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2节:在西北五在反"围剿"战斗中(7) 但是,中央虽然对此事件作出了决定,可人们的认识分歧并未完结。对西北 党的历史以及中央的这份决定,一直到党的七大召开时,争论仍然很大。 因此,在党的七大闭幕不久,中共中央就决定在1942年西北局高干会议的基 础上,于1945年7 月召开西北党史座谈会,进一步统一思想,减少分歧。 虽然在这次座谈会上仍然有一些不同意见,但经过与会者的反复讨论,对历 史上一些重大问题的认识趋于一致,绝大多数人认为《中央关于1935年陕北" 肃 反" 问题重新审查的决定》是正确的。 至此,关于1935年陕北的" 肃反" 问题似乎应当盖棺论定了。然而,1954年 " 高饶事件" 出来后,1935年陕北" 肃反" 问题又被提起。 1956年9 月和1958年,郭洪涛两次向中央提出申述,要求中央重新审查他在 陕北时的问题。 1959年11月23日,中央监委作出了《中央监委关于郭洪涛同志几个 历史问题的审查意见》,基本上否定了1942年《中央关于1935年陕北" 肃反" 问 题重新审查的决定》中的主要观点。 1978年12月21日,中组部将《中央监委关于郭洪涛同志几个历史问 题的审查意见》转发给了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组织部和中央、国家机关各 部委政治部。在之后出版的《毛泽东选集》中,也删掉了关于陕北" 肃反" 问题 的注释。 此举在西北老同志中引起了较大反响,张秀山等给中组部和党中央写报告, 要求中央澄清事实,认真处理这一问题。 1983年4月,中央决定由李维汉、王首道、冯文彬、荣高棠、何载组成 五人小组,原在西北工作过的刘景范、张秀山、张邦英、张策、郭洪涛、贺晋年、 崔天民、李铁轮等领导参加,共同研究西北历史问题。 经反复的讨论、争论,1983年7月13日,中央发布了五人小组提出的 《关于解决西北历史争论问题的分析和方针》(中发28号文件),基本上坚持 了延安整风时关于西北历史问题的结论。 但是,中央发布28号文件后,关于西北历史问题的争论仍未画上句号。 1984年,朱理治的爱人苏菲致信中共中央领导同志,要求对朱理治1935年在 陕北工作期间的问题予以澄清。 1984年2 月24日,中共中央组织部在《关于朱理治同志几个历史问题的审查 意见》中,一方面指出陕北错误" 肃反""不是出于" 朱理治" 个人对刘志丹等同 志的阴谋陷害" ,朱理治也" 不存在拒绝迎接中央和中央红军的问题" 。另一方 面也指出: " 当时朱理治同志是中央北方代表派驻西北代表团的负责人,又是陕甘晋省 委书记,因此,他在这一事件中应负主要责任。" 他的错误," 主要在于积极执 行了王明的' 左' 倾路线和上级对' 肃反' 的错误指示,盲目搬用鄂豫皖等苏区 错误的' 肃反' 经验,偏听个别人的反映,轻信逼供来的假材料,而对陕北的情 况缺乏系统的调查研究" 。转引自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编:《中共党史人物传》 第48卷,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5 月第1 版,第218 页。 4"刀下留人" 人的一生虽然有其必然的轨迹,但很多环节尤其是一些非常关键的时刻,往 往是由一些偶然的因素串联起来的。 如果说中央红军的到来挽救了高岗的性命是高岗的福气,那还仅仅是从高岗 个人的命运而言。实际上,陕北能够成为中央红军的" 落脚点" 和红军改编抗日 的" 出发点" ,从而成为中国革命的新起点,这才是中国人民的大福气。 然而,这一历史性的抉择,竟然要感谢国民党的一张报纸。 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是在第五次反" 围剿" 失败后被迫进行的。 包括党中央、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红军总部、中央红军等在内 的这样一场" 举国" 大搬家,实际上是一场没有目的地的仓促大撤退。 转移到哪里?何处去落脚?战士们不知道,指挥员也不清楚,只能随机处理 了。1934年11月的湘江恶战,红军由长征出发时的8?6 万余人锐减至3 万多人, 北上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不得不改变;1935年1 月召开的遵义会议确 立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也确定了去川西与红四方面军会合的战略方针。 但中央红军转战云贵川,历尽艰险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后,红四方面军主要领导张 国焘却反对北上建立川陕甘新苏区的战略方针,提出西进,向川康发展,而且张 国焘竟然在与中央发生战略分歧时采取了分裂行动。在此危急时刻,党中央和毛 泽东在对张国焘的错误行为进行批评教育的同时,果断地决定率领一、三军团单 独北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