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墓碑 我最初想到墓碑是在去参加葬礼的路上。这个念头在头脑里牢牢地扎下了根。 葬礼结束后我与瓦季姆·特鲁宁同乘一车,我问他意见如何。他略作思索后说,唯 一值得一提的雕塑家,就是恩斯特·涅伊兹韦斯内。 我当时对涅伊兹韦斯内几乎一无所知。我的天地是导弹、卫星、顺利发射和发 射事故的天地。当然,我对马涅日事件的余波也有所觉察,父亲曾在那里痛斥“抽 象派”及其他当时所谓“从西方渗透进来进行思想颠覆的”现代艺术流派。但我对 这种喧闹一时的舌战并不太感兴趣。我只是想弄清楚谁是谁非。习以为常的“父亲 有理”的概念未能形成,尽管他的话是有通常的那种说服力,却不知为什么并未起 到说服作用。 大凡个性强的人都是如此:父亲看来是意识到了自己的观点软弱无力,因此就 变得更加生硬粗暴和毫不妥协了。有一次谈到影片《列宁的哨所》时我在场。这一 分析的整个风格和咄咄逼人的架势给我留下了很不愉快的印象,我至今仍记忆如新。 我渐渐地愈来愈确信,父亲正在犯悲剧性的错误并正失掉自己的威信。然而要干点 什么可没那么容易。需要选择时机,小心地对他说出自己的意见,尽量使他相信如 此武断的见解是多么有害。最终他会明白他的打击对象乃是自己政治上的盟友,是 支持他的事业的人。因为正是根据父亲的亲自指示才发表了叶夫图申科的《斯大林 的继任者》、特瓦尔多夫斯基的《焦尔金在阴间》、卡扎凯维奇的《蓝色笔记本》。 我记得他同苏斯洛夫的一次口角,苏斯洛夫认为卡扎凯维奇的书中提到季诺维 也夫的名字是不能容许的。父亲温和地笑着反驳说,历史真相就是如此嘛。“您是 想让伊里奇在拉兹列夫对季诺维也夫不称呼名字吗?那他该怎么同他讲话呢?总不 能篡改历史吧。”他向苏斯洛夫解释说。 这是他们之间的原则性分歧:是否可以从今天的利益和观点出发来改写历史。 然而在父亲活动的后期,苏斯洛夫和伊利切夫都牢牢占领了阵地,可以说,在 某种程度上让父亲也听命于他们。如今他便同他们一道来同文学与电影中“异己的 思想影响”、音乐与雕塑中的形式主义等等进行斗争了。 我几次试图同他谈这个问题,都必然地碰到通常的那番话:“别管闲事。 这方面你一窍不通。谁给你灌了一耳朵,你就跟鹦鹉一样地人云亦云。”谈话 还没有开始就中断了。 自然,瓦季姆一提到涅伊兹韦斯内的名字,我就想起了马涅日的那场冲突。我 对于作为艺术家的他知之甚少。有一点我是很肯定的:墓碑应当向真正的大师订做, 以免父亲的形象在人们心目中暗淡无光。 瓦季姆的话我深深铭记在心,不过我对这个想法有无实现的可能甚表怀疑,因 此便对瓦季姆说,涅伊兹韦斯内未必肯干。父亲可是在马涅日把他和他的朋友批了 个体无完肤,堵了他们的路。他简直可能把我往外赶。我实际上是在请他为自己的 对手树墓碑嘛。 瓦季姆不同意我的看法,他说涅伊兹韦斯内是个知识分子味道很浓的人。他对 赫鲁晓夫本人持客观的态度,很看重他在我国历史上所起的作用。 那些事情当然没有忘记,不过现在都已退居次要地位,而且看法也多少有些改 变了。我一言不发。我倒是很想同意,瓦季姆却没有把我彻底说服。 “你要愿意,我可以给他去个电话。”瓦季姆建议道。“他如果拒绝,你就根 本别跟他联系了,要是同意呢,你就去找他。我相信你们会谈妥的……”酬客宴上 我向尤莉娅提出了同样的问题。她是我们家公认的文化问题专家。她想了一会儿, 几乎一字不差地重复了瓦季姆的话,她说看来唯一值得一谈的人就是涅伊兹韦斯内 了。许多人认为他是国内首屈一指的雕塑家。 两个分别问到的人都异口同声作出同样的答复,这看来就不是偶然的了。我决 定去找涅伊兹韦斯内,并开始等瓦季姆的消息,瓦季姆却仿佛故意作对似的,竟然 音信杏无。 这时又冒出一个人选——祖拉布·康斯坦丁诺维奇·采列捷利。他名噪一时: 一名新星!我不久前与他相识,而且似乎彼此都有好感。父亲葬礼后不久,我们在 共同的熟人家里相遇。餐桌上我俩是邻座。我当然便征求他的意见了。 他很热心,并当即表示亲自承担此事。采列捷利建议明天就去公墓实地察看。 他准备立即着手创作。 说实话,我倒有些为难了,我吞吞吐吐他讲到自己打算找涅伊兹韦斯内。 “主意挺不错,”采列捷利十分高兴。“我很高兴同他合作。”第二天早晨我 们去公墓。采列捷利绕坟墓走了一圈。一切都仔细地察看过,用步子分别量出距离 小道、距离墙根各有多长,他很满意,说我们很走运,因为周围没有坟墓。这里可 以竖一块真正的墓碑。大致需要五米长、六米宽的一块地盘。当天他就回家去了, 答应一到第比利斯就画出草图。一周后采列捷利打算回来同我讨论方案。我得在这 段时间内解决场地问题。 我们就这样分手了,彼此都很满意,后来才知道,这竟成了永别…… 因为我绝没料到会有这等事,便为这五米长、六米宽的地盘投入了正面进攻。 问题比初看起来要复杂得多。谁也不能够、不愿意变更标准的坟地面积。我跑遍了 一个又一个办公室,时间一天一天地过去。我没有料到,正当我到处踏破门槛的时 候,愈来愈多的人物介入这件事情中来了。 瓦季姆那边始终杳无音信。我没有同涅伊兹韦斯内接上关系,而与此同时,有 人对我那不坚定的步子进行了分析,得出结论,作出决定,并且…… 随即有了行动。 我同采列捷利前往公墓之后没过两天,就由一位关系很熟的女同志向我转达了 警告: “我想以朋友的身份提醒你,”她说。“那边对你很不满意。自从你父亲的回 忆录在美国发表以后,他们对你的看法就不大好。他们认为你骗了他们。说你装得 挺老实,甚至有点傻,其实是个滑头。”“我实在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这样看我。他 们无论提什么问题我都如实回答了的。”我反驳说。 “那好,”她撇开这个话题。“可现在呢?你决定给父亲立墓碑,这是很自然 的。可这是赫鲁晓夫啊!你呢,一方面想邀请涅伊兹韦斯内——你父亲骂过的画家, 另一方面又找格鲁吉亚人采列捷利。这种搭配显然不是无缘无故的。”我感到吃惊, 这样的解释我压根儿没想到。 “你也不必跟涅伊兹韦斯内说了,”那位女同胞当然是在转达别人的建议。 “最好是到美术家协会去,那里会给你推荐一名头脑清楚的雕塑家的。 谁知道涅伊兹韦斯内是不是胜任得了这样复杂的工作,可政治上反应不好。 他很喜欢制造丑闻,你要丑闻干吗?干吗跟当局弄得不愉快?再说,关于请涅 伊兹韦斯内的事你也可以跟协会商量,说不定他们正好要推荐他呢,”女同胞建议 道。 这番忠告没有提起我多少热情。然而对这样的警告又不能完全置之不理。说实 话,经历回忆录那件事后,我不想去激怒如此强大的机关。 我决定找谢尔戈商量。原来他就认识涅伊兹韦斯内,并且愿意马上去电话。至 于“友好的”警告,谢尔戈态度很坚决:“别理他们,他们不知会把你带到什么地 方去呢。你们的目的正好相反:你是想给父亲竖一块好墓碑,而他们认为主要的是 不能允许在一片平淡的背景上有出类拔革的作品出现。 比方说,你到了艺术家协会,给你推荐一名你不满意的雕塑家。你就得跟他们 争吵,发生冲突。你的处境就很不利。可现在你是以订货人、赫鲁晓夫儿子的身分 去找涅伊兹韦斯内,你在协会提出找他肯定遭到拒绝,情况就完全两样。要是你还 一味坚持的话,就只好不听协会的推荐,那就会发生矛盾。”对他的意见不能不同 意。我决定马上同涅伊兹韦斯内联系。谢尔戈拨通电话,正要开始讲我的问题,但 涅伊兹韦斯内打断了他:“不必多讲了。瓦吉姆已经给我来过电话,我对他说很高 兴同谢尔盖·尼基季奇见面。我愿意接受他的建议。”第二天我同谢尔戈去工作室。 它位于离现在奥林匹克大街体育中心不远的一层小楼内。如今小楼没有了——已被 拆除。我们在院子里徘徊一阵,找到了所要找的门。敲门进入一个小小的过厅。地 上放着一件雕塑。说实话,当时我并不喜欢它。后来知道它名叫《以自己心脏的琴 弦演奏的俄耳甫斯》,我是一名坚定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教育出来的人,我当时主 要的艺术性标准就是相象。可这里完全不是这么回事,甚至还是撕裂的胸膛。我当 时想,没有这样画的。 要同涅伊兹韦斯内打上数月和数年的交道,才能使我走出愚昧的密林。 不过当时我决定不发表自己的意见。 主人从一间小屋中走出来,这是一位身体结实、个子不高、五十来岁的人。凭 初步印象就记住了他那敦实身材、犀利目光和上嘴唇那细细的一绺小胡子,他亲切 地接待了我们。 面积不大,工作室本身约有35—40 平方米,还有两个8 —10 平方米的辅助 房间。主人把我们带到其中的一间,这里有一张铺着士兵呢的长沙发,两个书橱, 一张桌子,两把椅子。这就是全部陈设了。墙上挂着一幅又一幅画。 在另外一间象是过道的房间里有一个工作台,放着用于浇铸、焊接等用的各种 器具。 我是第一次到雕塑家的工作室来。自然兴趣甚浓。 相互认识后,恩斯特·涅伊兹韦斯内请我们参观他的作品。作品很多,多到不 可能一下子全都看懂和领会。房间中央摆着一个我认为不可思议的建筑物模型:中 心是一个人头和从头上伸出的翅膀,翅膀上是象征性的浮雕,若干人的面部。 “这是思想大厦——西伯利亚科学城中央大楼的草图,”恩斯特·涅伊兹韦斯 内解释道。“您父亲在位时长期不让我工作,后来总算准许了。设计方案是1964 年批准的,可现在又遥遥无期了。”天花板下四面墙上都挂着画——那是连成一体 的彩色构图,东一处西一处闪现出刺眼的鲜艳的斑点。 我们走马观花地看了一番之后,回到房间里开始了主要的谈话。 “我想把话说清楚,”涅伊兹韦斯内开始说。“由于我同尼基塔·谢尔盖耶维 奇的争论,我经历了一段相当困难的时期,不过如今这已成为过去。 我很敬重他,而且说来叫人感到奇怪:我想起他时有一种亲切感。这个人知道 自己想干什么,他的意图不能不引起同情,尤其是在许多事情都看得更加清楚的现 在。我同您谈的不是个人的恩恩怨怨,而是国务活动家的墓碑。我可以承担这项工 作。”我从内心深处对他的开场白感到高兴。 涅伊兹韦斯内马上在一张纸上描绘图画:一块竖起的石头,一半白色,另一半 画上阴影线——为黑色,下方是一大块平板。 我一点也没看懂。 “为什么黑白相间?这表示什么意思?”我问。 涅伊兹韦斯内说,这张画上暂时没有任何具体的东西。他只是解释说,这是一 种哲学思想的体现。生活、人类的发展是在生与死这二者之间不断斗争中进行的。 我们的时代、人的理智与机器之间,也就是与理智那扼杀它自己的产物之间的冲突, 就是例证。原子弹便是如此。这种看法在神话里的化身是半人半马。在我们的墓碑 中黑与白可以作各种不同的解释:生与死,日与夜,善与恶。一切都取决于我们自 己、我们的看法、我们的处世态度。白与黑的咬合是生与死的统一和斗争的最好象 征。任何一个人身上这两个因素都紧密地交织在一起。因此石块应当是不规则的, 相互咬合,相互交织,并形成一个整体。这一切打算安装在铜板上。 “我看构图不错,”他用疑惑的目光看看我。 我事先就决定不介入,不发表自己的意见。纠正画家的看法很难有好结果。要 么信任画家,要声指靠画匠。二者必取其一。 “我完全指靠您了。还要肖像吗?”“我认为什么肖像也不应该有。我们搞个 象征性的东西。只有在谁也不认识这个人、希望保留他的外貌、以免从记忆中消失 的情况下才需要肖像,”恩斯特·涅伊兹韦斯内耸耸肩膀。“尼基塔·谢尔盖耶维 奇的面孔人人都很熟悉,肖像就没有必要了。”他未能把我说服. 不过我暂时把自 己的疑虑藏在心底。来日方长,况且说实话,我在名人面前有点羞于开口。我有些 担心他讲了同采列捷利的谈话和他参加这项工作的意愿。 “只要您愿意,我可以跟他合作。”涅伊兹韦斯内随口答道。 还有一件小事。因为来自卢比扬卡的警告使我有所戒备,我决定设法来个万全 之计,使我们的关系合法化,我提出签个正式合同。 “这个好办,”恩斯特·涅伊兹韦斯内答道,“我认识一位律师,他会把一切 手续都办好的。”我们就这样分手了。 我对于可能继续对我们施加压力的担心决非没有根据。后来了解到,采列捷利 也好,涅伊兹韦斯内也好,都有人找他们谈过话,诚然,结果都适得其反。 竖起墓碑后几年过去了,一切都已成往昔,恩斯特·涅伊兹韦斯内讲了自己的 那部分故事。我和谢尔戈去过之后不久,他就曾到卢比扬卡那幢著名的大楼里谈过 话。那里执拗地劝他别接这个活儿。一开始讲了我们家和我许多坏话,但这个原始 的办法没有奏效。于是便动用了更有分量的论据。当时涅伊兹韦斯内正在创作浮雕, 这些浮雕拟用来装饰泽廖诺格勒一所学院重新装修的大楼。定货颇有来头,作品从 各方面说来都有希望获得国家奖金。这些谋士们好不难过:可别让赫鲁晓夫的墓碑 影响了涅伊兹韦斯内的获奖提名,可别破坏了他的升迁。 然而“好心人”并未摸透自己对象的心思,他们选择了极其错误的途径。 “恰恰是在他们的威胁之后,我作出了最终的、不可更改的决定。如果说原先 还可能有疑虑,因为我们彼此不了解,那么现在我决定坚持到底。”恩斯特·涅伊 兹韦斯内最后说:这就是两个人、两个雕塑家作出的不同反应。 谁对?谁赢了?我不知道。我只晓得涅伊兹韦斯内没有获得国家奖金,却得到 全世界的承认,采列捷利则除列宁奖金外,又获得了国家奖金。 我们见面之后工作便按部就班地开始了。第二天,我们到公证处签了合同,去 了一趟墓地。恩斯特·涅伊兹韦斯内答应几天后看第一张草图。 我定期去墓地。我设法保持墓地的整洁。时间和秋天起了作用。花圈枯萎了, 照片湿透了。尽管我们作了最大的努力,水还是渗到照片下面。朋友们再次帮了我 的忙。在我的老单位作了一个结实的临时性支架,牢牢地把一张新照片焊到有机玻 璃里。 我觉得在坟地上放父亲的标准像不大合适。想放一张更象常人的照片,好让大 家看到一个活生生的人,而不是前任总理。于是墓上出现了父亲生前的最后一张照 片。照片上他没系领带,一副居家装束,疲倦地微笑着面对镜头。 妈妈不喜欢这张照片,要求换掉。我坚持了一段时间。然而她并不孤立,其他 亲友也不喜欢这张照片。最后我投降了。放了一张70 寿辰时拍的照片,父亲面带 微笑,心满意足,胸口上挂满了所有的勋章。涅伊兹韦斯内所言极是:赫鲁晓夫是 一种象征,他不应敞开领口出现在人们面前。 与此同时,仍在继续张罗扩大修建墓碑的场地。涅伊兹韦斯内也认为,场地应 再大一些,不过他把采列捷利的建议定义为“纯格鲁吉亚气派”。需要采取坚决措 施。于是我去找中央办公厅主任。 但帕夫洛夫并没有打算亲自解决问题: “我跟普罗梅斯洛夫同志谈谈,他会帮忙的,您明天给他去个电话。”我同弗· 费·普罗梅斯洛夫住在同一幢楼里,见面老打招呼,总之相互很熟悉——他可是早 在父亲离任前就当上莫斯科市市长了。我满有把握地以为他会立即作出肯定的答复。 后来才知道,我根本不了解这位殷勤的邻居如今成了什么样的人。他不愿亲自同我 谈话。在秘书处,人们打发我去找副市长瓦连京·瓦西里耶维奇·贝科夫。 贝科夫对我很客气,却一点不了解情况。他马上跑去找普罗梅斯洛夫,但回来 时十分沮丧: “他说没有接到过电话。他给了我一句:给他加30 厘米吧。我简直不知道该 怎么办好。”看来,普罗梅斯洛夫决定要耍耍威风了。 瓦连京·瓦西里耶维奇倒是很想帮忙,他愿意竭尽全力,我们说妥了由他利用 手中的权力拨出一块2.5 ×2.5 平方米的场地。贝科夫当即签署了所需的文件。 事情有了进展。我当时以为再有一年,顶多一年半,墓碑即可完成。我怎么想 象不到竟拖了四年之久。 我把走访涅伊兹韦斯内的情况对妈妈讲了,她没有表现出异常高兴,不过并未 表示异议。她没有提出自己的建议。她认为黑白相间的构思应由雕塑家去负责,至 于墓碑上没有肖像这点,她绝对不能同意。 “墓碑是完全私人性质的,是对亲人的纪念。尼娜·彼得罗芙娜的意见很关键。 我能找到把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的肖像安上去的办法。”恩斯特·涅伊兹韦斯内 表示同意。 工作在进行着。我每周抽一个晚上甚至两个晚上去工作室。恩斯特·涅伊兹韦 斯内上午和下午工作。我们在他的小房间里坐到深夜,无话不谈,谈墓碑,谈政治, 谈他的和我的工作,谈上帝,谈同父亲的会见,谈生活。 涅伊兹韦斯内上前线时还是个17 岁的小孩。他在库什卡读完了军校。当过空 降兵。曾立功受奖,而且不止一次。受过重伤——脊椎打断了,成为一级残废。 “日常生活需要护理。”他让我看医疗结论上的话。这个他无法接受,性格不允许 他这样做。他不能当残废。他战胜了伤病,受完高等美术教育和高等哲学教育。他 一边把沉重的雕塑品搬来搬去时,一边微笑着宣判说: “日常生活需要护理。”他交游甚广,朋友遍布各行各业,彼此的交往也很有 意思。大家都愿意接近他。晚间聚会往往成了喧闹的辩论会。赶上心情特别好时, 恩斯特·涅伊兹韦斯内便讲故事让我们开心:关于印度的严肃故事,关于乔巴山元 帅半身像的滑稽可笑的故事,关于他在莫斯科的各种遭遇的忧伤的故事。 随着见面次数的增多,我这个门外汉对他的创作的理解也日益加深。恩斯特· 涅伊兹韦斯内的许多作品从前曾引起我的困惑甚至反对,现在我却开始喜欢了。 我上面提到了厅里那个锌制的俄耳甫斯。我注视的时间愈长,就愈引起我的极 大兴趣。我开始领悟到这一作品的深刻哲理,在我的心中它开始与我父亲的精神实 质相互呼应——父亲也是这样把自己彻底贡献给了人们。我久久地站在雕塑前凝视。 好在我成了工作室里的自己人,我的出现早已不使任何人感到不安了。 有一次我甚至向涅伊兹韦斯内提出就用这尊雕塑作墓碑。他感到吃惊地说,虽 然竖立自己的作品总是很惬意的事情,但这件作品不合适。我们要的是更加严肃的 纪念碑似的东西。俄尔甫斯则太轻桃了,它适于给诗人作墓碑,却不适于国务活动 家,已经构思出来的方案对赫鲁晓大之墓说来要好得多,也更合适。 我在同涅伊兹韦斯内的交往中,尽量去弄懂他的艺术见解、他的哲学。 我渐渐地学到了一点东西。 可最初几次见面时我心中并不平静。当然,涅伊兹韦斯内是个大画家,但他是 个“抽象派画家”——这个词儿对我说来即使不算骂人话,那也不很光彩。他的创 作风格会怎样体现在父亲的墓碑中呢?我主要担心的是肖像像不像。我害怕看见拼 图方块、三角形、扭曲的线条。 有一天,我把这一切都向恩斯特·涅伊兹韦斯内和盘托出。他开心地大笑起来 : “干我们这一行,一切都既简单又复杂。比方说,我就不把自己归到艺术中的 某个流派:既不算你父亲所责备的抽象派,也不算现实主义者。这两种流派都束缚 了画家,使他变得贫乏。要一切都各得其所才好。拿我们的墓碑来说吧。尼娜·彼 得罗芙娜希望有一幅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的肖像。这必须是他的肖像,而不是我 通过肖像来表达的对他的哲学观点的看法。这里一切都应当最大限度地相似,应当 是那种接近自然主义的现实主义。这是对的。我就是要这样去塑造。我这可是在创 作墓碑。你们这些亲人来到墓地是希望看见自己的父亲,并不希望看我对于他的认 识。”“现在让我们再来看看整个墓碑的构恩,它的思路,”涅伊兹韦斯内接着说。 “其中包含了永恒的矛盾,光明的进步的因素同反动的因素之间的斗争。用现实的、 照像式的描绘可怎么表达呢?那样会使我们的思路偏离方向,流于俗套。这里很需 要一种抽象的主题思想,以反映画家奔放的见解。在我们的情况下就是在彼此斗争 中相互咬合的白与黑。”我所受到的教育就这样继续下来。从前我曾毫无保留地接 受了我国思想家的通行见解,即:“抽象画人人能画,现实主义绘画可不是好玩的, 这里得出出汗。”现在我明白了,抽象派绘画对才干的要求不知比现实主义绘画要 高出多少倍。 这里就自然得出一个痛苦的结论,即父亲当初反对的是不该反对的事物和不该 反对的人。可惜等他明白过来,为时已晚。 涅伊兹韦斯内并没有马上给我讲马涅日所发生的惹出麻烦的冲突。 “为什么我和我的朋友都对赫鲁晓夫没有恶感呢?他很矛盾,但实行了诚实的 进步的政策,在马涅日他不过是受人挑动来批我们。这次画展是故意举行的,展品 都是事到临头才拉来的。起初我们都想不通,为什么突然这么着急。他们必须把我 们搞掉,自己才好生存下去。 “在艺术界,各种流派的斗争并不是最重要的。对他们说来第一位的是钱,我 当时已经搜集了关于我们莫斯科的艺术界头目贪污受贿的大量材料。 他们让我也参加黑势力。我一拒绝,他们就决定发动攻势,把我干掉。 “此事由来已久,我当时还在学院里学习。当时宣布进行名额有限的征求纪念 乌克兰重新并入俄罗斯300 周年的纪念碑的方案活动。拟竖立在基辅车站广场,基 石已经打好。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真正客观的竞争。所有的作品都用了代号, 谁也不知道作者的真名实姓。我这个三年级大学生一举中标。架上那个模型——《 班杜拉琴演奏者》便是。你父亲看见过模型的照片,他喜欢,至少没有说过一句反 对的话。其他人全都夸奖我,报上说:中标者是原前线战士、大学生。尽管如此, 这个纪念碑没有落成,而且永远也不会落成。借口都是最客观的:要么拨款没下来, 要么缺水泥,要么缺石料,要么吊车坏了。其实满不是这么回事。 “我当时想加入美协莫斯科分会。全都“赞成”,我入会了。当即有人客客气 气地把我领到旁边,讲开了生活准则:‘雕塑家稿费很高,可以过得不错。我们有 一个轮流制,当然是非正式的了。今天您中标,明天便是别人。 我们全都遵照这个规矩,劝您也这样做。’我当时年轻气盛。给他们来了一句 :‘应当公平竞争,我要靠才气把你们统统击败!’我的谈话对手们听了付之一笑 :走着瞧吧。但也提出警告:‘离开我们你通向大艺术的道路就堵死了。’“遗憾 的是他们说到做到,我在莫斯科没有一件作品:基辅车站的《班杜拉琴演奏者》也 好,茹科夫斯基空军学院前面广场上的《翼》也好,《克里姆林宫建设者》也好, 统统没有落成。可都曾有过政府的决定,来自上面的强有力支持啊。《克里姆林宫 建设者》是谢皮洛夫亲自抓的。但又是一会儿缺水泥,一会儿缺石料,一会儿缺人 手。时间一拖长,就可以注销了。大家都忘掉了原先的决定。 “我一气之下,整理了有关我们的师长和部领导受贿情况的专案文件。 我们那儿有一位总局局长,大家都去给他‘搓背’。他们不知为什么用这个词 来表示送钱的意思。我决定让他们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揭露不成体统的行为。我 打算去找赫鲁晓夫。我已经给弗拉基米尔·谢苗诺维奇·列别节夫去过电话,他也 定好了见面的日期和时间。由于年轻,我说漏了嘴。见面的前一天晚上我到民族饭 店吃饭:几个陌生人坐到我的身边来。你一言我一语,便打了起来。你是知道我的, 可不那么好对付。我这个空降兵在部队受的训练岂止是打人,而是杀人。可这里看 来挑选的不是生手,而是职业打手。他们十分内行地把我痛打了一顿。 “第二天我本该去中央委员会,可那边已经接到关于雕塑家涅伊兹韦斯内酒后 肇事的密报。我总不能自己眼睛下面带着肿块去擦亮列别节夫的眼睛吧。我打电话 去表示抱歉,胡谄自己有病。他表示同情地哼了几声,把见面改期了。后来就始终 没有见过面。 “他们决定在马涅日把我彻底打垮,同时也教训教训其他人。当时我们都站在 自己的作品旁边,等着。你父亲过来了:他没有看见过我们,不认识,作品也没看, 当然,在此之前已经向他作过解释,做过工作,把他拉来仅仅是为了证实我们的‘ 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和‘抽象主义’。 “这时便发生了我们之间的激烈对话。我没有屈服而是顶撞了你父亲,就象他 顶我一样,我觉得他对这点倒挺喜欢。他一贯敬重强者。他最后说我对本专业一窍 不通,所有随从听了都高高兴兴地直点头,这时我回答说: “‘那您检查一下,派个工作组吧。’“他打住话头,聚精会神地看了我一眼, 用完全另外一种口气、平心静气地说: “‘那就派吧。’“当即吩咐下面的人: “‘派个权威的工作组,让他表现一下自己究竟都会些什么。’“说完就向前 走去了。 “诚然,有人什么全明白了。列别节夫在一切结束后悄悄对我说: “‘处境很不好的时候就给我来电话。我们找个机会向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 汇报。’马涅日事件后开始了怎样的过程啊!他们感到可以为所欲为,便要来把我 撕着吃了。起初指控我偷战略原料——铜。又向赫鲁晓夫密报了。派人来调查:一 清二白。我让他们看了,我自己浇铸用的是拾来的废旧物资:龙头、研钵、废金属, 他们没有得逞。 “于是又搬出了业务上不行的指控:说我不会搞现实主义的雕塑,所以我的雕 塑都是抽象派的。说这话的人居然都是一些行家、院士!我提醒他们说:赫鲁晓夫 吩咐成立工作组。工作组搞起来了。我当着他们的面按照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一切 准则用几天时间搞出了雕塑。有两米五高!那是个正在浇钢的炼钢工。就是这张照 片。后来在全苏大量发行。我因此得到了做梦都想不到的一大笔稿酬。但这不是艺 术,只不过是仿制品。谈不到有什么思想。 他们又落空了。 “于是就决定开会。指责我们缺乏爱国主义。我们这些受指责的人都打过仗, 受过伤,得过奖,指责者当时却可靠地‘被保护’起来,在后方保卫祖国。于是我 们就决定‘开个玩笑’:穿上军服到会,每个人胸前都挂着军功章、受伤的荣誉章。 而他们却在台上大谈其爱国主义。 “我一直没有见着赫鲁晓夫。我给列别节夫去电话,他却老是往后推: 一会儿是忙,一会儿又干脆认为时机尚未成熟。后来他帮了我的忙:看来也向 赫鲁晓夫汇报过。1964 年突然让我设计科学城中的思想宫。但是只要一不走运就 老不走运。我刚刚放手开始干,就把你父亲搞掉了,又是一切全都落空。 “今天他们是胜利者。有人警告我说:‘别折腾。无论是谁,也无论哪一级作 的决定,莫斯科决不会有你的一件雕塑。’事实果真如此。 “最后一个例子。几年前我所设计的竖立在波克隆纳亚山上的反法西斯胜利纪 念碑方案一举中标。曾有过几轮角逐。赞成我的有社会各界,有将军,甚至还有莫 斯科市苏维埃。反对者则只有我的绘画界同仁。结果如何呢?纪念碑根本就没有开 工。 “我的构思却让另一位雕塑家剽窃了去,他在伏尔加格勒修了纪念碑。 这不吗(他让我看《星火》杂志的插图),我的是一名妇女举着旗帜,他的也 是一名妇女,只不过手持利剑。我的旗帜在后,与前倾的身体保持平衡。 重心对头,雕塑很稳固。他则往手里塞了一把利剑,现在靠绷在躯干内的整整 一束钢绳支撑着以免倒塌。墙上的浮雕也大同小异。 “但这一切都不是主要的。你听了可别介意,你父亲的墓碑对我说来也不是主 要的。这是件大作品,它是为伟人而塑的,但对我说来主要的不在于此。我的理想 和生活目标是塑造一个纪念碑,它应该能体现人的理智的发展,能概括精神发展史、 生活和文明的发展史、理智同亲手造出的杀害人和扼杀人的精神的东西之间的斗争。 “这将是七个彼此镶嵌在一起的‘麦比乌斯圈’。最大的一个圈直径为150 米。 “麦比乌斯圈”上将布满浮雕,浮雕描绘的是我们的理智的发展史,生与死、善与 恶的斗争史。纪念碑的模型和浮雕草图都有了。 所有这些画册都是为我主要的制作准备的。 “将有四条路从东南西北四方通向纪念碎。人逐渐走近,就会感觉到纪念碑的 庄严雄伟,自己理智的庄严雄伟。可以通过七条过道登上这些圈,这七条过道体现 了七条罪孽。方案搞出来了,问题是谁来订制。 “我去找中央委员会。那里有我的朋友,他们都支持我。但他们都是波罗马廖 夫那个国际部的思想家。我需要的却是拥有资金和物资的订货人。如此规模的建筑 决不是简单的工程任务。按我的估算,需要1000—1500 万卢布。如我们这里搞不 了,就向联合国推荐这一方案。纪念碑的构思符合这一组织的目标,现在它成立40 周年的日子临近了。 “这下你明白了吧,我的厄运同你父亲关系极小。他本人成了一次精心策划的 挑衅行动的受害者,而且最终比我受害更大,那些人在马涅日是一箭双雕,既清算 了我们,又使他失去了同盟者。我想搞一个反映赫鲁晓夫个人威望、矛盾和悲剧的 墓碑。”恩斯特·涅伊兹韦斯内说。 可惜“麦比乌斯圈”也遭到同样的厄运。至今纪念碑既未在我国也未在国外竖 立起来。我手头有一幅摄影拼接画——壮丽地翱翔在某个城市上空的“麦比乌斯” 模型。 我当然并非专家,却产主了这样的想法:我们正在为纪念反法西斯胜利、善战 胜恶的纪念碑设计方案绞尽脑汁。为什么不能由其全部真缔就在于颂扬理智与善良 的纪念碑来体现我们的胜利呢?而且,它也可以充当斯大林制度受害者的纪念碑! 牺牲和斗争的根源不都是善与恶的冲突吗?为什么一定要搞成五花八门的纪念碑呢? 该设计方案如可得到这样的重用,那也将是“麦比乌斯”所包含的伟大思想当 之无愧的,也是我们对方案的作者、历尽坎坷的战争英雄的应有评价。 涅伊兹韦斯内继续进行墓碑的创作。添上肖像颇非易事。一个又一个方案都先 后被否定了。起初把胸像放在石碑前的石柱上。构图出现了不协调。 拿掉石柱,胸像又仿佛失去支撑地悬在空中。所有这些方案恩斯特·涅伊兹韦 斯内都在石膏模型上进行过验证。 最后找到了解决办法:呈旧金子色的青铜头像立在白色大理石的龛内,背景是 黑色的花岗石。 我们在头像的颜色上颇有争议。我劝涅伊兹韦斯内再把颜色上黑一些,他不同 意。最后决定搞成旧金子色,再说青铜随着岁月流逝必然要变黑。 就这样在忙忙碌碌中过去了半年多。1972 年夏天到了。墓碑的构思最后定型, 剩下的问题是如何具体制做。我们决定让家人来批准方案。妈妈和拉达来到工作室。 当时列娜已生命垂危。 恩斯特·涅伊兹韦斯内详细他讲了自己的构思。大房间中的活动托架上放着上 了色的墓碑模型。大家一起谈了谈,有问有答,一致同意画家的方案。 在开始实施方案之前,还有许多问题需要解决:第一,要详细搞出墓碑本身的 设计,而主要的是要得到俄罗斯联邦艺术基金会和莫斯科市苏维埃建筑规划总管理 局的艺术委员会的批准。图纸上没有这两个单位的印鉴,工厂就不会承制,也不准 竖立在新圣母公墓。 恩斯特·涅伊兹韦斯内坦率地表示害怕艺委会。他这方面具有丰富的、十分令 人伤感的经验。然而,奇怪的是一切都进行得十分顺利。艺术基金会艺委会经过半 个小时的讨论后,全体委员都祝贺涅伊兹韦斯内在创作上的这一巨大成功。我们真 是高兴极了。 艺委会发生了一件很有趣的事。恩斯特·涅伊兹韦斯内在准备发言时,我十分 活跃,又是把模型搬来搬去,又是回答问题,又是问秘书处要记录草稿。 一切都结束后,艺委会秘书问涅伊兹韦斯内: “您这位合作者叫什么名字?”恩斯特·涅伊兹韦斯内起初没有听懂,他猛地 一哆嗦,恼怒他说: “就我一个人!”不过他马上笑道:“这位不是合作者,他是订货人。 认识一下吧——谢尔盖,尼基季奇·赫鲁晓夫。”我们开怀大笑。 开始了纯生产性的忙碌。为了修墓碑,就要解决一个材料来源问题。青铜属战 略材料,因此需要有苏联部长会议的特批方可弄到。这方面我们得到了部长会议办 公厅主任米·谢·斯米尔秋科夫的帮助。他毫不拖拉地对我的要求作了答复,真正 是第二天就作出了拨给青铜的决定。同时责成莫斯科市苏维埃非矿产材料管理局在 石料上予以帮助。管理局的人很想帮助我们,局长本人早在50 年代初父亲执政时 就开始了升迁,并保留着关于父亲的最亲切的回忆。但尽管十分愿意帮忙,他们却 没有所需规格(几乎长2.5 米)的石料,而且不可能有。规格中没有这样的尺寸。 恩斯特·涅伊兹韦斯内开始坚持专门订做。我们的意见没有受到反驳,但有人 提出警告:不规则的石料是用爆破法开采的。爆炸会引起成为隐患的微裂缝,这些 微裂缝一直要到最后一刻、在成品完全抛光之后才会暴露出来。 标准规格900 ×600 平方厘米的石料是用专门的机器锯出的。没有裂缝。这很 诱人。如果不用标准尺寸石料,谁来赔偿废品所造成的损失,工作又要拖上多少个 月甚至拖上多少年呢?要由作者来最后拍板。必须在不破坏构思的前提下重新设计。 我们议论了几天。最后涅伊兹韦斯内下了决心。新的方案中白的一半和黑的一 半都分别由三块标准规格的石料组成。 “这样效果甚至更好些,”他说,“雕塑的动作感更强了。”现在可以进行下 面一步——寻找制作者了。管理局建议我们去找位于沃德尼基的那家工厂。我们带 上部长会议办公厅的信就去了。然而等待着我们的是失望。时值1972 年,赫鲁晓 夫的名字只是与“唯意志论”和“主观主义”塔配在一起时才提到,再不就是同1964 年十月全会的“历史性”决议联在一起。 我们去工厂时正值夏季。厂长休假去了。接待我们的是总工程师,一个高傲而 自满的人。我忘了他的名字。他漫不经心地努努嘴: “坐吧。有何贵干?”他觉得自己很了不起,简直要自我膨胀了。 涅伊兹韦斯内开始说明来意。我递上办公厅的信,这些没有起任何作用。 办公室主人仍是冷若冰霜。 “这活儿我们接不了。”他傲慢地声称,“我们厂忙最重要的活儿都忙不过来。 工厂按照克格勃第九局(他说到这几个词时显得特别有滋有味儿)的委托正在修理 列宁墓。我们总不能因为你们去冒耽误工期的风险吧。”说完这番话,他更加摆开 架子: “我想,你们根本用不着石料。赫鲁晓夫一直很热衷于混凝土,连我们这个厂 都想关掉呢。你们就拿混凝土给他修墓碑吧。就是那种弧形的小玩艺儿。我前不久 去国外,那儿搞了不少这种东西。”他忍不住又自吹自擂起来。 显然,我们再呆下去已毫无意义。涅伊兹韦斯内面孔绷紧,满脸通红。 由于这种粗野举动,他的小胡子伸成细细的一条线,两眼紧紧盯住口出狂言的 家伙。看来,他马上就要用空降兵的方式教训那个家伙了。恩斯特·涅伊兹韦斯内 无论受到谁的欺负都决不放过的。我好不容易才把他劝住了。我们走了,决不会再 回来。 艺术基金会在梅季希有自己的工厂,但我们起先没有去,知道那里总是门庭若 市。如今我们别无他法了。厂长帕维尔·伊万诺维奇·诺沃谢洛夫对我们客客气气, 但他的回答却有些令人沮丧。因为需要得到建筑规划总管理局的批准才能开始制做。 涅伊兹韦斯内对这个机关比对艺术基金会艺委会还害怕。他本想耍个花招——带上 完成的墓碑去见他们。在这一阵忙忙碌碌中不知不觉已到了秋天,我们则始终没有 来得及去找建筑规划总管理局。 当时关于墓碑的传闻和议论已不胫而走。许多人都对设计方案抱有浓厚的兴趣。 我的朋友和父亲的同情者都在问,墓前将竖起一块怎样的东西?工作进展情况如何? 墓碑何时揭幕?问题甚多,不一而足。我决定向至亲好友介绍一下方案。妈妈和涅 伊兹韦斯内都没有表示异议。 9 月的一天,我的朋友同我一起来到工作室,我的外甥女尤莉娅已在那里等候。 我们走进工作室后,尤莉娅同涅伊兹韦斯内热烈地讨论问题。旁边站着她那位满脸 胡须的朋友——著名电影编剧伊戈尔·伊茨科夫。她事先并没有说过此人要来,他 的出现使人隐隐约约感到担心。我们全都很清楚他在哪儿工作。我有过疑虑,但什 么也没说——总不能把他撵走吧。 最近几个月的事情、部长会议办公厅很殷勤的帮助使我们心肠变软了,警惕性 降低了。有些淡忘了同我和恩斯特·涅伊兹韦斯内的“预防性”谈话,忘了采列捷 利的消失不见,把警告和暗示都置诸脑后。 涅伊兹韦斯内展示了模型,讲了先后被否定的方案,讲了精彩之处和所作出的 决定。大家都表示喜欢。伊茨科夫问到墓碑的中心思想。 “哲学意义上的生活本身,其基础是两个原则之间的对抗,”涅伊兹韦斯内习 以为常地郑重说道,“光明——进步、动态的原则与黑暗——反动、静态的原则之 间的对抗。一个要向前走,另一个要往后拉。这一生活发展的基本思想很适合于尼 基塔·谢尔盖耶维奇的形象。他开始让我国走出黑暗,揭露了斯大林的罪行。我们 大家都看到了曙光,它预示着太阳很快就要出来。光明开始驱散黑暗。 “这样就可以更好地理解墓碑的基本构思。主要成分为白色大理石,它那动作 感强的形式向黑色花岗岩发起进攻。黑暗在反抗,斗争,不退出自己的阵地,这里 也包括人自身内部的斗争。头像放在白色托架上并非没有原因,但后面保留着黑色 的背景。白色大理石的上方角落处为太阳的象征性形象。 往下发射一束光线。它们驱散着黑暗。白色大理石上的旧金子色头像不仅好看, 而且是个象征——罗马人就是这样使自己的英雄流芳百世的。一切都放在铜板的牢 固基础上。铜板无法搬动。业已开始的过程不可能逆转。 “在铜板左边,如果从石柱这边看过去的话,是一个心形的小孔。那里要栽上 体现燃烧、自我牺牲的红花。这里镌刻着墓志铭:‘赫鲁晓夫,尼基塔·谢尔盖耶 维奇’,反面为生卒年月日。仅此而已,没有任何说明。一切都应简洁而庄严。还 记得苏沃洛夫墓上的墓志铭吧:‘这里长眠着苏沃洛夫。’仅此而已。什么统帅、 元帅、勋章统统未提。”恩斯特·涅伊兹韦斯内如此详细地向局外人说明了自己的 意图。通常他都只限于关于善恶生死的一般议论。后来处境困难时,他辩解说: “你把自己的朋友都领来了。我当时还以为什么都可以讲呢。”这次展示之后不久, 我们的活动一度停了下来。涅伊兹韦斯内早就打算去波兰,系应邀进行私人访问, 却一再往后拖。他当时办手续之难,今天已无法想象。终于获得批准,年底即可成 行。邀请他的波兰朋友搞了一个庞大的计划。他打算要到明年冬未春初时再回来。 这次被迫中断并未引起特别的担忧——创作实际已经结束。这样甚至更好:在 这段时间里一切都会安排就序,到那时可以用全新的眼光来审视设计方案。只要得 到最后批准即可去工厂了。 我怀着轻松的心情给自己的这位朋友送行,他情绪高昂,虽说路程不远,毕竟 是出国访问。恩斯特·涅伊兹韦斯内想在波兰搞一次小型个人画展。当时休想得到 官方的批准。他决定只带版画去。既不大引人注意,占地也少。 尽管如此,画幅也很大,出现了如何完好无损地运到的问题。 我在自己别墅阁楼上翻箱倒柜,找到了一个大手提箱。里面曾经放过父亲的军 服,那是妈妈在战争结束后整整齐齐地叠好放进去的。现在箱子空着。 我把这只箱子给了涅伊兹韦斯内。版画都妥妥贴帖地放在箱底,一点不皱,他 很喜欢这个包上帆布、带有皮带的坚硬的旧箱子。再说,带上赫鲁晓夫的手提箱上 路也是一大乐事。 恩斯特·涅伊兹韦斯内终于成行,工作停止了,我只是偶尔用工作室的电话问 问波兰的消息。最后,1 月底2 月初,涅伊兹韦斯内归来了。他观感甚多。在那里 他受到了亲切的接待。版画画展获得成功。他把展品赠送给了主办单位。 边境上曾发生一件有趣的事情。手提箱那与众不同的外形和大小引起了海关职 员的注意。 涅伊兹韦斯内并未带任何违禁的物品,却为版画提心吊胆。他算不上当局承认 的画家,便没有去领取携带作品出国的特许证明。我们担心(也并非没有根据)又 要开始拖拉、研究,最后则遭到拒绝。眼下版画可能被扣。 一名海关职员不十分起劲地翻检了箱内的物品,翻到版画时脸上明显地露出困 惑的表情。看来他从未曾见到过这种艺术风格。看了一张、两张、三张、十张。更 加困惑不解了,他不知道该怎么办。 “这是什么?这是谁的画?”最后他问道。 “啊,这是我的画,”涅伊兹韦斯内漫不经心地答道,“我自己画的。”“明 白了,”海关职员如释重负地砰地把箱子关上,“您可以走了。”涅伊兹韦斯内出 国期间,许多事情起了变化。是谁对他的构恩发表了怎样的评论,我不得而知。有 一点是毫无疑问的:上头的态度变成坚决否定了。 这点已为所有参与建造赫鲁晓夫墓碑的人所知晓。只有我们暂时蒙在鼓里,还 指望可在新的1973 年大功告成呢。 到了领取建筑规划总局的许可证的时候了。起初我们找“基层单位”,到通常 往设计方案上盖“准”字印的那个科。恩斯特·涅伊兹韦斯内对这个单位了如指掌。 那位他熟识的太太把我们的申请报告拿在手里翻来翻去,连声叹息表示同情,她说, 作品一定要经过艺术委员会开会研究。她给我们排上号了。 艺委会开会的日期到了。比艺术基金会可排场多了:大厅,大会议桌,人数众 多。我们提前到了。想熟悉一下环境,把模型摆好一些。模型引起了普遍的注意。 毫无疑问,与会者中许多人是特地冲着“涅伊兹韦斯内与赫鲁晓夫”来的。艺委会 委员一进来,都要对展出的作品看上一眼。目光蓦地遇到了熟悉的形象。大家活跃 起来,脸上露出鬼鬼祟祟的神情,有人四处张望,莫斯科市的总建筑师M ·B ·波 索欣没来,我想这并非偶然。由他的副手Д·И·布尔金主持会议。 会议开始了。先讨论那些悬挂在房屋上的纪念碑的设计方案。大家打着呵欠, 东张西望,这是此类会上通常可见的场面。逐渐轮到我们了。 布尔金对设计方案作了简单的介绍。接着由涅伊兹韦斯内发言。一切都进行得 平平常常,认认真真。我们当然估计到已经对艺委会委员进行了必要的工作。恩斯 特·涅伊兹韦斯内汇报后,又回答了许多问题。然后开始讨论。我是第一次参加这 样的会议,因此十分紧张。 大家都取得了一致意见:设计方案很有意思,但黑白两色搭配在一起的象征意 义不清楚。 “这样的对比,”雕塑家齐加尔说,“破坏了构图,说明作者审美力还有欠缺。 原有形式不变,但是把材料换成灰色花岗石不是更好吗?另外…… 是不是把尖锐的棱角抹平。”涅伊兹韦斯内一声不响,看着地面,鼻子发出呼 哧声。他与齐加尔是同学,但后来的创作道路却使两人分属不同的阵营。这滔滔不 绝的发言弄得我完全慌乱了,我直想插话,但恩斯特·涅伊兹韦斯内压低声音说: “别出声,还有更厉害的呢。”下一位发言者说,他觉得这个墓碑太高了点儿。 给人以压抑的感觉。此人建议把高度从2.30 米降至2.10 米。 我一点不懂,但我清晰地联想到住宅楼中房门的高度。 这场戏还在继续往下演。台上站着艺委会的一名新委员。他也为黑白相间的颜 色感到不安。他提出了另外一种解决办法:用红色斑岩,象征革命,象征赫鲁晓夫 革命的一生。与会者都喜欢这个主意。其他发言者也对此表示支持,不过有所补充 :要能把比例放大50 倍就好了。这样一来墓碑(确切他说不是墓碑,而是巨型建 筑)在市内的大广场上就显得十分气派了。提建议的人没有进一步说明是在哪个广 场。 众说纷坛中,有人建议仿照克里姆林宫宫墙下的做法,把胸像放在石柱上。是 谁提出这条建议的,我记不清了。我当时并没有特别在意。不久就弄清了,这不是 偶然产主的想法。这种想法在各个不同的办公室被玩味了很久,并以其缺乏个性、 缺乏思想、千篇一律而讨得官僚们的欢心。 经过一番“详细而全面的讨论”,方案没有批准。我的发言,我以尼娜·彼得 罗芙娜和家属的意见为理由力争,均未奏效。决议说:“归还作者继续加工,应吸 收会上所发表的意见,待加工后再行审议。”我们把模型放进提包,垂头丧气地回 到工作室。朋友们在那儿等待着,却没有什么可以让他们高兴的消息。 恩斯特·涅伊兹韦斯内巧妙而幽默地把会上发言复述了一遍,并加以评论,至 于下一步怎么办,他不知道。有人提出给勃列日涅夫写信。我想起了1968 年那次 同他打交道受挫的经历,便把这一提议搁置一旁了。 大家都感到莫名其妙,并力图找出对方案态度发生一百八十度大转弯的原因。 几个月以前大门不是敞开的吗。有人想起西方报刊上出现了关于墓碑的短文。其中 说到黑白相间的组合反映了我国社会中的矛盾和赫鲁晓夫本人在苏联民主化进程中 自相矛盾的作用。还有其他类似的说法。至于消息的来龙去脉就很难说了。已有许 多人看见过设计方案,对它兴趣甚浓。总之,到我们分手时什么主意也没有想出来。 我从第二天开始就给各高级机关去电话,但那里的态度也变了。原先打通部长 会议办公厅主任的电话也不容易,但完全可以办到。眼下却怎么也抓不住斯米尔秋 科夫了。一会儿说到柯西金那儿去了,一会儿谈正在讨论五年计划,一会儿又谈去 什么地方了。建筑规划总局也是这个情况:一会儿说波索欣出去了,一会说他还没 到。布尔金则只是没精汀采地让我相信方案必须重新设计,我不同意,我凭经验知 道,只要一让步,墓碑就会成为泡影。 我的谈话对手们最感到不安的是黑白相间的搭配,他们挖空心思地揣摩其中的 含意。看来,每个人都暗地想出了自己的解释,一个比一个可怕。 我有一次在气头上对布尔金说: “您以为黑色影射勃列日涅夫吧?真是太荒唐了!墓碑是永久性建筑物。如果 接受您的解释,那么勃列日涅夫死后我该拿墓碑怎么办呢?”布尔金一言不发。他 无能为力,最后拍板的并不是他这个机关。 涅伊兹韦斯内灰心了,不过进度虽然缓慢,工作仍在继续。到我们在艺委会上 那次不成功的辩论时。石料和铜板均已进行仔细的加工。头像他暂时没有着手搞, 不愿浪费精力。 尽管如此,我还是说服他开始了肖像的制作。困难很快出现了。父亲刚刚去世 时我在慌乱中一时没有想到做个遗容面膜。如今只能按照相片来制作了。 起初恩斯特·涅伊兹韦斯内似乎找到了出路。他想起艺术研究院院长尼·瓦· 托姆斯基好象有个按写生制做的赫鲁晓夫胸像。 “虽然我简直无法接受托姆斯基的创作,却不能不承认他是个优秀的肖像画家。 既然他是根据写生来雕塑的,那么胸像就可顶原型用。”涅伊兹韦斯内说。 我劝他打消这个念头,因为我不记得有谁曾根据写生塑造过父亲的胸像。但我 还是给托姆斯基去了电话,他并未同我通话。只是故意冷淡地回答说: “不错,我们是有一幅肖像,可这是文化部的财产。不经他们批准谁也不能给。” 涅伊兹韦斯内听完这段叙述后,”嘟哝着说: “咱们可以不靠他们,就凭照片来创作吧。”整个1973 年就在同各个机关毫 无结果的斗争中过去,1974 年到了。妈妈焦急不安,我安慰她说:“还有最后一 个台阶,还剩最后一个电话了……”但电话并非最后一个,台阶之后还有台阶…… 情绪日益低落:布尔金、莫斯科市苏维埃、部长会议都意见一致——在石柱上竖胸 像。这个方案除了我家而外大家都满意。墓碑就成了没有个性、没有任何内涵的东 西了,这也正是某些人所求之不得的。我提出新的反论据:既然不是国家出资,而 是自费,那么最后决定权在我们手里。我们决不会同意在石柱上竖胸像的方案。 出现了下棋中那种无子可走的形势。每一方都在为自己寻找摆脱困境的办法。 有传闻说莫斯科市苏维埃想承担所需费用,而这就等于说他们将得到决定性的 发言权。我执着地坚持艺委会重新审议。布尔金无可奈何,便答应批准方案。我们 又坐在那个会议室,仍然是那个模型。 布尔金并未食言,讨论的气氛变了。发言者一致承认,设计方案经过加工后可 以在提出改进意见的情况下予以批准。在开会前并没有提到什么意见。意见都是在 最后一刻才出现的,于是决定成了一张废纸。 最后的决定文本称:“鉴于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家属的一再要求, 莫斯科市执行委员会建筑规划总局艺术委员会批准作者恩·约·涅伊兹韦斯内所提 交的尼·谢·赫鲁晓夫墓碑设计方案。然而艺术委员会建议审查建造高度略低的灰 色花岗石墙的方案。此外,艺术委员会认为以石墙上竖胸像代替现有的墓碑设计更 为适宜。”我认为我们打了胜仗:有了“批准”的字样。涅伊兹韦斯内持怀疑态度, 后来证明他是对的。谁也不承认这个决定。更有甚者,当我们在争论时,艺术基金 会艺术委员会撤销了自己正面的决定。完全有理由感到沮丧。 我试图抓住波索欣——他老在躲。最后我到他家。这个他觉得受不了。 “我喜欢不喜欢设计方案都无关紧要。只要上面不发话,我什么也不批。我一 份文件也不签!”他斩钉截铁他说。 无路可走…… 不幸降临了,开开门一看:主管公墓的总局局长位置上来了一位新人——退职 上校,原北方某劳改营负责人。我记不清他的名字了。他大笔一挥,就取消了原先 关于墓碑占地的决定。我在他的接待室里整整坐了半天,才荣幸地受到接见,他很 粗暴地拒绝了我的要求。 我打电话到莫斯科市苏维埃找贝科夫。他对这种刚愎自用感到吃惊,当即召见 那位局长。我也去了。仅仅用五分钟就恢复了公正,减少用地的问题不复存在。瓦 连京·瓦西里耶维奇·贝科夫是唯一没有改变自己的意见、唯一说话算数的人。 最后弄清楚了,在这一级是无法找到解决办法的。只得设法往“最上头”找了。 我建议从格里申入手。他是莫斯科市党委第一书记,同父亲并肩工作多年,曾 是我们家的常客。 涅伊兹韦斯内打听到电话号码,我很快就打通了格里申助手伊久莫夫的电话, 他答应向首长汇报。一周后有了答复。 “我们不管这些问题。这件事既归莫斯科市苏维埃和建筑规划总局管,又归部 长会议办公厅管。我们一点帮不上忙。去找他们吧。”涅伊兹韦斯内听到一则看来 是特地让我们知道的传闻。说的是格里申在同助手谈话中抱怨自己在这方面无能为 力。 “我要是换一个地位,我当然就给解决了。眼下的情况是我什么也干不了。” 格里申自我辩解道。 他的拒绝使我们彻底地丧失信心。除了去电话找勃列日涅夫而外,再没有其他 人可找了。 我极不情愿地干起了这事。但是看不到有其他的门路。 原来从我1968 年最后一次同总书记秘书处联系后,电话全换了。寻找电话号 码就占去了将近一月的时间。我们接通了秘书处的电话,讲明了自己的问题。他们 建议我去找列昂尼德·伊里奇的助手——Г. Э. 楚卡诺夫,还给了他的电话号码。 又是多次毫无结果的尝试。记不清那是第几次,我总算走运了,听到一个高傲的声 音: “有什么事请讲……”“楚卡诺夫同志,您好,”我紧张起来。“我是赫鲁晓 夫·谢尔盖·尼基季奇,我有个给父亲修墓碑的问题要麻烦您。事情完全停顿了。 我们已经奋斗了一年,却什么也解决不了。只有指靠列昂尼德·伊里奇的帮助了。” “我不明白您为什么要给我打电话。这事儿归部长会议办公厅管。你给那儿去电话 吧。”声音显得极为不满。 “我花了一年的时间想请他们来解决这个问题,可是一无所,获。所以我才决 定找您的。”我赶快说道,我知道我的事情告吹了。 “您以为我们没有更重要的问题吗?这事儿我们不管,也不打算管。”“可谁 能帮助我呢……? ”听筒里传来电话挂断的嘟嘟声…… 如今是彻底不明白下一步该怎么办了。再往上找吗?再往上就只有上帝了…… 当时是1974 年3 月底。 我很不愿意让妈妈卷到这种麻烦事里来。她年事已高,听不得粗暴的答复。可 是已没有别的出路。我简要地把情况向她讲了。她十分冷静地听完了我的讲述。 “我早对你说过该让我介入了。好吧,我给柯西金去电话。”我不大相信会有 积极的结果,在这条路上经受的失望实在太多了。找柯西金没费多少时间。秘书问 明来电话的是谁,便说阿列克谢·尼古拉耶维奇正忙着,问了电话号码,答应一有 机会就让本人回话。半小时后电话铃响了。 “是尼娜·彼得罗芙娜吗?我是柯西金的秘书。请您跟阿列克谢·尼古拉耶维 奇讲话……”柯西金同十年前一样地殷勤周到。他询问了健康状况,抱怨年岁不饶 人。 “尼娜·彼得罗芙娜,请讲讲有什么事吗?”他转到正题上来。 妈妈简要他讲了我们所遇到的倒霉事儿。柯西金没有打断她,一直听着。 “您本人喜欢这个方案吗?”这是他唯一的问题。 “喜欢啊,要不就不给您去电话了。”“好吧。我让他们过问一下。我们这儿 有您的电话。到时候给您去电话。”他客客气气他说了再见。 妈妈给我往单位上打电话,讲了刚才的谈话内容。我欢欣鼓舞地决定马上出发, 把这个好消息告诉给涅伊兹韦斯内。可是刚刚放下听筒,又来电话了。是部长会议 总务局副局长找我,让我马上把墓碑草图送去好呈送柯西金。 机器转起来了。 一天之后,彩色草图就放在总务局长列昂季耶夫的桌上了。他仔细看了很久, 摆弄来摆弄去,最后说: “波索欣同志向我们提供了他的墓碑方案,是放在石柱上的胸像,同克里姆林 宫墙下那些墓碑差不多。”他让我看了笔记本上撕下的一小张纸,上面用墨汁草草 画了带胸像的石柱草图。我便动用自己的全部论据表示反对,却并未奏效。 “行,回头再说吧。我们把两个方案都报上去,最后把结果通知您,”列昂季 耶夫最后说。 开始了难耐的等待。一个星期过去了。杳无音讯。我憋不住给总务局打了电话。 “阿列克谢·尼古拉耶维奇还什么都没看呢。我们一报上去就通知您。”他们 回答说。 又是等待。又过了一星期。 我永远记得那阳光和煦的4 月的一天。我在单位上接到一个电话。这是总务局 经管我的事情的一名处长打来的。 “阿列克谢·尼古拉耶维奇把两个方案都看了。我们想请您来一趟。”“他都 说什么了?”我禁不住问道。 “在电话上我什么也不能讲。您来吧。”当天要去拉辛街很困难。不知又在欢 迎什么人,为了迎候礼宾车队,列宁大街已经开始封闭交通。只得在胡同里穿行了。 我总算到了,简直是跑步进了那间熟悉的办公室。 “祝贺您!”办公室主人迎上来对我说。“咱们到列昂季耶夫那儿去吧。 他等着呢。”列昂季耶夫讲了在柯西金处汇报的细节: “阿列克谢·尼古拉耶维奇审阅了方案,下令修建墓碑。他认为:既然家属赞 同这个方案,办公厅或者其他人就不必干预了。我们已经给波索欣去了电话。您同 他通话吧,他会发布一切必要的命令的。要是出了故障或者需要帮忙的话,别客气, 给我们来电话。我们会帮忙的。”“需要给俄罗斯联邦文化部去信要求拨给青铜。” 我想起来了。 “我们马上就办。只要讲讲信的格式就行了。”“还要给工厂发指示。”我十 分兴奋地一一回忆起我们的问题。 “今天就发。”看来,列昂季耶夫很高兴事情有这样的结局。我们之间的不快 的根源是在其他地方。 我回到单位后,头一件事就是给波索欣去电话。最近这几个月简直不知道如何 才能把我甩脱的女秘书,这次听到我的声音却象见到亲人一样地喜出望外: “太好了,谢尔盖·尼基季奇,您来电话了!米哈伊尔·瓦西里耶维奇正在到 处找您呢,每过五分钟就问一次。我们怎么也打不通您的电话!我马上让他同您通 话。请让我记下您的电话,以防万一。”波索欣充满了善意: “您好,谢尔盖·尼基季奇!我什么都知道了。祝贺您!部长会议给我来电话 了。我们马上就批准您的方案!”“艺委会什么时候开会?”“您怎么了?什么委 员会也不需要了。今天就盖戳。您什么时候能过来?”“现在就去。图纸在我这儿。” “就在阿列克谢·尼古拉耶维奇手上的那张草图上盖戳不行吗?”波索欣犹豫起来。 我忍不住笑了。 “不行,”我严肃他说,“需要几份:您一份,艺术基金会一份,工厂一份, 我一份。所以绝对不行。再说草图上又没有标尺寸,图纸上标了。到时候又会产生 疑问,究竟高度是多少,是两米三还是两米一。”波索欣沉默了一会儿。 “那就来吧,我等着……”波索欣的接待室里门庭若市。在场的人都跑来向我 表示祝贺。许多人原先就站在我这一边,他们喜欢墓碑。如今更是个个夸奖。我正 要朝波索欣办公室的门口走去,女秘书却客气而坚决地把我拦住了。 “谢尔盖·尼基季奇,您应当去找处长,”她说了处长的名字,“他什么都能 签。”“难道……不是米哈伊尔·瓦西里耶维奇吗?”我打心眼儿里感到惊奇。 “我刚刚同他通过话……”“不不。他全都吩咐过了。”她边说边把我从门口 挤开。 看来,就在我开车来的当儿,波索欣变了主意,决定自己不在上面签字。 以防万一。 于是我拿上了盖有建筑规划总局“准”字戳印章并附有签名的图纸。我给涅伊 兹韦斯内去了电话。他满心欢喜。 “马上来吧。一五一十地给我讲讲。”他提出要求。 我讲完后,心里有一种过节般的感觉。恩斯特·涅伊兹韦斯内满意地微笑了。 “现在最主要的是要趁热打铁,”他猛地一振。“要快马加鞭,快马加鞭!我 们要赶快把墓碑竖起来,以免节外生枝。”生活使他得了不少痛苦的教训。他对自 己所说的话深有体会。 当天我们就来到我家,挑出了父亲的相片。又过了两天,铸像选型工做出了头 像的毛坯。我到工作室去看工作进行情况时,起初大吃一惊:我面前竟是一尊列宁 的头像。恩斯特·涅伊兹韦斯内大笑起来。 “开始阶段什么样的形象都能行:需要的是耳朵、鼻子、眼睛、嘴等等。 接下来我一参与,就要做赫鲁晓夫的头像了。造型工们做列宁的胸像已相当熟 练,简直是易如反掌。”工作顺利地进行。头像愈来愈象父亲了,但涅伊兹韦斯内 并不满意。 “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的肖像要搞得维妙维肖。我在其他人的墓碑上还可以 搞一些摸拟,这里则应当是纯现实主义的,我甚至要说是自然主义的。”他重复着 我已听到过的这番话。 眼眶的形状、脸的下半部老弄不好。泥型的头像终于完成了。只剩下最后吹毛 求疵的检查。我们两人已经看惯了肖像,完全搞熟了,需要有全新的眼光。 我们召集了自己的家庭“验收委员会”。妈妈、拉达、尤莉娅都来了。 塑像旁边放着父亲的巨幅照片。我们反复进行比较。大家都一致赞同,没有意 见。 头像大功告成,该是交到工厂去的时候了。 我们到梅季希去。厂长很客气,但是毫不让步:“艺术基金会艺委会的决定呢?” 我试图拿原先的决定充数,但这一招不灵。我们两手空空地回到莫斯科。只得给艺 术基金会去电话了。主任去外地了,副主任接的电话。 “您是谈建造赫鲁晓夫墓碑的问题吗?您手里有没有这方面的决定?”他表示 担心。 “有建筑规划总局的批文。”我自豪地回答说。 “既然如此,那就在艺委会例会上提出这个问题吧。”我的谈话对方放心了。 这次的委员会会议没有先前那样友善了。并没有特别的挑剔,但大家都有些提 心吊胆。突然议论起成本来了:照此方案,国家拨给的3000 卢布不够用。可以感 觉到艺委会委员们的隐忧:既然拨给3000 卢布,就说明上头心中有数,而这里超 出了这个数。该不会是设的圈套吧?可别批准了一个不合适的方案。主任随即感到 怀疑:他想实地看看头像——这个涅伊兹韦斯内脑袋里可是什么鬼主意都有。 决定:有条件地批准,在实地到工作室看过头像后再作最后决定。 两星期后艺委会委员们来到工作室。按照最优秀的现实主义传统塑造的头像受 到他们的欢迎。“瞧,只要他想干就能干出来。”——从他们的脸色可以看出这句 潜台词。恩斯特·涅伊兹韦斯内接受了他们的祝贺。 于是,凡是可以意料到的各种委员会都已一一开过,应当开始制做了。部长会 议给工厂去了电话。工厂优先收下这个活。 在生产中出现了困难。“2.5 ×2.5 平方米的铜板没法铸造,”工艺师们说。 “要分成四个部分,再焊接起来。”他们经过考虑后,决定不做整块,而是一分为 四,并留下缝隙,否则就会看见焊接的痕迹,再说铜板遇热膨胀,整料可能翘起。 1975 年7 月2 日,我40 岁生日那天,墓地上为墓碑奠基。干得一丝不苟: 挖出一个几乎够到灵柩的土坑,全都浇上水泥,用钢筋加固。原班人马又开始安装 墓碑。部长会议总务局提供了必要的设备。一切都在转瞬之间发生了,我们渐渐地 忘掉自己不久前的劳碌奔波。 ……阳光明媚、但已凉爽宜人的1975 年8 月的一天。我们即将开始我们四年 辛苦的收尾工程——安装墓碑了。 我和涅伊兹韦斯内一大早就到梅季希那个工厂去接汽车。讲好了10 点。 10 点了——汽车未到,11 点——还是未到。我们感到焦急了,心里清楚这 纯属技术原因的延误,然而已忘却的恐惧感仍悄然而至:难道一切又重新开始了吗? 汽车终于出现了。原来是路上坏了一个轮胎,得换上新的。 于是把石料装上了。下一趟再拉铜板。头像小心翼翼地放到我的日古利车上。 一个多小时后,我们到了新圣母公墓。吊车已在那里等候。一位来自部长会议的同 志在旁边踱步,他负责卸车。头一天决定不开始安装。石头和青铜放在基础旁边到 明天再说。头像则拉到工作室保存。 安装的日子到了。天公作美,阳光普照。吊车小心翼翼地吊起第一块铜板。 外国记者在我们的周围忙做一团,他们把每道工序都摄入镜头。这次同葬礼上 一样,没有苏联记者。涅伊兹韦斯内请求记者们在完工前一个字也别报道。我们是 想避免发生任何不测事件。 当时公墓对外开放,墓旁已聚起相当数量的一群人。我们找来绳索,把施工现 场拦起来。不时要把那些过分好奇的人请出去。终于到了最后一道工序——安装头 像了。夕阳的霞光映照在墓碑上。 涅伊兹韦斯内捧起头像,走近墓碑。石龛同他的个子比起来嫌高了点。 找来一个木箱。他登上木箱,于是最庄严的时刻到来了——头像安好。大功告 成!…… 涅伊兹韦斯内站在木箱上的照片便上了世界的各大报纸。 还有最后一根线条:墓碑周围洒满了黄沙。整整洒了一车沙。不过一周后就踪 影全无:络绎不绝的参观者的鞋底把黄沙全带走了。 我们对部长会议代表的帮助表示热烈感谢。可以看出,他也十分满意。 而且说真的,他下了不少工夫。 “我可以对他们说您没有意见吗?”分手时他问道。 “也请转达:我们十分感谢!”我满有理由地这样说。 此刻墓地四周已挤满了人:他们是我的朋友、涅伊兹韦斯内的朋友、一般的熟 人和陌生人。大家都兴高采烈,有说有笑,向恩斯特·涅伊兹韦斯内也向我表示祝 贺。总之,一片喜气洋洋! 没有官方人士在场。只来了一名艺委会委员——齐加尔。他在墓碑周围走了一 圈,向涅伊兹韦斯内表示祝贺,却又按捺不住地说: “你还是没有吸收我们关于降低高度的意见。”石料是按设计方案的尺寸制做 的,但恩斯特·涅伊兹韦斯内并不示弱: “我们甚至做的比模型还略高一些呢。”他们就这样分手了。 “该结帐了,”我高高兴兴地对涅伊兹韦斯内说。“合同上讲好了稿酬,而且 应当完工后支付。”我们刚刚见面认识并开始谈判时,涅伊兹韦斯内不肯收钱。但 略加思忖后又同意要了,因为免费服务可能会被当成一种示威。我们商定了稿酬的 数额。 “好吧,工程不小,我挣得也问心无愧,”他顺着我的口气答道,一面把装钱 的信封藏起来。“现在我请客,以示庆祝。”我们驱车去民族饭店。临时安排的宴 会算是这幸福日子的压轴戏。 第二天一早我们又到墓地上去。墓碑周围站着一群人。底座上堆满了秋天的花 朵。人们纷纷议论,争辩,拍照…… ……至今墓碑旁仍争论颇多:有人喜欢,这种人占多数;另有一些人起劲地反 对。但重要的是没有人对此漠然处之。我们达到了目的:在非凡者的墓上竖起了同 样非凡的纪念碑。许多人到侧面去寻觅作者的签名。远非人人都听见过他的名字。 有时产生困惑: “作者是无名氏,为什么他要对自己的名字保密呢?”其他人解释说: “涅伊兹韦斯内是姓氏。他可是世界闻名。”黑白相间的搭配引出的问题最多。 有人问到我时,我通常都不去复述作者的意图。 “每件真正艺术作品都有其自己的生命,你们也可以从中看到自己,它反映了 你们的思想,”我俨然以名副其实的艺术评论家的身分说道。“大家可以思考和品 评。”众说纷坛:善与恶,生与死,赫鲁晓夫命运中的成功与挫折(这种解释比较 少)。一位妇女则解释说: “白色表示好事,黑色表示坏事。”是啊,每种说法都有它的道理。 肖像引起许多议论。作者的意图未得到大多数人的理解。“头颅仿佛是砍下来 的,”许多人这样说。 旧金子的颜色也没有得到首批观众的认可。不过这已成过去了。时间对颜色作 了摆布。如今头像几近黑色,而底座则成了浅灰色。 我觉得,涅伊兹韦斯内、我和所有曾经帮助过我们的人所作的努力并没有白费, 给父亲竖起了一块他的名字和他的非凡一生所当之无愧的墓碑。 尽管我们竭力赶在父亲忌日之前竖起墓碑,我们的计划中却并未安排正式揭幕 仪式。我们不想激怒当局:任何演说都必然引起反响,必然引起对墓碑的不必要的 注意。我们吃够了苦头,不想去预言这会引起什么后果。下令拆除墓碑吗?生活经 验告诉我们,这个猜测并不算十分荒唐。更有可能的是那些帮过我们的人会因此惹 上麻烦,我想,连阿列克谢·尼古拉耶维奇·柯西金也不例外。 我不禁想起叶夫图申科的话“沉默中有着更加意味深长的东西。”我便决定听 从他的忠告。然而生活却作了另外的安排。父亲忌日那天,妈妈打算晚点去,等参 观者全都散去、公墓关门之后再去,这样可以在墓旁安静地呆上一会儿。1975 年 9 月11 日那天天气阴冷,雨时下时停。我们驶近公墓大门时,那里聚集着一大群 人。除了每年都在这天前来凭吊父亲的人而外,这次又加上了他的陌生的崇拜者和 外国记者。 热尼亚·叶夫图申科朝汽车跑了过来。他打开车门、小心翼翼地挽起妈妈的胳 膊,帮助她走下车来。给她撑起了一把大伞。他始终同她在一起,处于人们注意的 中心。他悄悄问我:“谁来讲话?”看来,四年前谢绝讲话一事使他不得安宁,现 在他想改正自己的错误。 但我们既不想搞集会,又不想发表演说。然而他在墓碑旁仍然讲了几句亲切的 话语。 闪光灯的灯光闪烁,外国记者为我们拍照,但是未提问题——今天不宜接受采 访。半个小时后我们散去了。堆满鲜花的墓碑留在了身后的黑暗中。 几天后我同涅伊兹韦斯内见面时,他讲到曾接待了一个原斯大林劳改营囚犯组 成的代表团。这些人想把他们募捐的钱亲手交给他,以感谢他塑造了这个墓碑。 “我们在墓碑旁边轮流值班,每天换上鲜花。”他们对涅伊兹韦斯内说。 一位亚美尼亚雕塑家把他亲手做的父亲的大理石像安放在墓碑的脚下,并献上 自己十分感人的字条。 墓碑前每天都聚起一大群人。人们时聚时散。东一处西一处爆发出热烈的争论。 没有人无动于衷。 这当然不会不引起那些论职责应当是无所不知的人的注意。下面这种“阴郁的” 预感得到了证实,即:墓碑激发了对赫鲁晓夫的兴趣,使之表面化了。 早已烟消云散的关于风起云涌的50 年代的回忆又复活了。如今他俩联成了一 体——赫鲁晓夫与涅伊兹韦斯内,而且一个人的荣耀维护并衬托着另一个人的荣耀。 对这种情况不能长期听之任之。新圣母公墓“因内部修理”停止对外开放。这 种状况持续了十余年。直到现在,到了改革时期,公墓上才出现了一群又一群的瞻 仰者…… 墓碑竖起来了,我们欣喜若狂,但这种喜庆中又伴随着忧伤:恩斯特·涅伊兹 韦斯内打算出国。“同行们”千方百计要把他撵走。他们的这一肮脏勾当渐渐得逞。 眼看俄罗斯就要减少一个才华横溢的人。早已开始的对抗又有新的进展。事情的进 程突然加速。 我已经提到莫斯科官方画家同涅伊兹韦斯内之间的冲突,这种冲突不久即形成 公开的不可调和的战争。但双方显然力量悬殊。涅伊兹韦斯内注定要失败。才华横 溢的人怎敌得过受到悉心保养和调理的官僚机器呢。他的处境每况愈下,眼下出现 了危机。 表面上一切都平安无事。泽廖诺格勒的工作结束了。尽管没有得奖,却也受到 赏识。涅伊兹韦斯内正在创作莫斯科加加林纪念碑的草图,还有来自塔什干、阿什 哈巴特和其他城市的重大订货。在制作父亲的墓碑的同时,又在制作朗道院士的墓 碑。只是在本国没有得到官方的承认。涅伊兹韦斯内的声望和威信与日俱增,全世 界都在谈论他。不知不觉地生日到了:满50 周岁。 这样的生日我国通常是要纪念一下的——勋章啦,画展啦,称号啦,集会啦… …没有给恩斯特·涅伊兹韦斯内授勋,尽管他虚荣心并不算重,却也深受刺激。 “我有的是勋章,这些勋章都比不上,那都是军功章啊,”他不止一次地说道, 但可以看出故意怠慢刺伤了他。 他认为让他在建筑师之家举行纪念画展是一种侮辱,因为那是个很不起眼的地 方。 “只有少先队员和退休老人才在那里办展览。”他回绝道。 个人画展被完全取消了。 所有这些刺激都暂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但是扎得疼,叫你不好受,破坏情 绪,影响工作。决定性的打击是十分内行、鬼鬼祟祟地进行的。莫斯科开始筹办奥 运会,到处修建新的体育设施,铺设着宽阔的大道。推土机震耳欲聋,一座座楼房 被推倒了。地处修建中的体育设施附近的涅伊兹韦斯内的工作室很快也要葬身在推 土机下。恩斯特·涅伊兹韦斯内开始准备搬家,该张罗新的工作室了。他手里有一 封信,上面有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基里尔·特罗菲莫维奇·马祖罗夫关于优先给他 提供房屋的批示。然而美术家协会却作了另外的决定。 “先排上队吧,”他们嘲弄地对涅伊兹韦斯内说。 “排队要等上好几年。每个新入会的人都自动排上队了。可我已年满五十,没 时间再等。”他反驳道,“我们这里人人平等。”这样的回答是冲着他那出名的自 尊心和脆弱来的。 涅伊兹韦斯内这回出乎人们意料,他没有一点就着,却拿出了主要的武器—— 马祖罗夫批示。但无济于事。 “那您去找马祖罗夫同志好了,他不是答应您了吗,”他们建议道。 怒不可遏的涅伊兹韦斯内冲出办公室。过道里等待着他的是又一次打击。遇到 了一名老同学,此公眼下是莫斯科某单位的一个“关键人物”。 他张开双臂。 “真是幸会。你还在这儿?我们都以为你早出去了呢。何时动身啊?”“朋友” 笑道。 恩斯特·涅伊兹韦斯内回答说,哪儿也不打算去,他是来张罗新工作室的。 “不,你老是这么天真,”“朋友”抑扬婉转地说,“你在这儿什么也得不到。 相信我的话吧。”涅伊兹韦斯内回到工作室时,神情忧郁,十分沮丧,当天第一次 谈起出国的事情。起初是开玩笑,后来就认真了。我劝他道: “国内人人都知道您。您是个享有盛誉的画家。到那边得从零开始。年过五十 这很不易。这里有亲朋好友,那边呢是一个新的还不习惯的世界。”不过我对自己 所说的话是否正确也没有把握。我对眼前发生的事情太了解了。他也同意我的意见。 然而…… “他们不会让我工作的。‘麦比乌斯’我是搞不成了。就算在那边默默无闻吧, 毕竟还有机会。”他与其说是在说服我,倒不如说是在说服他自己。 有关打算出国的传闻不胫而走。也传到了上级的耳朵里。文化部长彼·尼·杰 米契夫找他谈话。 “谈话谈得不错,”恩斯特·涅伊兹韦斯内讲述说,“但是毫无结果。 我又同当局、同党没有什么冲突。我想工作,可美协不让我工作。我就请杰米 契夫给我工作,让我免受美协的暗算。此外我别无所求。‘我可不会为了您跟所有 的画家闹翻,’部长回答说。我反驳说,跟我作对、妨碍我的不是所有的画家,而 是贪污腐化的上层人物,黑势力。他却把自己的话重复了一遍:‘我可不会为您一 个人同所有的画家闹翻。’在他看来这些上层人物就是‘所有的画家’。”他俩已 无话可谈,便分手了。后来同恩斯特·涅伊兹韦斯内谈话的还有杰·米·格维希阿 尼和别的什么人,但谁也不肯去解决他同艺术界官僚们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涅伊 兹韦斯内在当年的莫斯科尽碍事儿,他是个多余的人。“健全的”腐败官僚主义机 体排斥他,把他当成异物。 当时涅伊兹韦斯内的一件重要订货是位于阿什哈巴德的政治教育大厦的外观装 饰。 我已经讲过,尽管在莫斯科一切门路都堵住了,但在莫斯科鞭长莫及的地方, 还是有人乐意找恩斯特·涅伊兹韦斯内订货,这件订货被认为是很有威望的。大厦 将赶在共和国的纪念日前落成,届时有贵宾出席。画家的仇人急得象热锅上的蚂蚁 ——万一他的作品受到人们喜爱可怎么办。后果将无法预料,因此便竭尽所能地设 法阻挠。 我曾是某些事件的见证人。有一次应当领取两袋大青颜料以供阿什哈巴德大厦 装饰用。恩斯特·涅伊兹韦斯内讲道,在类似情况下雕塑家都是在美协仓库里凭自 己的保管收据领取必需的材料。从来没有出现过问题。这次却什么都不一样了。 工期迫近——再过一个月就要揭幕,一个小时也不能推迟。基里连科将亲自以 中央代表的身分出席。涅伊兹韦斯内要求批给大青,得到的却是不动声色的回答: “珍贵材料只能发给负责材料的人。”一架飞机从阿什哈巴德专程来取这两袋 东西,在莫斯科等着。土库曼共和国常设代表介入此事,表示可以效劳。 “您不是负责材料的人,”共和国驻中央政府常任代表得到这样的回答。 最后,土库曼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给莫斯科市委打电话,这才把那两袋大青给 了。飞机起飞了…… 就是这样——因每一件小事。 阿什哈巴德的工程勉强完成了。那位贵宾并未对此作出反应,作者的命运毫无 变化。 所有这些事件只是使涅伊兹韦斯内更加下定决心出走。他并不打算永远离开祖 国,他要求保留他的苏联护照,这样便于在异国他乡熟悉环境,但随时可以回来。 然而这是他的同行们万万无法同意的,因为他也可以同不久前一样载誉归来呀。 一直有传闻说问题提到了中央政治局。尤里·弗拉基米罗维奇·安德罗波夫为 给恩斯特·涅伊兹韦斯内保留苏联护照而说情。但苏斯洛夫反对,并且占了上风— —涅伊兹韦斯内只得侨居他国了。没有退路。诚然,出国也暂且尚未批准。涅伊兹 韦斯内在四处奔走。离开祖国是很难受的,但环境在逼迫他走。 恩斯特·涅伊兹韦斯内顽强地工作到最后一刻。直到临动身前他还同建筑师斯 塔莫(会议宫的作者之一)一起参加加加林纪念碑设计方案的角逐。 他的方案被否决了,尽管业已采用的方案无论在表现力和施工上都大为逊色。 “让他走吧。要不一有工作,他就留下不走了……”显然,艺委会委员们这样 认为。 眼下在祖国的最后一件作品——朗道院士的墓碑已告结束。 思想家的头像将在作者临行前安放在院士墓前的钛制圆柱上。早从未能实现的 新西伯利亚科学城的思想宫开始,思想家的主题就不止一次地在涅伊兹韦斯内不同 的设计中重复过。 出国单纯从技术上说也颇不容易。不久前对涅伊兹韦斯内大张挞伐,不许他的 作品展出,如今又宣布他的作品不得运到国外。全部作品都放在工作室内,因为博 物馆不买。恩斯特·涅伊兹韦斯内开始闹事,表示抗议。于是“迎合”了他:作品 允许随身携带,但需交纳一大笔税款。他没有这笔钱,也无法筹措。 爆发了一场新的争执。涅伊兹韦斯内陷入绝境,他的神经饱受折磨,他决定铤 而走险: “要是不停止嘲弄,我就当众毁掉全部作品!”这可不是虚张声势…… 很快就找到了解决办法:特列季雅科夫画廊收购部分作品,所得款项用来交纳 税金。诚然,收购的作品都是早期那些最缺乏表现力的东西。不过作者如今已经不 为此感到不安了。只要让走就行。 看来,一切都解决了。雕塑作品已在整理和打包,但谁也不知道何时能够放行。 一天又一天,一周又一周,一月又一月,拖得叫人难受。 3 月初我到杜尚别去,打算呆上十天。行前一切都毫无变化。似乎往后日子还 长着呢。 我回来后,我给恩斯特·涅伊兹韦斯内去电话。 “再过两天我就乘飞机走了。票已买好。”他一通话把我给说懵了。 我丢下手里的工作就往工作室赶。那里人声鼎沸。在往外搬东西,到处都是木 箱。准备工作达到高潮。 “你前脚刚走,就把我叫到外国人签证登记处去,给我发了证件,还提醒说, 三周内离境有效。所以你有可能回来见不着我了。”临行前的日子不分昼夜:收拾, 忙活,奔走。恩斯特·涅伊兹韦斯内把大部分作品都随身带走了。是用火车运走的。 一部分作品卖了——上路需要钱,一部分送人了。 出发的日子到了。舍列梅季耶沃2 号机场尚未建成。我们都聚在老机场内。香 槟,亲吻,话别。到了分手的时候了。我们之间是一道边界,这暂且只是一道透明 的隔墙,但已经不可逾越了。可能是永远分离了。飞往维也纳的班机把当废物扔掉 的国家的民族财富、它的宝藏和荣耀的一部分带到异国他乡去了…… 唯一可以告慰自己的是,要是在以前,这些人会把他藏进劳改营,如今“只不 过”是把他撵走了,世界文化中总算没有失去这位杰出的人才。 聊以自慰吧…… 常常有人问我: “据说赫鲁晓夫晚年同涅伊兹韦斯内很要好,还嘱咐他给自己立个墓碑,有这 么回事吗?”“有这么回事,”我回答说:“论性格他们都算得上是人物,这样的 事情可能发生。至于没有发生嘛,那只是偶然现象……” -------- 泉石书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