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战争、和平与启示
雪莱曾经说过：“我们都是希腊人。”同样也可以这么说：“我们都是法国人。”
无独有偶，他们这些人都是昔日生活艺术的大师。一个真正文明的民族不会蔑视那
些次要的艺术，因为她明白生活的各种表达方式都是多么地重要。不一定需要大理
石或抹不去的墨水，一种非持久的表达形式亦可。
——塞西尔。毕顿
1939年9 月第一个星期天，阳光明媚。克里斯汀。迪奥应邀与他的朋友邦让一
家在海滨避暑胜地维勒维尔度周末。他们游泳后，正在沙滩上玩实心软皮球，突然，
教堂的钟声响了，一切都凝固了。在维勒维尔，正如在全国各地，教堂的钟声宣告
了大战的爆发。人们跑进屋内，聚集在收音机旁，把和平安宁的乡村周日抛在了脑
后。人人都意识到，自己的生活将被战争改变模样——这会持续多久呢？
几天之后，迪奥穿上了军装，同时还有亨利。索格，克里斯汀。贝格尔，让。
奥泽思，索格的伙伴雅克。杜邦以及等了20年、刚刚获得法国公民权的艺术家列奥
尼。贝尔曼。只有马克斯。雅各，超过了服兵役的年龄，留下来在他那位于卢瓦尔
河畔的家里继续举行宗教弥撒仪式。
迪奥属于非战区的第二后备团。在这场“假战争”的头七个月，收音机不断重
复着“没有消息报道”，双方军队闲坐在战线后边的营地里，傻乎乎的士兵们高唱
着“我们要在西格弗里德线上晾晒衣服”。而迪奥却一直很忙。他的军营生活是穿
着连衣裤和农民的木底鞋在贝里地区一个叫默洪的小村里耕地。这是一种轮换进行
的“农耕责任制”，其目的是安排一些兵团的士兵帮助那些因丈夫、儿子或兄弟在
前线打仗而缺乏劳动力的农民妻子或老人。干这一行也挺有意思，鸡鸣则起，日落
则息，睡在谷仓里，一年四季按照自然规律生活。这一切无疑又使迪奥对农耕产生
了热情。他马上忘掉了其他事情。4000万法国人民无能为力地对这场愚蠢的战争发
泄着不满。除了那些当政者外，人人都已看出战争近在咫尺。而迪奥的反应却有些
不同一般。这已不是他人生中第一次在暴风雨中建立自己的小岛。他也许身无分文，
但在法国这片甜蜜的天空下，生活仍旧是美好的。尽管少不了有乌云雷雨，生活依
旧保持着它的光彩。迪奥为1940年1 月2 日那天设计的菜谱上画有牡蛎、大麻哈鱼
和火鸡，这表明在默洪，人们还不至于缺少庆祝新年的生活供应品。
那个可怕的时刻、那场人人都预料到的大灾难终于降临了。随着1940年6 月与
德国求和后，法国分成了两半，其中一半由希特勒的军队占领。迪奥很幸运，当时
在未被占领的那一边，因而他可以复员，去过自由生活。他考虑过加入那些汇集在
公路上的难民潮。护送车辆经常爆炸，火车也经常被困，道路和通讯被切断。人们
一片恐慌，四处逃散。
巴黎好像已到了世界末日，首都很快也被放弃了。有些人可能觉得这种混乱的
悲剧还有那么一点刺激性，而迪奥却属于那种大难临头也不慌不忙做着自己日常事
务的人。
离收割季节只有几个星期了。迪奥不可能在此时离开农场，所以他继续呆在默
洪。他将在这个漂亮的小村子度过一年，这儿是查理七世死去的地方，让。德贝里
曾在这里建造过富丽堂皇的城堡，今天仍然可以看到城堡的废墟。这是迪奥所热爱
的法国、他童年时代的法国。迪奥与自然和谐相处，对花草树木有一种厚爱。这次
不期而遇地回到乡村生活，对他而言真乃上天的赐予。他在回忆录里描写了自己
“从事艰辛劳作、等待季节更替、揭示生命永恒真谛的愉悦之情”。当四处走动不
再像原来那样危险时，他决定与在南方小镇卡利安的家人团聚。他只有一个想法，
即在普罗旺斯那片天空下过一种农民的生活。
卡利安像一张风景名信片上的村庄，一组破旧的村舍散落在德拉吉涅安和格拉
斯之间一处高原上的山腰间。玛莎小姐和她的老主人一起住的那座小农舍周围有一
小块地。由于本地区的土壤特别适宜种植蔬菜，迪奥时刻都在帮他妹妹凯瑟琳的忙，
把花草连根拔除，改种红花菜豆和青豆。本地区实际上除了土豆、橄榄和葡萄外，
其他什么东西都不生产，因此凯瑟琳种的蔬菜大受欢迎，供不应求。在这里，没有
克里斯汀小时候在格兰维尔经常看到的那些花草邮购指南，而是一包又一包的蔬菜
种子。然而，直到收获之前，日子一直会比较艰难，迪奥在复员时得到的那800 法
郎马上要用完了。
小农舍里没有电，为了节省蜡烛，一家人的作息时间按照太阳升落的自然规则
来安排。这完全是一种简朴的农家生活。尽管如此，生活还是充满了阳光，其中一
束特别的阳光来自一份电报。一天早晨，克里斯汀收到他在美国的朋友马克斯。凯
纳寄来的一份电报。他在签收电报时大声说道：“我们得救了。”凯纳在美国把原
邦让—迪奥画廊里的最后几幅画设法卖了出去，那1000美金足够迪奥一家支撑到收
割季节。到那时，克里斯汀和他妹妹就可以用车满载着一箱箱新鲜的菜豆，到附近
各地——从格拉斯一直到嘎纳——的市场上去卖。
一天，电话铃声把他从梦一般的乡村生活里唤醒。时装界又说起了迪奥。插图
画作者热纳。格鲁奥有一次在编辑艾丽丝。夏瓦尼面前提到了迪奥的名字，这位《
费加罗报》妇女专版的年轻编辑当时正想物色一个人为她画速写。好几家时装公司，
包括夏奈尔、帕昆、马吉。鲁夫和埃尔美，在蒙提卡洛、尼斯、嘎纳等地都很有销
路，但不曾有过摄影师（因此也没有胶片）把这些服装拍摄下来。所以，现在需要
迪奥又回到画板上。他白天是农民，晚上是画家，在蜡烛下画好画后，便动身去嘎
纳（离卡利安有差不多一天的路程），把画交给艾丽丝。夏瓦尼。由于迪奥不会骑
自行车，他得先走15公里的路到格拉斯，然后再乘公共汽车去嘎纳。艾丽丝。夏瓦
尼为他的努力所感动，为他的谦逊所惊奇，不禁说道：“你知道你给我带来了些什
么吗？这是一次真正的设计大师作品收藏！”
嘎纳成了巴黎人的避难所，而迪奥利用他每次去那儿的机会，拜访朋友。有相
当一批法国影星就住在克洛瓦赛特海岸一带，包括米切尔。摩根，米彻琳。普莱斯
勒，路易。茹尔丹和马塞尔。阿夏尔。他们都选中嘎纳，希望位于尼斯附近的维克
托林制片中心会发展成为第二个好莱坞。他们白天都在贵宾楼饭店前的沙滩上，躺
在帆布睡椅里晒太阳。但所有餐厅都实行配给制，娱乐的方式很少。因此迪奥马上
跟一群朋友一起试图忘掉饥肠辘辘的肚子，组织安排他们自己的娱乐方式，比如说，
哑剧字谜、化装晚会，等等。这一切都再熟悉不过了，所需要的东西只是一些旧幕
帘、灯罩、奇形怪状的假发和假胡须，以及对历史知识的通晓。画家麦克阿沃伊的
画室被改装成戏院，通过口头传信，马上就聚拢一批观众。演出人员中有米彻琳。
普莱斯勒、热纳。格鲁奥、作家安德烈。鲁辛、社交界人物马克。多尔尼兹、在马
赛创办“灰幕布”
艺术公司的路易。迪克洛埃、摄影家安德烈。奥斯蒂埃，此外还有维克托。格
朗皮埃——他是一位著名建筑师的儿子，他日后成为迪奥最好的朋友之一。
“真是妙趣至极，”马克。多尔尼兹后来回忆说，“我们也选一些真正难以扮
演的人物，像普鲁斯特的母亲、迪埃拉弗伊夫人和尼农。德。朗克洛等。最容易扮
演的是三个火枪手或白雪公主。能尽量蒙骗住别人、让别人不断去猜，当然很有乐
趣；而猜认那些扮演者同样也有乐趣。”
然而，这种疯狂晚会的精神却是颓废低沉的，很快便有人在说三道四了。维希
政府的卖国者马歇尔。贝当禁止在占领区和非占领区举行任何聚会，因为在这个时
候，有100 万法国人生活在西里西亚一线的铁丝网后面。一些心怀叵测的人报告说，
这些戏剧表演活动旨在逃避现实，是纵酒狂欢，群魔乱舞。警察警告说，如果这种
放荡行为继续存在下去的话，他们将采取行动。
当时的嘎纳总是萦绕着一种奇怪气氛。有大量的活动在举行，但人们好像找不
到自我感觉。在米拉玛尔饭店定期举办讲座和演出，露面的都是剧作家保尔。普瓦
雷和法兰西喜剧院著名老前辈塞西尔。索雷尔这样的人物。然而，你所接触的每一
个人都有自己黑暗的一面——脸色忧郁的老先生已经失去了一切家产，你的犹太朋
友可能是最后一次与你见面……眼看着这一切，迪奥最终还是回到了那相对而言要
更迷人的乡村生活，种地卖豆，在小农舍里睡安稳觉。这种生活尽管很简朴，但在
普罗旺斯这个童话般的世界里，很容易逃避那沉重的军靴声、可怕的逮捕事件、行
刑队、卖国勾当、黑市交易以及战争的其他所有丑恶面。
尽管巴黎仍处于占领之下，但慢慢开始恢复了生机，各时装店又开门营业了。
1941年6 月，迪奥收到罗伯特。皮格寄来的一封信，问他愿不愿意重操旧业。对于
现在专心埋头于菜园的迪奥来说，这封信来得未免有些突然。他迟疑不决。即将到
来的收获季节再一次可以成为一个很方便的借口，使他不必去面对一个不太令人愉
快的现实。他妹妹凯瑟琳一个人是不可能采摘完那么多豆子的；况且，巴黎的生活
一点都不吸引人，因为每天仅仅为了弄点吃的，就得疲于奔命。他那些朋友的遭遇
让他充满恐惧：你买供应品得要点手段——买黄油要去牛奶场走后门，买咖啡要去
找有关系的商店，买家禽要去某某亲戚的农场……他本来就厌恶黑市交易。卡利安
的日子尽管也有些艰难，但至少它提供了某种避难所，你不必为那些日常用品担忧。
他一直等到秋末才决定前往巴黎。
巴黎人又发现自己得步行了，因为乘车出行成了德国占领军的一项特权。出租
车很稀罕。除非你有勇气，愿意去坐一种自行车拖的出租车。这是一种很不牢固的
双轮车，由两腿有劲儿的自行车手蹬着前进。
如果你愿意的话，当然也可以蹬上自己的自行车。事实上，大街上到处都挤满
了自行车。你的另外一种选择，就是准备好满柜子的耐穿的步行鞋。不过，在战时
的巴黎，这种鞋只有黑市才有得卖，价钱嘛，当然贵得吓人。
住在王室大街10号的那位绅士就是一个有幸穿上这种鞋的人。他每天早晨穿上
雅致的翻毛皮鞋跨出家门，朝着圣。奥诺勒郊区的方向疾步走去。他的举止活像一
位漫步在皮卡迪利广场的英国绅士，头戴插着■鸟羽毛的圆顶宽边礼帽，身穿别着
矢车菊钮扣花的灰色法兰绒西装。
这种衣着方式表明了克里斯汀。迪奥对那个时代的一种看法。
由于配给制和经常性的强行停电，晚上，窗户前一片漆黑，白天，商店里半明
半暗。人们对此非常不满，并以各自的方式反抗着占领。巴黎妇女们的复仇方式是
戴着硕大的帽子，上面缀有水果、鸟以及其他各种奇怪的装饰物——这些东西都是
人们在餐盘上找不到的。迪奥通过他的帽饰表现出英国式的反抗勇气，他非常不满
布满巴黎街头的用哥特式大号字体写的黄色标路牌（这些标路牌标明去往最近“军
事管制总部”
或“检疫所”的方向）。这是奥斯卡。王尔德式的反抗行为。那位英国十九世
纪末期的戏剧家宣称，对待丑陋的最理想方式就是不去看它。
但有时候，不幸会紧紧缠住一个人。当迪奥离开他在卡利安的安全港湾时，他
根本没有想到命运会对他做出什么样的安排。
这事与他的25岁的妹妹凯瑟琳有关。在迪奥回到巴黎后不久，她就加入了抵抗
运动。迪奥是否知道此事，这并不清楚，但每次她来巴黎，她都住在王室大街10号。
迪奥刚从那套房子里搬走，而他的朋友雅克。洪堡继续住在那里。在1944年6 月的
一次巴黎之行期间，凯瑟琳把那套房子用来干地下工作。当时，克里斯汀不在，而
亨利。索格和雅克。杜邦因为躲空袭呆在那儿（他们自己住的那段街区要遭空袭，
这预告是通过伦敦电台播放的一条秘密信息“巴蒂今晚要喝烧酒”得知的）。索格
和杜邦发现他们置身于一种奇特的环境里——凯瑟琳和她的地下接头者们在那几个
小时里一直来往不断，搞得克里斯汀的那位马提尼加厨娘大发雷霆。索格当时不知
道这整个事情到底有多危险，直到后来他得知凯瑟琳已被盖世太保抓走，方才意识
到这一点。他后来在回忆录里写道：真是死里逃生啊。我们该怎么向盖世太保解释，
我们只是在克里斯汀。迪奥的邀请下离开家到那儿去过夜的？
那可怜的姑娘还有更糟糕的事。凯瑟琳已被送上离开巴黎的最后一列火车，准
备出境。克里斯汀绞尽脑汁，想尽一切办法营救她，最后找到了格兰维尔童年时代
的可靠朋友苏珊娜。勒穆瓦纳。她是那种你身处危机时可以求助的人。勒穆瓦纳很
快给瑞典驻巴黎总领事拉乌尔。诺德林打了一个电话（诺德林后来在解放巴黎的过
程中扮演了英雄般的角色）。他能尽到的最大努力是，如果凯瑟琳乘坐的那趟火车
仍然在法国领土上，就设法让德国人同意把她移交给瑞典。他告诉勒穆瓦纳：“这
只是时间问题。如果她的火车今天下午2 点45分以前还没通过巴勒迪克，她就会被
移交。否则就太晚了，我们也将无能为力。”
然而，刚好晚了一点，凯瑟琳。迪奥已被送出境外。有差不多一年时间，克里
斯汀根本没有她的任何消息。唯一让他感到宽慰的是，一位有远见卓识的人向他保
证，他的妹妹会回来的。她的预见是对的：1945年5 月27日，他接到一个来自德国
边境城市美兹的电话，告诉他说他的妹妹将于次日上午乘一火车抵达巴黎。他和一
些朋友一同去巴黎东站接她，悲喜交加地把她带回到王室大街10号。他给妹妹准备
了她爱吃的东西——奶油甜饼。没想到她的肠胃被饥饿毁坏了，要过好几个月，才
能重新正常地开始吃饭。
迪奥还为失去另一个人而大为悲恸，这事就发生在他妹妹被送出境外之前。在
一次遍及整个奥尔良地区的大规模袭击中，他的好友马克斯。雅各被盖世太保逮捕
了。当时，他刚做完每日例行的弥撒仪式，从一座小教堂里出来。他将被带到巴黎
郊区德兰希战俘营，准备出境送往德国。让。科克托、皮埃尔。科勒、亨利。索格
以及其他各位朋友都想尽办法为他说情，大家满有希望他会被释放。然而，在等着
从奥尔良转送到德兰希期间，他患了肺病，不久便离开了人世。
迪奥在1941年底回到巴黎时，并不知道战争会朝什么方向发展。是皮格叫他回
来的。而他也及时地回来了。不过他还是迟了一点。那个职位已给了一个名叫安东
尼奥。卡斯提洛的大有前途的西班牙年轻人。迪奥并没显得过分不安，如果有什么
的话，他对皮格最早的邀请缺乏热情，就反映了他的真实感情。在皮格公司呆的那
些年月里，他从那位时装设计师那里学会了他能够学到的一切。皮格教会他认识了
纤维织品和简洁的优美性，但也嘲弄他（迪奥错误地这么认为）对“花式裁剪”法
的特别嗜好。迪奥发觉自己特别难以忍受他的雇主热衷的那种勾心斗角的活动，他
认为这是封闭的巴黎时装界的阴暗面。他没有因为失去那个职位而感到难受，而是
决定等着瞧瞧命运会给他做出什么样的安排。
真正让他十分难受的是那些显得苍白的巴黎新时装。战时巴黎的服装几乎都是
反时髦的。男人们穿着宽肩长夹克，一直下垂到膝部，下身穿的是烟囱式裤子和厚
底皮鞋，此外还有两笔点缀：油光滑溜的长发和无论什么天气腋下都夹着一把雨伞。
他能理解这正是衣着奇异的巴黎男人对傲慢的德国人和严厉的维希政府表示不满的
方式。然而，使他感到最痛苦难受的、甚至为之伤心的是巴黎的妇女们。在灰色的
烟雾中，在灰色的天空下，她们穿着灰色的衣服，默默地骑着自行车，头抬得高高
的。她们的一切装束，给人的感觉都是痛苦、煎熬、虚假——鞋很笨重，鞋跟是软
木楔子做的；紧贴在大腿上的长袜的收口线缝是假的，是用笔精巧地画出来的；裙
子很短（因为没有多余的布料），中间开了一条叉（为的是骑车更方便容易）；上
身往往是一件粗糙的、剪得四四方方的夹克衣。不过最奇特的还是她们那些滑稽而
壮丽的帽子——薄纱和饰带搭配得令人称奇，用各种想像得到的面料做成的波浪状
头巾，就像在当时普遍压抑的气氛下讲述了一则笑话或表达了一种个性和独立的意
识。迪奥曾这样写道：用那些别无其他用的残余布料做成的各种帽子，看上去就像
又高又大的精巧发饰，面临四周蔓延的痛苦，腾空欲飞……。
这场大战无疑给妇女们造成深刻的影响。迫于对时代的适应，时装已变得越来
越实际了，更俗气，然而也更温和。但那些帽子却传达出让人深有感触的信息，它
们代表了一种对想像力的持久信念，为了摆脱贫穷，为了高昂着头逃避周围那个世
界，需要有那么一点想像……
如前所知，迪奥有些很要好的朋友。《费加罗报》的编辑保尔。卡尔达格就是
其中的一位。听说迪奥在皮格那儿遇到了挫折，卡尔达格马上开始四处打听，很快
便有了结果：吕西安。李龙正寻求一位服装设计师，并且很乐意见见他。
李龙公司是第一流的时装公司，专为最高雅的社交界妇女和外国大牌人物设计
衣服，李龙本人娶的就是一位公主——他最喜爱的模特儿娜塔丽。帕利。他那位于
马提尼翁大街16号的时装展厅具有30年代的精炼简洁风格，集中体现了主人的雅趣。
他作为一名非常杰出的久负盛名的绅士，手下专门有一帮设计师设计制作李龙牌子
的套装。其中有一位叫皮埃尔。巴尔曼，迪奥很快与他成了朋友。设计室的负责人
是一位叫泽纳克夫人的相当能干的专业设计师。看到这位新来者如此谦恭有礼，并
且有才有能，她的蓝眼睛很快变得温柔起来……下文还有泽纳克夫人的故事。
在时装界又找到了立足点之后，迪奥开始感觉到战争所造成的经济上和政治上
的潜伏危机。一些最大的名牌已迁往国外——可可。夏奈尔迁到了瑞士，席亚帕雷
利迁到了美国，莫利诺埃和沃尔思迁到了伦敦。
其他一些如曼博希尔和玛德莱娜。维奥内已经倒闭了。不过，巴黎时装业并未
因此而走下坡路。这与一种文化遗产有关。这一产业关系着1.2 万名制衣工人的生
计，它以相对较少的原材料带来巨额的利润。（1939年以前，仅一家服装公司的出
口收入就可以买六吨煤。）
然而，要保住这一产业，并非易事。妇女时装就像各种艺术形式一样，需要自
由才能生存，它往往会超越现存社会秩序。维希政府和柏林政府都把这类事物看作
是诱发因素和抵制行为，于是整个战争年代，两个政府都不断采取措施来压制和窒
息时装业，历史证明，这是徒劳的。
不过，他们差一点儿得逞。
贝当的维希政府提的口号是“工作、家庭、祖国”，稍有轻浮行为，便被视为
不端。“回归传统价值”是当时的命令。法国人在道德上和物质上都应该过一种简
洁、健康的生活，拒斥任何偏离正统的东西。
当然啦，法国人可以看某些电影、戏剧、文学作品，还有时装。一个妇女应该
像她的母亲那样穿衣，她的衣着应该体现出圣洁和理智。在1941年的一期《美与你
》杂志里，专栏作家吕西安。弗朗索瓦写道：我们将经历法国从未经历过的最深刻
的变革。我们的军事失败让我们看清了我们的国家被沦丧到如此虚弱的地步，这是
长期以来在一个错误导向、缺乏道德价值的政府下造成的结果。
如果我们还想生存下去的话，就应该改变一切、扫除一切、涤荡一切……
柏林方面很是嫉妒法国时装在世界各地的形象和影响，并对它的“自由思考”
方式大为恼怒。1940年7 月，帝国军官们查封了“妇女时装雇主联合会”的财产，
并没收了它的档案材料，包括上面记有它的外国客户的文件。该联合会作为妇女时
装设计师们的一种工会组织形式，在十九世纪晚期就已成立，其主要目的是保护他
们的设计作品免遭盗版和剽窃。时装公司必须具备严格的标准，才能加入，即便今
天，它的成员也只包括10来家公司。成员公司必须在巴黎设有制衣车间，衣服必须
全部按照一定尺寸制作。德国人的目的是想把法国时装业转移到柏林和维也纳，使
那两个城市成为欧洲新的文化之都。他们要求裁缝师傅们献出绝技，许诺给设计师
们“十分显赫的职位”。
有一个人毫无惧色地站出来坚决反对这个十分可笑的极权主义计划。这就是自
1937年以来一直担任时装联合会主席的吕西安。李龙。他说：“你们可以强迫我们
做你们所想要做的任何事，但是巴黎妇女时装将永远不会迁移，不论是全盘还是一
点一点地迁移。它要么呆在巴黎，要么就停止存在。”
在这一点上，维希政府是站在李龙一边的，他们担心这样一次迁移会造成经济
上的灾难。巴黎的制衣车间毕竟雇佣着数量不小的人。于是，劳工部要求李龙于1940
年11月亲自去一趟柏林，试图说服德国人。
这位妇女时装设计师很聪明，懂得在必要时如何赢得时间。他设法对敌人解释
道，妇女时装业是由众多更小的行业和帽子头饰商、袜商、制鞋商、胸衣商等组成
的，更不用提刺绣商和纺织品制造商了；它们不只是单个的技能和行业，而是这个
国家历史和文化遗产的一部分……总之，这不是那种可以任意拆解或“迁移”的东
西。看到德国人也正在建立自己的时装工业，他强调每个国家有必要创造自己的时
装，并鼓励德国去支持地方产业，而不是去篡夺属于法国的东西。他细致的推理和
强有力的论争很快占了上风，德国人放弃了他们的计划，允许法国时装业保持独立。
然而，它失去了出口权和时装设计摄影权，这无疑大大限制了它的发展。时装杂志
因缺乏纸张也遭了殃，它们的运作能力因此下降，有些杂志甚至停刊了。例如，法
国的《时尚》杂志因其主编米切尔。布隆霍夫拒绝与德国人合作而完全停刊了。
布隆霍夫这种高尚的反抗行为和李龙那种坚强的立场，无疑给迪奥留下了深刻
的印象。好像命运已经安排好似的，他被置身于当时这场抵抗运动的中心。上至政
治人物，下至普通大众，人人都在进行战斗。因为难以找到布料，每一件衣服就得
通过一场战斗才能制成。当冬天的温度降到最低时，棉纺织品就更难希求了。设计
师们试用新的，由松树、大麻和荆豆制成的纤维织品，但没有取得很大成功。解决
的办法是缩短衣服的褶边，减少衣袋和衬布的数量，取消西装上衣的翻领。每一件
完工的衣服都是对为压制法国时装业而设限的德国人的胜利。
在整个占领时期，纳粹政府曾经14次企图完全消灭这一产业。但是吕西安。李
龙立场坚定，并于1942年3 月间在未占领区里昂组办了一次团体时装展。他也努力
说服法国权威们一定要守住这一满载声誉的经济支柱产业。他反复多次地辩论道，
不去支持一个能雇佣大量工人而且使用最小量原料的生产领域，那将是十分愚蠢的。
他的辩证再一次说服了当权者，使“权威的”时装公司（这样的公司在1941年有85
家，到1944年只有79家）在纤维品配给方面获得了一些特许权。然而，衣服的款式
却受到严格的规定：设计的款式不得超过75种，而且每一种使用的布料要限量。1944
年，德国人借口格蕾夫人和巴朗西亚加两公司超过了纤维品配额，便设法关闭了它
们。唯一有足够存货的公司是让。帕图的公司，他在战前年代里就购下他所有供应
商的存货，目的是为了保持特殊地位。
多米尼克。维庸在《占领下的时装业》一书里告诉我们，巴黎时装业在种种限
制的形势下不仅幸存了下来，而且它的销售额在1941年至1943年间还增长了四倍。
这是怎么回事呢？——这可能是因为客户们决不错过任何一次展销机会的缘故。
1941年的“时装创造”团体展共卖出2 万张参观券，只有特权阶层人物才有幸
得到。其中只有200 张分配给了德国军官的太太们。因此顾客中绝大多数是法国人，
另有一些战争对他们来说只是一种陪衬的南美人。那些法国妇女来自社会上层，也
有一部分是新一族的“B.O.F.太太”，她们的丈夫是靠高价倒卖农副产品而聚敛巨
额财富的投机商人。正如席亚帕雷利后来指出的那样，“这种投机获利者在各行各
业都有，是他们真正改变了我们的客户来源……也因此改变了时装界。”
这一后果将使迪奥最终对自己的职业有了新的理解。尽管他是侥幸进入时装界
的，他遵循的路子仍是他所崇拜的那些大师的传统风格。正如他在回忆录中所说：
“我们不发明任何新东西，我们总是从先前已有的东西开始。”他还说道，莫利诺
埃对他的影响最大，他也崇拜巴朗西亚加、格雷夫人和玛德莱娜。维奥内这样的
“创造性天才”。他说从来没有人像他们那样“把时装艺术推进到如此深度和高度”。
至于夏奈尔，她“使时装界发生了一次革命”。迪奥忠实地追随高雅的传统风格，
他坚持认为，妇女时装应该始终恪守自己的标准，什么也不能削减那些标准，绝不
能向低层次的顾客委曲求全。但在那种困难年代要保持这一精神是不容易的。告诉
你，这真是感人的一幕——那些巴黎女士们一味专心地追求高雅，从不错过任何一
次时装展览，每次都穿戴得很讲究。即使在地铁里或防空洞里，她们也很注重自己
的仪表，尽管周围的气氛很压抑。如果她们在为战俘织毛衣的话，她们干脆带上棒
针和线团，从一个展厅走到另一个展厅。但是，服装设计师倘若不为这些妇女提供
某种真正实用的东西，那又能提供什么呢？尼娜。里奇设计了用来保护大腿的绑腿
式长统靴，吕西尔。芒干设计了可以用按扣加卡的短裙，玛德莱娜。德。劳希设计
了用地铁车站命名的套装，甚至还搞了一次室外时装展，名曰“自行车上的风彩”。
美发厅也有他们的难处。例如，在热尔韦美发厅，每当停电时，经常可以看到两个
男子在地下室里，不断地蹬着自行车踏板来发电，以保持头发烘干机的运转。
然而，无论大家想了多少聪明法子来凑合着过日子，还是无法消除笼罩在时装
展厅上空的阴影。顾客们现在来到已略显陈旧的展厅，主要是为了打发空虚的午后
时光。即使皮格的展厅完全是用拿破仑三世风格的粉红色鸭绒缎子来装饰，仍然少
不了一种阴郁的格调。克里斯汀。迪奥一点儿不欣赏皮格的那种装饰风格，借用马
克。博汉（与迪奥一起在皮格手下干活）的说法，那风格“颇有些酸溜溜的”。迪
奥在那儿当学徒期间有一些难受的经历，包括皮格对他的“花式裁剪”法的嘲笑。
这一嘲笑发生在迪奥以“英吉利咖啡树”连衣裙取得首次成功后不久，当时还让这
位新设计师感到有那么一点儿冒险。皮格不断地把他打回到工作室，要他一味地
“简洁，再简洁！”抛开自我，迪奥根本就不赞同皮格的看法。他后来曾说过，
“皮格批评我，他是错误的。只有通过不断地开发技术，时装才能真正发生变化”。
不过，衣服必须卖得出去才行。他和他的好友皮埃尔。巴尔曼两人在李龙公司都有
过类似的经历。
他们被迫一季又一季地等候着机会，但每次都很失望，因为主持时装表演会的
吕西安。李龙就像一个被足球队员围着的裁判，这个细节要改变，那件衣服得打回
去，一个又一个的建议因为纯粹商业的原因都被否决了。
在占领时期，一位名叫雅克。贝克的大有前途的年轻导演拍了一部叫《巴黎女
装》的电影，由米彻琳。普莱斯勒和雷蒙。鲁洛主演。这部电影反映的就是梦幻般
的时装世界。但是，那种威力还存在吗？在这样一个时代，一个真正具有创造才能
的人，不论他身处哪一领域，都会面临这一两难处境：他出现在这里是为了满足大
众的需求，还是为了表达自己的内心感受？迪奥是一个十足的、有责任心的“艺术
家”，他不能回避这个问题。他在这一时期已成熟了许多，不仅得考虑自己作为一
个制衣匠人的有关问题，而且要考虑与时装相关的其他诸多问题，比如说时装的悠
久传统和时装跨出国境以外的影响方式。迪奥有机会从吕西安。本龙身上看到了一
个才能非凡的人，这不仅是一位服装设计师，更是一位商人。例如，李龙在1934年
创建了“改装部”，专门对只需进行少量改动的成衣进行改装。从商业角度来看，
李龙的公司是非常有活力的。在所有的法国时装设计师里，李龙在美国无疑是最负
盛名的。这要多亏他在战争爆发前不久所做的一次美国之行，他当时奉法国外交部
之命前去考察美国服装业。然而，由于战争的种种限制，法国时装在国际舞台上的
光泽暗淡了许多，它突然之间不再具备过去曾经达到的水准。
就拿罗马来说吧，来自中上层阶级和贵族阶层的重要客户们过去经常到巴黎来
购买衣服；现在，由于墨索里尼的新政策，他们改变了自己的购衣习惯。那位独裁
者的计划是推动意大利时装的发展，使之与已享盛誉的意大利优质皮鞋并肩一致。
1936年，他通过一项法案，宣布每家意大利时装公司至少有25% 的产品必须要“体
现意大利思想的”。意大利王室的各位公主和其他显贵的妻子都支持这一行动。
在英国，情况稍有点不同。当《时尚》杂志刊登了衣着漂亮的年轻姑娘们在街
上欢庆巴黎解放的照片后，英国妇女们大吃一惊。在法国，只要服装上有一点标新
立异，就可视为一种抵抗形式；而在英国，真正的爱国主义意味着服从配给制和各
项严厉的规定，这是出于对前线将士的尊重。英国的《时尚》杂志发行量仍然很大，
不过充满了针对年轻妇女的忠告，教她们如何对现存的衣服进行修补、改造和换新，
化俭朴为时髦。1941年的一期《时尚》杂志指示它的读者们不要再把衣柜里的衣服
“当作一部三卷本的长篇小说，而要看作是一个简单的短篇小说，其中的每一线索
都很重要。”摄影师兼时装权威赛西尔。毕顿大胆地采用炸弹投放地点和其他毁灭
性现场作为传播时装理论的场所。伦敦是一座以男士服装著称的城市，但也有一些
很能干的妇女服装设计师，比如沃尔思、莫利诺埃和查尔斯。克里德。这些设计大
师发挥他们的才能，创造出成套的价格昂贵的豪华服装，出口到南美。同时，他们
多次应英国政府的请求，设计出适合大规模生产的服装，以保持与国防政策的一致
性。换句话说，海峡那一边的策略是突出稳定性，一方面为海外市场供货，同时努
力“民主化”，以适应国内大众市场的新的需求。
这些相同的因素在美国却产生出另一种现象。战前，美国是法国的时装的最大
市场。但是，由于法西斯的占领，法国与世界其他地区割裂开来，美国也被迫走自
己的路。这是纽约第七大街制衣商们的决定性时刻，他们的确很快抓住了这一机遇。
由于大批有技术的制衣工人逃离纳粹德国，来到美国；也由于一些美国时装设计师
如克莱尔。麦克卡德尔等人的努力，美国时装很快为国内市场找到了正确的路子和
风格。美国人所想要的是舒适、实用的服装，是穿起来容易、生产起来也容易的服
装。他们的服装也自成风格，且特别适合大规模生产，这一概念对欧洲来说仍是比
较陌生的。1942年，美国服装制造商联合会投资了100 万美元，力图推动美国时装
的发展，支持纽约的这一产业赶超巴黎。在这种攻势下，再加上美国人的高效率—
—流水线作业、大规模生产、各种色彩和设计式样的混合、适合各种体形的标准型
号——连最乐观的法国同行们也对能否保持这一产业的优势产生了怀疑。随着战争
渐渐结束，任何人只要认真分析一下，都会得出相同的结论。从经济的理性发展角
度来看，最让人担忧的是这种现象对时装的创造性方面的冲击。没有外国客户的支
撑，巴黎妇女时装业注定会黯然失色，因为国内市场过于狭小，没有进行大胆实验
创新的空间。这也是迪奥的创新设计每次都要遭到他雇主限制的原因所在。不过，
迪奥不相信这件事就这样了结。他坚信法国必会回到那曾经使它的妇女时装独领风
骚的那个完美的传统上去，他拒斥盛行在他周围的那些自由随意的态度。他认为，
这个世界越是充斥着“民主化”，巴黎的时装就越有理由保持它的存在。迪奥在适
当的时候会为这种观点做出卓越的示范。然而在1945年，他不过是李龙手下的一个
设计师。李龙还根本没有请教迪奥的打算！
作为妇女时装联合会的头头，吕西安。李龙也不得不面对那些同样的问题。他
和他的同事们非常清楚，天平已倾斜于新世界。在庆祝解放的欢乐声中，时装设计
师们决定团结起来，抛开他们之间的争吵和较量。因为他们意识到，如果要想恢复
他们的荣誉和国际地位，必须采取联合行动。1946年，妇女时装联合会在吕西安。
李龙和他的活跃的副手罗伯特。里奇的领导下，召集53家时装公司，创立了时装表
演剧团——在那一天一夜，有大约2000名美女浓装艳抹，登台表演。舞台布景是由
克里斯汀。贝拉尔和让。科克托这样的艺术家设计的。
这真是一次壮观的大汇演。从发型设计直到最细小的衣物配饰，每一细节都体
现出独一无二的专家级水平。这不仅仅是时装，这是艺术。
这一思想将传遍全球，并证明了法国永远遥遥领先于其他各国。其他没有哪一
个国家能表现出如此的聪明才智和创新能力，在如此贫穷的土地上诞生出如此奢华
的艺术。
其中两位姑娘特别美丽——一位穿着浅绿色日装，配以褶皱状胸衣和旋转式裙
子，另一位穿着象牙色薄纱晚装，上面绣有花朵叶子。两款迷你套装都签有“李龙”
两字，尽管当时没有人注意到这点，它们却预示着新生事物的到来。这两款衣服是
克里斯汀。迪奥设计的。
为了向全世界表明，法国妇女时装尽管一度离开了国际舞台但其质量一如往昔，
“时装表演剧团”到欧洲各地进行了巡回演出，并于1946年春季前往美国。它先在
纽约，后又到旧金山进行了展出，打的旗号是法国的爱国慈善机构“法兰西互助会”。
但是，它没有再继续下去，因为没有其他哪一个城市能够找到必需的资本来主办展
览。“时装表演剧团”并未像法国时装界同仁们期望的那样引起极大的反响。当时
的人们还没有从混乱的年代里恢复正常的生活，这种小巧雅致的艺术品根本不切合
现实。任何一个真正有创造力的个人也不会满足于这种集体的行动。他需要找到自
己的路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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