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章 1972年11月21日,周恩来在听取有关部门关于葛洲坝工程问题的汇报时说: “解放后二十年我关心两件事,一个水利,一个是上天。” 周恩来之所以把水利列为自己最关心的事情之一,是因为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 又是一个水旱灾害频仍的国家。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上,约有一百万平方公 里的面积依靠江河湖海的堤防保护,而这些地区正是我国经济最发达、人口最稠密 的地区。另一方面,又有非常广大的土地长期受到缺水的困扰。因此,兴修水利、 根治江河,发挥其综合效益就成了定国安邦的重大课题。在周恩来任总理的二十六 年间,他直接领导和参与的水利建设工程遍布中华大地,为子孙后代造福无穷。 水利工程不仅要大力兴修,而且要认真对待,讲求质量,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 方面。周恩来在兴修水利上特别有“临事而惧”的精神,他强调:水利计划很复杂, 要专门研究,“水利工程是与水打交道,一点也马虎不得,马虎一点,马上出问题, 这是关系到人民生命财产的问题。” 鉴于水利工程的复杂性,周恩来对每一条大江大河的治理,对每一个时期水利 工作的方针任务都亲自主持、审定,召集专家反复论证。并到实地去调查研究。作 为长江流域规划和三峡工程建设的总负责人,他告诫相关人员说:长江是个不平凡 的对手,可不能等闲视之啊。1958年2 月末到3 月上旬,周恩来率领大批干部和中 外专家,乘船从武汉到重庆,专门考察长江和三峡,一路上着重察看了长江防洪重 点工程荆江大堤,三峡大坝坝址三斗坪、南津关。在南津关,周恩来亲自用地质锤 敲下岩洞中的岩石,拿在手中反复观察,还探身到一个支洞中观察岩石的裂隙和斑 痕。在三斗坪,他对照地质剖面图,逐段逐节审视岩芯情况。三斗坪是坚硬细密的 花岗岩,而南津关是易于溶蚀的石灰岩,周恩来由此断定在三斗坪建高坝比南津关 理想。后来又经反复讨论,肯定了三斗坪方案,从而使三峡坝址选择取得重大突破。 1959年,周恩来领导制定了《长江流域综合利用规划要点报告》。这个报告在基本 摸清长江干流和主要支流的特点及其相互关系的基础上,初步确定了综合治理开发 长江的总体规划方案。1970年,周恩来又主持研究和建造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从 项目审定到设计方案的重大修改等关键问题,他都一一过问,在充分讨论后才决定。 与长江相比,黄河的治理更令人头痛。俗话说,“黄河斗水,泥居其七”。黄 河的年泥沙流量达十多亿吨,为世界河流之最。泥沙的淤积使黄河屡经改道,河床 不断增高,成为名副其实的悬河。历代统治者都在黄河的肆虐面前束手无策。 1955年,中央决定在陕西、河南交界的三门峡修建大型水利枢纽,责成国务院 迅速组成工程局设计施工。由苏联专家主持设计的这一工程规模宏伟,正常蓄水水 位为海拔三百六十米,库容高达六百四十七亿立方米,将淹没关中土地两百万亩, 迁移人口一百万。 三门峡工程在1957年4 月上马后,周恩来仍很不放心。1958年4 月,他亲临现 场,进一步研究商定三门峡大坝的设计和建设问题。会议召开四天后,他作总结性 发言。 周恩来强调三门峡工程要以“确保西安、确保下游”为原则。考虑到黄河积久 难治的泥沙问题,他坚持对大坝设计高程打折扣,要求按三百五十米建设,规定1967 年以前水库蓄水水位不得越过三百四十米。原大坝泄水孔底槛设计高程为三百二十 米,苏联专家的考虑是水位高,发电多,泄水孔底槛低了没有意义。周恩来则认为 泄水孔底槛高了,泄水不利,泥沙排不出,回水将危及西安及整个关中平原,建议 按三百米设计,并表示只能让到这一步,因此实际施工时下降了二十米。 当时有人对三门峡以上水土保持效益过分乐观,并借此为原设计方案辩护。周 恩来指出,三门峡以上的水土保持工程难以在短期内见效,因而工程并非越大越好, 并当场说:如果我估计保守了,我甘愿做愉快的右派。 三门峡工程自1960年9 月下闸蓄水后,库区泥沙越积越多,并迅速向水库土游 的潼关到渭水口发展,形成了所谓的“翘尾巴”。到1964年6 月淤积的泥沙达三十 八亿多立方米,照此下去,不出十年八年,三门峡水库将会被泥沙填平,而且堵塞 渭河和北洛河的出路,危及关中平原和西安的安全。一时间举国为之心焦。知情的 水利专家慨叹,若不是周恩来想问题周全,头脑冷静,事情闹得还会更大。 事已至此,关于善后问题有三种意见,一是主张维持现状,寄希望于工程上游 的水土保持效益;二是主张干脆将大坝炸掉,长痛不如短痛,毛泽东便有此种想法 ;第三种意见则主张改建。 周恩来仔细分析比较了三种意见。对于第一种意见,他说,要求在五年内把西 北高原上的水土保住,我看砍了头也没办法。要叫我去,也不能接受这个任务,因 为这是不可能办到的。将大坝炸掉行吗?周恩来想,这不仅是前功尽弃,而且浪费 巨额资金,因此申明不到万不得已决不采取这种极端作法。排除了这两种意见后, 周恩来力主改建,确认改建有利于解决问题,不动就没法解决问题。改建投资可能 多一些,但即便需要八九千万元,也不能不花。在三门峡改建的问题上,不少人有 顾虑,觉得这是国内外闻名的工程,改建了影响不好,因此最好维持现状。周恩来 对这种慕虚名而招实祸的做法大不以为然。他说:“世界上未知数大于已知数,建 设上的事未被认识的很多。”所以,改建并不意味着丢面子。 周恩来拍板后,一期改建工程从1965年动工,到1968年完成。具体办法是在左 岸打两个进口高程为二百九十米的泄流排沙隧道,同时将八条引水发电钢管中的四 条下卧十三米,改为泄流排沙道。当库区水位在三百一十五米时,80% 的泥沙被带 出库区,效果比较显著。此后,周恩来又具体部署了第二期改建工程,1973年完成 后,三门峡水利枢纽的问题得到了初步缓解。 周恩来在回顾三门峡工程修建时说:当时决定三门峡工程就急了点。头脑热的 时候,总容易看到一面,忽视或不太重视另一方面,不能辩证地看问题。他反复提 醒人们:“建设时期丝毫骄傲自满不得,丝毫大意不得。” 周恩来经济思想贯穿着深刻的唯物辩证法。他认为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矛盾 的主要方面与次要方面相互依存,互为前提,因此既反对把重点与一般对立起来, 只强调抓重点而舍弃一般,也反对没有重点的平均用力,“胡子眉毛一把抓”,而 是突出重点,照顾一般,主次结合,协调发展。 社会主义实行的是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制度,但如果权力过分集中,在政治上 会影响民主的扩大,在经济上会妨碍生产力的发展,所以周恩来非常注重扩大地方 权力,发挥中央与地方两个积极性。为了扩大地方权力,他指出地方与中央要唱必 要的“对台戏”。1956年6 月他在国务院体制会议上说:中央交权给地方,会更加 巩固中央集权,实行中央和地方分权,是为了发展生产,不要顾虑会分散力量,影 响生产。各种制度一定要有利于把一切积极力量动员起来,加强社会主义建设。同 年9 月,他会见外国代表团时说:在中央和地方分权问题上,我们的做法是,可以 给中央也可以给地方的权力就多给地方一些,这样中央可以抽出更多的时间来注意 中心问题,少犯一些错误。 周恩来反对盲目追求公有化的规模和程度,强调以公有制为主体,允许和保留 一部分私营经济,使之成为公有制的必要补充。在1956年的中共八大报告中,周恩 来说:某些手工业者可以独立生产,自产自销,不必勉强组织起来,因为中国手工 业有经营分散、散布面广、行业复杂、技术劳动强等特点,有的甚至在手工业方面 具有特殊性质的历史传统。他还说,今后不论在城市居民区或广大农村中,都应该 保持相当数量的小商小贩,采取合作商店、合作小组、代销甚至完全自购自销等方 式,更好地为居民服务。1957年4 月,周恩来指出:大概工、农、商、学、兵除了 兵以外,每一行都可以来一点自由,搞一点私营的,文化也可以搞一点私营的。这 样才好百家争鸣嘛!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搞一点私营的,活一点有好处。1961年9 月,他在接见英国元帅蒙哥马利时说:中国现在正在建设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是共 产主义的第一阶段,还不是共产主义,建设社会主义是一个长期的任务;社会主义 时期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的生产关系主要是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除此之外,还 有第三种补充性质的个人所有制,如小商小贩、手工业者和个人诊所。我们党和国 家的政策的指导思想是一切为了有利于生产关系的改善、生产力的发展和物质财富 的增加,如果政策收不到以上效果,那就应该予以纠正。 在社会主义建设指导思想上,周恩来一贯主张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依靠自身 的力量搞建设,但同时也提倡积极扩大对外经济技术交流,强调外国一切好的经验、 好的技术都要吸收过来,为我所用。“在现代,每个国家都不能闭关自守、孤立起 来”。科学技术的落后是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关键问题,上世纪50年代,许多人妄 自菲薄,认为中国在科学方面的落后反正不能马上改变,反正要依赖苏联的援助, 因此没有必要急于创新。周恩来批评了这种缺乏民族自尊心自信心的依赖思想。依 他之见,向苏联学习,争取苏联的援助是必要的,但其中有一个方法问题和立足点 问题。错误的方法是没有全面规划,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碰到什么问题就去请教 苏联专家。派到苏联学习的,不是科学家,而大部分是中学毕业生,其结果是一辈 子不能脱离依赖和模仿状态。正确的办法是作出全面规划,分清轻重缓急,有系统 地利用苏联科学技术的最新成果,尽可能地赶上苏联水平。这种办法的立足点不是 依赖,而是提高自身独立开展科学技术研究的能力,以期与苏联形成一种既独立开 展研究又相互协作补充的关系。 以上是几个大的方面的“两点论”,在其他经济工作领域,周恩来也时时不忘 “两点论”,实行“两条腿走路”。 1959年春天,中国正处“大跃进”高潮之中,冶金部召开一个“鼓干劲”的会 议,请周恩来到会讲话。在会上,周恩来大讲社会主义建设必须“两条腿走路”, 大讲“两点论”和辩证法。他指出,不仅中央和地方、大中小、土洋并举是“两条 腿走路”,而且,在其他一系列问题也应如此。群众运动要与集中领导相结合,不 能冲击生产指挥系统;讲发场民主,不可没有必要的规章制度;讲突出重点,保钢 保铁,但不能忽视综合平衡;当“促进派”,但要当冷静的促进派;搞小高炉,小 转炉的“两小无猜”,但别忘了发挥大企业的主导作用。 两条腿走路既不同于“一点论”,也不同于“均衡论”,而是有重点的两点论, 因而是对经济生活中辩证法的正确反映,对经济建设有长远的指导意义。 中英第一次鸦片战争后,香港成了英国的租借地,国际性的自由港。解放战争 时期,人民解放军在解放华南的过程中,完全有能力收回香港,但毛泽东、周恩来 从国际关系以及新中国经济建设的需要出发,决定不急于收回香港的主权。此决定 一出,世界为之轰动,有人表示钦佩,也有人不理解。为此周恩来作出解释:我们 对香港的政策,是东西方斗争全局的战略布置的一部分,不收回香港维持其资本主 义英国占领不变,是不能用狭隘的领土主权原则来衡量、来决定的。我们在全国解 放以前就决定暂不解放香港,这在长期的全球战略中不是软弱,不是妥协,而是一 种积极主动的进攻和斗争。概括起来说,这就是“长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方针。 此语一出,拂去诸多的疑云,安定了人心,保证了香港的稳定与发展。日本人藤田 一郎长住香港,对香港很了解。据他回忆,在上世纪40年代,周恩来就对香港财界 的实力人物说过:你们在香港赚大钱吧!这将成为香港回归祖国的一个重要因素。 1956年底,中国内地基本上完成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对于香港, 周恩来认为“香港的主权总有一天我们是要收回的,连英国也可能这样想”,但是 香港现在还在英国统治下,“是纯粹的资本主义市场,不能社会主义化,也不应该 社会主义化。”“我们不能把香港看成内地。对香港的政策同对内地是不一样的, 如果照抄,结果一定搞不好。”他强调:“香港要完全按资本主义制度办事,才能 存在和发展,这对我们是有利的。”1957年4 月28日,周恩来在上海工商界人士座 谈会上就香港问题发表了自己独到的见解。他说:“我们不是要动员一切可以动员 的力量,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吗?香港应该化为经济上对我们有用的港口。” 香港之所以能成为经济上对我们有用的港口,在周恩来看来,其一,“香港是 自由港,原料来得容易。联系的范围很广,购量设备可以分期付款,成本低,有市 场,技术人才容易训练出来。所以,香港发展生产具备很多有利条件。”其二,新 中国成立以来,美国政府一直对其实行封锁、禁运的政策,香港与大陆相连,95% 以上的人口是华人,“要进行社会主义建设,香港可作为我们同国外进行经济联系 的基地,可以通过它吸收外资,争取外汇。”此外,我们还可以通过它了解世界各 国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技术状况,扩大与发展中外经济交流。 要使香港成为中国对外经济交流的基地,归根到底是要发挥香港企业家的作用。 周恩来指出:“现在国内的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基本完成,私营企业已经全部公私合 营,对其在香港的企业则不要去变动它。”否则在原料、市场、销路上反而吃亏。 “香港的企业家是我们的朋友,他们搞的是资本主义,不是帝国主义。过去我们同 民族资产阶级合作过,将来同香港企业家还是可以合作的”。1952年,大陆曾在国 家机关、部队和国营企业等单位中开展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三 反”斗争,在全国资本主义工商业中开展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骗国家 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和反对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五反”斗争。香港企业家对“三 反”、“五反”心有余悸、耿耿于怀,担心将来会再来个七反八反的。周恩来担保 不会出现此种情况,因此“港澳的同胞不要担心前途”。他还说:同香港企业家合 作,要使人家有利可图,不要使人家吃亏。我们对他们的政策要根据实际情况有所 改变,要灵活,不能死板。香港企业家中有些人“一时还不相信我们,对我们的政 策有怀疑,可以让他们再看一看,看二十年都可以。我们不要歧视他们,责怪他们”。 美国政府对中国的封锁禁运政策一直延续到1969年7 月才稍有松动,长达二十 年之久。此间,由于中国对香港采取了正确而灵活的政策,使香港在扩大中外进出 口贸易、发展中外经济交流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又 作出了在与香港相接的深圳举办经济特区的决定,从而使香港自由港的作用进一步 延伸到内地。 一个国家经济建设的发展速度,与其社会制度、经济基础和国民素质等诸多因 素都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在确定经济建设的发展速度时,必须从基本国情出发, 充分考虑现实存在的各种有利条件和不利条件。 周恩来在1953年曾全面分析了中国经济建设的有利条件和不利条件。有利条件 包括:人民民主专政更加巩固;国防力量愈益增强;各项社会改革已基本完成,特 别是财政经济状况已经好转;国营经济领导力量得到加强。不利条件或者说困难则 表现在:“我们的经济遗产落后,发展不平衡,还是一个农业国,工业大多在沿海。 我们的文化也是落后的,科学水准、技术水准都很低。例如地质专家很少,自己不 能设计大的工厂,文盲相当多。”不估计到有利条件,就会“产生保守倾向”;而 不估计到不利条件或困难,“就会产生盲目冒进情绪”。随着社会主义制度的逐步 确立,周恩来坚信中国经济建设的速度应当高于资本主义国家,这是社会主义制度 的本质所决定的,但他同时又提出要正视不利因素的存在,认真分析不利因素对建 设速度所产生的制约作用。但中国近代贫穷落后的历史刺激中国人急于求成,因此, 急躁冒进很容易成为经济建设上的主要偏向。 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国经济建设方面的“冒进”有两个方面的表现,一是不顾 条件到处铺摊子、上项目;二是片面加快社会主义改造的速度。 针对第一种“冒进”表现,周恩来指出,中国的经济建设要根据需要与可能, 处理好重点建设和全面建设的关系。如果不顾条件到处铺摊子,上项目,就会挤占 重点建设所需要的资金和原材料,妨碍重点建设,且造成财政上的紧张和人力、物 力的浪费。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数量上的增长稍微慢一点,并不妨碍我们实现 工业化和建立基本上完整的工业体系”。经济工作要实事求是,“领导者的头脑发 热了的,用冷水洗洗,可能会清醌些”。1953年的那次冒进,主要就是基建规模过 大,周恩来带头纠正了这种偏向。 关于社会主义改造。中国起初采取改造与工业化同时并举的方针,但1955年后 社会主义改造的速度远远超过了工业化的速度,以至预计十五年左右完成的社会主 义改造仅用了三年时间便基本完成。这种做法在客观上造成了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 严重脱节。 周恩来对社会主义改造速度过快持有异议。他认为改造应与工业化基本相适应, “要真正巩固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成果,必须实行工业化才行。 如果没有工业化,农业即使合作化了,也不巩固,手工业也是如此。”换言之,社 会主义改造应做到“瓜熟蒂落”,“水到渠成”。他强调:“不要光看到热火朝天 的一面。热火朝天很好,但应小心谨慎,要多和快,还要好和省,要有利于提高劳 动效率……社会主义积极性不可损害,但超过可能和没有根据的事,不要乱提,不 要乱加快,否则就有危险。”又说:“晚一点宣布建成社会主义有什么不好,这还 能鞭策我们更好地努力”。 作为一个冷静而务实的经济建设组织者,周恩来更多关注的是如何使建设速度 与已有的物力、财力相适应,而不仅是人的主观能动性。回旋在他头脑中的是各种 具体的数据而非意象纷呈的诗情。1956年7 月17日,周恩来在国务院常务会上讲话 中认为,在确定建设速度时,“必须要根据可能,建立在稳妥可靠的基础上,计算 生产潜力,除人力条件外,还必须考虑到物质等其他条件”。“既不要右,又要敢 于抗大流”,“只要摸清了实际情况就敢于抗大流了。”他主张制定计划要“从脚 到头”,把指标放到最后,而反对“从头到脚”,先臆想出几个宏人的指标然后再 揠苗助长。 1956年9 月中共“八大”期间,周恩来与刘少奇、陈云等取得一致,把既反保 守主义,也反对急躁情绪作为“八大”政治报告的基调。“八大”后,他坚持把一 些不切实际的高指标压下来。他的努力收到了成效,1957年中国经济建设搞得有声 有色,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经济发展最好的年份之一。 1956年中共八届二中全会前夕,周恩来特意要秘书范若愚代他查找一下马克思 关于“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这句话的出处。后来范住《(政治经 济学批判)序言》中找到了这句话。马克思接着指出:“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 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形成过程中的时 候,才会产生。”周恩来立足中国基本国情,再体悟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 越发感到在经济工作中坚持实事求是的重要性。耐人寻味的还有他1958年3 月在成 都会议上的一段检讨:“在当时就是没有听取多方面的意见,没有接触群众和实际, 而只局限在会议室和办公室中,更没有看清在所有制改变后解放了的生产力要求大 发展的群众运动正在起来。我们反而只看见死的物不看见生机勃勃的人,务实不务 虚。”这正可反证周恩来关注的重点是物力和财力如何与速度相适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