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二度出山 1.“法统重光” 1917年8月28日,黎元洪离京赴津,回到英租界内的私宅。从此息影津门达五年 之久。当然,段祺瑞仍对黎元洪怀有戒心,密令曹锟就近监视黎的行止。南方护法 军政府成立后,因有迎黎南下的表示,段又于9月中旬派王士珍赴津迎黎返京。黎元 洪知道这仍是段对自己放心不下,就再次向段保证绝不从事政治活动,杜门谢客, 既不返京也不离津。1918年初,冯国璋两次派人接黎返京,黎以厌倦政治为辞谢绝。 [注] 关于黎元洪在天津的情况,其子黎绍基曾这样描述: 他辞去总统职务后,立即来到天津。在天津,他有一处带有美丽花园 的住宅。现在,没有什么事来打扰他了。他唯一的工作就是在花园散步和 看着园丁浇花——这对他来说是一个真正的乐趣。每天他早上起来便锻炼 身体,然后洗个澡,8点进早餐,而在早餐之后,他挑选一些报纸随意浏览。 当时,中国的政治局势一再恶化,当他从报纸上看到一些令人懊丧的消息 时,便以练习写毛笔字,来排除他心中的烦恼。 他12点进午餐,饭后睡个午觉,这对他来说非常有益。他很高兴人们 到家里来看望他,不过他不欢迎那些有政治企图的人。因此,他的一些老 朋友常来访问他。并经常畅谈到晚饭时分。晚饭后,他便把家里人召集到 客厅里聊天,除谈一些有兴趣的新闻外,多是家长里短。而且,他很喜欢 在这时听留声机,作为消遣。他还有早睡的习惯,经常是在晚9点时,他便 回到寝室入睡了。 他在天津一共住了5年,这也是他最美好的时刻。因为他确实享受了生 活的乐趣。由于长期的休息和各种锻炼,他恢复了健康。当他感到精神稍 差时,便在早晨骑马出游。在花园里,他有一个自建的网球场,并经常在 下午打上1小时的网球。当冬天到来时,就将网球场改为滑冰场,把打网球 的时间改为溜冰了。有时晚上他还喜欢去听戏或看电影,因为他愿意有更 多的时间同老百姓在一起。[注] 另据黎元洪的外孙女徐世敏回忆: 黎元洪引退居津期间,常常反思自己的从政生涯,他当副总统时,因 对袁“矢志共和”的谎言认识不清,上过袁的当;任大总统时,又因段祺 瑞独断专行,咄咄逼人而吃过不少苦头。每当他回忆起这些往事,感到从 政如在瞬息万变的惊涛骇浪中行船,搞不好就会船覆人亡,心中尚存余悸, 故他引退后,连北洋政府每月致送的1000元公费都坚辞不收,唯恐再卷入 政治漩涡[注]。 在息影津门的这段岁月中,政治上失意的黎元洪在经济上却春风得意。由于第 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主要帝国主义国家忙于战场上的厮杀,放松了对中国的经济侵 略,使中国的实业发展得到了一个不可多得的机会。企业的丰厚利润,吸引了在政 治上蹭蹬困顿的黎元洪的注意力。在政治频遭打击的情况下,他将兴趣转向实业投 资。幽居瀛台的两年里,黎元洪曾向山东枣庄的中兴煤矿公司投资60万元,对北洋 贸易银行、汉口第一纺织公司也有投资。而在这五年中,黎投资的企业有20多家, 包括矿山、银行、工厂等,投资实业成为他在天津的主要活动。大量的投资带来的 巨额股息花红,使他不但能维持豪华靡费的欧美式生活的开销,还有节余用来继续 扩大投资。 黎元洪在天津杜门谢客、不问政治,但是政治却不肯放过这位政坛上有机缘却 无实力、有野心却少权谋的政客。1922年,变幻的政治风云又一次把黎元洪推向了 政治的前台。 在黎元洪蛰居天津的这段时间里,中国政局又如走马灯般地转了几个回合。张 勋复辟失败后,在段、冯合作的体制下,北京政府重新组成。但是实际权力掌握在 以段为首的皖系手中。由于国会已解散,对德参战正式宣布。段祺瑞以参战为名义 向日本大量借款,编练参战军,企图以武力统一全国。致使日本的在华侵略势力大 为扩张,攫夺了更多的权益。 由于北京政府拒不恢复约法和国会,以孙中山为代表的国民党人和西南地方军 阀势力发动了护法运动,在广州建立了护法军政府。但是西南地方军阀并不真正支 持孙中山的护法主张,与孙中山同床异梦,而与直系军阀暗道声息。由于屡遭排斥, 孙中山于1918年5月愤而辞职。护法陷于停顿。西南数省以军政府和非常国会的形式 维持着实际上的独立地位。1920年直皖战争爆发后,孙中山发动了第二次护法斗争, 命令党人陈炯明率驻闽粤军回粤,驱逐了桂系,军政府于是年10月解散。1921年4月, 在孙中山的主持下,非常国会决议在广州设立中华民国正式政府,选举孙中山为非 常大总统,仍以护法为号召,反对北洋军阀操纵下的北京政府。 北京政府在组成后不久也产生分化。冯国璋为首的直系与段祺瑞为首的皖系之 间矛盾日益尖锐。段自恃实力雄厚,主张武力统一,乘机削弱直系;冯不愿皖系势 力扩张,提出“和平混一”来标新立异,对段的政策常搞一些掣肘式的动作。皖系 以日本为后台,直系拉英美为奥援,双方明争暗斗,形成新一轮的府院之争。段曾 在1917年11月被迫辞职,但在其它皖系军阀的支持下又再度登台。1918年10月,皖 系利用自己一手包办的“安福国会”将冯国璋赶下台,“选举”了北洋元老徐世昌 为总统。为了平衡与直系的关系,徐世昌上台后,段祺瑞辞去国务总理职务,但仍 以参战督办的身份控制着北京政府。 1918年12月,冯国璋病死,直系的两员悍将、直隶督军曹锟和第三师师长吴佩 孚成了直系的新领袖。直皖矛盾继续恶化,终于在1920年7月兵戎相见。直系与奉系 联合将皖系击败,段祺瑞通电下野。直奉两系军阀共同控制了北京政府。然而直奉 之间也好景不长,双方都想用自己的傀儡组阁,排斥对方,因而矛盾迅速激化。19 22年4月,直奉间也恶战一场,结果奉系败北,退回关外自保。这时的直系由于打败 了皖、奉两大军阀,实力大增,大有不可一世之慨。曹锟与吴佩孚以直鲁鄂豫四省 正、副经略使的名义一驻保定,一驻洛阳,发号施令、呼风唤雨,一手控制了北京 政府。 直系此时的气焰如日中天,曹、吴两人的政治野心也如吹气球一般迅速膨胀。 他们已不满足于在幕后把持,一心要直接走上前台,建立一个以直系头目为最高统 治者的一统南北的中央政府。早在1918年吴佩孚即有过取消南北政府、另立中央政 权的想法,此后,他又通电主张召开国民大会,发起召集过国是会议,但都由于奉 系和其它北方军阀的格阻,不能成为事实。直奉战后,奉系虽然无力掣肘,但直系 还难以马上实现这种野心。因为这时在中央,还有一个大总统徐世昌,在西南则有 国民党人和地方军阀势力,奉系在关外也保有实力。这些都是制约着直系的力量。 其中,徐世昌并不为直系所重视,这倒不完全是因为徐是个光杆总统,主要的还在 于直系对徐早已深恶痛绝。徐本是皖系所扶植,用来排斥冯国璋。皖系倒台,徐又 靠直奉争斗而维持他的地位,暗中倾向奉系,因而奉系失败,直系倒徐势在必行。 但直系却不能无视西南、奉系及国民党人的意见。直系在北方能控制的地盘只有十 余省,在这个基础上还没有办法建立起一个一统南北、由直系直接掌握的中央政府 来。在这种情况下,吴佩孚决定另辟蹊径,曲线作业,先搞一种过渡形式,这就是 “恢复法统。” 为直系献上这一锦囊妙计的是旧国会众议院议长吴景濂。吴在直奉之战前曾以 此策游说奉系张作霖,要张打出“恢复法统”的旗号来促进南北统一。张被说动了 心,曾提出过召开统一会议,商讨恢复旧国会、改造政局。奉系失败后,吴又通过 他的表兄、属直系的二十三师师长王承斌的介绍与直系特别是吴佩孚拉上了关系, 并将“恢复法统”的主张向吴兜售。吴听后非常欣赏,因为徐世昌本为安福国会所 产出,恢复法统,徐世昌只能下台走人;南方诸省及国民党人以护法相号召,法统 恢复,自然也失去立命安身的依据;如同当年皖段“再造共和”一样,曹、吴恢复 民国统绪,不但可博得人心舆论,被恢复的旧国会与复职的黎元洪也一定对直系感 恩戴德,不愁不为直系的工具。因此,“恢复法统”真有一石三鸟之效。与此同时, 黎元洪的亲信金永炎、哈汉章,研究系梁启超、熊希龄,旧国会参议院议长王家襄 等人透过各种渠道向直系游说,怂恿吴佩孚用“恢复法统”的方式统一全国,吴意 遂决。 1922年5月10日,吴佩孚与吴景濂、王家襄及曹锟的策士在保定开会商讨恢复法 统的步骤与办法。最后一致同意恢复旧国会,拥黎元洪复职,然后利用国会将曹锟 选为总统,与会者都认为如此步骤名正言顺,对直系非常有利。会后,吴即有密电 征求北方各省意见,马上得到直系控制的江苏、山东、湖北三省的响应。15日,直 系的长江上游总司令兼第二师师长的孙传芳通电,直接提出“统一之归宿,当以恢 复法统为捷径,……应请黄陂复位,召集六年旧国会。”孙传芳这时在直系中还属 于二、三流角色;但他揣出了曹锟与吴佩孚的用意,因而先放一炮,以争得头功。 孙传芳这一投石问路式的通电发出后,曹、吴就公开登台了。为了表现得更为自然, 19日,曹、吴领衔,其它直系军阀列名发出了一个征求解决时局问题的通电。电文 说:“个兹国内名贤耆德学人志士,说言至论,日有所闻,或主张召集六年国会及 召集第三届国会以维法统,或提倡国民自由会议,以征民意,以至国会制宪,联省 自治,各种建议,凡有起疴之神功,皆为救时之良药。……棍等分属军人,身为国 民,有卫国保民之职责,对于国家大事,惟有服从民意。…位候教言,俾资圭桌。” 虽然曹、吴列出几种主张,并摆出一种广征博收的态度,但与此电呼应的直系大小 军阀却不约而同地赞成其中的一条,即恢复法统,召集旧国会。一批社会名流也附 和直系的主张。28日,孙传芳又放一炮,通电吁请孙中山与徐世昌同时退职,将曹、 吴要说的话说出。29日,江苏督军齐燮元也发表通电,直接要徐世昌“慷慨宣言, 功成身退。”[注] 徐世昌在奉系败绩后,就已深知前景不妙。他与冯国璋关系不坏,但与直系的 两个后起之秀却不融洽。徐世昌被安福国会选为总统后,曹锟有意染指副总统一席, 但未能如愿,其中障碍者就有徐世昌,曹对徐因此而衔恨。吴佩孚在徐当选为总统 后,曾致电徐,反对徐出任总统,甚至说徐“若曲从除却西南五省之劝电,勉为就 职,则民国分裂,乃由公始。”[注]此后对徐也不大恭敬。吴佩孚几次关于改造政 局的主张,都含有排徐的内容。徐世昌的地位本来建立在军阀势力的平衡之上,现 在平衡打破,直系又冷眼相对,徐岂能不知。他曾想搞一个缓兵之计,派人向曹锟 疏通,表示赞同提前召集新国会,选曹为总统,在此之前自己愿居虚名,一切政务 均听命干直系。为了表示出言行如一,5月下旬,徐又按照直系的意见任命了几名军 政高级官员。但是直系对这个圆滑的老政客已彻底失去了兴趣,徐愿意甘当傀儡总 统,然而直系认为黎元洪比徐更有愧儡性。更为合适。面对直系军阀已经摊牌的局 面,徐只好于5月3且日通电表态说:“阅孙传芳勘电,所陈忠言快论,实获我心。…… 一有合宜办法,便即束身而退,决无希恋。”[注]徐世昌以为虽然话已说出,但各 督军间文电往来总需时间,找出“合宜办法”也要费一番周折,因此还有时间设法 运筹。不料王家襄、吴景濂等一批在京、津的旧国会议员早已等不耐烦,徐通电的 次日即通告全国,宣称“徐世昌之伪大总统,既系选自非法大总统选举会,显属篡 窃行为,应即宣告无效。自今日始,应由国会完全行使职权,再由合法大总统依法 组织政府。”这份通电对徐简直毫不留余地,不仅称徐是“伪大总统”,而且说他 “窃位数年,祸国殃民,障碍统一,不忠共和,黩贷营私,种种罪恶,举国痛心, 更无俟同人等一一列举也。”[注]这份檄文式的通电对徐不啻当头一棒。然而不等 到徐缓过神来、吴佩孚又打来了第二棒。6月1日上午,吴的参谋长李济臣打电话给 吴派驻北京的代表钱宗泽说:“徐世昌勾结曹(汝霖)、陆(宗舆),在府捣鬼, 你何以一点也不知道?吴大帅很生气,已返洛阳准备一切,将来一定要把徐世昌请 走,你赶快注意这件事。”钱宗泽听说吴佩孚发了火,又伯又急,以为马上要驱走 徐世昌,就连忙接通总统府的电话,找到秘书长吴发孙说:“吴大帅有电话来,请 徐世昌赶快腾总统府。”[注]这时徐才感到等不到什么“合宜办法”了,只有赶紧 辞职才最“合宜”。6月2日,徐通电辞职,下令由国务院摄行总统职务。在电文中, 徐也发泄了一通不满与“委屈”:“鄙人不过为国家服务之一人,比年以还,劳精 疲神,茹辛忍辱,调和群才,而不象相谅;遇身退让,而犹以为争;不私一财,不 私一人,而疑为虚伪。既已艰苦之备尝,夫何权位之足恋。从兹隐处林泉,不复再 问世事。”2日下午,徐即离开北京去天津。 据说直系驱徐原本没有打算这样快地进行,但一经动作,只能接着干下去。2日 当天,直系将领在保定曹锟的花园中讨论办法,决定了四条:一、恢复临时约法与 旧国会。二、请黎元洪出山,补足未满的83天任期。三、国会恢复后一面制宪,一 面办理总统选举。四、于本年10月10日前颁布宪法与选新总统两事同时举行。会后, 即由曹、吴领衔,直系军阀17人发表冬电,表示诩戴黎元洪,要黎“应即依法复位, 以奠邦家。”吴佩孚也另有冬电请黎复职,并赞同召集旧国会。在6月初的几天里, 大小军阀及政客们函电交驰,纷纷对黎元洪表示拥戴,间或劝孙中山罢兵下野。在 这些电文中,黎被说成是“理万机而万民有赖,柄四时而四海无虞”、“重华日月、 慰望苍生”式的救世主。[注]五年前被北洋军阀打入冷宫的黎元洪骤然间又身价百 倍,成了国家安危所系的人望了。 如同辛亥和民国五年的发迹一样,黎元洪对这一次的因缘时会也没有思想准备。 在津五年中,他不问政事,以读书与书法自娱,精力集于投资实业,不曾想到“好 运”又一次光顾到他身上,但他的策士们却早已不甘寂寞,为其出山而多方奔走。 直奉交恶后,金永炎、哈汉章等人经常到洛阳活动,直奉战后,又与吴景濂、王家 襄等人一起,向曹、吴推销“恢复法统”的政治策略。此后,迎黎复职和恢复法统 的声浪一日高过一日,黎的左右认为出头有望,兴高采烈自不待言,黎也不得不正 视这个问题。但鉴于民五出任大总统时的痛苦教训,他对是否出山心存犹疑,也知 道直系拉自己出来是为曹锟作缓冲,因而6月2日王家襄。吴景濂赴黎宅劝驾时,黎 说:“你们选举曹锟为总统,事情就好办得多。”[注]稍后,又有曹、吴派来的代 表熊炳琦、李济臣与国务院的代表、交通总长高恩洪来到黎宅,敦促黎离津赴任。 在这些人如簧巧舌的鼓动下,黎元洪的名利心又被激活,最后同意出山。 在直系军阀一片拥戴声浪中,黎元洪好不容易下了复出的决心,但不料第二天 就收到两封泼冷水的电报。一封发自皖系军阀、浙江督军卢永祥,另一封则发自黎 的密友章太炎。卢的电报说:“约法上只有因故去职及不能视事二语,并无辞职条 件。则当日黄陂辞职,自不生法律问题。河间(冯国璋)为旧国会选举之合法副总 统,则依法代理应至本任期满为止,毫无疑义。大总统选举法规定任期五年,河间 代理期满,即是黄陂法定任期终了。在法律上成为公民,早已无位可复。强而行之,…… 适陷于非法。”电文还别有用意地说:“伪造民意者,既覆辙相寻,囗法自便者, 亦屡试不售。……设明知陷井而蹈之,于卫国则不仁,于自卫则不智。”“临崖勒 马,犹有坦途,倘陷深渊,驷追曷及。”最后卢永祥又忿慨地表示:“永祥等当视 力之所及,以尽国民自卫之天职,决不忍坐视四万万人民共有之国家,作少数人之 孤注也。”[注]章太炎的电报与卢永祥立意不同,卢是从根本上反对黎复出,而章 则认为复出的时与地不当,章的电文很简略,只是说:“我公复位有期,薄海欣心, 而所忧亦在此。将帅过骄,难为其上,公于段阁,已有前车,宜于金陵、武昌择地 复职,切勿罢系北京,自同囚铜。”但章以为言犹未尽,又作密书一封致黎,信中 为黎元洪设计了两种复出办法,其一,先不应允复出,拿直系一把。按章的分析, 直系有直接登台之意,但资格尚浅,又不得西南支持,因而要借黎铺平道路,所以 是“彼方有求于公,而公无求于彼。”徐世昌下台,北京处于无政府状态,一、二 月后,必生乱机,待到政局弊端丛生、势有不支时,黎再“勉起就之”,直系就会 折杀骄悍之气,不再跋扈。其二,在武汉就职,内树孙传芳,外调川湘之师入卫, 背靠西南诸省,这样则根本不摇,“吴佩孚未必不沮之”,“彼方有急,亦无若公 何。”黎应以去就相争,直系若不应允在武汉复职就不答应出山。最后章也警告黎, 如果不用上述两策,仓猝在京复职,将来的祸患,不可胜言,这种滋味,“公于五 年前曾饱尝之”,不必细说了。[注]两封电报,一从敌对的立场加以反对,一从友 情的角度进行劝说,使黎的头脑略有清醒,感到事情并不简单也不很乐观。抛开法 理上能否复位这一大难题不论,仅章太炎提醒他的军阀的骄横跋扈一点,就足以使 黎感到胆战心惊。这两瓢冷水浇过后,黎于当日即发通电说:“元洪自引咎辞职, 蛰处数年,思过不逞,敢有他念,以速官谤。果使摩顶放踵,可利天下,犹可解说, 乃才辁力薄,自觉弗胜,诸公又何爱焉。前车已覆,来日大难,大位之推,如临冰 谷。谨掬诚相,谅荷鉴原。”[注]是为江电。 直系推出黎元洪,是打算“挟天子以令诸侯”,现在天子要打退堂鼓,直系认 为有破坏计划的危险,又发动了一轮新的推戴与劝进。6月4日,即有曹锟、吴佩孚、 萧耀南、刘承恩、田中玉、齐燮元、王瑚、许世英、王怀庆、济南总商会等五团体 等军政长官及团体致电黎元洪,要黎“俯仰遁荒,勉从劝进,惠兹黔首,还我白宫”, “返辔首都,与天下更始。”曹、吴的代表、旧国会议员多人齐集黎宅,敦劝不已, 国务院也派出专人往津劝说,黎宅如同陷入包围之中,宅外车水马龙,冠盖云集, 宅内人头攒动,哓哓不休。 黎虽发出江电,但内心并不坚定,他曾对人说:“我也是民国国民之一,既然 大家出于爱国热忱,力劝我复出,我岂能继续蛰处隐居下去,只好为民国牺牲我个 人的前途了。”[注]因而在各方的劝说下,态度又由消极转向积极。黎的左右诸人 均是复出的积极鼓动者,但有人认为应先向军阀们提出条件,等答应后再出山,也 有人主张先出山,等出山后再提条件。由于有章太炎的提醒,黎觉得还是先提条件 为好,因为此时正是章所说的“彼方有求于公,而公无求于彼”的时刻,而且提出 条件后,即使直系不肯接受,自己也能博得舆论与民意的同情,为日后上台打下一 个好的基础。但这个条件必须符合多数国民的心理。经过与策士。幕僚们的一番讨 论之后,黎决定打出“废督裁兵”这张牌。以此作为复出的条件。 6月6日,黎元洪在宅邸举行谈话会,参加者有曹吴的代表、各团体代表和旧国 会两院议长及若干议员。黎在几句开场白后拿出一份电稿让众人传阅,然后说道: “今天我已将这份电报发出,这便是我对时局的具体主张。我是否复出,关键就在 我的主张能不能实行。诸位可将我的主张转达给各省区的长官和国民。如果认为我 的主张错误,无法实行,那么今天我与诸位的畅谈也就是我们最后一次晤面。我从 此决不再问国事。” 这份电稿就是轰动一时的鱼电,由饶汉祥起草,洋洋洒洒三千四百余字。鱼电 先叙述了各方面敦促黎复出的情况,说明黎所以未能应允,是因为黎自己觉得对国 会负疚已深,当年迫不得已“改选”国会,事后黎引咎避位,昭告国人,同时也是 向国会谢罪。而今即使国会诸人能谅其苦衷,但黎自己仍愧痛于心。众人推戴黎复 出,认为黎能统一南北,但十年来兵连祸结,如果认为恢复法统即可立销兵氛,永 杜争端,三尺高的童稚也难以相信。而症结就在于督军制。电文接着归纳了督军制 的五大害:其一是兵额过大,结果是无人不兵,无兵不匪,召集则聚匪成兵,遣散 则兵变为匪。其二是督军拥兵为雄,搜刮民财,截留国赋,造成府库空虚,市廛萧 索。其三,督军们连年争战,各为雄长,茶毒百姓,侵夺邻封。其四,滥用威权, 于涉政治,囊括赋税,位置私人,破坏了民治原则。其五,破坏政党政治。因督军 权重,政党往往以督军为后盾,督军也时时借政党以自固,使政潮迭起,国无宁日。 电文表示:“今日国家危亡,已迫眉睫,非即行废督,无以自存。”黎最后说: 督军诸公如果力求统一,即请俯听刍言,立释兵柄,上至巡阅,下至 护军,皆刻日解职,待元洪于都门之下,共筹国是。微特变形易貌之总司 令不能留存,即欲划分军区,扩充疆域,变形易貌之巡阅使,尤当杜绝。 国会及地方团体,如必欲敦促元洪,亦请先以诚恳之心,为民请命,劝告 各督,先令实行。果能各省一致,迅行结束,通告国人,元洪当不避艰险, 不计期间,从督军后,慨然入都,且愿请国会诸公,绳以从前解散之罪, 以为异口违法者戒,……白河明月,实式凭之。废不能遍,图不能尽,腼 然出山,神所弗福。[注] 民国元年黎元洪提出过军民分治的主张,曾轰动一时,这个鱼电也产生了类似 的效应,因为多年来的军阀混战,使得民不聊生,所以废督裁兵符合当时社会的一 般心理,颇受欢迎。1916年黎任总统时,也曾提出过相类似的建议,但没有提及督 军制度的存废,而鱼电则表示不仅要废除督军制度,而且还不许督军制度以巡阅使、 总司令等名义“变形易貌”地存在。对军阀穷兵黩武、祸国殃民罪行的揭露也很尖 刻。如果不事苛求,不作诛心之论的话,可以说经过政坛上的风风雨雨,黎的认识 有了提高,意识有所进步,并不仅仅是沽名钓誉。但是,把这一要求向督军们提出, 要这些无法无天的军阀自动解职裁兵,实在是看错了对象,与虎谋皮。黎曾打算以 去就相争,可是军阀何曾把他的去就放在眼中,况且黎最后又失去了以去就相争的 勇气。所以鱼电的最终结果不问可知。 鱼电发后,黎以为开罪了军阀,复出一事或可中止。他打电话给张国淦说: “废督裁兵的电报已发出,做不到这一步我就不就任,事情僵在这里,恐怕不能出 来了。”直系的曹、吴不曾料到看起来柔暗木讷的黎元洪还有这样一手,很是气愤。 曹锟本来想不用过渡,一步就跨到总统的位子上,经吴佩孚劝说后才同意迎黎,此 时见黎的要价也不低,便愤愤地说:“什么话!做现成的总统还要向别人提条件! 我们捧他上台,他却叫我们下台!”曹的左右大骂黎忘恩负义,不是东西。吴佩孚 在保定对黎的亲信金永炎说得更不客气:“黄陂如果再要装腔作势,我就无能为力 了。你回到天津后,请他说一句痛快话!”不过这时直系捧黎已势成骑虎,无法改 弦易辙,黎的鱼电又得到舆论的支持,不便公开反对,曹、吴只好于6月7日通电表 示:“废督裁兵,锟、孚愿为首倡。”直系的其它军阀也随之表态,河南督军冯玉 祥电称“废督请自够始”,江西督军陈光远说他首先解职,“一面克日收束军署各 事,一面暂以个人名义维系军心。”山东督军田中玉。陕西督军刘镇华、湖北督军 萧耀南、江苏督军齐燮元等人也都来电表示听命于黎。 这种不曾有过的军阀俯首帖耳的局面令黎元洪兴奋。他相信确是军阀有求于他, 还想在进一步把事情彻底敲定,所以又补发了一个电报,说“救国大计,非可徒作 空言,若公等无切实表示,不即日全体解去兵柄,则元洪不能冒昧来京。”曹、吴 派出的代表熊炳琦、李济臣在黎宅恳请黎入京就职,说到激动处,竟跪地哀求,稍 后赶来劝驾的王承斌也加入“跪请团”,搞得黎元洪一时不知所措,但仍不肯明确 答应。成了僵局。曹锟又气又恼,曹的亲信提出,干脆踢开这个不知进退的黎大笤, 自己干,直接进京当临时总统。或者建立一个行政委员会作为过渡机关,然后再把 大帅推上去。但吴佩孚不同意,他认为只有推出旧国会和旧总统,才能拆南方政府 的台,一统南北。曹被说服,又派出黎元洪在天津水师学堂时的同学吴毓麟去劝说。 吴对黎说:“曹大帅诚心诚意地请大总统出来,已有电话告诉我,说他首先愿意废 督裁兵。”说罢从口袋里掏出两张名片和笔,用英文写上“曹锟首先废督裁兵”, 下面签上“曹锟代表吴毓麟”几个字,递给黎元洪说:“请总统也签上自己的名字。 两张名片,我们各执一张,作为大帅废督裁兵的保证。”[注]几天来,黎的策士颇 不满黎的固执,多方劝说黎要适可而止,不应放过这一千载难逢的机会,一旦因废 督裁兵而将支持复职的军阀吓跑,机会就不会有第二次。黎也觉得自己的主张已博 得社会的同情,而且也稍杀了督军们的骄横之气,曹、吴及其它直系军阀已经有了 态度,自己从副总统到民五继任总统,都不曾有过如此风光与体面,况且废督裁兵 也不是朝夕之事,所以立场已经软化,恰好10日金永炎从保定回津,将吴佩孚的态 度告诉,印证了策士们的担心。黎便决定通电接受复职。10日当天,黎与金永炎、 饶汉祥诸人商议后,发出复职通电:“顷接曹、吴两巡阅使、齐督军、冯督军、阎 督军、萧督军等先后来电,均表赞同(指鱼电内容),曹、吴两使且于阳日通电, 首愿施行,为各省倡。……元洪忧患余生,得闻福音,剥尽复亨,喜极以泣,当为 全国遗黎顿首拜赐。……谨于本月十一日先行入都,暂行大总统职权,维持秩序。 一面恢复国会、刻期齐集。当此议员陆续入京之日,为督军从容解职之时。……如 其国会开幕,现状依然,他日解决总统问题,无论复任男选,元洪皆当力践前誓, 揖让后贤,息垠有盟,菟裘无恙,国人亦当怜此暮齿,放之海滨,不忍值国家浩劫 之时,张胥论以俱尽也。”[注] 6月11日早8时,黎元洪在王家襄、吴景濂及国务院代表周自齐、曹吴代表熊炳 琦、李济臣陪同下,登上了赴京的专列,开始了他第二次的总统生涯。 2.活受罪的傀儡 1922年6月11日11时,黎元洪来到北京,他见到东站及沿途街道上悬旗结彩,心 中自然激动一番,有一种恍如昨日的感觉。下午,即去中南海怀仁堂举行复职典礼。 典礼上,他发表了简短的演说,声称自己是由于各方敦促,不得已才暂行大总统职 权的,目的是维持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其余问题留待国会解决。然后周自齐受国 会参众两议长的委托,将总统印绶呈给黎元洪。 据时人回忆,在复职典礼上,黎元洪颇为自信和自得。当时礼堂已布置就绪, 侍从武官长唐仲寅进内室请黎出来进行典礼仪式,见黎穿着礼服戴着礼帽,在内室 中踱来踱去,时而停下来对着穿衣镜哈哈大笑。唐不禁奇怪,就问黎:“总统想起 什么事这样高兴?”黎情不自禁地说:“人家都说我是黎大苕,于今我黎大苕又坐 起天下来了。”[注]入京后,黎即发布由颜惠庆组阁的命令,因为在此前,吴佩孚 曾有“组阁为元首特权,宵人谣啄,概请摒绝”的虞电,黎在确定阁员人选时,破 天荒地没有公开征求军阀们的意见,当然也考虑了直系的喜恶,例如以谭延闿长内 务,是因为吴佩孚驻节衡阳时与谭有往来,而且吴谋南北统一,愿意有南方的重要 人物进入内阁。以董康长财政、高恩洪长交通,是因为董、高二人为吴佩孚所欣赏。 但无论如何,这次内阁的组成在形式上还是黎独断独行的,组成之后,直系军阀不 但没有指责,而且还称赞进行神速,有俾大局。这对黎是个鼓舞,于是又有一系列 命令发出:撤销民国六年六月十二日的解散国会令、撤销对孙中山的通缉令,全国 各地一律停战令等等,又电邀孙中山、陈炯明、唐绍仪、伍廷芳、熊希龄等南方人 士和社会名流来京共商大计。黎就职后,奉系派代表来京,向黎表示赞成恢复法统。 皖系军阀卢永祥曾说黎已无职可复,“强而复之”也是个非法总统,现在的态度也 有变化,在电报上称他为“事实上总统”,[注]实际上也是承认了既成事实。西南 方面、云南唐继尧、四川刘湘、贵州袁祖铭、广东陈炯明都有电报或言论表示对黎 的拥护。这对黎更是个鼓舞。黎认为由于自己的复出,全国统一可期,总统的位子 坐得很稳。 然而,这种良好的自我感觉转瞬即逝。黎元洪很快发觉,自己“坐”的天下是 一座四外喷烟的火山,那把总统的座椅更像是一块针毡。 麻烦之一是黎复职的合法性问题。在“恢复法统”的主张刚提出时,就已有人 指出黎已无位可复,在法律上没有根据。黎的策士们多方考求,也得不出一个令人 信服的理由来。拥黎派的张耀曾提出一种解释,他说大总统选举法规定的“大总统 因故不能执行职务,由副总统代理”一条中的“回故不能”必须是总统自身有故, 譬如生病,还必须是总统自动,而不是别人逼迫,所以黎在1917年7月辞职不应视为 “因故不能执行职务”,也就不算在法律上辞职,只能算事实上的离职,而冯国璋 的代理也是事实上的代理而不是法律上的代理,也就不具有法律的效力,所以,黎 不仅应复位,而11还有一年零三个月的任期。[注]这种诡辩式的解释连黎自己都觉 得底气不足,因而在入京前他另发一电说:“法律问题,应由国会解释,俟国会开 会,听候解决。”[注]可是国会有国会的麻烦、1917年6月国会被解散后,孙中山号 召国会议员南下,组织召开非常国会,但有不少议员滞留津、沪,意存观望,也有 的人干脆投靠皖系,当了安福国会的议员或段祺瑞政府的官员、由于不足法定人数, 1919年非常国会将不到会的议员除名,由各省递补了人选。这样国会就有了两个版 本:民六国会和民八国会。直系支持并要恢复的是民六国会,但民八国会议员认为 他们才是法统的正宗,不承认民六国会的合法性。1922年8月1日国会复会后,民八 增补的议员被拒绝参加,遂在上海、北京等地发动力争“正统”的活动。8月30日, 一批民八增补议员竟然闯入议场,对议长老拳相向。国会自身的合法问题尚在混沌 之中、对黎的夏职也就拿不出一个法理的解释来。国会复会后,黎元洪曾咨请补完 1917年7月“正式辞职”的手续,他打的算盘是:“假如国会准他辞职,那就是国会 承认他的法律地位了。假如国会不准他辞职,他更是合法的总统了。假如国会不受 理,把原文退回,那又是国会自身不肯解决这个问题,他仍旧可做他的总统了。” [注]果然咨文被退回,不过不是黎的小九九打得对,而是众议院议长吴景濂参透了 黎的玄机。这时吴已经紧紧投靠曹锟,正筹划如何将曹锟推上总统的位子,当然不 肯给黎以合法性了。 在国会之外不承认黎合法地位的也大有人在。卢永祥在13日的元电中,仍认为 他在6月3日江电中认为黎无职可复的说法是正确的,他说:“推公所以暂任事实上 之总统者,乃因中枢无主,险象环生,孤诣苦心,而为一时权宜之计”,因此他对 黎的称呼是“暂行大总统职权黎”,而不是一般所称的黎大总统。更激烈和严正的 反对则来自孙中山广东的中华民国政府。在黎元洪发表“废督裁兵”的鱼电时,孙 中山发表了对外宣言,宣布广东政府是中国事实上法律上唯一之政府,如果列强承 认“北京之新伪总统”,就是对中国内政的干涉。此后,非常国会作出决议,咨请 广东政府公开宣布黎解散国会、徐世昌窃居总统职位的毁法乱国之罪,要求政府明 令拿办,以正典刑而伸国法。非常国会还通电公布了黎元洪的三大罪状:解散国会, 是为毁法,其罪一;循张勋之请将民国大权献于清室是为叛国,其罪二;临难之时 不顾总统资格逃入引变馆避难是为辱国,其罪三。即是黎任命为阁员的一些人也不 买黎的帐。被任命为内务总长的谭延闿和教育总长的黄炎培均不就职,而且把谢绝 任命的电报打到内阁总理颜惠庆那里,明白地表示出不承认总统地位的态度。被黎 委任为参谋总长的国民党人李烈钧及黎发电欢迎、邀其北上的伍廷芳都对黎不予理 会,却通电否认黎的总统地位。黎幻想他的复出可使南北统一,事实证明已成泡影。 麻烦之二是他的“废督裁兵”的主张成了空头支票,根本无法兑现。在新任命 的颜惠庆内阁中,吴佩孚被黎任命为陆军总长,黎的小算盘是给了吴全国的兵权, 吴肯定不再留恋原来巡阅副使的职务,就等于废去了一个“变形易貌”的督军,而 且吴为陆军总长主持裁军、统辖各地废督局的军队,也不易出乱子。但吴不肯接受 这一职务,于是一切打算都成了水中捞月。吴佩孚曾于6月15日在保定召开过一次讨 论废督裁兵的会议,提出在全国设立九个军区,将全国军队编为四十个师,直隶中 央政府,但由各军区的“军区长”主持。明眼人立刻可以看出,这个军区长,实际 上就是变相的巡间使。由于与鱼电的要求抵触,黎不便接受这一主张,但此后军阀 们连这样的意见也不再提出,干脆公开反对废督裁兵了。曾拍胸脯保证要“首愿施 行、为各省倡”的曹锟和吴佩孚在黎复职后不久即致电黎元洪,一个称战事不息, 废督裁兵颇有难于着手之处,一个说废督裁兵乃百年大计,非统一全国不能进行。 原来的信誓旦旦统统抛到了九霄云外。其它大小军阀也纷纷附和,有的称积弊已久, 断难迅裁,断非“废督裁兵”四字宣言即可解决;有的称事体重大,补直目前、急 于求成反落流弊,应寻找万全之策;也有的称裁兵之后,兵化为匪,为害更巨。[注] 总之不宜实行。 形式上实行了废督的有三家。其一是江西,江西督军陈光远在6月10日就宣布解 除督军职务。但他的解职是因为广东北伐军进入江西,陈无力抵抗,无法立足,与 其被赶下台,不如自动解职,可以邀时誉,卖黎元洪一个人情。但曹锟马上保荐援 赣总司令蔡成勋继任江西督军。黎本想将江西作为废督的样本,只好求助于吴佩孚, 说希望从江西开始废督,江西军队可由蔡成勋节制,但不用督军名义。吴表示同意, 于是黎于6月15日发布命令,准陈光远辞职,由蔡成勋“督理江西军务善后事宜。” 17日又下令废除江西督军一职。这是黎最大一宗的“废督”功绩。 其二是浙江。浙江是皖系军阀卢永祥的地盘。卢于6月15日宣布废除督军,自己 以第十师师长的名义维持治安。但在第二天就有以浙江各团体名义发布的“军务善 后办法大纲”,要求有一个负责军务善后的“督办”,建议由现任督军担任。马上 浙江内的三名师长便联名推举卢永祥出任督办。因为卢永祥只承认黎为“事实上之 总统”,并不把此次废督看作是响应鱼电,所以在一6月20日宣布就任“督办”时, 又宣称自废督到合法政府成立,各行政机关均行其旧,维持原状,更不准其它方面 假借名义侵入浙江。这是一场简单的“督军变督办”的戏法。 其三是东北。在直奉战争之前,东北三省均有督军。直奉战后,奉系退回关外, 发表闭关自治宣言,奉系首领张作霖把自己的职务由奉天督军改为“东三省自治保 安总司令”,以示自治,不服从直系控制下的北京政府,吉林督军孙烈臣、黑龙江 督军吴俊升也改换头衔,称“保安副司令”。由于已没了督军这个头衔,张作霖虽 不承认北京政府,却写信给黎表示赞成废督裁兵。黎也乐得把东北划到废督裁兵的 功劳簿上,将备授给张作霖“镇威上将军”的头衔,担任“办理东三省军务善后事 宜”。黎的打算是,张作霖如果接受了这个头衔,就等于承认了他是合法总统,也 承认了北京政府,这样在名义上东北就“统一”于北京政府的辖治下,东三省也就 成为废督的首倡之区。黎的这个主意因吴佩孚的反对而打消。 上述三家情况说明,所谓的废督不过是换汤不换药。黎也知道这是自欺欺人的 把戏,又想出了一种任省长废督军的办法来实行他的主张。一些省份是督军兼任省 长,黎就下令裁去督军一职,由省长办理军务善后,如果不是兼职,就改督军为督 理军务善后事宜。对各省只派省长,不再委督军。但这个妙计很快被各省军阀看出 了底细,他们为了将来废督时自己能有退路,都打起了兼任省长的主意。即是省长 出缺,也不欢迎黎元洪委派新人。黎在复职后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曾任命过七位省 长,其中到任的只有两人,其余的都因各省团体坚决反对而告吹。这些团体的后面 就是各个军阀。所以黎的废督军委省长的计划也搁浅。督既不能废,兵又何能裁? 黎元洪作为最得意之作的废督裁兵计划终于破产。最后的结果是:“废督而督之威 权愈大,欲裁兵而兵之额愈增。[注] 在复职的合法性与废督裁兵两方面遭受的种种挫折固然让黎元洪难受又难堪, 但与在组阁等政务活动方面受到的打击相比,则又是小巫见大巫了。 黎元洪是抱着直系有求于他的想法入京的,因此他想要做一名腰杆挺直的总统。 但他没料到,直系比当年的皖系段祺瑞还跋扈,自己仍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傀儡。而 且与当年不同,那时只有皖段一个主人,现在却是一仆二主。事无巨细,不仅要听 命于直系,而且既要听从曹老帅的指示,又要遵从吴大帅的旨意。随着直系内部曹、 吴矛盾的发展,黎处境的难堪与困苦也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 颜惠庆内阁的组成虽然直系没有插手,但吴佩孚在6月13日借来京向黎祝贺之机 向黎提出以自己的秘书孙丹林担任总统府秘书长。名义上是加强治派与总统的联系, 真意却是在黎的身边布置下一个坐探。黎不敢开罪吴佩孚,当即答应。本来这一位 置拟安排饶汉祥,有此变化,一些袒饶者非常不满,向黎进言说:“吴佩孚怎么可 以干涉秘书长的安排,如果孙丹林进入府中,那么公府的什么事也瞒不住洛阳。秘 密就会泄露,太让人不放心了。”[注]黎素来耳软,听左右一鼓噪,便觉得有道理, 又把秘书长的职务给了饶汉祥。孙丹林非常恼火,马上要登车回洛阳,经高恩洪劝 阻才留下,经与颜惠庆商量,最后让孙担任内务次长。经过这一件事,黎元洪才知 道吴佩孚原来说的“内阁问题乃元首特权,某何人斯,敢行过问”的话是不算数的, 别人不能过问,他吴佩孚却非问不可。 颜惠庆内阁发布后,被列入阁员名单的好几个重要人物都不肯就职,政务无法 进行,特别是财政上几临绝境。各地军阀索饷电报,纷至沓来,由缺饷导致的兵变 频仍,连北京政府公务人员的薪水也不能发出,国务院穷于应付,黎也焦头烂额。 7月15日,陆军部七百余名被裁人员组成“索薪团”包围了国务院,黎当时正列席国 务会议,见势不妙,便行三十六计走为上,但财政总长董康却未能走脱,结果衣服 被扯破,还吃了三记耳光。由于难以支撑,颜惠庆表示无论如何也只能担任到国会 正式复会,即8月1日。黎只好另搭班底。这时黎还没有放弃南北统一的幻想,仍想 找一名南方的重要人物组阁,以促成统一,于是便想到唐绍仪。 唐本黎的旧好,辛亥南北议和时,两人就曾有往来。1916年黎首次出任大总统 时就曾任命唐绍仪为外交总长,当时黎的用意一方面在以唐调和南北,一方面作为 总理储备,准备在有机可乘时,以唐取代自己的老对头段祺瑞。但由于张勋为首的 督军团的干涉,唐未能入阁,黎也对此耿耿于怀。这次黎接受了教训,在发表前派 亲信金永炎到保、洛征求意见。金回到北京后告诉黎,曹、吴二人都表示总理由总 统指派,决不干涉,但在阁员安排上要将交通、财政、陆军三席留给高恩洪、高凌 霨、张绍曾三人。7月31日,颜惠庆辞职,由司法总长王宠惠代理总理。8月5日,黎 元洪正式发布唐绍仪组阁的命令,计总理唐绍仪,未到任前仍由王宠惠代,外交顾 维钧、内务田文烈、财政高凌霨、陆军张绍曾、海军李鼎新。司法张耀曾、教育王 宠惠、农商卢信、交通高恩洪。田文烈因内务次长孙丹林是吴佩孚的亲信,威风张 扬不易相处而不敢就职,举孙自代。高凌霨因为财政毫无办法不肯上任,唐绍仪因 摸不清直系的态度,待在广东香山原籍观望,先让他的亲信卢信入阁,投石问路。 所以这个内阁也是困难重重。不过黎认为内阁中已吸收了曹、吴推荐的人员,而且 占据的都是重要阁部,曹、吴不会不满。黎曾就这份阁员名单与公府策士们反复商 讨,还征求了国会议长吴景濂的意见。 但就在唐内阁发布刚刚两日,突然由孙丹林传来了吴佩孚发自8月6日与7日的 “麻”、“阳”两电。麻电称金永炎到洛阳与吴商量组阁事时,吴对唐绍仪“绝不 赞成”,认为如果颜惠庆一定要辞职,就用王宠惠代理总理,高凌霨仍长交通,张 绍曾长陆军,其余阁员由黎斟酌确定。李根源、张耀曾、谷钟秀三人“未便入阁”。 如果说麻电从语气上还算是规劝的话,阳电则是毫不留情的痛斥了:“适接公府歌 (5日)电,唐阁已发表。查唐主八年上海和会,世间喷有烦言,张熔西(耀曾)入 阁,妨碍川滇粤统一;卢信为金星公司交易所诈财流氓,均不可入阁。金晓峰(永 炎)来,言之再三,不意回京猝然发表,显系别有用意,何必惺惺来洛,貌为周旋! 想议员诸公洞彻大局,决不轻予通过也。”吴佩孚的突然翻脸令黎大吃一惊,简直 有点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因为吴一再宣称组阁是总统的特权,还曾责骂过那些 向他疏通,企图入阁的人“非有人肝之人,’;并说:“国事至此,政客军人,尚 营营只骛私利,真可痛也。”[注]黎不懂得,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完全从私利出 发正是一切军阀的特点。他把火气发到了吴的亲信、任内务次长的孙丹林身上,认 为是孙谋求总长一职不成,为报复而从中播弄。黎把孙丹林找到公府,劈头盖脸一 通训斥:“就是你捣的鬼!你真不愧是第二个徐树铮!”孙矢口否认,并要回洛阳 告刁状,后被人劝阻。当黎最后得知麻、阳两电均出自于吴手后,才知道,直系同 皖系一样,也是把自己作傀儡看的,他愤慨地说:“他们把我抬上来,原来是叫我 活受罪!”[注] 吴佩孚发怒,唐内阁便坍台。由于吴属意王宠惠,9月19日,黎发布王宠惠署理 内阁总理。这时,直系军阀内部曹、吴之间已有矛盾出现,时称“保洛分家”。在 直系内部,曹、吴地位虽有高下之别,但是“直皖、直奉两次战役,关系直军生死 问题,而主持一切者,尽为吴一人,曹毫不过问。”因此在战胜奉系后,吴的地位 迅速上升,在直系中已经是举足轻重的实力派角色。吴的称呼也由原来的“大将军” 变成了与曹锟一样的“大帅”。吴和曹虽然都打算利用黎元洪为过渡,造成直系的 一统天下,但两人的政略又有不同。吴主张多利用黎一段时间,待实现南北统一后, 再将曹锟推为总统。在统一与选举总统之间,吴更关心的是统一。曹锟对吴佩孚地 位、权势和声望的迅速升高颇为嫉妒,惟恐吴超过他后会对他取而代之。他急于当 上总统,对统一与否并不热情。两人在总统选举上的分歧越来越明显。吴公开说: “首座改选,必须等到全国统一告成才能进行。眼下还没实现统一就仓猝变更总统, 会使局势更为复杂,纠纷更多,愈难统一。急于成事,拥戴老帅作一个偏安北方的 总统,对老帅的颜面名誉都不好看,对国事也无益,所以定要慎重,不能轻举妄动。” 他还指责保派一些人企图借推曹锟上台来达到个人作官的目的。曹锟的左右对吴权 势日增、气焰日长、经常不与曹打招呼就发号施令十分不满,就向曹进言,说吴对 老帅作总统前拦后挡,是想把位子留给自己,因此才拉出黎大苕作挡箭牌。曹渐渐 相信。于是曹吴之间由猜疑到矛盾,由矛盾又到冲突。政局动荡、阁潮迭起。黎在 其中正是受夹脖子气的角色,常常是无所适从,心神疲惫,饱受痛苦。据黎的警卫 李宝荣回忆,黎没有料到二度出山竟是这样一种滋味,“常感到郁闷憋气,有时闲 得无聊,便找几个熟识的从天津带来的卫士聊天,谈话中常流露出牢骚,并说后悔 不该二次出山,还不如在天津公馆里舒服。”[注] 王宠惠内阁由于亲洛派的色彩太浓,而且吴的亲信高恩洪。孙丹林又在内阁中 呼风唤雨,俨然中坚,招致了保派的反对。黎屈服于吴佩孚的压力,完全按洛派的 意见组阁,由原来曹、吴两个人的傀儡变成了吴一个人的傀儡,保派也不能容忍。 这时在国会中,以众议院议长吴景濂、副议长张伯烈为首的一批议员因吴佩孚目空 一切,不把国会放在眼中而对吴产生恶感,恰好保派正在筹划尽早进行大选,要借 助议员的力量,于是吴景濂、张伯烈等人便倒向保派,希图靠拥曹来谋取私利。但 他们还不敢公开反对吴佩孚,于是就以王宠惠内阁作发泄的对象,而黎屈从洛派, 也跟着遭殃。10月11日,国会举行第三次常会开幕仪式,黎与内阁全体阁员前往致 贺。刚刚入席坐定,就有人冲着黎吼道:“黎元洪乃是平民,凭着什么资格出席国 会?”黎装着听不见,不予理会。在他致颂词时,又有人喊:“第二次解散国会是 不是黎元洪干的事,今天还有什么脸致颂词?”也有人对着端坐的阁员们骂道: “这些人是什么人?如果是前来旁听的,就应上楼到旁听席上去!其中有一个人我 认得是王宠惠,他是一个平民,为什么坐在国务总理的位子上!”在议员们哄闹围 攻下,黎与阁员只好怏怏退出。 黎元洪与国会、曹、吴之间错综复杂的矛盾,集中反映在1922年底的“罗文干” 案上,形成了黎二度出山后第一场大的政潮。 1922年11月28日晚,吴景濂、张伯烈偕华义银行一名李姓买办匆匆赶到东厂胡 同黎宅,声称内阁财政总长罗文干不经国会同意、总统批准,也未得国务会议议决, 擅自与华义银行代理人罗森达·柯索利签订奥国借款展期合同,同意发行新债票, 使中国损失甚巨,而罗从中纳贿八万英镑。吴景濂要黎马上下令给军警将罗捕送法 庭,黎初时犹豫,但吴迭声催逼,并威胁说如果罗闻风逃遁,就由黎负责。于是黎 只好将步军统领聂宪藩、京师警监薛之珩召来,给以手谕,令其将罗及财政部库藏 司司长黄体濂逮捕,解送法庭处理。军警连夜行动,将罗、黄在各自的家中拿获, 暂送到警察厅看管。王宠惠闻讯,立即与孙丹林、高恩洪到警察厅探视。19日上午, 王宠惠率全体阁员到总统府质问黎元洪,指责黎擅自下令逮捕阁员严重违法。黎也 知此事办得不妥,于法理上没有根据,便表示要再下令释放罗文干出来,自己可向 罗赔礼道歉。但罗坚持要到法庭受审,称“此案已成诉讼,且关系人格及名誉甚大,…… 非俟此贿赂嫌疑彻底查明,决不苟且出厅。”[注]黎连续三次派人劝说罗“回寓待 审”,都被罗文干拒绝。 黎元洪知道惹出了麻烦,连连向王宠惠赔不是,承认自己违法。阁员们提出, 除了要通电全国说明吴景濂与张伯烈胁迫总统下令违法逮捕阁员的情形外,还要黎 发一令,将此案提交法庭依法审理。黎赶忙应允,并很快拟好了命令:“据国务总 理王宠惠呈称,署财政总长罗文干,因众议员议长吴景濂、副议长张伯烈具名函达 大总统,谓其于奥国借款展期合同擅敢签字,并面请大总统立交军警逮捕。据该总 长声称非俟水落石出,不愿离开法庭。惟未经法定手续,遽尔逮捕国务员,深滋疑 虑等语。所呈具有理由,该总长既不愿离开法庭,应由法庭依法办理,务期真相尽 得,以昭公道而明是非。”正要盖印时,吴景濂、张伯烈率20余议员气势汹汹闯入 总统府,阁员们连忙从侧门溜出。吴景濂坚决反对发布这个命令,并说国会要查办 王内阁。迫于压力,黎又将命令压下。 20日下午,府院联席会议讨论罗案处理问题,阁员见拟就的命令还未发出,群 情激愤。王宠惠提出罗案事关责任内阁制度的存废,必须搞个水落石出,黎只好连 声认错,有人提出事已至此应如何补救,黎因昨日劝罗回寓所已碰了钉子,国会一 方又坚决反对放人,觉得实在为难,就请众人想主意。孙丹林称必须先为罗大干恢 复名誉,而属保派的阁员高凌霨认为这应由法庭制定,并认为罗未经国务会议而签 约,内阁应负连带责任,洛派阁员又反驳说仅是手续错误,至多应受处分,不应送 交法庭,双方又吵成一团。最后又提到违法逮捕阁员的责任,黎为自己辩解,说只 下令监视而未下令逮捕,马上就有人提议说应惩治警察总监薛之珩,因为他曲解总 统命令。但黎又表示责任应由自己负,并激愤地说:“你们一定要办人,就先办我 吧!”王宠惠、孙丹林等人见黎如此,便提出辞职,其他人也附和,并声明罗案后 即卸职,要求黎把压下的命令发出,黎面允照办。正当居仁堂公府内吵作一团时, 吴景濂又率议员数十人闻讯赶来,不待黎同意会见,径直奔入客厅。阁员们又是如 前日一般脚下明白,一走了之。吴厉声对黎说:“总统昨天不是答应不发这道命令 吗?为什么今天又要发布?出尔反尔,这成了什么事?如果发下这道命令,总统自 己怕是要受拖累。”黎听后脸色陡变,思虑了好一会又说:“那么再搁下吧。”吴 还要说,金永炎连忙劝阻,并请吴等人到东兴楼吃饭,风波才算止息。 到20日为止,围绕罗案保派与洛派的争斗还只是前台喽罗们的争斗,这已经使 黎元洪晕头转向,无所措手足了。20日后,曹、吴公开出面,黎的处境变得更为难 堪。 21日,黎收到吴佩孚20日发出的号电,电报说:“顷接步军统领聂宪藩、警察 总监薛之珩来电云:奉钧座面渝,财政总长罗文干、库藏司长黄体濂有违法行为, 事关重大,令即迅捕,并密传法庭、无任隐匿等因。……罗总长及该司长等纵有违 法事件,应提出阁议公决,经国务员副署解除官职,方能送交法庭。若如聂统领、 薛总监来电所云,似属不是(成)事体,殊蹈违法之嫌,非所以保持威信,昭示国 人也。”公府秘书接电后,见电文如此不客气,再联想到平日吴及孙丹林对府方的 藐视,气从中来,便对黎说:“这实在太不像话!‘似属不成事体’这是从前皇帝 对于臣子、长官对于下属的口气。他不过是个带兵的将领,竟然肆无忌惮,对总统 这样的谩骂,他心里还有总统在吗?”黎也非常的生气,因为在第一任总统任内时, 虽然也是傀儡,但面子上无论是皖段、张勋还是督军团都还不敢公开污辱。气怒之 下,他也指使公府秘书写了一份一千多字的电报,作为对吴佩孚的回答。这份电报 在辩护了自己下令捕罗的行为之后,又大胆地说出了一段火气十足的话: 元洪久长分离,本无远志。国人宥其偾辕,责以守器。窃。凛北斗尚 虚之惧,冀收东隅已失之光,望燧蠲餐,观辉废寝。言废督而督军日侈, 言裁兵而兵额日增,言停战而战祸益磁,言止偷而债务日起。孤寄白宫, 如聋如囗,俯观赤县,益热益深。……屡具辞书,犹存议会。既属不成事 体,正宜别立贤能,朝选替人,夕还初服,但使无弃国如遗之责,亦可抱 洁身先去之心。此固可歃血为盟、出肝相示者也。抑有进者,军旅之事, 责有专司,朋友之伦,忠贵善道,……若冠冕尊之,而履焉视之,执事奄 然开藩,何以临众?元洪忝托清交,附居直友,甚愿执事摅雪宿愤,发扬 天声,功绩勒诸燕然,名誉垂诸岘首,不愿执事遥断朝政,轻乱国彝,仇 者快心,亲者痛首,敢赠药石,实式图之。[注] 可惜的是,这段痛快淋漓的话只是黎元洪在极度气恼之下才敢说出来,一旦恢 复了理智,黎又成了柔暗懦人,这封电报也没有发到洛阳。在吴佩孚的高压之下, 黎于11月22日派人具保状将罗文干保出,又以自己的汽车将罗接到总统府,对罗降 阶相迎、握手道歉,并请罗下榻在公府内。罗文干趾高气扬,又提出要将逮捕他的 步军统领聂宪藩、警察总监薛之珩治罪,黎只得将聂、薛二人召进府来,要二人向 罗赔罪。但聂、薛二人认定奉总统手谕行事,何错之有,黎无言以对,最后不了了 之。检察厅也提出罗的受贿渎职罪不能成立,准备发出不提起公诉的文件。 正当罗文干案要以洛派的吐气扬眉而告结束时,却风云突变。23日,保派的后 台曹锟亲自出马,发出漾电,痛骂罗文干丧权辱国、纳贿该职,有五条误国大罪, “既经拿交法庭,应请大总统毅然独断,组织特别法庭,或移转审讯,彻底根究, 期无遁饰,毋令徇纵,以彰国法。”电报的最后,曹锟又摭拾袁世凯、段祺瑞的老 战术,别有用心地鼓动一番:“凡我袍泽,素抱爱国热忱,对于此等丧权辱国之行 为,自必同怀义愤。尚祈共抒谠论,用维法纪而儆官亻邪。”这天晚上,吴景濂又 率一批议员,手持曹的漾电来到黎宅,逼迫黎发电申斥吴佩孚。吴景濂还告诉黎, 说如果吴佩孚再包庇王宠惠内阁,保方就要请政府下令讨伐。黎无奈,只好发出梗 电。 曹锟的漾电发出后,立即有王承斌、齐燮元、田中玉、蔡成勋等十余名军阀通 电响应,一致指斥罗文干丧权渎职,要求对其治罪,也有人公开指责吴佩孚袒护王 内阁。稍后,连吴佩孚的嫡系萧耀南和张福来也通电附和曹锟,声讨王内阁,形成 了一面倒的声势。吴佩孚见曹锟的威势尚盛,知道不宜对抗到底,而且直系若因此 而分裂对自己也十分不利,就立即转换态度,于26日通电称赞曹锟的漾电“摘奸发 伏,钦佩万瞻,”并说“今罗文干果仅顾私利不惜牺牲一切,而悍然出此,罪有主 名,不容含混。”保派占了上风,洛派败下阵来,黎元洪也不得不重新表态。26日, 黎发出两通电报,一通给曹锟,称曹锟“维持法纪、义正词严,爱国热诚,易胜纫 佩”,自己要“秉公处理,不设成心,虚实付之有司,毁誉听之当世”;另一通向 全国宣布罗案经过。由于数日内局势竟翻了一个跟头,黎不得不费尽心机圆滑地解 释罗案中自己的行为:“惩阁员而交院议,事实不免扶同,未解职而先送法庭,近 日尤多成例。军警为法曹之补助,保释亦法院之规程。元洪为国为民,无恩无怨, 爱书事实,因当刑科,疑谳全虚,亦应复职。”对罗无论是抓还是放,黎都有理。 洛派败阵,王宠惠内阁失去支持,立即垮台,罗文干又由座上客变成了阶下囚, 自请回到检察厅听候审讯,检察厅也不再说罗的受贿案不成立。 罗文干案和与之相关的倒阁活动,是保派精心设计的一场阴谋。罗所签订的奥 款展期合同所以未交国务会议通过,是因为洛派阁员孙丹林和高恩洪想用瞒天过海 之计,把由签订这一合同而得到的由债权方面补交的几十万元款项拨划给吴佩孚作 军饷。这一密谋早已有人向保派告密,保派决计以此来制造一场政潮,推倒王宠惠 内阁并将黎驱逐下台。为了不打草惊蛇,吴景濂等人先不动声色,隐忍不发,待到 展期合同已签字、木已成舟时突然发难,终于将王阁推翻,也给了王阁身后的洛派 狠狠的一脚。这其中的底里,黎元洪并不清楚,因而在王阁垮台后,黎又四处拉人 组阁,并派人分别赴保、洛向曹、吴请示。曹、吴均表示对组阁不加干涉,于是黎 在11月29日宣布由老官僚、研究系分子汪大燮组阁。这位汪大燮是黎通过李根源等 人出面,自己又好话说了三千六才答应救急的,而且声明仅署理十天。黎找出这位 与各方面均无恩怨的老官僚,目的是能有段缓冲,然后再过渡到一个能为各方面接 受的内阁。 但是,保派所属意的内阁人选是高凌霨,除此之外,则计划见阁即倒。因此在 江通电就职的次日,就有吴景濂、张伯烈通电反对,12月2日曹锟也有冬电发表,说 江是罗文干的保释人,汪阁中的司法总长许世英是与罗文干案有关的华义银行的总 裁,交通总长高恩洪既有包庇罗文于的前科,又有抵借路权的新案,因此汪阁是要 “有意”消灭罗案,汪阁的提出,既蔑视国会,又不负民望,他“为巩固中枢整饬 法纪计,决难承认。”接着又有一批军阀通电,响应冬电。汪阁中,属保派的阁员 以不就职拆台,其它阁员也借故避风,以至开国务会议时只有汪大燮、李根源、彭 允彝三人,其余均为各部次长,成了一个不死不活的内阁。曹锟的这一闷棍打得黎 元洪又一次晕头转向,他对左右不无幽怨地说:“现在的事情真难办,我向他请示 内阁问题,他始而置之不理,继而来电声明毫无成见,等到命令发表,却又激烈反 对。我不是他肚子里的蛔虫,叫我怎样办才好!我本来无意上台,他们却一定要我 上台,而一经上台,他们又遇事掣肘,使我进退两难。”[注]但牢骚归牢骚,黎还 是在12月5日发了一个电报,说明自己任命汪大燮组阁只是权宜之计,为了应付从日 本手中接收胶澳的局面,需要有人以总理的身份副署命令,自己已决定由张绍曾组 阁,即日提交国会。 黎元洪选中张绍曾,是因为张在派别上亲保,又是吴佩孚的儿女亲家,直系保、 洛都不能反对。张绍曾与吴景濂关系密切,国会通过不致困难。从黎自己来说,张 绍曾是黎复出时主张恢复法统最卖力气的人之一。张绍曾对西南主张和平统一,这 又与黎的政治夙愿契合。但更重要的一点是,黎不愿由一个纯粹的保派分子组阁, 因这时保派已在谋划所谓的“最高问题”,即举曹为总统,并在国会中收买议员, 鼓动先办大选,后谋制宪与统一。张虽亲保,却又有距离,张主张先谋统一,然后 才办选举。黎觉得可以通过由张组阁而实现府院合作,抵制保派的计划。 1923年1月4日,黎元洪正式发表张绍曾组阁令。张阁中,属保派的人物有内务 高凌霨、财政刘思源、交通吴毓麟。洛派被挤出了内阁,吴佩孚原想保留高恩洪不 动,但是曹锟却说与高恩洪“势不两立”,于是高恩洪只好落马。海军李鼎新和司 法程克倾向保派,只有农商李根源,教育彭允彝属政学系,与黎元洪关系较近。 张阁中保派占有绝对优势,而且是国会复会后首次正式通过的内阁。这样一个 既有实力军阀支持、又得国会赞同的内阁在黎元洪复职以来绝无仅有。但在其执政 期间,政潮的汹涌却也绝无仅有,最后仍不免前车之覆,被保派推翻。个中恶因, 在组阁时就已伏下。 恶因之一是张绍曾标榜和平统一,与直系的武力统一方针严重分歧。张阁成立 后,很快就致电西南各省,主张“对内先谋事实上之协商,对外完成法律上之统一。” 他建议召开各省军民长官、社会名流、政党领袖举行国事协议会,商讨和平统一问 题。1月26日,孙中山通电响应,发表了工兵计划。奉系和皖系也通电赞成。但是, 张绍曾虽以总理兼陆军总长,军事实力却完全掌握在直系手中,吴佩孚仅把张视为 “聆命之人。”[注]张的计划根本无法实现。相反,直系的武力统一政策却在加紧 进行。2月17日,曹、吴竟提出要北京政府任命沈鸿英、孙传芳为粤、闽两省的督理, 显然这是对南方护法力量的公然挑衅。张绍曾认为这项任命有悖和平统一方针,不 予同意,曹吴派人至京坐镇逼催,甚至拍案大骂。张一气之下,于3月7日通电宣布 辞职。但在直系的压力之下,张最后屈服,于19日宣布复职,并按直系的要求副署 了任命沈、孙为粤、闽督理的命令。这场风潮虽然以直系的意愿实现为结束,但直 系已感到张绍曾不是十分听话的人,,开始产生恶感。 恶因之二是国会对张绍曾也产生不满。张的总理提名及阁员任命在国会中并不 是顺利通过。为了疏通国会,上任之前张曾在国会大肆活动,既有裁兵、统一等内 容的官腔话,也有封官许愿等私房话。但组阁时诺言不能兑现,原来答应的吸收政 党头目入阁也泡了汤。加上慷慨辞职,却赧颜复位,并完全顺从直系的要求,不少 议员认为张食言自肥、背其就职时宣布的宗旨,遂发动倒阁运动。更糟的是,原来 与张绍曾沆瀣一气的吴景濂、张伯烈因要张为其位置私人未能如愿,也与张翻了脸。 此时保派以大选告成后的首任总理职位作诱饵,要吴景濂操办“最高问题”,于是 吴倒阁不遗余力,处处给张制造麻烦。 恶因之三是保派已决意驱黎,驱黎先要驱张。这时保派拥曹上台已急不可耐, 但黎尚无下台的表示,因此保派政客便提出要主动驱黎。当时有人提出可以仿照 “法统重光”时的办法,由一督军发难,大家一致响应,像对付徐世昌那样,将黎 赶走,但也有人提出利用国会的力量,一方面鼓动先选举,后制宪,一方面由国会 在黎任期的合法性和长短上作文章。曹锟主张先文后武。在保派政客的指使下,四、 五月间,国会先后提出总统汪期的提案有二十多起,其中以保派议员范樵、吴莲炬 的提案最为典型。这份提案说,黎的复职只能补足从洪宪改元到袁世凯败亡,共16 0天,而黎这次复职从1922年6月起已330余日,超过了合法任期175日,所以应自动 退位,再由国务院摄行总统职权,然后组织选举。但是,国会中还有些保派不能买 动和拥黎的政学系议员,他们不仅主张先完后选,而且还认为黎的任期应从1914年 5月袁世凯召集“约法会议”时补起,到1916年6月黎继任正式大总统,再加上冯国 璋代理的一年零两个月,合计为三年零三个月,因此黎的任期应到1925年9月。[注] 这使保派政客非常焦虑。而且张绍曾也一步步向府方靠近,主张先定宪法,后选总 统。于是保派决定采取“倒阁驱黎”的战略,先由保派阁员拆台倒阁,倒阁后各方 不与黎合作,使之组织不成继任内阁,不得不辞职。 这个拥曹必先驱黎,驱黎必先驱张的战略通过1923年5月制宪经费政潮变成了现 实。国会复会后,一些议员因国会两度被解散均由宪法问题引发,致使民国成立十 一载而无正式宪法,主张国会应抓紧制定宪法,以不负使命。先选后宪、先完后选 的问题发生后,制宪问题又与现实政局连在了一起。拥黎派议员以加快制宪为抵制 保派的手段,附曹派议员以拖延制宪为拥营上台的方法。由于附曹派议员的随意缺 席,宪法会议多次因不足法定人数而流会,宪法制成遥遥无期。而这一届众议院到 1923年10月届满。于是有人提议修改宪法会议规则,将法定人数减少,并规定出席 者发给出席费每次20元,缺席者每次扣岁费20元,以示奖惩。这个提案得国会通过 后,两院议长及部分议员入公府谒见黎元洪,要求拨付。黎知道这一方法有利于己, 有助于先宪后选,便积极筹划。他与张绍曾等人商量后,决定在海关建筑经费名目 下借拨120万元,分四个月提拨,每月支付制宪经费17万元,驻外使馆经费13万元。 曹锟及保派的政客得知这一消息后,认为这是黎元洪借机收买议员,为选举时蝉联 总统作准备;破坏曹的计划,便指使保派阁员反对,挑起府院冲突。[注] 本来入5月后,保派阁员一直采取“搁车”的方式拆台,5月8日的国务会议,出 席者仅有张绍曾和李根源两个人。现在按曹锟的旨意,从制宪经费上发难,就不能 再“撂挑子”。所以5月26日举行国务会议时,保派阁员又都出席。吴毓麟首先质问 说:“府方不经过国务会议就擅自决定制宪经费;违背了责任内阁的精神,我们应 设法取消。”高凌霨也气呼呼地说道:“这里面一定有黑幕,我看应向黄陂问个究 竟。”只有农商次长刘治洲为黎打圆场,称这是总统促成制宪的一片苦心,制宪经 费确实需要筹划。张绍曾见保派阁员来势汹汹,连忙推卸责任:“事前我虽然知道, 但一切都是总统决定的。”会议后,阁员出席公府的例行聚餐,阁员就席后,黎即 发言细说了筹措制宪经费的前因后果。财政总长张英华[注]说:“这件事论理不错, 但手续不圆满。”黎说:“我办这件事时曾邀请总理、财政总长次长、两院议长议 员及有关各部长官商议过,与摆款乱花是有区别的。”高凌霨马上接着说:“总统 总得把这件事交到内阁议定,才算符合责任内阁制吧!”黎最不爱听有人说他破坏 责任内阁制,听了高的话大为不悦,回答说:“筹款制宪,我这是为国家着想,不 是替自己打算,事情办在光天化日之下,没有黑幕,何尝违反内阁制精神!”高、 吴二人见话不投机,悻悻退席,其它人也不欢而散。 6月6日,黎元洪通电说明筹划制宪经费的原因,说明自己仅仅想在复职期间看 到宪法完成,“制宪以外,绝无所求,耿耿此心,可质天日”,实际是向直系表白 制宪经费的划拨决不是为自己运动选举、讨好国会之用。但是保派驱黎已箭在弦上。 在同日举行的国务会议上,高凌霨拿出事先就已密谋准备停当的辞职通电稿说: “总统近来对于政务,或者不经国务会议直接处理,或者以命令的方式交到院中, 要求照办,实在是侵越职权。现在,责任内阁的精神已扫地无余,依我个人来看, 总统既然不信任我们,我们也只好退避贤路,免得贻误国事。”吴毓麟、程克、张 英华等人也异口同声地赞同。张绍曾还未来得及开口,高凌霨就逼上来说:“总理 如有为难之处不愿辞职,我们就单独提出辞呈。”张没办法,只好苦笑着说:“大 家既然一起上台,就应当同一步骤,要辞大家一起辞。”只有李根源与彭允彝默不 做声。然后,高让大家在辞呈上一一签名,当日就将辞呈呈递,通电发出。[注]当 晚,张绍曾在吴毓麟半是胁迫、半是劝说下,乘吴早已为他准备好的专车离京赴津。 3.逼宫·夺印 张绍曾内阁辞职,名义上是府院权限的矛盾,实际上是保派早已计划好了的驱 黎的第一步。7日,黎通电说明府院矛盾的原委及自己的苦衷,对内阁表示挽留,并 派金永炎和农商次长刘治洲赴津劝张返任。张虽不愿下台,但也看出保派意在倒阁, 便对刘、金两个人说:“这次政潮酝酿了好久,原因复杂,凭个人的力量怕是难以 消弭。我既然已辞,就不能复回,就是总统对我谅解,一个高凌霨、一个‘最高问 题’我也受不了了。”不过张还想暗中拆一把保派的台,就命令与他同到天津的院 秘书长张廷愕带上国务院的空白命令纸赶回北京,盖好副署印信后送入公府,以便 黎元洪组织继任内阁,但这时的张廷谔早已被保派收买,回京后将空白命令纸深藏 于怀。保派的计划是坚决阻止黎再次组阁,等到独脚戏唱不下去的时候,自然会走 人,那时再由保派阁员兼任总理、摄行总统职务,操纵国会,选曹锟为总统。[注] 但是,黎元洪并没有如保派所预计的那样主动退位,使保派的计划顺利实现。 张阁总辞的次日,黎召集吴景濂、王宠惠、颜惠庆、顾维钧四人到公府,商量继任 总理问题,并没有要不干的迹象。于是保派决定加大压力,行第二步计划,即“内 阁辞职之日,军警官佐借口内阁无人负责,直向黎元洪索饷,使黎元洪无法应付, 并由巡警全体罢岗,使京师秩序无人维持,即由冯玉祥、王怀庆率师入城,以武力 迫黎元洪退位。”[注]即“逼宫”。 内阁辞职的次日下午,陆军检阅使署的蒋参谋长会同北京驻军第九、第十一、 第十三师及毅军、步军统领衙门、警察厅等单位的高中级军官二百余人直奔公府, 要求黎元洪接见。黎先派出秘书代见,但军官们不依,黎只好自己出来,黎已知道 是索饷,便花:“现在财政毫无办法,张内阁又总辞职,财政没人负责。你们直接 找我要钱,这不是逼我离京吗?”军官们赶紧说是因为欠饷数月,现在内阁又辞职, 担心发饷无人过问,为此直接叩请总统想办法。黎答应予以筹措,但军官们还要黎 “明示”日期,黎允诺阴历五月初三前一定筹发,这批人才散去。[注] 自此,总统府便陷入军警察索饷、流氓围攻、市民哄闹之中。8日,有所谓的 “公民大会”在天安门前举行,其中以着装和不着装的军警居多,登台演说者的主 旨只有一个,即要黎马上下台,并发了一个通电。这个大会是保派的军师边守靖一 手导演,在政潮激烈时,北洋军阀总忘不了老祖宗袁世凯的把戏,但效果却越来越 差。与此同时,总统府又收到直系军阀冯玉祥等九个省区军阀打来的电报,指责黎 元洪违法侵权,干涉内阁职权,破坏责任内阁制,此外就是索饷要钱。黎看了电报 后说:“活见鬼,现在只有巡阅使制,哪里有什么内阁制!”9日上午,北京的警察 突然宣布罢岗,声称索饷不得,不能枵腹从公。陆军检阅使冯玉祥和京畿卫戍总司 令王怀庆联名致函外交团,除了保证维持北京治安、保护外国侨民的安全外,还特 意告诉外国公使,警察的罢工“系政治作用”。外交团公推葡萄牙公使符礼德来到 东厂胡同探望黎元洪,谈话中将冯玉祥、王怀庆的信给黎看,黎知道矛头是对着自 己的,因为这一天新华门和东厂胡同的卫戍军警踪影皆无,家中的电话也已不通。 但黎仍不为所动,并通电将情况披露。由于公使们威胁说要以洋兵巡逻,北京城内 外的军警又在当日晚7时复岗。 10日的情况更为混乱。下午1时左右,约有三百余名军警官员拥到东厂胡同向黎 元洪索响,黎派侍卫武官长荫昌出面接待。荫昌作揖打躬式地劝慰,称总统现在正 积极筹组内阁,在内阁未产生前,军警饷项没有办法发放,请大家体谅总统难处, 回去安心静候解决。直说得唇敝舌焦,军警官员才退走。但一波方平,一波又起。 是日下午3时,又有“市民请愿团”四、五百人在天安门前聚会,然后气势汹汹地向 东厂胡同进发,这些人手执各色旗帜,上书“市民请愿”、“总统不管商民”、 “市民饿,总统肥’、“速即退位”、“府院勾结种种失败”等字样。沿途狂呼乱 喊,并散发印有“军警罢岗了!市民不得了呀!我们快去见总统想法子呀”之类鼓 惑词句的传单。到达黎宅后,“请愿团”推出14名代表入内,其余则在门外鼓噪呐 喊,黎元洪拒不接见,由一副官略事周旋,就将呈文退还。于是门外吵闹得更凶, 大有夺门而入的架式。这时步军统领聂宪藩派来的军警赶到,极力劝解,加之天色 已晚,这批暴徒才散去。[注] 在军警连番的哄闹围攻面前,黎元洪一反他柔暗的性格,表现得十分镇定强硬, 与1917年督军团和张勋事件时相比,判若两人。他对幕僚们说:“民国六年我受督 军团和张勋的胁迫,违法解散了国会,致使天下动乱,人民生命涂炭,已经六载。 此次出任总统,既然依法而来,就当依法而去。我的任期若何,静听国会依法解释。 如果国会将我的任期说明,朝满而夕必去,决不恋栈。但是,如果有人依赖非法的 暴力胁我去职,那我将为国家维持纪纲法律,决不会再蹈覆辙,遗害于百姓人民。” 黎元洪自辛亥首义后不久即与北洋军阀周旋于政治舞台,几经沉浮,饱受军阀的欺 压与羞辱。他也曾曲意逢迎,委曲求全,但都不能摆脱傀儡的命运。民国也横遭摧 残。这种痛苦的经历使他渐渐对军阀的本质有所认识,憎恶军阀的倒行逆施,生出 一种反抗意识。十余年的宦海沉浮中,他看到了强大如袁世凯、跋扈如张勋尚不免 一个身败名裂的下场,直系虽然凶恶,也不过如袁世凯、张勋一般,难逃失败,因 而黎畏惧心渐少,敢与直系对抗,以博得维护法统的令誉清名。从保派“逼宫”开 始,黎也针锋相对,保派策划的种种行动,黎都通电宣示中外。10日黎即发两电, 一致曹。吴,指出军警索饷、公民请愿,“皆谓有政治作用”,“元洪依法而来, 今日可依法即去。六十老人,生死不计,尚何留恋。军警如此行为,是否必陷元洪 于违法之地。两公畿辅长官,当难坐视。”另一通致各省,在肿列保派策动的军官 索饷、军警罢岗、市民围攻等情形后,黎表示说:“窃念元洪津门伏处,与世何求, 既以依法而来,自应依法而去。接浙可行,成言具在。六十老翁,饱经忧患,身命 弗恤,岂恋其它。若专为一己计安全,遂致为后来开恶例,海内健者相率效尤,国 纪不存,乱源易己。京师首区,元首住宅,演此怪剧,成何事体。”为了打破保派 的阴谋,黎四处寻找可能组阁之人。先后找到顾维钧、颜惠庆等人,但这些人都看 准了内阁是个火坑,没人敢于跳下去。 到了11、12两日,黎所受到的压力更大。黎宅不仅电话早已不通,而且自来水 也被截断。军警官员和“公民团”对黎宅的骚扰围哄越来越频繁。这时冯玉祥与王 怀庆又联名提出辞职。黎派张怀之前去抚慰,退回冯、王的辞呈,表达黎的挽留之 意,但冯、王均拒绝,并且对张怀芝说:“总统说空话是没有用的,请在12小时内 发给我们军晌300万元,否则本军将自由行动,我们概不负责。”黎又一次致电曹、 吴,称“元洪何难一去以谢国人,第念职权为法律所寄,不容轻弃。两公畿辅长官, 保定尤近在咫尺,坐视不语,恐百啄[喙]无以自解。”但这封电报也同前几封黎打 给曾、吴的电报一样,是泥牛入海。同一日,又有消息说第11师、13师的中下级军 官已因无响而辞职。这时,黎及其策士都已感觉到大势已不可挽,而且北京也已不 可留。下午3时,黎在公府召开最后一次会议,公府的策士们认为,反正脸皮已经撕 破,不妨态度更硬一些,向直系出口恶气,然后离京赴津。于是拟定了七道命令: 一、准张绍曾辞职。二、由李根源兼署国务总理。三、除李根源外的其它阁员一律 准其辞职。四、任命金永炎为陆军总长。五、裁撤全国的巡阅使、巡阅副使、陆军 检阅使、督军和督理,军队由陆军部直接管辖。六、声讨这次政变的“发纵指使” 之人。七、从1925年1月1日起废除厘金。 这七道命令签署盖印后,由总统府秘书送交印铸局发表,但这时印铸局已被保 派控制,拒不公布,于是就由与外国记者有来往的议员杨秉权和公府秘书熊小豪将 命令分转给在京的外国记者,向上海、汉口、香港等地的报刊发出。 13日,北京城内风声更紧,谣传纷纷,有人传说军警要到东厂胡同,强迫黎下 台。黎决定立即离京赴津。临行前,黎又发一电。声明自己复职以来,曾送次咨催 国会遴选替人,唯一的目的就是愿宪法早成,决无延长任期或竞选蝉联的打算,但 遭怀疑,遂加胁迫,以至自由被剥夺,无法行使职务,“曹巡阅使近在咫尺。迭电 不应,人言藉藉,岂得无因。”不得已只好赴津;电文最后希望“邦人君子,鉴谅 苦衷,主持正义,俾毁法夺位之徒,绝迹吾国。”[注]黎还向外交团和国会各发一 函,声明因不能在京自由行使主权,自13日起政府迁往天津。向国会则要求撤回19 22年复职时提出的辞职公文,理由是“国难方殷,万难卸责。”[注]下午1时,黎元 洪在金永炎、唐仲寅、韩玉辰及外国顾问福开森、辛博森的陪同下,离开东厂胡同 的私宅去车站。行前他对李根源说:“咱们俩分开走,免得被直系一锅熬了。”于 是李根源乘马至丰台,在丰台上车去天津,而黎则乘专车,于1时25分驶离北京东站。 黎元洪在直系的拥戴下入京复职。又在直系的逼迫下狼狈出京。正好是一年零 二天。 黎元洪终于被逼出走,保派人马弹冠相庆。冯玉祥、王怀庆等人又依据曾被他 们拒绝接受的黎的挽留令宣布复职,一直对北京的动乱视而不见、听而不闻的曹锟 突然又关心起北京的治安,打电报给冯玉祥等人,要他们维护好秩序,“以重首都, 以奠邦本”。但是他们赶到公府,却发现总统的印信一颗也不在。原来黎元洪在离 京前,将大小5颗印信均交给他的如夫人危文绣保管。危文绣在总统府秘书瞿瀛的陪 同下来到东交民巷的法国医院暂避。保派政客不知情况,猜想黎元洪一定是携印出 走,因为他们已见到了黎关于将政府移往天津的公函。于是,高凌霨赶紧打电话给 直隶省长王承斌,要王扣留黎的专车,索取印信。王承斌接到电话后,又找到天津 警察厅长杨以德带卫队一队,乘专车赶往杨村车站。这时正逢黎元洪的专车驶入站 内,王承斌口称由天津北上迎接总统,登上车,随后杨以德也率若干军警上车守住 车门。王承斌问道:“总统出京,目的何在?”黎回答说:“我在北京已不能行使 职权,所以移到天津来办公。”王承斌又问:“总统此次是以总统的身份来天津, 还是以私人的身份来天津?”黎知道王承斌是保派的死党,盘问的又这样详细,怀 疑他是受曹锟派来,另有所图,就不耐烦地说:“这几天我精神疲倦,没时间回答 这个问题。你这样刨根问底,打算干什么?”王承斌连忙说:“没什么,我是地方 官,应当保护总统。”[注] 这时,车已渐近天津新站,王承斌请黎到站后下车到曹家花园或省公署“休息”, 黎严词拒绝。王便单刀直入,问黎元洪印信“今在何处”,并且说:“总统离开北 京,印信已经没有作用,为什么要带往天津?”黎元洪回答说印在北京,并没有随 身带来。王承斌态度强横地说:“总统应当讲实话。”黎也被激怒:“我就是不把 印交给你,看你能把我怎么样!”说罢便不再理睬王承斌。王冷笑一声说:“总统 既然不肯交印,还是请回北京。”本来黎元洪准备今专车驶入天津老站,以便下车 回宅,但车到新站后,王承斌竟下令将车头摘下,将专车扣留在新站,并派一团军 警将车站围住。黎元洪的子女四人原在天津老站接站,得知消息后,马上赶往新站, 但被军警拦在站外,驻天津的各国领事闻讯也赶到车站探视,同样被军警阻止。英 国领事应黎的长女绍芬之请,挤上前去,想用洋人的威风吓一吓军警,便说:“你 们对待外国人也用武力吗?”不料这些军警并不买帐,说道:“你说用武力就用武 力。”英领事想硬闯,突然两柄枪托杵了过来,也只好退回。 这时,王承斌仍在对黎软硬兼施,死缠活磨。他对黎说:“总统若不把大印全 部交出来,我对于国会是负不了这个责任的!我宁可同这固守卫的官兵一道住在车 站上,也不敢回去。”晚上10时,从北京赶来取印的吴毓麟也来到车站,与王承斌 一起向黎元洪施加压力。黎元洪知道不交印是过不了这一关了,便说:“王省长, 所有的印信都在东交民巷法国医院我夫人黎本危(即危文绣)那里。”王承斌和吴 毓麟立刻打电话给北京警察总监薛之珩,要薛到法国医院去取印,并要黎通知危文 绣将印交出。黎无奈,只好派副官挂电话给危文绣,让她将印信交给参议院议长王 家襄。由于印信尚未取到,黎元洪仍被扣在车站室内,有军警严加监视。在此期间, 黎元洪托顾问辛博森到电报局拍发了两电,宣告王承斌劫车夺印的经过,并说: “元洪自准张揆辞职后,所有命令,皆被印铸局扣留未发。如有由北京正式发布之 命令,显系矫造,元洪不负责任。” 天津的夺印闹剧刚落下第一幕,北京的夺印闹剧又敲响了锣鼓。 薛之珩接到王承斌电话后,即带领一百余名警察赶往东交民巷法国医院,并将 医院围住。法国医生与之交涉,薛之珩称:“如果危夫人不肯把大印全部交出来, 不但大总统的列车在天津开不了,就是危夫人本人也离不开这个医院。”法国医生 见状,就从驻守法使馆的兵营中召来一个军官和几名士兵保护危文绣,并威胁薛说 必须把警察撤到东交民巷的保卫界线之外,否则就解除其武装。薛只好将警察撤走, 他一个人留在医院中与危文绣交涉。 危文绣在接到黎派人打的长途电话后便通知参议院议长王家襄,但王不敢前来, 却让危文绣将印信送去,而危也不敢出医院大门。这时薛之珩催逼更急,危文绣便 提出:只要黎从天津英租界内的住宅打电话来,就把大印交出。薛即向保派请示, 得到的回答是必须先交印信,再放黎的专车开行。危文绣又提出在拿到印信之前必 须开具收条,等黎从住宅中与危通话后,才放薛出医院,薛又电话请示保派后,得 到同意,遂开具收条,危将印箱清点后交给薛,随后薛派人将印送出。此时已是14 日凌晨。 保派在北京已将印信夺到,但在天津王承斌又有追索。在得知印已交出的消息 后,王承斌又拿出三通已拟好的电稿,逼令黎元洪签字,三通电稿一致国会,一致 国务院,一致各省,内容基本相同,即宣告辞职,由国务院摄行大总统职务。此时 黎元洪已被阻11小时之久,其间未有一滴茶、一口饭入口,通身冷汗如洗,困顿已 极,只好签字以求快快脱身。他怒气冲冲地签了字后把笔往地下一扔,出站乘汽车 回英租界的公馆。时已14日4时左右。这种中国近代史上罕见的劫车夺印的恶剧终于 落幕。其中唱主角的王承斌在一年前请黎复职时曾“泪随声下”。北洋军阀的翻手 为云、覆手为雨于此可见一斑。[注] 黎元洪回到住宅后,不顾一夜折腾、惊吓所造成的疲惫,马上通电将被逼签名 的情形通告全国,说明三份寒(14日)电都是“被强迫之意思表示,依法决不生效 力”。强调自己决不辞职,已将复职时补行的辞职咨文撤回,不能将其牵强附会, 作为此次的根据,如果国会以这一咨文讨论议决,自己决不承认。同时他还函请国 会惩治王承斌监禁元首、强索印信的不法行为。 夺印到手,保派立即着手成立曹记政府。14日当日,高凌霨、吴毓麟、张英华、 程克、李鼎新等保派阁员在国务院召开会议,冯玉祥、王怀庆等人列席。会议决定 由国务院摄行总统职权,为驱黎而设置的种种问题突然间都有了解决办法,军警欠 饷由财政部筹措,很快就搞到一百万元发放了下去,治安也有人负责。会后,由高 凌霨领衔发电,以黎被迫签字的寒电为依据,宣布由即日起由国务院摄行大总统职 务。为了欺骗舆论,高、吴等人又于当日假惺惺地电请黎元洪回京,电文中丝毫未 提黎已在13日发出的准许高凌霨、吴毓麟等人辞职的命令,反而称“凌霨等各位阁 员,谨暂维持行政现状,祗候还旌。”仿佛压根就不曾有过他们已被免职一事。这 个障眼法黎当然看得出来,他也针锋相对地回电:“执事等呈请辞职,挽留不得, 已于元日上午,有依法副署盖印命令发布,准免本署各职,并特任农商总长李根源 兼署国务院总理,请稍息贤劳,容图良靓。”明确地指出了高、吴等人既经免职, 就已经丧失了国务员资格,所谓维持,所谓摄行,均为违法。然而,在直系军阀和 保派政客眼里,法是没有地位的。6月16日国会在附曹议员的鼓噪下通过了由内阁摄 行总统职权、自6月13日后黎发布的命令概不生效的决议,高凌霨又以国务院的名义 将国会的决议内容通电公布。黎元洪于19日发表皓电,并致函外交团和国会,再次 对保派政客进行揭露。电文解释了“暴力胁迫”和“因故不能行使职务的不同性质, 指出如果总统被胁迫而不能行使职务也属“因故”的话,就等于奖励叛乱、“开将 来攘夺之恶例”。张内阁阁员均已免职,而且免职令发布在13日离京之前,依国会 16日的决议也无法否认其有效,国会又依何法律追加否认而由已失国务员资格之高、 吴等摄行总统职务?黎强调自己虽出京,但非离职,仍为在职大总统,所发命令, 只要有国务员依法副署,自应有效,国会的议决严重违法。电文的最后,黎元洪激 昂地表达了自己与直系军阀斗争以维护法统的决心: 元洪迟暮之年,饱经凶衅,新站之厄,已拼一死,以谢国人,左轮朱 殷,创痕尚在[注],以空拳枵腹,孤寄白宫,谓为名则受谤多,谓为禄则 辞禄久,权轻子纤忽,祸重于邱山,三尺之童,亦知其无所依恋。徒以依 法而来,不能不依法而去,使天下后世知大法之不可年斩,正义之不可摧 残。庶估兵干纪之徒,有所惮而不敢出。虽糜躯碎骨,也可甘心。国会若 以元洪为有罪,秉良心以判之,依约法以裁之,元洪岂敢不服,若舞文弄 法。附和暴力以加诸无拳无勇之元首,是国会先自绝于天下后世也。元洪 虽孱,决不承认。[注] 4.最后的一搏与最后的岁月 黎元洪被逐出北京后,直系军阀发出一片赞同内阁摄行大总统职务、催促大选 的声音。保派政客认为已不再有障碍,迫不急待地要把曹锟推上总统的位子,为此 他们一方面无孔不入地罗掘搜刮,准备贿选的经费,一方面大肆收买那些无廉耻、 无节操的国会议员,“节敬五百,票价五千,点名发放,有如恩饷。”直系把持下 的北京政府有如一大拍卖场,官僚、政客、军官、议员或谋官或敛财,乌烟瘴气。 已没多少人再去注意被赶到天津的黎元洪,在直系看来,黎元洪已成了死老虎。 然而,黎元洪在政治上并没有死心,他并不打算仅仅作一个锦衣玉食、在租界 里颐养天年的寓公。他认为自己因不堪直系军阀的压迫而赴津,但他的总统职务并 没有解除,因而还是合法的总统。在致国会的信中,黎元洪一再强调“自今以后, 元洪职权未得国会确当之解免,无论以何途径选举继任,概为非法。”因此他要以 这种身份作最后的一搏,与直系周旋一番。 直系军阀逼宫夺印种种恶行发生后,激起各方的反对,国会中,政学系、原国 民党和益友社部分议员不满直系作为,同情和支持黎元洪,曾在国会中与附曹派议 员激烈争吵。随后又联翩来津,并发表宣言通电,指斥直系违法行为,认为不惟总 统无法在京行使职权,即是国会也失去行动自由,应当易地开会。这些人也不承认 保派的内阁有摄政的资格,当然也反对国会在6月16日作出的认为13日后黎的命令即 归无效的决议。这些议员的活动,令黎元洪十分振奋,他认为自己是法定总统,并 且已任命了国务总理(先为李根源,6月20日又任命唐绍仪,唐未到前由李根源代理), 如果再有一国会,就可在天津设立政府,另开一局面。于是,他向银行抵押借款十 二万元,在天津设立“国会议员招待所”,凡由京来津议员,均以旅费的名义支给 500元,企图以此来吸引议员,达到法定人数。但是,来津的议员虽然不少,其中投 机分子居多,一些人谁给的钱多就支持谁,甚至是两头得利。这时保派政客为凑足 大选的法定人数,也加大了贿买的力度,而黎这里却渐渐阮囊羞涩,十二万很快用 完,一些到津的议员又跑回了北京。又有人向黎元洪建议,要他与段祺瑞切实合作: “外借奉天之力,远借西南之声”,[注]即借助皖、奉、西南军阀和国民党等各种 反直势力来恢复他的总统职权。黎认为可行,遂派出金永炎、韩玉辰等策士多人分 头与各方联络。他将唐绍仪任命为他的那个“空头内阁”的总理,企图借唐绍仪的 关系拉住孙中山。又计划任命段祺瑞为讨逆军总司令兼第一路司令,张作霖和皖系 的另一军阀卢永祥为第二、三路司令,讨伐直系。但是,皖、奉军阀都对此不感兴 趣,因为黎是一个空头总统,无兵无饷,赤手空拳,别人讨逆而他坐享其成,使人 不免想起“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的古老故事。而且1922年黎元洪复职时,卢永祥 曾有电劝阻,黎未肯听从,甘作傀儡,现在被直系一脚踢开,却又腼颜求助于人, 令人反感。所以,这些计划最后都成了纸上谈兵。 正当黎元洪的反直复职活动在津了无进展之时,上海的反直活动却日见高涨。 这时,孙中山已与奉系张作霖、皖系卢永祥。段祺瑞结成了“反直三角同盟”。由 于护法的旗帜已被直系玷污,孙中山不再准备将国会迎往广州,反直同盟便准备在 上海召开国会,让直系无法利用国会为曹锟涂金。孙中山派人赴京招致反直派议员 南下,卢永祥提供经济后盾,凡来沪议员,每月均可领三百元的津贴,这显然比黎 在天津一次性付给五百元旅费更有吸引力,不仅北京国会中一些不满直系倒行逆施、 担心受曹、吴迫害的议员响应南下,连一些已到天津的议员也联翩赴沪,使上海一 时成了反直的中心。到了7月中旬,来沪议员已达二百余人,并举行了国会移会上海 的集会仪式,发表了对内和对外宣言。 反直议员南下的目的,在于组织政府,这样国会才能有个立脚点,而组织政府, 又必须拉出黎元洪,所以屡屡有人电请黎元洪南下。反直同盟为壮大声势,也对黎 赴沪表示欢迎。经过出京后一段时间的周折,黎也有了些自知之明,不愿贸然前往。 7月中旬,他派金永炎、韩玉辰到上海,会见了章太炎、国会议员代表诸辅成、孙中 山的代表汪精卫、卢永祥的代表邓汉祥诸人,“披沥黄陂对于大局之意见,及破坏 建设种种办法”。但是,孙、卢态度并不积极,“卢未切实欢迎,孙派意见未融。” 本来黎已准备于8月初买舟南下,得金永炎信后又中止了赴沪的计划。不过,来沪议 员却极力催促黎南下,8月8日,诸辅成、刘楚湘等在沪议员二百八十人联名致电黎 元洪,批评他“必待同人之发申欢迎,各方之意见一致,始行南下”的作法是“迟 回瞻顾”,要求黎元洪“早日南下,身先同人,成立政府,号召中外,使外而友邦, 内而国人,知正统之所归,正义之所在。即各方意见未趋一致,而公亦当纤尊降贵, 与之周旋。只要为国伸正义,不妨己身受劳怨。”[注]这封电报对黎很有影响。此 外,章太炎也一再致函黎,要他“挺身而出”,既不必优孙中山,也不要求卢永祥。 [注]9月上旬,段祺瑞的亲信姚震、李思浩也代表段劝黎赴沪,支持他组织政府,但 条件是总统任期到10月10日为止,同时要任命段祺瑞为总理,届时由段摄行总统职 权。这个条件又令黎元洪犹豫,担心自己给段这个老对头当了垫脚石,但又怕失去 了机会。正在迟疑间,安福系的政客又交给他一份卢永祥的电报,催促他马上南下, 务于9月门日前赶到上海,否则曹锟贿选告成,局面更难应付。黎下不了决心的一个 重要原因就是皖系的实力派卢永祥没有切实的欢迎态度,现在见到这封密电,一切 顾虑与迟疑均打消,决意南下。 9月8日,黎元洪从天津动身。为了避免直系知悉而采取不利的行动,他先佯称 看病,乘车来到日本人开办的一所医院,然后由医院转赴码头,一路由日本人严密 保护。与黎同行的有安福系政客庄景坷、黎的亲信陈宦及日本医官二人。11日,到 达上海。到达后未及一小时,他就乘车去拜访章太炎、唐绍仪、李烈钧、岑春煊等 旅沪名流和政界重要人物,并发电两通,一致参众两院及各省,称“惟念纪纲不可 以不立,责任不可以不尽,己于九月十一日到沪,勉从国人之后,力图靖献”,一 致孙中山,称“我公音在清季,与元洪共开草昧,丁兹丧乱,休戚与同,惟望共伸 正义,解决时局,海天南望,位候教言。”次日,有中外记者二十余人来访,问及 南来的宗旨,黎元洪回答说:“在国会没有对我的任期作出正当解释之前,我的总 统地位当然存在。因为在京已无法自由行使职权而去天津,但天津也是被暴力所包 围,所以不得不来上海。……这几年兵连祸结,国民创深痛巨,我一贯主张和平, 国是的解决不应付诸武力。我对总统的职位,毫无留恋的意思,也没有蝉联下届总 统的野心,但是总统的进退和职务的授受,应当遵循法律的手续。现在法纪不存, 如果长期混乱下去,如何能立国?所以我不怕跋涉辛苦来到上海,求各派人士合作, 维护法律,整饬纲纪。这就是我的宗旨。”[注] 然而,当黎准备实行他的宗旨时,却发现事情根本是另外一种情形,自己又走 错了一步棋。原来,“反直三角”中的三方力量,虽然都不反对黎南下,但谁也不 真正支持黎元洪在上海组织政府。孙中山及部分国民党议员在黎复职时就坚决否认 黎的总统地位,甚至在通电中说出“不意有不知人间羞耻事者,至于此极也”的不 客气的话。[注]皖系卢永祥也曾宣布浙江自主,仅称黎为“事实上之总统”。他们 利用直系驱黎作的是反直的文章,拉黎是为了拉议员,拉议员是为了拆直系的台。 所以共同的宗旨是推倒直系,但不想拥黎为总统,发号施令。西南军阀和奉系的态 度也大体如此,他们虽然都客客气气地称“黎大总统”,但谁也不愿受这位大总统 的统辖。唐继尧在致黎的电报中虽然也谈了一通“此正天亡逆虏之时,正宜别设机 关,号召天下”,但马上一转锋说:“继尧惩前毖后,以为此次戡乱之方,宜注重 实际,不尚虚声。各方面如能协定方略,同时并举,则天下不足定也”,实际上是 否定了组织政府。张作霖在给黎的回信中也是顾左右而言他,实际也是不支持。而 且这时卢永祥与直系的江苏督军齐燮元刚刚订立“江浙和平公约”,其中有一条是 “对于两省境内保持和平,凡足以弓愧军事行动之政治运动,双方须避免之”,这 就使得在上海召开国会、组织政府的种种打算都成为幻想。由于这些因素,黎到了 上海后,就不断地碰钉子、触晦头。 13日,南下议员在湖北会馆开谈话会,黎元洪准备出席,他在来沪前就准备了 两道命令,一是准李根源辞署理总理职,另一是任命唐绍仪为总理,要在会上发表, 还要谈谈南下的宗旨。但还没到会场,里面就已嚷成一团。国民党议员张继大声喊: “黎元洪是什么人?是第一号的叛徒!国会中如果再有文电称黎元洪是大总统的话, 我是绝不承认的。”他又指着会场中专设的总统座席说:“现在中华民国根本没有 大总统,这把椅子应撤掉。”拥黎的议员见张继的话说得实在刺耳,担心黎入场后 局面会更难堪,就赶紧出去将黎拦回,说国会谈话会历来不得旁听,即是一致承认 的总统也不能出席,将黎敷衍回去。 同一天,黎元洪还在杜美路26号的寓所邀集粤、浙、滇、黔、川、湘六省和奉 系代表开会,商讨组织政府问题。他首先发言说自己此次南下完全是自觉的行动, 因为曹锟要靠金钱和武力夺取总统的职位。如果曹锟的野心从容实现,就会惹起兵 锋,破坏和平,所以现在要拆曹锟的台,让他当不成总统。现在拆台只拆了一半, 还要继续拆下去。所以本人奋然南下,准备与各方通力合作,把台拆到底。自己只 管拆台,拆台后的建设本人不能胜任,要天下的仁人志士来负担。但是拆台必先搭 台,搭台最要紧的是组织一个政府,请大家赞同。各省代表发言表示,黎公个人跋 涉南来,为国宣劳的精神及人格令人钦佩,但组织政府事关重大,大家事前毫无所 闻,所以要慎重考虑,还要请示本省长官,才能回答。 经过这一天的碰壁,黎元洪觉得事情有些蹊跷了。本来是占永祥密电催黎火速 南下,可现在卢却对黎不理不睬,而且很快又传出话来,说黎元洪到上海,只能以 个人身份行动,由地方绅士或商会团体举行招待,藉此敷衍,尚无不可,但官方不 便参加。[注]显然这是一种不拒亦不迎,敬而远之的态度。这更叫黎元洪堕入五里 雾中。不过很快局势就很明朗了,哪一派也不欢迎他在上海从事政治活动。他的老 友张骞劝他要审慎从事,冷静自处,最好杜门谢客。湖北议员张知本写信告诫他, 那些拥戴他在沪设立政府的人是要把他放在火炉上烤,这些人自己牟利。连被他任 命为总理的唐绍仪也劝他放弃这个计划。此时,淞沪护军使何丰林又发布了一项告 示,称“倘有破坏秩序,扰乱治安之行为,无论何人,概予拿办,本使为维持地方 安宁计,决不能稍示宽容。”这显然是针对黎元洪的。至此,黎的一腔热情,全被 打消。不过他还是不明白为何卢永祥的态度前后如此的不同,这个谜底在黎的同乡、 议员刘成禹来访时解开。刘问黎为何突然到上海,黎说:“我不是突然而来,是卢 永祥电报催我。”刘告诉黎卢永祥根本没有这个电报,这是安福系政客姚震伪造。 黎才恍然大悟,恨恨连声:“我又上了他们的当了。”[注] 在沪组织政府不成,黎元洪进退失据。寓宅前车水马龙的热闹场面也不复存在。 他胸中郁闷,心情沮丧,除了几个好友造访外,一概摒而不见。闲居无事,有时乘 车兜风买物以为消遣。在此期间,直系的贿选紧锣密鼓,10月5日贿选告成,8日曹 记宪法也开快车通过,10日,曹锟袍笏登场。“反直同盟”的活动也暂告结束。黎 元洪见事已无可为,而且又有消息说曹锟派出多名刺客翦除反直的头面人物,天津 是直系的巢穴,似乎暂不宜归,就决定出国暂避,同时治疗一下自己的糖尿病和高 血压。11月1日,他在寓宅最后一次邀集各省代表谈话,宣布他将去日本别府养病。 11月8日,黎偕如夫人危文绣、秘书刘钟秀及仆役数人在李根源、金永炎、饶汉祥等 人的欢送下,乘日船高丽丸号东渡,结束他与直系军阀间最后的搏斗,并为他的政 治生涯划上了一个无可奈何的句号。 1925年5月11日,黎元洪经过半年之久的参观游历和疗养后回到天津。三度因缘 时会、两顶总统桂冠带给他的既有元勋的风光,也有傀儡的痛楚,留下的是交瘁的 身心和梦魇般的回忆,当然还有万贯家产。在咀嚼了苦辣酸甜后,黎元洪终于“抛 却元首梦”,绝意于政坛上的角逐,决心过一介平民的生活。他回到天津后,绝口 不谈政治,闭门谢客,除了以宦囊所有继续投资实业外,就是在宅内读书习字,或 在园中种花剪草,养病休息。 黎元洪晚年在实业上兴趣更高,他曾对人说:“我两次干总统,皆赔累不少, 不如做生意较为安闲自在。”据专家统计,黎先后投资的企业达七十余家,包括金 融、矿产、森林,造纸、食品、贸易、保险、运输、证券、市政、文教等许多行业。 投资的地区有北京、上海、天津、山东、浙江、辽宁、香港等14省市地区,[注]巨 额的投资不仅给黎元洪带来了丰厚的利润,也潜移默化地改变着黎的思想。《黎元 洪年谱》的作者薛民见先生认为,“元洪本人虽亦为北洋时代统治人物之一,而其 封建色彩较轻,资本主义民主意识则较浓,或亦一醉心于中国资本主义之发展者”, [注]不为无见。 据黎元洪的英文秘书孙启濂回忆,黎元洪的生活方式趋向西式。他向来喜欢穿 西装、制服,很少穿中式服装。每日三餐也多是西餐。家里有两个厨房,一中一西。 他与女儿吃西餐,夫人与办事人员吃中餐。他爱好西餐的一个理由是西餐分餐制, 比较卫生。黎元洪也很注意健身,每日早饭前,他总是要做一次体操,也喜爱骑马 与散步。他常常与夫人一起去剧场看戏或看电影,多是不要人跟随,尤其反对那种 前呼后拥的阵式。 黎元洪平素喜好书法,字体厚重有神。息居天津后更是乐此不疲,遇有人索要, 提笔就写,如果有人备好空白的对联或横幅宣纸请他为自己题词的话,他总是高兴 地按客人的意思写好交付,所以当时不少人家里挂有黎的墨迹。他曾为无锡梅园题 写一联,联云: “梅放满园春,欣看四周山色,万顷湖光,胜景逾辋川别业;[注] 诗吟小香雪,媲美三径黄花,千林红叶,闲情胜似邓尉高风。”[注] 黎元洪也非常好客。他对来访的客人一般都留下用餐。他经常邀请在津的外国 外交官、驻军军官、租界工部局负责人及外国工商界人士到宅中作客。宴会前,黎 元洪总是按西方的习惯先发又称万峰山、袁墓山、玄墓山,前临太湖,山多梅,花 时如雪,景色极佳。出请柬,客人到来时一定穿礼服迎接。在就席前他往往亲自检 查一下餐桌的布置及是否放好英文印刷的精美菜单。1926年世界青年组织约2000人 到天津,黎以个人的名义热情迎接,为每一个人准备了一份茶点。有时他也以中餐 来招待天津当地的军政首脑和各界名流。每逢节日,黎元洪都在公馆中办招待会, 宴请亲朋故旧或外国朋友,并在他的私人戏院里举办舞会,在庭院里放焰火。在春 节时,还要请京剧名角和杂耍艺人进宅献出,以招待宾客。在各种节日中,黎元洪 最重视的是“双十”国庆节。他说:“我虽然已不是总统,但是做个平民也应庆祝 这个日子。”也许是这个日子勾起他多少思绪,能使他想起改变自己命运的那一场 革命风暴。 黎元洪出身于新式学堂,因而对教育颇为重视。他除了督促自己的子女认真接 受新式教育外,还以宦囊赞助教育机构。他曾给南开和其它一些学校捐款,并捐资 在天津北塘广慧寺办了一所半日小学校,后更名为北塘贫民小学校,招收穷苦人家 的子弟入学,不收学费,学生半天上课,半天谋生。学校开办后,他又拨给在中国 银行的1000元存款和宁东洁的50亩苇田的收益为维持学校的基金。[注]他还在武昌 发起倡办了私立江汉大学,并拨中兴煤矿股票10万元作基金。这项基金及校产后来 都移赠给武汉大学。[注] 在黎元洪息影津门的这段时日里,政局又有了新的变化,1924年9月,第二次直 奉之战爆发。10月24日,直系将领冯玉祥暗中联络奉系,对直系倒戈相向,杀入北 京,直系全线溃败。冯军进入北京后,囚禁了曹锟,冯玉祥与张作霖又成了北京政 府的新主人。曹被迫下台,冯、张把段祺瑞拉出来作“执政”。这时,南方已形成 国共合作局面,冯玉祥受国民大革命思潮的影响,电请孙中山北上,共商国是。段 祺瑞与张作霖也表赞同。1924年底,孙中山偕夫人宋庆龄应邀北上,途经天津,在 天津休息几日,下塌张园。黎元洪曾与李根源一起探视。黎元洪还要宴请孙中山与 宋庆龄,但这时孙已摆疾在身,由孙夫人宋庆龄代表出席。这是二人自1912年孙中 山辞临时大总统职、游历武汉时会面后的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聚首。[注]段祺瑞执 政府上台后,曾两次邀黎出山,1926年,又有人鼓吹“黄陂复位”,但是黎记取了 两度出山、两度被逐的惨痛教训,不予理会。 晚年的黎元洪,政治上因寡欲清心而绝少困扰,但身体却因病魔的纠缠而每况 愈下。他多年来患有糖尿病和高血压症,这两种病在当时都无特效药可治,赴日期 间,黎元洪的糖尿病大有好转,但血压始终居高不下,严重时竟“神智茫然,舌滞 口吃”。[注]1926年10月,黎元洪突患脑溢血,经名医诊疗,两个月后病情渐渐好 转,到次年春,已基本恢复,可以独自出外散步,偶尔也能进行一次郊游。1928年 5月25日,黎与夫人去英租界赛马场看赛马,突然昏倒。发病的原因固然在于旧疾, 但也与黎的精神受到刺激有关。原来1928年5月,蒋介石的北伐已到山东境内。一位 副官告诉他说:“蒋介石的军队已到临城,要没收中兴煤矿。”中兴煤矿是黎投资 最多的企业,“黎氏晚年家用,特此以为挹注”,黎当时又是该矿的董事长,所以 听到这个消息,黎元洪非常焦虑,便派长子绍基携带自己的亲笔信去南京找老友谭 延闿向蒋介石疏通。蒋称:“别人的我没收,黎黄陂的找不能没收。”[注]黎稍放 心。但蒋却向中兴煤矿派“二五库券”100万元。公司经济困难但又不敢拒绝,只好 将库券打折扣让给银行,才应付过去。为此公司损失不货。但随后蒋又下令叫中兴 煤矿公司承担军饷100万元,如逾期不交,就没收煤矿。公司多方设法,四处罗掘才 勉强交上。这使黎精神上遭到沉重的打击,最后诱发旧疾。 黎元洪病倒后,病势日益沉重,虽经名医抢救,也无大效果。黎自知时日不多, 便示意秘书瞿瀛起草遗嘱,宣读后。黎钤章签名。6月3日下午10时,终于不治。黎 死后,遗嘱立即通电发表,主要内容有十项: 一、国民对于济案应以沉毅态度,求外交正义之解决,不能有轨外行动。 二、从速召集国民大会,解决时局纠纷。 三、实行垦殖政策,化兵为农工,勿使流离失所。 四、调剂劳资,应适应民族心理及世界经济趋势,统筹兼顾,制定详细法规, 行之以渐,不可破坏社会秩序与家庭关系,俾免各趋极端,庶共产萌芽无从发现。 五、振兴实业,以法律保障人民权利。 六、正德、利用、厚生,不可偏废。数千年立国之根本精神、道德礼教,常较 物质文明尤为注重。 七、革命为迫不得已之事,但愿一劳永逸,俾国民得以早日休养生息,恢复元 气。 八、参酌近今中外情况,似应采用国家社会主义,不可逮思废除国界,为列强 所利用。 九、早定政治方针与教育宗旨。 十、民元以来,凡无抵触国体之创制,均应一律保持,请勿轻议纷更。[注] 另有对家人遗嘱:丧事从简,戒诸子潜心从事生产实业,毋问政治。[注] 黎元洪逝世后,国民政府即发布了优恤令,称颂黎“辛亥之役,武昌起义,翊 赞共和,功在民国。及袁氏僭号,利诱威胁,义不为屈,凛然大节,落海同钦”, 表示对黎的丧葬典礼要“优隆”。[注]7月3日,国民政府内政部长薛笃弼致电黎绍 基,称将对黎实行国葬。黎的遗体于6月4日即入殓,7月16日至18日开祭。开祭之日, 灵堂两侧放满了各界致造的挽联、花圈、祭樟。国会议长王正延及议员诸辅成所送 的哀词长一丈有余,高悬灵堂之中,引人注目,而章太炎所送的挽联更是别具一格: “继大明太祖而兴,玉步未更,绥寇岂能干正统; 与五色国旗同尽,鼎湖一去,谯周从此是元勋。” 开祭之日,天津市各机关均下半旗,吊唁者络绎不绝,不仅有蒋介石、阎锡山、 李宗仁派来的代表及河北省主席商震致祭,天津各国外交官也前来。黎的对头段祺 瑞亲到灵堂祭吊,当时的报纸报道说,段往吊黎“三鞠躬毕,喟然而退,似有无限 感慨者。”[注]19日上午8时灵车出殡,其仪式之隆重被报章称之为“破天荒之大出 丧。”灵车由武装军警五连之兵力护送,在津埠租界中尚属首次。出殡后,灵柩暂 厝特别一区别墅待葬。10月26日至28日,北京也举行了对黎的追悼活动。 1935年11月24日,国民政府又在武昌为黎元洪举行了国葬典礼,全国下半旗致 哀。参加典礼的各方代表和民众约5万人。鸣礼炮101响,由湖北省政府委员代表国 民政府主席林森主祭。墓地选在武昌卓刀泉南土宫山。黎及其夫人吴氏的灵枢己经 由天津运到武昌,典礼后被安放在墓椁内,上用水泥盖板封固。国葬后不久,即开 始修建墓基、刻立墓碑。碑文由章太炎撰,李根源书。此外还有墓志铭。墓园占地 约百亩,至1938年武汉被日寇侵占时,尚未最后完工。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墓园虽被占用,但坟墓保存完好。“文化大革命”中 墓园被毁。1981年武汉市政府拨款修复墓地与墓园,1985年又再度拨款修葺,聊可 告慰于这位长眠于地下的风云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