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章 毛泽东出巡,刘少奇主政 1962年2 月21日,中南海西楼会议室。从会议室的门缝里,不断飘散出一缕缕 的烟雾。室内,正在举行一次非常重要的会议。 刘少奇在这里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与会者除毛泽东、林彪外, 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成员和中央主要经济部门的负责人,共16人。会议前后共 进行了3 天。由于地点是在中南海西楼,所以又称“西楼会议”。 这在中国历史上也是值得浓墨重笔书写的一次会议,进一步地提出了调整的具 体方针、政策。 “七千人大会”仅仅是总结经验教训,确定了国民经济全力进行调整,扭转困 难局势的题目。但是,这个题目怎么做?怎么才能找到合适的办法?都需要进一步 摸索。 这次会议,主要讨论1962年国家预算和经济形势问题,在分析了当时农业生产 下降、市场供应紧张、物价高涨和财政预算有大量赤字的情况,决定必须确定一个 恢复时期,全面地调整国民经济。 汇报中,首先由国家计委和财政部提交的1962年工农业生产计划和财政预算的 年度报告。尽管这一报告已经对主要指标作了压缩,但仍存在着不少缺口。主要就 是钢产量定为750 万吨,基本建设投资为亿元。如此一算,当年的财政支出将出现 30亿元的财政赤字。而且,根据报告,自1958年起到1961年,4 年的财政收入都有 虚假成分,而且赤字已经早就存在:1958年为亿元,1959年为亿元,1960年为亿元, 1961年为亿元。 如此多年的财政赤字,而且有扩大的趋势,这是原先没有设想到的。 可是,谁有这个胆量把这个实际情况如实地报告呢? 刘少奇有些火气:“收入要可靠,争取的数字不能打上。支出要打足,各种支 出都要打上。实际支出如果超出了预算,作预算的人要负责。有赤字要提出来警告 大家,采取措施来弥补。过去几年没有揭露赤字是不对的。搞不好,经济还要继续 恶化。只有暴露了问题,才好解决问题。” 其他常委们都有些急:这个情况是没有预料到的。 周恩来提议,要下决心对国民经济进行大幅度调整。 大家都同意周恩来的提议,认为,只有压缩某些工业生产指标和基本建设投资, 才能实现财政收支“当年平衡、略有回笼”的要求,使经济逐步恢复正常秩序,然 后在这个基础上发展。 在七千人大会上,陈云没有接受毛泽东的建议讲话。在这次会议上,他吐露了 心声:“那么多人开会,不敢讲,一讲就炸锅了!” 在西楼会议上,陈云毫无保留地讲了自己对困难形势的认识和采取的措施。 陈云认为:目前的处境是困难的,但对困难的程度、克服困难的快慢,在高级 干部中的认识不一致,要取得一致,就需要事实和时间。 困难形势是什么?陈云认为有5 个方面:一是农业几年内的大减产;二是基本 建设规模超过了国家财力物力的可能性,与现有的工农业生产水平不适应;三是钞 票发得太多,通货膨胀;四是投机倒把现象严重;五是城市人民生活水平下降。前 两点是最基本的。 那么,采取什么措施?陈云认为有6 条措施:一是把10年(1963—1972)经济 规划分为两个阶段,前一阶段恢复,后一阶段发展;二是减少城市人口,“精兵简 政”;三是采取一切办法制止通货膨胀;四是尽力保证城市人民的最低生活需要; 五是把一切可能的力量用于农业增产;六是计划机关的主要注意力,应该从工业、 交通方面转移到农业增产和制止通货膨胀方面来。 刘少奇在陈云讲话时,非常赞成陈云对形势的估计和采取的措施。 在插话时,刘少奇有些激动: 中央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对困难情况透底不够,有问题不愿揭,怕说漆 黑一团!还它个本来面目,怕什么?说漆黑一团,可以让人悲观,也可以激发人们 向困难作斗争的勇气! 现在处于恢复时期,但与1949年后的3 年情况不一样,是个不正常的时期,带 有非常时期的性质,不能用平常的办法,要用非常的办法,把调整经济的措施贯彻 下去。 几天会议下来,常委们心中都有了一个数。 在会议上,刘少奇对陈云的讲话不仅仅赞同,而且要求陈云再到其他会议上讲, 向党的高级干部说明一个情况,统一思想认识:目前的形势到底是一个什么形势? 他对陈云说:“光是你在这个会上讲,我们赞成还不行,建议召开一次国务院 的全体会议,更充分地讲一讲,让参加国务院会议的全体成员都了解我们的经济情 况,了解我们的方针政策。” 国务院、陈云接受了刘少奇的这个建议。 2 月26日,在李富春、李先念讲话后,陈云在国务院各部委党组成员会议上作 了《目前财政经济情况和克服困难的若干办法》的报告,再次阐述了自己在西楼会 议上讲话的主要内容。 陈云讲话完毕时,会场里响起了暴风雨般的掌声:久旱逢甘霖哪!有多长时间 没有听到这种实事求是的、切中时弊的报告了! 陈云讲话后,刘少奇就提出将他的讲话批转全国,让党内各级干部都了解到国 家的困难形势。 3 月18日,刘少奇下发了他主持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批发陈云等同志讲话的 指示》,对党内明显存在的对困难形势认识不足的现象提出了批评和警告。 就在陈云讲话的当天,刘少奇批阅了财政部的一个文件:《北京钢厂为什么今 年还要发生大量亏损》。报告反映了北京钢厂由于生产计划严重超过国家下达的指 标,造成了连年亏损,几乎将国家投资全部赔光的情况。 刘少奇看到报告,觉得情况严重,他批示由彭真、刘仁阅处,措辞非常严厉: 国营工厂如果照这样搞下去,结果会怎样呢?难道不会亡国吗? 这些情况的逐步暴露,刘少奇忧心如焚:这样下去,怎么得了啊! 刘少奇想到了毛泽东称之曰“能”的陈云:他是新恢复的中央财经小组负责人 的最合适的人选。 西楼会议结束后,中共中央决定恢复中央财经小组,统管国家的经济工作。实 际上,早在1957年1 月10日,中央政治局就已经决定成立了中央经济工作5 人小组, 陈云任组长。1958年6 月10日,又恢复了中央财经小组,还是由陈云任组长。在反 “反冒进”、“大跃进”的过程中,陈云由于坚持自己的正确意见,实际上在经济 工作上已经没有了发言权。现在,中央又决定恢复中央财经小组。 促动陈云再次出山的,是刘少奇;第一个明确表态表示全力支持陈云的,还是 刘少奇。 3 月12日、13日,刘少奇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和通过中央 批转陈云等2 月26日在国务院各部委党组成员会议上的讲话,建议用中央的名义转 发各地学习讨论,并主持起草了批语。 13日,刘少奇在会议上说:有同志向我建议,由陈云担任恢复后的中央财经小 组组长,李富春当副组长。是不是再议一下。 李富春马上表态:“陈云同志当组长最合适,我当助手。” 陈云没有参加这次会议。事后,刘少奇告诉了他这一情况,陈云推辞,要别人 来当这个组长。 刘少奇力劝说:“大家同意你当,你就当。就我个人来说,全力支持你,支持 到底!” 在京的政治局常委们都同意这次会议的决定。只是毛泽东在武汉,没有出席会 议,还必须征求他对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通过的一系列文件的意见。 刘少奇说:“我们这个会是通过了,毛泽东同志不在北京,我们要立即向他汇 报。” 3 月16日,刘少奇同周恩来、邓小平飞抵武汉,向毛泽东汇报12日、13日中央 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通过的一系列决定,以及由陈云担任中央财经小组组长的决定 等问题。毛泽东表示同意。 3 月18日,回到北京的当天,刘少奇就向全国批转了陈云等人的讲话。 3 月21日,刘少奇主持召开了第18次最高国务会议,通报了不久前召开的扩大 的中央工作会议的精神,向在座的党内外人士如实地通报了中共中央对目前国民经 济形势的认识。提出不久(实际上到1964年底才召开)将召开的三届人大的任务是 :总结12年来,特别是最近4 年(从1958年到现在)的经验教训,确定当前的任务。 听了刘少奇的讲话后,民主党派人士张治中当即在会议上作了即席发言。 他说:我对中共中央领导同志和各省负责同志自觉检讨错误,主动承担责任, 表示“万分感动、万分钦佩”。这可以充分证明中国共产党“对国家、对人民的忠 诚态度和负责精神”。我过去当过十几年国民党的中央常委,从来没有听到蒋介石 讲过自己的缺点、错误。蒋介石不论在大会、小会上,都是骂这个、骂那个,从来 不骂自己。 这不能不说,刘少奇对国民经济形势的判断,使民主党派人士的心服口服,也 使他们对中国共产党人领导全国人民渡过困难充满了信心。 刘少奇既然把治国“良将”陈云再次请出山,就要全力支持陈云的一些调整国 民经济的设想,也要使他几年来对国民经济建设的一些意见传达到党内。他觉得, 陈云的这些思想认识,对当前国民经济调整工作的顺利进行非常重要。 从武汉回京后不久,刘少奇就找来邓力群,要他组织人编写陈云几年来关于经 济工作的言论集子,印发全党学习。 但是,陈云几次找刘少奇,表示自己不同意印发言论集。 刘少奇说:“可以不广泛印发,只发给中央财经小组成员、政治局常委、书记 处的同志们看看。” 邓力群马上按照刘少奇的指示把陈云的言论集编印了出来,共有四五万字,并 写了一个一万多字的内容提要。 4 月16日,刘少奇给毛泽东写信,向他推荐陈云的这些论述。 毛泽东没有答复,也未置可否。但直到当年8 月北戴河会议期间,仍然摆放在 毛泽东的桌子上。可见,毛泽东对此十分重视。 在这一时期以前,经毛泽东极力坚持和主张,1960年组成了一个编辑班子,编 辑《刘少奇选集》,但是,刘少奇一直忙于工作,没有顾得上这件事情。 但是,此时,他却抽出时间要人组织编印陈云的言论,其用意,显然是经济工 作已经到了非大力倡导不可的时候了。 在此之前,党内除了印发毛泽东的论述集子外,汇编印发其他领导人的集子, 还没有先例。 这一次,刘少奇就首先为陈云开了这么一个先例。 3 天后,4 月19日,刘少奇签发了中共中央的通知,向全党宣布了中共中央财 经小组组成成员的决定:陈云任中央财经小组组长,李富春、李先念为副组长,周 恩来、谭震林、薄一波、罗瑞卿、程子华、谷牧、姚依林、薛暮桥等为成员。 这样,刘少奇作为主持中央一线工作的领导人,得到了周恩来、陈云、邓小平 等人的全力支持,开始全力投入到国民经济调整上来。 为解决党内思想上对形势的认识问题,5 月7 日至11日,刘少奇主持召开了一 次中央工作会议,再次强调并力求解决对国民经济形势的估计不足的问题。 这一次会议,是一次继七千人大会、西楼会议后的又一次统一思想、统一步骤、 调整经济的会议,比西楼会议对形势的估计,更进了一步。 毛泽东仍然在外地,陈云在上海养病,林彪也在外地。会议由刘少奇主持,出 席会议的有在京的政治局常委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中央政治局委员和 书记处书记彭真、陈毅、李富春、贺龙、李先念、乌兰夫、陆定一、陈伯达、康生、 谭震林、王稼祥、李雪峰、杨尚昆、罗瑞卿,还有各中央局、中央各部门负责人, 国务院工交、农林、财贸、文教、科学各口的负责人,共计105 人。这次会议,通 称“五月会议”。 刘少奇宣布了会议的议程,向大家提出了一个问题:我们现在的困难到底有多 大?是不是有这样大的困难?我们现在是把困难讲过头了,还是讲得不够,还是讲 得差不多了?这个问题请大家考虑。 在会议上,刘少奇多次就形势问题,作出了回答。 这一次,在前几次会议的基础上中央财经小组提交了1962年度国民经济调整计 划的报告,明确摆出了国民经济困难的8 个方面及其针对性的方针:一是粮食供应 紧张,经济作物减产,农业生产的恢复不可能很快;二是工业要上去,没有农业的 恢复不行,没有工业的大调整也不行;三是基本建设投资规模缩小后,必须踏步几 年,在调整好的基础上,才能创造条件继续前进;四是短途运输能力严重不足;五 是职工人数大大超过了经济发展水平,特别是超过了农业发展水平;六是市场商品 匮乏,特别是吃穿两项,在三五年内难以有大的改善;七是外汇收入不可能增加, 支出的一半左右必须用于进口粮食;八是财政严重亏空,货币发行过多,主要商品 挖了库存,生产资料大量积压。 这个报告把困难摆在了桌面上,形势逐步明朗化。 这对与会者触动是相当大的。 刘少奇对中央财经小组提交的年度报告肯定说“是好的”。对调整经济指标, 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人都发表了重要的讲话。 刘少奇说:1958年后,每年都调整计划,年年都往低里调,年初计划高,年底 调低。1962年的指标又是调低。 刘少奇敢于突破多年来“宁左勿右”的思想,对与会者说:同志们,是不是以 后(指标)不再调低了?让我们搞点低指标好不好,搞了这么多年高指标,我们搞 一年低指标行不行?以后计划要这样定:计划定低一点,在执行中间超过计划;按 短线来平衡,不是按长线来平衡,而且要留有余地,以便在执行中间超过计划。 “左”了这么多年,让我们“右”一下吧。这个高指标的尾巴,一直还没有割掉, 今年要把这个尾巴割掉才好。 高指标的“尾巴”割掉了吗?的的确确割掉了一部分。但是,不久以后,阶级 斗争的“尾巴”又翘了起来,而这个“尾巴”,是在中国历经十几年的磨难后,才 真正割掉的。 “毒蛇噬臂,壮士断腕”,的的确确,对国民经济的全面调整,是到了动真格 的时候了,是到了真刀真枪实干的时候了。 不能再等了。 国民经济的调整,不能再“修修补补”,而要“伤筋动骨”。 措施就是:一曰“下马”,二曰“减人”,三曰农业“增产”。 首先是要降低指标,调整农轻重的比例,调整国民经济各部门的长短战线,要 来一个180 度的大转弯。 国民经济调整的另外一个关键的环节就是:减少2000万城市人口,“精兵简政”。 实际上,减少城市人口,从1961年就开始了。1960年减少城镇人口1000多万, 其中精简职工873 万人。但是,全国仍有城镇人口亿多人,仍比1957年多出2758万 人。“五月会议”上,中央决定再次减少城镇人口1000多万人,其中职工850 万人。 这是一项“不得已而为之”的措施。 既然有了“壮士断腕”的决心,就要贯彻执行,而且要执行得力。 在这个问题上,包括刘少奇在内,党中央大多数领导人都下了决心。 在“五月会议”上,周恩来说:“这个事情是领导的决心,也是全民的决心, 震动极大,几乎要震动我们全民的生活。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要意识到这个问题”, “这如同一个中等国家搬家,史无前例,世界上也没有过,可以说是空前绝后。” 刘少奇说:“减少2000万人口比大跃进的工作更困难”,“我们下决心减少2000 万城市人口,这也算一个勇气。现在有些工厂、机关、学校、医院里面,有不少人 要求回乡,但是组织上不批准,不让回去,怕这些人走了,没有人代替。对这些人, 要尽量让他们回乡。当然,时间要衔接起来,等城里有人代替以后再走。对工作没 有大妨碍的,也可以先让他们走。对这件事,我看应该是决心要大,行动要快,但 是要有区别、有步骤地来进行,不能慌慌忙忙一股风。” 但是,一下子减少这么多城市人口,会不会乱? 刘少奇说:首先要保证“大城市不闹事”,中小城市“也要注意”,“要尽可 能不出乱子,少出乱子,不出大乱子。但是我们也还要准备出乱子”,“准备它出 大乱子”,“如果我们深入地做群众工作,做解释工作,我估计群众是可以说通的”。 中国的人民,是世界上最好的人民。没有怨言,没有哀伤,党中央一声号令, 人们携家带口,扶老搀幼,踏上迁移之路。本来预计有难度的精简城市人口,非常 顺利,到9 月份就基本上超额完成了:当年共减少城镇人口1048万人,其中职工940 多万人。 毛泽东后来不无感慨地赞叹这一片土地上养育了这么好的人民:“我们的人民 好啊!几千万人招之即来,挥之即去。” 但是,这种措施,如同刘少奇在湖南农村调查时说的:“人搬三次穷啊!”的 的确确是“伤筋动骨”的事情。“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事情,只此一次,下不 为例。 后来,邓小平对此措施也多次谈起。此一时,彼一时,不免多了些感怀:过去 遇到困难,党中央一句话,全国照办,非常顶事,“2000多万职工下放,走群众路 线,讲清楚道理,大家并不埋怨”,“现在就不那么容易了。” 一切的调整,中心是农业。 国民经济调整的核心问题是农业增产的问题。农业增产问题不解决,没有吃、 穿,就没有了国民经济各部门的调整和恢复,何谈发展?农业才是重中之重。 正如邓小平在“五月会议”上所说:“中心任务是两个:一个是减少2000万城 市人口,一个是加强农村生产队的工作。这两件事情不能抓迟了”,“我们有了粮 食、棉花和其他东西,才翻得了身。这些都要靠生产队拿出来。” 不料,没有多久,针对农村中的一系列问题,毛泽东又出来说话了。他这一番 话,虽然一定程度上没有改变国民经济调整的方针政策,但在实际上影响了国民经 济调整,也从而使国民经济调整不可能得以在全国范围内全力进行。 在农业问题上,毛泽东批判了在一定程度上调整经营体制、可以激发农民生产 积极性的“包产到户”,并定名为“单干风”。 同时,还有毛泽东的“阶级斗争扩大化、绝对化”的论述:“阶级斗争要年年 讲,月月讲。” 毛泽东的思想起了变化,而且直接左右了后来的整个国家的发展方向。 引起毛泽东这一变化的关键,是对“包产到户”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