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调与近邻的关系 日本外交除了美国之外,亚洲太平洋是最重要的地区。这一地区的重点当然是 日本的两个近邻——中国与韩国。大平正芳自1972 年重新担任外务大臣后,特别 注意协调与这两个近邻的关系,但其效果却不大一样。 大平认为,中国问题对于日本外交来说,常常是出发点,也是终点。而且它在 日本外交上与其说带来光荣,不如说留下了许多污点。特别是这百年,是日本外交 在这一问题上反复失策的历史。中国问题在日本国内的舆论中形成尖锐对立,很难 统一,因此,它不仅是外交问题,而且也与日本国内问题有联系。对于历届日本政 府,中国问题如同一个“鬼门关”,稍一处理不慎便免不了出问题。若完全不管, 则又避免不了内外压力,必须非常慎重。所以,大平外相在日中航空协定获得参议 院通过后,曾在记者招待会上强调: “日中关系是我国外交的拱心石,如果把它搞错了,可不得了。”“政府希望 日中间加强牢固的理解和信赖,建立互惠关系。”大平在这里并非泛泛而论地玩外 交辞令,而是道出了他的肺腑之言。通过日中复交的谈判和以后的日中航空协定谈 判等一系列与中国的外交往来,大平深深感到了中国人民的善良友好,体验到了中 国领导人在对待日中关系上的宽阔胸襟。因此,大平不仅在各种场合宣传与中国应保 持睦邻友好关系,而且在行动上也付诸实施。在他当外相的两年间,日本驻华大使 馆的规模扩大到了49 人,仅次于驻美国大使馆。据认为,这是外务省重视中国的 未来的一项措施。由于日本是亚洲太平洋地区的大国,大平外相对中国的友好态度 还产生了不小的国际影响。大平带头促进日中邦交正常化的活动,导致了澳大利亚、 新西兰和马来西亚等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承认。以后,当大平担任了总理大臣, 仍一如既往地奉行与中国友好的政策,直到他生命的最后时刻。 另一方面,大平对积极促进日中邦交正常化的中国领导人颇为敬佩,他在《我 的履历书》中曾深有感触地谈到了他对中国主要领导人毛泽东和周恩来的看法。 大平谈到,通过两次受到毛泽东主席的接见,他感到毛主席“是一位高瞻远瞩、 气魄浩大的伟人……他的谈话非常坦率,而且很幽默。我感到通过这些谈话,可以 看到毛主席对于历史和民族所寄予的坚定不移的信任与感情。”“至于周恩来总理, 一言以蔽之,他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家,极有才能的外交家,也是一位超人的行政家 ……周总理确实是一位对工作不知疲倦、精力充沛的人……我觉得他掌握的历史事 实和有关最新情报的知识都非常准确,而且整理和消化得很好。 “周总理和毛泽东主席一样,对中国始终怀有深厚的感情和自豪感,但同时对 中国所具有的落后之处也有正确的了解……他对大国不惧,对小国不侮。 “周总理还以平民的姿态来待人接物,有时他也光临我们的住处,他总是笑容 满面地和司机、警卫、厨师、女勤杂工握手,从不忘记和他们打招呼,而且能把人 的名字记得很清楚。我们为了记住人的名字,需要付出很大的努力。我深深感到, 从政治上来说,这是一件最要紧的工作。因为谁都把自己的存在看成与地球同样重 要,谁都希望别人承认自己的存在。而周总理就是这样一位善于理解这种心理,并 把它付诸实践的人。 “另外,在吃饭桌上,周总理也从不忘记细心地关照周围的人。我觉得这也是 表现了他那天主的外交家素质,同时也表现了他对对方人格的承认、尊重和关怀。 “可是作为谈判对手的周总理,却是一位顽强的、难以对付的人……如今回忆 起来,周总理在昭和四十九年(1974 年)我最后一次跟他见面时,看来他已患了 不治之症。但他还是不分昼夜地把剩余的精力全部倾注于工作,献给了他的祖国。 他曾经说过:‘中国虽然穷,但还可以请你们吃这样的饭’,‘中国应该向贵国学 习许多东西’。这些谦虚的话使我很难忘记。然而,这位周总理却以中国所具有的 那种难以侵犯的权威与坚定不拔的独立自主精神,来对待美苏两个大国及世界列强, 博得了全世界高度的赞扬和尊敬。”大平认为,“没有这两位伟大的领导人的卓见 与决断,日中邦交正常化的工作肯定不可能以那种方式,在那个时期完成的。”大 平通过与中国领导人的接触,大概受到其精神的影响,在他自己以后的政治生涯中, 也为加强日中关系而作出了不懈的努力。 然而日本与另一个近邻韩国的关系,在大平担任外务大臣期间,却呈现了不大 融洽的状态。 在1965 年12 月18 日,佐藤内阁时,日本与韩国恢复了邦交,并达成了渔 业、经济合作、旅日韩侨法律地位、文物等协定。1967 年又设置了以经济为中心 的日韩定期阁僚会议,日韩两国的经济、政治关系日益密切。 但进入70 年代后,一些突发事件使日韩两国关系紧张起来。这时韩国朴正熙 政权实行反民主的独裁统治,招致了其他政治势力的反对。原总统候选人金大中为 首的反政府势力逐渐加强。朴政权面对这种情况,不是采取给民众以民主自由来获 取民众支持的办法,而是实行镇压反政府势力的方针,以图维持自己的统治。这种 作法招致美国议会和学者团体中许多人的不满,他们呼吁美国政府重新研究对韩政 策,不少人把金大中看成是可以取代朴正熙的政治家,金大中也加深了对美国和日 本的交往,这更引起了朴政权的嫉恨。 1973 年8 月8 日下午1 时;访问日本的金大中在东京皇宫大饭店2212室会见 韩国统一民主党领袖梁一东、金敬仁。一时半左右,金大中走出房间时,被几名男 子绑架了。这一天是大平外相陪同田中首相访美归国后的第三天,大平正在轻井泽 休养,接到报告时,外相立即感到这是一个严重事件,它既侵犯了日本主权,又涉 及日韩两国的关系问题。 日本外务省当即询问了韩国驻日大使馆,得到的回答是,韩国政府与此事元关, 希望保证金大中的人身安全。8 月13 日,金大中又被蒙着眼睛出现在汉城的私宅 中。金大中对前来采访的记者说:“与梁一东、金敬仁两人吃过饭后,在走廊里被 六七个人包围了,并且被注射了麻醉药。然后被拉上电梯,又被用小轿车运到似乎 是大阪的地方。此后,他们用一艘很大的船把我带回了韩国”。 这件事成了记者们争相报道的内容,他们在采访大平外相时,纷纷提出询问, 要求外相回答这一事件是否会发展为日韩之间的外交问题。这一事件使大平外相感 到很不愉快,他说“好像有一种别人闯进自己家中的感觉。”但出言谨慎的大平回 答记者提问时只是说:“在未查明事实真相时不可随便表态,首要的是查清事实真 相。”为此,大平与警方积极磋商,如何在尽量避免涉及到政治和外交的前提下去 获取证据,查实情况,如何对外公布调查结果等等,真是伤透了脑筋。 大平外相为此事又添了许多白发。 韩国方面坚持此事与政府元关,但韩国总理金钟泌会见日本驻韩国大使后宫虎 郎时又表示“韩国人与此事有关是确实的,”他还公开表示将给田中首相和大平外 相写亲笔信表示歉意。 9 月初,日本警视厅特别搜查总部查明,在绑架金大中的现场有韩国驻日大使 馆一等秘书金东云的指纹。这样,韩国政府介入了绑架金大中的事件这一点已经明 确,这一事件已成为日韩两国的外交问题。日本警方通过外务省向韩国提出要金东 云自愿出庭的要求,但此时金东云已不在日本。外务省也提出让金大中再次访日。 韩国方面拒绝了这些要求。 这件事又给自民党内大平的政敌以攻击他的绝好机会,大平手下宏池会的年轻 人也为大平担心。大平深知由于过去日本对朝鲜的侵略,朝鲜人对日本有着刻骨铭 心的仇恨。因此,现在此事要获得公正解决是很难的。但大平还是对新闻界公开表 示:“因为双方都是对等的独立国家,从长远的友好关系出发,我们还要努力公正 地解决这个问题。此案正在通过后宫大使敦促韩国方面重新考虑日本方面的意见。” 经过反复的外交努力,直到当年11 月,此事件才算获得基本解决。被软禁的金大 中重新恢复自由。11 月1 日,韩国外长金溶植会见记者时承认金东云秘书有“涉 及个人”的嫌疑,并说已解除了金东云的职务。第二天,韩国总理金钟泌访问日本, 与田中总理和大平外务大臣举行了会谈,并转交了朴正熙总统的亲笔信,同时,就 这一事件给日本带来的麻烦向日本政府和国民表示歉意,井保证采取措施使今后不 再发生类似事件。双方确认,金大中事件以此宣告政治解决。 大平事后表示,“虽然不能说已经解决得十分彻底,但这也是我们作出了最大 努力的结果,希望国民给予谅解。”这样,党内对大平的指责之声才渐渐平息。到 12 月3 日韩国改组内阁时,韩国中央情报部长李厚洛、外交部长金溶植和驻日大 使李潞均被撤换。 但一波刚平,一波又起。不久以后,日韩关系中又发生了不幸事件。1974年4 月5 日,在汉城的日本留学生早川嘉春和太刀川正树被韩国治安当局抓走,理由是 他们企图同韩国国内反政府运动的地下组织“全国民主青年学生总联盟”领导人进 行接触,有“违反总统紧急措施第四号之嫌疑”。 这件事因韩国政府未在逮捕前向日本方面充分说明侦查两名日本学生的经过情 况,突然宣布逮捕一事,使外务省措手不及,受到很大冲击。 韩国方面于4 月25 日公布事件概况。韩国中央情报部长申植秀说:拘留中的 日本大学生作为‘朝鲜总联’的间谍从事活动,并向‘民青学联’的领导人提供经 费和物资,帮助其开展活动。”同一天,大平正芳会见记者时表示:“事前没有得 到韩国方面就事件经过和有关事实所作的充分说明,这是令人遗憾的。”第二天, 大平即指令驻韩大使后宫虎郎要求韩国政府作出“公正、人道而迅速的解决”。 但是,韩国没有理会日本的要求,于5 月27 日对两名日本学生起诉,6 月15 日交特别军事法庭尸庭审讯,7 月15 日依法判处20 年徒刑。这一天也是大平担 任外相的最后一天。但他在接见记者时仍就此事发表了谈话:“希望韩国方面从日 韩友好的观点出发予以适当照顾”。 结果,此事于第二年以两名日本学生被释放而获得解决。 -------- 泉石书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