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财有方 每年夏天,财政部要制订出两套指标,一套公开,另一套保密。前者是官方的 指南:下一个财政年的公开支出指标;后者更为重要,是财政部对来年形势更现实 的估计。这套指标比第一套指标高。 当财政部做预算时,其他各部就开始向“圣诞老人”——财政部大臣们写报告, 要求增加经费。不用说,各部的要价总是在百亿英镑之上,甚至更多,远远超出了 财政部计划的额度。首席大臣不得不花两个月的时间——9 月和10 月给各部门分 配经费。他采用“双边会谈”的方法,与各部大臣们单独谈判。如果双方不能达成 协议,其分歧遂提交“星法院”裁决。这是一个由高级内阁大臣们组成的委员会。 怀特洛勋爵、塞西尔·帕金森、杰弗里·豪爵士以及约翰·韦克姆曾先后担任该委 员会主任。然而,最近几年里,大臣们都不愿意把他们之间的分歧上交“星法院”。 星法院最初是都铎王朝和斯图亚特王朝施行暴力、征服不驯服之人的场所。一些大 臣认为,当今的星法院承袭了亨利时代的专制和蛮横。今天,一些大臣虽然对新闻 界说官司要一直打到星法庭,但实际上都愿意在法庭门外的台阶上解决争执。 无论以哪种标准来衡量,约翰·梅杰都是一个称职的财政部首席大臣。 他成功地把公共支出控制在财政部公开的指标内,而没有求助星法庭的强行裁 决,更重要的是,他与同事的关系十分融洽。众所周知,首席大臣很容易形成盛气 凌人、专横无理的毛病。利昂·布里坦常常为此受到指责,现任首席大臣大卫·梅 勒也是如此。约翰·梅杰从不这样。不仅如此,他尽量不使同事生气。即使拒绝他 们的某种要求,他也是彬彬有礼,和言悦色。 梅杰上任的第一年,曾与卫生和社会福利部发生矛盾。该部大臣约翰·穆尔只 向财政部申请少量经费,梅杰很快就批准了他的申请。几个月后,卫生和社会福利 部经费吃紧,不得不要求追加。该部的预算只所以出差错,有许多原因。一方面, 梅杰曾在该部任职,他不愿背上偏袒该部的恶名;而穆尔先生也有同样的顾虑。1986 年以前,他曾担任财政部大臣,他想让众人相信,他虽然离开了财政部,但仍执行 撒切尔主义削减公共支出的正统思想。当然,穆尔先生还有另外一个目的。当时, 几家报刊已透露,穆尔有可能接替撒切尔夫人,荣登首相宝座。这可能助长了穆尔 的高傲自大,他严格控制预算,紧缩支出,以此向众人显示自己在政治上的强硬和 严厉。结果适得其反,这一致命的错误成为他大臣生涯终结的先兆。 亲眼目睹梅杰与穆尔谈判的官员们认识到,梅杰虽然表面上彬彬有礼,实际上 蔑视穆尔的能力。有人据此猜测,梅杰正在和潜在的对手为争夺保守党领袖职位而 斗争,并想战胜他。这种猜测只是凭空想像。穆尔待人处事表里不一。在内阁大臣 中,不只是梅杰感到穆尔先生令人生厌。1988 年,他患病后,同事们几乎都不同 情他,因为他经常自吹自擂,说他身体多么结实。 梅杰或许和同事们一样讨厌穆尔,但这决不会影响他对预算的态度。首席大臣 的任务就是控制开支,但当某一部门的大臣申请的经费量很少时,他自然不能拒绝 批准。申请经费的多少是每一个部门大臣的事,大臣应该了解自己部里的经费需求。 梅杰总是鼓励各部大臣重新评估各自的支出项国,如有可能,就把钱用在刀刃 上,重点支持基本建设。在少量的经费上,他也乐意采取灵活政策。 有一次,梅杰与海外发展部大臣克里斯·帕滕谈判。谈判结束前,梅杰礼貌地 问在座的官员能否离开会议室,官员们和克里斯·帕滕一样吃惊。他们都以为梅杰 要与帕滕先生大吵一架,想让他们回避。官员们离开后,梅杰面带微笑说:“我该 向你举手投降了,你可以带着1000 万英镑满载而归。”帕滕先生一时高兴,当场 拍板同意。在返回本部的半路上,帕滕忽然想到,他应该要价1500 万。 1988 年12 月,即梅杰上任后的第二年年底,他在给全国保守党大学毕业生 协会做的一次演说中表达了他对公共开支的主导思想。他说他赞同严格的财务管理, 公共开支应该继续增加,但不能超过国民收入的增长。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国家消 耗尽可能少的国民财富,有助于减少税收,刺激经济,建立“良性循环”机制。随 着经济的繁荣,国家才有财力增加公开开支,削减税收,减少国债,进而降低利率, 增加财政顺差。 梅杰提醒大家,如果经济停滞不前,政府不得不控制开支的增加。但他也清楚 地指出,他完全接受在有价值的项目上增加经费的观点。重要的是政府要牢牢控制 公共开支,制定支出策略,而不应该屈服于偶发事件。公共支出既包括在不可避免 的偶发事件上的支出,也包括在有价值的项目上的支出。梅杰接着说:“窍门就在 于如何增加后者,减少前者。”他取得了一些成绩:卫生支出增加了20 亿英镑, 道路建设费增加了14亿英镑,还有诸如500 万英镑的残疾人补贴等少量的增加。他 总结道:“我的工作是面对一大堆数字,分清哪些是值得投资的,哪些仅仅是需求。” 从撒切尔夫人后来对待梅杰的态度来看,他对梅杰的政绩非常满意,奈杰尔·劳森 也是如此。梅杰先生担任英国首相以前,几乎没有人反对他处理公共开支的方法。 然而,他出任首相后,有那么两三个记者贬低他在财政部所做的工作。 他们指出,作为财政部首席大臣的梅杰政府政绩平平,并说当时政府的收入在 增长,支出在减少,所以保持收入平衡是轻而易举的事。约翰·梅杰应该更强硬些, 利用经济增长的优势,大幅度降低消耗国内总产值的公共开支。这种认识看似敏锐, 实则荒谬,因为它的论据是错误的,在经济增长期间紧缩支出是很困难的。削减支 出的关键不取决于收入的增加,而取决于政策。在经济危机中,几任工党政府曾成 功地削减了支出,但当经济迅速增长,各部主管财务的大臣知道,在财政部积聚着 可管的预算结余时,要拒绝他们的经费要求是很难的。随着社会财富的增加,人们 对公共事业——卫生、教育、贫困救济——的需求也与日俱增,甚至超过了经济增 长的速度。有迹象表明,撒切尔夫人在大选期间有同样的看法。没有哪一位聪明的保 守党人愿意违逆公众情绪。他们面临的挑战不是削减公共开支,而是如何使选民相 信,私人企业能够创造出比国家更好的公共消费品。 首席大臣的工作就是完成支出指标,而不决定那些指标应该是什么。在任首席 大臣期间,梅杰先生一直按照撒切尔夫人默许的原则行事。1987 年至1988 年, 有迹象表明,约翰·梅杰所谓的“良性循环”失灵了,因为政府一边降低税收,一 边增加公共开支,偿还债务。结果,“良性循环”被破坏,但这不是因为缺乏严格 的财政控制,而是由于采用了不完善的货币政策所致。 首席大臣也是财政大臣的副手,应该有权参与种种经济政策的制定,但梅杰没 有充分利用自己的机会。财政大臣奈杰尔·劳森习惯于开会,让高级官员、政治顾 问和初级官员们都参加,讨论货币、财政和一般经济政策。正如人们所期望的那样, 劳森主持的讨论会充满火药味,人们可以畅所欲言,交换截然不同的看法。劳森本 人喜欢与彼得·米德尔顿爵士、特里·伯恩斯爵士以及其他高级官员辩论。他认为 政策出自不同观点的憧击。当然,他也喜欢证明,他是会议室里最高明的人。 约翰·梅杰没有参加这些辩论,他也不可能全部参加,他自己的工作使他脱不 开身。但在大多数情况下他是在寻找借口,有意不参加辩论会。财政部的官员们大 为惊奇,因为众所周知,约翰·梅杰已把自己看作未来财政大臣的最佳人选,但他 似乎在故意放弃这些在职培训的机会。这主要是自卑感在作崇。他不是经济学家, 缺乏劳森先生、彼得爵士以及待里爵士能言善辩的技巧。在那些没有希望胜人一筹 的方面,他不愿意发表意见。 这仅仅是一个原因。此外,奈杰尔·劳森主持会议的方式也不适合约翰·梅杰 的口味。梅杰认为,只鼓励参加者炫耀才华,而不注重解决问题,只能制造矛盾而 不能得到启发。他想他担任财政大臣后,将以完全不同的方式主持会议。他不相信 他的方法对制定政策会有什么不利。此外,到1988 年和1989年,劳森先生主持的 会议与其说是制定政策,不如说是嬉戏取乐。真正的决策会议是在更小的圈子里进 行的,只有劳森本人、彼得·米德尔顿和特里·伯恩斯参加,有时侯只有劳森先生 和特里爵士两人参加。 此外,梅杰不同意财政大臣政策的一个基本方面。到1987 年,劳森先生认定, 英国加入欧洲货币体系的汇率机制是遏制通货膨胀政策的基础。80 年代初期,梅 杰先生也同意这种流行的看法:英国对付通货膨胀需要国际支持。 到1987 年,梅杰改变了看法,其原因有两个:第一、他厌恶欧洲的牵制;第 二、他相信通货膨胀只能通过国内正确的货币政策得到控制。 梅杰先生私下向劳森先生表白了自己的观点,但财政大臣固执己见,充耳不闻。 梅杰心想,在会上与劳森争论是不明智的,也有被泄密的危险。首先,财政大臣与 首相早就意见不和,已造成很多麻烦;其次,梅杰先生担心,他的动机可能被人误 解。有人会指责他为了自己的前程讨好首相,反对自己的大臣。以后,梅杰先生还 会改变自己对英国加入汇率机制成员国的看法。 但在1987 年至1989 年,他认为公开表达自己的意见不会有什么好处。在当 时的条件下,他的态度是正确的。 -------- 泉石书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