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怎么可能会老?(4)
也许有一个简单的答案:彼德·维特尔说,他与战略服务处的前处长亨利·海
德联系过,而战略服务处就是美国战时的情报机关,并请他在施普雷夫人面前说句
好话,当时,施普雷夫人就是护照部出了名的保守派负责人。“海德有很强的共和
党倾向,战时是我的上司。他与施普雷关系不错,最后没有花一分钱就把卡帕的护
照要回来了。”
但是,另外一些人怀疑海德是否能够施加如此之大的影响。卡帕有无可能考虑
过一笔交易而拿回护照?这是不是甚至意味着为中央情报局提供情报?除非中央情
报局决定透露到底与他有何等的联系,否则,我们也许永远也弄不清楚这里面的事
情。拉里·柯林斯是卡帕在新闻界的一位朋友,他当时在《新闻周刊》当记者的时
候,与中央情报局有密切的联系。拉里相信,“卡帕一定会很好地利用那份资产的。”
沃伦·特拉邦特曾在战时的反情报部门工作,他开玩笑说,卡帕“也许差不多就到
了成为最高意义上的男性玛塔·哈里”。
卡帕遇上的倒霉事越来越多了。1953年,因为扛上太多的摄影设备,他的椎间
盘滑脱一块。约翰·莫里斯回忆说,有一天,他疼得太厉害了,结果躺在梅格纳姆
办公室的地上“哭出声来”。6 月份,他去伦敦哈雷街看一位专家。他开始服用大
剂量的可待因了,还试过牵引术,但是,疼痛仍然在继续。
当年夏天,卡帕跟珍米·哈蒙德回到法国南部,在约翰·休斯顿的度夏别墅里
过了一阵子。彼德·维特尔记得休斯顿的妻子里基光着脚踩他的背部,而卡帕一边
就在地板上哼哼。“看到曾经无忧无虑的卡帕差不多在一次事故中变成残废,那可
真是一件叫人灰心的事情,而这样的伤病跟他经历过的战争没有任何联系……我们
经常谈到他的将来,但他说,他已经疲倦了,再不想去战场了,他再不想透过自己
的莱卡相机的取景器看到可怕的情景……他倦于在被人遗忘的地球某个角落里找一
个令人厌恶的旅馆住下来……他的个人生活同样不安定。他很需要珍米·哈蒙
德,但是,他心里也明白,对于任何一个女人来说,他都不可能是个好丈夫。”
卡帕告诉维特尔说,他仍然对那个美国滑雪者朱迪·索恩有“很深的”感情,
但是,当他与珍米在一起的时候,他就想到朱迪,与朱迪在一起的时候,他又想起
珍米。他不想听到别人提醒他,在和平时代,每到一个港口就找一个女人的做法行
不通。“现在,一切都不同了,”他对维特尔说,“找两个女朋友比找一个女朋友
更糟糕。”维特尔已经了解到格尔达惨死的情况了,是海明威告诉他的。“卡帕从
来都没有从失去她的痛苦中恢复过来,这也许是他不想对其他任何女人做出任何承
诺的根本原因。”
7 月,卡帕去意大利,为《图片邮报》报道约翰·休斯顿的电影《打击恶魔》
的制作过程。这部电影是杜鲁门·卡波迪写的剧本,由汉弗雷·博加特主演。休斯
顿选择了一个神奇的地点进行影片的拍摄。拉弗罗城在苏莲托之后的高山之巅,因
为那里俯瞰着大海的大型别墅而闻名。格里塔·加波和斯托柯斯基一直住在那里进
行浪漫度假,这已经是媒体早已经报道过的事情。电影的很大一部分是在别墅里拍
摄的,周围有高山,有成排的葡萄藤架和果树。有许多个夜晚,卡帕都在跟剧组的
成员打扑克牌。赌桌由波加特和休斯顿控局:“包勃·卡帕,他去那里拍摄宣传片,
杜鲁门是我们最大的受害人。他们在影片上的服务可以说是相当便宜的,因为付给
他们的工资,我们一般会从赌桌上赢回来。有天晚上,赌博期间,休斯顿离开赌桌
去给自己倒一杯马爹利酒。如他在《一本公开的书》中所说的,他走出去,到了一
个露台上,对周围的环境产生了无比的惊奇感。身下是一个“海湾,渔船上发出钠
汽灯的灯火……星星点点的灯火堪与天上的星座媲美”。他滑了一跤,摔倒了,杯
子还在手里。走运的是,一棵树挡住了他,他落在露台底下四十英尺以下的地上。
他没有受伤。他喊人来帮忙,很快就给抬回别墅里面了,之后,他又给自己倒了一
杯马爹利,再次回到赌桌旁。。”
对休斯顿,卡帕可输不起哪怕一个美元。1953年秋天是卡帕一辈子经济问题最
严重的时候。为了支付医疗费用和莫里斯·恩斯特的律师账单,他被迫从梅格
纳姆借了几千美元,这使这个机构已经是十分严重的财务更加麻烦了。
1953年9 月,他参加梅格纳姆最后一次股东会议,会上,卡帕高谈未来的活动
影像如何会取代静止画面的重要性。金克斯·罗杰记得他表明,梅格纳姆的成
员应该开始携带拍摄电影画面的摄影机了。
“我记得包勃多次说,我们得开始为未来着想了。电视将改变一切。我们都感
觉包勃可能再不会当摄影师了。他是个不安分的人,他总得干点新奇的事情,他总
想迎接新的挑战。”。他比自己的时代早了50年。资深摄影记者德克·哈尔斯戴德
获取过1974年的罗伯特·卡帕金奖,他今天说,卡帕的双向方法是使摄影新闻发扬
光大的惟一办法。
法国摄影家马克·里布是卡帕在1953年初招聘来的,他记得当年秋天去过卡帕
的房间,当时那个房间叫“赛马房”,是在伦敦的帕斯托里亚饭店。“卡帕要我去
伦敦学英语,并认识那里的姑娘。我去了,但没有见到任何姑娘。我太不好意思了。
但是,我在伦敦碰到过卡帕两次。一次是他在饭店房间里泡澡,我跟他谈了十五分
钟。他告诉我说,摄影已经没戏了。电视会取代一切。”
10月22日,卡帕仍然情绪不好,而且周身疼痛,差不多身无分文了,但他在那
里庆祝了自己的40岁生日。“我不可能40岁了,人们怎么有可能一下子就到了40岁?”
他对英格·莫拉斯说,“真不知道以后该怎么办了。”当年圣诞节,他又去纽约看
了自己的家人,之后在新年去了克洛斯特斯。
一天下午,在山坡上,卡帕差不多摔死了。滑雪教练弗罗里·克拉华德切尔恰
好救了他。“我们在下一个粗石面上的陡坡。他用的是法国滑雪橇和滑雪靴,当时
就倒下去了,我赶紧跳过去,抓住了他的腿,让他停下来了。当天晚上,我们在切
萨·格里楚纳的酒吧里开了一个晚会,庆祝他万幸没有从石头上摔下去。那个地方
有一百多英尺高,要是摔了下去,他必死无疑。” 克拉华德切尔记得卡帕是个很
能喝苏格兰威士忌的人,而且极有魅力,但是,现在,他一脸冷漠的表情。尤其是
在早晨,他一边穿戴滑雪用具,一边跟克拉华德切尔谈起了珍米·哈蒙德和其他一
些女人。他爱珍米,但仍然不想把自己束缚起来。 1954 年2 月初,还在克洛斯特
斯的时候,卡帕接到一份他无法拒绝的邀请。一个日本出版大亨,叫舞隆守出版公
司的,请他去日本进行几个星期的拍摄活动。该公司将支付他所有的费用,另有一
笔不小的报酬,并且在旅游期间还为他提供一部日本刚刚生产出来的摄相机。欧文·
肖当年冬季也在克洛斯特斯。“我曾让卡帕做出过承诺,不要再去拍摄任何战争场
面了。我请他为我带一部相机回来,他很奇怪地看了我一眼,这应该提醒我注意,
他不会在东方花时间拍摄日本平民人口的和平重建场面。”离开巴黎的时候,肖送
他去了火车站。“卡帕带着一瓶香槟和别的某个人的妻子踏上火车,城里有乐队为
他送行。”
英格·莫拉斯记得,有一天晚上,是1954年春末,梅格纳姆的一批新手到了楼
下的酒吧间,当时大家是要为卡帕去日本送行。多年以来,他们曾多次为彼此送别,
但是,这次有点不一样。“大家感觉怪怪的,因为我们从来没有对卡帕产生过任何
不祥的感觉。但是,那天晚上,我们都有不安的感觉。我们感觉很差。我们一起玩
了最后一次弹子球。”卡帕跟平时一样,不停地捶打着弹子球机器,口里总在念叨
着老了怎么办的话。
后来,在大雨纷飞的街头,卡帕和他年轻的新手们一一拥别。“祝好运,我的
老朋友,”英格·莫拉斯对这个人说,他是大家的“兄长兼父亲”。之后,卡帕扭
头直奔兰卡斯特,苏茜·马奎发现他去了一位女服务员的房间——兰卡斯特的经理
好心将这个房间安排在旁边的地方,因为他现在交不起标准房租了。多年以来,她
总是在卡帕出门前帮他整理行装。“我装东西的时候,一般会跟他说话,”她说,
“我总知道他去不同地方的时候有什么样的心情。到最后,包勃再也不想去战场了。
他看到的一切使他受到了很大的心理影响——他从不跟别人谈起那些事情来,但是,
他跟我说。”
苏茜发现,他已经打好行装了。他已经告诉过她:“如果我必须再次上战场,
我会打死自己的,因为我看到的东西太多了。”现在,她突然间觉得,她也许再也
见不到他了,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他好像也知道。“包勃不是喜欢写东西的人。
但是,我后来找到他一封很短的信。里面有他给我的最后一句话——‘活得聪明些,
爱你的包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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