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高乐与贝当的恩恩怨怨 自从戴高乐从军校毕业走向社会,戴高乐一生的社会实践活动在一半时间里与 贝当有着密切的关系,前后长达30 多年。因此,不仅每本戴高乐传记都必谈贝当, 而且还有人专门以戴高乐与贝当为题写出了专著。 戴高乐与贝当是种什么关系,贝当对戴高乐的一生有什么影啊? 简单地可以说,贝当的赏识和提携,使戴高乐小有名气;戴高乐与贝当决裂, 使戴高乐名声大振。 戴高乐与贝当的初次相识,是在1912 年戴高乐从圣西尔军校毕业,他选中曾 在那儿服过一年役的步兵33 团任职,这时,步兵第33 团的团长就是菲利普·贝 当上校。 戴高乐负责一个教导排,被授予少尉军衔,全团共有51 名尉官。照说,戴高 乐这个不在团部工作的低级军官,与上校团长之间只能是简单的一般工作关系,但 事实上,他们的关系似乎不同一般。贝当这时56 岁,正值壮年,而且因为他的军 事才能在军界享有声誉。这时候的贝当,在军事战略理论上坚持火力优先的论点, 认为只有在占优势地位的炮火支援下,部队才能利用刺刀进攻。这种火力优先的论 点,与当时军方占统治地位的刺刀优于枪炮的论点绝然不同。 一天,贝当召集全团军官,向他们讲述战争中火力优势的重要性。当他以中世 纪的宗教战争为例,谈到孔代王子的军事演习使拉斐尔德元帅的军队陷于混乱并包 抄凡尔塞附近的洛根古尔时,23 岁的戴高乐少尉突然从座位上站起来,未经允许 就打断了贝当的话头,说道:“可是杜雷纳元帅留守在那里,他用炮火压倒了孔代, 阿拉斯被解围了”。戴高乐的举动使同事们感到不高兴,但是却引起了贝当上校的 注意和好感。因为贝当从戴高乐的举动发现戴高乐与众不同。戴高乐不仅像貌与众 不同,他是大个子大鼻子,一副刚愎自用、任性傲慢的样子,这点与贝当相似;戴 高乐是圣西尔军校的毕业生,成绩优良,有干劲,有志向,有才华,这一点也与贝 当相似;戴高乐喜欢新事物,他对贝当的火力优先论表示赞同,这点就与贝当相投 了。 贝当对戴高乐的评价很高。1913 年上半年的评价是:“在221 名圣西尔军校 毕业生中,他名列第13。初出茅庐便显示出真才实学,是位前途无量的军官。他全 心全意地履行他的教官职责。对于巴尔干半岛冲突的起因,他作了一个非常出色的 演讲。”1913 年下半年的评价是:“非常聪明、克尽职守,率领他的排出色地完 成了演习任务。一切赞扬均不为过。”这时戴高乐已是中尉。 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时,贝当已调离第33 团。1916 年3 月戴高乐第三次负 伤被俘,被误列在阵亡将士名单中,已晋升为将军的贝当曾亲自签署对戴高乐的嘉 奖令。经过1916 年的凡尔登战役,贝当以他卓越的战功为阶梯,在军界的地位直 线上升。大战末期,贝当于1917 年5 月接任法军总司令职务,这位法军元帅,在 军队内采取整顿军纪与关怀生活相结合的方针,有效地提高了法国军队的士气。但 是,这时候贝当的弱点也开始明显暴露。在战局处于不利、形势较危急的时候,贝 当变得愈来愈悲观,直至表现出失败主义情绪。这种情绪,与当时的霞飞、福煦元 帅的临危不惧的精神,形成鲜明的对照。可见,到1940 年贝当从失败主义滑向投 降主义,不是偶然的了。 如果说贝当对戴高乐曾有过知遇之恩的话,莫过于戴高乐在高等军事学院学习 期间,受到校方惩罚性的考评,贝当元帅为戴高乐大抱不平,不仅进行干预,而且 以行政命令为戴高乐提供了返回学院施行报复的机会。 1922 年11 月,戴高乐在圣西尔军校任教时考入高等军事学院。戴高乐入学 不久,就与战术教师穆瓦朗上校的保守的形式主义的战术观点产生了冲突。穆瓦朗 迷信于根据地图制订的作战计划,他不仅要求制订详尽的作战计划,而且认为一经 定下的计划,无论如何不能随意更动。他还根据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验,迷信于炮 火的威力可以阻挡任何进攻。这种陈旧的循规蹈矩的先验论,戴高乐无法学习执行, 他喜欢的是,指挥官在战场上要随时根据战局变化决定自己的行动。而且他还认为, 今后的战争也不大可能像过去那样,凭借火力强弱反复争夺某一块阵地或据点,在 运动中歼敌取胜将是基本战略。 1924 年,考试和决定名次的时候到了,6 月17 日举行称为“战术旅行”的 最后一次演习。固执己见的戴高乐不愿低头,他决心用这次战术实地考核证明自己 是正确的。他受命指挥一个“军”,率领部队灵活机动地进行了一次闪电式进攻, 将“敌军”击溃,也就是将穆瓦朗上校设置的“阵地战”防御系统摧垮了。但是, 上校并不认输,在评判时直逼戴高乐,戴高乐整整一天在解答提出的各类问题。戴 高乐同上校顶上牛了。 “你右翼师的左翼团的辎重队应该配置在什么地方?”穆瓦朗上校问。 “更托伟厄,请你回答。”戴高乐说。 “可我问的是你,戴高乐!”“上校,你已经把指挥一个军的任务交给我了。 如果除此之外,我还得承担属于我下级的任务,那我就顾不上考虑怎样完成我的使 命了。杀鸡焉用牛刀。夏托伟厄,请回答上校的问题。”“……好吧,我们知道你 很重视自己的职责……我……”顶牛的结果当然是戴高乐吃亏。考试委员会围绕戴 高乐的评分问题意见不一。在“优秀”、“良好”、“尚好”三个档次中,究竟戴 高乐应该在哪一等呢?委员们几乎都不否认戴高乐的天赋,他聪明,有才干,记忆 力好,指挥果断,头脑清醒。但是他过于固执,自命不凡,独断专横,难于共事。 “优秀”是与戴高乐无缘了,令戴高乐脑火的是竟然多数人要给他评“尚好”。 贝当这时虽然身居高位,但没有忘却这位颇有见地的下属。关于给戴高乐划分 等级的争议传到了贝当的耳中。他召见了军队高等教育部主任德拉尼里安将军,让 他转告副校长、考试委员会主任迪菲厄将军,认为应该给戴高乐评“优秀”,而且 认为戴高乐是极有前途的年轻人。迪菲厄将军看戴高乐也不顺眼,但他并不认为戴 高乐应评“尚好”,给个“良好”是合适的。结果是,采取了折中的办法,既没有 按贝当的干预评“优秀”,也没有按多数人的意见评“尚好”,戴高乐得了个“良 好”,排名第52。 穆瓦朗上校在戴高乐的成绩单上写下了这样的评语:“是一位理解力强、富有 学识而又严肃认真的军人,才华出众,精明强干,颇堪造就。遗憾的是过分自信, 好对他人意见吹毛求疵,而且举止俨然像个流亡的国王,大大损伤了上述无可否认 的优秀的品质。”而真正感到遗憾,甚至失望乃至愤怒的,是戴高乐本人。因为只 有评上优秀的毕业生,才能进入总参谋部那些最可实现理想和施展才华的部门。他 早就期望能进入总参三局(计划局),以便创造实现他的战略战术思想的机会,一 展宏图大志。可是,这个幻想破灭了,他只能分配到负责运输供给的总参四局任职。 几个月后,戴高乐被派往莱因区供职,负责冷藏工作。临赴任前,戴高乐拜访了贝 当,尽管结论已无法更改,但他得到了同情和安慰。也许正是这次拜访,在这两个 两代人之间达成了一种默契:总有一天要给军事学院那些人颜色看看。 1925 年10 月,最高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三军总监贝当元帅下令,调戴高乐 到自己办公室任秘书。一年之后,他凭借权势为戴高乐创造了一个机会,使戴高乐 在数日之内成为全军上下刮目相看的人物。 贝当一直记着高等军事学院给戴高乐毕业成绩评分这件事。正好,军事学院新 任校长埃兰将军也是一位崇尚新思想的军人,贝当命令埃兰在学院组织一个系列讲 座,主讲人是戴高乐,主持人是贝当,共分三次进行。按照这个命令作出的安排, 显然带有挑衅性和报复性。戴高乐上尉从军事学院毕业时只得了一个“良好”,不 到三年竟然要应邀回校讲学,而听他讲学的,不光是在校学员,还包括全体教授和 讲师——不管他们想不想听,都要来,因为主持讲座的是法军总监贝当元帅。那些 曾主张给戴高乐评“良好”,甚至主张评“尚好”的教授们,听到这个消息时的心 情真是难以形容,可是军人的天职只有服从,他们只好硬着头皮去接受这次蓄意的 侮辱。 令人奇怪并要发问的是,身居高位的贝当元帅有什么必要这样做呢,难道仅仅 是为了一个小小的戴高乐上尉,就值得去设计这样一场戏剧性的报复吗? 原来,贝当元帅也曾吃过与戴高乐相似的苦头。那是在1900 年,贝当在国家 射击学校任教,因提倡火力优先论遭到解聘。后来,他到军事学院任步兵战术学助 教,还是因为火力优先论得罪了军事学院的正统战术家们。迷信上刺刀冲锋的教授 们将他视为异端,层层阻挠他提升为教授。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局却证明他的观 点是正确的。事情虽然过去了25 年,但这个宿怨一直没了,这次他决心利用戴高 乐来了却心头之恨。何况军事学院的考试委员会还敢不听他的意见,仍然给戴高乐 评了个“良好”。 对于戴高乐来说,1927 年4 月份的前三个礼拜是难忘而又开心的日子。 4 月7 日,戴高乐开始第一讲。那一天,军事学院的师生们聚集在一起,静候 贝当元帅——这位当时的大人物和戴高乐——这位将来的大人物的到来。 当贝当在埃兰将军陪同下进入会场时,教授和学员们恭敬地让路,贝当却让戴 高乐走在前面。全身戎装的戴高乐走上讲台,他慢条斯理、态度从容、不失礼仪地 摘下军帽、手套和佩剑。主持会议的贝当元帅没有更多他说话,他只是说:“先生 们,戴高乐上尉将向你们阐明他的观点,请你们注意听。”第一讲的主题是“战争 行动与领袖人物”,第二讲的主题是“领袖人物的性格”,第三讲是“威望”。这 个系列讲座的中心主题,是关于领袖人物的作用,领袖人物的品质,怎样才能成为 领袖人物。这样一个高深莫测的主题,由一个被人看成凡夫俗子的上尉来讲授,本 来就显得有点滑稽,更何况是在军队的最高学术殿堂里向一批学有专长的教授们授 课。其结果,自然是掀起了一股不小的波澜。有人为之喝彩,有人为之恼火。 喝彩的是因为戴高乐的演讲风度,他的旁证博引,他不用讲稿可以口若悬河, 他的手势和脸部表情引人注目,就像是个能够赢得观众的演员。恼火的是戴高乐不 自量力,选择这样一个显示狂妄自负的主题,跑回军事学院来教训他的师长,而凭 借的又是贝当元帅的权势。听众从头到尾都在猜测一个问题:戴高乐让他们煎熬了 三个礼拜,究竟他精心描绘的这个领袖人物是谁呢?是在吹捧贝当,还是在暗示自 己的未来? 不管是喝彩也好,是恼火也好,反正贝当和戴高乐都解气了。戴高乐的名声也 开始流传开了。戴高乐得寸进尺,提出以同样的内容给军事学院以外的非军事人员 再讲一次,看看反响和效果,正在兴头上的贝当又欣然应允。 在菲斯泰尔·德库朗热俱乐部的安排下,戴高乐又进了最高学府——巴黎大学 演讲三次。尽管反响平平,但毕竟场面可观,面对芸芸学者和社会各界名流,畅谈 自己的人生哲学,岂是谁都可轻易得到的机会,戴高乐真是够风光的了。 戴高乐离开军事学院不到三年,在贝当的全力(但不能说无私)支持下杀了一 个回马枪,利用军事学院的讲坛既阐明了自己的人生哲学,又报复了那些教授先生, 并在这三次演讲的基础上,整理出了1932 年出版的《剑刃》一书。出书的时候, 戴高乐当然忘不了贝当的恩情。因为没有贝当,就没有那三次演讲,没有那三次演 讲,也就很难有《剑刃》这本书。所以在书的扉页上,印上了戴高乐特意给贝当的 献辞:“献给贝当元帅。本书只能献给元帅阁下,因为你的光荣功绩最能证明,思 想光辉所产生的行动,具有无比崇高的美德”。然后,是亲笔题词:“致最崇高最 热忱的敬意——夏尔·戴高乐”。 戴高乐后来在他的《战争回忆录》里,对这段大杀回马枪的往事只字未提。他 只是说:“我曾在巴黎大学举行过公开演讲,讨论作战问题。”既未说先在军事学 院演讲,也未说到贝当,而且内容主要也不是“作战问题”。 究竟为什么缄默不语,是因为已成名的戴高乐对于这种有点仗势欺人的做法羞 于再提,还是因为贝当元帅已成罪人不愿暴露两人过从的关系? 戴高乐与贝当的最后决裂,当然是关系到国家和民族生死存亡的原则性冲突, 但在1940 年之前,两人的关系已出现裂痕。 最初的分歧始于1928 年,那是戴高乐离开贝当办公室之后去指挥第19轻步兵 营时。戴高乐在贝当办公室工作期间,受命独自进行法国军队历史的研究工作。他 埋头写作几个月,贝当对他编写的部分甚感满意。当正要编写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 因为涉及到许多现役的高级将领,特别是涉及到贝当本人,戴高乐就比较慎重起来, 暂时搁下了笔,恰逢他晋升少校调任。 戴高乐有意将这段成果整理出版,他与接替他在贝当办公室工作的奥德上校联 系。但是贝当自己也有打算,他保留了所有这段研究的笔记和资料,并对戴高乐写 的手稿仔细进行了修改——说不定那天会以贝当的名义发表哩!奥德将贝当修改原 稿的事情坦率地转告了戴高乐。戴高乐也坦率地回信道:“……一本书就是一个人, 直至目前这个人就是我……如果元帅组织你们写另一本书,我没有任何理由反对它 的出版。我将不容争辩地重新修改我的书。我反对在书中破坏我的思想、我的哲学 观点和我的风格,我将把情况告诉元帅……”贝当知道后回答道:“你是根据我的 指示工作的,这是一项公务”。火冒三丈的贝当不失大人物风度,他没有直接把气 撤到戴高乐身上,而迁怒于奥德上校。奥德上校被停止了正在进行的工作,这使戴 高乐产生了一种错觉,似乎贝当在这个问题上还是赞同他的,岂不知贝当是另有打 算。 1938 年,戴高乐出版了《法国和它的军队》。这本书,正是前面提到的关于 法国军队历史的研究成果。出书之前,戴高乐还是礼貌地给贝当写信,请求同意出 版这些研究成果,并说明他不仅修改了原有的文稿,还增写了两章。贝当只好同意 他出版,但有个条件:书中应有给贝当的献词,而且这个献词应当由贝当来起草。 书出版后,献词写道:“献给贝当元帅。他希望此书问世,他指导了前五章的写作, 并由于他的功绩我们才有了本书后两章所描写的胜利历史。”戴高乐的献词本没什 么可挑剔的,全是恭维之词,但是贝当大为不满,因为戴高乐没有按他的条件去做。 贝当看到书后,写信给出版商达尼埃尔—罗普斯,说戴高乐未经他许可写下了 那样的献词,因为原来说好应由贝当亲自写献词。现在的献词有两处出入:第一, 他本来不希望出版这本书,只是戴高乐一再要求的结果,而且是有条件的;第二, 他与书中第一章毫无关系。因此,戴高乐上校是“滥用信任”。贝当要求出版商删 去现有献词,换上他新写的:“献给贝当元帅。 承蒙他在1925—1927 年间指导我写了本书的第二章至第五章——‘旧制度’、 ‘革命’、‘拿破仑’、‘从灾难走向灾难’,非常感谢。”尽管戴高乐深表遗憾, 认为这是个误会,但是决裂已不可避免。因为造成分歧乃至决裂的根本原因不是关 于这本书,更不是这本书的献词。 《法国和它的军队》一书出版已是1938 年夏天,正如戴高乐所说,那是“暴 风雨快要来临的时候”,他对法国提出“最后一次警告”的时候。1938年,是国际 关系史上英法等西方国家最不体面的一年。面对希特勒咄咄逼人的攻势,绥靖政策 却是英法的主导国策。《法国和它的军队》发表不久,慕尼黑协定就正式签字。当 戴高乐再一次警告国人,警惕希特勒的野心,做好应付突然侵略的准备,建立一支 新型的法国军队的时候,作为担负国家国防重任的贝当元帅,却在走另外一条路。 早在1935 年,贝当就曾与德国纳粹党魁之一戈林有过接触。这年底,法国政 府在后来成为大法奸的赖伐尔主持下,决定疏远英法关系,停止援助东欧,对德表 示亲近。这一政策,贝当是支持者。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贝当是战胜者中的英雄, 可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来临时,他却变成了法国失败主义者中的支柱。 1940 年春天,英法联军在挪威战役中失败,面临深重的民族危机,主战派保 罗·雷诺组成了法国政府。但是,雷诺只是一个被失败主义包围和左右的主战派总 理。戴高乐由于他和雷诸在政策上的接近而密切起来的关系,曾在巴黎呆过几天, 他亲眼看到并感受到那种窳败气氛,公开要求结束战争的意见到处可听到。他说: “消息灵通方面的人士认为,这是贝当元帅的意见。 他是我国驻马德里的大使,据说他从西班牙方面得知德国人极愿出面调停。 到处都有人说:‘如果雷诺倒台,赖伐尔将由贝当抬出来执政。这位元帅实际 上可以使最高统帅部接受停战条约。’有一种传单成千上万份地传开了,共有三页, 上面完全是描绘贝当。第一页把他描写成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胜利的领导者,标题 是‘昨天是一位伟大的军人!……’,接着又描写他做大使的情况,标题是‘今天 是一位伟大的外交家!……’,最后把他描绘成一个伟大而模糊的形象,标题是‘ 明天呢……? ’”似乎让人可信的是,戴高乐以他战斗到底的决心和战争必胜的信 心,敏锐地感觉到了贝当可能选择的道路,必定是使法国蒙受耻辱和奴役的道路。 果不其然,雷诺不得不接受贝当入阁的压力。在宣布贝当为政府副总理的广播 中,雷诺甚至说:“贝当元帅将同我一起战斗,直到取得胜利。”事后,雷诺曾对 戴高乐解释这件事,尽管他们都不怀疑贝当的停战主张,但雷诺希望贝当能成为对 付停战派的挡箭牌。他说:“把他放在里面比在外面好。”戴高乐却忧心忡忡,他 警告雷诺,“我只怕你会被迫改变你自己的意见”,“贝当元帅和他的幕后人将使 今后的局势按他们的方式发展”。同样,当贝当知道雷诺要任命戴高乐为国防部次 长时,也竭力劝阻。 若干年后,当法国从希特勒的奴役下重新获得自由独立时,历史终于对戴高乐 和贝当之间的恩恩怨怨作了结论:戴高乐成了新的民族英雄,而贝当这位昔日的民 族英雄却成了民族败类。 -------- 泉石书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