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陌生的世界 我乘坐的轮船在十六铺码头靠岸后,我的行李少,挤在人群前头上了岸。沿江 马路有许多叫卖小摊,路旁墙上贴满大小客栈欢迎住宿的条子。我朝着热闹的方向 边走边看,终于在八仙桥找到一家便宜客栈。 账房先生对我仔细打量了一番,提出要预收十天房租,结账时多退少补。我明 白他是担心我没有行李抵押,会溜走。我想,这样也好,我把钱存在他那里,不会 遗失。倒也省心。 房间小得像鸽子笼,里面除了小木床、小条桌外,没有别的东西。就是这样, 人还要侧着身子才能进出。放好东西,我立即给《大众文艺》编辑部写了一封信。 三四天后,他们就给了我回音,里面还有一张开会通知。 我如约前去天通庵路一所学校二楼教室。里面早已坐了十几个年轻人。我正想 上前打招呼,突然楼下传来大吼声: “我们被警察包围了……” 屋里的人都迅速往外挤。一个青年对我说:“汤湫淋(这是我发表漫画的笔名), 赶快改个名字,就说你是来考学校的。” 他快步闪开时,我断定他是大众文艺社的人,心里似乎有了点依靠。 楼下操场上停着几辆囚车,警察气势汹汹地把我们往上推。囚车被反锁后拐弯 转道好久才停下。我们都被关进南市警察局拘留室。登记时我把“康德”作为自己 的姓名。 过了半个多月,才有人把我叫出去问话。我本来就没有事,也不认识人,所以 无论什么问题,我的回答都是“不知道”、“没有”、“不认识”、“不是”之类, 简单明了。问话的人只好自找台阶下,嚷着: “老实点,回去好好想想……” 又过了半个多月,我被带进一间稍大的拘留室。我不知道是凶是吉,心里很气 闷,低着头在墙角坐下。屋里是些什么人,我根本不看。过了一会儿,有人也靠我 坐下,还用手臂挤了我一下。我抬头望了他一眼,发现是通知我改名字的那个青年, 马上微露笑意。 原来,他就是《大众文艺》的美术编辑沈叶沉。我的《布尔乔亚》漫画就是他 作主发表的。我的求援信也是他回的。他又将同室的难友许幸之介绍给我。许幸之 是日本留学生,在上海大学教美术。 我能在拘留室结识两个朋友,心情立刻开朗。那里不是细谈的地方,三个人很 快就分开坐了。他们被叫出去谈了几次以后,具保释放。我因为刚到上海,人地生 疏,找不到铺保,多关了一个多月。 白色恐怖在我的心里留下了深深的记忆和仇恨。 画笔当武器D有个穿长褂的陌生人带着我走出警察局大门,我们 后面还有两个持枪的警察尾随。乘车、走路、穿大街、过小巷,最后才到曹家渡一 家南货店。老板在保单上盖了章,警察拿着它走了。我还没有来得及向老板表示感 谢,就听见楼梯上的急促脚步声,还高喊“汤泽民”。 我转头大惊:“赖羽朋!” 我抱着他伤心地哭了,他当然也泪流满面。赖羽朋离开“集美”学校后就到了 上海,在上海大学读书。一次大学生集会上,他听到《布尔乔亚》漫画的作者刚到 上海就被无辜拘捕的消息。到处托人探听,才晓得“康德”就是我,于是求房东把 我保出来。 以后,我就挤住在他的小屋里。南货店老板成了我们的好朋友。我还为他画过 一幅素描人像,表示感激。 一间小房放了两张木板床。屋里堆满了各种书:文学、社会科学、杂志、讲义…… 精神食粮十分丰富,我如饥似渴地阅读。“读书乐,乐读书”,有书在手,足矣。 赖羽朋订了一份《上海报》,上面常登漫画。赖羽朋又动员我去投稿。我画了 一幅《望风而遁》,讽刺见人民大众狼狈逃窜的邪恶丑态。没过多久,赖羽朋拿着 新出版的《上海报》,上面果然刊登了那幅漫画。一股暖流涌上心头,我看到了光 明的前景。 赖羽朋有许多青年朋友,常来斗室相聚。有时天南地北闲谈,有时交换读书心 得,有时专题辩论……我总是专注地听着,从中吸取精髓。偶尔我还用刚到手的稿 费,去附近买回生煎馒头,请大家美餐一顿。 有一段时间,我的生活来源全靠漫画稿费收入。那样,当然只能节衣缩食,半 温半饱。后来,白色恐怖日渐加剧,《大众文艺》被无理查封。我失去了珍贵的精 神食粮,也失去了赖以活命的收入来源。 画报社被封 赖羽朋见我闷闷不乐,介绍我到杨树浦工厂区办的《画报》编辑部工作。没有 工薪,只供三顿饭。这份工作只能埋头苦干,不能对人谈起。我当然守口如瓶。 所谓编辑部,其实是在一间向北的小亭子间里,除了画具外,只有一张小木板 床。负责人叶坚比我大几岁,独挑全部重担。我去了以后,他才减轻了负担。 《画报》每月出版一期或两期,出版日期不定,版面只有一张小报那么大。每 期要登四五幅漫画。漫画由我完成,所宣传的是武装夺取政权。评论、报道、通讯…… 文字编排全由叶坚掌管。 最初几天,我仍住在赖羽朋家。早晚在路上奔波。后来,我和叶坚都感到往返 费时太多,也不安全。叶坚便把他自己睡的小木板床让给我。就是刮风下雨,他也 外出“打游击”。 叶坚是个好心肠的兄长,常常带些干点让我早晚填肚子,还介绍我加入CY,是 我的单线联系人。 好景不长,我们设在工厂的印刷《画报》的暗室被密探发现。工部局派警察贴 上了封条。《画报》停止出版。我失去了工作机会。叶坚立即为我在提篮桥的一条 弄堂里找到可栖身的小亭子间,要我马上搬去住。他通知我,CY联系人叫李东平。 解放后,我才发现当年的李东平是《渔光曲》导演蔡楚生的夫人,真名陈曼云。后 来,联系人又换成“老夫子”。其实他很年轻,真名叫什么,我至今不知道。 看话剧背电影 凑巧我与沈叶沉住在同一条弄堂。他已改名沈西苓,在泰东书局负责橱窗装饰。 沈曾留学日本攻读图案专业,似乎学以致用,我却感到大材小用。因为他在日本时 还到有名的筑地小剧场实习过。他早把自己列入电影编导行列,只是等候机会上戏。 沈西苓总是拉着我同去大道剧社看苏始排话剧。苏怡是大道剧社剧务部长兼导 演,湖南省麻阳县人,比我整整大十岁。见我好学,便对我侃侃而谈。听他谈话时 我非常专注,有时还写上几笔。他待我亲如兄长。 苏怡在排练时,极富灵感,即兴冒出的火花让人叹服。有时,反应慢一点的演 员不能马上领悟,他会耐心阐明含义。所有的人都亲切地称他“苏伯”。 我们相识在排练棚,相助在危难中。我们的友谊称得上肝胆相照。他多次向我 伸出热情的双手,我之所以能迅速走进影人队伍,很大原因是他和沈西苓的鼎力襄 助。 除了看排练话剧,沈西苓又约我同进电影院。那时,上海已有好几处外国资本 家操办的电影院,票价都很贵,我们没有经济能力进去看。提篮桥的虹口大戏院, 建立于本世纪初,是西班牙商人用剥削中国老百姓的血汗钱建造起来的,偷工减料, 设备简陋,票价比别的电影院低。当时规定,买一张门票可以不出电影院连看几场。 我和沈西苓总是带着干粮进去,从第一场看到最后一场。长达十几小时反复看一部 影片,对于我们人门极有帮助。 我们总是把一部影片的镜头结构、转场方法、场景设计、对话内容、字幕处理、 音乐起止、人物刻画……背得滚瓜烂熟,然后交换心得。 “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不断地看电影、背电影,我对电影有 了初步了解。 普罗美术 许幸之和沈西苓计划成立时代美术社,他们邀我当发起人之一。这样,我有了 更多的机会了解不同的美术观点,了解世界美术流派。增加理论知识,进而用以指 导实践,有助于创作富有时代气息的好作品。 时代美术社社员在北四川路一家小咖啡馆碰过好几次头。大家都赞成许幸之和 沈西苓提倡的“普罗美术”(即普罗列塔利亚美术——无产阶级美术),强调美术 作品要表现劳动者,美术家要为劳动大众服务。 时代美术社成立后,还举办了一次苏联美术图片展览。开幕那天,到了许多青 年学生和美术界的朋友。他们都是业余美术爱好者。大家边看图片边交谈。有时两 个人的问答变成了十来个人的集体讨论。学术空气很浓。 鲁迅先生看了展览后,对我们的活动充分肯定,高度评价。许多追求进步的青 年,希望从中汲取精神养料。许幸之趁势又开办了“小小美术讲座”。报名听课的 人很多。我要求系统听讲,许幸之高兴地说: “来吧,我免收你的学费。” 我上课时特别专心,课后认真完成作业,自觉进步极快。记得我的一幅木炭人 体画,许幸之特别赏识。他是受过高等美术教育的,他对我的器重,使我追求艺术 的信心倍增。 我办广告社 我的CY联系人“老夫子”经常拿些宣传提纲要我定时绘成图画。我对他说: “你帮助我开家广告公司,对外承接业务,对内画自己的东西。” “老夫子”是位思想活跃的人物,当然支持。可是,钱从哪里来? 想来想去,我只好去向大道剧社老板开口。听完我办广告公司的想法,他满口 答应借钱给我。我把钱如数交在“老夫子”手里。他在老靶子路上租到一间两楼面 街的屋子,又在楼下挂块牌子。广告公司算开张了。 我一个人忙不过来,想到叶坚离开时带我去过司徒慧敏家。他曾亲口对我说有 事可以找他商量。征得“老夫子”同意,不但司徒慧敏请到了,而且能写会画的朱 光也来了。朱光的毛笔字非常漂亮。 我们的业务开展得顺利。附近的药店、商场、百货铺、书屋,都找我们布置。 甚至工人读物,也要我们帮助设计封面、画插图。柯灵(当时叫高季琳)就有本书 是我设计完成的。 司徒慧敏的母亲很喜欢我,常叫司徒带我去她家改善生活。我也把老人当自己 母亲敬重。我和司徒成了极亲密的朋友。我工作忙,没有时间去他家吃饭,司徒的 妻子邓雪琼总是烧了好小菜,亲自送到广告公司楼上。 田汉惜用写字台 有个阴沉沉的傍晚,苏怡匆匆赶到我们楼上。进门就说: “你把台子收拾一下,田老大今晚要在这里写东西。” 一会儿,田汉先生到了。我第一次见到他。他没有多说话,只是和我紧紧握手, 表示信得过自己人。田汉把挟来的一个厚纸包打开,里面是一块钢板、一盒蜡纸、 一支铁笔。他整整一个晚上没有停过刻写。我也没有睡觉。 第二天清晨,他收拾好东西准备离开。我取出几块干点,冲了一杯糖水请他填 肚。他风趣地说:“肚皮正在唱空城计。”一口气喝完了糖水,干点拿在手里边走 边吃。时间对他,太宝贵了。 几天后,苏怡才对我说: “那晚田汉刻的是《钟声》剧本。边印边分发给大家,晚上就在一所大学里演 出。” 田汉比我年长12岁,当时已是知名文人。他创作的刻苦,使我受到极大教益。 相比之下,一表人才的朱光,在我心中留下的印象就不那么“闪光”。 朱光惜钱不还 朱光只比我大四五岁,一表人才,有学问,有主见,待人接物潇洒老练,我十 分崇敬他。只是他有个习惯,我很不喜欢。朱光经常开口向我借钱,光借不还,而 且再借时从不提前欠。我性格的一个特点是能容忍。他不提,我也视作他从未借过 钱,甚至从不在司徒慧敏和“老夫子”面前提起。 他每次开口,我都如数给他。日子久了,我也算不清他到底借了多少钱。 不知是哪一天,朱光招呼也不打,就不来工作了。以后,朱光在我记忆中除了 “借钱不还”以外,别的印象都淡薄了。 转眼,三十多年过去了,中国大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朱光在什么地方, 我一无所知。1960年夏,那正是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我家楼下驶来一辆漂亮的小轿 车。下来的正是朱光。他走进我家,洒脱不减当年,而且更有风度。原来,他不辞 而别去了苏区,又辗转到延安。解放后任广州市市长、广东省副省长等要职。因公 来上海,特地安排几个钟头时间见见青年时的挚友。他亲自用车来接我和我妻子。 赵丹夫妇和郑君里夫妇是自己去的。 席间,朱光举杯严肃地说: “从前,我向晓丹借过许多钱,现在记不清,也还不清了。就用这杯酒聊表我 还债的心意。”说罢,他一饮而尽。 他的话简单,分量重。这时,我感到欣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