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红狐(4)
格尔达看不出她自己与共和党人的战士之间有何区别。她已经失去了所有的客
观精神。她现在屁股上挂着精致的左轮手枪,白天晚上都别着。她对一位德国摄影
同行沃尔特·路透说,她还穿着长统袜和高跟鞋上前线,因为那容易刺激男人的士
气。在别人看来,比如在阿尔弗雷德·康托维茨和苏维埃作家米哈依尔·柯尔索夫
眼里,她已经成为一名反法西斯战士:她对正在分裂共和党人的政治暗斗一无所知,
但对西班牙平民的苦难却十分敏感。意识形态不太有多大关系。战胜法西斯是最为
重要的。“我们都认识一些极优秀的人,他们在这场自卫战争中死掉,”她告诉考
克布恩说,“想起这些人,你会产生很荒诞的想法,觉得自己到今天还活在世上都
是不公平的。”
格尔达应该于7 月26日星期一回到巴黎的。星期五,也就是24日,共和党人又
争得了一片失地,她决定回到布伦莱特去,最后去一次。星期天早晨天刚刚亮,她
打电话给泰德·爱伦,请他跟她一起去——她已经找到一辆车送他们去。“我得带
上一些好照片回巴黎去,”她告诉他说,“如果他们还在布伦莱特一带战斗,那我
就有机会拍到好的动作照片。”
他们到达布伦莱特的郊区,法国司机就再不想往前开了,一码都不往前开了,
格尔达和爱伦步行穿过一片玉米地。到了城里,他们见到了沃尔特斯将军,他是那
个地区共和党武装力量的司令。因为遭受了重大损失,他和其他官员的士气都低沉
得很,因此命令他们立即离开。格尔达请求沃尔特斯,但沃尔特斯再次命令她离开,
这次是对她吼叫着。但是,她不听。因为预期会有叛军疯狂的进攻,她和爱伦找到
了很浅的一处猫耳洞躲起来。吓坏了的共和党部队就躲在附近。
接着就听到了弗朗哥的飞机传来的凶险的声音。12架海因克尔轰炸机布满了天
空。几秒钟后,炸弹就在他们身边炸开了。格尔达投入行动,开始拍摄了,一边拍
摄,一边看到灰土在猫耳洞旁边雨一般落下。一名德国秃鹰大队飞行员沃勒尔·布
默尔伯格从飞机上朝下看,他看到了一大片被毁灭的人和物,他觉得自己亲临了
“地球上的最后一日”。
约在早晨4 点,格尔达和爱伦看到了双翼飞机,上面都装配着重型机关枪。有
一架直接朝他们冲下来。爱伦意识到,飞行员一定看到格尔达手中的相机在阳光底
下发出的金属反光。一架飞机已经飞得很低了,并且发现了他们的猫耳洞,但她保
持镇定。更多的飞机朝他们这边飞来,她仰躺在地上,只管不停地往莱卡相机上装
胶卷。卡帕的自动摄影机就在离猫耳洞几英尺远的地方,爱伦抓住了,拿来当防止
子弹、榴弹和飞石射中的挡箭牌。约在下午5 点30分,爱伦和格尔达突然之间看到
了朝他们的方向飞速撤退的一群人。有几个人就在离他们几码远的地方被炸得粉身
碎骨。接着是一片混乱,更多的人转身逃跑。但接着,有几名共和党人的士兵就在
附近拿步枪对准自己撤退中的战友。这就足以抵挡后退之潮了,不久之后,共和党
人的阵线重新纠集起来。爱伦请求格尔达离开。最终,她同意了。
他们陪同一位苏格兰医生到了新的前线,是在布伦莱特和附近的维兰纽瓦村之
间形成的。沿路都是死人或垂死者。格尔达没有拍摄他们。她没有胶卷了。在维兰
纽瓦村,两名男子请求医生帮助一名受伤的朋友。他们掀开盖住战友的毛毯:他的
双腿已经炸得认不出形状来了。一辆共和党人的坦克从旁开过。他们把受伤的战友
放在坦克里,然后搭车前进。敌机再次出现。坦克在一座泥墙农舍旁边停下来,那
里面挤满了已经死去和正要死去的人。
一辆装着三名伤员的白色巡逻车开过来了。格尔达和爱伦挡住车,请求搭载一
程。格尔达跳上踏板。“今晚我们将在马德里开一个告别晚会,”她说,“我已经
买好了一些香槟。”
突然间,共和党人的另一辆坦克也开过来了,坦克转向朝他们开来,好像司机
已经失控了一样,之后就撞上了小车侧面,将格尔达挤扁了,同时把爱伦挤到了附
近的一条沟里。接下来,爱伦所知道的就是他躺在路边。他的裤子已经被撕开了,
血乎乎的,但他不觉得疼痛。两名士兵跑过来将他拖进沟里,因此他大声呼喊格尔
达的名字。接着,他看到了格尔达的脸。她在尖叫,她的眼睛在请求他帮助她,但
是,他的腿一动不能动。
敌机再次俯冲下来。士兵奔向掩体。飞机经过。爱伦高喊格尔达的名字。有人
告诉他说,已经用救护车将她拖走了。他问她的相机在哪里。没有人知道。接着,
有人将格尔达的皮带递给他了——上面的木搭扣已经粉碎了。几分钟后,他昏过去
了。他在名叫艾尔艾斯柯里尔的小城的一家医院里醒过来。
那家医院以前是耶稣会办的儿童学校,有很大的宿舍和供严重伤员用的单独房
间。有人告诉爱伦说,格尔达也入了院。她刚刚做了一次大手术。一位英国护士说,
她已经休克了,但有可能醒过来。很明显,她被抬上担架的时候还是清醒的,并且
请求医生发电报给《今晚报》的编辑和卡帕。
当天晚上,美国护士艾琳·斯彼尔伯格努力让她处在“舒适的”状态。
坦克将她的肚皮撕开了。她的腹部受了重伤——所有小肠都冒出来了。我记得
泰德·爱伦就在那里,并要求去见她。但是,我不能让他进去,因为有人告诉我要
让她处在舒适的状态中,不能有疼痛。如果我知道她迟早会死掉,倒不如让他进去
看看还好些。但是,她并没有提出见他的要求。她问的惟一问题是:“我的相机没
事吧?都是新相机啊。没有问题吧?”死的时候,她只是闭上了眼睛。我给她吃了
一些吗啡。我们没有盘尼西林,也没有别的抗生素,她最后没有体会到疼痛。我记
得很清楚,她很漂亮,本有可能当上电影明星的,而且她并不害怕。
7 月26日星期一早晨,刚刚6 点多一点,爱伦得知,格尔达已经死亡。爱伦的
儿子,诺尔曼·爱伦医生说,他父亲于1995年死于蒙特利尔市,一直到死,他都在
回想格尔达的死亡。
7 月27日,卡帕在巴黎拿起一份《人性报》。里面有来自西班牙的一个简报。
“一位法国记者,塔罗小姐,据说在布伦莱特附近的一次战斗中被打死。”卡帕惊
呆了。这可能是真的吗?当天稍晚些时候,他接到《今晚报》主编路易·阿拉贡打
来的电话。格尔达的确已经死亡。
卡帕在巴黎等待情人的尸体从西班牙运回,这期间,欧洲左派的媒体都在大力
赞扬格尔达,将她从一个鲁莽的记者提升为一名反法西斯圣徒。《今晚报》登载了
数百人的颂辞,还拨出了大量版面纪念她的一生。《生活》杂志描述她为“也许是
在行动中被打死的第一位女性摄影家”。最终,1937年7 月30日星期五,格尔达的
棺木到达巴黎,数以百计的共产党人和朋友,包括卡帕和格尔达的家人在内,齐聚
盖尔多斯特里兹迎接其灵柩。露丝·切尔夫也在其中,她清楚地记得,第二天,大
部分由共产党人构成的上万的人也去参加了葬礼,那是格尔达的26岁生日。葬礼从
文化大厦一直到了彼埃尔拉雪兹公墓。
根据多位目击证人的意见,卡帕跟在棺木的后面,完全无法安慰,格尔达的父
亲开始唱念教律的时候,他一下子哭出声来。他在独处中寻找安慰,喝很多酒,把
自己锁在工作室里,一连两个星期不出来,吃得很少,完全被一种未亡人的内疚心
理打垮了。是卡帕教会格尔达使用莱卡相机的。是他介绍她了解战地摄影报道的。
他见过她最杰出的照片以他的名字出现在报刊上。他按计划让自己成为世界最著名
的摄影家,但他的发明人却死掉了。为什么是她?为什么不是他?
在亨利·卡迪埃- 布莱森的眼里,这好像是蒙在卡帕头上的帘子已经掀开了。
最后从躲藏在后面的地方冒出来的这个人,在别人的眼里看起来完全是不同的一个
人:他世俗,甚至有机会主义的思想,有时候还有深刻的厌世情绪,他担心跟任何
人联系起来,他陷入了永久的伤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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