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章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历任政府都看美国的眼色行事,因此,中美关系对中 日关系有相当大程度的影响。 周恩来对改善中日关系不急不躁,立足于打持久战。从20世纪50年代起,他提 出“民间先行,以民促官”的对日方针,即通过不懈的民间往来促动日本官方立场 的变化。但周恩来也意识到,中日关系不是单纯的中国和日本两国的问题,当日本 的腰杆还没有硬到可以对美国说“不”时,中日关系的实质性改善还有赖于中美关 系的松动。 自1971年7 月基辛格秘密访华到1972年2 月尼克松的北京之行,被日本人称之 为“尼克松冲击”。尼克松访华的消息使日本朝野上下为之哗然,电视机前挤满了 人。美中两国的和解意味着打开了以往阻挠日中关系正常化的锁链。一向敌视中国 的佐藤首相在观看尼克松访华的实况转播时,太阳穴不停地跳,仿佛在做一场恶梦。 记者们紧迫不舍,非要首相谈一下感受,他终于不加掩饰地说:“(尼克松)他自 己不是说了吗?这是本世纪的伟大事业。他自己说了别人还说什么!”意识到自己 被美国人“卖了”,佐藤歪着嘴一声不吭地离去。 周恩来利用中美关系巧施分化战略,带动日本重新思考中日关系。中美《上海 公报》中写道:“中国方面表示:坚决反对日本军国主义的复活和对外扩张,坚持 支持日本人民要求建立一个独立、民主、和平和中立的日本的愿望”,“任何一方 都不应该在亚洲——太平洋地区谋求霸权,每一方都反对任何其他国家或国家集团 建立这种霸权的努力。”在这种情况下,日本政局发生了一次巨变,佐藤内阁垮台, 新上任的田中内阁表示:“要加快与中华人民共和国邦交正常化的步伐。在激烈的 动荡的世界形势中,积极奉行和平外交。” 中国将作出什么反应,日本人十分关心。1972年7 月9 日,即在日本作出上述 表示后两天,周恩来在接见也门共和国政府代表团时谈到田中组阁问题。他说: “长期以来敌视中国的佐藤政府终于被迫提前下台。田中内阁七日成立,在外交方 面,声明要加紧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这是值得欢迎的。”自从尼克松访华以来, 日本人唯恐落后于形势,“搭不上最后一班车”。周恩来看到眼里,记在心上,问 题只是车主什么时候同意他们上车了,现在机会已经成熟,可以让日本人“搭车” 了。 在周恩来的导演下,中日建交的气氛越来越浓厚,日本许多在野党如社会党、 公明党等的代表人物纷纷作为中日两国政府的“牵线人”和信息传递员来到中国。 1972年7 月12日,日本社会党副委员长佐佐木更三在访华前会见了田中首相和大平 外相,探询他们对复交三原则的态度,田中果断地说:“那是理所当然的,我承认 三原则。因此,对处理台湾问题有坚定的信心。”为慎重起见,佐佐木又问道: “如果周总理问到,就照那样传达可以吗?” 田中明确答复:“一定实行。”带着田中的态度,佐佐木来到北京。7 月16日 晚,周恩来和中日友好协会会长廖承志会见佐佐木,佐佐木向周恩来透露了他与田 中会谈的内容并且保证说:“我想田中君是靠得住的。” 周恩来说:“那是否就请田中首相到北京来呢。” 佐佐木立刻补充一句:“那是最好不过了,希望务必邀请。” 周恩来再一次说:“如果现任首相、外相或其他大臣来华谈恢复日中邦交问题, 北京机场准备向他们开放。”并告诉佐佐木,田中访华的待遇将与尼克松一样,绕 道香港不方便,可直飞北京。 佐佐木访华,消除了双方建交中的主要障碍,也提高了双方之间的信任度。从 此开始,双方都在为政府间的正式会谈作紧锣密鼓的准备。 7 月27日,日本公明党中央执行委员长竹入义胜同田中密谈后,昼夜兼程赶到 北京。选择竹入作为官方信息传递人,是周恩来的主意。竹入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 在日本有一定的政治地位和影响,同时与周恩来的私交也不错。他出马有助于双方 缩小分歧,又不会泄漏消息,这样就可以大大节省正式谈判的时间,避免形势发生 逆转。周恩来三次会见竹入,累计谈了十个小时。周恩来向对方提出了中方的建交 方案,主要内容有:中日两国永远友好;理解邦交正常化三原则,承认中华人民共 和国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日中的战争状态以共同声明方式宣告终了;废除 日台条约;承认“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确认和平解决纠纷问题;不谋求霸权;放 弃战争赔款;缔结和平友好条约,在此之前先缔结通商航海条约、航空协定等;承 认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土,解放台湾是中国的内政问题;日本与台湾断绝外 交关系,解放台湾后,中国对日本的团体和个人在台湾的投资和经营的企业,当予 以适当照顾。竹入将这些内容作成笔记,于8 月4 日面交田中首相。田中和大平外 相认为周恩来所谈通情达理,以此进行谈判定能成功。 在一切准备工作安排就绪的情况下,田中首相、大平外相等日本官员于1972年 9 月25日到达北京,周恩来等中国政府官员到机场迎接。从当天下午到27日下午, 周恩来与田中进行了三次限制性会谈,双方都强调中日复交的重要性,认为中日邦 交正常化有利于中日两国世代友好,有利于缓和亚洲和世界的紧张局势。 周恩来在谈判中既坚持原则,又采取适当灵活的方式来解决分歧。关于日本在 侵华战争中的责任问题,田中在致词中轻描淡写地称日本给中国人民“添了很大的 麻烦”,对此,周恩来在会谈中多次严肃地进行了批评,说“添了麻烦”这句话, 犹如不留神地把水泼到女性裙子上,向人家道歉似的。他要求日本本着前事不忘、 后事之师的精神,对侵华责任作出深刻反省。在坚持原则的前提下,周恩来也做出 了一些让步,如承认《日美安保条约》;将“结束战争状态”改为“结束不正常状 态”;在敏感的台湾问题上,日本以遵守其签订的条约为由,不愿在联合声明中宣 布废除《日台条约》,但同意在联合声明中申明:“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 可分割的一部分,日本国政府充分理解和尊重中国政府的这一立场,并坚持遵循波 茨坦公告第八条的立场。” 谈判中的难点逐一解决和双方对联合声明内容达成一致意见后,毛泽东于27日 晚上会见了田中首相和大平外相,周恩来等人作陪。毛泽东问田中:“吵架吵完了 吗?不吵架是不行的。”田中说:“不,和周总理谈得很圆满。”毛泽东笑了: “不打不相识,吵了架才能成为好朋友。”田中表示“的确如此。”9 月29日,在 人民大会堂举行了中日联合声明签字仪式。以此为标志,中日两国实现了邦交正常 化,揭开了两国关系新的一页。从《中美上海联合公报》的发表到中日实现邦交正 常化,前后仅七个月时间,周恩来利用“尼克松冲击波”,趁热打铁,不失时机地 写下了中日关系史上的新篇章。这使各方观察家叹为观止,也使多年的反对者感到 “迅雷不及掩耳”。 周恩来在外事工作中处处维护国家主权,体现出见微知著的卓越外交智慧。这 在租用卫星地面站一事上表现得淋漓尽致。 1972年1 月,尼克松的国家安全事务副助理黑格一行(包括白宫发言人齐格勒) 十八人来到中国,为尼克松总统访华作技术安排,其中之一是有关电视转播问题。 白宫发言人齐格勒向中方提出:在尼克松总统访华期间,随行的大批记者将通过通 讯卫星播发电视、图片、电讯等,请中国政府给予方便。美国人民渴望通过电视看 到尼克松总统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实况,尼克松本人对此事极为重视。 接到美方的请求,周恩来指示外交部熊向晖约请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开会讨论此 事。会上,“四人帮”的爪牙于会泳抢先发言,他以极“左”的口气说,我们绝对 不能在中国向美国人民和世界人民为尼克松进行电视宣传,这也是“首长”的意见。 这个“首长”指的是江青等人,当时,江青等人把持着中央组织宣传工作的大权, 与会的其他人听后,只好一言不发。 此事一度中断后,熊向晖向周恩来总理汇报了情况。周恩来说:岂有此理!过 去美国政府一直敌视中国,现在美国总统要来中国访问,这是历史性的转变。美国 和其他国家的亿万人民通过电视看到尼克松访华的情况,就会引起思考,增加对中 国人民的了解和友谊。这是为尼克松做宣传,还是为新中国做宣传?一席话掷地有 声,令人无可辨驳。 周恩来决定原则同意美方的要求,并要美国方面帮助租用一个通讯卫星,在转 播技术方面也请美方协助。 熊向晖向齐格勒转达了周恩来的决定。齐格勒听了,认为租用通讯卫星的经费 可能有一百万美元,中国政府不必花钱租用,因为美国政府已经准备了代美国记者 使用的通讯卫星,因此只要求中方在北京、上海、杭州修建地面站即可,费用由美 国承担。熊向晖听后,立即表示修建地面站的费用由中国政府支付,只要美方技术 协助,至于是否租用通讯卫星一事,再作考虑。熊向晖之所以这样表示,是想为中 方节省一百万美元租金。 不料周恩来听了汇报后,马上批评熊向晖,认为他一听一百万美元租金就想缩 头的做法不妥当,他说:这不是花多少钱的问题,这是涉及我国主权的问题,在主 权问题上绝不能有丝毫含糊。为了维护主权,同时又圆满地解决卫星租用的问题, 周总理让熊向晖向美方转告三点:第一,请他负责为中国政府租用一颗通讯卫星, 租用期是北京时间1972年2 月21日上午1 时至2 月28日24时;第二,在租用期间, 这颗卫星的所有权属于中国政府,美国方面事先向中国政府申请使用权,中国政府 将予同意,中国政府向使用者收取使用费;第三,租用费和使用费都要合理,要齐 格勒提出具体数目。我们通过其他途径了解国际上的一般价格,不做“冤大头”。 三点“约法”既维护了主权,又精明合理。齐格勒听了很惊讶,镇定一会儿才 说,我第一次遇到这样的谈判对手。我完全接受中国政府提出的前两点办法。请放 心,租用一定很合理。我知道,租用费和使用费是互相关联的。我现在提不出具体 数目,但我可以设想,这两项费用之间将会划个“等号”。我很佩服你们的精明, 我更佩服你们处处注意维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尊严。我将把这一深刻印象报告尼克 松总统,并告诉我的同事和亲友。我还要坦率地说,现在我完全同意基辛格博士的 看法:周恩来总理是世界上罕见的,令人敬佩的政治家和军事家。 谈判是政治斗争的重要形式,谈判桌上虽不见硝烟弥漫,但唇枪舌战也足以令 人心力交瘁。没有坚强的意志和高超的斗争艺术,不说上不了台盘,要想克敌制胜 则是绝对不可能的。 周恩来是古今中外罕见的谈判天才,言辞柔中带刚,绵里藏针,其论理、气度 和分寸感折服了所有的谈判对手。周善于以适当的让步和通融打破僵局,争取主动, 但如果要他放弃原则,他会毫不犹豫地离开谈判桌。 作为共产党的首席谈判代表,周恩来曾长期与蒋介石国民党周旋,参加了从达 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到国共彻底反目之间的历次重要谈判,前后十年无一败绩。谈 判中,周恩来始终以不损害中共根本利益为原则,在坚持这个原则的前提下作出适 当的让步和通融。1937年1 月24日,他致电毛泽东和张闻天,提出了同国民党谈判 进行让步的界线,即“可以服从三民主义,但放弃共产主义信仰绝无谈判余地”, “承认国民党在全国领导,但取消共产党绝不可能。”有了上述界线,便可以“不 争名位与形式”,陕甘宁边区政府可以改称中华民国特区政府,共产党的军队可以 编入国民革命军序列,采用国民党军队的番号等等。蒋介石虽然不满意这些让步, 但迫于形势,他也不得不在此基础上发表《国共合作宣言》,实行共同抗日。 蒋介石“收编”中共军队的目的未能达到,但他并不死心,整个抗战时期,他 都想用政治解决方式搞垮共产党,为此他耍了各种各样的花招,如提出共产党合并 于国民党;要求在共产党军队中派遣军政人员;邀请共产党到政府去做官等。但是 蒋介石的这些要求均为周恩来所拒绝。 蒋介石提出共产党合并于国民党的理由是共产党也信仰三民主义,如果全体加 入有困难,可以让一部分先加入。周恩来答复:共产党实行三民主义,不仅因为这 是抗战的出路,而且因为这是达到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但国民党并不都如此想, 所以国共终究是两个党。少数人退出共产党而加入国民党,不仅失节失信仰,而且 于国家有害无益。周恩来坚持采取第一次国共合作时的跨党办法,但正如当时国民 党元老吴稚晖所说,跨党办法,共产党是猴子,钻进来搞党中党,所以蒋介石又不 愿意。双方无法调和,此事遂未果。 蒋介石要求红军改编后,其管理教育工作必须直属国民党行营;反对红军改编 后设立总指挥部,只许设政治部来指挥军队,坚持朱、毛必须出洋;红军改编后三 个师的参谋长由南京方面派任,并且还要派副师长、副团长、副营长、副连长等一 系列副职。周恩来态度鲜明地向对方指出:无论是军队还是政权,中共的原则是 “包办”,“国民党不得插入一人”。蒋介石又邀请共产党到政府去做官,条件是 中共先交出军队。周恩来认为这个交易太廉价,共产党不稀罕充任几个无足轻重的 官职。1945年中共七大上,他说:蒋介石“能够给我们的,就是参加政府去作客。 这个客我们作了八年,我们还稀罕作这个客?要把军权、政权交出去,当然是绝对 做不到的事。但是蒋介石还是要你这样做,他说可以给共产党合法,但那是把我们 手脚捆起来的合法,手脚捆起来还有什么合法!”换句话说,人为刀俎,我为鱼肉, 还有什么自由和权力可言?抗战胜利后,国内和平呼声高涨,共产党如果在和国民 党谈判时寸步不让,就显得对和平缺乏诚意,从而在政治上陷入被动,因此在重庆 谈判、政协会议和随后的整军方案中都作了许多让步,在国内外产生了巨大的反响, 特别是赢得了广大中间派的同情和支持。但这些让步是否损害了中共的根本利益呢? 完全没有,仅以整军方案为例就可见其中就里。 1946年2 月,国共双方达成了一个整军方案,确定国共双方的军队数量为50: 10,即国民党军队编为五十个师,共产党军队编为十个师。这个比例乍一看的确让 步太大,共产党内部也有人百思不得其解。 周恩来说:“这件事,许多同志比较不大容易了解。整军方案是使中国人民的 武装受束缚的,但也受保障的,这有它的两面性。在数目上,五十比十,对我们是 一个束缚,但也还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是规定要经过美国装备,我们的十个师也包 括在内。”“美国人是想经过这些东西来控制我们,但这是否能把我们完全困死了 呢?不会的。整军方案还有它好的一面,这就是地方自治。人民的武装是地方自治 的东西。六十个师只是用在国防上的。地方自治要依靠人民的武装的自卫,我们这 里已经自治了,不再需要国家的军队来防匪了,这样就保障了我们解放区人民自己 的武装不受国家军队的干涉。这样一看人民并不吃亏。受束缚的就是美国人插进来 一只手,但也不要紧,我们就准备着把那十个师变为废铁好了。”整军方案的好处 还不止地方自治,周恩来指出:“在整军方案中,我们在军事上取得了与蒋军的平 等地位。抗战八年,蒋以他的统帅地位来压我们,但在谈判过程中,马歇尔来后, 为了套我们,在地位上也不得不承认我们与蒋军的平等地位,结果蒋成了一方面的 统帅,而不是两方面的统帅。”经过周恩来这么一解释,说明中共在谈判中所作的 让步,既是必要的,也是值得的,有得必有失,失小而得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