻底的捏造,怕永同志气得满面通红,鼻子就更红 了(革命老区群众曾因他的鼻子而昵称他为“老红”)。他勇敢地站起来要求发言, 由于事实在手、真理在胸,加以他说话一向生动活泼,他越说越吸引人,会场不时 发出赞叹声、笑声,说完后甚至还有人拍手。至于这些“搞运动的”究竟造了他一 些什么谣,我因自顾不暇,没有去记;但对这些人诬陷我的事则至今记忆犹新,不 妨说一说。譬如:北京在批刘绍棠,他们便说我是“刘绍棠在浙江的代理人”;南 京在批“探求者”,他们便说我是“探求者”的同路人;中央在批罗隆基的“外行 不能领导内行”,他们便说我早就在倡导这种“论调”;某地在大张声势说某人 “篡党”,他们便说我篡夺浙江文艺界的领导权。总之,完全按他们的政治需要来 捏造事实、“创造典型”,在那个报纸上做连续报道。当时幸亏还没有人写稿说我 喝干西湖水或烧平灵隐寺,否则那个报纸也决不会劳神派人去看一看,便会全文照 登的。 这些人索性以随心所欲来代替党的政策。反右斗争尽管是无限“扩大化”了的, 但当时对人的处理也有一定政策与规定。但我们所遭受的,往往是超出当时规定的 东西。伯永同志是十一级的厅职干部,却比我们更早地被匆匆忙忙弄到乐清去监督 劳动。省文联除了每月给他四十元生活费外,便什么也不管。他一家七口,生活十 分艰难。他在乡下染上肝炎,肝硬化了,向当地干部请假看病。对方竟用一根棍子 戳戳他的腹部,说:“你说硬化,我戳戳不硬嘛!”这对于一个1937年入党、出生 入死地同敌人斗争的老革命来说,是多大的侮辱啊!但伯永同志即使在这种环境中, 仍不忘自己是共产党员。当时“三面红旗”给农村造成大饥饿,他将自己仅有的几 斤粮票几元钱,让给老区的革命群众,而自己却挖树根、吃野菜。如此日复一日, 他的病越来越重,终于在1962年去世了! 当时那些搞运动的,既然可以这样对待老干部,对于我们这批小青年就更不在 话下了。我下乡劳动前,只在一个大会上听到对我的处分:取消职务、级别、工资, 关系留在机关,靠稿费生活,下乡监督劳动。到了乡下,才听旁的右派说,他们都 看到过自己的“处分决定”,而我事先只听过这寥寥数语的“宣判”。当时农民劳 动有工分,我劳动不能记工分,至于靠稿费生活,那更加是神话了。这种“自费改 造”的生涯自然无法久拖,我为了争取摘帽、弄口饭吃,不得不违心地按那个报纸 的口径来“检查”自己。但不论我怎么检查,上面都不满意,说我“不老实”、 “未触及要害”。我想我已按他们的调子,一直“检查”到“篡党夺权”的份儿上 了,还有什么更“要害”的东西呢?于是便不断地往纲上线上爬,但还是不行。有 一次,我实在沉不住气了,便问他们“我究竟还有什么问题”,于是又被批为“摸 底”。直到1979年,我收到了“改正决定”复印件,才恍然大悟:原来我“处分决 定”上的罪状,仅仅是一篇揭发某些领导干部强占文联办公用房的杂文,以及两篇 从未被批判过的短文。我后来才知道,这三篇小文章曾有幸“再发表”于省委宣传 部编的《反右派斗争参考资料》一书上。而那些当年在会上报上强加给我的种种极 其可怕的罪名,倒全都不见了。这是怎么回事呢?我后来才想起,运动期间,我面 对这些捏造出来的罪名,实在忍无可忍,加以当时年轻不懂事,我竟去找反右领导 小组,据理力争。对方当时一言不发,事后倒也没把这些纯属臆造的事往“处分决 定”上写。但是,当时我的右派帽子早已戴定,并且屡屡在报章上公布,怎么办呢? 于是,他们便从我著作中随便抓了三篇短文来凑数。但这三篇短文是什么性质的呢? “改正决定”说,它们“是反对不正之风的,有些内容还是好的”。看来,这也就 是他们为什么不将“处分决定”给我本人看的原因了。 这种儿戏现象,也不仅仅对“右派”为然,对其他人也一样。省文联有一位重 庆《新华日报》报童出身的同志,仅仅因为脱口说了“右派同志”一词,便立即在 党内受处分,并终生下放。还有一位画家,当突然被宣布下放劳动时嘟哝了一句 “我不去”,次日便被开除公职。 这种儿戏现象,还一直延续到我们“改正”之后。当时,杭州隆重地举行了郑 伯永同志追悼大会。他的老战友们要求将这个消息登报,以在全省范围里为怕永同 志恢复名誉。一个有关的领导干部一口拒绝,说:“只有厅级干部才能上报。他不 是厅级干部。”有人提醒说:“他是省文联党组副书记。”那人竟连眼也不眨一眨 就说:“我们未查到他的任职文件。”反右当时的会上报上,是把他当成“窃据省 文联党组副书记”来反的,等他平反后却连“窃据”的职务都没有了,这不是儿戏 又是什么呢?当然,这是一种可怕的儿戏。 “文革”结束后,中国共产党在邓小平、胡耀邦等老革命家主持下,领导全国 人民拨乱反正,给几十万被“扩大”进去的“右派”平反昭雪;使我们的社会扭转 过去“万马齐喑究可哀”的局面,开始向改革开放。民主法治的方向前进。这赢得 了世人的交口赞誉,更得到我们这些身受者的无比感激。作家队伍中错划为右派的 同志,“改正”后都写了很多很好的作品,如最近弃世的刘绍棠与张弦就是如此。 《刘绍棠文集》共十二卷,其中十一卷都是“改正”后写的。张弦这十多年来不少 作品也影响很大。他们都是我的朋友,我在哀悼他们的向时,不能不为怕永同志感 到更大的悲哀与惋惜。怕永同志素具写作才能,他的生活经历又特别丰富,他长期 做过白区地下工作,长期打过游击,担任过浙南特别旅政治部主任等重要职务。他 如果能像我们这样幸存下来,一定能向人民贡献出更多更好的作品。 70年代末,我曾与人一道把怕永同志在中国作家协会华东分会当专业作家期间 发表的作品,编成集子,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但他的长篇小说初稿《飞云江上》, 则我始终只闻其名而未一见,看来此书已不可能面世了。 伯永同志把他的一生,都献给了中国的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献给了浙江 人民尤其是浙南人民的解放事业。他的一生,是光荣的一生。他在对敌斗争中,机 智灵活,屡战屡胜。但是,他虽能在敌人的枪口下避九死得一生,却不能在和平环 境中避开无形的子弹。他为流言所中,为罗织所害,无声无息地倒下了。这是多么 痛心的事呀! 幸而今日中国,“左”祸日远,局面大变。当我在改革开放的和煦阳光下写这 篇文章时,临窗树木,新叶簇发,如绿眉,如青钱,生机勃勃。为了警惕“左”祸, 我们应把往事告诉后人。先哲说:“前者不忘,后事之师。”外国的革命家说: “人们,你们要警惕啊!”让我们反复重温并永远记住这两句话吧! 1997年3月于杭州 小草扫校||中国读书网独家推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