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一 忆春涛 秦德君 1998年是春涛诞辰100周年。他离开我已48载了,那还是新中国刚刚成立,百废 待举、万事更新的年代,享年52岁。周恩来总理在郭春涛追悼会上曾拉着我的手沉 痛地说道:“春涛是累死的。”回忆我们共同战斗的岁月,往事历历在目。 一、在并肩战斗中相识 我和春涛初识于1927年大革命时期,在冯玉祥的西北军(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 军)第二次北伐的征途中。春涛是武汉政府派去的人,当时,武汉政府还是坚持孙 中山的三大政策,坚持国共合作的政治路线,反对蒋介石叛变革命的。春涛是代表 国民党方面的人,任政治部组织处的处长,同时还在军校讲课任教官,是坚定的国 民党左派,我是随军女子宣传队队长,军特别党部成员,是代表共产党方面的。在 整个行军和战斗过程中,双方相处得很好。1927年5月徐州会议后,冯玉祥倒戈清除 西北军中的共产党,全部公开的共产党员被押送出境,春涛对我们相当同情,在我 寻找组织。漂泊无依的困难时候,曾收到过他的来信,表示愿意筹款资助我出国去。 1936年春涛由刘湘的高级顾问马叙伦介绍到四川来策动刘湘反蒋。刘湘被春涛 的才学与辞令所折服,请春涛做他的秘书长,并请春涛再找几个笔杆子,与他的枪 杆子相配合,要与蒋介石争一个高低。“七七”事变后,春涛积极策动刘湘出兵抗 日。我由于大革命失败后,在混乱中失去了组织联系,又加上重病返乡,这时也在 刘湘的川军中担任一个参议官的闲职。春涛来找我,希望我帮助他了解地方上的一 些情况,我很乐意这样做,这样我们又成了反蒋抗日战线上的战友。我们曾共同资 助了不少的从抗日救亡运动中涌现出的杰出青年,由春涛联系周恩来和林伯渠的关 系,介绍他们去延安,因为春涛和周恩来是在法国勤工俭学时的同学和朋友,作为 国民党的左派,他们一直有联系。 刘湘任国民革命军第七战区司令长官时,春涛担任了第七战区阵地委员会主席, 与刘湘共同出川抗日,直接参加了南京保卫战。1937年冬,刘湘撤退到武汉,最后 病死在武汉。 二、共同投身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刘湘死后,由于川军的矛盾,春涛失业了,到了重庆,那时的重庆已是国民政 府的陪都。同一时期我也放弃在川军中的职位来到重庆,准备奔赴延安,回到党的 怀抱。春涛答应帮我联系,并愿护送我到延安。他也想到苏联去学习军事,回来好 参加抗日报效国家。但周恩来却指示春涛留下来,配合中共党组织开展抗日民族统 一战线的工作。因为春涛是国民党第一届和第二届代表大会选出的中央委员,与国 民党上层人物及各界人士有着广泛的联系。春涛建议我留下帮助他工作,董老(必 武)也建议我留下,由于工作的需要,在朋友们的建议下,我们就结合了。 周恩来同志指示,要加强争取杨虎的工作,我们在报上登了一个简单的结婚启 事,就在杨虎家设了一桌简单的婚宴,这一婚宴也就成了一次有意义的统战活动。 后来春涛还与杨虎结拜为兄弟,我也跟着叫杨虎为大哥。杨虎很器重春涛的才干, 几乎是言听计从,在以后的岁月中,杨虎的各种关系,对我们各项革命工作的开展, 都起了不小的作用。 婚后,就以我们家为据点开展了活动,从此我和春涛生死相依、患难与共,直 到伴他走完人生的历程。 先是成立了一个以周恩来、董必武为首的不公开的九人小组。成员有张澜、陈 铭枢、郭春涛、杨杰、杨虎、章伯钧。姚觉五等九人,又叫九人团,经常在我家开 会,有时周恩来夫妇还来我家作客。后来九人小组规定每周一开例会,周恩来、董 必武不一定每次都来,具体的联系与组织工作都由春涛来完成,大家也都明白,春 涛的意见是传达了周公(即周恩来)的意见。这个九人小组在抗日战争前期,起了 不小的作用,因为参加这一小组的人,都是各方面的有代表性的人物,都有各自广 泛的社会联系。到日本投降后,形势有了很大的变化,各民主党派纷纷成立,爱国 民主运动蓬勃开展,蒋介石被迫召开了旧政协,这个小组被别的组织活动所代替, 就自然而然地解散了。 1939年,周恩来同志为了进一步扩大抗日统一战线的范围,指示王炳南与春涛 配合,共同组织了“东方文化协会’,以团结东方各民族各国共同抗日,由王炳南 出面请于右任(国民政府政治院长)担任会长,由春涛出面请罩振(国民政府司法 院副院长)担任副会长。郭春涛、王炳南、秦德君、李俊龙、胡秋原为常务理事, 郭春涛兼任秘书长负责日常领导工作。会址就设在我家,我家门口一直挂着一块 “东方文化协会”的大字招牌,一直到抗战胜利复员到南京时,这个机构才自行停 止了。 协会的成员还有日本反战同盟、台湾抗日组织、越南。泰国、印度等东南亚各 国的代表,协会参加了各种形式的抗日活动,沟通了各国的抗日信息,同时还研究 分析日本大本营的动向,提供情报供各国参考。协会工作繁忙时期,工作人员就有 20多人,后来缩减到四五人,春涛的表弟朱汉英是当时的驻会秘书。 1940年,周恩来同志介绍苏联驻中国大使馆武官罗申(后任苏联驻中国大使) 来找春涛,请他帮助了解当时中国在国际反法西斯活动中的军事、政治、经济、文 化、教育、各阶层和各党派的一些动态。春涛给罗申送去不少情报。1941年春涛得 悉在奥国总理来访时,德国大使陶德曼向蒋介石透露,德国即将进攻苏联。春涛及 时命我将这一信息通报给罗申。为了这一切,后来罗申曾送来一份由斯大林亲自署 名的致谢电报,对春涛给予国际反法西斯运动的支援表示感谢,称他为“卓越的党 外布尔什维克”。 为了牢固和扩大抗日民主统一战线,春涛和王昆仑、许宝驹等18人建立了“国 民党民主同志联合会”,王炳南参加了筹备工作,其中春涛起了重要的桥梁作用。 三、携手开展爱国民主统一战线活动 日本投降后,蒋介石要发动内战,在新形势下,为了团结国民党各阶层人士反 对蒋介石独裁,在“民主同志会”基础上酝酿成立了“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简 称“民联”),徐冰参加了筹备工作。在一次筹备会上,柳亚子站起来严肃而激昂 地说:“孙中山已经故去了,我柳亚子要坚决地领导国民党走以俄为师的道路,跟 共产党走到底,非打倒背叛革命的蒋介石小朝廷不可,誓不罢休!”1945年10月28 日,“民联”在曾家岩50号开成立大会,到会有39人,选举陈铭枢为主席、郭春涛 为中央常委兼秘书长,总部机关就设在我们家,我也被推选为中央5个常委之一。主 要任务是建立与扩大爱国主统一战线。“民联”的分支机构包括全国各省直到海外 的吉隆坡、新加坡以及加拿大各地。这时我们的家又是川流不息的人来联络,有一 次川军的潘文华、刘文辉等也派人来联系,春涛说:“这些人不满意蒋介石,但对 共产党又诸多疑虑,所以愿和我们合作,我们可以起这方面的桥梁作用。”1948年 李济深、何香凝在香港成立了“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全国解放后“民联”就和 “民革”合并了。 国民政府还都回南京后,重庆各界人士纷纷东下,交通工具异常紧张,春涛是 坐中共代表团的飞机,作为代表团的一员由重庆飞往南京的。其他“民联”的人员 则是坐冯玉祥的“民联”号江轮去的南京,交通员郭凤涛押送行李和各种文件随行。 四、并肩参加隐蔽战线的斗争 1946年蒋介石撕毁停战协定和政协协定,悍然向解放区全面进攻,周恩来率中 共代表团撤回延安。周恩来走时指定吴克坚作为春涛的联系人。“民联”转人地下, 活动中心也转到上海。1947年到1948年,蒋介石推行白色恐怖,大批镇压民主人士, 民主阵营人士纷纷转到香港。我和春涛也打算到香港。吴克坚转来“翔宇”(即周 恩来)的电报要春涛留在上海,开展对国民党海、陆、空三军的策反工作,以配合 解放军的正面的作战。各地“民联”的策反工作也都通过春涛与共产党联系,具体 的就是与吴克坚联系。 春涛与吴克坚经常碰头,有时共同召集一些会议研究工作。这时就形成了吴克 坚、郭春涛、徐大可、秦德君的一个事实上的四人小组,中共地下党员徐大可负责 与党内的交通,我则负责与党外的交通情报的传递。春涛全心全意地执行周恩来的 指示,广泛联系各方面的关系。像川军的刘文辉、潘文华,湘军的程潜、陈明仁, 浙江省主席陈仪,驻澳大利亚大使骆介子,国府委员邵力子,还有海军方面如重庆 号、江阴要塞、吴淞要塞等,这些都是春涛通过“民联”或个人的各方面关系进行 联系,如吴淞要塞是通过徐友擎,江阴要塞陶司令叛蒋是通过张国华的关系做的初 期工作。这些工作有力地配合了解放军的正面进攻。加速了全国解放与新中国的成 立。此外,还有如配合党组织准备发动的国民党海陆空三军总起义,准备进行的活 捉蒋介石父子于复兴岛计划,对上海警察头子毛森的处死活动等等。可惜这些计划 都没有完全成功,但对劝诫敌人放弃顽抗则起到一定作用。我们还多次粉碎了国民 党对爱国民主人士与地下党员的搜捕活动,如春涛从内线得知蒋介石要暗杀宋庆龄 女士的消息后,立即告知党组织及时采取了保护措施。为此等等。国民党下令搜捕 地下市长郭春涛(化名胡君健)的通缉令,悬赏美金20万元。 1949年5月14日,春涛与吴克坚等人正在寓所开会,命我去拿海军方面的材料。 由于叛徒的出卖。在离开所住的弄堂时我被捕了,为了及时通知尚在住所开会的春 涛他们,我急中生智,采取了与国民党军警大吵大闹的办法,引起了群众围观,交 通堵塞,从而惊动了春涛等人,使他们得以立即疏散隐藏起来。 在监狱中,我顽强地与敌人开展斗争,受尽各种酷刑。由于我已生命垂危还没 有口供,国民党企图延长我的生命以设法套取地下活动的情况,便将我送往提篮桥 警察医院,解放军临近上海时,我被判处死刑,只是因大军进军神速,切断了警察 医院与他们总部的联系,死刑未能执行。 五、我们双双迎来了解放和新中国成立 全国解放后,春涛和我都是新中国第一届政协的筹备委员,这筹备委员也就是 即将召开的第一届政协的委员,我们就到了北京住在北京饭店。正在这万众欢腾之 际,不幸我却遭到冤屈。从上海来电诬陷我在国民党监狱中出卖组织,我被立即撤 销了第一届政协筹委资格。最初我们还不知道事出原因,春涛勇敢地据理力争,要 求多方查询事变的原因后,方可做结论。遭此不白之冤,我痛不欲生。春涛和我并 肩战斗多年,他坚决信任我的气节,相信我决不会有此事,他鼓励我回上海去把事 实搞清楚。面对忠实的战友如此信赖,使我心中感到万分安慰。 1950年3月,我起程回到上海,经过两个来月的努力,终于澄清了事实,否决了 诬告,恢复了我的清白,调查的事实表明我在狱中表现是英勇的。正当进一步查问 这横祸的来由时,突接上海统战部转来北京急电言春涛病重要我返回北京。恰如晴 天霹雳,我等不及作完结论即匆匆赶回北京,见春涛已气息奄奄病卧在北京医院。 医生诊断春涛的病是膀胱癌,已到晚期,手术无效。 春涛的病早有端倪,时因开国之初,百废待举,春涛担任第一届政协的副秘书 长、政务院副秘书长兼参事室主任。由于春涛工作勤奋,理论水平高,文字能力又 强,周恩来总理特别欣赏和信任他,诸般事务诸如起草和他工作有关的各种政令、 政策、条例等文字工作,大都压在春涛肩上,他成了周恩来总理的得力助手。由于 任务很紧迫,没有时间去医院看病,我常在深夜醒来,还看见他伏案疾书。那时春 涛已有尿血的症状,我多次劝他去看病,他总说等忙过这一阵再说,而往往是忙完 这一阵,下一阵的任务又来了。我去上海之后,没有人管他,他就更加不把疾病放 在心上,还是日以继夜地勤奋工作。1950年的“五一”劳动节,春涛出席观礼,在 天安门城楼上淋了雨而发高烧才送往医院,诊出已是癌症晚期,虽经多方治疗,终 已回天无术,于1950年6月30日3时,黯然长逝,舍我而去了。 春涛走了,他为新中国的奠基与创立,流尽了最后一滴血,死在他最后的战斗 岗位上。诚如周恩来总理拉着我的手沉痛地指出的那样——“他是累死的。”周总 理为他主持了追悼会,亲自致悼词公正地评价了他的一生。周总理亲笔为他题写了 墓碑。在墓碑的上方,刻上一颗闪闪的红星。 春涛:在你诞辰一百周年之际我来怀念你。我们共同奋斗所建立的新中国,如 今是如此的繁荣昌盛,你应该无憾了吧! 1998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