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唐恩村与《物种起源》 达尔文度过欢乐而短暂的假期以后就开始到处奔走,找人洽谈有关标本的收藏 问题。 他找了很多“大人物”,却没有一点结果:既没有得到官方的资助,也没有得 到博物馆的支持。连赫赫有名的大英博物馆和在布鲁顿街的动物学会博物馆,都对 他那些还没有定名的标本不感兴趣。这种漠视标本的态度,以及他亲眼见识到的常 常为了一些枝节问题争论不休、相互攻讦,而对科学上的一些重大问题却漠不关心 的坏习气,使他有些灰心。他怎么也没有想到,自己五年来历尽千辛万苦得到的这 些珍贵标本竟会遭到这样的冷遇。“难道我的心血就这样白费了。” 达尔文自言自语地说。“不,我相信总有‘识货’的人。” 一天,达尔文和亨斯洛教授一起去拜访赖尔教授。 赖尔在地质学上的巨大贡献使达尔文对他十分崇敬。 他和亨斯洛教授来到赖尔家中,受到了热情友好的接待。谈话中,赖尔那种明 朗、严谨、果断而又敢于创新的思想作风,给达尔文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达尔文就 把自己的计划和在各地受到冷遇的情况告诉他,赖尔表示了极大的同情,并且设身 处地地替达尔文考虑怎样把计划修改得更实际些。 达尔文跟着亨斯洛教授离开了赖尔的家。达尔文感到在他拜访过的伦敦那些 “大人物”中,没有一个人像赖尔那样友善和仁慈。 他非常尊重赖尔的意见,他先在剑桥把标本整理了一下,然后就搬到伦敦,在 大英博物馆附近租了两间房子住下来。在这以后的两年时间里,他核对了航海日记 中的全部记录,联系出版了《贝格尔舰航行中的动物学》,还写了几篇地质学论文。 从此, 达尔文和赖尔的交往频繁,赖尔成了达尔文”最有力的朋友”。 他们常常在一起畅谈南美洲的地质情况,交换各自的研究心得和体会。达尔文 提出地质学方面的任何疑难问题,赖尔总是不厌其烦地加以解答。赖尔还常常对达 尔文的一些新见解提出各种各样的异议,迫使他把问题想得更周到一些。达尔文不 但在学术上十分推崇赖尔,就连赖尔那种“工作强度以不损害身体健康为限度”的 治学精神,也成了他效法的榜样。他仿照赖尔的办法,安排了自己的作息时间。他 把一天的时间分做几个阶段,每工作两小时就上街去办一些事,回来再继续工作。 这种用改变工作内容来代替休息的安排,真是一种积极休息的好办法。经过一段时 间的试验,果然非常有效。 不久,达尔文关于珊瑚礁形成的论文写好了。按照达尔文的观点,珊瑚礁不是 由于火山口上升才造成的,而是海底下降,把珊瑚虫带到海洋深处形成的。 它和赖尔的“火山口上升”理论是针锋相对的。赖尔看过这篇论文的原稿以后, 好些天里一直都在想着珊瑚礁形成的问题。他没有以地质学权威自居,去压制达尔 文。相反,他还创造条件,让达尔文到地质学会上去宣读这篇论文。最后,他高兴 地接受了达尔文的观点,放弃了自己曾经用来解释过许多地质现象的“火山口上升” 理论。他在给英国天文学家和化学家赫歇耳的信里是这样说的: “关于达尔文的珊瑚礁形成的新理论,我有很多话要说。我已经敦促休厄尔去 请达尔文在我们下一次会议上宣读他的论文。我必须放弃我的那个‘火山口上升’ 的理论。但是最初这样想的时候,我感到了痛苦,因为我用那个理论解释过许多别 的地质现象…… 现在看来,其实同’火山口上长’没有什么关系,达尔文的理论是完全正确的。” 在达尔文发表了几篇地质学和动物学的论文以后,赖尔又介绍他参加了英国科 学协会,推荐他担任地质学会秘书的职务。为了鼓励这个年轻的地质学工作者,赖 尔还把他心爱的地质锤送给了达尔文。这件不寻常的礼物后来成了这两个密切交往 约40年之久的伟大科学家之间真诚友谊的见证。 老一辈科学家赖尔那种令人钦佩的崇高品质和优良学风对达尔文的成长起了十 分巨大的作用。为了感激赖尔的支持和帮助,后来他在给赖尔的信里说:“为了您 在地质学方面给我的巨大帮助,我早就想用一种比仅仅提到您的著作更直接的方式 来表示对您的感谢。” 达尔文把自己得意的著作——《考察日记》第二版献给了赖尔。 达尔文和赖尔在地质学研究中互相尊重,互相切磋,在共同的奋斗中建立了深 厚的友谊,为他们后来在物种起源问题上互相帮助,共同提高,推动科学的发展, 打下了牢固的基础。 1837年盛夏的一个夜晚,伦敦的天气格外炎热,许多人都在户外纳凉,住 在大马尔勃罗街36号公寓里的一个年轻的科学工作者,正汗流浃背地在灯下奋笔 疾书。他就是当年春天从剑桥搬到这里来的达尔文。 不久以前,他在地质学会上宣读了几篇论文,那些“大人物”终于用赞许的态 度接受了它们。随后,地质学界的权威们也十分关注地经常谈论着他。 尽管这样,达尔文一点也没有忘记自己神圣的职责——探索生物进化的问题。 因为他在环球考察期间发现的三个事实经常盘旋在他的脑际:第一个事实,在巴塔 哥尼亚发现的动物化石,它的年代虽然久远,却和今天的动物很相似;第二个事实, 美洲大陆上的同种动物,从南到北,它们的形态逐渐不同;第三个事实,加拉帕戈 斯群岛的大多数生物都具有南美洲生物的特征,而群岛各个小岛上的同种生物却又 多少有些不同。这些事实,虽然使他产生了物种可变的思想,但是物种为什么会变 化,变化的规律又是什么;也就是说,物种到底是怎样起源和发展的,还是个不解 之谜。 为什么生物能够那样巧妙地适应它们所处的环境: 加拉帕戈斯群岛上的海龟能够在干燥缺水的地区生存,啄木鸟和雨蛙可以攀缘 树木,一粒种子能够借助小钩或者茸毛而传播出去……难道这些都是上帝设计的吗? 如果不是万能的上帝的安排,那又是什么原因呢? 这些复杂而深奥的问题困扰着他,看书的时候常常被打断思路,躺在床上又难 以入睡。他决心揭开这个“秘密中的秘密”,把注意力集中到生物进化的研究工作 中来,他按照赖尔在《地质学原理》中动用的“将今论古”的方法,来解释物种起 源和变化的原因。 赖尔是用现在起作用的因素来说明地球表面过去的变化,决不和创世论相混淆。 再通俗一些说,就是用今天看得到的自然界力量,来说明地球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 变迁的原因,从而在科学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他决定面向现实,面向实践。他首先选择了家养动物和栽培植物这条生产实践 的道路,去探索奥秘。 1837年7月,他开始写第一本关于物种起源的笔记,搜集动植物在家养条 件下所发生的一切变异事实,认真总结劳动人民和育种家们培育新品种的经验。这 是一条正确的道路,正像恩格斯说的:“除了动物和植物的人工培育以外,他再没 有更好的观察场所了。” 并且在这方面, 当时英国正是“标准的国家”, 它比欧洲大陆的法国和德 国的条件更优越。 英国是资本主义发展最早的国家。资本主义的触角伸入农村,引起了农牧业的 巨大变化。 在生产的推动下,对一些玩赏动物和观赏花卉也进行了选种工作,出现了斗鸡、 飞鸽、跑狗竞相争胜,千百种奇花异草争奇斗艳的局面。这一切,为达尔文认识物 种变异的普遍性和人工选择的创造性的作用,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他废寝忘食 地进行了15个月的系统调查,经常和育种家、园艺家交谈、通信,或者向他们发 去调查表,从他们那儿搜集各种家养动物和栽培植物的变异材料和培育方法。他还 亲自参加实践,认真考查和研究了小麦、玉米等农作物的选育过程,动手搞移植实 验;仔细地分析比较鸡、鸭、鹅、狗、猫等家禽家畜各个品种之间的差异。通过调 查研究,人民群众创造出来的这些奇迹,使他清楚地认识到:这些优良品种都是 “培育者可惊的技巧和坚持不懈的精神”所留下的“永久纪念碑”。 后来,他着重研究各种家鸽品种之间的差异和起源问题,参加了伦敦两个养鸽 俱乐部,饲养各种品种的家鸽,甚至设法从美洲、波斯和印度购买当地的鸽子标本, 还有人从中国的福州和厦门给他寄去鸽子标本和资料。达尔文把各种家鸽的品种和 野生岩鸽进行比较,研究它们在外部形态和骨胳构造等方面的差异和共同特征,结 果证明所有家鸽品种虽然差异很大,其中有20个品种从外形上看简直说像不同种 鸟类一样,但是它们都起源于共同的祖先——野生岩鸽。 两种家鸽都起源于同一种野生岩鸽,为什么它们之间的差异会这样大呢?达尔 文认为,这都是人工选择的结果。 在人民群众选育良种和他自己亲身实践的基础上,达尔文根据人工选择的作用 在同种动植物中所造成的区别,常常比那些公认为异种动植物的区别还要大,终于 得出了人工选择的理论:物种在人工干预下是能够改变的,具有明显不同特征的品 种可以起源于共同的祖先。 他根据赖尔的方法进行科学研究,赖尔那个闪着智慧之光的方法果然向他的研 究工作投射了光明,使他的思想豁然开朗起来。原来家养动物和栽培植物的各种优 良品种并不是上帝为了恩赐人类而分别创造出来的,它们是人民群众经过世世代代 人工选择的结果。 这种人工选择的作用,说明了物种在人为条件下能够发生进化;具有明显不同 特征的品种可以起源于共同的祖先,在家养动物和栽培植物的进化过程中,人起着 主导作用。这时,他在环球考察期间发现的,生物由于生活条件变化而引起的数量 增减或死亡的现象,又纷纭地出现在他的眼前。有些物种在连续几个生活条件适宜 的季节,数量猛增起来;而在另外一些不利条件下,数量就急剧减少,甚至使整个 物种绝迹。 他听任自己的各种想象随意驰骋。1838年10月的一天,他十分困倦地坐 在椅子上,顺手从书架上拿起一本《人口论》来随便看看。这是英国神甫、资产阶 级经济学家马尔萨斯为统治阶级和殖民主义者服务的反动著作。马尔萨斯认为人口 是按照几何级数增长的,而食物却是按照算术级数增加的,因此出现“人口过剩” 的现象。在他看来,这种“人口过剩” 的问题是一种自然的、永恒的规律,只有通过贫困、饥饿、疾病、独身生活, 甚至战争,才能够得到解决。 他偶然阅读马尔萨斯《人口论》作为消遣,并且由于长期不断地观察动物和植 物的习性,具备了很好的条件去体会到处进行着的生存斗争,所以立刻觉得在这样 的环境条件下,有利的变异将被保存下来,不利的变异将被消灭。它的结果大概就 是新种的形成。 他终于得到了一个可以用来指导工作的理论。 达尔文眼前立刻展现出一幅到处都在进行生存斗争的画面:在自然界里,植物 结出了大量的种子,昆虫繁殖了大量的幼虫,而相当一部分种子和幼虫都被鸟类吃 掉了;可是,鸟类的孵和幼雏又常常被鸷鸟或猛兽所残食。两只犬类动物在饥饿的 时候,为了争夺食物而进行拚死的搏斗;生长在沙漠边上的植物,它们为了抗旱也 在进行生存斗争。一株植物一年结出一千颗种子,而平均只有一颗种子可以长成。 更确切地说,植物的种子是在和已经铺满地面的同种或者别种植物斗争中成长的。 达尔文想,在复杂的生存斗争中,对生存有利的变异,就会使物种有比较好的 生存和发展的机会;而对生存有害的变异,却会使物种难于生存,甚至灭绝。 为了和“人工选择”相对应,他把这种对有害变异个体的淘汰和对有利变异人 体的保存,称做“自然选择” 或者“适者生存”。自然选择每日每时地在自然界检查着生物最微小的变异, 它像人工选择一样在起着汰劣留良的作用。 达尔文访问了一位育种学家,刚刚回到宿舍,就收到二姐卡罗琳一封来信, 说她已经和舅舅的儿子——乔赛亚·韦奇伍德第三正式订婚了。这个消息迫使已经 28岁的达尔文开始考虑这样一个问题:自己是过一辈子独身生活,还是建立一个 幸福的家庭?几天来,他的思想一直处在科学事业和婚姻家庭的矛盾之中。 他时而向往结婚以后能够有个情投意合的终身伴侣,有个充满音乐、充满孩子 们欢声笑语的幸福家庭;时而又羡慕那些没有妻室拖累,可以专心从事研究工作, 自由自在地过着独身生活的人;有时想到自己老态龙钟的晚年,孑然一身凄凄凉凉 的,就想赶快结束独身生活。有时想到如果结了婚,会有更多的接待亲友的任务, 浪费很多宝贵时间;等到孩子缠身,晚上就不能专心读书,经济负担也会大大加重, 买书的钱要减少,他又感到很可怕。 他矛盾着,于是在笔记本上列了一张结婚和独身生活各有哪些利弊的对照表。 他一边写一边喃喃地说: “ 我的上帝,一个人如果总像一只无性的工蜂那样,一生只是工作、工作, 没有别的一切,实在是很难想象的。在这烟雾弥漫、肮脏不堪的伦敦公寓里做一辈 子单身汉,也是非常难受的。” 他边写边想,好像两幅图画显现在他的眼前:一幅是温柔、漂亮的妻子坐在火 炉旁边的沙发上,房间里摆满了书籍,还有乐器;另一幅是一间肮脏的单身汉房间。 “无数事实证明,决不能走独身生活的道路,” 他情不自禁地说。“必须结婚,结婚,结婚!” 提起结婚,他首先想到小表姐埃玛。9月20日,达尔文来到梅庄看望舅父乔 赛亚,受到舅父全家的热情欢迎。达尔文也彬彬有礼,和蔼可亲。小表姐埃玛常常 伴随着他去游泳、散步和聊天。 达尔文虽然对自然界具有敏锐的观察力,却不能洞察这个姑娘的心。他总是担 心自己的相貌太平常,埃玛会不会接受他的爱情。同时,他还没有正式职业,没有 固定的收入,又不想用父亲给的钱来养活妻子,更不愿意靠变卖妻子的嫁妆过活而 蒙受羞辱。所以他虽然喜欢和埃玛在一起玩,殷切地关怀她,有时候也在埃玛的脸 颊上友好地亲一亲,感情激动的时候还拥抱过她,但是始终没有向埃玛倾吐过心曲。 达尔文在梅庄愉快地玩了10天后又回到了他在伦敦的住所。第二年,达尔文 由于担任了地质学会秘书的职务,虽然薪水微不足道,但是却使他产生了一种自食 其力的愉快感,加上发表科学论文得到的报酬,他认为有条件考虑结婚问题了。8 月间,达尔文衣着整齐地离开了伦敦,再次到梅庄作短期拜访。这一次,埃玛几乎 是形影不离地陪伴着他。同样,达尔文也热情洋溢,谈笑风生,毫不拘束地向埃玛 倾诉自己的理想抱负和对未来生活的美好向往。并且向埃玛正式求婚。 在达尔文再有两个星期就满30周岁的那一天——1839年1月29日,他 和埃玛在梅庄教堂举行了婚礼,接着就到威尔士去度蜜月。度完短暂的蜜月,他就 带着新娘一道回到伦敦上高尔街12号,他们夫妇之间互敬互爱,过着美满幸福的 生活。 随着达尔文在学术界威望的提高,英国皇家学会吸收他为正式会员。像达尔文 这样年轻的会员,在著名的皇家学会里是不多见的。因此,许多知名人士都到他家 里来拜访。频繁的来客几乎使埃玛应接不暇,可她总是从容不迫、有条不紊地招待 着客人。谁也没有想到,眼前这个时髦而大方的主妇,不久前在梅庄的时候竟是一 个非常腼腆的姑娘。埃玛为丈夫的朋友们举办的各种简朴而实惠的家宴,得到了许 多客人的称赞。埃玛在蜜月期间就怀了孕,同年12月27日她生了头一个胖乎乎 的男孩,取名威廉。这个小生命不但增添了家里的欢乐气氛,并且成了达尔文研究 人类表情问题的观察对象。从小威廉出生的第一天起,达尔文就在注意观察儿子的 表情,还把各种表情开始出现的时间记录下来。因为他相信,就是在这样的早期, 一些最复杂最细微的表情,也一定会有一个逐渐的和自然的起源。到儿子半岁的时 候,威廉那些惹人喜爱的表情,常常使达尔文情不自禁地赞美埃玛给他生了个聪明、 伶俐的孩子。 有一次,他指着小威廉的脸蛋对埃玛说:“贝尔认为各种肌肉都是为表情而被 创造出来的,通过对小威廉的观察,我完全可以推翻他的理论。我将来一定要写一 本有关人和动物表情的著作。” 1841年3月2日,埃玛生了一个女儿,取名安妮·伊丽莎白,她比威廉只 小15个月。这个讨人喜欢却又娇弱多病的小天使,一直是达尔文的掌上明珠。 从这以后,埃玛为这个未来的科学巨人和不断扩大的家庭贡献了一切。达尔文 由于在环球考察期间饱经风霜,历尽艰辛,在以后将近40年的时间里身体一直不 好。埃玛温柔体贴,细致耐心,总是无微不至地关心和照顾他。有了埃玛,达尔文 就是遇到忧郁笼罩的日子也能够过着安静和愉快的生活。 正当达尔文为找不到房子而苦恼的时候,天文学家约翰·赫歇耳登门拜访来了。 从前,贝格尔舰在好望角停泊的时候,他们就建立了友谊。回国以后,赫歇耳也是 达尔文家里的常客,他们经常在一起重叙旧情。这次他来,一方面是为了向达尔文 请教关于地质学方面新发现的问题,准备把它写进自己的著作里去;另一方面,也 想请达尔文夫妇到他家里去玩玩,因为他不久前在贝克纳姆附近买了一座房子。 1842年春天,达尔文夫妇应邀去赫歇耳的新居作客。他们刚到不久,就被 这里幽静的环境和周围的大森林迷住了:盛开的栗树花,鸣啭不停的鸟声,翩翩起 舞的彩蝶,还有那辽阔的田野,清澈的小河,一切景象都那样强烈地吸引人。 他们请赫歇耳帮助找房子。在赫歇耳的带领下,他们在贝克纳姆地区察看了好 几处住房,可是都不满意。这次寻找房屋虽然没有如愿,却更加坚定了他们移居乡 村的念头。 7月,赫歇耳又领他们穿过海斯和凯斯顿的田野来到偏僻的唐恩村。这是个拥 有三四百户的村庄,它位于一块海拔160米的高地上,离开伦敦大约32公里。 这里有一座18世纪末建筑的三层楼房,并且附有110亩空地和一个荒凉的花园, 它的主要优点是具有浓厚的乡村风味。达尔文非常需要这种幽静的环境。可是房主 不同意出租,只能出售,而且开价很高。达尔文刚刚独立生活,根本买不起,多亏 父亲和岳父慷慨解囊,才把它买下来了。 1842年9月14日,也就是达尔文的论著《珊蝴礁》发表后几个星期,达 尔文和埃玛带着两个孩子,还有仆人约瑟夫·柏斯劳,一起搬到了唐恩村的新居。 那座小楼,由于达尔文搬进去以前,请人进行了维修,里外十分整洁。他们搬进去 以后,又请人把周围的杂草、灌木砍去,开辟了花园、菜园和试验地。 从此,达尔文在这个幽静的环境里专心致志地从事研究和写作,直到他生命的 最后一刻。他除了偶尔短期外出外,再也没有离开过这里。 他在工作的时候,无论什么人都是不能去打扰的。 可是孩子多了,要做到这点确实很困难。当他已经有五个男孩和两个女孩的时 候,他感慨地说:“我有17个孩子,因为一个男孩子要顶三个女孩子顽皮。” 在这种情况下,他还是严格地遵守着这份作息时间表的规定。这应该感谢埃玛, 因为她最了解查理的价值,更知道时间对丈夫是多么重要。 为了不打扰查理的工作,她亲自负责查理的书房,除了她自己和每天早晨打扫 房间的仆人以外,家里任何人都不能进去。她还要求孩子们在爸爸工作的时候,经 过爸爸书房门前,必须像老鼠一样悄无声息。 1844年夏季一个炎热的下午,达尔文独自坐在书房里,笨手笨脚地装订着 一份刚刚誊清的关于物种起源的新提纲。两年以前,那份提纲只有35页,现在扩 充为231页,变成厚厚的一本了。这份新提纲虽然已经包括了后来正式出版的《 物种起源》的主要内容,但是他并不感到满足,也不急着出版。他还要作进一步的 补充。 达尔文的健康状况能不能够允许他完成这个艰巨的任务呢?他没有把握。为了 防备万一,他希望这份新提纲的手稿将来能够交到有真知灼见的学者手里,不会被 湮没。可是,他的老师和朋友们都是相信神创论和物种不变论的,能不能把提纲的 手稿交给他们呢? 他忧心忡忡地想了很久, 最后想到,尽管赖尔相信物种不变论,亨斯洛相信 神创论,但是他们学术水平高,一贯器重自己、支持自己,提纲的手稿交给赖尔和 亨斯洛还是比较合适的。于是他给埃玛写了一封像遗嘱一样的信,夹在这份手稿里。 这封信是这样的: “……我刚扩写完物种理论的提纲,我相信,如果将来即使只有一个有资格的 裁判者接受我的理论,那也将是科学上一个相当大的进步。 如果我骤然死去的话,这封信就算是我最庄严的最后请求,我相信你会认为这 同依法写在我的遗嘱上是一样的。我请求你拨出400英镑来作出版的费用。 请你自己或请你通过亨斯洛费心对它加以提倡。我希望你把我的原稿交给一个 有资格的人,把那笔钱也给他,这样可以使他对稿子不厌其烦地进行修改和补充。 我把自己一切有关博物学的书全部给他,有些书里做了记号,有些书在页底注 了参考意见,请他仔细地看一看,并且考虑一下这些章句是实际涉及还是可能涉及 这个题目…… 至于编者,如果赖尔先生肯充当,那就再好也没有了;我相信他对这个工作会 感到愉快,并且可以得到一些他所不知道的事实。编者必须是一个地质学家兼博物 学家,因此,第二个合适的编者是伦敦的福布斯教授。还有一个合适的人是亨斯洛 教授。胡克博士也很好……” 达尔文想,赖尔、福布斯、亨斯洛、胡克,也许是他的进化论的知音。胡克是 达尔文在1839年认识的朋友。当时,胡克正在特拉法加广场和一个曾经参加过 贝格尔舰航行的军官散步,达尔文和他们不期而遇。胡克认识了慕名已久的达尔文, 感到十分荣幸。 那时胡克只是一个22岁的青年,正准备志愿参加一次远航——南极探险。由 于胡克的父亲和赖尔的父亲老查理士·赖尔先生是知交,老查理士十分关心胡克想 成为一个博物学家的计划,就把从儿子赖尔那里得到的达尔文《考察日记》的校样 借给胡克阅读。胡克得到《考察日记》的校样如获至宝,爱不释手,甚至藏在枕头 下,以便醒来就阅读。胡克对达尔文佩服得五体投地,他感到要做一个博物学者, 除了必须具备智力方面的才能,还必须具有好的体质才行。这份《考察日记》校样 更增加了他对旅行和野外考察的热情。 因此,达尔文和胡克初次会见的时间虽然短促,但是他们一见如故。 1843年秋天,胡克参加南极探险回来以后,在伦敦近郊克佑皇家植物园工 作,他的父亲是那儿的指导者。共同的经历,把达尔文和胡克这两个博物学家联结 在一起了。他们很快就建立了通信联系,交流各自的新发现,探讨一些新问题,他 们之间的友谊与日俱增。胡克越来越尊重达尔文的工作和品格,他把和达尔文在一 起当作是快乐的源泉;同样,达尔文也认为胡克是一个才智出众并且具有“绝对高 尚品质” 的人。他想,胡克也许是他可以倾诉衷肠的第一个学者。 阳光透过轻云薄雾,穿越窗户,微弱地照在达尔文工作室的地板上,达尔文左 眼对着复式显微镜的目镜,右眼盯着手里的笔尖。他想把视野下的藤壶解剖构造准 确地画在纸上,可是笨拙的右手不听使唤,画了一张又一张,总是不满意。 达尔文在学生时代,只是靠自学掌握了一些博物学的知识,培养了观察事物的 敏锐能力,但是没有受过系统的生物学教育。在环球考察期间,他虽然在水文学、 地质学、生物地理分布以及古生物学等方面,获得了广泛的训练,但是在解剖学、 发育学以及它们同分类学的关系方面,却没有得到适当的发展。他在学生时代很讨 厌解剖学和绘图工作,不料他从智利海岸带回来的一种最奇怪的小动物使他受到了 惩罚。这种动物常常把自己的头部倒立在底壳上,还不时地把食物踢进自己的嘴里。 它们很像蔓脚类动物,却又不大相同。他想把这种动物单立一个“目”,这样做, 不但要弄清它的构造,并且还要研究和解剖其他许多普通的物种。另外,命名也是 一个难题。 现在,达尔文非常悔恨自己当年没有认真学习分类学,没有刻苦练习解剖和绘 图。但是,他没有不懂装懂,也不想回避矛盾、掩饰自己知识上的欠缺,他深深感 到这种学习和训练很有必要,于是就抓住对蔓脚类动物的研究来填补自己在生物学 知识上的空白。 他硬着头皮去做那些从前不愿意做的繁琐工作:详细描述蔓脚亚纲的各个“属” 和“种”的形态特征,重新命名;解剖蔓脚类的许多动物,有些种类只和针尖般大 小,只能在显微镜下进行解剖、研究;还要绘制40张插图,有时候一张图就得反 复练习十多次才能绘好。达尔文对蔓脚类动物的研究,从1846年到1854年, 整整用了8年时间。 在研究蔓脚类动物的岁月里,达尔文三番五次地患病,犯病的次数比他一生中 任何时候都多。也感到了长年患病对自己的情绪影响很大。但是,对达尔文更加严 重的打击是家里发生了两次不幸的事故。一次是他父亲达尔文医生多次中风以后, 在1848年11月13日去世了,使他很悲恸。另一次也是使他更加伤心的一次, 是他的10岁的小天使、掌上明珠小安妮在1851年4月23日被猩红热夺去了 生命。 父亲和女儿的相继去世,无疑对达尔文是一次又一次严重的打击。但是在事业 上,他却像钉在书桌上方那张卡片上的座右铭写的那样:“坚韧不拔!”他擦干了 眼泪,怀着沉痛的心情又研究他的蔓脚类动物去了。 最后,终于用8年的辛苦换来了长达1083页的“蔓脚类专论”的分卷出版。 如果从经济上考虑,这部著作出售所得的款项勉强可以抵得上出版费用;但是,它 使达尔文在生物学领域里受到了多方面的严格训练,弥补了他在青年时期缺少系统 学习和练习的不足。这项研究不但使他成了一位名副其实的生物学家,并且还成了 公认的文笔流畅的著作家。 赖尔和胡克向赫胥黎介绍了达尔文关于物种问题的新观点。 说来真巧,华莱士和达尔文一样,也进行过科学考察活动。在1848年到1 852年间,华莱士同英国生物学家和旅行家贝茨到南美的巴西作生物考察旅行; 1854年又去马来半岛采集动植物标本,考察了火山、浅海、岛屿的成因和彼此 之间的关系,研究了各个岛上特有物种的来源和相互间的亲缘关系。 在丰富的观测资料的基础上,他在1855年2月间写成了《制约新物种出现 的规律》一文,提出“每一物种出现的当时当地,总存在着一个事先已经有的、并 且和它有密切亲缘关系的物种”。就是说,现有的物种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 是凭空产生的,而是从它的“前身”变化来的。这是华莱士第一次公开反对物种不 变论的教条。 达尔文对华莱士这篇论文的评价很高,他在1857年5月1日给华莱士回信 说:“从您的信中,更是从一年多以前您在《博物学记录》所发表的那篇论文中, 我清楚地看到我们的想法是非常相近的,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达到相同的结论。 关于《博物学记录》中的那篇论文,我几乎同意每个字所包含的真理;完全同意任 何一篇理论上的论文是很少见的,我敢说您会同意我的这种说法;从同样的事实中, 每个人会得出他自己的不同的结论,这是可叹的。关于物种同变种之间是怎样地而 且按照什么道路发生了差异这一问题,自从我打开第一个笔记簿以来,到今年夏天 为止已有20年了!现在我正准备出版我的著作,我发现这个题目太大了,我虽然 写了许多章,但是我想在两年之内还不会出版……关于‘气候条件’的轻微影响, 我完全同意您的意见;所有的书都讨厌地提到了‘气候条件’。我以为某些很小的 效果必须归因于这些影响,但是我完全相信这些影响是很微小的。关于在自然状况 下的变异的原因和方式,把我的观点加以说明,实在是不可能的;但是我已经慢慢 地有了一个明确而具体的观念,正确与否要由别人判断;因为一个作者虽然坚信他 的理论就是真理,但是这似乎丝毫不能保证这一理论的真实性!” 达尔文和华莱士虽然相隔千山万水,但是共同的事业把他们联系在一起,彼此 交换了初步的意见,虽然他的年龄比华莱士大14岁,可是他愿意和这个经验不如 自己丰富的后辈交换意见,互勉共进。几个月以后,就是1857年9月3日,他 又给美国植物学家、哈佛大学博物学教授阿沙·格雷写了一封长信,更详细地谈了 关于人工选择和以自然选择为核心的进化学说的内容。在信中他阐述了下列观点: “第一,人工选择原理,就是挑选具有理想品质的个体,从其中进行繁育,然 后再挑选,它所起的作用是令人惊异的。甚至繁育专家们对他们自己所得到的结果 也感到惊奇。他们能够影响没有受过训练的眼睛看不出的那些差异。……我相信有 意识的和偶然的选择是形成各种家养族的主要动力。” “第二,……在自然界中,我们有某些轻微的变异,偶然地出现在一切部分; 我想可以指明生存条件的变化是子代不完全类似它亲代的主要原因;……” “第三,我想可以指明,确有一种准确无误的力量在起着作用,这就是‘自然 选择’……试想每种生物用这样的速率在繁殖着,在几年之内,最多在几个世纪或 者几千年之内,地球的表面将不能容纳任何一个物种后裔。我发现很难经常记住: 每个单一物种的增加是在它生命的某一段中,或者在某一短暂的后代中受到抑止。 每年降生下来的只有少数能够生存来繁殖它们的种类。何等微小的差异一定常常决 定着何者生存、何者灭亡!” “第四,……生物必须同其他生物进行斗争来获取食物,在一生各个不同的时 期里必须躲避危险,必须散布它们的卵或种子,等等;鉴于这些无穷尽的各式各样 的情形,我不能怀疑在几百万代中一个物种的一些个体生来就会带着有利于它自己 的某一部分的轻微差异;这等个体将有更好的生存机会,增殖这些变异,这种变异 以会因为自然选择的累积作用而缓慢地增加;这样形成了的变种或是同它的亲代共 存,或是消灭它的亲代,后一种情形更是常见。像啄木鸟或者槲寄生那样的一种生 物可能这样变得适应了许多偶然的情况;自然选择在生物一生的任何时期里累积了 它的构造的一切部分的、在任何方面对它有用处的轻微变异。” 达尔文一方面把他的理论繁简不同地告诉了一些好朋友,另一方面又不听朋友 们关于应当考虑优先权的劝告,只是躲在唐恩村勤勤恳恳地写着自己的大部头著作。 达尔文根本没有想到,他那个30多岁的青年朋友华莱士竟会捷足先登,而且得出 的理论和他20多年的研究成果惊人地相似。 华莱士同达尔文通信以后,继续从事考察活动,进一步探讨“物种是怎样变化 的明确理论”。1858年2月,他在马来群岛的德拉茅岛上患了间歇热,每天有 好几个小时忽冷忽热,在一次发烧以后,他考虑起物种起源问题来了。事有凑巧, 也是马尔萨斯《人口论》中的有关内容启发了他,使他想到了“适者生存”。当晚 他就开始写论文,接连写了两个晚上,一气呵成,论文的题目是《论变种无限偏离 原始类型的歧化倾向》。 华莱士是当时最崇敬达尔文的一个博物学家,所以他把这篇论文首先寄给了达 尔文。 在1858年夏季,宁静的唐恩村出现了可怕的猩红热。当时的医学对这种传 染病还束手无策。人们祈祷上帝保佑,自然阻挡不了传染病的蔓延。几天里村里已 经有4个活蹦欢跳的孩子被这可恶的病魔夺去了生命。 病魔也毫不留情地闯进了达尔文家里。达尔文和埃玛对7年前小安妮的死记忆 犹新,现在,刚满两岁半的小儿子查理又传染上了这种病,他们不能不倍加焦虑。 小查理脸上红点连成了片。达尔文眼见孩子用手乱搔自己的胸脯,可是却没法减轻 孩子的痛苦,没法挽救孩子的生命,他懊悔当初没有好好学医,为人类制服这可恶 的病魔。他心烦意乱,坐立不安,在房里来回踱步。 孩子的病痛,使坐在小查理床边的埃玛肝肠欲断;丈夫焦急不安,使她心急如 焚。埃玛知道丈夫是经不起这种折磨的,她更知道还有重要的工作在等待着自己的 丈夫去完成。 达尔文回到自己的书房,心神不定地打开《物种起源》前10章的手稿。这是 他从1856年5月以来正式写作《物种志源》巨著的一部分,两年来,由于旧病 复发,加上痉挛,因此,稿子上的每句话几乎都是忍受着极大的肉体痛苦写出来的。 看到手稿,达尔文好像得到一些安慰,增添了力量。 达尔文收到华莱士的论文后,坐到沙发上津津有味地读了起来。 一行一行的字句,像被狂风驱赶着的波涛,翻着鬃毛似的浪花,在达尔文的脑 海中翻腾。他想:“华莱士也在研究物种问题,这并不奇怪;不过,为什么他和我 的想法有这么多相似的地方呢?一年以前,我在给他的信里只说了我在研究物种和 变种的问题,准备出版著作,没有把变异的原因和方式告诉他。可是,他现在用的 术语都可以做我这本书的章节标题了。难道世界上真有这么巧合的事情吗?赖尔啊, 您真是个惊人的预言家,您曾经说过将来会有人跑在我的前头,您的预言实现了。” 达尔文没有想到19世纪以来积累的科学资料,已经为科学进化论的诞生创造 了必要的条件,没有他还有华莱士,没有他和华莱士也许还有别的人来创建的进化 学说。华莱士捷足先登了!他像闯进达尔文研究物种领域的一匹骏马,那飞奔的铁 蹄好像要把达尔文有关物种起源的笔记、提纲以及正在写作的巨著踏得粉碎,好像 要把达尔文的思想搅成一团理不清的乱麻。 在科学史上,谁先发现了真理谁就应该受到尊敬、得到荣誉,这是非常公正的。 当达尔文环绕全球作科学考察的时候,华莱士还只是个刚入学接受启蒙教育的小学 生;就是他在写1842年那份详细提纲的时候,华莱士还只是个19岁的学生。 现在华莱士论文得出的结论和他20多年来研究的结论基本相同。 达尔文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打算退避三舍。虽然华莱士的信里没有提到论文 发表的问题,他却要建议赶快把这篇论文发表出去。为了不致引起华莱士的误会, 他还打算中断自己的写作。他按照华莱士的要求,先把论文转给赖尔去看,还专门 写了封推荐信。 第二天一早,达尔文把信和华莱士的论文交给仆人,叫他抓紧寄出去,争取赶 上头班邮车。他自己回到书房,整理那些有关物种起源的卡片、笔记、提纲和已经 写好的前10章稿件。他看到自己20年心血所浇灌出来的成果,真是按捺不住激 动的心情,尤其当他看到1844年写的那份提纲上还有胡克笔迹的时候,更是百 感交集。因此,几天以后他又给胡克写了封信。 赖尔收到达尔文转寄的华莱士的论文和附去的第一封信以后,立刻找胡克在伦 敦进行了讨论。这两个熟悉达尔文进化思想和研究工作进展情况的老朋友,根本不 同意达尔文提出的处理意见。他们在伦敦做了安排,准备公正地处理这件事情。达 尔文第二次寄去的信,更使他们担心老朋友的健康,于是决定到唐恩村去,把他们 讨论的解决办法当面告诉达尔文,同时也看望一下他。 赖尔和胡克从唐恩村回到伦敦,按照他们讨论的合理办法,先把华莱士的论文 以及达尔文1844年的手稿摘要和他在1857年9月5日给阿沙·格雷的信的 部分内容,提交给林耐学会。 7月1日晚上,林耐学会举办学术报告会。会员们云集一堂,主持报告会的赖 尔环视了一下会场以后,宣布报告会开始。他首先说:“诸位先生,今晚报告人是 华莱士和达尔文两位先生。可是很遗憾,华莱士先生还在马来亚考察,没法赶回来 参加今天的报告会,而达尔文先生由于他小儿子查理在前几天被猩红热夺去了幼小 的生命,万分悲痛,并且全家都要隔离检疫,也不能到会。不过,有趣的是,这两 位先生在不同的地方,通过各自的研究,提出了几乎完全相同的理论。 达尔文先生对华莱士的论文有极高的评价,并且为了华莱士的利益,不想公布 自己的理论。但是,胡克博士早在10多年前就看过达尔文的手稿,我们几个人也 在几年以前就预先知道了它的内容。因此,我们决定同时公布他们两个人的研究成 果。这样做,不但是为了他们之间的友谊和谁应该享受这个理论的优先权,而且也 是为了共同的科学利益。我们认为这样做是公平的!” 一阵掌声平息以后,赖尔宣布说:“请胡克博士代为宣读他们的研究成果。” 胡克感情充沛地宣读了已经准备好的华莱士的论文,以及达尔文的手稿摘要和 信件。 到会的科学家们,有的对这种新理论感到惊奇,有的表示拥护;那些相信神创 论和拥护拉马克学说的人却表现出十分沮丧的样子,他们三三两两,唧唧咕咕,说 什么“这个理论太新奇,太不吉祥了” ,“难道意志对变异的影响也要被推翻吗?” 可是他们看到赖尔和胡克这两位权威人士公开表示支持这个新学说,而且他们事前 也没有作什么思想准备,因此也就没有贸然跳出来反对。 同时宣读和发表他们两个人的研究成果,产生了一个很有意义的结果,那就是 使达尔文和华莱士之间建立了更加诚挚的友谊。达尔文认为赖尔和胡克的处理远远 超过了使他满意的程度。他在给华莱士的信里说:“如果有着可钦佩的热情和精力 的人应该得到成功的话,那么您就是最应该得到成功的人。” 达尔文的态度,充分表现出一个自然科学家谦虚而高尚的品质。华莱士也和达 尔文一样高尚,他不但果断地放弃了成为进化学说创始人的要求,而且认为如果不 是按照达尔文建议的方法,他决不能研究这个如此困难的问题。他怀着对达尔文崇 敬的心情说:“当我还是一个匆忙急躁的少年的时候,达尔文已经是一个耐心的、 下苦功的研究者了,他勤勤恳恳地搜集证据,来证明他发现的真理,不肯为争名而 提早发表他的理论。” 后来,《物种起源》一书出版以后,华莱士等人最先为这本书喝彩,称这本是 “迄今为止最重要的书籍之一”。为了纪念这门学科的创建人,华莱士谦逊地称这 个理论为“达尔文学说”,并且说,“自然选择的物种起源说的建立,完全是达尔 文的功劳”;“达尔文的名字不但可以同牛顿的名字并列,而且他的工作将永远被 看成是19世纪自然科学的最大成就之一”。 达尔文和华莱士之间谦虚互让的动人事迹,一直被人们当作科学史上的佳话传 颂着。 赖尔和胡克妥善而又公正的处理,还使达尔文取消了原来打算中断写作《物种 起源》的念头。在赖尔和胡克的一再敦促下,达尔文又回到了自己的书房继续写作, 并且接受了他们提出的1858年的手稿过于冗长、烦琐的意见,着手来做给原稿 写”摘要”的工作。达尔文经过一年多废寝忘食的努力,终于完成了自己的著作。 达尔文20多年来用心血浇灌的科学巨著将出版问世了。他在埃玛的帮助下, 对每张校样都作了仔细的校对和修改。他像在妇女“十月怀胎”的日子里,几乎天 天都在盼着“孩子”早日出生,可是临产的时候却又有些胆怯了。他不知道《物种 起源》出版以后,人们会怎样评论它。他有时反问自己:“有些人曾经对一个问题 研究了多年,最后,却把最愚蠢的理论当成了真理,我也是这种固执于某种偏见的 人吗?他就是怀着这种心情,把《物种起源》的校样一批又一批地寄给他的朋友和 同行们的。” 赖尔过去热情地鼓励达尔文写作,积极支持《物种起源》的出版,这些都使达 尔文永志不忘。可是,赖尔现在对《物种起源》中的主要观点所持的态度,却使达 尔文感到很伤脑筋。达尔文叹了一口气,站起身来,在屋里踱来踱去,不由自主地 说:“不行,一定要帮助他,我相信他早晚是会站过来的!” 赖尔曾经在地质学领域里点燃了熊熊的火炬,冲破居维叶“灾变论”笼罩着的 黑暗,把地质学从“上帝的创造行动”中解放出来,并且向生物学投射了光明。他 从理论上和方法论等方面推动了达尔文向进化论方向的转变,并且为胡克和赫胥黎 等人接受达尔文理论铺平了道路。赖尔不愧为他所处时代的科学伟人之一。但是赖 尔的理论也有不足的地方。就是从哲学观点来说,他虽然提出了地球缓慢渐进变化 的理论,在形而上学世界观上打开了缺口,但是,“赖尔的观点的缺陷,至少在其 最初的形式上在于他认为在地球上起作用的各种力是不变的,无论是质或量上都是 不变的。地球的冷却对他来说是不存在的;地球不是按照一定的方向发展着,它只 是毫无联系地、偶然地变化着”。他虽然发现了古今物种差异悬殊的大量事实,本 来很容易得出物种变异的结论,但是他却长期坚持物种不变论。至于要研究自然环 境和生物一致性的问题,他认为,“ 在我们的哲学研究甚至推测所能达到的范围 里,好像同人类的有限力量和上帝威力之间存在的关系的正确估计是不相称的”。 他在解释自然现象的时候,常常喜欢给被他认为是不可理解的一种自然过程“保留 创造这个名称”。这些唯心主义的成份,使赖尔和他的理论存在着严重的局限性。 因此,当他第一个看到《物种起源》校样的时候,他和达尔文在物种是否由上帝创 造出来的、物种变和不变、进化过程有无创造力干预等问题上,存在着原则性的分 歧。 然而赖尔没有因为这些原则分歧,以学术权威自居,去压制达尔文。当年,他 发表《地质学原理》的时候,尝到过学阀和保守势力压制和非难的苦头。因此,为 了避免偏见挡住真理的光辉,赖尔对于达尔文的工作总是给予由衷的支持,千方百 计地为他创造条件,鼓励他尽早地发表自己的研究成果。现在《物种起源》的校样 已经出来了,赖尔明明知道书里的主要观点同他的《地质学原理》中一些论点是背 道而驰的,可是他并没有因为门户之见去阻止它出版。相反,他毅然在英国科学协 会地质小组上向人们介绍:“达尔文先生写的论述物种起源这个困难而神秘的问题 的一本书不久就要问世了,这本书是他在动物学和地质学方面做了20年观察和试 验的结果。” “在我看来,根据他的研究推理,他对于生物的亲缘关系、地理分布和地质连 续有关的多种现象已经成功地提供了清楚的解释。对于这些现象没有其他的假说能 够加以解释,甚至试图加以解释。” 听众们怀着惊奇的心情听完了赖尔的介绍,等待着这本书的出版。 赖尔还根据《物种起源》的校样,向达尔文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见,其中有些意 见是十分宝贵的。可是由于传统观念的影响,他也毫不掩饰地希望达尔文在原稿里 加上加拉帕戈斯群岛上的生物是按照美洲模式创造出来的;单细胞生物是重新创造 出来的;在进化过程中还要加进什么超自然的“新的力量、属性和权力” ,“进 步的本质”等内容。 达尔文分析了赖尔这些错误意见,集中到一点,就是相信自然选择学说还是相 信神创论,或者说进化是不是由于超自然力量干预的结果。神创论是和达尔文的进 化论水火不相容的。达尔文想到,赖尔是良师益友,他给自己的恩惠是说不尽的, 可是为了坚持真理,他不但没有接受赖尔的这些错误意见,而且据理力争。用达尔 文的自己的话来说,“我一生只作了一次这样的事,我敢于反抗赖尔的那种几乎是 超自然的智慧!” 为了帮助赖尔迅速改变错误观点,达尔文一连给他写了几封信,一方面对他那 些正确的意见表示十分感谢,并且愿意根据他的意见改正过来;另一方面也毫不留 情地指出: “关于您提出的要从创造的观点来看加拉帕戈斯群岛的生物的问题,这是一种 怪异的理论,我不能同意您的意见。” “关于您所说的创造力不断干预的必要性,我已经考虑了很久。我看不出这种 必要性;如果有人要使我相信,必须在自然选择的理论中加上‘新的力量、属性和 权力’、‘进步的本质’这些东西,那么,我将把它当作垃圾抛弃掉。” “如果在系统的任何一个阶段上需要加入一些超自然的东西,那么,我认为自 然选择的理论就变得没有什么价值了。” 赖尔接到达尔文坚定不移的回信以后,内心十分不安,一连想了几天都没有想 出个头绪来,只好重新研究《物种起源》的校样。可是,物种不变论的信仰又挡住 了他的去路,他怀着恐惧的心情告诉达尔文: “如果我被迫背叛自己关于物种不变论的信念,那么,《地质学原理》下一版 的内容将会变成什么样呢?出版它,又是怎样一种工作呢?” 是的,赖尔在这个问题上已经写作和思考了30年,而且一直保持着导师的地 位,一般人都认为他是不会转变过来的。但是,达尔文相信赖尔是最没有偏见和最 忠实的人,最后,他是会背叛自己的信仰,转变过来的。 科学和宗教势力对赖尔展开了一场争夺战,这是因为他在当时的学术界中是一 个举足轻重的人物。 当时,达尔文和胡克认为,由于相信进化论和反对进化论的力量悬殊,只要对 进化论点一点头表示赞成,都是极大的支持。因此他们决定竭尽全力,争取赖尔早 一天站过来。他们向赖尔伸出了热情友好的手,希望和他携手前进。然而赖尔头脑 中那种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使他迟迟不肯改变自己的观点,使得胡克有些不耐烦了。 达尔文却从赖尔早年送给他的地质锤上,回想起自己从赖尔那里得到的教益、 同情和支持。赖尔能够用这把地质锤敲开顽石,推翻居维叶“灾变论”的统治,创 建新的地质学理论,现在难道就不能再前进一步了吗? 达尔文采取摆事实、讲道理、展开争论的方法,耐心地帮助赖尔解除思想顾虑, 扭转错误的看法。他诚恳地对赖尔说:“您承认了自然选择学说,会不会对您的著 作有所损害呢?我认为不会,因此顽固者的毒箭总是射向第一个‘犯罪者’的。顽 固者对于采纳‘犯罪者’观点的人,只不过是可怜他们受骗罢了。” 赖尔不愧是一个正直的人,毕竟没有被偏见挡住视线。他在达尔文和胡克等人 的帮助下,经过长期认真的思考,不顾外界怎样评论,终于服从了真理,修正了错 误,公开地表示自己是一个达尔文主义者,并且着手起草关于论述人类起源的文章。 最后,他还对《地质学原理》第十版进行了大规模的修改,在该书第十版前言里说 :“由于生物学和地质学的进步”,“有几章必须全部重写,其余的章节也要有所 增删”。 这样,第十版《地质学原理》比以前九版有了很大的提高。 赖尔从坚决反对物种可变论到彻底背叛物种不变论的信仰;从警告达尔文在人 类起源问题上要谨慎到大胆地握笔论证人类进化的历史;从怀疑达尔文自然选择学 说到成为一个坚定的达尔文主义者,他这种热爱真理、敢于修正错误的精神,不但 提高了他的著作的学术价值,而且壮大了进化论的队伍,很有利于进化论战胜神创 论,因而赢得了科学界的高度赞扬。 达尔文看到赖尔的进步,感到由衷的喜悦,热情地称赞说:“鉴于他的年龄、 他从前的观点以及他在社会上的地位,我认为他对这个理论的行为是英勇的”; “在一个问题的一个方面,他已经保持了30年的导师地位,以后经过思考又把它 放弃了,我怀疑科学记录中是否有过类似这样的事情。” 赫胥黎说赖尔不愧是”一个为大众所信赖的干城,他勇于坚持真理而不固执己 见的精神,使他获得了无限的荣誉”。 达尔文和赖尔在科学道路上互相帮助、共同提高,有力地促进了生物学和地质 学发展的事迹,不仅在当时倍受人们赞赏,就是在今天,仍然没有失去它的光辉! -------- 泉石书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