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周恩来祖籍浙江绍兴,在血统上与鲁迅先生为本家。其所属宝佑桥周氏(又称 “老八房”)尊周庆为始祖。周庆为周氏迁绍始祖周茂之曾孙,字德芳,赠文林郎, 曾任明朝山西道监察御史。殁后与妻合葬绍兴破塘殷家坞山麓。从周庆到周恩来共 历18代。 1939年3 月,受中共中央委托,周恩来以国民党军政部政治部副部长的身份, 借考察民情、宣传抗日的名义赴皖南视察新四军,顺便去了一次家乡绍兴。他在瞻 仰祖屋时,亲笔在《老八房祭簿》上续写谱系,凡14条,共248 字,有关他本人的 一条如下:“恩来,字翔宇,五十房,樵水公曾孙,云门公长孙,懋臣长子,出继 簪臣公为子,生于光绪戊戌年二月十三日卯时,妻邓颖超。”其中的“五十房”便 属于绍兴宝佑桥周氏的一个支房。 在历史上,绍兴乃物华天宝、人文荟萃之地。周恩来所属的宝佑桥周氏,仅在 清代就出过两位进士、五位举人。在五位举人中,有四位是周恩来的堂伯父或堂叔 父,即周和鼐、周嵩尧、周嘉琛和周嘉英。周氏家族的突出特点是有外出当师爷的 传统,推崇一种“温、良、恭、俭、让”的人文精神,幕僚文化十分发达。元明以 降,全国师爷大多出自绍兴,故有所谓“无绍不成衙”的说法。师爷虽然不算官, 只是幕僚,却在中国行政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古代科举出身的官员,上到六 部显秩,下到知府县令,多数人仅通晓诗书礼乐等一般知识,所以一旦接触实际政 治,特别是碰到刑名、钱谷等专业知识便显得力不从心。这就为掌握专门知识的师 爷们施展才华提供了广阔舞台。 绍兴师爷子承父业,家学源远流长,世家子弟写公文信函简练得体,言谈举止 不温不火,律令法规、成例前案烂熟于胸,诗词歌赋、琴棋书画样样在行,更兼熟 悉政坛掌故、民间习俗,所以最能应付场面,为主官排扰解难。师爷还是联系官与 吏的纽带,许多事情吏可瞒官,但不可瞒师爷,因而师爷又要善于做合事佬,随时 注意疏通关节,由此可见师爷在古代行政中的作用。明代理学家陈几亭作文送他的 朋友去绍兴当知县,文中说到,天下治乱在六部,而六部师爷全出自绍兴,师爷的 父兄教化好了,他们就可以教化好师爷,从而做到天下大治。清雍正年间,河南巡 抚田文镜很受朝廷赏识,河南官场中人人都说他依赖一位名叫邬思道的绍兴师爷, 以致雍正帝在批复田文镜的奏折时也随便问邬先生好,对邬师爷揣摩上意的功夫表 示赞赏。 周恩来的祖父周攀龙在清咸丰年间跟随二哥周昂骏北上淮安,随馆学幕,并在 此定居下来。周恩来回忆说:“我的家庭几代祖先也是绍兴师爷,外祖父原籍江西 南昌,也是师爷。到了祖代,两家都搬到江苏淮阴、淮安当县官,因此结了姻亲。” 淮安周家的绍兴气氛是很浓的,所以周恩来总是强调自己“原籍绍兴” .对师 爷的思维方式、工作特点、生活习俗等,周恩来非常熟悉。1964年,他在一次家庭 会议上说:“我们没有土地,为什么说是封建家庭呢?过去绍兴人靠什么为生?一 靠土地,二靠当绍兴师爷。师爷很厉害的,给县官出主意的,现在叫‘秘书’。县 官都用两个师爷,一个管收税,多数是沧州师爷(沧州师爷也是由绍兴迁到沧州定 居的),一个管判案子,多数是绍兴师爷,都可以剥削人。”另据周恩来的秘书马 列回忆,周恩来曾向他们介绍过师爷的工作方法:为主官准备材料齐而全,并提出 几种处理方案,供主官选择。 家族传统犹如一个“文化场”,生活在其中的人们多少都会受到它的影响。在 周恩来身上,我们不难看出家族前辈某些群体性格的影子,如谦恭有礼、勤恳谨慎、 精明干练以及成人之美的胸怀等。周恩来的堂伯父周和鼐为人忠厚,“名不求高但 近情”,以做幕僚为人生归宿。他1907年做江苏巡抚陈夔龙的总文案,1917年又到 南京督军李纯处当主任秘书。周恩来与他的交往颇为密切。周和鼐的长孙周尔流说 :“我们周家是个受儒教影响比较深的家庭。我祖父作为清末举人,在思想上、文 化上乃至经济上给七伯(即周恩来)一定的影响和支持,这都是肯定的。” 在长期的政治生涯中,周恩来的行事风格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极大兴趣。英国 作家迪克·威尔逊在研究周恩来时有一个困惑不解的问题,即为什么周恩来“在中 国共产党半个多世纪的领导中,他一贯地帮助别人升到顶端,而自己却拒绝这顶桂 冠”。的确,周恩来投身革命后,从来没有谋求最高领导地位的愿望,尽管历史上 不乏这样的机会。他一贯能够使自己的政治才能和专业知识为新的领袖所器重,成 为领袖的一个有价值的甚至是不可缺少的助手。周恩来这种政治性格的形成,一方 面固然是他意识到自己的某些局限性,另一方面与他的家族文化习染也有一定的精 神勾连。周恩来在谈及与毛泽东的关系时多次表示:“毛主席是搞战略的,我只能 搞点战术,当助手是否当得好,还没有把握。”这虽是自谦之词,但也反映了他甘 当助手和配角的自我定位。 除了家族传统,家庭生活对周恩来思想性格的影响也不可小视。他自己回忆说 :“我出生后……把我过继给叔父,由守寡的叔母抚养。叔母即嗣母陈氏,是受过 教育的女子,在我五岁时就常给我讲故事,如《天雨花》、《再生缘》等唱词。嗣 母终日守在房中不出门,我的好静的性格是从她身上承继过来的。但我的生母是个 爽朗的人,因此,我的性格也有她的这一部分。”周恩来的父亲周贻能早年曾向舅 舅鲁小和学做师爷,但未学成。他后来长期奔波在外,谋一些小差事,一个月的工 资从未超过二十元。因此,周恩来是在浓厚的母教氛围中长大的。他以后在回忆早 年经历时说过:“母教的过分仁慈和礼让,对我的性格是有影响的,缺少那种野性。” 周恩来虽然出生在一个封建官宦家庭,但到他的父辈已经衰落,家中的进益甚 至不能维持生活。从六岁开始,他就随两位母亲一次又一次地搬迁漂泊,而且家中 的变故也尤为剧烈。在九岁到十岁间,其生母和嗣母先后去世。幼小的他带着两个 弟弟在族人的帮助和接济下度日,受了不少屈辱。周恩来说:“我从小就懂得生活 艰难。父亲常外出,我十岁、十一岁即开始当家,照管家里的柴米油盐,外出应酬。 在这方面,给了我一些锻炼。“金冲及先生主编的《周恩来传》还披露了一个 细节:少年周恩来在家中墙上贴一张纸,按封建家庭的习俗,”把亲戚们的生日、 死期都记下来。到时候还要借钱送礼。东家西家都要去,还要到处磕头。“幼承家 计的经历使周恩来积累了一定的办事和协调能力,同时也培养了他柔中带刚、愈挫 愈奋的心理品质。明乎此,有助于我们理解周恩来后来成为国务活动家的角色定位。 走出淮安跟随伯父周贻庚到东北求学的周恩来,常常被浓烈的怀乡思亲之苦所 折磨。1916年春,他在南开求学时的一篇作文中写道:“余幼失怙恃,依于从父, 津辽七载,所系梦寐者,亦仅思瞻我乡土,乐我兄弟,省我伯叔而已。乃境遇困人, 卒难遂愿。”有年除夕,同学们大多回家了,他的这种感情更难抑制,悲慨跃然纸 上:“夫今日何日耶?非家庭团聚时耶?余也何如父母双亡,北堂久不闻唤子之声。 回思依依膝下,此情此景,不必读蓼莪之章,便已悲慨无垠。矧兹今夕,尤令 人泪盈枕席,竟夜不能寐矣。“其中”蓼莪之章“出自《诗经·小雅》,是一首悼 念父母的诗,语多沉痛,如”哀哀父母,生我劳瘁“、”无父何怙,无母何恃“等。 翻阅周恩来的旅日日记,怀乡思亲的文字更是俯拾即是,如他在1918年2 月12日的 日记中写道:”想起来这个年,我们家里可以说是极难堪了,东西南北,分散各处。 比着说,还是我处境稍优呢。抚心自问,我实在是不安,翻来覆去,也睡不着 了。“ 周恩来对家族伦理情感的强烈渴求,在求学过程中便转换成为身边之人“服役” 的精神。他说:“人之立于世,既不克效禽兽草木之自为生活,要必有赖于公 众之扶持,而服役之事,乃为人类所不可免。”他在学校甘于奉献,凡力所能及之 事,从不吝惜自己的时间和精力,仿佛“无时无地而不有责任系诸身”,别人视之 为愚,但自己“觉倍有乐趣存于中”。从南开中学毕业时,《同学录》对他作了这 样一段评语:“君性温和诚实,最富于感情,挚于友谊,凡朋友及公益事,无不尽 力。” 与“服役”精神相映照的,是那种谦抑虚受的品性。他从不锋芒毕露,而是事 事处处想到“克己”、“藏拙”。他和张瑞峰、常策欧等发起成立“敬业乐群会”, 大家公认他出力最多,但周恩来却坚持推举张瑞峰担任会长。1916年初,他在送给 友人的一首诗中写道:“同侪争疾走,君独著先鞭。作嫁怜侬拙,急流让尔贤。” 早年周恩来志向远大,但在对待名利上却展现了淡泊和超然的情怀。 当然,一个人的性格除了受家族背景的影响之外,还受到广泛的社会生活实践 的影响。所以,尽管周恩来性格的基本特征偏于柔和和温情,但后来长期的政治生 活又锤炼和丰富了他的性格结构。毛泽东曾以“虎气”和“猴气”自喻,而日本学 者梨本佑平认为“鹰和鸽的极为不同的双重性格”潜伏在周恩来的体内,他待人接 物的彬彬有礼和恰如其分的温和迷住了任何一个见他的人,但他有时也是“尖锐严 厉的”。从总体上看,毛泽东、周恩来都是刚柔相济之人,毛泽东刚中带柔,而周 恩来柔中带韧,这正是他们在互补互济中成就巨大功业的性格基础。 在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中,有不少人通晓中国传统文化,而周恩来和毛泽东又 最为突出。周恩来幼承庭训,求学期间又刻苦自励,对博大精深的国学涵咏默会, 故对于儒、道、墨、法等传统学派均有精到的体悟。但中外人士谈及周恩来与传统 文化的关系时,大多十分强调儒家文化对他的影响,这方面的言论实在是不胜枚举。 如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指出:周恩来的教养,“来自孔子的修身、齐家、治国、 平天下的‘君子’和‘上等人’应具有的品德、智慧、尊严、宽厚、仁慈、决心和 刚毅”。 不错,周恩来生长在一个儒家教化深厚的家庭,青年时代强调“诚意”、注重 “人格”力量,主张待人处事要“端赖良心”,特别富于道德践履精神,因此很容 易让人将之与儒家“内圣外王”之道联系在一起。周恩来的许多优秀品质如积极人 世、忧患意识、仁慈厚道、清廉俭朴乃至忍辱负重,确也能从儒家文化这个庞杂的 思想体系中找到渊源。但我认为,仅仅专注于从儒家文化的角度去解读周恩来与传 统国学的关系是远远不够的。实际上,周恩来对道家文化的研究和体悟也达到了相 当高的水准,道家文化对他的影响和启示决不在儒家文化之下。 周恩来在青年时代就对老子哲学怀有非同一般的敬意,甚至有明显的扬老抑孔 的思想倾向。春秋时代,是中国文化的轴心时期,那时社会秩序失范,天下大乱, 于是异说竞起,各展风姿。周恩来在解释孔、老哲学产生的原因和用意时说:“且 孔氏亦值是时,尼山设教,倡仁义之说,秉先王之法,学者风从,几移完域。老氏 际此,其不入于孔者几希。然老氏固明哲者,周都授礼之日,未尝不嘉孔氏之志。 惜所言未尽脱于羁挚,所行又多限于绳规,乃不得不超乎世俗,为忿世嫉邪之 言,冀世人醒悟,守真返璞,知死明生,勿逾分作私利之争,宁退让保故有之我。 弃礼灭义,剖斗折衡,岂无因而发哉?“老子比孔子年长20岁左右,曾经为周王室 守书,博览文典,又经世变,对成败祸福之道体悟极深。在周恩来看来,老子的明 哲之处,就是他知晓孔子”所言未尽脱于羁挚,所行又多限于绳规“的局限性。换 句话说,就是儒学明于知礼义而陋于知人心,不知道”仁义出,大道废;智慧出, 有大伪“。 鉴于当世人“假仁义以济私,恃斗衡而犯禁”的乱象,老子不得不站出来发抒 己见,虽言多愤辞,但目的无非是促世人醒悟,回到知雄守雌、见素抱朴的正道上 来。 耐人寻味的是,周恩来特别强调:那种认为老子主退让便是失去了竞争之旨的 观点是肤浅的,因为既然一味主退让,老子又何必为道德五千言,“发为文章,与 孔氏争学理之长短哉?”鲁迅曾在一次演讲中透辟地指出,凡文章都关乎人事,一 个人既然写诗文,就可以知道他于世事未能忘情,譬如墨子讲“兼爱”,杨朱讲 “为我”。墨子讲兼爱当然要著书;杨朱就一定不著,这才是真正的“为我”。因 为一旦写出书来给别人看,便成为“为人”了。周恩来与鲁迅一样,不愧为英雄巨 眼。他认为老子既然著书,就表明老子于世事未能忘情。老子倡无为之说,实际上 是仍欲以此治天下。 于是,早年周恩来将老子的“生存常道”与赫胥黎的“天演竞争”并提,确认 它们掌握了天地生化、人事演变的真谛。在他看来,世界上的各种学说(包括孔教、 耶稣教和佛教)中,对生死存亡阐发得最为通达的,无过于老子和赫胥黎。这两家 学说,一派主退让,一派主竞争,看似有如冰炭不同炉,实则“二氏固未为冰炭, 且所持之道,实一而二,二而一也。吾子殆未之深思也”。周恩来“深思”后的见 解是,老子主“无为”,实际上是想做到“无不为”;老子讲柔弱,而柔弱却可以 胜刚强,比如水至柔,却无坚不摧;舌至柔,但齿落而舌存;老子崇尚谦冲处下, 但谦冲方能受益,如江海为川谷所归。这便是老子所谓“明道若昧、进道若退”的 精义所在。退让与竞争看似矛盾,实际上却有某些相通之处。对于周恩来的见解, 他在南开的国文教师深有同感,评论道:“凡作文必有一段不可磨灭之识,始能不 朽,若拾人牙慧,不越宿而腐矣!”并称赞周恩来能将老、赫二氏“救世之心,曲 曲传出,识解迥不犹人”。旅日期间,周恩来又在日记中写道:“我但期望我的‘ 思’、‘学’、‘行’三者,能顺着进化的轨道、自然的妙理去向前走。”将“自 然的妙理”与“进化的轨道”并称,恰恰是周恩来以前将老子的“生存常道”与赫 胥黎的“天演竞争”并提的旨趣之延伸。 正因为早年便对老子哲学有过浓厚的兴趣和较深的研究,所以周恩来后来与人 谈论老子哲学时也颇能驾轻就熟。1939年,他在故乡绍兴与《战旗》杂志社的曹天 风有一段耐人寻味的对话。曹天风说:“道家思想对于革命、对于社会改造虽然无 用处,但对于个人修养却是有帮助的,能使自己过好‘黄金关,权利关,美人关’”。 这时周恩来反问道:“道家最精彩的话是什么?”曹天风一时回答不上来,周 恩来笑着说:“‘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大概是道家最精彩的话了吧?” 从老子五千言中选出这十二字作为最精彩的话,显然是比较推求的结果。虽然 周恩来在20世纪30年代才讲这番话,但这个认识应当说在青年时代便形成了,因为 “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正是道家自然主义宇宙观和人生观最为集中的 表达。 《道德经》云:“道生之,德畜之,长之育之,亭之毒之,养之覆之,生而不 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是谓玄德。”这就是说,虽然“道”使万物产生、繁殖、 成长、发育、结果、成熟,但又不据为己有,不恃为己功,不主宰它们。所谓“不 有”、“不恃”、“不宰”,即“不以有为有”。“功成而弗居,夫唯弗居,是以 不去”。正因为有而不有,所以才有“有”。这就叫“玄德”。老子在这里阐述的 本来是一种自然主义的宇宙观,但它却可以转化为一种崇高而智慧的人生观,周恩 来正是这样做的。 谁都承认,周恩来有着儒家、墨家那种积极入世、励志勤苦的精神,对世界、 对人类有脱不开的情缘。他像他所推崇的诸葛亮那样真正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 后已”。但我们只要仔细寻味便可发现,周恩来又呈现出一种以出世之心做入世之 事的特点。他对名利得失的超然和淡泊,使他格外地能够忍受劳苦乃至屈辱,从而 最大限度地发挥了自己的光和热,给世人留下了深厚的遗爱。人们往往惊叹他做入 世之事的专注和投入,却很少去考量在这种态度的背后还有何种精神底蕴。“生而 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最能传达出周恩来人生哲学的神韵和境界。他在青年 时代就乐于为公众“服役”,但这种“服役”绝没有什么功利色彩,而几乎是出自 道德上的“绝对命令”。 在成为职业革命家以后,“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与共产主义理念 在周恩来的头脑中产生了共振效应,从而使他一步一步地迈向人格的巅峰。美国前 总统尼克松发现,周恩来在谈到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成就时,总是把聚光灯的焦点只 对准毛泽东一人。他对任何宣传他个人的形式和内容都加以劝阻。江苏淮安县委多 次提出,要在他的旧居所在地办个纪念馆,他始终没有同意。周恩来对功劳缄口不 言,但对错误却公之于众。他说:“错误要逢人就讲,既可取得同志的监督和帮助, 也可以给同志以借鉴。”1961年,有次周恩来在上海与文艺界人士座谈时,有人提 议他把自己丰富多彩的一生写成一本书,他笑了笑说:“如果我写书,就写一生的 错误,这可不是卢梭的《忏悔录》,而是让活着的人都能从过去的错误中吸取教训。” 在党内,周恩来做检讨的次数恐怕是最多的,他动辄讲自己过去特别是民主革 命时期的某些错误,以致陈毅元帅后来都有了厌倦之感,说你那点事我们都知道了, 用不着再说了。 有意思的是,“文化大革命”后期,毛泽东曾特意将《史记·汲郑列传》推荐 给周恩来阅读。汲黯、郑庄在汉武帝时皆位列九卿,而且都服膺道家思想,习治黄 老之术。也许是毛泽东赞赏汲黯、郑庄不谋私利、忠心辅国的品德,认为他们与周 恩来的为人有某些共通之处,所以才将他们的传记推荐给周恩来。1973年3 月26日 清晨,周恩来致信毛泽东:“凌晨读史记汲黯、郑庄列传及太史公曰云云,深有所 感,愧未能及。”事实上,周恩来比起汲黯、郑庄来,不知要高出多少倍。他的一 生充分体现了不以有为有,所以才有“有”的人生哲理和大无大有的辩证法。他一 生公而忘私,又终不留言,死不留灰,属于那种事情做完,转身即走的大智之人。 道家思想对周恩来的影响并不局限于人生观、道德观方面,而且在其治国理念 上也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周恩来对中国政治史有极深的体悟。早在1939年他就说过 :“我们不但要做党的领导者,还要做一个治国的人才。如果参加中国的治国,不 懂科学,不懂中国的社会历史,那怎么治国呢。”治国要懂科学,人人都会明白, 至于治国还要懂“中国的社会历史”,则不是人们一下子能体会透彻的。但只要我 们留意和分析便不难发现,周恩来在治国中广泛吸取了中国传统政治理念中可资借 鉴的东西。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之初,他的政治思想明显受到道家“无为而治”思想 的影响。所谓“无为而治”,绝不是无所作为,无所事事,其实质在于与民休息, 讲求政策的连续性和相对稳定性,保持一个安定无扰的秩序,让人民在平稳体制所 提供的广大空间中自由地谋求福利。 历史上有名的“萧规曹随”,展示了汉初宰辅“返淳守朴、唯施是畏”的治国 风范。那时政治上几乎全是道家的天下,汉朝最有名的相国萧何鉴于民众痛恨秦之 酷法,“顺流与之更治”,甚至冒死为民请“上林苑”,大得百姓之心。萧何死后, 曹参为相,“举事无所变更,一遵萧何约束”。曹参极为推崇黄老之术,对汉初法 令守而勿失,所以时人对他的评价是“载其清静,民以守一”。此后文帝景帝时的 邓章、王生、田叔、司马谈等亦贯彻曹参的思想,讲求“无为而治”,其结果是到 汉武帝时,太仓之粟溢出仓外,府库之钱年久索断,穷困已极的天下一变而为物阜 民康的社会。北宋有名的宰辅赵普和司马光,深为周恩来所推许。这两人皆以道家 政术推行儒家的理想,特别是司马光,他与王安石论战,便公开以黄老之术为奥援, 反对王安石喜激昂、务更张的政治做派。在司马光看来,王安石抛弃老子的“无为 而治”,转而大事兴革,是不幸流于“浅丈夫之谋”。由此可见老子思想在中国政 治史上的地位。 新中国成立前夕,周恩来受中共中央委托,主持起草了《共同纲领》。这是一 部新民主主义的建国纲领,意在使各种经济成分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达到恢复 生产、繁荣经济之目的。周恩来郑重指出:“按照《共同纲领》不折不扣地做下去, 社会主义的条件就会逐步具备和成熟。”所谓“不折不扣地做下去”,实际上就是 与民休息,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和相对稳定性。新中国成立之前,社会经历了长期的 征伐和战乱,这与汉朝立国时的情形颇有相似之处。此时最明智的办法就是“无为 而治”,让人民平稳地创造和积累财富。周恩来在建国初期的一个中心思想,就是 将各项事业纳入《共同纲领》的轨道,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1952年2 月 11日,他主持完成的《中国经济状况和五年建设任务》一文指出:“新民主主义的 社会秩序已经安定”,全党的领导和工作重心应“转到经济建设方面,特别是工业 建设方面”。1953年1 月13日,他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上说:“我 们现在还是新民主主义阶段,我们还是要根据共同纲领的精神办事。”1953年1 月 下旬到2 月初,周恩来主持起草了全国政协四次会议政治报告的修改稿。这份修改 稿在简述建国三年多来的成就之后强调:“以上这些成就,说明我国的新民主主义 社会秩序已经确立,工人阶级在经济、政治和思想上的领导地位已经加强。” 周恩来以上“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已经安定”、“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已经确 立”等观念,与刘少奇1951年3 月提出的“为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而斗争”的思想, 都是对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合乎逻辑的发展和深化。但不久“确立新民主主 义秩序”的观点却受到毛泽东的批评。长期以来,人们认为这一批评主要是针对刘 少奇的,其实是一种误解,刘少奇从未在文章和讲话中使用过这样的提法。 1954年,《共同纲领》结束了她的历史使命。紧接着从1955年起,中国的经济 和社会变革步入了一条“务激昂、喜更张”的道路,即所谓“不断革命”,往往是 一个阶段立足未稳,就向下一个阶段转变;一项政策的应有效果尚没有体现出来, 又急忙推出了新的政策。在理想主义冲动驱使下的过多过急的改革,不但未收到理 想的效果,反而导致社会的扰攘不宁。由此一来,如何在理想主义激情与国家和社 会的实际需要之间搞出一个折中可行的方案,就常常成为周恩来苦思焦虑的问题, 因此著名学者李锐说周恩来是历史上最难当的“宰相”。我回顾这些往事,无非是 想说明,周恩来的确是一个既擅长革命又长于治国的政治家。对他建国之初的政治 思想,我们不能仅从字面上去理解,还应当联系中国的社会历史,作进一步的文化 阐释,方能窥见周恩来在进行政策设计时的深层心态。 在治国理念上,周恩来还推崇“无为而治”基础上的“无我之境”。作为举世 公认的行政雄才,周恩来历来把政治管理当作一门精湛的艺术来对待。早在1943年 他便意味深长地指出:“领导群众的方式和态度,要使他们不感觉我们是在领导。” 显然,这与老子“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的思想是一脉贯通的。在周恩 来的眼中,一切成功都是人民自己的成功,管理者应当把自身的活动“消融”在人 民的创造过程之中,“无处无我而又看似无我”。如人民大会堂的设计和施工,本 来凝聚了他的智慧和心血,但当人民大会堂落成时,他考虑的不是如何突出自己的 政绩,而是一再感谢那些为工程的顺利完成付出了努力的人们,他甚至特意安排搬 迁的群众回来参观并观赏文艺演出。他的无私和淡出,给中国人留下了悠远的回忆, 也为东方式的管理树立了一座丰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