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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这些话的是所里的一个实权派处长满云飞。他整天除了在处室乱转,散布些
小道消息,就是傍在领导身边,人称满天飞,又叫“二所长”。他自己也认为是理
所当然的所领导接班人,所以妄自尊大,盛气凌人,惟恐别人胜过自己,事事总想
压着别人一头。上纲上线,更是他的看家本领。
原来他根本没把从农村出来不久土里土气的白刚放在眼里,白刚的报告受到那
么多人的关注,他心里便老大不高兴。没想到所领导对白刚的报告也很感兴趣,信
息处还要印发学术资料,更使他有鲠在喉,如坐针毡。便直接找到信息处去发号施
令,不让印发,还说:“你们一点政治敏感也没有,这么严重的问题竟然看不出来?”
然后又去找所里老书记,把白刚的论点大大贬斥了一番。
“没那么严重吧?学术研究嘛,不同意见可以探讨嘛!”他看老书记不同意便
急赤白脸地说:“公开反对党的政策,反省委,反中科院,这可不是学术问题,是
严重的政治问题。所里印发资料,就等于所里支持这种言论,让省委领导和中科院
知道了,所里得担多大责任?我这可不是为自己是为所里担心哪!”为显示自己的
能力和权威,他把找老书记说的这番话又和关处长说了,只是没讲是哪位领导和领
导的最后态度,而是传达他的命令:“我可告诉你们,不准印哪!”
白刚虽然不在乎自己的稿子发不发,但是对他这种霸道作风非常不满:“各处
室都是平行的,他为什么对你们发号施令说不准印就不印?你们没找所领导?”关
处长说:“找啦!老书记说本来不同意见可以探讨,可是既然有这么大的分歧,那
就别印了吧!你看,我们还有什么办法?”关处长最后好心地说:“老白呀!以后
还是小心点好,我听说领导里也有人同意他的看法。他这人活动能力强,他这种思
想也有市场啊!”
关处长还是关心地说书记本来对你的报告印象很好,他大帽子一扣,也不敢坚
持了。书记戴着修正主义反革命帽子受批斗多年,也是怕这种政治大帽子啊!人们
都知道你是右派,再有个什么运动,或是风吹草动,凭他上纲的这两条,不给你扣
个右派,也得打你个反革命啊!就是没有运动,政治大帽子也可以压死人哪!他看
到白刚满不在乎,一会儿又凑到白刚耳旁轻轻说:“我听说有人已经向省委告状了,
说你右派立场没改,反省委,反对党的政策。以后说话写文章可千万要小心啊!”
“告吧!我不怕。”白刚说,“劳改批斗二十多年,什么大帽子都戴过,这点
事算个啥!还能再把我关起来?实在干不了回家。”说完还笑了笑,“我还佩服这
二所长真有两下子,他要打我个右派、反革命,我是不会喊冤的。”
“怎么呢?你还佩服他?打你个反革命都不喊冤?”关处长十分惊奇。白刚调
皮地笑了笑:“是啊!你没看出来?反对现在还坚持‘以粮为纲’就是针对省委。
反对这模式那模式的现代化道路,其中就有院里某些领导的主张。”关处长不服气
说:“那也谈不上反省委反中科院哪!以粮为纲以前是党中央提出的,主张哪种模
式现代化的多啦!也不光是院里某些领导啊!”
“既然是党中央提出的,说你反党不是更合适吗?何况说你反省委?不管多少
人主张,既然有某些院领导,说你反中科院有什么不对?有些人这些年不都是这种
逻辑吗?”白刚说完,两人同时都笑了,但这笑声中却有多少酸楚啊!
白刚说是不怕扣帽子,他确实也有这种思想准备,但是他终究也不得不考虑到
帽子的利害。考虑到落实政策时的艰难,中组部多次批示打招呼,省里都一直顶着,
中组部的信都不接。现在省委基本上还是那些人,据说有些人还是坚持文化大革命
是正确的,对过去农村实行的一套办法还是坚持的。有人告到省委,谁知道会有什
么结果?他暗暗庆幸自己没有把否定公社制度的想法一古脑儿说出去,要是那样问
题就更大了。
可是全国形势发展很快,上上下下许多人的思想都在解放。1979年对农民还管
得很死,除深山的孤门独户以外一律不允许包产到户。1979年安徽凤阳小岗村18户
农民偷着搞包产到户还是舍出了身家性命,冒着坐监狱的危险干的。他们订了誓约
:“哪个因为大包干进大牢,全村养活他一家。”
1980年中央就开了一个小口,规定边远山区和贫困地区可以包产到户,但只规
定作为解决群众温饱的一项临时措施。
1981年中央文件便认为困难地区实行包产到户稳定几年大有好处了。不过仍然
没有把他视为正宗,几年之后仍然要走集体化的大锅饭道路。
1982年中央才明确规定包产到户,包干到户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
制,包产到户总算报上户口了。
1983年包产到户不仅允许生存,而是农民的伟大创举了。
有人说中央这几年关于农村的文件,是步步为营,节节败退。这也说明冲破多
年左的束缚是艰难的,思想解放有个逐步发展的过程。步履艰难但不能说节节败退,
而是步步前进的。不仅在包产到户的问题上如此,其他各项农村政策也都是如此。
在这种形势下,白刚的处境大大改观。如果说前二年还有人把他的报告作为反
省委反中科院的罪证,而且这种认识还有市场时,那么现在许多人已对白刚那种见
解认为是一种先见之明了。他的“建立我国农工商综合经营的农业经济体制”的课
题在1981年名正言顺地列入了国家农委的课题,得到了国家的资助。他的课题研究
成果论文,在全国一个规模很大的经济研讨会上,作为大会的第一个主讲人进行了
宣读,深入细致地论述了建立新的农业经济体制方面的种种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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