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 约翰·梅杰出任首相的第一年,大部分时间都忙于处理外交事务,这不免有点 滑稽。他被保守党推举为领袖,是因为在内阁任职期间政绩显赫,政治技能娴熟。 但是,他不懂外交是一大缺陷。与道格拉斯·赫德相比,他更是相形见拙。一年之 后,情况不同了,梅杰在处理外交事务上展示出的才华使他本人和保守党的声望大 增,相反,国内政治事务却成了他连任道路上的障碍。 欧洲问题就很棘手,它使梅杰在制定内外政策上步履维艰。在出任首相的13 个月里,梅杰在欧洲问题上耗费的精力大大超过处理其它任何政治问题。 为了稳妥起见,梅杰可以运用外交手碗制定灵活的策略。 但面对欧洲这个更加敏感的外交课题,要制定相应灵活的策略却相当困难。在 出任首相的第14 个月里,梅杰被许多政治问题所困扰,其中欧洲问题最让他头痛。 这一切是自然的,毕竟在欧洲问题上的争论导致了玛格丽特·撒切尔的下台。 到1990 年12 月,保守党也对欧共体问题忧心如焚,而那些养尊处优的后座议员 既反对退出欧共体,又不赞成联邦主义。他们认为政府应该采取一种简单的解决办 法,即尽量扩大作为共同体成员国所受到的益处,并尽量减少那些不利因素。因此, 他们对政府在这个问题上的无能深感不满。但他们几乎不懂,这种看似简单的政策 实施起来会遇上很多可怕的障碍和阻力。 他们也同样不懂,对待欧共体,要想采取一种只适合于自己利益的策略也几乎 是不可能的。 而那些明智的人却真正地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他们担心如果这个问题不能 解决,在欧洲问题上采取的错误方针将愈加明显。保守党内部既有欧洲盲从论者, 也有欧洲怀疑论者。因此,对于导致这种分歧的问题,迫切需要作出决策。逃避和 拖延都将无济于事。 这样的分歧不仅可能导致下届竞选的失败,而且可能导致党内分裂,使保守党 人在以后的若干年里都无翻身之日。因《谷物法》而产生的分裂曾使保守党人整整 20 年与政权无缘,而此次在欧洲问题上的分歧很可能使他们重蹈覆辙。 玛格丽特·撒切尔役能解开这道难题,但严格说来,这不是她的责任。 20 年来,英国与欧共体的关系始终笼罩着一种思想上的不和协——一种理性 上的不诚实。从一开始,许多强烈支持英国加入欧共体的人就在故意玩弄一套虚假 的把戏,他们混淆英国加入欧共体的各种含义,使广大选民对此形成错误的印象。 希思先生成功地使英国加入了欧共体,他对公众解释这是为了英国自身的经济利益, 也是为了对外国人实施某种十分必要的领导。而反对参与欧洲事务的人则认为,这 样做会使英国逐步丧失主权,从而堕入欧洲联邦主义的泥坑。但是,他们的主张根 本未被理睬。倘若这是其个公司的发起人制订的错误的计划,那他的一切早就该毁 了。 英国加入欧共体所导致的困难不仅仅源于理性上的不诚实,意识上的情性也是 重要原因。许多热衷于欧洲事务的英国人连对其所要加入的组织的性质都缺乏根本 的了解。在某种程度上,这也是因为在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实用主义与欧洲大陆的 政治语言和哲学之间存在着某种差异。每当英国人涉及到“罗马条约”中关于欧洲 联盟的各项条款时,以为这些条款实质上可以只是一纸空文,外国人实际上是言不 由衷。热衷于欧洲事务的英国人甚至撇开英国历史与欧洲大陆历史之间存在的根本 差异,形成了对于民族国家截然不同的态度。 我们该能清楚地记得,除爱尔兰以外,所有其他欧共体各国都曾经历政府在政 变中更迭,都曾遭受邻国侵略或对邻国进行侵略。各国的边界都是后来和平条约的 产物,而各国的制度都是革命的产物,有的则是数次革命的产物。 因此,欧共中的大部分伙伴有充分的理由怀疑他们本国以及邻国制度的稳定性, 他们对民族国家缺乏信心,因而要寻求一种超民族的安全,这一切都是可以理解的。 而英国人却没有这方面的激情。英国作为一个民族国家一切都很正常,虽有疑虑产 生,但不是由于我们民族的制度,而是由于把整个欧洲建立成一个超级大国的设想, 这样一个大国会使人联想到菲利浦二世、路易十六、拿破仑和希特勒。这种欧洲理 想对英国一部分政治精英来说极富有吸引力,但在公众中却没有引起共鸣。 这种理想在玛格丽特·撒切尔那儿也没得到共鸣,她对于欧洲事务仅仅是个不 热心的支持者,对自由贸易大加赞同,但未被欧洲理想主义所打动。 确实,在1975 年的全民公告中,她曾一度对英国保留欧共体成员国地位持模 棱两可的态度。但这种观念又很快被否定了。无论是当时还是后来,这位保守党领 袖根本就不可能反对英国加入欧共体。如果对此持反对态度的话,保守党在企业界 和城市中的利益将会受到很大伤害,从而使保守党在议会中的席位大大减少。 因此,撒切尔夫人正好充分利用英国作为欧共体成员国的优势,尽力使自己确 信,自由贸易利太于弊。到80 年代中期,当英国在欧共体中的预算份额问题得到 解决以后,她似乎也已与欧共体达成妥协。1985 年至1986 年,撒切尔夫人同意 签署“统一法案”,这个立法绘制了一个统一的欧洲市场的蓝图。根据“罗马条约” (1957 年)第5 条,这个大市场应该在12 年内建成,但实际上,仅仅为此铺平 道路就花了近30 年的时间。 这个统一的欧洲市场也将是一个自由的大市场,它要在整个欧共体内部为自由 贸易扫清障碍。因此,撒切尔夫人有理由认为这是向着欧洲撒切尔主义迈进了重要 的一步,但同时她也为此付出了代价。“统一法案”不仅重申了“罗马条约”中规 定的联邦主义目标,它还使有资格在部长委员会中投票的范围大大增加,从而削弱 了国家政府的否决权。撒切尔夫人认为,如果能实现自由贸易和自由市场,那么这 个代价也是可以接受的。也许她甚至不认为法案中那些有关联邦主义的章节只不过 是些冠冕堂皇的空话。然而,正是在这方面,她低估了雅克·德洛尔。 德洛尔先生自1985 年起担任欧共体委员会主度,他是法国社会民主党人,经 济统治和重商主义思想在他身上根深蒂固。他虽算不上什么著名的自由市场商人, 但他却赞成建立一个统一的大市场,因为这会对联邦主义产生一个强大的动力。他 还另外设计了两个方案,以进一步加强这种动力。第一个方案便是“社会宪章”。 这个宪章试图在整个欧共体内部实行一种工人权益的社会民主机制,以削弱资本家 在统一大市场中的活力。而依照撒切尔夫人的看法,“社会宪章”不仅削弱了统一 大市场,而且可能使英国工会通过布鲁塞尔恢复各种权力和特权,而这些权力和特 权是她曾经费尽苦心才得予以取缔的。 然而,真正的威胁与其说是来自“社会宪章”,到不如说是来自经济与货币联 盟,因为经济与货币联盟的内容要求各成员国把各自很大一部分主权移交给一个统 一的联邦大国。1989 年,德洛尔先生作为一个经济与货币联盟的坚定倡导者,发 表了德洛尔报告。提出分三个阶段进行过渡的各项建议。 第一阶段可渭是镇痛剂,而第二和第三阶段则包括各成员国不断放弃各自的经 济独立,最终实现货币的统一和建立统一的欧洲中央银行。 德洛尔先生自始至终都表明他正在追求一种综合战略,而经济与货币联盟只是 其中的一部分。这实际上是追求一种“联邦使命”,即欧共体的最终命运是联邦的 命运。而撒切尔夫人决心要抗拒这种命运,而无论它的表现形式如何。但在经济与 货币联盟的问题上,她与德洛尔先生的对抗和斗争面临着一大障碍,这就是她无法 按照自己的主观意愿对经济与货币联盟进行批评和谴责,她之所以无法这样做是因 为她的政府一直都在按“罗马条约”对经济与货币联盟履行自己的义务。因此,从 政治角度讲,即使她本人也无法随意宣布她从未信仰过经济与货币联盟,或者说由 于外国人实际上并不真正信仰它,自己也仅仅是做做样子而已。 在约翰·梅杰当选首相之前,英国就决定加入欧洲汇率机制,从而清除了英国 与欧共体关系中的一大障碍。但梅杰仍面临三大难题有待解决,即经济与货币联盟、 社会宪章和德洛尔的欧洲联邦运动。而这三个问题的症结在于英国作为欧共体成员 国的性质仍未得到澄清。欧共体在实质上能否始终是绝大多数英国人所期望的那种 共同市场?还是存在一种不可逆转的联邦主义趋势?如果是后一种情况,英国又该 做出什么反应?是重新商谈英国加入欧共体的条件,以便从实质上确立我们在欧洲 作为第2 个11 国首领的地位呢? 还是对这一切予以默认?无论哪种选择都将给我们的政体造成巨大的压力,同 时也给保守党造成巨大的压力。 人们对梅杰先生也不应太苛刻,对于他的四位前任首相多少年都没能解决的问 题,我们也不能指望他在一夜之间就获得成功,立刻在英国与欧共体的关系中求得 思想上的谅解和统一。其实,他甚至根本未曾试图那样去做,而是把精力放在采取 一种迂回的外交方式上。在外交部的日子里,他总是听到这样一种论断,认为撒切 尔夫人由于不顾忌外交礼仪,使得英国与欧共体其他伙伴的关系复杂化。这位新任 首相决心采取一种更为柔和的外交方式,使英国尽可能地处于有利的地位,以便使 其他一些国家不自觉地把英国形式上的让步当作实质性的让步。 他重申了自己对欧共体的承诺:“我要使英国站在欧洲的中心。”这句话他常 挂在嘴边,并成了他外交攻势的基石。他同时尽一切努力与其他欧共体领导人发展 良好的私人关系,特别是与科尔总理。在这方面,他有一个巨大优势:他不是玛格 丽特·撒切尔。 科尔总理曾一直希望同撒切尔夫人建立一种良好的关系。他喜欢并尊重她,认 为在欧共体内他们这两位最重要的保守党政治家理应是天然盟友。他常常做出友好 的姿态,但一次次都受到冷落。其中缘由很多,首先,撒切尔夫人既没回报科尔对 她的友善,也没回报对她的尊重。因为她觉得他太轻率,也太含糊,所以他在撒切 尔夫人的圈子里没有位置。 其次,他们俩在欧洲问题上也存在着不同观点。像大部分德国政界人物一样, 科尔的政治态度反映出纳粹统治之后人们对民族国家的怀疑和对德意志民族主义的 憎恶。他这一代的德国人深信,只有一个强大的欧洲才能使德国获得自救。但对撒 切尔夫人来说,如果德国人无法用文明的方式坚持民族主义,那也并不意味着英国 人也就应该放弃自己的民族主义。恰恰相反,她根本就不相信什么欧洲屏障能够抵 御匈奴式的敌人。对她来说,听德国人对民族主义的控诉就像听一个改邪归正的酒 鬼大谈酗酒的危险一样。 其实,她这种怀疑主义的观点不仅仅局限于欧洲问题。她不信任德国,她为德 国统一将会产生的各种后果感到忧虑,她也担心德国经济强盛所造成的威胁:德国 马克的垄断地位将会导致一场金融大混战。 在这方面,密持朗总统给了她巨大的鼓舞,至少私下里是这样。密特朗总统与 她会晤时,常常流露出对德国的憎恶。密特朗先生对于德国对法国的占领仍然记忆 犹新,撒切尔夫人也认为这是他真情的表露。然而,这位法兰西共和国总统可能还 有别的目的,英德建立友好关系可能将使德国在外交上占据主导地位,这势必对法 国的外交政策带来巨大的威胁,因为战后法国外交政策一直受制于德国。为了避免 出现这种局面,最显而易见的办法就是煽起撒切尔夫人的反德情绪。这种经典式的 戴高乐策略肯定是密特朗总统的拿手好戏。 无论密特朗总统的动机怎样,德国的统一将使得英国的外交政策突然黯然失色。 对此,撒切尔夫人心中的忧虑常常溢于言表。她仅能抱怨而已,无力阻止这一切的 发生。在这种情形下,没有行动的空话听起来很快便让人觉得别扭和荒唐。如果她 克制住这种忧虑,正视这一无法逃避的现实,情况也许会更好些。德国的统一使科 尔深为激动,他为自己是主持这次伟大变革的德国总理而兴奋不已。他不时地打电 话给撒切尔夫人,欣喜地述说最近发生的一切。在这个时刻,作为英国首相只要说 上几句亲切和祝贺的话,肯定会使英国在外交上获得长久的好处。但是,玛格丽特· 撒切尔没有珀西·克拉多克爵士虚伪的习惯。查尔斯·鲍威尔在这方面与撒切尔夫 人持相同的观点,而唐宁街10 号的智囊顾问珀西·克拉多克爵士则主张采取调和 的态度。在查尔斯·鲍威尔的鼓动下,她没有采纳珀西·克拉多克的建议,把德国 人的任何友善表示都拒之门外。 约翰·梅杰结束了这种政策。在可能的情况下,他总是乐意与同僚们以及别国 的合作伙伴们建立和协的关系。这样做无疑大有脾益。他认为与德国总理建立更加 密切的关系,将是未来英国的欧洲外交成功与否的关键。 由此,友谊建立起来了。保守党主席克里斯·帕滕为了在该党与基督教民主党 之间建立更加密切的联系,做出了各种努力,特别是在欧洲议会中,他为此做了大 量的工作。这些努力又使友谊得到进一步的发展。然而,这一友谊始终存在一些无 法消除的障碍。撒切尔夫人一心追求自己的基本原则,却忽略了外交,而梅杰先生 只有在基本原则存亡攸关之际,才会不顾外交上的种种限制。 德国政府对联邦主义信念似乎不可动摇,甚至准备为实现这个目标作出重大牺 牲。德国金融团体的许多重要成员也为经济与货币联盟将产生的后果感到担忧。因 为从现代历史的角度来看,他们相信没有哪一种欧洲货币像德国马克那样能抑制通 货膨胀,也没有哪一家欧洲中央银行会像德国联邦银行一样有能力治理通货膨胀。 在伦敦,同样感觉到这些忧虑的人们曾以为在某个阶段金融家们总把自己与外交部 对立起来,但现在,他们这种观点已被证明是不符合实际的。 热衷于欧洲一体化的人曾一直希望1991 年能成为欧共体事务中意义重大的一 年。他们希望签订一个新条约,作为对“罗马条约”的补充,这个新条约应着重两 个主要目标。第一是扩大欧共体的职能范围,以便把外交事务、防务及许多法律和 法令都包括进来,第二是为经济与货币联盟制定一个日程表。总的目标是加快联邦 主义的发展。 从一开始,英国外交的首要目的就是要挫败联邦主义者。这个行动大部分是在 各个小型会晤中进行的,这些会晤常常是双边的部长级会晤,现任欧洲事务大臣的 特里斯坦·加雷尔—琼斯在许多这样的会晤中都起了关键性的作用。虽然党内的欧 洲怀疑派普遍对他不信任,但他却做出了艰苦不懈的努力,使那些极不情愿的外国 人接受另一种共同体发展的前景。加雷尔—琼斯先生嘴边常挂着这样一个比喻,他 宁愿守护一座寺庙也要摒弃一棵大树,因为一棵树相当于一个集中统一的组织,它 把一切都置于中央集权控制之下,而寺庙中的各个柱子却都能相对保持各自的独立 地位。 因此,英国人主张有必要加强同各国在外交防务及国际法律和法令问题上的合 作,但这一切应置于“罗马条约”的管辖之外。至于经济与货币联盟问题,梅杰先 生则坚持英国任何上一届的议会都不能束缚下一届的议会。这就是说,有关英国是 否实行欧共体统一货币的任何决策都将等到90 年代后期才见分晓。 然而,这些问题的关键还在于1991 年12 月8 日至9 日举行的马斯特里赫特 首脑会议。在为期6 个月的各项预备会议期间,约翰·梅杰、道格拉斯·赫德、诺 曼·拉蒙特和特里斯坦·加雷尔一琼斯都极力推行他们的观点。这是英国历史上和 平时期外交活动最为紧张的时期之一,同时也是外交活动最为成功的时期之一。 在整个预备会议过程中,细节是问题的实质。因此,英国人的战斗不是在泛泛 的思想意识上四面出击,而是在无数细节问题上短兵相接。在此,英国的议会体系 使他们受益匪浅。该体系使他们在细节问题上要面对各种无情的质问,所以他们善 于掌握各种细节的要点,而这又恰恰是其他国家立法机构所无法匹敌的。因此,当 马斯特里赫持首脑会议正式召开时,梅杰先生和他的高级同僚们得以把欧州问题的 各个细节阐述得淋漓尽致,使其他国家的代表望尘莫及,相形见绌。 在马斯特里赫特首脑会议之前,保守党内普遍担心梅杰先生可能被迫在两种情 形之间作出选择:要么在关键问题,特别是单一货币问题上做出妥协;要么使一切 陷入僵局,而这也同样会给国内带来灾难性的后果。但最终的结果是,梅杰先生达 到了他的目的。欧共体的职能范围没有扩大到外交事务和防务方面,英国不承担经 济与货币联盟的义务,从而也没有签署“社会宪章”。 从任何现实的估价来看,这正是最为理想的结果了。 然而,并非一切都在马斯特里赫特得到了解决。对英国人来说,这只是敦克尔 克的胜利,而不是滑铁卢的胜利。联邦主义的攻势还在继续,英国对经济与货币联 盟的最终决策也仅仅被暂时推迟而已。在所有这些争论中,约翰·梅杰非常注意避 免思想观念上的原教旨主义,因为这与他所要达到的目的毫不相干。他的目的已通 过他对细节的把握和外交方式得到了实现。然而,这又产生了另一个后果,那就是 政治观察家开始感到疑惑,约翰·梅杰在欧洲问题上究竟把自己置于何地。有人认 为梅杰仍是戴高乐主义和欧洲怀疑论者。只是考虑到党内团结、公众舆论和英国对 欧洲外交政策等问题,他不便表白自己的这一观点而已。还有人认为他实际上是一 个欧洲崇尚者,仅仅为了保持党内团结才对此保持缄默。约翰·享利—琼斯爵士曾 这样描述过梅杰: “私下里是个彻头彻尾的欧洲人。”实际上,这两种说法都没有全面充分地表 现约翰·梅杰的观点。他既不信仰联邦主义,也不赞成超越民族国家。从这个角度 来看,他是一个欧洲怀疑论者。但是,他对欧洲的态度是积极的,而不是消极的。 “站在欧洲的中心”不仅是一种修辞的手法。约翰·梅杰心目中的欧洲是一个民族 国家相互合作的欧洲,各国能就共同关心的问题开展最广泛、诚挚的讨论,而不是 一个按照官僚主义的日程安排将各国强扭在一起的欧洲。他放眼于整个欧洲,而不 仅仅是西欧。他心目中的欧洲从直布罗陀一直延伸至乌拉尔山。这样,欧共体实行 自由市场经济的各民主国家,就能利用它们的力量和影响去援助那些从前苏联独立 出来的新国家,使它们健康地实行自由市场经济和自由的民主制度。否则,它们就 完全有可能陷入民族主义独裁统治的泥坑,这不禁会使人们联想到昔日黑暗的巴尔 干国家,以及那战火连绵的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武装冲突。 从1992 年7 月1 日起,英国将担任欧共体主席。只要梅杰再度入选,他就会 用明确、有力的言辞来陈述这些观点。他将含蓄地、甚至直截了当地驳斥德洛尔的 联邦主义主张,指出联邦主义不是唯一的欧洲理想。他将提出自己的理想主义—— 敦促欧共体把“欧洲”迅速推回到现实中来,使欧共体的人民无愧于“欧洲人”的 称号。 梅杰先生在处理外交和防务事务的过程中还碰到过更富挑战性的事件。2 月7 日,内阁委员会正在唐宁街10 号召开会议,突然一声巨响,连窗户都被震开了。 爱尔兰共和军用迫击炮对唐宁街10 号发起了轰击。梅杰先生成了第二位遭到谋杀 威胁的英国首相,但是他依然镇定沉着。当爆炸发生时,查尔斯·鲍威尔爵士马上 转向首相说:“让我们护送你离开吧。”而梅杰先生只说道:“先生们,我想我们 应该换个地方继续开会。”至今,唐宁街10 号顶层客厅的石膏装饰品上仍然留有 这次袭击造成的痕迹。 1991 年8 月,一场旨在推翻戈尔巴乔夫的未遂政变,再次证实了梅杰先生这 种镇定自若的品格。当时,其他一些大国领袖已开始迎合甚至讨好政变策划者,其 中法国总统密特朗的行为尤为失态,而梅杰先生却对此持不同见解。他认为这次政 变和以往共产党强硬派抵制变革的行动有类似之处,尤其是在捷克斯洛伐克和罗马 尼亚,政变企图均遭失败。这次推翻布尔什维克的政变也同样会以失败而告终。因 此,梅杰通过电话强烈地遣责了叶利钦先生,并表示坚定不移地支持戈尔已乔夫。 几个小时后,他的判断得到了验证。 -------- 泉石书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