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2节：第六次口述(3)

　　以后因为某一种机缘的凑巧，我读到了几乎自《在黑暗中》以后的她的全部
作品；最近又读到她失踪前不久出版的《夜会》。在这几部书里，有她的全人格
的进展的缩影，最初是从“悄悄地活下来悄悄地死去”的莎菲，进展到能“忍受
非常无礼的侮辱”的梦珂。这以后，她的颓废的心情又反映在阿毛姑娘身上，—
—“不为什么，就是懒得活，觉得早死了也好。”跟着来的是转变，《韦护》的
女主人公丽嘉一出台便与以前不同了，她看破爱情，她想做点事业，这种空漠的
想，又实现在《一九三○年春上海》里，这书的女主人公美琳终于投身革命，最
后是，革命被象征化了，在《给孩子们》里作为爱若出现了。

　　这种由资产阶级而闻到革命的气息，而真去革命，而把革命象征了，不是一
个很合理的进展么？合理是真的；但也许太合理了，我在《在黑暗中》看到的丁
玲是这样；在《韦护》里看到的仍然是这样，在《一九三○年春上海》看到的仍
然是这样，——倘若就这样下去，我想不会有一天不这样的。也许因为时间的关
系，在《在黑暗中》里不得不穿旗袍或马夹；在《一九三○年春上海》只好穿蓝
布裤褂之流的东西，我不愿意替别人检定意识，说不愿意是瞎话，实在是不会，
但是丁玲的意识却很明显：她彻头彻尾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的典型女性。

　　在这里，很奇怪的，我想到扑火的蛾子，无论原来是在树丛里，墙角里，只
要见到一丝光明，也要去扑，被纱窗隔住了，还要停留在那里，徘徊着往里窥探，
希望可以发见一个空隙，钻了进去。但这个联想实在不恰当，我承认我们的革命
家闻到了革命气息，有的也真的去革命了，但是大部分闻到这气息的时候却往往
在跳舞厅里，喝过了香槟酒“醉眼蒙眬”的那一刹那间。我的良心不使我把丁玲
归在这一类，但是除了这一类外，我却也再找不到更适合的一类了。

　　但是，实在说起来，还不这样简单，在她这一些作品里，我看出了她的一个
特点——黏质的惰性。这种惰性我自己也感到过，尤其是在读书的时候，只要一
想到发奋读点书，总想明天开始罢，然而明天成了今天，还明天开始罢。就这样
明天下去，终于也不开始了，在某一种时候，丁玲也实在被革命气息陶醉过，但
是她仍留在原来的地方，不向前动一动。自己做些美丽的富有诗意的梦，她微笑
着满足了，也许她也有“来了”之感罢。

　　就这样，无论穿的是旗袍或马夹，穿的是蓝布裤褂；但是，她还是她，转变
也终于只转变了衣服。她与第四阶级的距离不比《在黑暗中》时期距离近，她所
描写的第四阶级只是她自己幻想的结果，你想，像她这样一个人凭空去幻想第四
阶级，结果应当怎样离奇呢？你可以用一个印度人去想象北冰洋来比拟，这个印
度人会把棕榈栽在冰山上（自然是在想象里），他会骑了象赤着身子过雪的山，
——你看她怎样，在《消息》里，她同几个老太婆开玩笑，她替她们做着白日的
梦：

　　“一天只做七个钟头工，加了工资，礼拜天还有戏看呢，坐包厢，不花钱…
…”

　　在《夜会》里，她描写了，也许同她初意的相反，他们的简单、愚蠢，以及
一切能令一个绅士发笑的举动，倘若我们有一点同情心的话。这一点也是为他们
单纯的愚蠢的而生的，本来，在一个小资产阶级的眼里，他们的举动的确有点愚
蠢而近于可笑的。丁玲虽然改了装，穿上了蓝布裤褂，但是她仍然是以前的她，
这些简单到同牛马一般的人们，在她眼里，能不显得可笑么？我常奇怪，出现于
外国电影里的中国人，总是佝偻着腰，摇着尾巴（可惜没有个尾巴）。低首站在
天之骄子面前，外国人为什么把中国人弄成这样？在丁玲身上，我找到了解答。

　　我不是说，在她的几部书里有她的全人格进展的缩影么？但是这里所谓的进
展，却似乎有点不大适合，倘若进展含有好一方面的意义的话，她的缩影是往前
走的，但这只是给时间拖着。更适当地说，她的影却是愈拖愈暗淡下来了。到了
《夜会》，只模模糊糊地留了点残痕，明显地说，就是，她的身躯在经过某一个
阶段以前，只适于穿旗袍或马夹；或者，再往后，穿筒子似的大衣和高跟鞋，但
是她却偏想去穿蓝布裤褂，结果只有暗淡了。

　　虽然暗淡了下来，仍然一样浮现在我的面前。不同的就是，现在我却能把它
们拉在一起，以前我看看她的影子在书里掠过的，绿的，渐渐地蓝了蓝了，迅速
似流星，终于我也莫名其妙，但是现在我仿佛有了慧眼似的，我能在这些幻变的
影子后面发见一个更根本的东西，我知道，自始至终，她仍然是她，没有转也没
有变，我笑自己的浅薄——我怎么会给她的外套眩惑了呢？

　　1934年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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