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事人说:刺杀托洛茨基 [俄]帕维尔·苏多普拉托夫著 魏小明 陆柏春等译 此文选自《情报机关与克里姆林宫》(东方出版社,2000年7月出版)一书。 该书系俄罗斯盖亚女神出版社1996年出版的“往事揭秘丛书”之一。作者帕维 尔·苏多普拉托夫是苏联情报机关的退休中将,在国家安全机关从事情报工作达32 年之久。在许多重大历史事件中,他不仅亲自参与制定计划,而且亲自负责执行计 划。1953年8月,受贝利亚事件牵连,他被苏联国家安全机关逮捕,在牢狱中度过了 15年囚徒生活,直到1992年才被平反昭雪,恢复名誉。 由于作者是克格勃高级军官,因此,对于许多历史人物的描写栩栩如生,对重 大事件的叙述真切详尽。 1939年3月的一天,我陪贝利亚去克里姆林宫。走进斯大林的办公室所在的大楼, 我们顺着楼梯上了2楼,长长的走廊里空无一人,地上铺着红地毯,办公室的门都像 博物馆里的门一样高。一名卫队军官让我和贝利亚往里走。 贝利亚打开门,我们走进了客厅,客厅里有3个人:两个人身着斯大林式的制服, 还有一个穿着军装。那位身穿绿色制服、个头不高,但看上去很壮实的人向贝利亚 打了招呼,他说话声音不大,而且很冷淡(后来我才知道,此人就是斯大林秘书处 主任波斯克列贝舍夫)。 波斯克列贝舍夫将我们领进了斯大林的办公室,然后在我们身后轻轻关上了门。 见到我们,斯大林从桌前站了起来。他走到办公室中间,和我们握了手,示意 我们在那张铺着绿色呢绒的长桌旁坐下。 “斯大林同志,”贝利亚说,“根据党的指示,我们对内务人民委员部境外情 报机关原领导人进行了揭发,并挫败了他们企图欺骗政府的叛变阴谋。我们建议任 命苏多普拉托夫同志为内务人民委员部情报局副局长,以帮助那些调入各机关的年 轻党务干部,使他们胜任政府所赋予的任务。” 有关对我的任命斯大林只字不提,只要求贝利亚简单汇报了在国外进行情报活 动的主要情况。贝利亚介绍情况时,斯大林从桌后走了出来,并开始在办公室里来 回踱步。 按照贝利亚的说法,境外情报机关在现在的条件下应当改变自己工作的主要方 面。它的主要任务不应是与境外的流亡分子作斗争,而应是为在欧洲和远东进行一 场战争而建立驻外情报站。贝利亚认为:左派运动由于托派分子企图插手控制而处 于紊乱涣散的状态。托洛茨基及追随者们正是以此向苏联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他们 企图使苏联丧失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地位。贝利亚建议对托派运动在国外的中 心实施决定性打击,并推荐我担任这一行动的负责人。末了他说道:也正是为了这 一目的才推荐我担任当时由杰卡诺佐夫领导的国际处副处长的。我的任务是,利用 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一切手段干掉托洛茨基。 一阵沉默之后,斯大林说:“托派运动中除了托洛茨基本人外,并没有什么重 要的政治人物。如果结果了托洛茨基,对共产国际的威胁也就随之而消除。” 他重新坐在我们的对面,并开始慢条斯理地谈起他对情报活动的不满。他认为 情报活动的主动性还不够。他强调说:施皮格尔格拉斯1937年曾受命干掉托洛茨基, 然而却使这一重要的任务遭到失败。一年之内必须解决托洛茨基,趁着这场不可避 免的战争(指苏德之战)尚未爆发。西班牙的经验表明:不消灭托洛茨基,我们就 不能保证在帝国主义进攻苏联时,国际共运的盟友们会支持我们。他们将很难履行 自己的国际主义义务,也很难在敌后从事破坏活动,并开展游击战争。 “前人并没有给我们留下有关在建设工业化军事强国的同时巩固无产阶级专政 的经验,”斯大林说。在分析了国际形势以及欧洲即将爆发的战争之后,他转入了 与我直接有关的问题。我将接受的任务是:领导一个战斗小组去执行刺杀当时流亡 在墨西哥的托洛茨基。他还说:这次行动一旦成功,“党永远也不会忘记参与行动 的人,党将不但会关怀他们本人,而且还将照顾他们的所有家庭成员。” 我试图表明自己不是在墨西哥执行这项任务的最佳人选,因为我对西班牙语一 窍不通。我要求派一些西班牙内战中从事过破坏活动的老手参加这次行动。 “物色和挑选合适和可靠的人选,以保证完成党交给的任务,这是您的职责和 一个党员的义务。您将会得到任何帮助和支持。您要直接向贝利亚报告情况,而不 必向其他任何人汇报,但要记住,执行此次行动的所有责任由您承担。您必须亲自 进行准备工作,并亲自将特别行动小组从欧洲派往墨西哥。中央批准,整个行动所 需经费报销单一律以手写形式上报。” 受到斯大林接见后,我很快就被任命为情报局副局长。 几天之后,我刚刚走进新的办公室,不久前从法国回来的艾廷贡就从家中给我 打来电话。 “帕夫鲁沙,我回莫斯科已经10天了,整天无所事事。行动处一直对我进行跟 踪。我的电话肯定也被监听。我的表现你是知道的。请你向你的上司报告:如果他 们想逮捕我,就让他们赶快下手吧,我可不想玩捉迷藏了。” 我回答说:我刚刚走马上任,还不知道任何有关逮捕他的计划。我马上建议他 到我这儿来。 过了10分钟,贝利亚用专线给我打来电话说:艾廷贡是我此次行动的一个合适 人选,下班前他等着我们俩,想听听我们的建议。 艾廷贡来了以后,我向他介绍了墨西哥行动的计划。他毫不犹豫地表示同意。 根据艾廷贡的建议,刺杀托洛茨基的行动被称为“鸭子”。“鸭子”一词在俄 语里有“谣言”之意。 我最初打算启用艾廷贡在西欧(特别是在西班牙)的托派分子中招募的间谍。 例如,艾廷贡曾亲手招募了西班牙的托派分子领导人卢安诺夫兄弟。他与同情托洛 茨基的西班牙共和政府部长加奥多西奥等人保持着联系,他们都曾经是无政府主义 者。然而艾廷贡却坚持要启用驻西欧、拉美和美国的间谍,理由是:这些人从未参 加过任何针对托洛茨基及其追随者的行动。按照他的计划,必须成立两个独立的小 组。第一组称为“骏马”小组,由墨西哥美术家戴维·阿尔法罗·西克罗斯领导, 斯大林对他非常了解,他是参加过西班牙内战的老战士。他旅居墨西哥后成为墨西 哥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第二小组代号为“母亲”,组长是卡里达德·梅尔卡德尔。 她家上辈人很富有,其中包括古巴副总督,她的曾祖父担任西班牙驻俄罗斯大使。 30年代初,她离开自己的丈夫——一个西班牙铁路巨头,带着4个孩子逃往巴黎,投 奔了无政府主义者。她不得不靠着编织衣物来养家糊口。1936年,西班牙爆发内战, 她回到巴塞罗那,加入了无政府主义组织。在一次空袭中她腹部受了重伤。长子卡 里达德阵亡(他将手榴弹捆在身上,扑到了坦克下面),次子拉蒙参加了游击队。 小儿子路易斯于1939年与其他西班牙共和党人的子女们一道逃往莫斯科,躲过了佛 朗哥的追捕,女儿则留在了巴黎。由于拉蒙在托派内部的身份完全无人知晓,当时 仍在西班牙的艾廷贡就决定于1938年夏将他由巴塞罗那派往巴黎,假扮成一名冒险 猎奇、挥金如土的年轻商人,他不时向那些有极端主义倾向的政治家提供资助,以 表示自己对任何政府的敌视情绪。 到了1938年,都在巴黎居住的拉蒙和他的母亲卡里达德承担了与苏联情报机关 合作的义务。9月,拉蒙由卢安诺夫兄弟介绍认识了当时在巴黎的西尔维亚·阿格洛 芙以及罗兹梅尔夫妇,他们与托洛茨基一家交往很深。遵照艾廷贡的指示,他放弃 了任何政治活动。他扮演的是这样一种角色,有时向朋友或是自己所同情的人提供 资助,但决不过问政治。他对这些人的活动不感兴趣,而且对加入他们运动的建议 表示拒绝。 我们还有一位重要的情报人员代号为“哈里”,他是英国人,原名莫里森。 “哈里”曾在谢列布良斯基特别小组工作,在1937年12月窃取托洛茨基在欧洲的档 案的行动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哈里”与巴黎警察局第七管区也有密切的联系。他 利用这些关系为我们搞到了法国警方及宪兵的图章和表格,用来为我们潜入法国的 情报人员伪造假护照和居留证。 艾廷贡认为,他手下的情报人员不必完全听命于我们驻美国和墨西哥的情报站。 我同意他的看法,但同时提醒他:仅靠一般的经费来源,我们是无法将所有需要的 人从西欧转移到美洲的。我们初步估算了一下,用于转移和装备两个小组的人员的 经费大约不少于30万美元。为了更好地掩护此次行动,艾廷贡主动提出利用自己在 美国的社会关系。我们向贝利亚谈了自己的想法,并特别强调:我们在托洛茨基周 围找不到能直接接近他的人。我们不排除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对他的住所采取突袭的 可能。 贝利亚让我们马上行动,而不必担心资金问题。小组组建以后,他想往里面增 加几个他认识的情报人员。 贝利亚下令让我与艾廷贡一道前往巴黎,以便对派往墨西哥的小组人员进行考 察。1939年6月,担任“护照技术”科科长的奥地利侨民乔治·米勒为我们做好了假 证件。 到巴黎后我见到了拉蒙和卡里达德·梅尔卡德尔,然后又单独与西克罗斯小组 成员会面。这两个小组之间没有联系,互相之间都不知道对方的存在。我建议艾廷 贡与卡里达德及拉蒙在一起呆上一个月时间,向他们传授从事间谍活动的基本方法。 我大约在7月中旬至月末回到了莫斯科,而卡里达德和拉蒙是在1939年8月乘船 前往纽约的。艾廷贡本应该紧随其后,但德国入侵了波兰,由于他用的是波兰护照, 法军打算把他作为波兰难民征召入伍,要不然就当作可疑人员拘留起来。与此同时, 对波兰人出国旅行实行了新的更为严格的限制,因此,艾廷贡被迫转入地下。 艾廷贡于1939年10月持法国护照抵达纽约,并且在布鲁克林开办了一家进出口 公司,以作为我们的联络中心。而最重要的是,这家公司为拉蒙·梅尔卡德尔提供 了一个“落脚点”,他在墨西哥用的是伪造的加拿大护照,护照上的名字是弗兰克 ·杰克逊。现在他可以以私人身份到纽约与向他提供资助的艾廷贡会面了。 西克罗斯小组在墨西哥也逐渐找到了合法身份作为掩护。我们有两名报务员, 但遗憾的是:由于设备的质量有问题,无线电联络不能正常进行。艾廷贡制定了几 个潜入托洛茨基设在墨西哥城市郊科约阿坎别墅的方案。别墅的主人是墨西哥画家 迪戈·里维拉,他将它租给了托洛茨基。西克罗斯小组计划要攻占那所房子,可是 拉蒙的主要目的是想利用与西尔维亚·阿格洛芙的恋爱关系去和托洛茨基周围的人 相识。他并不知道还有一个西克罗斯小组。 拉蒙的长相与现在的法国电影明星阿兰·德隆很像。早在巴黎时,西尔维亚就 被他所固有的独特魅力所吸引。 在托洛茨基那伙人当中,拉蒙保持着自己的自主性,既不对共同的事业表示同 情,也不采取任何行动以赢得他们的信任。他仍然继续假装成生意人,“对托洛茨 基的资助是出于自己性格怪僻”,而不是作为忠实的追随者。 西克罗斯小组有一张托洛茨基所住别墅各个房间的平面图,我将这一非常重要 的信息发给了艾廷贡。 1939年底,贝利亚建议加强我们在墨西哥的地下活动网。他将我带到秘密接头 地点,并介绍我与从西欧执行秘密任务回到莫斯科的格里古列维奇相识(他的化名 为“尤济克”)。托派分子都知道他在政治上持中立立场。谁都不相信他企图打入 他们的组织。格里古列维奇去拉丁美洲也完全是很自然的事,因为他的父亲在阿根 廷开了一家大药店。 格里古列维奇于1940年1月到达墨西哥,并根据艾廷贡的指示建立了第三个地下 活动预备网,用于在墨西哥和加利福尼亚开展行动。他与西克罗斯小组一起共事。 格里古列维奇和托洛茨基的一名保镖谢尔登·哈特交上了朋友。 1940年5月23日轮到哈特当班,黎明时分格里古列维奇敲响了别墅的大门。哈特 刚打开大门,西克罗斯小组就冲进了托洛茨基的住所。他们用自动枪向托洛茨基的 房间扫射。但由于他们是隔着门向里扫射的,结果未能打中,托洛茨基躲到了床下 才免于一死。 哈特被干掉了,因为他认识格里古列维奇。事件发生后只有西克罗斯遭到逮捕, 所以必须做好掩护工作,才能使格里古列维奇和梅尔卡德尔继续他们的活动,他们 两人还都不知道对方的存在。 为了保密起见,艾廷贡没有参加此次突袭。 艾廷贡用无线电密报拍发了此次行动失败的消息。我们是在稍晚的时候收到这 一消息的,因为电报是经由停泊在纽约港的苏联船只转发给巴黎的华西列夫斯基的。 他将电报又转发给莫斯科。最后,贝利亚和斯大林还是从塔斯社的报道中得知暗杀 行动失败的消息。我不记得确切的日期,只记得是1940年5月的一个星期天。我被叫 到贝利亚的别墅,我是坐他的车去那里的。到别墅来做客的有:时任乌克兰内务人 民委员的谢罗夫和贝利亚主管人事的副手。我走进别墅时他们正在吃饭。 从各种迹象来看,贝利亚不愿当着他们的面谈我们的事。他打了个手势,示意 我到花园里去。贝利亚把我向他们作了介绍后,就和我一道走向花园深处的一个角 落。他怒气冲冲地紧盯着我,开始询问起经我同意在巴黎组建的那个小组以及刺杀 托洛茨基的计划。我回答说,西克罗斯小组的专业水平是很低,但这些人对我们的 事业很忠诚,而且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我估计,一两天以后就能收到用无线电从 墨西哥发回的详细汇报。谈完话之后,我们回到了餐厅,贝利亚命令我即刻返回工 作岗位,一旦得到有关后续情况就马上向他通报。 过了两天,我收到了从巴黎发回的艾廷贡的简短报告:只要总部批准,他打算 着手实行另一套计划——启用我们“外线”特工人员中的主要成员梅尔卡德尔去干 掉托洛茨基。为此,就不能再把梅尔卡德尔派到托洛茨基的内部,而且也不能派别 人去,执行刺杀托洛茨基任务的特工人员被捕有可能意味着与托洛茨基及其身边人 员有直接联系的整个特工网被破坏。我感到,无论是我还是艾廷贡,都不能擅自作 出这样的决定。这只能由贝利亚和斯大林拍板。斯大林一直定期阅读我们打入托派 在纽约出版的报纸编辑部的特工发回的通报。从这位特工人员那里我们获得过有关 托派集团的活动计划及其宗旨的情报,并采取了相应的斗争策略。有时,斯大林能 在西方尚未公开发表之前就读到托洛茨基的文章和文件。 现在,有人出于政治上的需要,把托洛茨基及其追随者在1930-1940年的活动 笼统地归结为只是进行宣传。事实并非如此。托派分子的活动是很猖獗的:他们在 与希特勒军事情报局有联系的人员的支持下,组织了1937年的反对巴塞罗那共和政 府的暴动。托洛茨基集团向法国和德国情报机关发送过有关各国共产党支持苏联的 专门材料。 我把所有情况向贝利亚作了汇报。起初,他没有作出任何反应。我回到自己的 办公室里,等待着答复……过了两个小时,我就被叫到第3层楼贝利亚那里。 “您跟我一起走吧,”他突然对我说。 这次我们要去的是斯大林在近郊的一个别墅。我向斯大林汇报了西克罗斯刺杀 托洛茨基行动失败的情况,我解释说,执行另一套方案就意味着可能使在美国及拉 美的反托洛茨基特工网在托洛茨基被刺后受到破坏。 斯大林只提了一个问题:“奥瓦基米扬领导的驻美国和墨西哥特工网在多大程 度上参与了反托洛茨基的行动?” 我回答说,艾廷贡有权不经总部批准而自行招募和使用人员,他们的行动与奥 瓦基米扬毫无关系,而奥瓦基米扬的情报活动是在我们“苏美贸易股份公司”的掩 护下进行的,与反托洛茨基行动无关。 斯大林重申了他以前的决定: “对托洛茨基采取行动就意味着整个托洛茨基运动的破产。他们企图破坏共产 国际,挑拨我们与国外左翼集团的关系,我们不必把钱花在与他们所进行的斗争上。 应着手实施另一套方案,不要在乎西克罗斯的失败,给艾廷贡发个电报,转达我们 对他的充分信任。” 晚上11点钟,斯大林请贝利亚和我留下吃晚饭。我记得饭菜很简单。我不喝酒, 斯大林就拿我开心,让我尝尝“拉吉泽”汽水兑一半格鲁吉亚葡萄酒是啥滋味。每 天都有飞机从格鲁吉亚给他运来这种汽水。不像现在有人所描写的那样,斯大林根 本就没有因为刺杀托洛茨基行动的失败而狂怒。 后来艾廷贡对我说,拉蒙·梅尔卡德尔自告奋勇地要去完成任务,理由是:他 有在西班牙游击战争中获得的经验。在那次战争中他不但学会了射击,而且还掌握 了徒手格斗技术。考虑到我们的人当时没有专门的技术装备,所以梅尔卡德尔就打 算用重物砸死、砍死或打死敌人。卡里达德对儿子的想法表示赞同。艾廷贡见到拉 蒙,与他分析了托洛茨基别墅的警戒系统,以便选定刺杀所用的武器,他们决定最 好是使用刀子或是登山运动员所用的凿冰斧,理由是:一、这种武器很容易躲过警 卫人员的眼目;二、这些武器不会发出大的响声,因此,屋子里的其他人来不及赶 来相救。 提出一个合适的刺杀动机也是非常重要的,一来是为了搞臭托洛茨基;二来也 可以使他的组织声名狼藉。托洛茨基谋杀案的动机看上去应该是为了报私仇,据说, 他曾经劝说西尔维亚·阿格洛芙不要嫁给梅尔卡德尔。假如梅尔卡德尔被抓住,他 就说:托派分子们企图将他所捐献的资金用于个人目的,而根本不是用于组织的需 要。梅尔卡德尔还要说:托洛茨基曾企图说服他参加国际恐怖主义组织,以谋杀斯 大林和其他苏联领导人。 1969年初冬天的一个夜晚,我在艾廷贡的住所里见到了拉蒙·梅尔卡德尔,随 后我们前往莫斯科的文学家之家餐厅就餐。我们上次见面后已过去将近30年。直到 这时,拉蒙才对我讲述了1940年8月20日事件的详细经过。 据拉蒙说,他在墨西哥的秘密接头点与他的母亲和艾廷贡见了面,艾廷贡提出: 梅尔卡德尔一进入托洛茨基别墅,艾廷贡本人、卡里达德及其由5名战斗人员组成的 小组就设法冲入别墅。与警卫人员的对射一开始,梅尔卡德尔就趁机干掉托洛茨基。 梅尔卡德尔对我说:“我不同意这个计划,我保证,我一人就能执行这一死刑 判决。” 与有些人所描写的不同的是:拉蒙在将那把藏在雨衣里的锋利的小凿冰斧砍向 托洛茨基头部时并没有闭上双眼。托洛茨基当时还坐在写字台前阅读梅尔卡德尔为 他辩护的文章。当梅尔卡德尔的斧子就要砍下去的时候,正在全神贯注阅读的托洛 茨基略微转了一下头,改变了受打击的部位,减缓了打击的力量。这就是托洛茨基 没有当即死亡,而且大声呼救的原因。拉蒙被搞得惊慌失措,尽管他随身携带着匕 首,也没能用它刺死托洛茨基。 “你想,我打过游击,在西班牙内战时期曾用匕首刺死过桥上的哨兵,但托洛 茨基的叫声着实让我发怵。”拉蒙解释说。 托洛茨基的妻子和警卫人员跑进房间后,将梅尔卡德尔打倒在地。第二天,托 洛茨基死于医院。 “我是被托洛茨基的一名保镖用枪柄击倒的。后来我的律师利用这一情节证明 了我不是一个职业杀手。我也一口咬定,说我是为了西尔维亚的爱情才这么干的, 说托派分子们滥用了我为他们的运动所捐献的款项,还说他们试图让我参与恐怖活 动。我的行为纯出于个人动机。” 按照当初的计划,托洛茨基应该被悄悄地干掉,拉蒙也应该不知不觉地离开— —因为梅尔卡德尔经常到别墅去,警卫人员和他很熟悉。当屋子里明显地乱作一团 时,在离别墅不远处的汽车里等待着拉蒙的艾廷贡和卡里达德不得不躲藏了起来。 起初,他们跑到了古巴,卡里达德利用自己的亲戚关系转入了地下活动。格里古列 维奇从墨西哥逃到加利福尼亚——那里很少有人认识他。 我们在莫斯科听到的第一个消息是塔斯社发回的。一周以后,艾廷贡从古巴用 无线电发回了密报,这份报告又是经由巴黎转发的。我得到正式通知,说:上面对 艾廷贡等人的工作很满意,但只有在行动的参加者回到莫斯科以后才能颁奖。贝利 亚问我:卡里达德、艾廷贡和格里古列维奇能否逃脱并安全地隐藏起来?我回答说: 他们有一个非常隐蔽的藏身之处,连梅尔卡德尔都不知道。梅尔卡德尔被捕时的身 份是加拿大商人弗伦克·杰克逊,墨西哥当局在6年内对他的真实姓名一无所知。 拉蒙向我提到了我在巴黎对他以及他的母亲所提的一条建议,那就是:一旦他 们当中有谁被捕,那就在狱中开展绝食斗争,但也要尽力避免引起监狱看守们不必 要的怀疑。开始时,可一次比一次吃得少一些,为完全绝食作准备。最终会强行进 食,案件侦查就会无限期地拖延下去。 梅尔卡德尔的绝食持续了两三个月,在审讯时他一口咬定自己是被激怒了的托 洛茨基的追随者之一。 贝利亚向我传达了决定,要不惜一切代价保护梅尔卡德尔。律师们需要证明: 这起谋杀案纯属托洛茨基运动的内讧及混乱所致。 直到1946年,西班牙共产党的一名著名活动家叛逃西方之后(叛逃之前此人在 莫斯科),特务机关才弄清了梅尔卡德尔的身份。卡里达德对情报的流失也负有一 部分责任。战争期间,拉蒙的母亲被从莫斯科疏散到塔什干,从1941年一直住到19 43年。她就是在那里对一个熟人说过:托洛茨基是被她儿子拉蒙刺杀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卡里达德多次试图争取释放拉蒙,还要给他说个媳妇, 但斯大林对这一计划表示反对,理由是:拉蒙的真实身份还没有暴露。卡里达德去 过墨西哥,后来又去巴黎,竭尽全力争取他儿子能提前获释。 当西班牙警方向墨西哥提供了梅尔卡德尔的档案材料后,他的身份被暴露。在 无法反驳的证据面前,弗伦克·杰克逊承认了他的真实姓名是拉蒙·梅尔卡德尔。 但他还是没有供认他是根据苏联情报机关的旨意而刺杀托洛茨基的。 在一名叛变投敌者泄露了拉蒙的真实姓名后,他在狱中的关押环境一下子就得 到了改善。而且他还不时获准放风到墨西哥城去,可以和看守们一起在餐馆吃饭。 曾在监狱里负责看管拉蒙的那个女看守对他产生了感情,每周都来看望他一次。后 来他与她结了婚,1960年8月20日,他获释出狱后携妻子回到莫斯科。他在牢里呆了 20年。 在莫斯科,克格勃主席谢列平接见了梅尔卡德尔,并授予他苏联英雄勋章。党 中央专门作出决议,将梅尔卡德尔安排在莫斯科的马列主义研究所任高级研究员。 此外,他们夫妇在莫斯科近郊的克拉托夫还得到国家分给的别墅。中央和克格勃都 给梅尔卡德尔发放薪金,其总数相当于一名少将的退休金。然而,他与克格勃的关 系在整个60年代期间却是相当紧张的,他不停地向谢列平和谢米恰斯内发出请求, 希望立即将艾廷贡和我从监狱里释放出来。他还向多洛雷斯·伊巴露丽和苏斯洛夫 提出过这个问题。政治局中最年长的成员苏斯洛夫非但对这种说情无动于衷,而且 非常恼火,他对梅尔卡德尔说:“我们既然已对这些人的命运作出裁决,那就永不 更改。您还是少管闲事吧。” 梅尔卡德尔对参与刺杀托洛茨基的行动并不感到后悔,他在与我的谈话中曾说: “假如再回到40年代的话,我还是会做我已做过的事情,只要不生活在今天这 个世界上就行。谁也选择不了他所生活的年代。” 70年代中期,梅尔卡德尔从莫斯科去了古巴,在卡斯特罗身边任顾问。他于19 78年逝世,遗体被秘密地运到莫斯科。梅尔卡德尔的遗孀曾试图与我取得联系,但 当时我不在莫斯科。艾廷贡出席了葬礼。梅尔卡德尔被安葬在孔策沃公墓。他是以 苏联英雄拉蒙·伊万诺维奇·洛佩斯的名义长眠在那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