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经文纬武 蒋经国从苏联回国之初,曾在溪口隐居静读。蒋介石如此安排,实是用心良若: 一则可以避免经国与后母宋美龄之间因合不来而产生矛盾,二则可让他在生母毛氏 身边多住些时日,以慰毛氏孤寂凄凉之苦。除此之外,老蒋还有更深的用意,那便 是通过“修身养性”的读书生活使经国从12年共产主义教育和马列主义思想熏陶中 “清醒”过来,“洗心革面、重新做人”,以图后进致用,继承蒋家王朝的“万年 基业”。静读修养之余,蒋经国还负有一个重要的使命--向蒋介石写一份详细的 《旅俄报告》,期以对12年的留苏生活来一个重新认识,彻底消除共产主义意识形 态的影响。 据说,蒋经国这份旅俄报告书数易其稿,曾被老蒋连连打回,不能通过。关于 这一点,可以蒋经国在其父去世后所写的《守父灵一日记》中得到验证,他记述说: “父亲对此报告,批阅四次之多,曾嘱妥为保存。”看来蒋经国几经删改之后写成 的《旅俄报告》最终得到了蒋介石的首肯,因为蒋介石曾于1937年6月在写给蒋经国 的信中作如下批示:“你报告二部皆已阅毕,感激殊多。回想经过之患难与苦痛, 应知以后时时在家在国之难能可贵也。望常自览,应将原文寄还宝藏家中,可作宝 贵材料也。” 蒋经国谨遵父命“洗心革面”但他毕竟在苏联这个“世界革命的中心”生活了 12年之久,耳儒目染、潜移默化中所受到的“熏染”,绝不可能因为一份《旅俄报 告》就彻底消除干净。反从他这份《旅俄报告》“被蒋介石打回来几次”这一点来 看,已足可见蒋经国所受“熏染”之深。至于他最后终于写成了这份报告,终于得 到蒋介石的首肯,则多半是在作“官样文章”,其以博得乃父的欢心与放心。12年 的“毒化”,一份报告消解不得,几个月的“读书静养”也难以奏效。毛宁邵的回 忆就说明了这一点: 1937年3月间,蒋经国从苏联回国,经上海到南京,见了蒋介石和宋美龄之后, 便回到他多年离开的故乡浙江奉化溪口镇老家。那时,蒋经国就任在溪口镇的文昌 阁小洋房里。这个地方环境非常优美秀丽,而且很安静,背靠山,面朝水,花香鸟 语。蒋经国住在这里的主要任务就是读书。当时教他念书的先生,是特地从外地请 来的,名叫徐近邻,是个从德国留学回来的学生,为人诚恳敦厚做事认真负责,待 人也很热忱,他的老婆是德国人。蒋经国每天必读的书全是中国古文,像《孟子》、 《曾文正公家书》等等,还习练写大、小楷毛笔字。 在溪口那些日子,蒋经国身边有八名全副武装的卫士保护,还有三个便衣卫士。 这三个便衣卫士直到后来还一直跟着他,可以说是他最信任的心腹,一个叫曹激, 一个叫聂兆元,一个叫徐文贵,都是由南京侍从室待卫长派来的。由于蒋经国回来, 小小的溪口镇一时增添了热闹。 年轻时的蒋经国性情活泼好动。蒋家门前是一条水面很宽。很浅的小溪,他平 时做完功课后经常到那里去玩,有时光着脚下溪捉鱼,有时在水较深的地方游游泳。 他家的后面有一座山,蒋经国有时也去爬爬山。虽然不是居住在大城市,但他的生 活还是很丰富多采的。蒋经国对母亲很孝顺,母亲的话唯命是听。有一次蒋方良提 出去普陀山游玩,因为要过海,毛夫人很耽心,生怕“凶星天降”,坚决不让蒋经 国去,结果只让别人陪蒋方良一个人去了。蒋介石望子成龙心切,当蒋经国在溪口 住下不久,就派邵力子到溪口来看他,主要是了解蒋经国的学习和生活情况;邵力 子临走时还把蒋经国自习的大小楷毛笔字带了一些回南京去了。上海有名的大亨、 三北轮船公司的总经理、宁波旅沪同乡会会长虞洽卿也到溪口来看过蒋经国。还有 其他一些官员也纷纷来看他,弄得蒋经国既要学习,又要应酬这些达官贵人,送往 迎来,实在是忙个不亦乐乎。 蒋经国在溪口大约住了半年,抗战的风声就越来越紧了,特别是在上海沦陷以 后,杭州也开始遭到了敌机的轰炸,溪口也就不那么平静了,于是蒋介石就要蒋经 国赶快离开溪口到后方去。那时江西还比较安全,加上当时的江西省主席熊式辉又 力邀蒋经国到江西去,以讨好蒋介石,于是蒋介石便决定让蒋经国去了江西。 9月重阳过后,蒋经国在竺培风(蒋介石妹妹之子)武装警卫以及南京侍从室第 一组组长袁广陛等的保护下,浩浩荡荡地向江西进发。同行的有蒋方良和他的儿子 爱伦。还带了两个保姆和专门烧饭做菜的厨师张小品。到南昌后,蒋经国开始住在 赣江边下沙窝的“励志社”,里面是个大院子,有礼堂,有小洋楼,是个很清静的 地方。因为“励志社”不便安置住家,蒋经国不久就搬到当时的财政厅长文群的屋 子里住。大概过了三四个月又搬到了二纬路的寓所。 1938年初,熊式辉安排蒋经国担任江西省保安处副处长,不久又派蒋经国兼新 兵督练处处长。蒋经国很少在办公室,他喜欢一个人出去,行动很难使人捉摸,从 不通知任何人,因此,往往使保卫人员感到头疼。有一天深夜,蒋经国的卫兵和司 机们都认为他早该睡熟了,便结伴到外面散步,等他们回来时,大门已经关上了。 这些人不敢大声叫门,也不敢接门上的电铃,在门外急得团团转,后来商量派一个 人爬进墙去开门,想不到大门一打开,蒋经国也站在了大门外,原来他又出去了。 毛宁邵作为蒋经国的司机,曾在他身边工作过8年,据他的回忆,蒋经国在赣期 间,推行新政,作风朴实,而且尚知“深人群众”,不摆官架子。这些,都与当时 国民党官僚政客的作风大不相同,也就证明了当时的蒋经国并没有真正、完全地 “洗心革面”。 据毛宁邵回忆说: 有一年的元宵(节),蒋经国突然提出要到景德镇去看看。到了景德镇,不料 被那里的伤兵知道了,伤兵都来向蒋经国借钱抽烟,说打日本鬼子挂了彩,在后方 连抽烟的钱都没有,都说找到蒋经国就有办法了。当时,恰好我在门口,不然的话, 那些伤兵真不好对付。我对伤兵们说,蒋副处长开会去了,明天来。晚上我和蒋经 国商量,第二天一大早就开车走了,连景德镇的专员都不知道我们到哪儿去了。还 有一件吃馆子的事,给我印象很深,那是五六月间,天气渐渐热起来了。一天,蒋 经国和待从人员在街上闲逛,正好走到豫章路的“六扒馆”门口,他突然提出要去 品尝一下南昌的口味,于是便朝馆子里走。刚进店门就听到隔壁房间里传来一阵辱 骂声和摔碗甩筷的叮当声。原来是一个军官盛气凌人,因服务员上饭稍慢了点,就 大发雷霆,把端上来的一碗饭向服务员迎面打过去,旁边的人谁也不敢上前劝阻。 蒋经国本来就喜欢管闲事,见此场面,起身走过去指责那军官的粗野行为。大概因 为蒋经国穿的是便服,那军官根本不把他放在眼里,还说什么“少管闲事”之类的 话。站在身旁的侍卫本想发作,被蒋经国拦阻了。那军官还是神气十足。最后,蒋 经国只好出示自已的名片。那军官一见名片,就像泄了气的皮球,那股耀武扬威的 凶相,顿时被征服了,变成一副狼狈的样子。蒋经国当时批评了那个军官几句,把 他的姓名和部队番号记了下来,饭也没吃就走了。后来一次在九江,蒋经国告诉我 说:“我把六扒馆的情况告诉熊式辉以后,那个军官被关了六个月的班房。”像这 样的事是不少的。因此,蒋经国还赢得了“私行察访、体恤民情”的美名。还有一 次,我们到大庆视察回南昌,途经吉水县的三曲滩渡口,正碰上伤兵们闹事,拦截 来往车辆。当我开车离渡口,突然一个伤兵站在跳板上强行要搭车,我们没有理会, 伤兵一铁棍打过来,正好打在车顶上,坐在车上的蒋经国也给吓了一跳。随从侍卫 想开枪,却被蒋经国制止了。 蒋经国一到赣州,真是马不停蹄,不是去赤殊岭,便是到五云桥,要么就穿街 走巷。那时赣州的交通不方便,无论是渡章河,还是过贡水,都必须人走浮桥车过 渡船,很不方便。蒋经国有时开摩托车去,有时骑自行车去,有时干脆走路,在短 期内就熟悉了赣州的一些情况。 当时,蒋经国年近30,血气方刚,加上从苏联回国才两年,“布尔什维克”的 影响还没有完全消失,尚未染上旧官僚习气;同时有其父蒋介石为后盾,因而能雷 厉风行地烧起“三把火”。 首先,他提出“除暴安良”的口号,打击地方恶霸、流氓地痞的嚣张气焰,恢 复地方秩序。其次,强调严惩贪污、整饬吏治,提倡“公仆”精神。再次,他厉行 禁烟、禁赌、禁娼,改良社会风气,并且有令必行,有禁必止。通过这些措施,政 令基本得以通行,社会风气趋向好转,蒋经国本人也渐渐赢得了声誉。 蒋经国在赣州确实有过雄心壮志,想把赣州治理成一个“理想王国”。他有许 多新的主张,其实施办法也令人耳目一新,完全异于国民党行政官员的一套老办法。 他当时很年轻,精力也十分旺盛,因此在推行新政的过程中显得作风特殊、思想活 跃,也特别喜欢接近和结交各个阶层的年轻人。老报人徐铸成曾评论蒋经国,说他 “初出茅庐,似乎很有些励精图治、礼贤下士的样子,重用一些他的留苏同学和精 锐青年,还不时接见市民,‘勤求民隐’。一时有‘新赣南’之称。”这一时期, 徐铸成同蒋经国有过一段交往,他曾撰文追述: 1942年初,我逃离刚沦陷的香港,转任桂林《大公报》总编辑。那年下半年的 一天下午,忽然接到一位陌生人的电话,说他路过桂林,准备来拜访。通名之下, 才知道就是“蒋公子”。因为报馆在离城三四里的山脚下,不通车,只有一条从坟 堆里踏出的小径可通,我是走惯了的,我觉得还是我进城去看他较为方便。 那时,他不过三十多岁,矮矮胖胖,看来很健康,愉快而和蔼。照例寒暄以后, 他取出一卷文稿,是纪念他的亡友王后安的,问是否可以在《大公报》刊载。我看 文词很真挚生动,事迹也颇感人,就答应了。王曾任赣南区的南康县长,与原上饶 县长王继春都是蒋所倚重的干才,都因劳累而病死在任上。 蒋还很诚恳地邀我去赣南参观,说:“我年轻,没有经验,希望朋友们去看看, 多加指教。”我以工作抽不开身,婉言辞谢了。 第二年初夏,我和一位姓邓的朋友,结伴作东南之行,目的在迎接从上海逃出 的一批大公报社职员的眷属,包括我的、妻儿。因为是私事,相约不惊扰沿途的友 好。 赣州是必经之路,晚上到了那里,就寻个干净的旅馆安顿,然后到街头吃了晚 饭并稍稍观光市容,即回旅馆休息。因为连日“鞍马劳顿”,第二天“日上三竿” 时才醒来。起身后,即招呼“茶房”倒洗脸水。他说:“蒋专员来看你,已在门外 等了一个钟头了。”我惶惑的说:“为什么不早喊醒我?”他说:“蒋专员说你一 定很劳累,让你多睡些,不要吵醒你。”我听了惶恐而感激地马上出迎,说明此行 只是路过,不敢打扰。他含笑说:“不行,我们这里的规矩,不住满一星期是决不 放行的。”经过“讨价还价”,决定“屈留”三天。 这三天中,他陪我看城郊的水利设施,游览八景台等名胜,并参观他为培养青 年干部而设立的“虎同营”新村。他一路和过往的行人点头打招呼,市面的情况和 清洁、秩序,看来也远比桂林、韶关等城市为好。我也曾旁观他定期的接见市民, 被接见的,也看不出有什么拘束的样子。 三天走马看花的印象是:一、他年轻,似乎很想有所作为,有所表现;二、看 来他很讨厌那些党棍和老官僚们,想培养一批年轻的干部,予以重用;三、他很有 爱国心,尊崇民族英雄,他所办的报纸和其他事业,不少以“正气”命名,以纪念 文天祥,提倡民族正气。最后,他像是很能礼贤下士。 他天天陪我吃饭,我注意他的酒量很大。我那时也不到四十,年轻豪饮,但一 经较量,就败阵了。我问他如何有这样的“海量”?他凄然回答:“那是在西伯利 亚那几年逼出来的。士兵每天要发一升伏特加,性烈如酒精;不灌下这些,如何能 熬过那彻骨的严寒!” 后来,我到苏南接取那批眷属后,再过赣州,蒋又盛情款待。 由于我不通世故,习于疏懒,回桂以后,连一封表示感谢的信都没有写过。第 二年桂林沦陷,逃到重庆,有一天去复兴关办公,我不好意思去看他,把一张名片 托朋友代为致意。想不到过了两天,他亲自驾吉普车到李子坝的大公报馆来看我, 依然盛意殷殷。 蒋经国这一时期的“待人以诚”,不像是故意摆个样子给人看的。他的“礼贤 下士”也完全是出自真心。据在赣州与蒋经国同事过的人们回忆,一致认为他十分 “平易”,从来不摆官架子和耍“太子”威风。常常是夹克短衣,漏斗形马裤,皮 鞭在手,爱戴鸭舌帽,就像一个赛马场上的骑士。他不喜欢别人叫他的官衔,说是 那样称呼就让他什么也不会做了。因此,当时的青年人都呼他为“小蒋”,以示亲 近而又有几分崇敬的意思。 在执任保安处副处长和督练处处长期间油于蒋经国刚从苏联回国,对于在苏联 红军军政学校学习的有关政治和军事知识,仍然在头脑中产生影响。思想作风和工 作作风,与当地的官吏则有着明显的不同。据史料记载,蒋经国在当时撰写的一篇 文章中,对于苏联红军中的政治工作有过如下的论述: 党的工作对象是党员,而军事政治工作的对象则是非党员。对于党的两个机关 的政治工作,有必要相互发生关系,而执行的政治路线也必须一致。 共产党是军队中的唯一指导者,军、师团、旅团、团队中均有共产党的代表, 而这个代表的权力,和军官是同等的;军部的命令,如果没有党代表的签名,就无 法生效。此外,在部队中还有政治指导员制度,他们的任务和党代表是大同小异的。 在国内发生战争时,党代表除了负责宣传训练工作之外,还负有检查军官命令是否 正确及监视的任务。 蒋经国利用在苏联获得的知识和经验,决心把赣南治理好。他经常和士兵、下 属共食共寝,像一家人一样亲密无间。这种作风,在当时真是前所未有的,使许多 人瞠目结舌。 赣州官场上,多半是贪官污吏。他们和土豪劣绅同流合污,使得民主制度疲惫, 鸦片、赌徒、私娼横行猖撅。这里的前几任县长,没有一个人能够铲除私弊,而只 有包庇作恶,饱肥私囊,成为土豪劣绅的代理人。面对这一切,蒋经国果断地下了 禁止鸦片。禁止赌博、取缔私娼等恶业的命令。对于明知故犯的高官及其亲属,他 主张不予宽容;对抗拒法令、为首作恶者,处以极刑。这一雷厉风行的措施,使地 痞、流氓、赌棍、私娼以及形形色色的顽劣势力销声匿迹,横行赣县的一个叫刘甲 方的劣绅和一个叫余某某的军阀,也伏首帖耳,服法听命。 当时蒋经国,虽为一县之尊,后来又升任专员,却不奢侈挥霍。平时,他不使 用公用的三轮车,经常身穿简朴的衬衫,脚着粗陋的草鞋到农村去巡视。有记载说, 在1939年到1940年的一年中,他步行约1500多公里的路程,走遍赣南的十三个县, 对于全地区桥梁的铺设和水利设施,都了如指掌。 1940年夏季,蒋经国提出“新赣南建设三年计划”之后,又改为“五年计划”, 准备在赣县郊外的中华新村设立现在建筑的托儿所、幼稚园、小学和中学,再设立 贫民食堂,以收容孤儿、弃婴,取缔私娼、烟馆、赌博场,帮助犯罪者重新做人, 还反对浪费的恶习,鼓励集体婚礼。又准备开设新赣南合作社和交易公店,以统治 米、食油、盐等日用品,并把原来四十余种赋税简化为一种,以减轻人民负担,减 少官差从中盘剥的机会。 赣南过去的征兵制度,是以没有能力或不愿进行贿赂的贫民子弟为对象;新计 划法令规定,即使是要人之子,也无法避开兵役的责任。 对于文教政策,相继出版发行《正令日报》和期刊《中国青年》,江西三民主 义青年团还刊印了一份《青年日报》。 与此同时,对管区内5万余名三青团员进行指导教育以使他们大部份成为东南战 区的骨干分子。 新计划严格区分公与私,规定公职人员私用长途电话费,自己掏腰包支付;每 星期一下午,打开公署的大门,听取民众的申诉。 蒋经国这般作为,使得政府高级官员望而生畏,不得不刮目相看;一时被人们 称之为“全面政治建设的模范”。只因1943年12月被任命为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干 部学校教育长,蒋经国离开江西到重庆赴任,没有看到“五年计划”的成果,但他 的设计一直被人们津津乐道。 蒋经国在赣南推行新政,目的是要在赣南这块试验区内搞出一个国民党行政规 范的样板来。他经常将所谓“新赣南”同当时享誉中外的革命根据地陕甘宁地区相 比,并向外界宣传说:“共产党有陕北,国民党有赣南,谁成功,谁失败,以后看。” 的确,原本是“烂摊子”的赣南,经蒋经国的治理整顿后,确实给人以耳目一新之 感,“蒋青天”的称号也成为一时之誉,经国民党传媒的大力渲染,前来参观者络 绎不绝,许多外国记者也纷至沓来。 1943年12月,蒋经国被蒋介石调到重庆任职,虽然名义上仍兼任赣州专员,但 实际上从此离开了赣南。赣南的6年,可以说是蒋经国日后发迹的起点。赣南的6年 也是蒋经国的辉煌时期。于公,他赢得了好的政声,为他由地方至中央、由赣南走 向全国赢得了政治资本;于私,他开办了江西青干班,为自己培植亲信和嫡系干部, 由此他还结下了一段风流姻缘。 1940年6月,蒋经国带职到重庆中央训练团党政班第三期受训,取得国民党和三 民主义青年团员的资格。从此,他在三青团的地位迅速上升。7月,被任命为三青团 临时中央干事。8月,又被指定为三青团江西支团筹备主任,这实质上是江西支团的 首脑“第一把手”。但当时的三青团首领康泽却不买这位“太子”的帐洗使个杀手 铜,在江西三青团支部安置了不少“复兴社”的亲信,目的是架空蒋经国,使其成 为空头主任。蒋经国当然不甘示弱,决定从培养自己的干部着手,扶植自己的力量。 于是,他在赣州赤殊岭举办“三民主义青年团江西支部干部训练班”,自己当班主 任。在“青干班”的生活和训练中,蒋经国强调要“同心同德、患难与共”。要求 不分男女,都以“兄弟”相称,号召“效忠团长”(蒋介石)、“主任”(蒋经国)。 以后故有“赤殊岭精神”一说。“青干班”第一期是在1940年1月1日开训的,3月结 业,为期三个月。赣州“青干班”共办了万期,训练学员500余人。这批干部后来成 了蒋经国“嫡系中的嫡系”。 1942年,蒋经国秉承蒋介石“旨意”作了一次短暂的“西北之旅”。蒋介石也 曾一度设想让蒋经国涉足新疆,掌握新疆大权。蒋经国本人也觉得新疆这块地方靠 的苏联,他对苏联情况最熟,何况在赣南已经干了这么多年,积累了不少政治资本, 加上在赣南的政绩还受到蒋介石、宋美龄的首肯。现在要换一块更大、更重要的 “用武之地”让他大显身手,那更能在父亲面前显示出自己的“才干”。因此,他 从内心里是感到高兴的、跃跃欲试的,有好一阵子他的脑子里经常浮现出清朝“钦 差大臣”左宗棠的影子,越想越觉得去收拾和整理盛世才留下的新疆这副残局,非 他莫属了。 然而,蒋经国出任新疆主席的美梦却最终难圆。究其原因有二:其一,就是在 蒋介石的左右亲信中,仍然有人嫉妒蒋经国,认为他年轻、资历浅,不堪担任“封 疆大吏”的重任,让他去新疆独挡一面未兔太锋芒毕露了;其二,就是在蒋介石的 左右亲信中,仍然有人怀疑蒋经国,认为他从苏联回国后,在赣南的所作所为正是 “苏联社会主义的中国版”,如果再让他把这一模式带到新疆去推广,“岂不比盛 世才还盛世才”?这样,蒋经国治理新疆的“雄心大志”终于成了黄梁一梦。 “新疆王之梦”既已成泡影,蒋经国不得不重新设计他的前程。蒋经国深知政 治斗争之险恶,深刻地领悟到,没有党派组织做强有力的后盾月B么再高明的“行政 官”也将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于是,蒋经国决定还是寻其父蒋介 石的“旧梦”--走黄埔军校起家的道路。蒋经国首先选定的学校是国民党CC系控 制的中央政治学校。他认为控制了这所学校,就能逐步控制全国的县长、县党部书 记这一级干部、一改“蒋家天下陈家党”的局面。岂料,一向控制国民党党校的陈 果夫、陈立夫哪能容忍蒋经国涉足“陈家党”。这样,蒋经国染指中央政治学校教 育长一职的企图又泡了汤。蒋经国只得另谋出路,把希望寄托在三青团上了。 1943年,三青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重庆召开,蒋经国当选为中央干事。会 议期间,蒋经国提议,将原“三青团中央干部训练班”升格为“三青团中央干部学 校”,作为三青团训练干部的“团校”,以与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一决雌雄。蒋经 国这个提案很快获得通过。 19M年元月,蒋介石改派蒋经国出任“三青团中央干部学校”教育长,前往重庆。 赣南时代,因而结束。这是蒋介石精心培植蒋经国取康泽而代之,以真正控制三青 团的一个绝招。 蒋经国的从政生涯起于江西,抓党组团,同是发动于江西。这次走马上任,率 领一批来自赣州的嫡系人马,浩浩荡荡地开进“陪都”重庆“复兴关”,进驻“青 干校”。很快就把持了“青干校”的实权,将康泽排挤出局。 为了壮大自己的势力,1946年初,蒋经国将原“青干班”一至五期毕业的学员 作为“青干校”的第一期学员,换发毕业证书,改组“青干班同学会”为“青干校 校友会”由蒋经国统一领导。原“青干班”已毕业的一至五期学员,实际上已掌握 着三青团各支、区、分团的大权,现在这批骨干已为蒋经国所控制,大大强化了他 在三青团内的地位和影响。此外,在“青干校”内还附设了一个“高级干部训练班”, 专门招收一些具有专长的高级知识分子,为蒋经国培养幕僚以及亲信骨干。1946年 9月,在庐山举行三青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最后“圈选”的72名中央干事中, 蒋经国仅次于干事会书记长陈诚,位居第二。不久,又进行了中央团部的人事调整, 蒋经国以中央常务干事兼中央团部第二处处长之职,直接把持三青团组织训练、干 部培养等大权。所以,当时在三青团中央干部学校里,喊得最响亮的一个口号就是: 中央干部学校的任务是“培养干部的干部”。 在牢牢掌握三青团实权之后,蒋经国又把目光转向国民党的军队。后来,等到 蒋经国把青年军的政工系统全部抓到手的时候,他在重庆的“事业”已经发展到了 一个新的高峰,并为他日后继承“父业”奠定了一定的基础。此时,以他为首的 “新太子派”业已形成,他的组织力量和干部力量足可以同CC系、黄埔系等几个大 的派别并驾齐驱了。 但是,蒋经国以在赣南“推行新政”起家,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政治资本,却也 为自己树立了不少政敌。一些人攻击他,说他是“左派共产党的代理”。而当时, 蒋经国的思想确实还在一定程度上受着“布尔什维克”的影响。抗战时期,延安的 《新中华报》发行到国民党统治区的很少。而蒋经国居然能得到它,不但得到,而 且看得非常仔细。甚至吩咐当时在他领导下的抗敌委员会所办的《动员旬刊》将延 安方面的一些政治文章加以文字改动后转载,起到了良好的宣传抗日的作用。 薛汕在回忆蒋经国时曾说: 这个时候,来自各地非议蒋经国的言论,不见报刊,却流传于人们的口头上。 大约是两个倾向:一说他是共产党,说者多是国民党人;又一说他不是共产党人, 是假进步以欺骗人,说者多是有点过激的进步青年。他该怎么办呢?真是左右为难。 他大约找四大秘书商量了,结果由高理文代笔,写了一篇《是非辩》,登在《新赣 南》上。我认为,辩与不辩,为无补于事,没有多大必要,只反映蒋经国的境况而 已。 一天,蒋经国问我:“雷宁同志,这篇文章在外面有什么反应?”我说:“没 有听到什么,你主要的是说给国民党人听其实,只要你干什么,不这样就那样,总 要有意见的。”他觉得奇怪:“为什么?”我不好再说,因为他如果不彻头彻尾依 照国民党顽固派所想的做,只要在某一点上与共产党所提出来的有共同点,指责也 就绝不会少。 “推行新政”之举,固然反映了蒋经国初涉政治舞台、踌躇满志的欲以“政绩 卓著”来证明自己权力的欲望,多少有些“想出风头”意味。但是,就工作实绩而 论,他也的确颇有建树,这一点是后世史家所共认的。当时的蒋经国,年轻、有朝 气,政治上比较开明,思想上也比较左倾,对于百姓的疾苦也比较关心,的确做了 一些“体恤下情”的好事。为了推行新政,他甚至不惜微服私访,化妆成小商贩去 抓赌禁娼。再如禁烟,蒋经国更是不遗余力,顶着巨大的压力强行查禁,表现了一 个青年政治家的胆识与魄力。 30年代至40年的赣州,由于远离首府、地近广东沿海,所以烟馆林立,贩卖鸦 片的人很多,抽大烟的人更多。蒋经国先是下令禁烟,接着下令动手抓人,以至抓 的人太多,监狱里都人满为患了。对这些吸毒贩毒的人,关又关不下,放又放不得。 于是,蒋经国又开办了“强民工厂”强迫这些吸毒贩毒的人做工。1940年,张治中 将军由广东韶关到江西,蒋经国还专门陪他参观“强民工厂”,受到张治中的赞扬。 蒋经国的“平民思想”和家乡观念也很郁厚。从苏联归国后,也许是长达12年 的乡恋积郁过久过深的缘故,他在溪口“静读”期间,就曾有过不少关心桑样的善 举,也曾多次到家乡的武岭学校向师生们宣传抗日,动员家乡人民奋起抗战。就在 这时,蒋介石接受了他的请求,把他安排到江西工作。 母子再度分离是痛苦的。经国再三劝慰:等他在江西安置下来,立即接姆妈同 去任所。毛福梅则表示,除了短期随去小住几天之外,不愿意终生离开丰镐房。她 坚信她的虔诚祈祷会给儿子消灾避祸。为使经国有帮手,她动员了姐姐毛英梅的两 个儿子宋继尧、宋继修,二哥毛懋卿等,随经国去江西任职。大哥毛怡卿的孙子毛 彭初,在军校读书,蒋经国也向军校把他调来做帮手。 蒋经国到江西后,仅一年多的时间,就升为江西省赣州行政督察专员、兼赣州 县长,成了一个执掌实权的“父母官”。这时,蒋经国又把溪口武岭学校的张凯、 邓士萍、徐恒赢(都曾任武岭学校的教务主任)、胡乐天、黄寄慈(都是武岭学校 的教员)等人调至赣州,都成了他的得力助手。 当时溪口虽然尚无战火,但战争的灾难已波及到了,粮食匾乏,米价暴涨,溪 口民众叫苦连天,大家请求毛太君设法救荒。毛福梅想到儿子,遂派帐房先生唐瑞 福去赣南找经国商量。 经国见到母亲的特使,备了丰盛的酒菜为瑞福哥接风。唐家与蒋家原无亲眷关 系,只因为当年蒋介石出生时,蒋母王采玉奶水不足,刚好唐瑞福的祖母也养了个 孩子,蒋介石吃的头口奶就是唐老太太的,所以毛氏一向把这位老太太当婆婆看待, 这层关系蒋经国是知道的,所以他称唐瑞福为兄,相见特别亲热。 唐瑞福说明来意,经国略一沉思,随即爽朗地说:“这里大米有的是,但运输 困难。不过瑞福哥,你放心在这里住,玩几天再回去,我会设法将米运过去的。” 唐瑞福有事挂心,急于回家,只住了两天,就赶回了溪口。回到溪口,只见满 街都是背着米袋的人,原来从江西运来的米已先运到了。大家正在抢购呢。唐瑞福 自己家里也缺粮,赶紧去买,但已卖完了,不免有点懊丧。毛氏安慰他说: “这次经儿运来八百石米,被地方上插手,好处都让手长的人捞了去,有许多 缺粮户向我告状。你再辛苦一趟,让经儿再运批米来,我们丰镐房自己掌秤,别让 老实人吃亏了。” 第二次,经国又从江西送了1200石大米到溪口。这一来,溪口缺粮少钱的人暂 时都渡过了难关,受惠人千恩万谢,都夸毛氏养了个好儿子。 报效桑梓的思想,并没有因为从政既久而淡化。张国祁先生曾撰文披露过有关 细节: 在蒋经国的家乡--浙江奉化县溪口镇,家家户户忙着腌腊肉、磨年糕、办年 货,洋溢着一片丰年兴旺的情景。春节前几天,我们走访了唐瑞福老人。 这位七十八岁的老人和蒋经国是三代世交,曾经是蒋家丰镐房的账房先生。谈 到他在蒋家管账的经历史,他说:“我两度给蒋家当账房;第一次是在1939年,那 年蒋经国从江西赣州回到家乡,他对我说,瑞福哥,我同几个长辈商量过,请你当 帐房,托你做好几件事:一是给祖宗上坟作忌;二是同亲友人情往来;三是帮我家 管管帐。第二次在1945年8月,抗战刚胜利,那时我在宁波经商,蒋经国从重庆派侍 卫官蒋恒祥到宁波来找我,请我回到丰镐房当账房。以后,蒋经国从南京回溪口, 都由我安排他的生活,还陪他去看望长辈,上祖坟。他是个重感情的人,对乡亲挺 和气。” 唐瑞福老人兴致勃勃地向我介绍了丰镐房的今昔。丰镐房是蒋介石的祖宅,在 1930年前后进行扩建,蒋经国在这里度过了童年。这位老人还清晰地记得,抗战初 期,蒋经国偕同他的俄籍夫人方良女士从苏联回到溪口老家时,在他毛氏母亲的支 持下,按照家乡的风俗,蒋经国夫妇就在丰镐房补办了结婚仪式。1949年春,蒋介 石和蒋经国又住了一段时日。从此,他们就离开家乡了,一直没有回来过。而今, 我们看到的丰镐房,屋顶保留着双龙戏珠、三星高照的装饰;壁上的八仙过海、麒 麟送子的图案,栩栩如生;走廊上镌刻的丹凤朝阳、桃园结义,神彩飞扬;当年蒋 介石为蒋经国40岁生日所题的“寓理帅气”四字横匾,依然高挂原处。 唐老先生回忆起一件往事:“那是1948年农历除夕,蒋经国邀我同饮送年老酒, 我们边谈边喝,猜拳行令,把我灌得大醉,最后,还是他派了长子爱伦把我扶回家 的。三十多年了,每逢春节,我都想起这件事。” 在恭敬桑梓方面,蒋经国倒是继承了蒋介石的衣钵,父子俩一“君”一“臣”, 同朝为政,身边的人以及手下主要党羽多为亲朋故友或邻里乡亲。 蒋经国之所以对故乡一往情深,对家乡父老们关怀备至,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 他对生母的眷顾之情。这一点,倒也与乃父蒋介石一脉相承--事母至孝。 蒋经国到江西上任的初期,曾接母亲到任所去住过几天。当时蒋经国新官上任, 忙得食睡无时,很少有时间陪陪母亲,毛福梅住了几天,感到孤单乏味,又惦念着 丰镐房老家,于是坚决要儿子送她回家。后来,蒋经国回乡探望母亲时,又曾请求 母亲随他到江西去,而毛氏则感到“故土难离”,不愿背井离乡,婉拒了。有一次, 蒋经国为了动员母亲去江西,特命儿女们跪在毛氏面前,说是祖母如不肯去江西, 他们就长跪不起,毛福梅既感动又无奈,只好答应了。可是,一家人将要启程赴赣 的那天,丰镐房大门内外忽然被一大群乡邻围了个水泄不通,原来是乡邻们得知毛 氏要离开溪口,一齐前来挽留,说毛福梅是溪口的“女菩萨”,她若是走了,恐怕 连溪口的风水也都要带走了。众人一起向蒋经国恳求,请他不要把母亲带走。蒋经 国尚未表态,毛氏早已被众乡邻的一片真情感动了,她当即表示:什么地方都不去, 这辈子就留在溪口了。 谁也没想到的是,大家的恳切挽留,致使毛氏命丧溪口,使蒋经国遗恨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