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1章 铁鸟南飞叛未成,庐山终古显威灵。 仓皇北窜埋沙碛,地下应惭汉李陵。 叶剑英写下的这首诗是林彪“九一三”叛逃机毁人亡的真实记录。 毛泽东、周恩来决定发动“批陈整风”之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面目日益暴露。 林彪、叶群一伙已感受到末日来临,成为惊弓之鸟,惶惶不可终日。尽管毛泽东采 取宽大政策,等待他们转变回头,但他们篡党之心不死,又不肯善罢甘休。 1971年3 月初,林彪自比李后主,自怨自艾说:“南唐李后主有两句诗:几曾 识干戈,垂泪对宫娥。他说是因为不懂得武装斗争的重要性,所以才亡国。这是前 车之鉴,我们不能束手待毙。”一向视“枪杆子”如命的林彪准备动用武力“决一 死战”,夺取中央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他为南逃广州,另立中央做了准备。 这一年8 月,毛泽东到南方巡视,沿途同5 个大军区和10个省区负责人谈话, 批评了林彪及其同伙。 在北戴河的林彪、叶群先后得到周宇驰、黄永胜的密报,获悉毛泽东南巡谈话 的内容,决心铤而走险,将毛杀害于途中。9 月7 日,林立果向其“联合舰队”下 达一级战备的命令。8 日,林彪亲笔写下反革命武装政变手令。林立果向其“联合 舰队”下达谋害毛泽东的具体方案。在布置“南线”行动的同时,还研究了“北线” 计划,攻击目标是中南海和钓鱼台,准备消灭周恩来、朱德、叶剑英、聂荣臻等。 9 月13日凌晨零时三十二分,林彪等人不顾周恩来下达命令的警卫部队阻拦, 疾驶山海关机场,乘二五六号三叉戟飞机强行起飞。周恩来接报告后即令李德生前 往空军司令部作战室指挥跟踪,并采取向全国发布禁空令等一系列紧急措施。同时 立即通知叶剑英到人民大会堂参加紧急会议,并指定叶剑英处理林彪叛逃善后问题 及战备事项。叶剑英当晚转移到北京西郊玉泉山九号楼去待命,密切注视国内外局 势,随时准备应付可能出现的突然事变。9 月14日,我国驻蒙古人民共和国大使馆 传回消息,证实林彪叛逃途中机毁人亡。 周恩来得知这一确切消息后,立即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召集中央军委办事组成 员开会,叶剑英出席会议。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宣布对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 邱会作四人实行离职反省,对黄等四人说:“限你们十天坦白交代,争取从宽处理, 你们不听。你们对党对人民是犯了罪的!”随即,召集各总部、各军、兵种负责人 开会,传达中央处理黄、吴、李、邱四人的决定。之后,起草中央通知:宣布黄、 吴、李、邱在林彪反党宗派活动中“陷入很深”,“已令他们离职反省,彻底交代。” 决定中央军委工作由叶剑英主持,并筹组军委办公会议,实行集体领导。经毛泽东 批准,此《通知》发至大军区党委常委和省委常委。30日,周恩来主持中共中央政 治局会议,对“九一三”林彪事件以来各项工作做初步总结。建议在叶剑英主持下, 组成由叶剑英、谢富治、张春桥、李先念、李德生、纪登奎、汪东兴、陈士榘、张 才千、刘贤权十人为成员的军委办公会议开展工作。经报毛泽东同意,10月3 日, 中共中央分别发出撤销军委办事组、成立由叶剑英主持的军委办公会议的通知和成 立由周恩来负责的审查林彪、陈伯达反党集团专案组的通知。 叶剑英临危受命,勇挑重担。10月4 日写信给毛泽东,报告军委传达林彪叛党 叛国事件通知的情况和军委今后工作设想。他在信中最后向毛泽东主席表示:“这 次主席令我主持军委日常工作,我十分感戴主席的信任,但又十分害怕工作做不好, 误了大事。”因此,他一方面表示自己要“努力学习,努力工作”,另一方面,也 希望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及政治局各同志能经常对军委工作作出指示,提出意 见,以便使工作少出差错。最后,他请求毛泽东主席“有时间请赐一见,得到指示, 以利工作”。 毛泽东收到叶剑英的信,当天即同周恩来召集叶剑英和军委办公会议的同志们 谈话,就军委的工作作了重要指示。 毛泽东在谈话中指出:林彪、陈伯达搞阴谋活动,蓄谋已久,目的就是要夺权 :“文化大革命”中整几位老帅,也是林、陈他们搞的。又说:要好好整顿我们的 军队,头脑不要太简单了。凡讨论重大问题,要请总理参加;下达指示,要用军委 名义。 为了贯彻党中央、毛主席关于整顿军队的指示,叶剑英首先集中力量抓好军队 系统从上到下关于林彪事件的传达,揭批、清理与林彪事件有牵连的人和事,纯洁 各级组织,统一全军指战员的思想,提高军队战斗力。 为了重振军威,加强军队革命化、现代化建设,叶剑英一方面着手筹备中央军 委扩大会议,一方面深入机关、部队,开展调查研究,整顿和调整各大单位领导班 子,解放一大批长期革命富有领导才能的老干部,使各级领导权掌握在可靠的人手 里。同时组织广大指战员深入学习毛泽东关于“军队要统一”、“军队要整顿”、 “要准备打仗”的指示,加强部队军事训练,恢复和发展国防科技和军工生产,改 善武器装备,做好战备工作。经过一系列工作,从各个方面清除林彪12年来把持军 委工作所造成的不良影响和流毒,恢复我军的光荣优良传统。军队各条战线工作, 都有新的起色,全军的革命化、现代化出现了可喜的新局面。 叶剑英利用一切机会和场合为老同志们恢复名誉,出来工作,提供机会,扫除 障碍。1971年11月14日,毛泽东接见参加成都地区座谈会的同志,当叶剑英走进会 场时,毛泽东对到会的同志说:“你不要再讲他‘二月逆流’了。”接着他又对大 家说:“‘二月逆流’是什么性质?是老帅们对付林彪、陈伯达、王(力)、关 (锋)、戚(本禹)。那个王、关、戚,‘五一六’,要打倒一切,包括总理、老 帅,老帅们就气嘛,发点牢骚。他们是在党的会议上,公开地大闹怀仁堂嘛!”1972 年1 月6 日毛泽东又对周恩来、叶剑英说:“二月逆流”经过时间的考验,根本没 有这个事,不要再讲“二月逆流”了。请你们去向陈毅同志传达一下。为了慎重起 见,周、叶当场核对了记录。1 月6 日16时20分,叶剑英匆匆赶到医院向重病的陈 毅作传达。他泪流语塞,用颤抖的双手从衣袋里掏出一张纸,上面抄着毛泽东为 “二月逆流”平反的一段话。他说:“毛主席、党中央要我来看你,你要安心养病, 会好的。”把纸条上的内容读了一遍,再交给坐在床头的陈毅女儿珊珊,让她再念 给陈毅听。珊珊伏在床头轻声对陈毅说:“爸爸,刚才叶伯伯的话,如果你能听见, 就闭一闭眼睛。”这时说话已经困难的陈毅闭了闭眼,又一次陷入昏迷。当日深夜 11时55分,陈毅与世长辞。陈珊珊回忆这段往事,流着热泪说:“我父亲在弥留之 际,能够听到由叶帅亲自传达的毛主席关于为‘二月逆流’、为这些老同志平反, 为他洗刷在‘文革’当中最大的冤情,我真的觉得,我父亲可以瞑目了。” 然而,叶剑英仍然处在新的斗争的漩涡之中。 这个斗争的主要对象是江青反革命集团。江青集团是“文革”孕育出来的一个 畸形儿。早在“文革”发动阶段,它与林彪集团就开始勾结。1966年4 月,中共中 央批发的《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即是这两个 集团借“文革”互相勾结、共同进行阴谋活动的有力见证。“文革”发动后,这两 个集团在“打倒一切、全面内战”动乱中分别加强各自的势力。自从1972年9 月, 王洪文从上海调到中央工作,很快成为江青集团的主要成员。江、张、王、姚结成 “四人帮”集团加紧策划,制造混乱,同林彪集团貌似“团结合作”实则分庭抗礼, 阴谋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正因如此,在它们之间,除有互相勾结、利用的一 面外,也存在着矛盾和斗争的一面。从一定意义上说,林彪发动的未遂反革命政变, 也是这两个反革命集团之间的殊死斗争进入白热化的一种表现。林彪一伙的覆灭, 对江青集团来说无疑是解除了一个直接的威胁,借机加强自己的实力。但这只是问 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的情况是,江青一伙无法区别它与林彪一伙“何其相似” 的极“左”面目和反动本质,这使得他们都必然将自己置于党和人民的对立面。党 和人民对于林彪一伙的批判,必然造成对江青集团的新的威胁。这种揭发批判越深 入,江青一伙的反动面目也就随之暴露得越清楚,他们也必然耍两面手法掩盖自己 的罪责,挑起新的事端,转移斗争大方向。因此,叶剑英等老一辈革命家与“四人 帮”斗争越来越尖锐复杂艰难。这场斗争开始进入新的阶段,出现了一些新特点: 第一,林彪自我爆炸以后,江青一伙摇身一变,成为“反林英雄”。他们利用毛泽 东的威望,歪曲、篡改毛泽东的指示为己用,同时,在很大程度上封锁和控制了毛 泽东。第二,“四人帮”严重歪曲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形而上学猖獗”,搞 乱了群众的思想,而许多人受他们的欺骗和利用而不自觉。第三,“四人帮”垄断 了党内信息,控制了舆论工具,要公开揭露他们的身世和罪行相当困难。第四,更 重要的是,江青等在中央窃取的特殊地位,给这场斗争带来了特殊困难。江青是以 “第一夫人”自居,摆出“女皇”的架势,飞扬跋扈,不可侵犯;王洪文是毛泽东 “点名”的接班人、上海滩的“帮头”、“花花太岁”;张春桥、姚文元的“文才” 曾受毛泽东的赏识,成为当代“文霸”、“学阀”和“理论家”,不可一世。这四 个人结成“黑帮”,互相利用,互相依赖,互相吹捧,欺骗了相当一部分人跟着跑。 他们出席中央会议通常是“一唱三和”,打横起哄,争取同情,制造压力,迫使众 人就范。对于这种状况,叶剑英作过精辟的分析:“四人帮”在政治局中是个少数。 但是,我们要看到“四人帮”里头,一个是党的副主席,一个是中央政治局常委, 一个是假借主席名义作威作福、野心勃勃的阴谋家,一个是掌握全部宣传工具的吹 鼓手。他们人数虽少,能量颇大。自从毛主席病重以后,又来了一个所谓“联络员” 毛远新,政治局会议的情况由他上传,毛主席的指示由他下达。这种状况,使斗争 更加艰巨复杂起来。当时,政治局的同志,为了顾全大局。为了毛主席的健康,对 这种不正常的情况,采取了克制的态度,“投鼠忌器”,一直拖延到伟大领袖毛主 席逝世。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与“四人帮”斗争采取了曲折迂回的方式,讲究策 略,注意方法,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