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甲拳头

　　1922年2月6日，那时国内战争已经结束，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了一项题为
“关于解散全俄肃反委员会以及关于进行搜查、抄家和逮捕的规则” 的决定。
　　直接隶属于政府的全俄肃反委员会被改组为内务人民委员部属下的国家政治保
安局（简称“格帕乌”）。看起来，这个惩罚机构的地位下降也是符合逻辑的：战
争结束了，敌人也少多了。两年之内捷尔任斯基领导的机构减员一半。
　　但这对捷尔任斯基的地位却毫无影响，因为他本来就是内务人民委员。作为
“格帕乌” 的首领，他要服从的上级就是他自己。
　　可是其他的“契卡”人员，、特别是那些在远离莫斯科的边远地区工作的“契
卡”人员，对此大为不满。最后，整个部门的不满情绪占了上风，在1923年的11月，
“格帕乌”又被改建为国家政治保安总局（简称“格帕乌”总局），其地位是一个
独立的人民委员部。
　　1922年，新的刑法法典生效。“格帕乌”不再有权判处死刑和判处政治犯行政
流放。但是捷尔任斯基争取到了如下权力：可以将那些被控告从事反革命活动的人
以及非法政党的成员判处流放。
　　1923年。捷尔任斯基不再担任内务人民委员的职务，而只领导“格帕乌”总局。
据此职务，他参加人民委员会，但只有发言权。在每个加盟共和国中都有自己的
“格帕乌”，但它不从属于地方政府，而直接听命于莫斯科。
　　这是一条带有原则性的路线——安全机关不从属于地方权力机关。对此，地方
权力机关一直心怀不满。党的书记们知道，在自己身旁存在着某种神秘的力量，它
只执行来自莫斯科的命令，而不向自己禀报它的活动，它甚至还要监视自己。对这
种情况党的书记们甚感不快。
　　地方权力机构想要争得领导“契卡”人员的企图未能得逞，因为中央从一开始
就了解，国家安全机关的价值在于它是控制全国的最重要的工具。
　　1918年10月16日，扬·彼得斯在临时代理全俄肃反委员会主席的职务时曾向全
国各省的党委会签发了一份指示信，其中说：
　　“最近一段时间里，由于传说全俄肃反委员会在各地展开大规模恐怖行动，庸
俗的小市民群众、大小资产阶级一起真正地高声叫喊起来。在列宁同志遭枪击和乌
里茨基同志遇害以后开始的反资产阶级恐怖行动，可以说是惟一的一个无产阶级行
使恐怖手段的阶段，此时它才从决议转而真正实施这样一些手段。
　　“在遭到打击的资产阶级产生恐惧心理和它大喊大叫的影响下，在许多苏维埃
机关里，在个别的苏维埃工作人员当中，更可悲的是，在个别的我党成员中，开始
了反对‘契卡’的运动。
　　“他们于是只服从地方管理机关，改选并重新任命肃反委员会的主席，在报刊
上掀起反‘契卡’浪潮，等等。
　　“我并不否认，在个别的肃反委员会中，主要是在县一级委员会中，有违法乱
纪的事，但这不等于因为这个或那个委员会的错误就要砍掉这个无产阶级战斗机构
的翅膀。
　　“我党中央支持全俄肃反委员会的观点，今年10月2日通过了一项决议说：‘肃
反委员会是中央的权力机构，全俄肃反委员会隶属人民委员会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
会，各地的‘契卡’服从全俄肃反委员会，而对各地执行委员会有禀报工作的义务。”
　　当时的副司法人民委员尼古拉·瓦西里耶维奇·克雷连科（谁也不会说此人是
个大大的人道主义者）写道：“全俄肃反委员会的可怕之处，就在于它进行镇压时
的残忍，以及它那种无论从任何观点来看都是完完全全的神秘性。”
　　克雷连科建议把安全部门交给司法人民委员部，以便地方上的“契卡” 人员处
于省一级司法人员的监督之下。
　　对此，捷尔任斯基当然表示了断然反对，他说：“如果把全俄肃反委员会交给
司法人民委员部去监督，我们就会丧失威望，使我们在与犯罪活动的斗争中没有了
威信，从而使白卫军散布的所谓我们‘违法乱纪’的说法得到确认……这种做法不
是监督，而是在破坏全俄肃反委员会及其各种机构的声誉。‘契卡’是处于党的监
督之下的。设置省一级的司法政委，实际上就意味着改变方针，反对‘契卡’，因
为省一级司法机构只是形式上公正的机构，而‘契卡’才是纪律严明的党的战斗机
构。”
　　克雷连科仍然认为“契卡”人员破坏法治。1925年他上书政治局，指出“格帕
乌”总局超越了赋予它的职权，建议严格而强烈地限制“格帕乌”不经过法庭而只
经过特殊会议的方式审理案件的权力。克雷连科认为检察机关应该注意“格帕乌”
 总局机构侦缉案件的过程。
　　捷尔任斯基再一次迎头拒绝了克雷连科的建议。他有另外一种逻辑：“在目前
的政治情况下，不允许在打击反革命分子和间谍的斗争中削减‘格帕乌’总局的权
力。”
　　在这一类的冲突中，捷尔任斯基总是胜利者。他的部门比司法人民委员部和检
察院加在一起都重要。甚至连一些党的高级领导人所表示的不满，对他也不构成什
么危险，虽然他总得对批评作出某种反应。
　　1924年底，政治局委员、《真理报》总编和列宁称之为“党的宠儿”的尼古拉
·伊万诺维奇·布哈林在政治局会议上批评了“格帕乌”总局的工作。当时捷尔任
斯基没有在场，布哈林为了说明自己的观点，给“格帕乌”总局的主席写了一封亲
笔信。其中说：
　　“……为了不使您有什么怀疑，亲爱的费利克斯·埃德蒙多维奇，我请您理解
我的想法。我认为，我们的苏维埃政权应该过渡到比较‘自由化’的形式：少来点
镇压，多来点法治，多来点讨论，自治……
　　“因此我有时反对有关扩大‘格帕乌’权力的建议。请您理解，亲爱的费利克
斯·埃德蒙多维奇（您知道我是多么爱您的），您没有任何理由怀疑我对您个人以
及对‘格帕乌’这个机构有什么不好的情感。这是个原则问题，就是如此……
　　“由于您是一个具有高度政治热情的人，同时您又能成为一个非常公正的人，
所以您是可以理解我的。紧紧地拥抱您，紧紧地握您的手，希望您早日康复。
　　您的尼·布哈林
　　捷尔任斯基把这封信转寄给了自己的副手维亚切斯拉夫·鲁道福维奇·缅任斯
基，并在信后加写了下面一段话：
　　“中央领导圈子里的这一类情绪，我们必须加以考虑，并仔细地想一想……
　　“我们必须改变我们的一般做法和我们的工作方法，排除一切可以引起上述情
绪的东西。这意味着我们（格帕乌）可能应该安静些，谦逊些，进行搜查和逮捕时
要更谨慎些，要有足够的证据；对某类型的逮捕（如对耐普曼（指工商业者——译
者注）和犯读职罪的人的逮捕）应加以限制，只有在压力之下或是在保证有社会和
党的舆论支持的条件下才进行；要更多地向莫斯科市委汇报所有案件的情况，让党
组织更密切地参与这些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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