泸沽湖畔的摩梭王妃 阅读提示:“当代王昭君”肖淑明出生在成都文庙后街,父亲是个将军,兄妹 四人。由于两个哥哥相继夭亡,排行第三的她实际上成了家里的老大。1933年,“ 二刘战争”爆发,刘文辉失败,肖淑明一家随军撤到雅安。16岁那年,“女儿国” 的土司喇宝臣因平匪有功,受到刘文辉的嘉奖。为促进民族团结,刘文辉同意喇宝 臣的请求,并亲自说情,让肖淑明的父亲同意将女儿嫁给喇宝臣。按照老规矩举行 婚礼后,肖淑明带着50套小学课本,跟随喇宝成走上了和亲路。1959年,她因历史 问题坐了10年牢。文革后,经审核,中共凉山彝族自治州委给她恢复了名誉,并于 1999年增选她为凉山州政协委员。 一 王妃生在书剑之家 1927年12月23日,我出生在成都文庙后街一个军人家庭里。父亲肖曾元,字显 臣,成都人,是个职业军人。母亲曾丽群,也是成都人,出自书香门第。据说,母 亲的家谱中,她的老祖宗是曾巩,即北宋时那位著名的文学家,后人将他推许为 “唐宋八大家”之一。后来,不知到第几代孙,“湖广填四川”时才迁到成都的。 父亲生于1885年,青年时期深受孙中山民主革命思想的影响,参加了“同志军”, 共同为推翻清王朝而效力过。但是,清朝垮台以后,四川处于军阀混战局面,群龙 无首,争战20余年,全国也一样,南北两个政府对峙,都为了争权夺利、称霸一方 而互相火拼,给老百姓带来无穷的灾难,重复的税、捐、费压得老百姓苦不堪言。 中国军阀混战这段历史,是留给后人的一段丑陋史。 一会儿熊克武来了,一会儿刘湘来了,又一会儿杨森来了,一会儿邓锡侯、田 颂尧来了,都要找老百姓交税纳捐。有的地方将50年后的税都交了,弄得老百姓活 不下去,也不知道挂哪家的旗帜才对,无所适从。军阀混战那个时候,当兵的人到 处站队,看哪家待遇好、武器好、势力大,就往哪家跑。结果往往站错队,甚至上 了贼船。 我父亲不是那种兵,他是个民主派,读过很多古书,写一手好字,思想比较开 明,有自己的主张,良禽择林而栖,他最终选择了在24军刘自乾(文辉)军长麾下 工作,任国民革命军第24军军需部主任,少将军衔,是刘文辉最相信的副手,他们 志同道合,情同手足,亲如弟兄。 父亲的民主思想还表现在他对待母亲的名字上。按封建老传统,女子出嫁要随 夫姓。父亲就破了这个规矩,他把母亲的姓“曾”字与自己的姓“肖”字并列在一 起,取名“肖曾元”。“元”字又是“一”的意思。这样就是“肖”、“曾”二人 合二为一了。可见父亲对母亲,在他们结婚前就爱得很真诚,很讲究尊重女性。 父亲之所以对母亲如此的珍爱,其原因有两方面。一是母亲出身于书香门第, 自幼知书达礼,文雅善良。二是母亲生得也很美貌,正如爷爷给她取的名字“丽群” ———美丽超群。 我的模样很像我的母亲,但我的性格却像我父亲。他是一位性格坚强、威严、 果敢善良的军人,我从小有记忆时起,就为父亲这种性格所震慑过,怕过,哭过, 但后来懂事时又为父亲这个性格骄傲过,爱过,笑过。渐渐地我也具有了父亲的性 格,一个女孩具有男孩的性格,这命运是不怎么好的,往往大起大落,易遭损害, 一生过得很累,我的一生就说明了这一点。 父母生下我们兄妹4 人,前面两个是哥哥,我排行老三,我后面还有一个妹妹。 我们兄妹当中,惟独我最幸运,四岁就开始读幼儿园,有上学的机会。在那个 时代女孩子能读到书,是很少见的,这多半是由于我母亲的主意。其余兄妹都没有 机会读幼儿园,因为两个哥哥出世来就经常生病,不能去读书。妹妹也有些病,又 不爱读书,好玩儿。这就剩下我,身体健康,又爱读书。 父亲虽然是一个现代派的军人,但是他脑子里潜藏着几千年的封建传统,“重 男轻女”的烙印还是很深的,认为养儿子可以继承他的事业,可以当兵,打天下, 造福人民,养女儿就不行,迟早都会嫁给别人,兔子的尾巴———长不了。 二 倔强的肖淑明 我少年时代,印象更深的是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影响了我一生,终身受用。 尽管我这一生坎坷跌宕,但在关键时刻这种家庭教育却帮了我的大忙,让我从 火海薄冰中死里逃生,终于能活到今天,这就要归功于我的父母的良苦用心了。 父亲虽是一介武夫,但他在与上层人士刘文辉将军的长期交往中,在那风云变 幻的硝烟里,在成都的文人中,却感染了浓厚的儒雅之风。以书剑论英豪,在民国 初年还是一种时尚,也是中国文化的一种传统。他虽然没有读过很多书,全靠自学, 是否成材暂且不论,说他附庸风雅也可以,总之,他对待自己的子女是负责任的。 我们4 兄妹中除我而外不是弱智就是多病,所以父亲就把我当成“重点培养”对象, 这也是情理中的事情。 父亲个子不高,长方的脸,高鼻子,厚嘴唇,一副军人气质,可他写得一手好 毛笔字。他有一个写字间,文房四宝齐备。我放学回家,或遇星期天,他总要我去 他的书房,手把手地教我写字。 “今天必须写5 篇大字,得30个红圈儿才准吃晚饭!”父亲说完就走出去了。 我默默地接受了他的命令。我知道,他的命令不可违抗,我特别怕见到他那双 咄咄逼人的目光,他那不大的眼睛里,一对硕大的黑眸子,闪烁着晶莹的光亮,使 我一见就心里发抖。我照着大字本下衬着的颜体字帖摹写下去,每篇12个大字,要 写5 遍,总共要写60个字,心里还计算看要得30个红圈儿,难啦! 开初学写毛笔字,不是握笔的姿式不对,就是用墨的多少拿不准,总是出毛病。 木地板“咚咚”作响,我知道父亲那威严的皮靴靠近了我,我发懵了。突然, 他朝我脸上就是一巴掌,将我朝左偏的头扳正,我知道,这个毛病总是改不了,又 挨了一耳光。 父亲大声吼道:“你这个头有毛病吗?写字像睡觉一样,能写好字吗?” 我掉着眼泪,仍然写着字,心里盼望着母亲来救我。 母亲听到父亲怒吼的声音,她那轻软的绣花鞋出现在我眼前,对父亲说道:“ 以后别打孩子的头,削个竹板子打手心得了。” 我失望了,她不但不庇护我,反而还出了一个“坏”点子,像小学老师那样来 制裁我。 父亲气呼呼地拿起红笔,在我写的大字上勾着圈儿,写得好的就画一个红圈儿。 我接过大字本一数,才12个圈儿,显然太差了,我心里很难过。 这时,母亲说,晚饭已摆上桌了。 我咬紧嘴皮,发誓不吃这顿饭,跑进我的小屋躲在被窝里生闷气。 父母们把晚饭吃完了才过来瞧我。 这时,父亲的口气变缓和了:“起来吃饭去吧,下次用心写。” 我想我已初步取得了“胜利”,更加执拗起来,反而把耳朵捂住,不声不响地 躺着。 父亲知道我是个犟脾气,他那严厉的堡垒已坍塌了:“乖孩子,我未来的才女, 快起来,吃饭去吧。” 母亲更了解我的脾气,她叫保姆将饭菜给我端进房间来,我一个筋斗翻起身来, 抱住饭碗,狼吞虎咽地嚼着饭菜,边吃边得意地哑笑着,还不时用脚将床踏板踢得 砰砰响。吃过饭,还得写字,直到写出30个红圈儿。 父亲由于军旅生活,有时十天半月不回家,由母亲管理家务,监护孩子,字有 时就不要写了。我父母都是清末民初新一代的人,父亲未留过长辫子,母亲也未缠 过脚,我见他们在一起的时候总是恩爱如初,相敬如宾,夫唱妇随。这对于我的成 长起到了良好的表率作用。 母亲信仰道教,也信仰佛教。她常对我讲,无论道教、佛教,都是劝人行善的, 要做好人,不做坏人,要诚实,不撒谎,要尊重自己,必先尊重别人,不尔虞我诈, 要与世无争,与人为善,多行善事,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间未到。 成都西郊的青羊宫,是一座历史悠久的道观,那里面殿宇雄浑,古树蓊郁,香 火旺盛,无论军民官绅都爱到那里面去朝圣。每逢假日,母亲就带上我们几兄妹前 去烧香祈福。 可我一跪到蒲团上,就会想起保姆康姨。 三 难以忘怀的保姆 我家那位保姆叫康姨,是个大龄姑娘,都32岁了,比我母亲大3 岁,母亲常称 她康姐。我始终未见过她把眼睛睁大过,好像她永远在沉思着什么。在我的印象中, 一张圆圆的脸上写着两个“一”字,这就是她的眼睛,扁平的鼻子,薄薄的嘴唇, 偶尔一笑,首先亮出一对酒窝儿,然后露出一排洁白而整齐的牙齿,给人以和蔼可 亲的感觉。她个子不高,但身体很结实,说话的声音也好听。说到她的脚,是一对 小脚,据母亲说,她小时候就被缠过脚,到我们家来时才给她放了,当时她未放脚 时,走起路来,就像踩高跷,一颠一颠的摇来摇去。 她协助母亲把两个哥哥养大了,现在轮到重点照顾我了。我们成天在一起,很 好玩,我很喜欢她。 “快来呀,大公主。”她常这样称呼我。 她手里拿着她自己做的两只鸡毛毽子,我跑到她跟前,见她正在小花园的青砖 地板上踢毽子。她见我来了,就给我扔了一只毽子过来,同时她脚也未停,左踢右 踢,前踢后踢,花样百出,那毽子仿佛安装了磁铁,总是追着她的脚跑,从未掉在 地上。同时她嘴里还数着数字:96、97、98、99…… 我捡起毽子,呆呆地看着她踢得眼花缭乱,开心极啦! “哎!你怎么不踢呀?来,跟我学。” 我笨头笨脑地,像小熊猫踢毽子,每次只踢一个就掉在地上了。 以后我长大了,踢毽子在女生中算一把好手,我怎么也不会忘记我的启蒙老师 康姨。 康姨还常教我剑术。她的剑术很不错。她对我说,她的父亲向她说:在这个改 朝换代的混世中,女孩子应当学会一种防身术。她父亲曾教她练剑。有一次,我父 亲不在家,她到我父亲书房里取来一把宝剑,为我表演剑术,她舞剑舞得真好,慢 似行云流水,快若疾风闪电。我当时不懂这个,开初只觉得剑会使人流血,我怕流 血,后来见得多了,就觉得剑术可以给人壮胆,给人力量,给人以坚韧不拔的精神, 后来就跟她学了一段剑术。 在那个等级制度十分严格的封建社会里,我和康姨虽是主仆关系,但我们在实 际生活中却是姊妹般的关系,口无遮拦,无话不说。 在一个月明星稀的夏夜,我们坐在花台上,她向我讲了她的经历,最后是怎么 来到我们家的。 她本是满族人,姓爱新觉罗,父亲在满清邮传部端方的部队里当了一个小官儿 -营长。她母亲和她兄妹二人跟随部队驻扎在武汉。 宣统三年(1911年)夏天,四川兴起了保路运动风潮。原因是四川铁路公司早 在1903年报请光绪皇帝批准,作为民营机构,自筹资金,自办铁路,修一条成都- 重庆-武汉的川汉铁路,四川一方负责修建成都-宜昌段,湖北方面负责修武汉- 宜昌段。四川人经过八年艰苦工作,筹集了1600多万两银子,准备动工兴建。 正在此刻,清朝末代皇帝溥仪下了一道圣旨,借口人民管不好铁路,应收归“ 国有”,由政府经办。其背后是清政府已与英、法、德等帝国主义签了借款合同, 为了还人家的款,将川汉、粤汉铁路的主权出卖给了帝国主义。这样就激发了四川 铁路股民与清政府的矛盾,进而演出了四川总督赵尔丰开枪镇压示威群众的“成都 血案”。 清政府急派湖北的邮传部两路督办大臣端方领精兵2000余人,由武汉进入四川 围剿四川保路运动。 就这样,康姨一家就随她父亲的部队来到四川。 端方的部队与多股具有独立自治意识的四川军阀作战,元气大伤,行至距成都 东南不过100 多公里的资中县,端方被他内部的起义将领杀了。同时,川军中的一 支劲旅尹昌衡的部队占领了成都,成立了四川军政府,将四川总督赵尔丰也砍了头。 四川保路运动开了一朵胜利之花,并在半月里引发了武汉起义,结出了辛亥革命成 功的果实。 康姨的父母和哥哥在这场战乱中都被杀死了,惟独她活了下来,那时她才12岁。 一天下午,她与几个女孩子到河边捉蝴蝶去,不在家,她回到家里才发现父母 和哥哥都躺在血泊里,她吓得哭不出来了,连忙逃跑出去,又没熟人,便只有夜宿 街头,四处流浪。 四 将军家的聚会 后来康姨被一个好心的孤寡老太婆收留,便改姓康,过了八年清贫日子。 恰好这时,我母亲怀上第一个孩子需要请个保姆。父母到保姆市场去,就将她 选到我家来了。 她在我家8 年,父母没有拿她当下等人看待,吃饭可以同桌,好衣好鞋送给她 穿。所以她也很愉快,做事细心勤快,为人忠诚。 父母曾多次劝她出嫁,她说她不愿出嫁,想永远呆在我们家里。后来,当我家 离开成都往雅安时,终于说服了她,嫁给了一个忠厚老实的退伍军人。后来的情况 就不知道了,但她走过的曲折的人生道路,她的忠诚,却永远埋藏在我的心里。 四川军阀混战中,20世纪20-30年代,基本上是“刘”家天下。刘成勋(禹九)、 刘湘(甫澄)、刘文辉(自乾),著名的四川地主庄园主刘文彩就是刘文辉的哥哥。 他们都是大邑县安仁镇人,而且是叔侄关系,一个大家族。他们都是川军总司令, 都先后担任过四川省长、省主席。那时候,谁的势力大,谁掌握军权,谁就会被“ 选”为省长、省主席。其间还有几个军阀杨森、邓锡候、赖心辉、也在省长位置上 坐了几个月或一年多点时间,就被赶下台。 我们家在成都过了几年无忧无虑的日子,正是刘文辉当省主席的时候。 有一年,刘文辉过生日,请了许多军官和绅士,其中我父母也请去了,地点在 他的家乡大邑县安仁镇,我也被带去了。我记得,我们是坐老爷汽车去的。这是我 第一次坐汽车,感到非常兴奋,沿途看到了平原农村的竹林、农家茅屋、水牛、庄 稼。不到两小时就到了,要是坐滑竿,恐怕一天都难走到。 他的官邸人称“刘公馆”。门面相当气派,用磨面青砖砌成,门两边,砌成菱 形花墙,恰似一幅幅巨形的无名国画。一个“山”形往两面展开。门前的坝子宽约 8丈,长约8丈,停泊数十支滑竿、20多辆轿车没问题。坝子的前方有一条小溪蜿蜒 流过。 晚宴以后,我们去参加家庭舞会,到会的人很多,官绅们都带着夫人,女士们 打扮得花枝招展,香气扑鼻。父亲和母亲跳了第一场舞后,就各自寻找舞伴跳舞, 一边跳一边悄悄说话,后来母亲说,跳舞是一种外交,商谈家事国事。 我那时很小,坐在一旁为母亲看守衣服。呆呆地望着乐队奏音乐,有吹小号、 萨克斯的,有打鼓的。舞间休息时,就放起留声机,或由一位女士弹脚踏风琴。我 对留声机和脚踏风琴感到特别新奇,还专门跑去看看,怎么那小箱子里有人唱歌、 是小人吗? 我见主人刘文辉今晚变了样,不像他平时那样穿一身黄呢军装,或者穿一套长 袍子,而是穿了一套西装,打着领带,瘦小的身材活像一个中学生,变得青年英俊, 其实他已37岁了。他笑容可掬地邀请夫人们跳交谊舞。 当他邀请我母亲跳舞时,我在一旁特别高兴,盯着他们的脚,准确无误地踏在 音乐节拍上,旋转自如。 母亲跳完这曲舞回到我面前时,她还喘着粗气,对我说道:“能被省主席邀请 跳舞很不容易啊,说明人家看得起我们。主要是看重你爸爸,我不过是一个中间人、 一座桥。” 于是我把眼光立刻转到舞场上,搜寻爸爸的踪影,终于找到了,他正在和一位 夫人比着手在笑谈什么。 舞会结束,我们回到成都家里,已是东方发白了。 我记得这次舞会过后不久,大约在1932年冬天。刘湘与刘文辉发生战争,俗称 “二刘战争”。刘湘的部队驻在重庆,刘文辉的部队驻在成都。刘湘为了争夺省主 席位置发兵攻打刘文辉。他二人本是同根生,是叔侄关系,刘湘生于1889年,刘文 辉生于1895年,刘湘虽大刘文辉6 岁。但他在家族中属于晚辈,他叫刘文辉为“幺 叔”。为了争权夺利,六亲不认,打仗打了一年多,到1933年,刘文辉才被迫撤退 到雅安,仍然是24军军长,兼西康省省主席,从此一直驻守在康定和雅安之间。刘 湘赶走刘文辉以后,就自任四川省省主席职务。 我们的家也随着这场战争转移了。 五 军长通“匪”让我惊呆了 我们的家,并不是跟随部队即时转移的,除父亲跟部队当下走后,母亲带着我 们几兄妹仍然住在成都。那时我小学还未毕业,还在读书。 刘文辉战败后,为什么没有殃及我们家庭呢?我们家为什么不跟随部队逃走呢? 当时军阀混战,只争地盘,争相收编战败方的军队和枪械,一般不去伤害其家 属。所以,我们家属能在成都住五六年。 在成都滞留的最后几年里,我的两个哥哥先后病死了,母亲为此哭了多少回, 从此忧戚寡欢,一蹶不振,还得了气管炎。这时,父亲来信说,劝她换一个环境, 雅安这地方空气新鲜,环境好。 母亲听了父亲的劝告,带着我和妹妹往雅安去,一路坐滑竿,走了三天才到雅 安。走到中途,在邛崃,才遇上父亲派来的勤务兵,将我们接到雅安城里,住在部 队家属宿舍区,一套土木结构的小院,条件虽不如成都的房子好,但很宽敞,非常 幽静。 雅安这地方的确适合人居,时而细雨霏霏,时而阳光明媚,阴晴交替,牵动人 的思绪,所以母亲的情绪也由阴转晴,喜笑颜开了。 母亲常爱去逛商店、金银首饰店、化妆品店、理发店,和大多数妇女一样,总 爱在这些地方留下足迹。我常常陪同母亲逛这些商店。父亲忙于军务,很少陪母亲 去。但他将雅安的三大名特产品带回了家,一是蒙山茶叶,二是雅鱼,三是汉源花 椒,成了我们家庭餐桌上的美味佳肴。这在成都是少见的。 我被送到雅安民仁小学去读书,由成都转学去插班,当时很严格,插班生要考 试,父亲要我跳一级,说我语文不错,考小学二年级,当时我是小学一年级,考试 结果,我考二年级的成绩也是前几名,老师也喜欢。 1938年,我读高小二年级的时候,有一天放了晚学,我在路上和女同学逛了一 阵街,买了些糖果,吃了凉粉,耽搁很久才回家。当我跨进大门时,发现门背后站 着两个执枪的卫兵,把我吓一大跳。我家从来没有卫兵把守大门,难道今天发生了 什么事? 卫兵好像认得我,放我进屋了。我走进妈妈的屋子,见父母都不在,院子里空 空的什么人都没有,我有些害怕,一个屋子一个屋子去找,还是没人,天色也暗了 下来,我越来越感到恐怖,好像头发快要竖起来了。虽然我感到害怕,但我素来不 哭不叫,坚持着寻找下去,这便是我从小养成的性格。 终于,我发现角楼上“叭”一声电灯打开了,我轻脚轻手地朝那淡黄的灯光摸 去,生怕把楼板踩响了,像个小偷似地,脚尖先下地,慢慢地一步步走去。 我想看看里面是些什么人,便用食指在口里沾了点口水,将那雕花窗门上糊的 白纸浸湿,戳一个洞。我轻轻地将眼睛贴了上去,一看里面坐着几个军人,为首的 一个我认得,那是刘文辉军长,还有我父亲,其余几个军官面孔熟,叫不出名字。 还有一个陌生人,是位长老,穿一套蓝灰色便衣,留着山羊胡须。我一声不响地听 他们谈话,断断续续听到:“三年前,红军北上抗日到贵地,刘军长,为民族大义, 佯攻让道,可敬可佩……” 刘军长说:“希望吴先生与延安方面联系,和我军建立一个秘密电台经常联络 ……” 当我听到“红军”、“延安”、“电台”这些词,感到异常惊恐,头脑仿佛快 爆炸了,这不是老师常讲的“共匪”吗?怎么刘军长和“敌人”联络呢?我两腿吓 得发软了,连忙往后退,突然楼板踩响了。 那双扇门突然推开,走出一个端着手枪的军官,我父亲跟在后面,他们惊诧地 盯了我一阵。 父亲见我还背着书包,“你怎么到这里来了?” “我找妈妈。”“你妈在隔壁打麻将,快去找她吧!” 那军官问我:“你在这里有多久了?” “我刚到这儿。” “你听到什么话了吗?” 我故意装出傻不楞登的样子,仍然盯着他那双气汹汹的眼睛,然后摇了摇头。 父亲催我道:“快去吧,找你妈妈去!” 我像被释放的鸟儿一样,飞跑下楼去。 父亲也连忙跟着我跑下楼,一把抓住我,把我脸扳过来吓唬我说道:“没有听 到什么则罢,如果听到什么话,千万别向外人说,假如说了,我就毙了你!” 六 抗日路上遇上人贩子 一年后,我小学毕业了。张榜那天,母亲带我到校门口去看红榜,贴在墙上的, 红纸黑字,写了一串名字,大约有一百多个人名,都是考上初中的学生,按分数高 低排列。 母亲以焦急的心情睁开她那双大眼睛,望着红榜,从左向右搜寻我的名字,看 了一半没有找到我的名字,她看到最后,突然尖叫起来:“哎哟,考了一个尾巴, 倒数第二名。” 我嗤嗤地笑起来,然后说:“妈妈,你弄错了,应该从右到左念。” “啊!”妈妈恍然大悟,“好,第二名”。 刘文辉素来就很重视教育,当年他当四川省主席的时候,教育厅长一职都由他 亲自兼任,而今任西康省主席时他仍然亲自抓教育工作。 他这种重视教育的思想根源来自于孙中山“天赋人权”的理论,人人都有受教 育的权利。所以,在他的管辖以内,雅安的中小学办得很多。 不管军务多么繁忙,刘文辉每年要检阅一次中小学的童子军。 在那种军阀割据、战争频繁的年代,刘文辉算是比较高明的军阀之一,他不像 其他军阀仅靠抓壮丁,抓些没文化的农夫去扩充军队,他注重有文化的军队,注重 培养有文化的骨干力量,他本人也是保定军官学校毕业的。所以,他检阅童子军就 是发现和培养学生兵,以后选入他军队中作骨干力量,这是他的真实目的。 我读初二那年,在雅安草坪山,刘文辉检阅全县童子军。 阳光灿烂,彩旗飘飘。数千名童子军排成方队,步伐整齐,扛着童军棍,像军 人扛着枪一样,喊着口令: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三四!同时军乐队击着洋鼓,吹 着洋号,从主席台前走过。庄严肃穆,场面盛大。 刘军长和他的官僚们站在台上向下面频频招手致意。 每个方队经过台前都行注目童军礼,迈着整齐的正步喊着口令前进。 我那时是个中队长,年龄小,模样儿又长得逗人喜欢,在选举谁代表全县中小 学童子军去向刘军长报告人数时,老师们都赞成我去。我对刘文辉也不陌生,胆子 也大,就欣然答应了。 我提着童军棍,像战士跑步提着枪那样,跑步出列,一个立正式,站到数千名 童子军面前,只见女同学身穿清一色黄上装,蓝裙子,黑袜鞋,男同学也清一色黄 装,脚穿草鞋,男孩子个子高一些的,简直就是少年兵了。 整好队,我一个向后转,跑步到主席台前,向刘军长敬了一个童军礼,刘军长 站着还了一个军礼。我大声报告:“报告军长,全县童子军应到六千七百二十名, 已到六千六百五十六名,报告完毕!” 我报告完毕,行了童军礼,一个向后转,跑步回到原地,向全体童子军喊了“ 稍息”口令,就站在旁边,等待刘军长训话了。 刘军长个子不高,瘦削的脸上颧骨突出,两只眼睛炯炯有神,讲起话来声若洪 钟:“同学们,你们是三民主义的少年兵,国家民族的希望,现在,日本倭寇,攻 陷南京,中华民族,危如累卵。大敌当前,你们说该怎么办呐?”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童子军全体举起童军棍高呼。声音此起彼落,震撼山 野,气贯长空。 这次刘文辉检阅全县童子军以后,学校方面便组织我们学生上街游行,宣传抗 日救国。满街写些“赶走倭寇”,“惩办汉奸汪精卫”,“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 标语。由于我知道军长通“匪”的事,因此,在革命时也就格外积极。 有一次我约了几个女同学,偷偷跑出家门,往成都去,想从成都往抗日前线去 当义勇军,在战场上救死扶伤嘛。我们发誓:即使战死沙场也是光荣。 那时从雅安去成都200 多华里,走路要花三四天,没有公共交通车,我们就走 路,走累了就坐鸡公车(手推独轮车),晚上就住幺店子,沿途听好心的人说前面 匪徒很多,去不得。我们虽然有点吓倒了,但是还想顽强地铤而走险,继续走下去。 有一天,我们碰到了两个壮汉,他问我们:“小姑娘,你们上哪儿去呀?” 我们瞄了一眼他们,觉得他们笑嘻嘻地不怀好意,就不理不睬往前走。 他们上前拦住我们说:“我们有汽车,上车吧,送你们往成都去!” 他们见我们不理睬,就来抓我们。 七 刘文辉弃暗投明 被几个好心的农民相救,我们逃出人贩子的黑手,回到家中,被父母骂了个狗 血淋头,只好继续到雅安中学读书。 此时,由于泸湖左所土司喇宝臣平匪有功,刘文辉亲自接见了他,除给他5 挺 机关枪,50支手枪,100 条步枪外,还问喇宝臣有什么要求?这时,喇宝臣好像春 天里的花儿,神经活跃了,他想到临行前的三条要求,其中求军职一条他怎么也说 不出口,于是羞答答提到第三个要求:“嘿嘿,军座,我想请您介绍一个汉家女子, 要有文才,有能力,帮助我处理公文,因为我们那里不通汉文。我准备娶她为妻, 以适应我们那里女人当家的生活习俗,同时也促进汉族与摩梭族之间的团结和交流。 您看……” 刘文辉大笑道:“啊!找婆娘的事啊,这件事儿我不好管……这样吧,你自己 到女子中学去选,那里面高材生多的是,选到谁是谁,我背地里当然支持哟!” 刘文辉同意喇宝臣选妃,这是与他非常重视少数民族工作紧密相关的。 刘文辉为什么非常重视少数民族的工作呢?这要从他在军阀混战中的经历说起。 中原大战,即1930年蒋、冯、阎大战。蒋介石与冯玉祥、阎锡山双方动用100 多万兵力大战于河南、山东一带。当时张学良是举足轻重的人物,他站到哪边哪边 就得胜。各省军阀都在窥探战局,不知站哪边好。这时刘文辉的势力很强,那时他 才35岁,对蒋介石的独裁统治不满,渴望民主政治,就联合四川军阀邓锡侯、田颂 尧,发出“鱼”电,通电反蒋。后来,张学良站在蒋介石一边,取得了胜利。 自此,蒋介石对刘文辉怀恨在心,时刻想搞掉他,但由于他势力大,在表面上 又装着仍然信任他,命令他当四川省主席,21军军长。 他的侄儿刘湘,常驻重庆,兵力也强,早就对“幺叔”长期把持省主席这个位 子垂涎三尺,加之中原大战中,刘湘支持过蒋介石。蒋就利用军阀这个矛盾,暗中 巧妙支持刘湘,使他们二虎相争。 1932年冬至1933年夏天,这两叔侄终于爆发了战争。也是最后一次。在四川军 阀大小三百余次的混战中,这是规模最大的一次,双方使用兵力30余万人,这时候, 刘文辉原来的同盟者,邓锡侯、田颂尧又转了向,与刘湘结盟了。二刘相争必有一 败,结果刘文辉战败,只剩下两万余人,退到雅安,当西康省主席去了,从此一直 驻在那里,直到解放。刘湘战胜后,胜而不追,留有余地还念“幺叔”之情,送去 许多枪支弹药,不久,刘湘在成都夺得省主席位子。 刘文辉战败落荒的时候,正是他思索出路的时候,同时也注重保存他的地盘和 实力,防止外侵,苦心经营。这时他与共产党暗中联络,还与吴玉章有过交往,知 道共产党的政策。 1935年,红军北上抗日,路过他的防区西昌泸定一线。这时,蒋介石命令刘湘 阻击红军于泸定桥一带,同时也命令刘文辉守住南大门,不准红军从云南到四川。 刘文辉表面上不得不接受这个命令。 当红军路过西昌、冕宁一带,刘文辉给他的亲信部队下了一道密令:佯攻不打, 网开一面。这样,他的部队遇到红军就朝天开枪,或者撤退,还故意在路上放些枪 支和粮食,暗送红军。因为这样,所以红军当时刻在石头上的宣传标语就有“活捉 刘湘”,“打倒邓锡侯”的句子,却没有刘文辉的名字。这些标语至今还在。 红军过泸定桥时,守军就是中央军和刘湘的军队,被红军打得屁滚尿流。 1938年夏,刘文辉在他的寓所成都方正街与董必武、林伯渠、陈绍禹正式接触; 1942年2 月,又在重庆机房街与周恩来举行了会晤。在这之后,刘文辉便走的是亲 共反蒋的道路。 1942年6 月,中共中央派王少春到雅安与刘文辉经常联络,并与延安建立了秘 密电台,经常互通情报,这对刘文辉的思想变化起了重大作用。 1949年12月,成都临近解放时,刘文辉联合邓锡侯、潘文华在彭县起义,迎接 解放,回到人民的怀抱。解放后刘文辉先后担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国防委员 会委员和林业部长等职。1976年在北京病逝。 喇宝臣选妃在秘密地进行,有一套周密的计划,这个计划可以使任何被选中的 女子逃不脱,任你是烈女、刁女、娇女,他都准备了对付的办法。 八 顾大义父母同意喇宝臣求婚 第二天,副官单独邀请了我父母二人到新时代饭店吃饭,谈及了左所土司喇宝 臣想娶令爱做掌印夫人,结果被我父母拒绝了。他们异口同声地说:“孩子还小, 才16岁,要继续读书。况且喇宝臣都36岁了,年龄相差太悬殊,以后再说吧。” 此事就搁浅了。 过了几天喇宝臣在一次少数民族头人会上,趁休息时候,向军长述说了这一苦 衷,刘军长答应给肖曾元做做思想工作。 有一天,刘军长叫我父亲到他公馆去。父亲一到,刘军长开门见山对他说: “民族的团结,边防的安全至关重要,要顾全大局。要向你女儿讲清楚,精忠 报国,效法王昭君、花木兰,为国家民族贡献青春。我担保,喇宝臣是条好汉子。 我正在拟文,准备委任他为‘川康边防总指挥部彝务指挥官’。” 父亲听后,改了口气,连连点头: “是是是,我无异议,只恐女儿不答应,那孩子个性很强。” “不说了,你们去做工作,那是你们的事。” 父亲回到家里给我母亲曾丽群说了,母亲心里很难过,不觉泪花滚,二人沉痛 了好几天。母亲想到:不赞成吧,军长出面了,又是国家大事,岂能违抗?!赞成 吧,这是家事,于心难忍。最后,只好委曲求全。 喇宝臣找到副官,得知亲事有转机,刘军长都发话了。父母也同意了,只怕那 女孩子难对付,怎么办? 副官诡秘地笑道:“哈哈,这好办!自古‘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她一个女 孩子能把天网撞破哇?” 1943年12月21日,即农历腊月初一。这一年是羊年,恰好与喇宝臣的出生年属 相一样。 这时,我已初中毕业考试结束,也快放寒假了。这一天我到学校去领取毕业考 试成绩单。当我走进学校的时候,大操场里站满了女同学,有的在打篮球,有的在 拍羽毛球,有的三五成群地在一起聊天。 她们见我去了,所有的人目光都惊讶地看着我,起哄的声音像海潮一般夹着呼 啸声,墙一般向我卷来,我顿时吓懵了,不知发生了什么事。 一群要好的女生围着我叽叽喳喳不停地问我: “这么大的喜事都不先告诉我呀?” “刚毕业就想当新娘啦?” “得请我们吃喜酒啊!” 我急向她们解释:“哪有这个事啊,我不晓得。” “啊,还想保密呀,舍不得请客?” “哎呀,你们说些啥哟,哪有这个事嘛。” “哎,还想抵赖,时间地点都订好了。”一位同学说着将一张报纸“唰”一声 蒙在我脸上说: “这里还有证据,还不承认?” 我展开当天的《雅州时报》。寻找了一阵,才发现有一则广告,全文是: “喇鸿翥先生,肖淑明女士,定于民国32年腊月初十日在鸭绿江饭店,举行结 婚典礼,敬请光临。” 我看着这段文字,气得发抖,字字句句犹如石头砸在心口上。我又认不得喇鸿 翥这个人,连忙向大家申辩说:“同学们,我不知道这件事,没有,没有!”这声 音里夹着无限的委曲,几近一种哀怨之声。 “哼!不老实。” “我是老实的呀,别冤枉我!”我愈申辩她们愈不相信我。我羞愧得恨不得一 下子钻进地里去。我想,我即使长十张嘴也说不清楚,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 只有用沉默和眼泪来洗刷自己了。 一阵精神轰炸后,我拿着那张报纸,拖着一双沉重的腿往家里走去。 我想着,万一这件事是真的怎么办?我决不答应。现在糟了,全城人都知道了, 名声传出去了,不答应行吗?可是,我多么想读书啊,多么想校园里那欢乐的日子 啊!父亲母亲怎么不事先告诉我呢?弄得我多难堪呀! 我回到家里,一进门就大哭起来,爸爸妈妈闻声跑出来。见我手里拿着报纸, 一下什么都明白了。 接着父母将我拉到我的小屋里,开始给我做思想工作。 我呆呆地望着衣架上那个小书包,我想:我的好伙伴,你跟我几年了,现在恐 怕再也不会和你玩了。 九 难以入眠的新婚之夜 离结婚还有三天,我突然有些害怕了,给父母也没说,抓起书包逃到了叔叔家, 我想躲过了婚期,他们就会不了了之的。其实叔叔也知道我的婚期,只是不告诉我, 想让我冷静几天,暗地里通报给了我父母,以免家里人着急。到第三天,母亲找上 门来,好说歹说把我劝了回去。 回家后,我怎么也睡不着。自己的终身大事,眼看就要开幕了,就该自己和丈 夫去登台演戏了。这是一场人生大戏,看你怎么演,演出什么类型的戏,是喜剧? 悲剧?还是杂技?武打?闹剧?还是令人打瞌睡的瘟戏?全凭自己去创造,去表演 了。 我心里杂乱无章,什么都有,勇敢和怯懦,憧憬与失望,幸福和苦难,炽热与 严寒,明朗与糊涂,兼容并蓄,搅缠在一起,这就是我婚礼前复杂的心理状态。 母亲一早起来就忙着为我装扮,还请了隔壁几位巧手快嘴的大嫂来帮忙,穿红 着绿,擦胭抹粉。这是我第一次擦胭抹粉,好不习惯,满脸刺痛,眼睛都睁不开, 更恼火的是用丝线将脸上的汗毛一排排刮掉,叫做扯脸,痛得我学鬼叫。嘴唇涂上 厚厚一层红膏,连说话都不敢,更不敢伸出舌头舔舔嘴皮,一舔就成血盆大口,像 刚吃过人的妖怪,逼得人只有规规矩矩,不敢乱说乱动,还有那锦缎红花的旗袍, 穿在身上箍得紧绷绷,两边的口也开得小,逼得人走路想跨大步都不行。 她们把我像捏面人一样,揉搓了三个多小时,快11点半了,才满意地牵着我站 起来。 这时,门外人声鼎沸,鞭炮齐鸣,喇叭劲吹,乡亲们都涌到门外去看。原来迎 亲队来了,一顶大花轿,八人抬上,后面迎亲的人竟然是清一色的摩梭军人,都腰 别手枪。还有几个穿戴花俏的饭店女招待员走在中间,簇拥着用滑竿抬的聘礼,有 六乘滑竿,都抬些真皮和锦缎的衣被,大小红木箱子、衣柜、乌木家具等等。街上 围观的人无不啧啧赞叹,人山人海挤得水泄不通。轿子启动了,在大街上吹吹打打 行走。 这时,我趁机撩开一线红纱巾,从窗户往外看:哇牎满街的人,都瞧着迎亲队, 指指点点,看样子,他们是赞叹这个盛大的婚礼场面。我心里也感到欣慰、光彩, 光彩得脸发烧了。 鸭绿江饭店离我们家不远,走一条大街转弯即是。这是当时雅安最豪华的饭店, 那时候不兴星级饭店,只分上中下,它算是上等饭店,大厅里全铺有绿色地毯,雕 花乌木大圆餐桌,壁灯、顶灯五光十色,相当明亮、气派。 男方的宾客、女方的亲友都到齐了,一共60桌,足有500 多人等待着举行婚礼。 主婚人是雅安二区保安司令方俊修,他与我父亲是好朋友。司仪是位口齿清亮 的女青年,她宣布结婚典礼开始,请方俊修讲话。他讲的内容大都是喇宝臣来雅安 与汉家女和亲的事,意义如何重大等等,也夸奖了我的才智,为民族地区作贡献等 等我知道的道理。 我站在台上,从纱巾里第一次偷偷看看我未来的丈夫,虽然朦朦胧胧,但大棱 角还是能看到,他一张方脸,长耳朵,高鼻子,文质彬彬,的确不像个武官,我感 觉到他是我理想中的人,我放心了,也高兴了。宴会开始后,丈夫喇宝臣细心地牵 着我的手到宾客中去敬酒,我不会喝酒,以茶代酒,有时推辞不过时,他就给我代 杯。 散宴后,喇宝臣又被他的好朋友拖去拜谢刘军长,又喝了一肚子酒。我早被安 排在饭店的一套高级套房里住了下来。临时的新房,里面摆满了糖果点心、瓜子、 水果和堆积如山的各种礼物。我的女朋友、同学们帮我清点这些,我不用操心。 半夜了还不见喇宝臣回来,我急了,怕他酒喝醉了。帮忙的朋友们已纷纷散去, 我独自一人守在空房里。不时掏出护身符来瞧瞧,向往神灵来保护我。快夜深两点 了,喇宝臣踉踉跄跄被人送了回来,果然醉得厉害,两眼发直。我连忙扶他上床睡 觉,并给他灌了些解酒的酸汤,他立即就入睡了,睡得很香,鼾声如雷。 我和衣倒在他身边,那鼾声打扰我一直难以入眠。不知怎的,我此时特别懂得 关心人,怕他着凉了,给他盖上被子,用毛巾擦去他嘴角上的口水。我的心儿飞到 了那遥远的泸沽湖,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