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人和日本人

　　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战俘营里关押过160万名德国战俘和60万名日本战俘。
　　负责管理这些人员的是内务人民委员部战俘和拘押人员事务管理总局，该局当
初是为管理被俘虏的波兰官兵而于1939年9月19日成立的。
　　对日战争时间并不长，但驻扎在中国北部的关东军几乎全都成了俘虏。
　　1945年8月的行动进展神速，它确保斯大林获得了中国北方的军事基地，使他能
够对朝鲜半岛北部地区进行监控，并收回了南萨哈林，获得了千岛群岛，还为苏联
军舰取得了一个自由出海口。
　　苏联坦克部队的侧翼迅速将关东军切断，于是日本人陷入旬围之中。他们已经
无路可退：他们的祖国在大海的那一边，而日本舰队已经不复存在。
　　1945年，英美军队也俘获了日本人，他们已经同皇军打了4年仗，不过在日本投
降书签字生效之后，日本战俘开始被遣送回家。到1947年底，他们全都回到了日本。
除了那些在西伯利亚的战俘。
　　他们在我们这里面临什么命运呢？这一点可以根据其中一个名叫柳川成夫的战
俘的遭遇来判断。
　　1948年12月10日下午5点，他遭遇了不幸：被土埋在了下面。当人们将他掘出来
的时候，他已经不省人事。
　　战俘营的医生在第143号病历中写下如下诊断：胸廓挫伤。一天后，医生给柳川
成夫做了手术。切除一根肋骨，切开蜂窝织炎：医生发现柳川成夫左胸有脓胸症状，
并且伴有心肌炎。手术无济于事，在医院躺了一个月后，这个原日军上等兵于1月1
3日死去。
　　l月15日，据他的个人档案记载，“对第117号战俘营的日本人柳川成夫的尸体
进行了解剖”。对外科医生没有提出异议。
　　1月16日，第1339号医院分院人事登记检查员、分院主管保卫和生活制度的副院
长以及物资供应局局长立下如下文据：
　　“柳川成夫的尸体埋于4号坟1室。坟上立有识别标志--一根竿子，上面一块
木板，木板上的铭文用耐清洗的涂料写成。”
　　在涂料罐的说明上，这种油性液体的确冠以“耐清洗”涂料之名，但湿雪和雨
水很快便将这能够让人回忆起这名来自遥远日本的农民之子的最后的印记从地表冲
洗掉了。
　　不仅如此，就连医院殡葬队战士那已经习惯于抬死人的双手所设置的标准的小
竿子也没有竖立多久。这样一来，柳川成夫的父母永远不可能得知他们的儿子是什
么时候在什么情况下死去的，而且也永远不可能找到他的坟墓。
　　这样的坟墓在西伯利亚和远东共有6万多座。1959年，苏联当局只向日本政府提
供了4000名死亡战俘的资料，尽管6万余人当中的每一个人的命运都是知道的：他们
所有人都无一例外地建了个人档案，这些档案保存在内务部战俘和拘押人员事务管
理总局。
　　柳川成夫生于农村，没有上完学便开始做工，1945年应征入伍。他进入了关东
军，在独立通信营里任文书……
　　曾经审问过他的战俘营管理处高级监察员布罗夫中尉毫不费力地描述了他的长
相：身高165公分，黑头发，眼睛是褐色的，扁鼻子，典型日本人的大脸盘儿……
　　柳川成夫是1945年8月成为俘虏的许多日本年轻人当中的一员。作为营部文书，
他不属于战胜者决定好好惩罚的战犯之列。那么，为什么他和其他6万名日本人没有
在日本投降后立即回到家乡呢？
　　那些记录着斯大林及其亲信对这一问题的主张的文件不为人知。可以推测，斯
大林可能认为战俘是特殊的人质--是同日本缔结和约时的一张王牌。抑或是他确
实害怕美国人将其重新武装起来对付苏联？
　　战俘被用来干重体力活--下矿井，伐木，搞建筑，铺公路。莫斯科大概是将
这种劳动当作是对战争期间遭受的损失的一种补偿方式。


　　1946年的头3个月，苏联内务部战俘和拘押人员事务管理总局副局长彼得罗夫中
将对西伯利亚和远东的战俘营进行了一次大范围的视察。他在自己的长篇报告当中
描绘了一幅什么样的画面呢？
　　战俘实际上都被送到了荒野之地。当局决定让营员们自己建造住房，但既不给
钱，也不给物。战俘们被迫在窝棚、帐篷和不适合居住的简易房里过冬。
　　由于没有铁路和公路交通运输工具，俘虏们徒步离开满洲里和朝鲜。经过两千
公里的艰难跋涉，他们被安排到矿井工作或是去伐木。
　　第一个冬天最艰难。由于没有棉衣，日本夏季制服不顶用，而且日本人不适应
这样的严寒，许多人生病、丧命。医院刚刚准备就绪，病人并不是在生病的时候，
而是在床位空出来的时候才得以就医。
　　那些同日本战俘打交道的人首先记着的是他们有劳动能力并且遵守纪律。政工
教导人员试图离间日本士兵和军官，而负责经营管理的人员则正相反，他们乐于利
用日本士兵服从上级的习惯。但战俘的劳动效率不高。经济学家们的秘密统计结果
表明，战俘营是在亏本经营。因战争而破产的苏联根本无力养活这么多日本战俘。
　　战俘营不归劳改营管理总局管辖。日本人受到的待遇同被俘的德国人、意大利
人和其他国家的人一样，远远好于苏联的囚犯。
　　与劳改营管理总局的同行们不同的是，战俘管理总局的工作人员并不故意折磨
自己的犯人。至于苏联的生活水平如此之低，以至于战俘们因繁重的劳动、因寒冷
和饥饿而死去--这是另一码事。不过那时“人的生命价值”这一概念本身也并不
存在。
　　虽然如此，在苏联内务部长谢尔盖·科鲁格洛夫签发的关于预防战俘逃跑措施
的命令中还是专门说：“对战俘使用武器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一种极端措施，在所有
措施都不起作用的情况下应当采取这一措施。在所有使用武器的事例中，应对使用
武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进行专门的审查。”
　　饮食标准划分成无数个等级--这是劳改营管理总局的做法：通过肚子来控制
营里的战俘。士兵、军官、将军、营养不良症患者、病人、反法西斯学校学员、拒
绝劳动人员和被调查人员--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饮食标准，就看他属于哪一类战俘。
1948年，这样的标准有10个等级。
　　用战后苏联饥饿生活的标准来衡量，这些饮食标准看上去是可以接受的（不过，
盛进劳改营饭盆里的当然只是饮食标准定额的一部分）。但这对于那些在西伯利亚
挨饿受冻数年之久的日本士兵来说，只是一个小小的安慰。
　　那些同肃反工作人员和政工军官们有接触的人日子过得好一些。政工教导人员
得借助于翻译和莫斯科出版的日语参考教材来完成自己的任务。他们的任务是“确
保积极支持本国民主变革和支持加强对苏友好关系的战俘人数的不断增长”。
　　当时还开设了反法西斯积极分子学习班，还举办了业余文娱活动。学习马克思
主义理论的人员受到提高饮食标准的奖励，被送到所谓的休养房间过上10-12天，
在那里，战俘可以穿上清洁的内衣和睡衣，好吃好喝。
　　战俘营里盛行做表面文章之风。俘虏们按照宣传官员的要求展示“改造成果”，
表达对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忠诚。装订好的相册里夹的是同一类照片：战俘们在食堂、
在理发馆、在牙医诊所，战俘们搞体育活动。
　　照片旁边配注的是关于战俘幸福生活的说明词和忠实于斯大林的誓言。
　　宣传者的期待没有成为现实。就连那些被列为反法西斯积极分子的人，与其说
是真正接受了关于社会主义优越性的讲解，不如说是为了努力生存下去而装装样子。
　　1950年5月24日，内务部长科鲁格洛夫向斯大林、莫洛托夫、贝利亚、马林科夫、
米高扬、卡冈诺维奇、布尔加宁汇报了“关于对战俘和拘押人员进行关押、使用其
劳动和在他们中间开展政治和日常工作的总结以及有关遣返回国的情况”：
　　“为关押战俘和拘押人员，共建立  267个战俘营，下设2112个分营、392个工
作队和178所专门医院……
　　“从1945年开始在苏联国民经济中大规模使用战俘从事劳动……大量的战俘被
安排到苏联煤炭工业领域工作，开采煤炭，修建和重建矿井，还被安排兴建新的重
工业企业--符拉迪沃斯托克拖拉机制造厂、车里亚宾斯克和外高加索冶金联合企
业、阿穆尔钢铁厂……
　　“战俘参与修建了贝阿大铁路，参加了改造和重建苏联各地区公路的工作，参
与兴建了一批水电站，其中包括明盖恰乌尔电站、塞凡湖电站、扎乌吉卡乌斯电站、
法尔哈德斯电站、索契电站、库拉科夫电站等，战俘占这些工程工人总数的40％-
-90%。
　　“通过在战俘和拘押人员当中采取间谍和侦查措施，共查出6136名为敌方充当
间谍和情报人员的苏联公民，其中1554人的情况已经查明，其材料已转交国家安全
部有关部门。在战俘当中共查出并审判了983名背叛祖国的苏联公民，他们在希特勒
的军队里服役并在被俘之后冒充德国公民。“通过对曾经是德国情报机关工作人员
的战俘进行审讯，共查出819名来自人民民主国家的间谍。有关这些间谍的情况已通
过苏联外交部向相关人民民主国家当局进行了通报……
　　“同时还获得了553名德国驻外大牌间谍的材料，其中驻美国的有18名，英国2
0名，法国27名，南斯拉夫21名，土耳其41名，西班牙27名，比利时10名，其他资本
主义国家84名，人民民主国家186名，俄罗斯、亚美尼亚和格鲁吉亚的白俄分子圈内
有78名，各国宗教人士当中有41名。这些间谍分子的材料已转交情报委员会和国家
安全部。
　　“内务部机关还从已被招募为间谍的战俘和拘押人员当中筛选出986人，这些人
因在德国和其他国家拥有关系网和活动条件而具有发展潜力。这批间谍人员已转交
情报委员会、苏军总参谋部情报总局、海军总参谋部和国家安全部……”
　　1950年4月22日，塔斯社播发了遣返日本战俘的消息，5月5日播发了关于将德国
战俘全部遣送回国的消息。
　　内务部战俘和拘押人员事务管理总局下面有一个业务局，其局长是原苏联军事
情报机关柏林情报站负责人、三级国家安全委员阿马亚克·扎哈罗维奇·科布洛夫。
　　1945年和1946年初，战俘营里的业务部门负责处理被俘的宪兵、警察和日本情
报人员。业务部门的任务与其说是惩罚他们这些战犯，不如说是查清楚在苏联境内
有没有日本间谍。
　　很快便查明，在刺探苏联机密方面，日本情报部门没有任何值得夸耀的成绩，
于是科布洛夫手下的工作人员在战争结束两年半以后接到新的指示：在俘虏当中建
立自己的间谍网。
　　他们尽力招募那些充当内务人民委员部在战俘营里的内线的原德军和日军军官，
试图让他们在回国后继续为苏联情报机关效力。那些军官同意了，他们愿意做任何
事情，只为能活着回到祖国。
　　50年代末，苏联驻西德和日本的情报机关得到了与他们当中数十人进行接洽的
指示。苏联情报机关挑选了最有潜力的一些人接头，结果令人失望。有的人干脆拒
绝见面，有的人报了警，用他们在苏联战俘营里写下的为内务人民委员部效力的保
证书来要挟他们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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