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领之路--追踪十五位归国MBA
元素编著
曹伟明
曹伟明，法国桦树菲力柏契出版社（《ELLE》杂志）中国区董事总经理。
1980年就读于武汉大学法文系。毕业后留校，担任武汉大学管理学院讲师。19
87年赴法国高等经济商业大学修读MBA。1990年学成后在法国KPMG审计事务所工作。
1992年前往加拿大。1995年11月回到亚洲，加盟桦树菲力柏契出版社香港公司。19
98年正式出任该出版社的中国大陆及香港公司总经理。1999年提升为中国区董事总
经理，主管中国大陆事务。
我是一个农村孩子
有一种小孩，长得高大、健壮，会骂人，也会打人，他用自己的拳头成为孩子
王；还有一种小孩，个子小小的，却有一颗“大大”的脑袋；会计谋；也会安排，
他用自己的脑子成为孩子王。曹伟明就是那种用脑子成了孩子王的小孩。
他出生在江苏常熟一个农民的家庭。农村的和风细雨、蓝天绿水养育了这个聪
明的小孩。没有什么文化的父母，虽然不能教会他一种具体的求生技艺，但他们的
善良、淳朴，却在孩子心中播下了一颗最珍贵的种子。曹伟明带着这颗种子，走过
田野、乡间，来到武汉大学，又带着它飘洋过海，法国高等经济商业大学、法国KP
MG审计事务所、加拿大的大街小巷，最后终于又回到亚洲，回到中国。不同的是，
原先的小小种子如今不仅发芽、抽穗，还长成了一棵郁郁葱葱的大树，树影婆娑，
枝叶招展。
“我想我是一个比较随和、宽容的人，非常乐观。这个基础承自我的父母，他
们教会我为人处世的根本。就像一座雕塑，父母给了我一个非常好的胚心。我真的
很感激他们，也为他们感到骄傲。”
16岁的大学生
“我小时候不善言表，可我学习成绩一向很好。在父母、师长、同学的眼中，
我就是一个品学兼优的好孩子。从小学、初中一直到高中，我就这么一路无风无浪、
顺顺利利地过来了。父母对我的学习管得很少，他们几乎不给我什么压力。我呢，
也是懵懵懂懂，不知道自己究竟要什么，只是隐隐约约觉得一定要上大学，上一所
名牌大学。其实当初我要是没有上大学；也许现在就是一个乡村企业家，那就完全
是另外一种人生，另外一个故事了。”说到这里，曹伟明笑了。
“其实，我对自己的高考并不满意，我当初的目标是北大、复旦、南大，可惜
分数低了一点。而且原先想考英语系，没有想到英语才考了引分，而最好的英语学
院的录取分最起码在92分以上，那我只能填了二外的法语，这才去了武大读法语系。
当时学生高考和现在大不一样，当时的班主任权利很大。他们会干涉学生填写志愿，
看到是城市同学就在他的第一志愿里填上北大、清华，看到农村同学就填次一等的。
我那时进武汉大学，心里还挺委屈。”现在回头看看，没有那位偏心的班主任，曹
伟明的人生之路就会和现在完全不同。所以，多奇怪，人生就因着这样一个一个机
缘巧合而慢慢铺展开来。
“武大的学习，我很快就习惯了。大一、大二时，我的专业成绩始终保持在前
几位，但我远远不是学校的风头人物，我有些羞于表现自己，这也许多少和我的农
村背景有关，还未脱去没有见过大场面的怯场。”
大三时，随着知识的丰富和年龄的增大，曹伟明考虑的东西开始多了起来，诸
如以后的工作问题，出国机会等等。当时中国已经出现了经济特区；国内的政策也
非常明朗了，自称“脑子十分灵光”的曹伟明敏感地意识到，经济大发展的时代就
要到来，单读外语巳经没有出路，管理这一行将大有前途。于是，他开始修读管理
课程。大学毕业，曹伟明留了校，做起了管理学院的讲师。
那一年，他才20岁。
20岁的大学讲师
拙于表达一直是曹伟明的弱项。第一次站上讲台；曹伟明看着讲台下挤满整个
教室的学生，有的年龄是他的两倍，他的脑袋里嗡的一下，变得一片空白。足足等
了一分钟，曹伟明才缓过神来，这才开始了他生平中的第一堂课。
近两年的助教生涯，以现在的曹伟明看来，可谓碑益良多：不仅加深了他对管
理学科的了解和兴趣，更锻炼了他表达自己的习惯和信心。但20岁的曹伟明可不这
样想。曹伟明放弃法文专业进入管理学院，原本是因着学校将会送他去进修管理专
业的承诺，然而这承诺却迟迟没有兑现。对着那些浅显而又千篇一律的管理课程的
教授，曹伟明渐渐失去了耐心。一场轰轰烈烈的师生恋风波，终于让曹伟明下定决
心离开学校。
“我那时做了两手准备：一来考研，专业就是我最感兴趣的国际金融，希望可
以借着研究生毕业分配而离开学校；二来争取前往法国高等经济商业大学的进修名
额。竞争这一出国机会，我需要通过一个‘法文版的GMAT’考试。我是法文系毕业，
文科自然没有问题，数理化却成了大问题。”曹伟明摇了摇头，仿佛这段苦学硬拼
的日子历历在目。
曹伟明所在的中学没有教授函数、微积分等内容，而这部分内容又是“GMAT”
数学部分的重头戏。曹伟明没有办法，只得抱来大堆大堆的教科书、参考书，从头
开始学起。“三个月时间，天天到晚上3、4点。等到考试考完，我床底下已经堆满
了为演算数学题而用去的草稿纸，简亘可以和陈景润媲美了。”
命运不会亏待一个真正勤奋的人。曹伟明通过了研究生考试，也通过了出国进
修的资格考。再三权衡之后，1987年10月11日，曹伟明告别学校，告别祖国，飞往
法国--他心目中的欧洲圣地。
我没有想过再回去--展望未来
然而，究竟去法国高商干什么？曹伟明自己也不甚明了，他甚至对这所学校都
一无所知。
借着那一年的教师进修机会，曹伟明原本打着自己的“小算盘”：一年读完，
继续读博士、博士后，走一条传统的学术之路。
不久之后，曹伟明就完全改变了自己的计划，他意识到了这所学校的价值，也
意识到了那张MBA课程文凭的含金量。一年进修还未结束，他就参加法国高商的全国
招生联考，并得以通过。就这样，曹伟明和自己的好友段杨一起，成为了法国高商
MBA班中的两名中国学生。
“我们有一个先一年去法国高商的校友，告诉我们一定要读一张正式的文凭出
来。于是我们又和中国教育部达成协议，继续修读两年。费用不成问题，是法国外
教部负责学费、生活费。每月1500法郎生活费，还付房租，应该说是不错了。”
法国高商是一所已有80年历史的私立贵族大学，每年经过会考、预科统考的严
格筛选，只招收二、三百名学生。学费昂贵，5万法郎一年。课程设置上除了三年制
本科的经济管理课程之外；还有一年制的各种硕士课程，另外就是这个二年制的管
理强化课程，也就是我们所说的MBA。该校的师资极好，为MBA设置的课程也和商业
市场紧密结合，教材内容不到20％。除了学校优越无比的硬件设施，学校更为培养
每一个学生而费尽心思。MBA课程不仅极大调整和修补了学生原有的知识结构，而且
真正改变了一个人的思维。名校的地位，师生的优良资质，一流的教学理念，为那
里的学生提供了一个极高水准的起步平台。
MBA课程里常有的分组讨论，真正锻炼了曹伟明的表达能力。从原先的硬着头皮
上到后来的应付自如，曹伟明说MBA真正挖掘和创造了自己的潜能。说到这里，曹伟
明就提到了自己的法国同学。“一组四个人的小组讨论，法国人通常不愿意和我们
一组。这里是一个相当于贵族学校的地方，讲究家统和学统，学生多少带着些傲慢。
很多人和你同学三年，从来不会和你讲话，也不知道你从哪里来。他们对中国不了
解，对中国文化不感兴趣，这也许就是欧洲强势文化的傲慢所在吧。有人甚至这样
问我们，‘你们国家有没有电视机，电冰箱？’在他们想象中，中国还处于蛮荒时
代呢。不过，OK啦，总体说来还好。我们的语言没有任何问题，学习成绩也算优秀。
学校老师对我们非常友好，校长还成了我们的好朋友。”
MBA课程的学习对一个母语不是法语的学生来说困难重重，但也并非苦不堪言，
繁重的学习之外，曹伟明的课余生活也很丰富。每年的校庆、狂欢夜，每个周末的
舞会，平时学生自发组织的活动，都点缀了曹伟明在异国他乡的生活。“假期一到，
我马上找一家餐馆打工赚钱，等攒够了钱，就和朋友一起出去旅行。我们算是穷学
生，可并没有什么太大的经济压力，这也是我们幸运的一个地方。”除此之外，曹
伟明也经常受邀去拜访他的法国朋友。在武汉大学工作时，曹伟明结识了一对来自
法国的夫妇，后来去了法国，每年圣诞他们都会邀请曹伟明和他们一同渡过，从没
落过。
“我没有想过再回去，眼界巳经开了，很难再适应国内的学校。当时就希望毕
业后在国外进一家正规公司，成为一个中层管理人员，根本没有想过要做老总。法
国是一个实行精英教育的国家，公立大学对所有人开放，私立大学则需要考试进入，
而且费用很高。这种学校很注意对学生的思想培养，他们告诉你，你要成为什么样
的人，给你一个远景目标，告诉你，你可以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一般法国高商经
济管理专业的毕业生进人公司，公司都很承认这张文凭的含金量，一进公司就会给
你安排一个中上层管理的位子。来到法国，我就没有想过再回去。”
MBA=Me Before Anyone
作为一个80年代初走出国门、在法国学统严谨的名校毕业的MBA毕业生，曹伟明
信奉着“MBA= Me Before Anyone”的况法：虽然不能平步青云，但找到一个不错的
工作，留在法国，应该不是一件困难的事情。事实也真是如此。
每到法国高商应届毕业生找工作时，总有许多大公司会去学校“摆摊儿”，这
对学生来说无疑是找工作的大好机会。另一个方式就是寄发简历。曹伟明把择业范
围定在银行、审计事务所等行业，第一个要求即对方必须是法国或欧洲的国际型大
公司，第二点必须是在巴黎。曹伟明一面在来校公司中咨询、面试，一面寄发简历。
前前后后简历至少寄了50份，回复陆陆续续地来了。
经过慎重的比较和选择，曹伟明在20多家公司面试之后；最终选择了KPMG审计
事务所。这是法国最有名的一家审计事务所，也是世界六大审计事务所之一。曹伟
明足足经过了五轮面试，层层过关，终于被录用了。那时的曹伟明，高兴得简直有
些飘飘然了。“这意味着我可以在法国留下来。要知道；留在法国，这对一个东方
人来说是非常非常难的。而且法国的工资比较高。签下合同的那一年是90年，我的
起始年薪是20万法郎。这对我来说，简直是一个天文数字了。我那时还比较年轻，
才26岁，觉得一切都圆满了，得意忘形得简直有点不正常。”
离开法国
初找到工作时的兴奋、激动，很快就被紧张繁忙的工作节奏、疏远冷淡的人际
环境冲淡了。渐渐的，曹伟明感觉到这个公司对中国人的不太友好，甚至是排挤，
传统的民族，本来就对东方人没有好感，这下就更反感了：凭什么你来审计我们？
这种排斥给曹伟明的工作带来了极大的压力，也制造了无数的困难。一般出去审计
的审计师都以一个组为单位协同工作，但曹伟明得不到来自同组组员的支持，没有
那种大家在一起工作时的团契感，相反是一种冰冻感，一个中国人被排斥在群体之
外。
“KPMG的工作很不顺利，一来看不到前途，二来是一种强烈的受排挤感。你是
一腔热血想要好好干，他却当头一盆冷水泼下来。”
事过境迁，曹伟明再讲起这段经历，还是诚恳地认为自己从中学到很多东西。
“我在MBA中学的很多知识，在工作中都有用，更难得的是这份审计工作教给我的严
谨的工作作风，同时也使我了解了很多其他公司的情况，熟悉了公司的运作规律等，
这些经验是MBA课堂里学不到的。”
1992年，曹伟明开始寻找新的工作机会。也就在那一年，法国经济形势急剧恶
化，用人市场极度萎缩。几经波折，曹伟明还是没有找到一份合适的工作。万般无
自己在里面好象有一点躲躲闪闪似的。审计是个有些特殊性的行业，需要审计师到
客户公司去工作，有时甚至会涉及到公司的机密问题。法国人是个相对保守、讲究
奈之下，他做了一个决定--离开法国，离开这个自己曾无比向往的欧洲圣地。
加拿大--等待自己心灵的农夫
1992年夏天，曹伟明办好一切手续，只身前往加拿大，盼望着能在另外一片天
地中开始新的生活。
北美，那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没有法国欧洲强势文化下的沉闷，到处弥漫
着的是随意，甚至称得上是疏懒的气氛。曹伟明在加拿大美丽、开阔的自然风光中，
很快就排遣了自己的郁闷心情；“好，就在这里开始新的生活吧”。
然而现实远比曹伟明想象的艰难。加拿大的经济状况很不景气，有大量MBA毕业
生找不到工作。加之曹伟明的MBA文凭尽管在法国赫赫有名，但在加拿大却无人知晓。
打一些零碎的短工。在那段日子里，一个法国名校毕业的MBA 在加拿大的餐馆里端
过盘子，商店里卖过东西，好一点的也就是帮助一些小公司做金融分析，还算多少
没有脱了本行。可一、两个月之后，他又成了无业大军中的一员。其实，92年的香
港正处于起步腾飞的黄金时期，但当时的曹伟明一心想留在北美发展，对亚洲不感
兴趣，也没有任何信息来源。
就这么朝不保夕地换了七、八份工作，曹伟明对找到一份正规工作已经失去了
希望。在一个加籍意大利人的帮助下，曹伟明用一年半时间做成了一笔丝绸生意，
算赚了一点小钱。但那终究不是一个MBA的长久之计！
如今再回首加拿大三年的“灰色生活”，曹伟明已然用了另一种完全不同的视
角。“尽管我在KPMG的工作算不上很愉快，但总体说来。当时我在法国的自我感觉
非常好：名校毕业，专业热门，知名公司，年轻有为，太多东西蒙蔽了我的双眼，
使我无法看清真正的自己。到了加拿大，什么都不同了：没有人知道你的优势。加
拿大自然风景非常好，我又没有固定工作，所以就经常‘一个背包走天下’。在那
些且走且看的日子里，我想了很多。
“有一个西班牙寓言对我的启发很大。一个失意的年轻人出行去爬山，半山腰
看到一个农夫安静地坐着，就问他在干什么。农夫说，我在等我的心灵。又说，当
人行走太急时，心灵就会跟不上，所以需要等一等。”
“就是这个‘等一等’，给了我很深的触动。我的优势究竟是那一纸文凭，还
是那些课程给我的能力优势？是什么令我无法和同事处好关系？我有没有主观原因？
我以为自己已经在某一个高度；那也许只是一个幻象？我是不是还没有准备好，却
急于求成，最终欲速则不达？我的出路在哪里？我就是那个在半山腰等待自己心灵
的农夫，加拿大的这三年，让我不要那么急，让我能够静下心来，看清楚自己是什
么。一静一动之间，有着无数的学问和哲理。
“没有那三年，就不会有现在的我，不会有现在的成功。”
回到亚洲
在加拿大“颠沛流离”地生活了一年半之后，曹伟明陆陆续续得到一些消息，
自己的同学、好友在亚洲发展得非常好，那里的经济环境活跃，人才形势不断看好。
他们的成功触动了曹伟明，“我为什么不回亚洲看看呢？”
1995年10月份，曹伟明拿到护照。他将所有的财产装进两只旅行包，没有任何
牵挂地登上了飞往香港的班机。整整8年。8年前，也是10月金秋，曹伟明飞往法国，
登上班机，他默默告诉自己，既然巳经出去，就不再回来了；8年后，曹伟明在回来
的班机上又一次对自己说：这里一定有我的一个位置！我的前途在这里！
单凭一张欧洲MBA的文凭，不说那些银行、知名大公司进不去，就是小一些公司里的
正式职位也得不到。眼看着几个月一晃眼就过去了，曹伟明迫于生活的压力，开始
到了香港，一切重新开始。曹伟明又一次一份接一份地寄发简历。不同的是，
这一次，曹伟明占尽了天时、地利、人和。凭着法国高商的MBA文凭，曹伟明投寄简
历的所有大公司都要求面试他。也许是曹伟明身上一个文科学生的浪漫，一个法国
MBA的敏感，促使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ELLE杂志香港公司--HFM。
“我选择HFM，首先因为Z是一家一流的跨国集团公司，ELLE杂志在消费杂志中
是最好的，经营规模也是最大的。其次，归根结底，我是一个文科学生，大学读的
是法国文学。我希望自己从事的工作和文化有关，这更符合我的个性。”
曹伟明初进公司的职位是商务经理；主管公司新产品开发、运行协调等。一年
之后，曹伟明升为财务行政总监，负责全公司在中国、香港的财务行政工作。
是MBA给了我视野和思维
1998年 10月，又是一个隐寓着收获的金秋，曹伟明面临一个选择。
总公司要让曹伟明负责中国、香港所有的业务，也就是说，一个MBA所渴望的、
展示其能力和才华的机遇来临了。只有在这样一个位置上，一个MBA才能真正运用他
的管理知识，实践他的管理理念。“可是我能胜任吗？在传媒领域，我没有任何管
理经验；香港、大陆又是这么大、这么复杂的一个市场。万一有个闪失……我是不
是再等两年？”这些顾虑真是让一个MBA犹豫过的！“我的上司给了我最大的信任和
机会，我的同事、朋友们给了我最有力的支持和鼓励，更是MBA给了我最远大的视野
“98年我开始做时，并不是百分之百有信心，以为自己还要再锻炼两年。上来
的第一年，处境非常难。我对整个传媒运行的整体情况还不熟悉，必须先充电。以
前我只管财务，现在一摊子都要管，比如销售总监。假如我不懂销售，怎么管他？
大多太多新的东西等着我去学习，去消化。原先我不用决策，而现在我要诀定今年
公司的发展问题。没有人可以告诉你，你应该怎么做，每一步都要靠自己去摸索。
法国总公司要求很高，既要发展规模，又要业绩。当时，我上下“受压”，一步都
不能走错。”曹伟明叹了口气，“98年我觉得自己做到了我做不到的事，假如没有
MBA给我打下的基础，没有MBA给我的‘变不可能为可能’的培训，我想我98年一定
做不下去。”
1999年，曹伟明担任中国区董事总经理。这时的他，管理一个公司已经不再有
“如履薄冰”之感了。这时，他才真正有时间、有精力去回顾自己的MBA历程；关注
如何进行管理的问题。
“高商的两年在思维上对我帮助很大。一个人没有坐上这个位子，就不会觉得
MBA对自己的用处，可一旦到了这个管理的位置，真正到了统管全局的时候，我才意
识到MBA对我的影响有多大。MBA告诉我要成为一个上层的管理经理，告诉我要有怎
样的决策能力。法国高商以前给我的知识，给我的思路，慢慢地爆发出来了，隐隐
约约地，就和我的工作联系起来了。这时，我才觉得现实和我所学的东西融汇贯通
起来了。”
是的，MBA是一张摇篮，一张成功的摇篮。MBA给你一个精神面貌，替你勾勒一
个远景框架，到了一定的时候；还会给你无穷的勇气和力量。成功与不成功，就在
于你想不想做，敢不敢做。正如曹伟明所说：“MBA改变了我！没有MBA，给我机会，
我也做不了。可我终究还是做了，而且做到了！
我和他们一起成长
一个国际性的大公司，哪怕具有MBA素质，管理时也会遇到困难重重。HFM中国
公司从五、六个人发展到现在的五、六十个人，业务越做越广，人才也越来越多。
“员工首先要看你老板好不好，会不会做人；还要看老板厉不厉害，能不能胜
任。这是一个公司维持稳定状态的先决条件，假如连这两条都做不到，这个上司就
是不合格的。除此之外，一个公司还要往前走，这就需要老板和员工一同往前走。
这意味着，我光是自己提高还不行，我还必须给每一个员工提供一个发展的前景。”
提到自己的员工，曹伟明的眼睛一亮，“中国教育体制下出来的学生，素质都
非常好，很聪明，但不是一拿来就可以用的，他们往往缺乏实际的操作能力，即便
是一流大学出来的学生，也没有受过很好的培训。我需要花两到三年的时间来培训
他们。我的老板对我的要求是百分之百没有错，不管大小，我也这样要求我的手下。
这既是对公司负责，也是对员工负责。我希望我的员工哪怕有一天离开了公司，去
了其他地方，别人也会说：到底是HFM出来的！我要告诉我的员工 什么是‘专业化，？
什么是‘团队精神’？只要一天在HFM，就要对公司负责，对自己负责。我相信我的
眼光，公司现在的职员都是极为优秀的，但他们需要培训。我告诉我的每个员工，
有一天你就可以成为一个部门主管。因此你不能徘徊原地，半年、一年，什么变化
也没有。你要给自己制定一个远景目标，要实现这个目标，你就要付出比别人更多
的努力，更刻苦地工作，更严格地要求自己。人才市场充满竟争，不思进取，就是
混日子，这样最多两三年，你就会被淘汰。”
“工作时，我对他们的确非常严，可下班后我对他们非常好，和他们也很亲近，
从来不搭老板架子。他们现在正在经历的，我都曾经有过；所以我要尽全力去告诉
他们，怎样可以少走弯路，怎样才可以更快、更好地成长。”
也许因为文化传统的影响，曹伟明自称自己的法国MBA是一杯红酒，需要慢慢品
味。没有美国肥 式的张扬和咄咄逼人，有的是绵绵的柔韧性；没有美国文化中一味
讲求效率、要求立竿见影的实效性，有的是人性的情感，含蓄的威力。因此．他十
分欣赏一种儒商型的管理方式，不是老对部下下命令，而是在一种交流的基础上，
用自己的风格来潜移默化他们。
“或许我的这种想法太理想化了，我也正在慢慢凋整。98年挺过来之后，我也
有一些时间来考虑，我的管理模式究竟怎样才能最大程度地发挥出来，这是我最大
的课题。MBA是理智、冷静加上感性和爱。20年以前，我可以接受MBA是比较冷静的
‘管理机器人’，但现在，尤其是在亚洲，情感因素在管理中的作用越来越大。
讲感情并不是不讲究原则。对工作上的问题，该罚的罚，该骂的还得骂。高标
准，严要求，才是真正的‘爱’。讲感情也不是施与小恩小惠，买点什么东西来讨
好地。我也不喜欢逢年过节都要送礼给员工，生日也都要记着他，这个比较虚伪，
真这样还不如加工资实惠。我说的感情是指关注他的成长，设身处地地为他着想。
他出现问题的时候，我要想，为什么他会出现这个问题？我怎样帮他？作为一个上
级，假如对属下只有责备，却从不去帮他，他今后就会怕你，但不会敬你、和你一
条心。
“一个成功的管理者，不是要让员工怕你，而是要让他和你一条心。我告诉我
的员工，有了上进精神，团队精神，不论你在哪里，都会有戏。”
我对我的事业很有信心
曹伟明说他非常赞同他总裁说的一句话：我们的杂志是引导如何生活的一种产
品。
虽然接触传媒是到了HFM以后的事，可曹伟明一下就喜欢上了这个行业。“现在
的中国，每个人都在寻求一种新的生活，因此我深信这个行业在中国非常有潜力。
现在国家对媒体控制很严，但这就意味着今后的开放余地很大，尤其是消费杂志领
域。我们这个行业需要每个人都有创造性，比一般传统行业更需要创新。”
曹伟明说自己工作得很愉快；尽管压力很大。经常香港、上海、北京三地跑，
连在家陪太大的时间都没有；公司发展迅速，业务面很广，操作起来就比较麻烦；
公司的运作机制和国内的整个体制环境还需要一个磨合过程；加之国内员工水平参
差不开，非常难管理。这些都是摆在曹伟明面前实实在在的困难，可他对此十分乐
观：“中国的确是个比较特殊的市场，可是靠团队，靠激情，五年以后，我们的事
业一定会做得很好！
“我们现在处于领先地位，可假如我们不思进取，别人就会赶到前头去。没有
哪个人比别人更聪明，成功与不成功，差别无非在于，你比人家想得多一点点，做
得多一点点，是不是具有团队精神，是不是比人家更刻苦，更努力。我相信公司会
越来越好，自己也会越来越好。中国市场的这个公司，是一个集体，我要依靠自己
手下几个非常得力的于将，他们也要依靠自己手下的队伍。整个队伍需要一起前进！”
曹伟明声称自己现在的‘段级，还只称得上管理模式，远没有形成真正的管理
艺术。称得上管理艺术，那就是管理起来非常得心应手，游刃有余，按中国的讲法
就是巳经“得道”了。
“我现在的工作；还没有发挥到淋漓尽致。比如我还没有带好我的这支队伍，
在国内的发展还需要时间；我的公司文化还没有形成，我的领导艺术还没有成型。
现在整个公司的管理结构还没有理顺。我会在未来的10年里，把我的身心放在这个
公司。
看一个公司成功与否，有两点：一个是业绩，一个是企业文化。我希望自己在
一个公司呆10年，走的时候可以给这个公司留下一种企业文化，我想这是最大的财
富。就像一个家庭，光留下财产并没有什么用，家学、传统才是最珍贵的。公司的
管理理念、企业文化是一笔无形资产，当市场不好的时候可以稳住人心，市场好的
时候则可以激发人做得更好。这就是MBA给我的财富：乐观的精神，宏观的视野，远
大的目标……”
工作并不是我的目的
曹伟明认为爱情、友情、亲情是生命中最珍贵的。
“爱情对我来讲很重要。我希望她可以分享我成功的喜悦，也分担我失败的悲
伤，我也希望我们用爱互相支持，互相鼓励。朋友对我当然重要。在我生命的每一
个阶段，我都有很多很多朋友。朋友会和你沟通，给你真正坦诚的建议。和朋友在
一起，思路才会开放。
“从武汉、法国、加拿大到香港、上海，从小学、大学到法国 MBA，我有很多
朋友，他们是我最可宝贵的财富。
“我对我的父母充满感激之情，我为他们感到骄傲，也希望他们会因为我而在
晚年有无比的欣慰。
“一个男人的事业当然很重要。我也的确花了最多的时间在上面，但它不是我
最终追求的东西。
“工作只是手段，不是目的，成就在我的心里；并不是最重要的。”
曹伟明说自己始终没有丢弃一颗承自父母的醇厚之心，“爱人如己”是为人最
高尚的品质；他说自己有着含蓄的进取之心，不张扬；却是柔柔韧韧，没有尽期；
他说自己追求完美，不管是工作还是学习，不管外界的境遇如何变化。
说这些话的时候，曹伟明带着微微的笑容。他笑的时候，总给人一种宽厚的
感觉。
可分明的，所有的精明和智慧都躲藏在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后面。
姓名：曹 伟
英文名：Cao Weiming
出生年月日：03／06／1964
星座：双鱼座
血型：O
爱好：文学，电影
自认为的个性：乐观
最常做的运动：蓝球
最喜欢的电影：与狼共舞
最难忘的书：鹿鼎记
最动听的歌：但愿人长久
最敬仰的人：父亲
小时候最想从事的职业：军人
未来最想做到的事：周游世界
最开心的事：上大学
最尴尬的事：被人问工资
最讨厌的事：关系应酬
最震撼的一件事：
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爱情，友情，事业
别人对你最有启发性的一句话：追求完美
CEO，文明世界的合法掠夺者
苹果电脑公司斯蒂夫．乔布斯去年的总收入达到了3.51亿美元的惊人数字，成
为去年全美国薪酬最高的CEO。在西方管理学的概念里，CEO通常被戏虐地贴上“文
明世界的掠夺者”标签，围绕着CEO薪酬展开的制度安排也被称为”高速公路上的抢
劫”，《财富》杂志认为，这一切实际上是CEO、董事会、薪酬顾问以及政府多方合
谋的结果。
1950年8月 23 H K1950年收入法案》正式成为美国法律。《1950年收入法案》
实际上是对美国税法的修正，它规定任何企业今后将有权向雇员发放一种新颖的货
币期权。期权制度的安排令1950年以后的美国企业精英们受益匪浅，他们从此合法
地成为”文明世界的掠夺者”。
辛迪·威尔，这位当年纽约布鲁克林区的年轻人就是该法案的受惠者之一。辛
迪．威尔去年的总收入是1．51亿美元，而这位花旗银行领导者sl年前最大的心愿不
过是成为一名军校生。甚至是被称为”当代最伟大的CEO 的杰克·韦尔奇，他在19
50年那个夏天的社会角色也只是一位高尔夫球童，尽管他去年总共从通用电气公司
拿走了1．25亿美元。至于去年收入高达9200万美元的甲骨文公司CEO拉里·埃利森，
当年才6岁，标准的黄口小儿。所有的理性与疯狂都从1950年的那个夏天发端，直到
苹果公司CEO斯蒂夫．乔布斯最近获得价值8．72亿美元的股票期权。这是一个刷新
了所有纪录的惊人数字。如果以总收入而论，CA电脑公司的王嘉廉无疑是美国有史
以来身价最高的CEO：1999年，王嘉廉的总收入达到了5．07亿美元，至今还没有人
能打破这个纪录。
面对如此夸张的CEO身价，即便是最坚定地鼓吹自由经济的美国学者也不得不怀
疑：在经过了连续10年的经济增长之后，美国CEO阶层是否已变得过于贪婪了。
从80年代起，企业家开始成为整个社会的偶像，CEO们欣然加入了这场狂欢式的
现代造神运动，并渴望在全美国薪酬最高的CEO排行榜上出现自己的名字。进入80年
代，美国股市一夜间牛气冲天，期权重新成了让CEO们心跳加速的名词，美国期权文
化的滥殇由此发端。
研究企业史的学者试图把美式资本主义形容为“董事会资本主义”，并为此洋
洋自得。在“董事会资本主义”的制度卵翼下，CEO被认为是实现公司所有权和管理
权分离的最佳工具。美国CEO阶层已经成为社会的真正统治者。
美国人更愿意相信，尽管包括斯蒂夫、乔布斯、杰克、韦尔奇等在内的CEO们用
两只手管理公司，却用一千只手攫取财富，但包括期权在内的制度安排过去是、将
来还将是实现公司管理所必须付出的代价。事实上，CEO几乎就是美国人时刻顶礼膜
拜的现代神像。
相比之下，即使是几乎同样富庶的欧洲，一年攫取高达9位数的财富仍然是被公
众唾弃的恶行。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董事会资本主义”的制度安排更像是为美国企业的全球
出击准备的。在这样一个以全球为场景展开的狩猎中，美国人对CEO人选的关注程度
已经远远超过了他们对CEO薪酬的重视，因为他们的船太大了，任何选择上的小小失
误都意味着灾
难性的后果。
所以，即使斯蒂夫·乔布斯虚情假意地把自己的年薪定为一美元，却从董事会
那里抢走了创纪录的 8．72亿份股权外加 3．81亿美元，即使鲁伯托．戈伊苏埃塔
在担任可口可乐CEO的16年间，攫取了超过10亿美元的惊人财富，美国人也对此熟视
无睹。
摘自http://www.sohu.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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