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求 从爱国主义者到共产主义者要有一个思想飞跃,关键是革命实践。 1939年下半年,我国政治形势发生大变化,国民党发动了第一次反共高潮。阎 锡山作为这个逆流的急先锋,在山西制造“十二月政变”。以共产党为代表的全国 人民的团结、抗战、进步的要求同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分裂、投降、倒退政 策的斗争公开化了。 在此之前,我国许多知识青年有民族觉醒,把日本侵略者打出中国去的决心是 坚定的;也有模糊的共产主义觉悟,表现为追求革命,又要“自由”,想当“党外 布尔什维克”。甘作革命的同路人,还自认为蛮进步,实在愚昧、糊涂。 经过在共产党有强大政治优势的晋东南的观察、思考,接受共产党的直接影响、 教育,我的政治觉悟逐步提高。在国民党血腥屠杀革命志士和善良人民的关键时刻, 非此即彼,不容犹豫,我感到应该有个家了,这个家就是共产党。唯有共产党才能 领导中国完成彻底的民族民主革命,进而实现社会主义革命,最后到达共产主义。 我参加共产党经过深思熟虑,尽管当时国民党在晋东南(更不要说全国了)的 军事力量还有强大优势,在许多人心目中它更在法统上居于主导地位。 13 抗日军政大学总校1940年从延安移到晋东南,校部驻武乡县幡龙镇,各部、团 分驻附近村庄。这给我提供了一个好机会。虽然晋东南有抗大一分校,我还是愿意 进总校。 这时民革社上党分社人员已经调出不少。我征求一些同志的意见,不同意我去 “抗大”学习的居多。我认为他们主要是为民革社的工作着想:不少编辑、记者已 经调走,留下的同志可能认为我是采访工作的一个突击力量,所以不愿意我再走。 但我去意已决,最后又征求杨献珍的意见。他很同意我去“抗大”锻炼,他说。 “你应该补上这一课,你不说,我还想提醒你。在‘抗大’不一定能读很多书,主 要是改造思想,锻炼作风。”他还说,他的工作可能变动,我以后有什么困难,可 以到北方局找他。这样,我去“抗大”就最后决定了。 去“抗大”,我有两个希望:一是锻炼,把自己锻炼得同那些共产党员朋友完 全一样。过去一些很要好的同志有时同我开玩笑:“一看,就能知道你是从外边来 的。”作这种判断的根据是什么,我不清楚,也不好问,但经常为此感到苦恼。我 希望到“抗大”同大家“滚”一段时间,就能同大家一样。二是解决组织问题。在 本单位,同我谈过这个问题的同志,有的已调到别的单位工作,有的虽然还在本单 位,因我先已说过要作“党外布尔什维克”,现在申请入党,相隔时间又不长,实 在不好启齿。当时我很看重面子的。 “抗大”总校这时由副校长罗瑞卿主持,是第六期。我被编在二团一连,驻武 乡县石瓮村。全连学员营一级军事干部为多,其次是牺盟会、民主政府、救亡团体 的中层干部,新闻干部只我一人。我在“抗大”近四个月,听课不到十次。“马列 主义基础知识”,知识分子干部认为比较熟悉;军事基础教程,军事干部不大感兴 趣,很使教员为难。校方正在解决这个问题,紧急任务来了:运粮。原来武乡西部 段村镇(现为武乡县人民政府所在地,在原武乡县城西五六里,原武乡县城在抗战 开始不久即被敌机炸成一片废墟)存有一大批公粮,我军获得敌人将在段村镇设置 据点的情报,要把这批公粮火速抢运出来。这场战斗的艰苦,据我们连的杨指导员 说,不在“抗大”开创时,才从大城市到达延安的学员,在荒山沟中开山辟土,挖 掘窑洞自建校舍之下。石瓮离段村七十华里,我们每天清晨顶着星星出发,晚间踏 着月光回来,每天一百四十里,去时徒手回程背粮,而且不是一天两天,长达几十 天。最初人们的腿肿得很粗,互相推拉才能挨到炕上。没有装粮工具,有同志发明 用中式裤子,先绑紧两个裤脚,装上粮食,再绑紧裤腰,搭在脖子上,两个裤脚在 前,一个裤腰在后,不用手扶都很稳当。先进经验迅速传开,全校都用此法。 在运粮期间改善伙食,三餐都吃香喷喷的小米干饭。1939年,晋东南实行减租 减息还不够彻底,也未开展大生产运动,到1940年上半年,粮食供应十分困难。 “抗大”师生员工都吃高粱、黑豆。不能说这两种谷物营养不丰富,河北平原的马 料都是高粱、黑豆。但我们吃的高粱、黑豆都未加工,整料下锅,无法煮烂,很难 消化吸收。但是,看看戴连长、杨指导员这两位老红军背粮走在前头,吃饭津津有 味,学员即使有意见也说不出口。我由此想到冲锋时候,共产党连排干部的典型语 言是“跟我来”,国民党军官的典型语言是“给我上”。榜样的力量确实很大,不 同的榜样会起不同的作用。 背粮以前,动员工作做得相当深入。杨指导员是陕北人,是跟着刘志丹同志搞 革命的。一口陕北腔,满嘴老实话,决不讲空洞的大道理。他说,同志们都是中层 干部,大道理比我懂得多。现在根据地缺粮食,挤着命也要把段村的粮食抢运出来, 那都是好小米。我们平常吃不上小米,只有高粱、黑豆。别小看高粱、黑豆,这也 是群众从牙缝里挤出来的,想想群众吃高粱、黑豆还掺野菜,我们更要努力运粮。 运粮是很艰苦的,每天光走路就有一百多里。这是很好的锻炼,也是严峻的考验, 相信大家都愿意锻炼,都能经受考验。 论行军、负重的历练,全连学员以我最少。一天下来,我真正体会到什么叫 “咬紧牙关”。同志们照顾我,只给我带的大裤子装了一斗小米(当地一斗为十四 斤)。可是走到蟠龙,我似乎一步都挪不动了,而这里离石瓮还有十几里路。我年 龄二十二岁,正当年,个头在全连数第二,无任何疾病,为什么别人能走,我就不 行呢?这样想想,牙咬得更紧,气憋得更足,终于挨到石瓮,被同班同学抬到炕上, 晚饭也是同学们端来。 第二、三天最困难,我现在已经想不起是怎样熬过的。第四天,杨指导员大概 看着我实在吃力,指定我在蟠龙、段村间一个固定“小休息”的村庄烧一天开水, 供大家回程饮用。这个工作很轻松,既少走一半路,又不必背粮食,显然是对我这 个小知识分子的照顾。非常可怜,当时我竟然没有谢绝这种照顾的决心和勇气,稍 有踌躇就接受了。第五天,全校运粮人员休息。我经过这两天的恢复,不但把这次 运粮任务坚持下来,到最后几天,居然能背二斗小米,虽然在全连还是背得最少的 几个人中的一个。 背粮将要结束的最后两天,敌情已经相当紧张。一班除我以外,都是营级军事 干部,所以领受了光荣任务:不背粮,到段村西北七八里处一无名高地担任战斗警 戒。我的心清很复杂,一方面庆幸自己成为一名真正的战士,一方面担心自己能否 经得起战斗考验,暗暗警告自己,不管出现什么情况,一定要坚持住,绝对不给一 班抹黑。每人一支步枪、十排子弹、三颗手榴弹,轻装,不带背包。同大队一起出 发,战斗班一路慢跑,近八十华里,一刻也未休息,在大队到达段村之前已进入阵 地。“背粮万岁!”我心里说。没有二十几天的背粮,我的意志,我的体力,哪能 承担八十华里毫不休息的慢跑行军!当时还想不到这对我以后在抗日战争、抗美援 朝战争中当随军记者有多么重要的意义。 我们刚把段村的公粮抢运完,敌人就对武乡一带进行“扫荡”。“抗大”是教 育机关,当时没有主动作战任务,一切行动都服从“保存自己”这个首要目标,所 以在武乡一带同敌人兜圈子。敌人大概发现我主力部队一部正向敌占区前进,很快 缩回去了。我们跑路不少,可始终没有同敌人接上火。 抢运公粮和战斗行军之后,我递交了入党申请书。运粮,我是全连背得最少的 几个人之一,但我自认尽了最大的努力,同学们反应也不错,我就听到有人悄悄议 论:过去弄笔杆子,不要说背粮,跟着走下来就不错。反“扫荡”战斗警戒时,有 两次前出两三里准备战斗,老实说,我心里多少有些打鼓,行动上却丝毫没有含糊, 同志们也是看在眼里的。我写了详细自传,写了过去和现在对党的认识,表示了终 生为共产主义牺牲奋斗的决心。杨指导员兼党支部书记,一方面代表支部肯定我到 “抗大”后的表现,一方面给我指出继续努力的方向。支部对我的申请持肯定态度。 我这时最大的苦恼是历史情况无人证明。从参加“民大”到参加“抗大”,这 是我入党前政治性很浓的一段经历,当然应该审查清楚。入党时,整风中,“文革” 开始几年,都审查这段历史,这对党、对我本人完全必要,以后还要说到。1940年, 抗战进入最艰苦阶段,根据地被敌人分割,我同过去在晋西的所有朋友、熟人都失 去联系,无法取得他们的证明。想来想去,还是求助杨献珍。他这时担任北方局秘 书长,驻地离石瓮不远。我一直把他看成老师、长辈、党同我联系的负责人。这一 点没有任何人向我证实,完全是我自己的感觉和希望。我甚至认为,我在晋西的情 况,献珍同志通过党组织也是基本了解的。 我到北方局找到献珍,坦诚地倾诉我的苦恼和愿望,请他给予指点和帮助。他 一点没有迟疑,就说我的情况组织是了解的,他可以给“抗大”的党组织写信,说 明他了解的我的政治情况。他写的信很短,但体现了党对一个青年的关心和信任, 我毕生都会牢记:“李庄同志政治很纯洁,工作也很努力,只要他有决心,就可以 入党。”他说,这信本不应该给我看,现在让我看看,是要坚定我的决心;为共产 主义事业要准备牺牲一切,包括生命,没有最大的决心是不行的。我说,我经过慎 重考虑,中间甚至有反复,曾想作“党外布尔什维克”,我是下了最大决心的。他 笑笑说,这样才好,并祝我一切顺利。 14 但事情的发展并不顺利。1940年7月,我突然接到命令,马上到团部政治处报到, 接受紧急任务。我只有一个背包,告别相处几个月的同学,告别十分关心我的戴连 长、杨指导员,从石瓮赶到团部驻地石门。杨指导员非常关心我的组织问题,他最 后对我说,连里早就上报了,团里至今未批,你可以问问为什么没有批?我到了团 政治处,大个子组织干事(名字记不得了)说,本来学员一般不能中途休学,民革 社调你采访“百团大战”,任务很紧,又是罗主任亲自批准的。原来这时罗瑞卿同 志已经调任八路军野战政治部主任,“抗大”总校由股代远副校长领导。我对中途 休学不能提出任何意见,只说,我的组织问题还未解决,请问我能协助组织做些什 么?他说,有个重大问题,你还没有向组织说清楚。我大吃一惊,郑重声明:我没 有向组织隐瞒任何问题,能不能告诉我是什么问题,我好负责对组织说清楚。他说, 就是你同一个国民党军官的关系。我详细说明采访一些国民党高级将领的情况,说 明我主持招待作家战地访问团和陪同他们的国民党军官的情况(当时民革社上党分 社社长张鱼赴晋西总社开会,上党分社工作由我主持)。组织干事说,这是你的正 常工作,不是个人关系。你到过陵川平城镇么?我略一回想,马上报告:长治退守 以前,我到决死3纵队采访,当时决死3纵队在白晋路西的沁水驻。国民党军委会政 治部第三厅所辖演剧第三队在决死3纵队工作,与我都住在3纵队政治部。演剧队由 受党影响的知识青年组成,共产党支部是半公开的。3纵队政治部宣传科是主人,演 剧队和我都是客人,两三个月下来,三方面成了一家人。敌占长治以后大概一个多 月,我奉命调回在白晋路东的民革分社工作,演剧队编剧、共产党支部负责人彭後 嵘到北方局汇报、请示工作,与我同行。路过陵川平城镇,我俩在一家饭馆吃饭, 边吃边谈果戈里的《钦差大臣》。邻座一个青年听得入神,过来参加这场无拘无束 的谈论。这个同志姓丁,在“抗大”工作,就是二连现任指导员。我说:彭後嵘中 等身材,四川人,右眼眶上有个大疤,穿一身相当讲究的“中央军”(当时对国民 党军的通称)军官服装,可能被误认为国民党军官了。听说彭还在北方局招待所住 着,请组织问一问他。也可以就近问问二连了奇胜指导员,他也是个当事者。组织 干事想了想说,我看不必再问,你这就说清楚了,你等一等。他到另一个房间,可 能是同其他同志商量,过了不久,拿了我的入党申请书,说组织批准了你的入党申 请,你现在是共产党党员了。我很少当众流泪,此时竟然在这位很不熟悉的组织干 事面前流下泪来,太激动了。 为什么一个多月没有批准,我说了这一番话就批准了呢?我当时弄不明白。事 后得知,我到“抗大”学习,二连了奇胜指导员看见我,就问党组织李某是不是共 产党员?他得知我不是共产党员,就向党组织说明在平城遇到我的经过,并建议如 果我申请入党,必须审查清楚我同那个国民党军官的关系。解放后,了奇胜来北京, 到人民日报看我,当时他在东北从事教育工作。我们先是海阔天空,最后谈到他提 出的审查我那个“关节事”的建议。1940年,党中央已经提出巩固党的任务,他从 保卫党考虑,提出上述建议是完全正常的。把这件事情搞清楚,对党、对我本人都 有好处。我们两人分析,最后批得那么快,一定是陈干事(这时我才知道那位组织 干事姓陈)见我神情坦荡,说话在理,又主动提供调查线索,特别是我在不知道入 党所以拖延的原因的情况下,主动建议向“检举”我的同志调查,更可看出我忠诚 无私,所以他在请示领导后,很快批准我的入党申请。我们两人还就此议论:我们 都没有在敌人统治区从事秘密工作的经验,但是觉得像这样“背对背”进行审查, 在秘密工作条件下可能是必要的。根据地情况不同,党在根据地实际上处于执政地 位,不会为审查干部发生任何不测事件。被审查人也是重要的当事者,也应该向他 进行必要的调查,如果他所言属实,不仅取得解决问题的直接材料,而且证明他对 组织确实忠诚。如果他说假话,最后不仅会被揭穿,且可暴露此人的虚伪面目。我 们两人作此议论时都是三十岁稍稍出头,已有一些党内生活经验,谈的是真诚的希 望。十分遗憾,这种“背对背”审查干部的方法,由于种种原因,竟延续了相当长 的时间,使我们付出不少原可避免的代价。不管环境、情况如何变化,始终坚持过 时的作法,害得我们实在太苦了。 15 我因为被选定参加“百团大战”的报道提前离开“抗大”,回民革社受领任务, 第二天就同另一记者荣一农出发了。由于战役之前严格保密,民革社参加这次报道 决策太晚,调我离校办手续又用了几天(当时公文周转还是相当快的),结果把时 机延误了。我们两人已经找不到赶赴前线的战斗部队和任何带枪的人员,只能相偕 冒险赶路。辽县是根据地,日夜行动都无问题。人榆社县北部,气氛逐渐紧张,犬 吠声显得分外凄厉。当时根据地的狗都打光了。敌人进入根据地后,我军一般夜间 袭击敌人,狗不分敌我,闻声乱吠,无异给敌人报警,所以我们说狗是“汉奸”, 把根据地的狗一律打死。老太太对狗很有感情,起初很不同意,讲清道理就同意了。 但有两个条件,一不得在她家里打;二要把狗皮给她留作纪念。这些条件以后定为 规则严格执行。我爱吃狗肉,当过“打狗队长”,但对此规定从未违反。 一个月黑天,几乎发生误会。我两人正往前走,对面树丛中突然冒出两人,压 低嗓子,厉声问道:“站住,什么人?”借着星光,可以看出对方身着便衣,手提 短枪,但听说话口气像自己人。我们毫无退路,只能以实相告。在战场,自家人见 面分外亲切,两位同志焦急地说:这里已是敌占区,你们怎么这样麻痹大意?破袭 战(战士们最初把“百团大战”称为破袭战)已经结束,部队开始后撤。敌人“报 复”,反“扫荡”就要开始了。你们绝对不能继续前进,一定要跟上一个战斗部队。 我们问他们是哪一部分,他们说是决死1纵队的,大部队就在后边。原来这是两个侦 察员,说完就继续搜索前进了。 我们两人在原地隐蔽,等待不久,一支部队由北而南开来,是决死1纵队司令部 和1总队战斗部队。我1939年在沁县采访时,曾在及纵队司令部住过,许多同志都是 老相识。他们告诉我,部队已经陆续撤回根据地,敌人乘我久战疲劳,疯狂尾追 “扫荡”,已经同我后卫部队接触,你们绝对不能前进,希望随同我们行动。疾行 军一天,进入根据地,我忽发高烧,马都不能骑,只能坐担架。中国农民真是世界 上最朴实、最善良、最人道的人,虽然根据地开创不久,他们所受教育还不多,却 能一站接一站,准确无误地把我送到位于辽县大羊角村的129师模范医院。这时我昏 昏迷迷,已经完全失掉生活自理能力。 在重病中反一扫荡”,其困难非身历其境者难以想像。兼院长钱信忠是129师卫 生部长,在太行山医务界有崇高威望,命令医院对我实行“特护”,医院组织生产 班几个同志,用门板作担架,抬着我同敌人转山头兜圈子。医护人士都是令人敬佩 的英雄,没有任何武装,还要照顾伤病员,尽管西面枪声大作,敌人步步进逼,仍 能处险不惊,帮助伤病员从容转移。 大羊角在辽县最东部,也是山西最东部,此地毗邻“峻极关”,往东直下二十 华里的“十八盘”,就是河南武安县(现属河北省)。“峻极关”三字道尽当地的 形势。危崖壁立,怪石峥嵘,把最大的后方医院选在这种“多见石头少见人”的地 方,从隐蔽、安全角度看,证明后勤领导的好眼力。我住这个医院近两个月,圈子 兜了多次,敌人只在附近搜索,始终没有进村。反“扫荡”结束以后,医院各就各 位,很快安顿下来。 尽管雨雪奇缺,这里还是很少见到太阳。山石是灰色的,天空是灰色的,医院 工作人员和伤病员的军衣是灰色的,老乡的服装和盖房的石料也是灰色的,加上气 候阴冷,我不知为什么常常联想起法国作家罗逖的名作《冰岛渔夫》。当时我身体 日渐恢复,但没有报看,没有书读,没有纸笔写些什么(纸笔都在重病转移途中遗 失了)。这对一个知识分子来说是天大的痛苦。当地文化落后,又在战时,我走遍 全村,连一部公案小说都未借到。医院开办不久,来不及建立系统的文娱工作,说 得重一些,在不少人的头脑里,可以说还是文化真空。我唯一的排遣方法就是任凭 思想驰骋,想得多的还是《冰岛渔夫》。 人文背景不同,时尚潮流不同,环境人事不同,当时为什么为此独坐街头,冥 思苦想,现在还记得这样清楚?我想不明白。直到秋意渐浓,民革社上党分社派人 把我接回分社,才结束了这种经常发生的可笑的举动。 民革社上党分社的发展完全符合我的估计和希望:先同《黄河日报》联合办公, 后合并到《胜利报》实际成为后者的采(访)通(讯)部;但对外还挂着民革社的 牌子,以便一旦邮路恢复,即向大后方发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