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学时英语成绩最差 1959年,我们全家搬离米德兰,来到了550 英里以外的休斯敦。当时,父亲已 经当上了一家石油公司的CEO ,从事近海钻井。该行业在当时扩张迅猛,因此把家 搬到墨西哥湾能够更便于管理海上钻井架。我们的新家坐落在一片茂密的树林里, 经常有暴风雨光顾。这里的气候与米德兰截然不同,在米德兰,你只能看到沙尘暴。 我对这次迁居感到紧张,但休斯敦是一座充满活力的城市。我在那里学习打高尔夫 球,结交到了一群新朋友,并就读于一所叫金凯德的私立学校。当时,我觉得米德 兰和休斯敦的差异巨大,但是后来的经历告诉我这真是小巫见大巫。 有一次放学后,母亲在校车到站停靠的附近接我回家。当时我已经是读九年级 的大孩子了,母亲们一般都不会去校车车站附近接我们回家,只有小学生的母亲才 那么做。那天她看上去兴奋异常,显然是有什么好消息。当我从车上走下来的时候, 她就迫不及待地叫道:“祝贺你,乔治,你被安多弗(Andover )录取啦!”这对 她来说是个喜讯,但对我却不见得。 在前一年的夏天,父亲曾带我去参观他的母校——位于马萨诸塞州安多弗的菲 力普斯预科学校。这所学校显然和我以前读过的学校风格迥异。大部分的宿舍楼都 是大石砖建筑,围绕广场修建。这里看上去像一所大学。我非常喜欢金凯德中学, 但是决定已经作出,不容更改。去安多弗上学是布什家庭的传统,我要延续这一传 统。 我的第一大难题就是要向得克萨斯的朋友解释安多弗的情况。在那个时代的得 克萨斯,如果有人被送往外地上高中,多半出于惩罚的目的。当我告诉一个朋友我 准备去马萨诸塞州的一所寄宿学校读书的时候,他只问了一个问题:“布什,你犯 了什么错误吗?” 1961年秋天,我入学了。我想我的朋友也许说得没错,父母是想惩罚我才把我 送到这里来的。不管是去上课,还是吃饭,还是去教堂做礼拜,我们都得打领带。 安多弗的冬天漫长而寒冷,我们仿佛被流放到荒无人烟的西伯利亚。作为一个来自 南方的得州人,我在这里认识了四个新的季节:冰雪,新雪,融雪和灰雪。安多弗 是一所男校,学校里面除了几个在图书馆工作的女性之外,没有其他任何女性。渐 渐地,这些图书馆的女工作人员在我们的眼中成了漂亮的电影明星。 这所学校治学严谨,对我来说是个巨大挑战。在安多弗读书是我经历过的最艰 难的事情,其艰难程度与我40年之后竞选总统的难度有的一拼。我的学习成绩落后 于其他学生,因此必须悬梁刺股,努力追赶。在上学的第一年,我们寝室晚上10点 熄灯,无数个夜晚,我不得不趴在地板上借着过道上的灯复习功课到很晚。 我的英语成绩最差。在我早期的一篇作业中,我抒发了失去妹妹鲁宾的悲伤。 我想我一定要用一个比“眼泪”(tears )更好的词。毕竟,我现在是在东海岸了, 和粗犷的得克萨斯不一样了,我觉得应该学会使用一些更高深的词汇。于是我拿出 之前母亲装进我行李里面的近义词典,查出了tear(在英语中也有“撕破”的意思, 作动词)的一个近义词,然后写道:“Lacerates (撕裂)从我的脸颊流过。” 当作业批改发下来后,我看到卷子上画了一个大大的零分。这无疑是给我当头 一棒,让我备感羞辱。我在得州读书总能够得高分,而这则是我第一次成绩不及格。 我给父母打去电话,告诉他们我多么可怜。他们鼓励我要坚持下去。于是我决心一 定要克服困难,因为我不想做一个轻言放弃的人。 比起学习上的步履维艰,我在社交生活方面则适应得快得多。在安多弗,有一 小群得克萨斯州的老乡,其中一个叫克莱·约翰逊,来自沃思堡,我跟他非常谈得 来,不久便成了亲密的朋友。我的交际圈扩大得很快。对于我这样一个喜欢和人打 交道的人来说,安多弗是一个适合交友的好地方。 我发现自己拥有良好的组织天赋。在高年级的时候,我任命自己为曲棍球联盟 的主席,自称为特威兹·布什此名源自于老大特威兹(Boss Tweeds ),19世纪纽 约臭名昭著的腐败政客。——译者注(Tweeds Bush )。我也任命了自己的助理内 阁,包括一个主裁判和一个联盟心理医生。我们制定了详尽的比赛规则和加赛规则。 我们不设外卡(wild card ),我可是一个纯粹主义者。 我们还想出一个诡计——仿造身份识别证件的设计,印制会员识别卡。这个计 划被校方发现。我被勒令立刻终止该计划,我也照做了。卸任之前,我的最后一项 工作就是任命我的继任者——我的表弟凯文·拉弗蒂。 在安多弗读书的最后一年,历史课的任课老师是汤姆·里昂。他喜欢用自己的 拐杖敲黑板,以抓住我们的注意力。里昂先生曾在其就读的布朗大学踢足球,之后 他患上了小儿麻痹症。我把他视为自己的学习榜样。他总能把历史人物讲得栩栩如 生,讲到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的时候尤其如此。他非常欣赏罗斯福的政见,我猜 罗斯福克服病魔的经历一定让他大受鼓舞。 里昂先生对我要求严格。他不断向我发出挑战,又时刻培养着我。他批评过我, 也表扬过我。在他的鞭策激励之下,我对历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对历史的热爱伴 随了我一生。几十年以后,我邀请里昂先生来到白宫椭圆形办公室。那一刻对我的 意义非同寻常:一个是正在创造历史的学生,一位是曾经讲述历史的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