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思想委员会
哈耶克后来回顾自己在社会思想委员会的职位时说,这个职位给他提供了“几
乎是再理想不过的机会”,让他能够追求自己“逐渐形成的”兴趣①。该委员会是
芝加哥大学校长罗伯特·梅纳德·哈钦斯提倡的跨学科研究方法的成功范例。它最
初叫做文明研究委员会,旨在为超出常规院系组织藩篱的思想,提供进行研究生教
育和学术研究的机会。根据研究芝加哥大学校史的威廉·麦克尼尔的说法,“社会
思想委员会主席是约翰·内夫,资金主要由他的妻子提供,委员会是一个精英群体。
内夫只聘任他自己喜欢、推崇的人,这些人的专业背景则非常多样化,他请他们指
导精选出来的十几名研究生的研究”②。从1946年到1964年,内夫一直担
任委员会主席,他曾这样形容这段时间委员会的状况,“我们一次招收的学生不超
过13名,而不算著名的访问学者,本委员会常任的教员就在8到10人”③。由
于学生和教员之间比例这样低,师生之间形成了密切的关系。这一项目的学生来自
各个专业———除了社会科学外,还有人文学科、自然科学、艺术领域。这是一个
近乎理想的学术环境。
1950年秋天,哈耶克到任的时候,正值委员会蒸蒸日上的时期。尽管它一
度获得了“被排挤者的沙龙”的名声,这是委员会一位成员戴维·格伦的话,但其
成员都是非常出色的学者。正是由于他们过于超前,所以他们经常不被传统的院系
接纳,他们之间也经常发生冲突。
撰写哈钦斯传记的玛丽·安·德祖拜克说,委员会的研究在“大学里是独一无
二的。最早的时候,内夫拟了一份由其它系教员上课的相关课程清单,逐渐地它自
己为在委员会攻读硕士和博士课程的学生提供了跨学科的课程表。内夫请来艺术、
哲学、神学等等学科的人来校讲课。战后,委员会开始聘请自己的教员”。⑤
哈耶克的头衔是社会与道德科学教授,这有点继亚当·斯密的后尘,因为斯密
曾经是位“道德哲学教授”。谢利·罗宾·赖特温是他的学生,他回忆过他的讨论
课:
哈耶克对这个工作胜任愉快。每星期三,他都举办一个主题包罗万象的讨论课。
星期三晚饭后,来自各个学科和各个国家的一群聪明而稚嫩的人会赶到一间仿哥特
式会议室,围坐在一个很大的椭圆形橡木桌前,谈论哈耶克提出的话题。话题无远
弗届,涵盖了哲学、历史、社会科学及其它方面的知识。而那些年长的参与者更给
讨论课增色不少:有两位原子物理学家,一位是获得过诺贝尔奖的意大利人,另一
位则是匈牙利人,他们在工程、物理学、电影、政治等方方面面,做出了广泛的贡
献;有一位研究古典文化艺术、经营农场的爱尔兰人,精通莎士比亚、吉本、托尔
斯泰、索福克勒斯、柏拉图和修昔底德;有一位极为虔诚而严谨的法国托马斯主义
者,他推崇的是帕斯卡、普鲁东和T.S.艾略特;一位土生土长的美国人,好斗
的无神论者,却热衷于探究神学问题;当今世界最重要的货币理论家,对树叶追逐
阳光的动机和经济主体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行为入迷;一位考古学家,在慕尼黑和柏
林的图像艺术传统中受的教育,却开设了关于尼采的课程,指导学生研究普鲁斯特
;有《哥特式教堂》的作者,有《孤独的牛仔》的作者;还有提出“平民社会”
(folk society)、发掘研究早期工业革命的人。学生则来自日本、
中东、欧洲及美国偏僻的角落,个个都显示了极高的天资,可谓出类拔萃。⑥
这里所说到的学者依次是恩里科·费米、莱奥·西拉特、戴维·格伦、伊维斯·
西蒙、弗兰克·奈特、米尔顿·弗里德曼、冯·布兰肯哈根、奥托·冯·西姆森、
戴维·雷斯曼、罗伯特·雷德费尔德。这其中,费米获得过1938年诺贝尔物理
学奖,哈耶克和弗里德曼后来则获得了诺贝尔奖。1939年,爱因斯坦写给富兰
克林·罗斯福一封非常有名的信,开头是这样写的,“费米和西拉特最近的研究让
我得出结论,铀元素可以被转化为一种全新而重要的能源……这种新现象可以促进
人们造出炸弹”⑦,正是这封信促成了曼哈顿工程后来的组成,其总部就在芝加哥
大学。因此,这个讨论课无论如何是个令人敬畏的群体。
赖特温继续写道,哈耶克“以一种平和、正直的风格主持着这个引人注目的群
体进行讨论,使他的讨论课成为自由主义美德的一种完美实践。讨论的主题一般是
自由主义,没有一个人对哈耶克的信念有丝毫怀疑。但如果有的学生希望出人头地,
背叛了这里的人们普遍的信条,他也完全可以走自己的路。围剿异端在这里完全是
不可想象的。讨论课是跟活着的、已去世的、古代的、现代的人物进行的对话;惟
一的戒律是要确切地理解他人的思想,要诚恳地对待他人的质疑和不同看法。作为
参与讨论课的人们的同事和老师,哈耶克的行为与这一无可挑剔的自由主义研讨会
完全融为一体”。
哈耶克也回忆说:“我在那儿(芝加哥)举行的第一次讨论课是一生中最令我
兴奋的。讨论的是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方法论问题,而我请来参加我的讨论课的
人有费米,有遗传学的伟大创始人莱特,还有几位物理学家。这是一个全部由教员
组成的讨论课,来自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各专业的最出色的人汇聚于一堂。这样的
讨论课还是平生第一次。我从来没有能够把这样一群出色的人召集到一起,因为我
没有讨论过这样好的问题。”⑨参加这个讨论课的大约有25个人。其中还包括阿
巴·勒内尔,他是哈耶克在伦敦经济学院时的学生,这时任教于芝加哥大学罗斯福
学院。
弗里德曼回忆说:“主要是由于哈耶克请来的发言者范围很广泛,所以,这些
讨论课非常精彩。他们的看法形形色色。我记得最清楚的一次是费米谈论方法论的
那一次,这次谈话对我自己的研究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他谈到了测量的概念,我
永远不会忘记他说的一句话,这句话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测量就是进行
区分,区分得越细致,测量得越精确。’这是一个极富启发性的看法。”⑩
战后初期,美国处于全球权力之巅峰,美国的生活水平也最高。抵抗共产主义
的战斗让集体主义的支持者在美国国内基本上销声匿迹了。繁荣的20世纪50年
代与萧条的20世纪30年代恰成对比。失业率非常低,经济增长总是好于人们的
预期;苏联被看成是自由、进步的敌人,而不再是令人向往的指路明灯;整个世界
没有大规模的战争,而且看起来也不大可能爆发这样的战争。20世纪50年代是
美国人富足的时代,也是美国主宰世界的时代。
时代的这种变化或许可以说明哈耶克何以会放弃专业经济理论的研究。20世
纪30年代那样大规模的经济萧条看起来不大可能出现了。因而人们对商业周期理
论已经了无兴趣,而这正是他在专业经济领域研究的重点。20世纪30年代初期
的经济状况与50年代英美经济状况之间,几乎没有一点相似之处。还有,这个时
代,苏联的制度在经济效率方面似乎总是走在资本主义前面,于是,从社会主义的
计算这场大论战中发展出来的思想,也似乎没有多大价值了。经济学界正在向数学
化方向发展,而这又是他所反感的。
社会思想委员会成员戴维·格伦记得,当大家得知哈耶克要来委员会后,有些
人“有点惊讶”。哈耶克被视为一个“守旧的右翼机构”资助的“陈腐的右翼分子”。
尽管格伦记得芝加哥大学校长哈钦斯对哈耶克到该委员会表示高兴,但他也回忆说,
哈钦斯并没有(像对待其它人那样)特别努力地争取哈耶克来本校。格伦回忆说,
哈钦斯坚持,尽管哈耶克是由外面的机构资助的,但哈耶克不能成为某一特定立场
的代言人,沃尔克基金会也绝对不能插手大学或委员会的事务。当然,哈钦斯也清
楚地知道,他没有任何办法来限制哈耶克。格伦说,哈耶克为人“随和”、“老练”、
“正派”、“拘谨”、“和善”,是位才华横溢的学者,但却“从来没有恃才傲物”。
他积极地参加委员会的各项具体工作,比如指导学生,也积极承担大学指派的工作。
给格伦印象最深刻的是,哈耶克将两种气质不同寻常地结合起来———他既是位
“奥地利贵族,又是位非常纯正的英国人”。{11}
哈耶克以前的学生尤金·米勒写道:“他是在进入该委员会攻读研究生学位时
第一次见到哈耶克的。在做博士论文之前,他的主要任务是研读西方思想名著,这
是芝加哥大学特别强调的。他的阅读书目包括托马斯·霍布斯的《列维坦》、亚当·
斯密的《国富论》、埃德蒙·柏克的《法国革命论》。米勒回忆说,哈耶克痛快地
答应辅导他阅读这些著作。在那些辅导活动中,我逐渐亲身体验到已经突出表现在
他的著述中的那种精神品质———他那惊人广泛的知识兴趣,他对道德和政治理论
中的基本问题的关注,还有他那无限宽广的胸怀。哈耶克知道,只有思想自由才可
能形成观念的多样化。因此,当我的研究发展到对他的思想的某些根本原则产生质
疑的时候,他继续向我提供无私的帮助和鼓励。他不求培养弟子,而是激励他的学
生像他自己进行思考时那样诚实、果敢地直面艰难的问题。”{12}
詹姆斯·维西也是哈耶克任该委员会导师时的学生,哈耶克曾是他的论文答辩
委员。维西回忆说,他对“‘费利克斯·弗兰克福特? 穴1882—1965,曾
任美国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 雪的司法推理观’很感兴趣,哈耶克觉得这是个很合
适的题目,他跟弗兰克福特非常投契。一开始,这让我非常吃惊,因为我认为弗兰
克福特在经济上主张政府干预。我后来逐渐看出,哈耶克和弗兰克福特都同样希望
制度能够缓慢地、试探性地生长,都反对教条主义”。维西还记得,哈耶克告诉过
他,“他喜欢的学习方式是,第一步,很快翻一遍全书,然后再回头仔细地研读。
他当然是博览群书,他为我在研究弗兰克福特之前而进行的预备性研究开的那份书
目,在我看来有点荒唐———竟然包括瓦泰尔、格老秀斯等等”。“在我看来,哈
耶克似乎就是那种纯粹为了最大程度地接近真理而进行无私无欲、客观研究的典范。”
{13}
斯坦利·海伍德是哈耶克20世纪50年代初的学生,他回忆道,他曾“有幸
参加哈耶克在晚上举行的有关‘自由主义传统’的研讨课。这是我在芝加哥经历的
最难忘的时刻之一。哈耶克受过宽广的、深厚的欧洲传统教育,他是理想的研讨课
主持者。他也极为讲究礼节,很少过多谈论自己,但却会和善地插进几句话,引导
别人,使讨论能够富有成果。我们每个人都要对当晚作主题发言比如讲‘法治’问
题的人,提出自己的看法”。{14}
1951—1952学年哈耶克讲授“自由主义传统”的教学大纲把“思想自
由”列为有待系统考察的第一个主题。在这里,哈耶克把“相信观念力量”作为大
家讨论的第一个题目,在这份大纲中,讨论思想自由的篇幅要超过其它一切问题。
从相信观念的力量开始,哈耶克依次讲到了单个人的才智的“多样性和局限性”;
“真理只能从不同思想的自由讨论中浮现出来”;理性是社会性过程,一定要“相
信说服的力量”;“任何人都没有能力专断地相信(他)无所不知”;“即使错误
也应予以尊重”;“观念的传播不可避免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他还列出了思想自
由如下的“先决条件”:“宽容”、“思考……良心……言论、集会……(和)出
版……之自由”;“不存在一切形式的审查”,教学和研究活动中的“学术自由”。
{15}
罗纳德·哈默威说,哈耶克“他的举止无可挑剔,气质极为高贵,又具有优雅
的学者风范。我承认,我觉得他有点过分讲究礼仪,尽管我慢慢跟他熟悉,但在获
得博士学位后多次去看望他的时候,我们之间仍然存在着那堵把教授和学生分开的
墙,尽管已经很薄了。事实上,即使在我四十多岁、且自己已当上教授若干年后见
到他的时候,我也一直称他为教授。”{16}
英语系教员理查德·斯特恩回忆说:
我到芝加哥当教师,按当时的风气加入了四合院俱乐部。“弗里茨”(Fritz,Friedrich
的昵称)·哈耶克坐在凸窗的方桌边上,这个位置是谁都可以坐的,是供没有专座
的人坐的,没有人专用。那些年,我每月都有两三次跟他一起吃饭。我们有几十年
没有见过面,但我发现他很高兴、也很有趣。我不知道他是怎么知道我的名字的,
我也记不起来我是怎么跟他打招呼的,他是怎么跟我打招呼的。
哈耶克看起来有点难以接近,旁若无人,这更多是因为他的八字须好象总是让
人觉得他对什么都不以为然,但我从来没有觉得他对我有什么屈尊俯就的傲慢心态。
他会讲一些有意思的故事,有一则特别有趣,我现在还能记得,是关于他在伦敦经
济学院的同事拉斯基的。他说:“拉斯基有非常出色的直感,又是个惯于撒谎的人。
这两样结合起来导致了非常有趣、但有时也很严重的问题。”我记得他好象说,拉
斯基曾猜到了丘吉尔正在计划要干的某件事,丘吉尔听人说拉斯基“知道了”他只
跟内阁成员们透露过的计划。他就召集内阁开会,宣布有人将情报泄露给了拉斯基,
“结果费了好大劲才弄清真相”。
哈耶克也谈过那个他一直在那里度假的奥地利小村庄,他一直以为那个地方的
地产是外人不能购买的。
我还记得———别人告诉我的———他早年的爱情被婚姻打断、后来两人走到
一起、破镜重圆的故事。{17}
20世纪50年代,哈耶克在芝加哥举办了不少研讨课,大部分属于政治哲学
领域,有(按第一次开设的日期顺序)《公正与平等》(两次)、《自由主义的传
统》(三次)、《科学方法与社会研究》(三次)、《经济计算》、《社会与政治
思想》(六次)、《莎士比亚晚年戏剧》、《社会理论入门》、《从洛克到柏克之
间的英国的社会思想》及《福利国家分析》{18} 。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的几
次研讨课上,他宣读了《自由宪章》若干章节的初稿。
哈耶克在芝加哥的日子是寻找新方向的时期。他说,内夫聘他到社会思想委员
会,在这里,“只要你愿意,你可以讲授社会科学领域的任何问题,而如果什么时
候你不想讲课了,那你就可以不讲课”{19}。这样的好机会是很难找的,又有高工
资,使他能够去实现自己的最高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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