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晤毕加索 毕加索1881 年生于西班牙南部小镇马拉加的一个图画教师家庭。早年在马德 里和巴塞罗那的美术学校学习,受过学院派的训练。1900 年第一次到巴黎后受到 了印象派以及后期印象派画家的影响,同时也常到卢浮尔博物馆临摹古代大师的作 品。1904 年定居巴黎后,住在杂居着三教九流的蒙马特尔区,和巴黎的新艺术思 潮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这一时期的作品有《熨衣服的妇女》、《老犹太人》、《杂 技演员之家》等,均属于批判现实主义的范畴。 1907 年是毕加索创作的转折期,成为立体主义的创始人之一。他抛弃了西方 传统绘画的造型法则,大胆地向文艺复兴以来确立的审美法则挑战,画中没有任何 情节,没有具体的环境描写,常常在一个画面上表现正面、侧面和斜切面,追求一 种结构的美。1915 年,毕加索开始对安格尔精确而细致的素描感兴趣,画风也由 立体主义转向新古典主义,在严谨的造型中,用夸张的手法表达宏伟磅礴的气势。 20 年代中期,他又迷恋于超现实主义,笔下的人物往往是极端扭曲和不安的。在 西班牙内战和纳粹占领时期,毕加索坚决反对战争,创作出了一些揭露战争、追求 民主和平的作品。1950 年,他以一幅素描《和平鸽》获得国际和平金奖。 1946 年以后,毕加索长期住在法国南部。在此期间,他根据德拉克洛瓦等人 的作品,重新加以发挥,画了一些随意的、富于想象的油画,创作了不少精美的版 画和书籍插图,还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巴黎总部大厦创作了装饰性绘画。尤其珍 贵的是他在陶器艺术领域所作的试验。他吸收民间制陶艺术的经验,创造了一批很 有特色的彩陶小雕塑和彩陶器皿。 毕加索一生给人类遗留下来的各类美术品达600 万件之多,他作为艺术革新家 载入了世界艺术史册。他利用了西方现代哲学、心理学、自然科学的成果,吸收了 非洲艺术和民间艺术的营养,充分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创造出有表现感的艺术语言, 对西方及世界20 世纪艺术有极大的推动。他的极端变形和夸张的艺术语言,被人 们称作“破坏的形式”,虽然在表现人类生活的朝气蓬勃、歌颂新生活的秩序、光 明方面略显不足,却在表现畸形的资本主义社会和扭曲了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方面 很有力量。他毫不疲倦的探索精神,用自己的艺术关注人类的命运和社会前途的精 神,永远值得人们纪念。 1956 年,张大千在巴黎举行画展期间,香港《大公报》发表了一篇文章,题 目是《代表毕加索致函东方某画家》,文中以毕加索的口气大骂张大千,说他是资 本主义的装饰品等等。看过此文,张大千并没有生气,倒是很想见一见这位西方绘 画大师。但是他与毕加索素不相识,怎样才能见到呢?他想到了赵无极。 一次,在吃饭的时候,张大千拜托赵无极代为联系会见毕加索的事宜。 哪知赵无极面露难色,不赞同这件事:“这件事不好办,多半要碰钉子。”赵 无极还说:“西洋人见客都是事先要订约会的,毕加索不可一世的架子,他固然是 西方画坛的一代宗师,朋友们说你张大千也是可以代表东方画坛的大师,万一你去 拜访他,他不见你,碰了钉子,如果又被新闻记者知道了,报上一登,岂不是自讨 没趣,丢人的不只是你张大千,岂不令所有来自东方的艺术家都没有面子?”〔19 〕在法国的其他朋友也纷纷劝张大千不要去碰钉子。张大千又去请卢浮尔博物馆的 萨尔馆长帮忙,但萨尔也怕吃力不讨好,不敢接受张大千的要求。万般无奈的情况 下,张大千决定自己直接去找。 7 月27 日,张大千从报上得知第二天毕加索将在坎城附近的一个小镇主持陶 器开幕仪式。于是张大千偕夫人并带了一个姓赵的翻译来到了坎城,他请翻译给住 在坎城附近尼斯港豪华别墅的毕加索打电话,直截了当地告诉对方:“中国画家张 大千远道来拜访,希望与毕加索先生谈谈,请他指定时间地点。”当时毕加索不在。 翻译请接电话的女秘书杰奎琳·罗克转达,并将所住旅馆的电话留下。大约两个小 时以后,电话打回来了,言明明天上午小镇陶器展览上见。 7 月28 日,陶器展览如期举行,小镇上人来人往热闹非凡。张大千、徐雯波 和翻译赵先生准时来到会场。只见毕加索被人们簇拥着,握手、照相、交谈,欢呼 之声不绝于耳。人们拼命地向毕加索身边挤去,热烈的气氛令张大千非常感动。终 于,毕加索被拥到了离张大千不远的地方,可是他并没有理睬在西服革履中异常显 眼的张大千,甚至都没看一眼。翻译赵先生再也忍不住了,他不能容忍这种对张大 千的不尊重态度。他凭着自己身高体壮、年轻,急步冲到人群中,径直走到毕加索 面前,高声质问。结果,他得到了满意的答复,毕加索说现场人太多、太乱,没办 法交谈,请张大千夫妇明日中午到他别墅午餐叙谈。此情此景,令张大千颇为感慨 :“我们中国有所谓‘人怕出名’‘盛名之累’等说,都是有道理的,有的时候, 身不由己的滋味并不是愉快的,如果再被人误会为架子大,那就更冤枉了!”〔20 〕自己不就有这样的亲身体验吗?成名以后,唯恐礼貌欠周,但在一些应酬场合, 常常身不由己的被人拉来拉去,少打一个招呼,少握一次手,都会被人误为架子太 大,有的时候,真觉得自己是“猴子”。 7 月29 日,张大千、夫人徐雯波及翻译共三人,于11 时30 分准时到毕加 索在尼斯港的“加尼福里亚”别墅。毕加索在门厅迎接了他们。两位世界级艺术大 师的手终于握到了一起。 张大千这天仍穿着一袭长袍,足登布鞋,长髯垂胸。而毕加索却特意打扮了一 下,他一改平时在家赤裸上身、只穿短裤的习惯,穿了一件条纹衬衫、一条长裤, 并穿了皮鞋。他吩咐谢绝其他来客。 毕加索把张大千三人带到了他宽大而颇显凌乱的画室,刚一落座,他便捧出了 5 大本画,称是自己学习中国画的习作,请张大千不必客气地给他提意见。张大千 打开画册一看,不禁暗吃一惊。每本画册约有二三十张,全是以中国画笔法画成的 花鸟虫鱼,学的是白石老人的风格。构图新颖,也颇有笔力,只是在用墨上颇有问 题。没有想到一个驰名世界的艺术大师,在晚年还暗自学画中国画,令张大千肃然 起敬。 张大千首先说了一些恭维话,接着就指出,他的画没能分出墨色的浓淡,可能 是因为毛笔没用好。中国画讲究笔墨,要有笔有墨。毛笔不同于西画的扁笔,具有 “尖、齐、圆、健、聚”的特点,只有刚柔相济,运用自如,才能使墨分五色。中 国古人认为”墨为诸色之母”,“运墨而五色具”,水墨与颜色相比,可收到多姿 多彩的墨趣,其层次之多和意外变化之丰富,都是任何色彩所难以奏效的。中国宋 代画家韩拙曾说:“笔以立其形质,墨以分其阴阳”,用好笔、墨,是画好中国画 的基础。张大千还向毕加索谈了中国画不求形似重写意的特点。最后,张大千答应 送毕加索几支毛笔。 听了张大千的话,毕加索不禁频频点头。毕加索接着发言了,他说:“我最不 懂的,是你们中国人何以要跑到巴黎来学艺术?”张大千大吃一惊,以为自己听错 了,请毕加索解释。毕加索接着说:“不要说法国巴黎没有艺术,整个西方,白种 人都没有艺术!”以中国人特有的谦逊,张大千说:“你太客气了。”但毕加索却 按着自己的思路继续说:“真的!这个世界上谈到艺术,第一是你们中国人有艺术, 其次是日本的艺术,当然,日本的艺术又是源自你们中国,第三是非洲的黑种人有 艺术,除此而外,白种人根本无艺术! 所以我最莫名其妙的是,就是何以有那么多中国人、东方人要跑到巴黎来学艺 术!”〔21〕远在异国他乡,听到一个世界艺术大师对自己祖国的艺术如此的评价, 这是怎样的一种心情啊! 午饭后,毕加索陪张大千一行来到花园参观。园内绿草茵茵,鲜花盛开,林木 葱郁。其间还摆放了许多由毕氏亲自设计的、奇型怪状的雕像。毕加索向客人进行 了介绍。忽然,75 岁的毕加索一边笑着,一边弯腰摘了一把花向大千夫妇洒去, 张大千也如法回敬,园中回荡着两位艺术家欢快的笑声。在笑声中,徐雯波拿出了 相机,提出要合影留念,毕加索欣然应允。三人拍了一张合照,大千居中,毕氏居 左,徐雯波在右。接着毕氏又与大千单独合影。 好似顽重的毕加索又出奇想,他找了一个马戏班用的大鼻子让张大千戴上,让 徐雯波戴了一顶歪歪的船型小帽,自己戴了一张剪出三孔的报纸面具,如此这般地 又照了一张像。毕加索不大喜欢同人照相,但这一次却例外,他非常高兴。 拍照之后,毕加索又给张大千出了一个难题。他拿了几幅有毕加索签名的作品, 请张大千辨别真伪。经过细致的观察,张大千认定其中的两幅为赝品。其准确性令 在场的人瞠目结舌。 临别,毕加索给张大千一幅画作为纪念。这是一幅《西班牙牧神像》,画上是 一方形人头,满头须发,鼻子歪在一边,两眼一大一小,象个“鬼脸壳子”。据张 大千的回忆:“毕加索向来很少送人画的,西方画家也不兴在画上题款的。但是那 天他送给我的画很特别,他当时就题为‘给张大千’”。 张大千得到这张画是因为徐雯波的一句话。张大千在看毕加索的五大本画册时, 一幅一幅地翻,“翻到这幅画时,我当时无以名之,只觉得是鬼脸壳子,足见画得 很怪,我的太太忍不住要问:‘这张画的是啥子哟?’毕加索说: ‘画的是西班牙牧神’。否则我也不知道是西班牙牧神。外国人总是比较尊重 女士们,他见我太太发问,总以为她对这幅画感兴趣罗,毕加索又反问一句:‘画 得好不好?’我太太当然只有说很好很好。很好很好的结果嘛,也就认为我们最欣 赏这幅画,就把这画送给我们了。我太太还懊梅悔呢,她说早知道这样,我该挑张 看来顺眼些的再表示兴趣。”〔22〕由这幅画,就引出了“毕加索曾为张大千画过 一幅速写肖像”的说法,并且一传再传,海外的一些报刊也有过刊载,但张大千否 认这种说法。他说,不能因为画上题“给张大千”,画的又是满面胡子的面孔,就 误认为是给我画的速写像。还有人就画面解释,说毕加索画的是张大千的抽象画, 一边胡子长,一边胡子短,强调对张大千的印象。这纯粹是牵强附会,以讹传讹。 6 年以后,即1962 年,张大千又收到毕加索寄给他的印刷品画册,画册中有 27 幅人物,幅幅都是画张大千的。关于这些画,张大千曾与他的女秘书林慰君作 过如下谈话: 林慰君问:“那些画里,您在做什么?”张大千答:“他画我在野餐,那是根 据E ·Manct 的《野餐》所改变而成的。”问:“画里还有什么人?”答:“还有 裸体女人。”问:“在画中您穿的是什么衣服?”答:“在他的画中,我穿的是一 件黑袍,头上戴着一顶东坡帽,这顶帽子还是苇窗在香港做了送给我的,身上穿着 一件披风。”问:“他把您画得怎样,象不象您?”答:“头几张还好,后来越变 越难看,越来越怪了。”问:“您可否把这本画册找出来,给《大成》登载?”答 :“可以,我叫保罗找一找,明天给他寄去。”问:“您也看过毕加索一些不奇怪 的画吗?”答:“看过。他年轻时所画的画最好,那时的画真是一点也不怪。”问 :“为什么后来他改变作风了呢?”答:“我想是因为他年轻时画得那么好,却卖 不出去。那时他很穷,生活很苦。到后来他出名了,于是就故意乱画,也是表示玩 世不恭的意思。”〔23〕可见毕加索为张大千写像一说事出有因,但不是《西班牙 牧神像》。 这次会面后不久,张大千在巴黎画了一幅《双竹图》给毕加索,同时还送了一 套中国汉代石刻画拓片和几支精制的中国画笔。 张大千与毕加索的会晤,轰动了巴黎的新闻界。报刊纷纷刊登评论,称这次会 晤,是“艺术界的高峰会议”,赞誉“这次历史性的会晤,显示近代中西美术界有 相互影响、调和的可能”,张大千与毕加索是“分踞中西画坛的巨子。”对毕加索, 张大千曾有过评论。1972 年4 月18 日,张大千在给好友沈苇窗的信中曾说: “弟以此公有两点:一玩世不恭,二神经不正常,所以造成那不为世俗所拘的画派。 至于我国道家思想,得其环中,超以象外,似有不同,弟不敢作评论,有待于艺术 批评专家也。”〔24〕1975 年,张大千在《毕加索晚期创作展序言》中对毕加索 的创作,又作了全面的评述:“毕氏之作,见于画肆者,与传统西画有异,而其思 想内容,实亦基于西方。早期所倡立体主义,乃循塞尚之立论从事理性创作,而吸 取黑人雕刻之犷野,突破写实之约束,不过强化其表现而已。其后,立体主义已为 欧西现代艺术之里程碑,其影响于后进而导致新风者,固无论矣,而毕氏颇不以此 自矜,口以新构思以试新创作,一变再变,乃至于千变万变,曾无稍懈。”〔25〕 关于张大千,法国著名美术评论家但尼·耶华利曾说:”批评家与爱好艺术者及汉 学家,皆认为张大千画法,变化多端,造型技术深湛,颜色时时革新,感觉极为灵 敏,他在接受中国传统下,又有独特的风格,他的画与西方画风对照,唯有毕加索 堪与比拟。”这个评价还是有一定道理的。 -------- 泉石书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