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节:童年与求学(4) 本书没有必要评价高岗送赵老师小米一事的其他含义,但如果此事属实,至 少说明高岗在龙镇小学读书时也并非循规蹈矩的读书郎,否则不会三番五次地遭 到赵老师的批评。 由讨饭娃娃到读书郎,虽然高岗的生活环境发生了重大改变,但十几岁的高 岗仍然是个孩子。然而,在封建传统的束缚下,即使是不谙世事的孩童,也要肩 负起传宗接代的重任。 1921年,年仅16岁的高岗在父母的包办下开始了他的第一次婚姻。 高岗的原配夫人杨芝芳,1905年11月7 日出生于陕西米脂县郭兴庄乡杨家印 村一个贫农家庭。杨家印村与高家沟村相距仅十几里路,但婚前二人并未谋面。 据杨芝芳在新中国成立后填写的一份表格中介绍,她的家庭经济情况如下: 革命前有土地22垧、土窑5 个,这是两家的。土地分开种,有毛驴一个,常 是不够吃穿。1948年5 月,我大哥家饿死几口人。 生长在那样一个闭塞落后的山村,杨芝芳没能避免被缠足的命运,也不会有 去学堂读书的权利。与高岗完婚后,高岗仍去龙镇小学读书,杨芝芳则在高家承 担起了家务。中国女人的命运往往是与自己男人的沉浮联系在一起的。如果高岗 没有投身革命,杨芝芳也许很难走出横山县;如果高岗没有在投身革命后又成为 陕甘宁根据地的代表,杨芝芳也许不会在自己事业的辉煌时期被迫离开高岗;如 果…… 1930年,已经是中国共产党党员的高岗回到了高家沟村。高岗回家后,帮助 丧妻的哥哥娶了第二个老婆,然后与杨芝芳一道,抱着两个儿子,离开了家乡, 从此再也没有回过高家沟村。 1999年1 月5 日,94岁高龄的杨芝芳老人向中共中央递交了一份材料,开头 的一段讲述了她参加革命后的一些情况: 我叫杨芝芳,陕北米脂人,是高岗的前妻,15岁由父母包办与高岗结婚的。 1926年高岗投身革命,与刘志丹等同志一道创建陕甘宁边区。受他们的影响,我 逐渐懂得一些革命道理,于1930年也参加了革命。起初,我当红军的交通员,送 情报。尽管我的身体条件不好(裹脚),但是,我还是努力完成了党交给我的各 项任务。1935年毛主席率领红军到达陕北,当时我负责后勤供给工作,立即将为 陕北红军准备的冬季服装,全部发给了中央红军,受到中央和毛主席的夸奖。解 放战争开始后,组织上让我担任陕甘宁边区保育院院长,负责培育革命干部和烈 士的后代。为了这些孩子们的安全,我和全院教职工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保护 着孩子们,历尽艰险,辗转西北战场,直至西安解放。当年许多革命先烈的子女 和中央领导同志的孩子,就是在那里经过培养,送往苏联学习去的。 杨芝芳是1935年7 月在陕西省安定县(今子长县)经徐长伍介绍,加入中国 共产党的。从1935年4 月至1938年3 月,她先后担任安定县女工被服厂厂长和延 安妇女商店主任。1938年4 月以后,杨芝芳主要在延安从事儿童保育工作,为中 国共产党的儿童保育工作作出了特殊的贡献。 2000年1 月27日,笔者再次拜会了杨芝芳老人。时年95岁的杨老仍然眼不花, 耳不聋,思维清晰,神态安详。为了回答我们的询问,老人将她于1982年口述的 回忆材料交给了我们。材料中关于她率领延安保育院辗转西北战场的叙述,使我 们仿佛回到了电影《啊!摇篮》中所描写的情景: "1941 年组织上调我到边区政府保育科当科长,1943年还当过一年边区妇联 的副主任。1946年11月,因保育院院长黄杰同志要随徐向前同志一起离开延安, 边区政府又调我到保育院当院长,接替黄杰同志的工作。这次回到保育院,主要 工作就是带领全院人员撤离延安,实行转移。1 月7 日,边区政府命令保育院在 三到五天内向瓦窑堡方向转移。接到这个命令后,全院工作人员就日夜为孩子烘 干粮。孩子们是分四批走的,分住在七个村子里。在瓦窑堡住了两三个月,到1947 年3 月,保育院又开始了新的转移。这时又接到上级指示,要保育院的孩子和工 作人员分做两路。随中央走的一路有七八十个孩子,由总务科长刘景田带队,到 河北去。留在边区的一路有八九十个孩子,由我带领,继续向北转移。途中大孩 子走路,每人带三个鸡蛋、一个缸子、一块肥皂、一条毛巾,小孩子动员老乡背。 协理员带队,指导员前后跑着照护,我和秘书压后,保教科、卫生科的全体同志 紧跟孩子们在一起。保育人员是很辛苦的,晚上要照顾孩子,不能很好地休息, 白天还要紧跟孩子,寸步不离。我因为是小脚,长途行走很吃力,组织上照顾我, 给我拨了一匹战马,但我看着孩子们走得疲乏的样子,怎能忍心骑马呢,这匹马 就专门用来驮孩子、带行李。' 一切为了孩子!' 这就是我们全体保教工作人员 的信念。有的同志在敌机轰炸时用自己的身体去掩护孩子,有的同志为了不让孩 子掉队,扔掉自己的行李背着孩子前进。就是在行军间隙,她们还抓紧教孩子们 识字、唱歌、做游戏。经过长途跋涉,我们于1947年5 月2 日过了黄河,到山西 离石县碛口镇王家沟村住下来。这时晋绥边区政府已接到陕甘宁边区政府林伯渠 主席的电报,他们除表示欢迎外,还供给保育院的全部生活所需。有一次,我去 给晋绥边区负责同志汇报工作,途经贺龙同志驻地时我进去看望他,他当即给我 们保育院六七枝枪,还有一些子弹,让我和协理员带回去,并说无论如何要保证 孩子们的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