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直上青云 从前,美国并没有国家安全委员会这样一个机构。同历史悠久的机构相比,国 家安全委员会只不过是个小娃娃,到尼克松政府时,成立了还不到30年,只经历过 5 届总统。可是,由于第37 届总统尼克松的那种决策风格,在他整个第一届任期 内,国家安全委员会成了美国决定外交政策最得力的机器,而基辛格则是这部机器 的总工程师。 理查德·尼克松就任总统之前,当他还在皮埃尔饭店忙于筹备走马上任的时候, 他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就开始形成了。基辛格受命担任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新职以后, 尼克松给他的第一个任务,就是把从前任总统手里接过来的国家安全委员会那个松 松垮垮的摊子改造成一种权力集中、统筹决策的机构。 最初那种类型的国家安全委员会,是1947 年创立的,其职责是“统筹有关国 家安全的内政、外交和军事政策,向总统提出建议,以便三军和政府各部、署(局) 能在有关国家安全问题上进行较有效的合作”。它的法定成员包括总统、副总统、 国务卿、国防部长和紧急战备局局长。中央情报局局长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作为 国家安全委员会顾问列席会议。根据讨论问题的性质,也不时邀请其他一些人参加 会议。有关设置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立法措词讲得很含糊,所以历届总统曾对它加以 不同的运用。什么样的情况,取决于什么人当权。 国家安全委员会是针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富兰克林·罗斯福的工作作风引起 的问题而创建的。原来,当时罗斯福个人独揽外交政策大权,有时作出一项重要决 定,某些部门竟毫无所知。哈里·杜鲁门入主白宫后,便让美国首任国防部长詹姆 斯·福雷斯特尔设计一种体制,保证使国防部和国务院的意见都能得到考虑。结果 就成立了国家安全委员会。它刚成立的时候,是以“福雷斯特尔的报复”而闻名的。 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草创时期,当时美国在对付和遏制战后苏联力量的发展中正 在迅速扩大自己的作用,杜鲁门就把国家安全委员会来作为统筹美国在这方面的活 动的工具。然而,在实践的过程中,杜鲁门主要还是依靠马歇尔以及后来的迪安· 艾奇逊这两个强有力的国务卿出谋划策。 杜鲁门以后的几任总统都把国家安全委员会搞成反映他们自己那一套工作作风 的机构。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加强了国家安全委员会,他的做法是,把更多的权力 集中于白宫,使白宫成为一个像军事司令部那样的机构来指导国家政策。但是他的 将军习气难改,总是要求事事意见一致,这样就使国家安全委员会变成了一个议论 不休的场所,其结果,照迪安·艾奇逊的说法,便是“精疲力竭而后一致了事”。 到头来,艾森豪威尔是在军事上按照自己的意见行事,其他事务则交给国务卿约翰· 福斯特·杜勒斯去处理。 肯尼迪总统对国际事务特感兴趣,他把艾森豪威尔的那套文牍机构砍掉不少, 亲自抓外交政策;迪安·腊斯克担任挂名的国务卿,而国家安全委员会那班人马则 交给麦乔治·邦迪去管。在出现重大危机时,特别任务小组通常就在宾夕法尼亚大 街1600 号(白宫)开会。雾谷不再是决策的中心了。 在约翰逊总统时期,越南问题弄得他坐立不安,整个白宫笼罩着危机的气氛。 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安全委员会只不过是行政大楼举行的星期二午餐碰头会上临时 讨论某些专题时的陪衬而已。 尼克松反对专题讨论,又反对强求一致,有时甚至还反对午餐。他要的是一个 短小精悍、不会泄密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在约翰逊时代,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特点是, 对政治问题可以无拘束地交换意见,那时高级顾问在很大程度上是以个人打交道的 方式到白宫去跟总统“一起探讨”问题的。这种情形到尼克松时代完全消失了。尼 克松要进行全面控制,完全丢开过去民主党的那一套。 亚历山大·黑格将军回忆说:“尼克松决定把会议精简到最低限度。”黑格过 去在国家安全委员会班子里当过基辛格的副手,1972 年末升任陆军副参谋长,1973 年中由于水门丑闻而接替霍尔德曼当上了白宫办公厅主任,据他说,“尼克松希望 避免他所谓的‘空话连篇的解决办法’”,即官僚机构中为了尽量少得罪人而炮制 出来的那种做法。尼克松要国家安全委员会提出“一系列方案供总统选择”。国务 院、国防部、中央情报局等部门都要直接向国家安全委员会提出经过审慎考虑、具 有独立见解的意见,并提出具体的行动方针。 尼克松发现基辛格是自己的忠实信徒,同他一样主张由强有力的少数人统治, 一样不信任官僚机构。说实在的,基辛格甚至在去皮埃尔饭店应聘以前,对国家安 全委员会这个决策机构急待改革的问题就已经考虑了很多。在基辛格看来,约翰逊 的做法的特点是使“研究人员的技术能力同处境困难的政治领导人的接受能力之间 的差距越来越大”。基辛格主张用一种防患于未然并预谋对策的办法来代替“危机 外交”。他认为国家安全委员会应当是最终处理送呈总统的所谓“选择方案”的机 构。 基辛格和尼克松对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想法不谋而合。当选总统很快就同意了他 这位顾问想使这个机构发挥最大效能的计划。这样,他们就形成了一种共同的想法 :国家安全委员会将是在最高一级审核和决定政策的唯一机构,它使政策的执行差 不多完全集中控制在白宫手里。更重要的是,要一改那种这边应付一下危机、那边 搪塞一下问题的条件反射般的做法,而代之以更有思想的做法,把美国的应变对策 和主动措施结合而为长远的全球战略。 按照当时所设想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任务,基辛格将起两种作用:一是作为 运转文件的枢纽,把各种选择方案送呈椭圆形办公室或退交国家安全委员会工作班 子再加审议;二是当总统的外交政策顾问,以备总统随时咨询。 基辛格组织了一个精明强悍的外交政策专家班子来协助自己执行这双重任务。 这个班子并非整个从坎布里奇搬来,尽管基辛格同坎布里奇那所有大批可以聘用的 教授的大学渊源最深,这个班子是由各行各业出身的人们组成的杂拌儿。他罗致了 一批未任过公职的年轻学者,但主要还是从政府机构内部挑选的。从政府内部挑选 的人,都是历届政府的留用人员,包括五角大楼里有政治头脑的官员,国务院里经 验丰富的专业人员,还有理论工作者和技术人员。 基辛格任用这些人,只看他们的才能大小,不管他们的政见如何。霍尔德曼对 这种情况很恼火,因为他对知识分子总是感到不舒服,而且怀疑这些人中间有人并 不完全忠于尼克松。 在最初几个月里,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这批人对于有机会彻底审查美国外交政策 都颇为兴奋,他们的知识分子朝气使政府里那班8 点来、4 点半走的循吏为之侧目。 上司和下属之间有一种创造性的相互促进的关系。基辛格后来解释说:“当时的想 法是,要使他们感到他们正做着无比重要的工作,要培养一种修道士式的献身精神, 说句公道话,我认为我们的确做到了这一点。”初创阶段过后,基辛格把他所搜罗 到的专家组成了一个他所谓“非常严密、非常忠诚的组织”。 基辛格招聘来的一些人,免不了也还敬他一番恭维话。温斯顿·洛德说过: “为亨利干的事,你原来就没想到你居然能干得了。亨利总是一丝不苟。”洛德是 一位笔头飞快、博学多才的年轻人,毕业于耶鲁大学和弗莱彻法律外交学院,是从 国防部过来的,后来曾随基辛格秘密访问北京和莫斯科。 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确是人才荟萃之所。且看: “我是第一个从国务院调来的。”赫尔穆特·索南费尔特后来这样回忆说。还 有不少早期调来的人后来都争着以此自夸。索南费尔特当国务院东欧情报和研究处 处长时,有一次在西点军校参加会议,他从《纽约时报》的报道中看到他的朋友基 辛格被任命的消息。他打了个电话表示祝贺,并约定当天在纽约见面。索南费尔特 急忙请基辛格放心,说明他认为他们几个月前的那次谈话没有任何约束力(当时他 们猜测可能会派基辛格去干“罗斯托的那个职务”),基辛格现在并没有义务在国 家安全委员会里给他安排一个职位。 但基辛格明确表示,过去他想让索南费尔特搞欧洲的理论问题,现在想让他搞 欧洲的实际问题。他们讨论了把欧洲分成东欧和西欧两部分的可能性,但最后决定 还是要使欧洲保持为一个整体。接着,索南费尔特就到安提瓜去度寒假了。他回来 后,对他的好友享利说:“行!”亚历山大·黑格上校是从西点军校截回来的。他 是西点1947 届毕业生,这年12 月初正好回到母校,忽然接到安德鲁·古德帕斯 特将军打来的电话。 古德帕斯特在艾森豪威尔和尼克松当正副总统时,就是尼克松的老相识,这时 正在帮助起草一项使国家安全委员会成为一个更加正式的机构的方案。他请黑格到 皮埃尔饭店来。 原来有两个朋友推荐了他黑格。一个是林登·约翰逊的亲信约瑟夫·卡利法诺, 此人在罗伯特·麦克纳马拉主持国防部时曾是黑格的老上司。另一个是克雷默尔博 士,他曾在60 年代初期同黑格在国防部共事,当时黑格在陆军部负责柏林问题和 北约组织方面的工作。黑格在朝鲜和越南都打过仗,是乔治敦大学的国际问题硕士。 黑格在谈到他和基辛格第一次会面的情景时说,“基辛格当时正在物色一位军人, 这个人不能是典型的军界知识分子,但必须首先是一个有实战经验的军官,并且要 有政治—军事方面的资历。”黑格恰恰符合基辛格的要求。黑格原以为他一定会成 为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军事顾问,可是事实上他最初担负的任务却主要是负责编纂呈 送总统参考的“午前情况报告”——这种报告约有20 页,内容是一夜来全世界政 治和军事事态发展的最新情报。由于这位上校严守纪律,工作勤奋,经验丰富,于 是让他管的事日渐多起来了,至于他在尼克松第一届任期终了离开国家安全委员会 时,肩上已有4 颗将星,就不用提了。黑格很快就被人称为“基辛格的基辛格”。 罗杰·莫里斯是一位年轻的哈佛大学博士,原来在罗斯托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工 作。他是基辛格从行政大楼到五角大楼途中,在汽车里聘用的。他们原约好在那天 早上谈话,可是基辛格迟迟抽不出时间(这预示着要发生什么事),只好请莫里斯 登上汽车,以便在基辛格按约去见一批将军时的路上交谈。这个对尼克松印象很不 好的莫里斯记得,当时基辛格是这样说的:“喂,我希望我周围能有几把好手。我 认为你不是在为总统个人工作。你知道,我是支持纳尔逊·洛克菲勒的。我到这里 来是为美国总统工作,并不是为理查德·尼克松个人。不管你对这个人有什么看法, 我要求你暂时把那些看法丢在一边。看看我们是怎么做的嘛。”基辛格给他印象最 深的是“他那严肃的不抱政治成见的风度”。在车子开到五角大楼停下来之前,莫 里斯说:“既然如此,我为什么不可以试一试呢?”于是,他就从国家安全委员会 的一个班子直接转到另一个班子,同时也暂时克制了自己的反尼克松情绪——至少 在1970 年春天发生柬埔寨事件以前他是这样做的。 至于莫顿·哈尔佩林,基辛格在哈佛大学主持最后一次讲习班时曾特邀他在会 上发言。会后,基辛格立即聘请他担任国家安全委员会班子里的一个官职。那天是 12 月16 日,基辛格去主持防务问题讲习班时迟到了20 分钟。 他向大家介绍了哈尔佩林。那时哈尔佩林是一个30 岁的前哈佛大学教授,他 到华盛顿担任负责国际安全事务的助理国防部长帮办之前,经常在讲习班上讲课。 哈尔佩林尽管反对尼克松,也反对越南战争,但还是同意了。这样,他就从五角大 楼转到皮埃尔饭店,在那里开始搞越南问题和战略部队问题的工作了。 劳伦斯·伊格尔伯格是一位职业外交官。恰好当选总统办公室已经要求国务院 派一位职业外交官来皮埃尔饭店处理外交文电,于是伊格尔伯格就被选中担任这项 工作,并经尼克松的办公室主任霍尔德曼同意。基辛格认可了这项任命,并且马上 就请他到职。12 月中,伊格尔伯格开始工作,从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机构问题到外 国要人求见当选总统,事事都归他经办。 劳伦斯·林恩,30 岁刚出头,是在耶鲁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的。他原是助理国 防部长帮办,基辛格请他转到国家安全委员会任职。基辛格表示,新的一届政府想 对军事——战略——防务政策进行一次全面审查,林恩愿意来主持这个研究工作吗? 基辛格还想让林恩主管一项“国别研究”工作,详细审核美国同许多国家的关系。 林恩要求给他考虑的时间。“一个星期吧”。基辛格学着尼克松几星期前对他自己 说的话回答他。于是到12 月底,林恩便加入到行政大楼那个不断膨胀的班子里来 了。 丹尼尔,戴维森是1966 年认识基辛格的。他受聘时卧病在床,发着华氏103 度的高烧。他是哈里曼大使巴黎和谈班子中的成员,这时刚从巴黎回到纽约,想找 个新工作。他给基辛格打了电话。那天是11 月29 日,星期五,一个吉利的日子 :基辛格向戴维森透露,他马上就要通知当选总统,说他决定接受国家安全委员会 的职务了。第二天,《纽约时报》透露了这一消息。 基辛格给戴维森回了个电话,这样国家安全委员会班子里又安插了一个人,戴 维森流感好了以后,就在行政大楼里得到了一个职位。 基辛格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下面设有若干机构:“前台办公室”,约有六七个亲 信;一个处理危机组;一个计划组;一个研究组;一个分析组;此外,还有负责拉 美、欧洲、东亚、近东和南亚、非洲和联合国以及国际经济和科学等方面的专家们。 这个班子的一项首要任务就是指导广泛的政策问题研究工作。一项研究工作通 常从一个部际小组开始,这个小组由主管有关地区(如欧洲、非洲、拉美)的助理 国务卿担任组长,其成员包括国防部、商务部、财政部和其他有关部门的助理部长 或其帮办,还包括国家安全委员会工作班子的一名成员。此人负责保证所有的选择 方案都经过审核,然后把最后成品即调研报告送交基辛格。部际小组照例不提任何 肯定建议,它的职能只在于提出各种“地区性”选择方案,供国家安全委员会考虑。 这些选择方案在送交高级审查小组之前,要由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工作班子加以 提炼、加工。高级审查小组由基辛格主持,成员有副国务卿、国防部副部长、中央 情报局局长、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或视情况由他们的副手出席。 这个小组的职责是确保“所有现实的选择方案”都能上达总统。然而,除非基 辛格认为某个选择方案是现实的—这个词可以有各种各样的解释——不然它就休想 跨过总统的门槛。 这时,这些“选择方案”才正式提交总统和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其他法定成员, 并由基辛格提出选择意见。基辛格解释说:“问题的各个方面都在国家安全委员会 内进行讨论,人人都有机会提出意见,但仍然要由总统本人作出决定。总统喜欢下 面把这些选择方案写成书面东西再交给他,然后由他自己斟酌决定。”总统一旦作 出某项决定后,就送回给基辛格,然后再由基辛格转到副部长委员会(这个委员会 由副国务卿主持,成员包括国防部副部长、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中央情报局局长, 以及基辛格)。委员会的任务是贯彻总统的决定,不过有时候说时容易做时难。基 辛格有一次解释道:“局外人一定以为总统下令,下边当然照办不误。其实不然。 我还得花很多时间才能使它得以按照总统的意图来贯彻。”基辛格的权力从一开始 就比邦迪、罗斯托都大得多。尼克松发布的关于改组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第一号行政 命令,就把外交和国防政策方面的一切行政大权都集中于基辛格之手。这项命令剥 夺了国务院和国务卿在以前历届政府里享有的特权。国务卿威廉·罗杰斯最初并不 介意;等到介意时,已经来不及了。基辛格除了掌握把选择方案送呈总统的工作外, 还负责一系列署(局)际委员会;一旦出现危机,还建立一些新的强有力的委员会, 也由他负责。基辛格所扮演的角色,正像他有一次所说的那样:“既是行政长官, 又是无情判官。”国防计划审查委员会的职责是,设法使每年的国防预算同政府的 对外政策目标协调起来。国防预算之巨大——1974 财政年度为850 亿美元——正 好说明这个委员会之重要。它是由基辛格主持的。 情报委员会为整个情报系统规定总的政策。它也是由基辛格主持的。 “四十号委员会”(根据总统关于成立该机构的指示而定名)是专门处理美国 秘密情报活动的机构。它也是由基辛格主持的。 华盛顿特别行动小组是处理危机的高级机构。它是在北朝鲜击落了美国间谍飞 机从而造成一次重大危机之后,在1969 年4 月成立的。这个小组还是由基辛格主 持。 1969 年7 月成立的核查小组,是白宫“在限制和控核武器方面同苏联进行缜 密谈判”的“行动中心”。这个小组又是由基辛格主持。 其实,这些委员会的成员往往都是同一批人,只不过由于处理的问题不同才安 上不同的名称。但是,很少有哪项外交政策不是通过这个精心设计的体制而后决定 下来的。结果,由于基辛格控制了这个体制,他也就控制了决策的全过程。“人人 向基辛格负责,基辛格一人向总统负责”,这是对国家安全委员会历来工作方法的 一针见血的概括。 这种由总统设计、通过基辛格贯彻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新做法,深深闯入了国 务院和五角大楼这两个一向制定对外政策的机构的腹地,弄得怨声载道。 亨利·基辛格1969 年1 月20 日来到他设在白宫底层的办公室后做的第一件 事,就是向那个正在努力从约翰逊政府转变到尼克松政府的行政机构提出了50 个 问题。有许多问题在规定的回答期限内是无法作答的。基辛格要国务院、国防部、 中央情报局、商务部和财政部以及预算局在一个月或甚至更短的时间内就一些问题 提出详尽的答案,如:美中关系的现状如何?美苏关系的现状如何?美国与印度、 南北越和印度尼西亚关系的现状如何?苏联和中国是不是在走向战争?问题问个没 完。“他妈的,他究竟认为自己算老几啊?”政府机关的走廊里,嘟嘟囔囔,一片 抱怨。 基辛格承认,这一长串问题可能是一种“沉重的负担”,但是他在2 月6 日对 一批白宫记者说:“我认为这对于我们今后几个月作决定时会大有好处。”他还说, 其实这不是他个人的主意,而是总统的主意。尼克松决定“要像他向国会提出的年 度经济情况报告一样,也提出一份年度国际形势报告”,也就是要对“美国的现状 和趋向”提出一个总的看法。尼克松原来计划要到1970 年初才把这部分内容作为 年终总结发表,可是后来又觉得,说明一下“我们在1969 年1 月20 日开始接管 时……国际形势怎样”,未始不是个好主意。 基辛格把总统的主意作为一项命令来执行。他解释说,他不要政府办事人员提 出政策建议,他要的是原始资料,“用来检验我们各项建议的……标准”。 国务院非常生气,勉强挑起了这个担子。那里的官员们抱怨说,基辛格只不过 是在给他们“找点事干干”罢了。不久,当他们发觉一个小小的、高度集中的白宫 核心班子正在把他们排挤出决策圈子,这时,原先的一些怨言很快就汇成一股怨气 了。他们决定进行反击。 雾谷对基辛格体制的挑战,是由副国务卿埃利奥特·理查森和外交政策专家乔 纳森·穆尔带头的。理查森曾任马萨诸塞州的司法部长。穆尔则担任过理查森的副 手,也是基辛格的老朋友。穆尔提醒基辛格,才不过几个月以前,穆尔在哈佛大学 政治研究所的一个研究项目中对国家安全委员会提出一种迥然不同的看法时,基辛 格曾表示颇有同感。这项研究认为,国务院应该是统筹对外政策的唯一机构;国家 安全委员会则应该是一个公开论坛,各种各样参与政策制定的人都有公平的机会在 那里发表意见,来影响总统的最后决定。在穆尔看来,国家安全委员会现在却在唱 独脚戏。 理查森强烈支持穆尔提出的看法,至多略加变动,但他失败了。后来,理查森 试图修改基辛格的体制以加强国务院的作用,建议由他来负责高级审查小组。这一 着又输了。他后来计算了一下,他失败的次数两倍于得胜的次数,而所得的胜利又 都是微不足道的。理查森后来不得不向基辛格屈服。 在穆尔的协助下,理查森安排了每周同基辛格举行一次午餐碰头会,这种午餐 会不久竟成了当时国务院和白宫之间唯一有意义的联系。理查森和基辛格在对嚼沙 拉之余,办了不少事,并且建立了一种私人间和工作上的密切关系,这使国务卿罗 杰斯大为不快,1970 年6 月理查森出任卫生、教育和福利部长后,罗杰斯故意迟 迟不找人填补他的空缺。数月过去了。当时人们认为,罗杰斯是要做给基辛格看, 理查森是可有可无的。然而事情弄巧成拙,适得其反。国务院倒了霉;罗杰斯和基 辛格的关系每况愈下。两人几乎连话也不说。基辛格背地里讥笑罗杰斯,但只是在 最心腹的助手面前才这样做;罗杰斯贬低基辛格的成就,但也只是在最心腹的助手 面前才这样做。 罗杰斯满以为靠他同尼克松的老朋友关系,总能保住他本人以及国务院的威信, 并使有些官员想削弱他在政府中的权力的阴谋不能得逞。但他从根本上把形势估计 错了。尼克松显然不是这样想的。只是在这场争斗的高潮过去以后,理查森和穆尔 回过头来看,才恍然大悟,原来基辛格并非自作主张要造成一种大权独揽的局面, 而是在执行总统的指示。穆尔解释说:“总统一任命亨利和罗杰斯,人们就发现亨 利感到干起事来有点勉为其难。总统是想由他自己办国务卿的事,因此他任命了他 所能找到的最合适的人物在前台掌管国务院——一个老朋友,为人可靠,又是外行。 他然后再任命一个全国找不出第二个的外交上最能干的人来死心塌地为他服务。这 样做是完全合乎逻辑的。”理查森大体上具有同感。他说:“我越是观察总统和基 辛格处理对外政策问题的做法,就越是相信目前这种安排几乎肯定是按总统的意旨 下来的——不是因为亨利想要那么办,而是因为总统要那么办。”基辛格同国防部 长莱尔德的关系就完全是另外一种情况了,尽管他们是尼克松政府里吵架最多的两 个,但这两人互相尊重。当他们在1964 年的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初见面时,莱 尔德掌管竞选政纲委员会,基辛格是委员会的一个外交政策顾问。莱尔德钦佩基辛 格那种顽强的反共精神,基辛格钦佩莱尔德政治上的求实精神。莱尔德16 年来一 直是威斯康星州选出的众议员,在国会里是一位实力人物。他放弃了这个地位和有 可能出任少数党领袖的机会,而接受了尼克松为他它排的五角大楼职务。莱尔德跟 罗杰斯不同,罗杰斯是基辛格手下的败将,而莱尔德却同基辛格打了个平局。他们 在越南问题上观点不同,他们在武器经费上意见不一,他们对1971 年印巴战争的 某些方面也各有各的看法。照五角大楼发言人丹尼尔·亨金的说法,他们斗得像 “两只猛虎”,但谁也压不倒谁,总是在不伤尊严、不伤和气的情况下各自收兵。 这位总统顾问每个月有一两次去五角大楼同莱尔德共进早餐。但他却不很愿意 和罗杰斯同桌吃饭。 五角大楼的将军们,最初也向国会里的朋友抱怨亨利控制所有的情报;但在尼 克松政府执政后不久就得出结论:这种做法是总司令的意图,基辛格只不过是他的 传令军士长而已。基辛格后来说,就“我同军方打交道的经验来看,他们比任何其 他方面的人更能接受他们所不喜欢的决定。”这里,他显然低估了五角大楼可以搞 到白宫绝密情报的能力。1970 年初,即尼克松和基辛格搞超级机密控制一年之后, 据说五角大楼的头头们在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军事联络单位安插了一个海军文书士官, 专门窃取那些处理越南、中国和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等敏感问题的“亲阅”绝密文件, 送给五角大楼。这种秘密活动一直延续到1971 年底。 基辛格维护把权力集中在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做法,说这是总统的主意。 他解释说,总统“对组织工作有非常坚定的看法”。不想让副国务卿主持高级 审查小组的是总统本人。把这项工作交给基辛格做,事情就简单了,免得有时要否 决一些决定。总统希望权力掌握在直接由他领导的主管外交政策的人手里,就是说, 他的顾问手里。明明讨了便宜的基辛格却又说:“我对组织机构没有什么定见,因 为我认为总统怎么办都可以。”基辛格在维护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工作之余,偶尔也 表扬一下某些出力的部门作为点缀。实际上,他对整个官僚机构一直抱有一种近乎 轻蔑的情绪。 这种情绪从一开始就是显而易见的。他在1972 年说过:“国务院有2 万人, 国防部有5 万人,他们都需要彼此同意才能采取行动……他们都想做我正在做的事。 所以问题就成了:怎样才能使他们把文件运转起来,推动车轮前进,使工作得以完 成?”这种高傲的态度使许多人感到不安。他们认为外交政策是众人的事,可不是 少数高级专家的私产。参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富布赖特早在1969 年就担心,国家安 全委员会独揽大权的趋势将夺走“许多传统机构掌管的非常重要的工作,而这些机 构大多数是对国会负责的”。富布赖特还对国会不能直接过问基辛格的工作感到不 安。后来在1970 年,基辛格每当国会要他去作证时总是推托说他有行政特权,参 议员斯图尔特·赛明顿对此曾表示反对。赛明顿指责说,基辛格是没有国务卿名义 的“地地道道的国务卿”,但却不受国会的追究。 基辛格想用贬低自己和自我解嘲的办法来缓和一下刚冒头的对他的批评意见。 他跟一群记者说:“我不相信我有7 个人就会把国务院和国防部都接管过来。”他 在正经谈问题的时候总是表示,掌握决定权的是总统,而不是他。虽然他作为国家 安全委员会体制的主管人,把最后的选择方案上达总统,但他说,他从不凭自己的 好恶来影响方案的上呈。他说:“在实质性问题上,并没有什么‘基辛格政策’, 我的任务是向总统提出一系列政策选择方案。假如真有什么‘基辛格政策’的话, 我们在国家安全委员会里所建立的一整套新体制就会乱了套,更不用说政府各部门 之间的关系了。”基辛格一方面认为一个人未经总统要求而擅自主张推行自己的政 策无异于“自杀”行为,另一方面也认为自己并不仅仅是跑腿的角色。他说:“总 统在一天的工作完了,把双脚往桌上一翘,说‘好吧,亨利,你把所有的选择方案 都送来了,那么你自己是怎么想的?’当然,我就对他提出我的看法。 但是我并不想把我的观点强加给他。再说,他从来也不会让人家把意见强加给 他啊。”事实上也没有必要“强加给”尼克松。基辛格最初的印象是,他和总统对 世界的看法是一致的,尼克松上台后他们开始一起工作的那种亲密而又正常的关系 就证实了这一点,基辛格近乎本能地知道只有在他同总统和总统的政策合为一体的 时候,他才能够控制政府机构,从而帮助整顿美国外交。他对总统毕恭毕敬,因为 几个月之前他曾公开批评过尼克松,现在他要消除这个痕迹。要让基辛格把自己那 种人所共知的自我中心感屈从于尼克松的自我中心感,可不是轻而易举的事。这需 要使尽他赖以青云直上进入白宫的浑身解数——动脑筋,多联系,坚韧不拔,讲求 实际。 天寒地冻的1 、2 月间,往往在下班时,白宫里的大部分工作人员都已经收拾 皮包回家了,基辛格却往椭圆形办公室走去,说他要跟总统交谈一下最新情况。交 谈情况的时间往往不长,然后两人就谈一些别的事情,有时一谈几小时。基辛格后 来说:“我毕竟是少数同他能谈得来而又是他认为同他知识相当的一个人。”霍尔 德曼和新上任的总统发言人罗纳德·齐格勒偶尔也信步走进椭圆形办公室听一会儿。 总统和他的顾问在那里规划未来的美国外交方针时,往往交谈一些旅行中和政治经 历中的情况,以及他们对一些世界人物的观感,谈到赫鲁晓夫、厨房辩论、多边核 力量、戴高乐、越南、北约组织、中国、东南亚条约组织、导弹差距、勃列日涅夫、 古巴危机,等等。 对于世界以及美国在世界上正在发生变化的作用,基辛格和尼克松的看法非常 相似。不过,基辛格总是偏重哲理,尼克松偏重政治。基辛格把他丰富的理论知识 用来谈一个问题,而尼克松看问题的方法却是凭直觉——这是饱经政治风霜的顽强 斗士所采取的态度。但是鉴于60 年代发生的那些动乱事件,他们两人都确信,美 国以全球为已任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基辛格曾对总统的一批朋友说过,1969 年进入白宫的,“不管是谁,都得重新估计一下我国政策的前提”。尼克松政府 “接事之日,正是美国不得不对前一阶段的政策力矫积弊之时,刷新美国政策已属 势在必行”。这当然是指的越南战争了。基辛格又说:“归根到底,我们之所以投 入战争,部分原因……是这种理论,即不管哪里出现侵略,都是我们责无旁贷的事。” 基辛格和尼克松一致认为,这种理论已经完全过时了,不过,越南问题固然重要, 却不是改变政策的唯一原因。西欧已经恢复了活力,这一点,在8 年前基辛格就看 到了,当时他曾提醒过肯尼迪。日本的情况也是如此。美国对这些地区的家长式态 度必须及时抛弃,必须寻求一种新的基础同它们打交道。共产主义世界也发生了深 刻的变化,苏联和中国再也不是一种威胁,而是两种威胁了。 然而,对基辛格这位核战略家说来,近几年最重大的变化还是美国和苏联的军 事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变化。他认为,美国之所以能从1945 年到60年代初期挑起保 卫整个非共产主义世界的重担,是因为当时美国对苏联是居于压倒的战略优势。1962 年美国迫使赫鲁晓夫把导弹从古巴撤走,正是由于这种优势,而不是由于肯尼迪有 什么魅力。这场导弹危机的重要历史意义在于,它推动了苏联开始执行一项在导弹 和核武器生产上大规模赶超美国的计划。1969 年尼克松总统重新审查美国所承担 的义务并重建国家安全委员会时,他所面临的己是一种崭新的局势了。 这个复杂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体制建立不久,就受到了一次考验。 1969 年4 月15 日午夜刚过,五角大楼接到报告说,一架美国EC—121 间谍 飞机,载着31 个人,在日本海上空被击落了,可能是北朝鲜人击落的。 凌晨1 点零5 分,五角大楼把这个消息通知了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情况室。1 点 零7 分,值班官员在电话里把消息报告了黑格。4 分钟后,黑格跟基辛格通了电话。 在约翰逊时期,罗斯托遇到这样的事,是会立即向总统汇报的。 但在尼克松领导下,基辛格却要等到掌握了更详细的情况再说。凌晨2 点25分, 五角大楼来电话说,北朝鲜声称是它打下那架飞机的。基辛格仍然没有惊动总统。 他要求了解有关营救和军事应急计划的情况。清晨4 时,五角大楼证实了这架飞机 确实是被北朝鲜人击落的。到这个时候,基辛格才打电话给总统,把这件事告诉了 他。 “我现在需要采取什么行动吗?”总统问道。 基辛格说:“不需要,我们正在汇集各方面的情况。”上午7 点,基辛格又打 电话给总统,准备8 点整在椭圆形办公室开会。 基辛格带了地图及国务院、国防部提供的初步报告到会。总统说:“我只想知 道这一点,这件事发生在领海12 浬以内还是以外?”“发生在离海岸大约90 浬 的海面上。”基辛格回答说。 总统问:“你有把握吗?”基辛格答道,“有把握。”尼克松然后跟基辛格说, 他不想研究地图,但他想要一个关于可能采取什么军事和政治对策的全面报告。他 还下令在他考虑对策期间停止类似的飞行。 任何熟悉尼克松过去一贯做法的人,准以为他会要求采取迅速的军事报复行动。 一年多以前,1968 年1 月,电子间谍船“普韦布洛”号被捕获时,尼克松就曾抨 击约翰逊对北朝鲜的攻击作出的反应太温和。当时尼克松指责道:“美国的尊严下 降到太不成样子了,连北朝鲜这样一个四等军事国家居然敢在公海上劫持美国军舰!” 但是尼克松当上总统以后,却改变了他看问题的角度。 从星期二下午6 时到星期三凌晨3 时,基辛格一直在主持国家安全委员会审查 小组的会,准备了一份关于各种对策的全面报告。这个报告送到总统那里,在星期 三的两次会议上进行了研究。参谋长联席会议建议对北朝鲜进行报复性轰炸。基辛 格倾向于同意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意见。总统看来倾向于接受这个建议,但是国务卿 罗杰斯要求他进一步考虑:苏联、中国或者中苏两国会不会感到不得不起而捍卫北 朝鲜。 星期四这一整天,基辛格主持了国家安全委员会另一个研究小组会议,准备了 两份关于美国如果轰炸北朝鲜会发生什么情况和如果不轰炸又会发生什么情况的非 常详尽的报告。莱尔德国防部长建议,这种由国务院、国防部和中央情报局三方代 表组成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专题研究小组成为一个常设机构,“以便使应付危机工作 方面能有些章法”。这就是华盛顿特别行动小组的起源。 总统又推敲了他的选择方案,但他依然不下令进行轰炸。可是,他决定在星期 五中午举行一次记者招待会,宣布他已经向北朝鲜提出抗议,EC—121 飞机将恢复 飞行——但是有军用机护航。他强调指出,他的决定仅仅是一项“初步决定”。 尼克松的声明立即被平壤电台斥责为“玩火行为”。北朝鲜人警告说: “我们绝不会置之不理。”那天下午,总统和基辛格对这场危机进行了详细研 究。他让基辛格征求一下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们的意见。一小时后,基辛格汇报说, 这些政府高级官员大部分反对采取报复性轰炸行动。总统这时又问基辛格有什么意 见。 基辛格回答说:开仗容易脱身难。他对总统说,EC—121 飞机危机是第一次, “不是以前遗留下来的”危机,美国的反应该有条不紊,深思熟虑。这时基辛格感 到,总统似乎倾向于反对主张对北朝鲜基地迅速进行报复性袭击的一切建议,因此 他便很快改变了立场,基辛格开始捡起了罗杰斯所主张的对北朝鲜的挑衅需要克制 的论点。他说,进行报复性袭击可能会影响更大的目标——重新调整同中国和俄国 的关系。 当天晚上,总统决定搁置这件事情。基辛格感到满意的是,尼克松是在全面研 究各种选择方案之后才作出决定的。 第一次危机过去,基辛格成了名人。他登时在新闻界产生了影响。基辛格在新 政府任职还不到3 星期,他的头像就登上了《时代》杂志的封面——对于这位只靠 一个人支持的前哈佛大学教授来说,简直是平步登天。这家周刊在2 月14 日一期 中,发表了一篇向基辛格大送秋波的专文,用5 页篇幅介绍他从菲尔特镇到白宫的 经历,文中还对梅特涅和洛克菲勒有所赞扬。在这之前,基辛格曾指示他的部下, 要同《时代》杂志的记者组充分合作。基辛格在新赢得的声誉中飘飘然了。一位曾 在他手下工作过的人回忆说:“基辛格非常想出风头。”他在尼克松政府担任这个 职务之前,就连算命先生也难以料到他的前程会这样一鸣惊人和引起这么多的议论。 基辛格曾对一个朋友说:“我妈妈也许这样想过。我自己,可没有。”基辛格喜欢 看到他的名字登在报刊上,但一想到他的部下有可能把政策机密泄露给报界,却也 感到忐忑不安。有一件有名的内幕新闻是:一次基辛格看到报纸上登出了一些机密 情报,第二天他就召开了工作人员会议,劈头便问:“在座哪位是代表《纽约时报 》的?”他这是一句半开玩笑的话,但他内心的确对泄密感到一种深切而近乎神经 质的不安心情,这是因为一方面他醉心于尖端外交,另一方面认为有必要让白宫的 霍尔德曼之流相信他部下的忠诚。同时,基辛格深感连自己也有必要表白忠诚。在 他上任还不到一年的时候,国家安全委员会至少有7 个工作人员家里的电话被偷偷 地安上了窃听器;这些人自己不知道,但基辛格是知道的,有一些忠于国家但不是 忠于尼克松个人的工作人员,觉得这个机关里的空气实在无法忍受,便一怒而去了。 基辛格甚至在进入政府的最初几个月里,他后来那种智囊人物、头面人物、秘 密使者的形象便已露端倪了。在共和党内的高层人物中,能同他竞争的人寥寥无几。 基辛格一跃而成为超级明垦后,约翰·米切尔在1970 年公开地把他称为“自命不 凡的狂人”。基辛格满不在乎(至少在公开场合),他干脆把这个评语转而当作一 种恭维话来看待。他宣布说:“在哈佛大学,我花了10 年功夫才弄得我周围的人 都把我当作仇敌;我要大家知道,在这里,我只花了18 个月。” -------- 泉石书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