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怎么会让他逃走呢！”

　　克格勃主席一天要阅读300-500页各种文件。
　　弗拉基米尔·谢米怡斯内说：“我经常扮演的只不过是转送站的角色：主要读
者是别人。但既然我要签字，那我就要进行修改、校订，要求作些加工。既然签字，
那就要负责。情报从世界各地源源不断地涌来。到处都有我们的间谍。所有人都想
表明自己是在工作。有时把当地报纸上的文章摘编一下转发回来。分析处会把这些
材料都扔掉。驻外间谍发回的密码电报中也许只有一句话有用，两三页纸都得扔进
废纸篓里。”
　　谢米怡斯内接着又说：“情报局长向我表示，一些驻外间谍的工作相当出色。
而研究了密码电报的分析员写道：这是两周前报纸上已登过的东西。驻外间谍起草
电报，把它译成密码，然后占用通信线路发回，这里再进行解密。这要花多少钱呀！
可他发回的却是报纸上的消息，而且专挑莫斯科根本收不到或很迟才能收到的刊物。
他们为什么要摘编报纸呢？这样干比较轻松……”
　　1964年，情报人员、造船工业部部长的儿子尤里·诺先科投入美国人的怀抱。
当时他是去瑞士出差。诺先科是苏联克格勃第一总局美国处的副处长。
　　弗拉基米尔·谢米怡斯内说：
　　“当时我们在世界各地撤换了300人。也许他不知道这些人，但我们应该采取保
险措施。我对赫鲁晓夫说：‘要不我们求求美国总统林顿·约翰逊，就说诺先科是
部长的儿子，出了些不愉快的事，也许会把他还给我们？’
　　“赫鲁晓夫非常形象地回答我说：‘你自己弄了一身臭狗屎，你得自己弄干净。’
他还当着中央主席团所有成员的面谈起这个话题。当时米高扬说：‘尼基塔，我们
不妨这样办：让谢米怡斯内负责处理日常事务，再从中央委员会给他派一个人主管
人事问题。’
　　“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马上把他顶了回去：‘你不要多管闲事。这算怎么回
事呀--他管日常事务，却由另外一个人负责给他选拔干部……’
　　“我走开了，没曾想一名安全工作人员追上来说：‘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要
见您。’
　　“赫鲁晓夫已平静下来。他态度和缓地说：‘我说话声音高了些，你不要往心
里去。’
　　“我说：‘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您这样冲我嚷嚷，然后我去教训自己手下
的人，他们再去教训驻外情报官员。您知道这会使他们养成什么样的习惯吗？会使
他们4年里都无所事事，只想着如何避免不愉快的事。我们会使他们丧失勇敢精神，
使情报机关失去斗志。冒险是需要的：不人虎穴，焉得虎子。现在只好抄抄报纸，
因为每千件事都要挨一顿批。
　　“我们应该以一种更为平常的心对待挫折。因为我们正在进行一场‘冷战’，
既有胜利，也有损失，既有战利品，也有挨偷的时候。把对手形容为傻瓜的年代已
结束了。
　　“赫鲁晓夫又激动起来：‘你怎么会让他逃走呢！他在国家安全委员会工作了
15年，足以摸清他的底细了。据说，他曾被一个学校开除，又被另一个学校……’
　　“我反驳说：‘如果我对安全机构的工作人员，尤其是部长的子女们进行重新
审查，那您会对我说什么？部长们会怎样看我，如果我连他们的子女都信不过的话？’
　　“据我们后来了解，诺先科同父亲用打台球来赌博，他知道母亲有情人。有时
我们不得不对别人的私生活刨根问底，为自己寻找辩护的理由。因此，我就该去探
听所有人的这种私生活吗？
　　“我在克格勃工作了6年。大约在第三年的时候我从上报给我的文件中了解到，
世界形势和我们国内的生活恶化了。给我的书面报告可不会谈成绩。这让人无法忍
受，我需要放松。我开玩笑说，我一年要休三次假才能得到放松。于是，我在动身
前对我的第一副手说，只有在特别重要的情况下才能给我打电话。其他方面我百分
之百放心。在疗养院，我的床旁和办公室都装有电话。但他一个月内只打过一两次
电话。我和第一副手尼古拉·斯捷潘诺维奇·扎哈罗夫在发生过一件事后就有了完
全的相互理解。
　　“那次，我距莫斯科约有60-80公里，从车上打不通电话。等车开到离莫斯科
比较近的时候，我给第一副手扎哈罗夫打电话，他不在。我到了单位后，还是不见
他的人影。后来他出现了。
　　‘尼古拉·斯捷潘诺维奇，你去哪里了？’
　　‘我去了趟中央。’
　　‘我刚一迈出门坎，你就去中央？你不要耍滑头，到我办公室来一下，说说谈
什么问题去了。’
　　“他来到我办公室后说：‘我有一个问题，那就是想让您受到嘉奖。’
　　“谁让你这么做的？尼古拉·斯捷潘诺维奇，我们的工作是建立在信任基础上
的。如果我外出，让你代理我的工作，你可以去中央。可我人还在莫斯科的时候，
你却跑到中央去，我就会产生疑问：怎么回事？我有什么事没汇报吗？或者说你有
什么特殊的问题？……
　　“后来我们之间再也没有出现这种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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