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兮祸之所伏” 有人批评戴高乐,认为他将精力过多地倾注于对外事务,不管理想是否现实, 全力以赴,结果忽视了国内问题,终于爆发成灾。戴高乐在《希望回忆录》中对这 种批评嗤之以鼻。他说:“作为法国的元首,不管是在平时还是在出现危机的情况 下,经济和社会问题始终是我关心和采取行动的首要问题。它在我的工作、接见、 访问、演说中占去了一大半,只要我负责领导国家,还将这样做下去。”他接着说 :“顽固地责备戴高乐对这些问题漠不关心,在我看来是多么荒谬可笑。”但不管 怎样说,戴高乐作为一个著名政治家,他给人以深刻印象的,主要是他在国际事务 中的生动表现。不能说这种批评没有一点道理。以正式发表的《戴高乐言论书信集 》为例,1966 年发表的言论书信占130 页,但其中关于国内问题的不足20 页。 当然,“戴高乐共和国”时的国内政绩是不能抹杀的,经济上也是如此。 1958 年戴高乐接过的是一个烂摊子。他刚上任时,就获悉赤字将达12000 亿 法郎,外债超过30 亿美元,储备金只有几亿美元,进口贸易是出口的三倍。 戴高乐通过起用专家,发行公债,稳定货币,制止通货膨胀,到1959 年下半 年,国民生产总值上升了3 %,1960 年上升了7.9 %,1961 年上升4.6 %,1968 年上升6.8 %。这些年里,工业生产率增长5.4 %,农业生产率增长5 %。1962 年外汇储备达40 多亿美元。 战后从50 年代末期起,是法国经济高速发展的“黄金时期”。这个阶段历时 15 年,戴高乐执政期中占了头10 年。以1960 年至1969 年国内生产总值年平 均实际增长率为例,在西方主要国家中,法国为5.7 %,仅次于日本(11.6%), 超过了美国(4.2 %)、西德(5.0 %)、英国(3.0 %)。法国国民生产总值在 资本主义世界中所占比重也不断提高。1950 年只占5.2 %,1960 年占5.5 %, 到1970 年占5.7 %。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也有了相应提高。从私 人消费看,剔除通货膨胀因素后,50 年代年平均实际增长率为4.5 %,60 年代 增至7.1 %。 随着经济的发展,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的观念也产生了许多新的变化和要求。 新体制与旧传统的矛盾,新价值观与旧观念的碰撞,不可避免地引发新的社会问题。 因此,当经济发展,政治上稳定,外交上又获得重大成就的戴高乐政权步入60 年代时,如果因势利导、处置得当,逐步缓和一下已经冒头的各类矛盾,也许1968 年的风暴会是另一种抗议形式。但是,戴高乐的风格里缺乏忍让和妥协,他的主张 历来要么“是”,要么“不是”。结果,社会问题被政治斗争所利用,那些在同戴 高乐较量中屡斗屡败的政治势力,无时不在重新组合,寻找机会。1968 年的学生 运动,正是他们求之不得的机会。当然,问题的实质不在于戴高乐的“失误”或者 “处置不当”,也不在于戴高乐失去了往日的智慧和才华,而在于现在的法国已经 是今非昔比,它所存在的问题,它难以治愈的痼疾,不仅戴高乐回天乏术,换上别 人也无济于事。至今仍活跃在法国政治思想界的阿兰·佩雷菲特说过一句比较实际 的话,他说: 法国“在前一个世纪初,还是天下第一强国,今天却远远落后了。最近虽然有 了一些进步,但是要一面实现现代化,一面不至于失掉平衡,要就此赶上比它更富 生气的国家,毕竟感到有些吃力”。法国是真正地“老”了。 从1959 年起,法国每年都爆发几次较大规模的罢工运动。 1959 年5 月,全国铁路、煤气、电力工人,巴黎地铁职工为提高工资罢工。 10—12 月,电力、煤气、铁路工人和国营企业职工为提高工资,举行全国性罢工。 1960 年1 —2 月,法国东南部农民抗议政府的农业政策,举行大规模示威。 4 月,约有40 万农民再次示威。 1961 年10—12 月,法国全国交通运输、电力和煤气工人先后罢工,要求增 加工资。12 月,罢工又漫延到东北部矿场,德卡斯维尔矿工坚持罢工一星期,次 年9 月又举行了五个月的静坐罢工。 1963 年3 月,以煤矿工人为主的矿业联合会下令总罢工,政府不肯妥协,并 下令征召矿工入伍,一个月后,政府被迫让步。7 月,公交系统职工罢工,使巴黎 陷入瘫痪。政府通过法律,规定公用事业罢工须提前五天通告。11月,170 多万工 人和学校教职员罢工,要求增加工资。 1964 年3 月,公用事业工人大罢工,紧接着牧场主因牛奶价格问题罢工。 12 月,公用事业职工大罢工,法国陷入一片瘫痪。 1965 年,由于农业政策问题,法国在共同体内采取强硬政策,法国土地所有 者协会号召投戴高乐的反对票。 1966 年5 月,各大工会组织总罢工。 1967 年2 月、5 月各大工会联合大罢工。 1968 年初,失业人数急剧上升,达45 万人。1 月,西北部的富热尔,还有 雷诺工厂都爆发了工人示威游行井引起了冲突。矿工、海运和航空公司也都出现了 游行示威。 在这些不安定的因素中,一般还看不出特殊的情况,因为为改善生活条件、增 加工资之类的罢工示威早已有之,年年皆存,并无特殊的政治要求。 但是,法国社会中还潜存着一个能够释放重大能量的青年问题,这个问题解决 不好,如果同其他社会问题纠结到一起,那无疑是干柴遇烈火,火上再浇油。 由于经济发展,生活水平提高,法国出生率长期下降的现象得到扭转。 1968 年,法国人口达5000 万。其中三分之一强是20 岁以下的年青人。由 于青年比例增大,升学、就业带来了许多实际问题。特别是青年人的观念发生了很 大变化,同许多西方国家的青年一样,他们崇尚“自由、解放”,政治、生活、道 德和伦理,无一不在“自由、解放”之列。中国人80 年代才意识到的“代沟”, 在法国60 年代就在两代人之间交锋了。 如果断言戴高乐从来不考虑和重视这些问题,应当说是不公平的。戴高乐1969 年拿出的改革方案,其中关于“合作”“参与”的原则,就是他一直考虑的解决社 会问题的办法。先抛开这个办法是否真能解决问题不说,问题在于,戴高乐连用这 个办法尝试一下的机会都没有完全争取到。 1958 年关于戴高乐政治体制的公民投票,得到了连戴派也觉得出乎意料的辉 煌胜利。紧接着在经济、外交和国防上一连串显示法国强盛、显示着戴高乐功绩的 成就之后,戴高乐又乐陶陶地举行了1962 年关于加强总统权力、修改宪法的公民 投票。与1958 年的公民投票相比,1962 年10 月这次戴高乐的支持率下降了17 %。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1962 年关于修改宪法的大辩论,使在1958 年几乎被 戴高乐压得喘不过气来的各反对党,有了一个初步显示恢复活力的机会。不仅如此, 对戴高乐更严重的是,1958 年曾支持过戴高乐的许多政治家,这时成了坚定的反 戴派。像保罗·雷诺、勒内·普利文、加斯东·德费尔、居伊·摩勒、雷蒙·阿隆, 还有那位执掌参议院议长之席的加斯东·莫内维尔,从此使参议院成了同戴高乐唱 对台戏的场地。 百分之六十的选民赞同了戴高乐关于修改宪法普选总统的提案,“公民投票获 胜了,全民表决失败了”。因为戴高乐指望的是更多的支持。从1958年的“全体人 民的信任”(或者叫绝大多数人的信任),变成了1962 年的“多数信任”,这使 戴高乐受到了打击,这是对他的一种抵抗。多数派的分化,政治场上对戴高乐的有 力角斗,从1962 年就开始了。 戴高乐肯定感到了这种反抗的力量。1963 年1 月14 日的记者招待会上,当 有记者问到经过公民投票和选举之后,法国的政治前景时,戴高乐谈到了他的解决 办法:他认为要发展繁荣必须具备一些条件,其中包括“涉及到所有从事经济工作 的职工更了解实际情况和更有效地分担起责任,这就意味着在基层,要有更广泛的 职工参与企业活动,在上层则要求全国的经济、社会、行政、文化活动的代表者, 在制定和监督我们的区域发展和全国发展规划的工作中,进行更紧密的合作”。 戴高乐指示路易·瓦隆,就加强经济和社会委员会的权限提出改革方案。 戴高乐希望,加强这个委员会的工作有助于体现“合作”和“参与”的原则。 1963 年4 月19 日在电视广播演说中,他对刚刚结束的矿业工会大罢工表示 了遗憾,并认为这使人感到更需要改革。他指出:“工会,……也要摆脱对政党的 从属地位,摆脱党派的怨恨,而且在同公共利益的负责人的关系中表现出全国合作 的精神。这还意味着:我们的经济和社会委员会,这个全国各个不同活动部门的代 表进行合作的机构,应该充分扩大它的作用,以便更好地启发和阐明由政权机关、 行政部门和立法部门负责制定的决议、法令和法律”。 1963 年7 月29 日在记者招待会上,戴高乐提出“在企业内部初步实行工人 参与管理及分红的制度”,有助于“缓和阶级斗争”,“一切都促使我们规定以合 作作为我国经济社会活动的基本原则”12 月31 日的电视广播演说,戴高乐列举 了1964 年应该抓紧的八项国内工作,其中最后三项是:“关于对全国以及各地区 的发展加以安排;关于促使社会、经济各阶层之间进行更好的合作,促使它们同国 家机构更好地合作;关于使国民教育适应我们时代的条件而且适应于学生日益增多 的情况”。 1964 年7 月23 日,戴高乐在记者面前重申了改革的想法,他说:“我认为, 在总统选举确认了我们共和国的连续性以后,共和国应该向国家建议实行经济和社 会结构的这一重大改革。”看来,戴高乐是想缓和社会矛盾的。但是,紧接着的1965 年的总统选举,迫使他投入了无暇他顾的战斗。 在1962 年关于修改宪法的辩论时,戴高乐就表示,普选总统不是为他自己争 个人权力,而是为了他以后的继承人能够有足够的权威治理国家。囚为1962 年戴 高乐72 岁,到1965 年总统选举时75 岁。如果再次当选,他能以最后的精力干 满七年到82 岁时换班吗? 可是,1965 年的形势使他暂时还不能动引退的念头。反对派在对外政策和核 力量问题上已经空前团结起来了,他同美国在大西洋联盟内部的较量还没有结束, 在欧共体内的斗争正在关键时候,他还要战斗下去。 第一次总统普选定于12 月5 日举行。戴高乐迟迟不宣布他是否参加竞选,这 是他惯用的策略——他总是想在混乱中出面收拾残局,因为他总是确信法国人会选 择他。11 月4 日,他正式声明参加竞选。 12 月5 日选举结果,所有的候选人都未能取得合法票数当选——包括戴高乐 在内。戴高乐得票占43. 71%,密特朗占32. 23%,勒卡尼埃占15.85 %。对于不 能在第一轮选举中当选,戴高乐没有精神准备。他将面临一个难堪的局面,与那个 比他小整整26 岁的政治对手密特朗,一起站到选民面前请他们第二次挑选总统。 12 月19 日第二轮投票,戴高乐以54.50 %的选票当选,密特朗虽然落选, 但却赢得了精神上的胜利,他的票数占了45.49 %。两个人所得票数的百分比,对 戴高乐来说,都是不能接受的。 1965 年底的总统选举结果,明白无误地向法国社会舆论提供了一个信息:戴 高乐政权的根基不是不可动摇的了,戴高乐的个人威望与1958 年,与1962 年相 比,已大大下降了。 总统选举之后,法国各派政治势力又忙于投入下一轮政治角逐——1967年3 的 议会选举。在这段时间内,政治家们的精力都放在如何击败对手上,所有国内和国 际的重大问题,不管具有何等重要性,引起他们注意的只有一个原因:是否对自己 不利、是否对对手有利。由于多数派内部的团结,戴高乐这次又赢了。 但是,戴高乐关于社会经济改革的主张却迟迟不能实施。这个阻力,主要不是 来自反对派,问题出在戴派自身。 戴高乐选中的几位总理,从德勃雷、蓬皮杜到顾夫·德姆维尔,对戴高乐的改 革计划都不热心。直到1968 年五月风暴爆发时,戴高乐的所谓“合作”和“参与” 并没有落实什么实际措施。1959 年,德勃雷政府拖了七个月,才颁布关于工人获 取企业经营利润的8 月9 日法令。1962 年,蓬皮杜不支持戴高乐授意的研究小组 的报告,他劝戴高乐推迟实行社会改革计划,他担心会遭到企业主的反对。1968 年五月风暴后,顾夫·德姆维尔也主张推迟公民投票,他认为政府主要面临的是财 政和教育问题。 戴高乐同他的几位主要助手在政策上的不一致,最后集中地反映到戴高乐同蓬 皮杜的关系上。戴高乐先是对蓬皮杜在五月风暴中的妥协无能不满,接下来是戴高 乐的巴登巴登之行使蓬皮杜伤透了心。蓬皮杜根据戴高乐的意思辞去总理后,在戴 派中的声誉却比在职时还高,这使戴高乐感到不自在了。 1968 年底,关于蓬皮杜夫妇的生活丑闻四起,戴高乐没有利用自己的条件为 他消除影响,而是听之任之,使局外人都感到戴高乐不可理解,过于无情。 由此,蓬皮杜却赢得了同情,其中,有他长期不和的德勃雷,有吉斯卡尔·德 斯坦,还有沙邦—戴尔马。1969 年1 月15 日,蓬皮杜在罗马访问时同记者谈到 :“继承戴高乐将军,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他必须离开总统职位和他的继任者必须 由选举产生。当举行总统竟选的时候,我将成为共和国总统候选人,这对任何人来 说都不是秘密了。但我现在一点也不着急”。 但是戴高乐着急了,他虽然看重蓬皮杜,但也不能容忍蓬皮杜暗示他要退职的 谈话,他说再也不想见蓬皮杜。但到6 月4 日,当蓬皮杜当选总统后,他还是去电 祝贺。 戴高乐在戴派中的威望只是一种荣誉感了,它不再具有号召力;戴高乐在公众 中的威望已成为历史了,它不再具有魅力;戴高乐的威望在反对派中已成强弩之末 了,它不再具有战斗力。戴高乐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走到了他政治生涯的历史尽头。 这绝不是偶然的,就像他当初登上政治舞台一样,一段历史有了开头,自然也就会 有一个结尾。以后的历史,该由别人去写了。 -------- 泉石书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