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统战工作的模范 在进军西南之前,刘伯承就在国民党川军中做了许多工作。1946 年11月滑县 之战,国民党军第一○四旅旅长杨显明、副旅长李克源被俘。这两人系川军旧人, 刘伯承亲自接见,并设宴招待。交谈中刘伯承向他们询问蜀中故旧,指出蒋介石利 用内战消除杂牌军的阴谋,勉励他们返回四川,为桑梓做一点有益的工作。杨李二 人深感刘伯承和蔼可亲,语重心长,表示铭记刘伯承的忠告。原国民党第十五绥靖 区副司令官郭勋祺被刘伯承指派回川后,积极劝说潘文华、邓锡侯等人弃恶从善, 对他们发动起义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进军西南之前,为了争取四川的国民党军起义,刘伯承在南京通过关系,找到 川军第九十五军军长黄隐的侄子、黄慕颜之子黄实,要他辗转返回四川,向川军邓 锡侯、黄隐以及川军故旧黄慕颜、韩伯诚等打招呼,说明共产党不念旧恶,欢迎及 时弃暗投明、将功赎罪的一贯政策。并指示黄实,将在成都建立共产党、解放军交 通站,告邓锡侯等部与其联系,还将直接派联系人员去黄隐部开展工作。不久,刘 伯承通过情报部门派出一位干部,携带电台联络讯号和密码,经过重重险阻,间道 黔江、涪陵,于10 月间到达成都。这位于部通过黄实找到邓锡侯、黄隐、黄慕颜 等人,当场传达了刘伯承、邓小平对川军故旧的问候和希望,指出二野部队进川在 即,川军不应作蒋介石的殉葬品,而应早作准备,归向革命阵营。考虑到四川的现 状和邓锡侯等人还有顾虑,刘伯承、邓小平提出了三个方案供他们选择:一、解放 军未到即宣布起义;二、解放军迫近时才宣布起义;三、不公开宣布起义,但负责保 护好地方仓库和公共财产。这既体现了共产党人顾全大局和宽大为怀的胸襟,又体 现了设身处地为川军人士着想的实际态度。邓锡侯、黄隐等深为感动,种种疑虑为 之一扫,遂决心起义。雅安刘文辉方面,刘伯承同样派人作了联络工作,沟通了电 台通讯。国民党军政人员的纷纷起义和投诚,减少了解放西南的阻力。 对蒋介石嫡系胡宗南等部,刘伯承、邓小平也没有放松争取工作。在军事上坚 决打击的同时,在政治上坚持做到仁至义尽,及时争取了裴昌会、陈克非、罗广文 等部的起义和投降,避免了更大的破坏和损失。 四川解放后某些上层人物利用起义为政治资本,在筹建人民政权时争权争位。 刘伯承依靠党组织和人民群众,同他们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有人提出 “川人治川”的口号,意在排斥共产党的领导。刘伯承在民主党派和工商界人士座 谈会等场合,毫不留情地予以批驳。他用四川解放前军阀连年混战,人民饥寒交迫 的事实,说明在反动阶级政治之下,无论刘湘、杨森、张群,还是别的什么人,都 不可能治理好四川。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四川才能由乱到治,才有了大发展的 希望。 起义、投诚部队的中下层人员,由于受到国民党特务的蛊惑、欺骗,普遍担心 算旧帐。特别是在诉苦运动中,部分军官惶惶不安,害怕过不了关。 刘伯承亲自出面作宣传解释工作。他在一次会议上说:“我们接收了大量的旧 公务人员、起义军人、投诚和俘虏人员。他们是后至者,他们要由消极因素转变为 积极因素。我们要管饭,要改造,要录用,要整编。毛主席说:‘禹王治诸侯,后 至者诛。这个政策是错的。’后至者诛,谁还敢回到中国大家庭一起为人民大众作 好事呢?今天我们只要于人民事业有利,只要进步,只要愿意改造,为大众服务, 就可以一齐来干。”这一席话,安定了原国民党军政人员的情绪,使改造和整编工 作得以比较顺利地进行下去。 减租退押,遇到了西南封建地主阶级的严重抗拒。从原国民党旧军人、工商界 人士和民主党派的头面人物,到农村的中小地主,大部反对共产党的这个政策,因 为这直接损害到他们的经济利益。而农村工作能否真正开展,广大农民群众能否发 动,完全取决于减租退押政策的能否落实。刘伯承始终坚持了共产党的原则立场, 在减租退押问题上跟反对者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他一再强调减租退押跟清匪、反霸一样,是改造旧社会、建设新社会不可缺少 的步骤。他鲜明地指出:“西南地区,特别是四川,土地甚为集中。军阀官僚、土 豪劣绅等封建势力,用巧取豪夺的方式集中土地的过程,也就是农民破产失业的过 程。农民迫切地要求上地,并从地主恶霸的统治之下解放出来。但是由于西南解放 较晚,封建势力特别强大,群众尚未普遍发动与组织起来,实行土地改革的条件尚 未成熟。故在今冬明春期间,应以清匪、反霸,减租、退押为中心。这个步骤不但 可以初步解除农民的痛苦,为恢复与发展工、农、商业创造初步的条件,而且也是 为明冬后春开始的土地改革运动打下坚实的基础。”在西南军政委员会第一次全体 会议上,有些党外人士对减租退押采取抵制态度。他们有的强调西南地区民穷财竭, 地主实际不富,租、押一时难以减退;有的声你会引起诸多纠纷,不要自找麻烦: 有的说押金己按年扣祖,不该退还;有的借口土改将行,何必多此一举。更有的甚 至重弹地主养活农民的老调。一时间议论纷起,人心不定。这股歪风在党内也产生 了影响,个别党员干部表现了动摇,乃至站到地主阶级立场上说话。在西南局的领 导下,刘伯承坚决执行共产党的政策,团结认识较好的党外人士,严厉批判了反对 减租退押的谬论。他针对封建地主代表人物的错误言论,斩钉截铁地说:“减租减 息作为土地改革的准备条件,这是共同纲领明文规定了的,也是全国政治协商会议 决议了的,西南人民必须为此而努力奋斗。…… 减租本身就是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如果不打垮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如果不 充分发动农民群众,如果不保障农民的佃权,其结果必然是明减暗不减,或先加后 减等现象的普遍发生。同时恶霸地主和特务分子必然千方百计地造谣破坏,制造混 乱,乃至组织所谓‘游击战争’,以达到破坏减租的目的。”刘伯承大义凛然的态 度,震慑了某些上层人物反对减租退押的嚣张气焰,博得了军政委员会大多数成员 的热烈赞同。 刘伯承又在小组讨论会上和个别交谈中做积极的说服教育工作,规劝持错误观 点的人抛开一己的私利,而着眼于国家、民族的兴旺。他亲自说服弟弟刘叔禹带头 减租退押。党外人士反映共产党不是盛气凌人,而是以理服人;既坚持了原则,又 避免了刺激。熊克武率先表示原来认识有偏差,共产党确实是为人民大众谋利益的。 民主人士胡子昂、旧军人但懋辛关于拥护减租退押的发言,起到了良好的作用。他 就及时予以鼓励,调动了进步人士的积极性。 8 月8 日,他在上报中共中央的《关于西南局统战经验的报告》中说: “由于地主阶级在军政委员会会议上的攻击,可以看出封建地主虽然遭受了打 击,但势力仍然强大。而这次会议有组织地进行反攻,因此使我们坚定了两个坚决 :一是坚决退押,二是坚决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们,以孤立地主阶级。因不如此, 不能发动农民打垮封建,巩固人民民主专政。”这些话,表现了他掌握党的政策的 原则性和灵活性。中共中央充分肯定了这个经验,特将这个报告批转各大区参考。 团结、教育民主党派,是党的统战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对此,刘伯承采取了 积极慎重的方针。西南区民主党派,在反蒋反美的民主运动中,曾起过积极的作用。 但到了解放前夕,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打击、渗透和利用,成都、重庆等地的民主 党派变得组织涣散,成份复杂,内部矛盾,意见分歧。 解放后,某些民主党派的领导人拉队伍、搞武装,擅自接收反动报社和敌特财 产,以扩展自己的势力。刘伯承根据中共中央统战工作的方针和部署,有计划、有 步骤地抓了整理、人事和工商方面的工作。整理工作,又区分了四类情况:一是对 机构健全、成份大体整齐的党派,帮助他们学习共同纲领等文件,着重于提高思想 认识。二是对机构建立虽久,但其中成份较复杂,领导思想不纯的,进行组织整理。 在尊重其独立性的基础上,帮助其调整领导班子,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加强其自 身的团结。三是对刚建立机构的,则进行登记审查,先集中学习,着重共同纲领及 民主党派性质任务的教育。四是对尚未健全机构的党派,帮助他们作调查了解,发 现和物色领导骨干,逐步建立起较完善的机构。经过这样既具体指导又不包办代替, 既坚持团结又不放松必要的斗争的整理工作,西南区各民主党派都得到了健康的发 展。 人事工作的重心是配合有关部门安置民主党派人士。除在西南军政委员会安排 相关人士当委员外,各委、部以及省、区及行署以上单位,也量才录用了一批民主 党派负责干部和工作人员。这使民主党派十分满意,对团结各方面的力量,搞好各 级政权建设,起到了促进作用。 但是,在部分人员中出现了两种不良的倾向。一些党员存在着关门主义偏向, 错误地认为“烈士血迹未干,他们义骑到我们头上了”。有的甚至居功骄做,不服 从党外人士的领导。刘伯承对此进行了有力的批评。他教育大家说:”做好民主人 士的工作,可以争取一大片人。作为一个党员干部,应该是统战工作的模范。”也 有一些担任政府职务的民主人士,自高自大,脱离群众,官僚作风,轻视共产党的 干部。针对这些情况,刘伯承利用会议和个别谈话,进行了适当的批评教育,指出 人民政府与旧官僚衙门的根本区别,人民政府工作人员是人民的勤务员,而不是骑 在人民头上的老爷。教育、启发上述人士注意思想改造和作风转变。他的这些工作, 促进了人民政权中党内外人士的民主合作。 解放初期,西南工商界曾一度对共产党的经济政策持疑虑、观望态度,有资金 不愿大胆投用,反而要求政府救济。更有的向政府要求定货、贷款、收购产品、供 给原料,限制工人提出工资要求,并一再声称:“贤明政府,定能办到”,言外之 意如办不到,便不是贤明政府。刘伯承和邓小平亲自参加工商界人士座谈会,诚恳 说明共产党对民族资产阶级团结、利用、改造的方针,说明了工商界只有接受人民 政府的领导,为新中国建设事业服务,才有出路。刘伯承说:“公私兼顾,并不是 偏顾,尤不可顾私不顾公。劳资两利并不是单利,而是劳资两面都利。城乡互助, 而不是矛动员令,还对进军西藏的伟大政治意义、亲密团结康藏人民、必须树立长 期战斗的思想等问题,进行了明确而详尽的说明。这个动员令,给了进军西藏的全 体指战员以巨大的鼓舞。 随后,刘伯承协同邓小平、贺龙等加紧部署了进藏的各项准备工作。组织部队 对西藏情况进行调查研究,收集整理现有资料,派出先遣支队分赴甘孜、巴塘等地 调查了解,为进军西藏开辟道路。为了保障进藏部队的后勤需要,还调集了一批工 兵和步兵部队,抢修雅安到甘孜段公路,为进军西藏准备了交通条件。 5 月14 日,刘伯承专电西藏班禅堪布会议,规勉其“当本西藏人民大团结之 精神,一致协力,以求达成解放两藏之目的”。 6 月,西南军政委员会为了争取西藏上层集团,发布了对藏的四项政策,既严 肃阐明了西藏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神圣领土,不容任何人分裂的原则立场,又表 示了承认西藏权力结构的现状,以西藏地方政府为谈判对象的灵活态度。对西藏上 层统治集团起到了一定的团结争取作用。西康甘孜白利寺活佛格达,当年红军路过 甘孜时,曾给予了积极的支援,这次又热情地投入和平解放康藏的活动,主动向刘 伯承表示竭诚拥护中央政府和西南军政委员会,被遴选为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和康 定军管会副主任,在康藏上层统治集团中产生了较大影响。西藏地区的反动派对他 恨之入骨,竟下毒千残害了他。 刘伯承坚决支持格达活佛的正义行动,对特务们的无耻行径表示了极大的愤慨 和藐视,他亲自为格达活佛写了一副挽联:“具无畏精神,功烈永垂民族史;增几 多悲愤,追思应续国殇篇。”表达了他对少数民族上层进步分子的正确评价,推动 了对少数民族上层集团的争取团结工作。 西藏地方政府,在英帝国主义的支持下,积极在藏东昌邵地区部署军事行动, 妄图阻止解放军进军两截。在中共中央的统一部署下,刘伯承、邓小平、贺龙于1950 年10 月间,发动了昌都战役。经过进藏部队神速而勇猛的进攻,藏军6 个代本 (相当于小团)全部和3 个代本大部被歼,1 个代本起义。昌都总督阿沛·阿旺晋 美站到了人民方面来。上述工作和作战为西藏的和平解放奠定了基础。 -------- 泉石书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