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验 从历史长河看,社会主义还是很年青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只有三十岁出头。中 国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强调从中国国情出发,进展顺利,取得许多成功经验。社会 主义建设一度强调学苏联,并不完全成功,症结是有些作法脱离中国的实际,也违 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以后注意“走自己的路”,取得巨大成功,也发生过严重 的错误,后者主要由于主要领导人违背了他本人的一贯思想,在胜利面前日渐骄傲, 不适当地求快求纯,导致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加以个人专断作风日益严重,忽视 甚至压制正确意见,最后竟至发动“文化大革命”,造成全局性大错误。 中国共产党能够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善于总结经验,勇于接 受教训。从来不犯错误的个人、政党是没有的,关键在于对所犯错误持何态度。新 中国三十几岁终于找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条康庄大道,邓小平对此有盖世 之功。它的伟大现实意义和长远历史意义,怎么说也不过分。 40 1949年9月,北平一片兴奋、欢欣。“老北平”说,男女老少比日本投降的时候 还要高兴。据我亲身体验,市民的高兴劲超过解放军人城的1949年2月初。平素不大 关心时事的市民也抢着看报。国民党三大主力在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中烟消 云散。解放军占领南京,宣告国民党在全国反动统治覆灭。周恩来宣布:“在我们 四百万以上的大军中,二百二十多万野战部队正在前进,扫荡已经只剩八十多万并 丧失了战斗力的敌人的残余部队”……振奋人心的消息接踵而来。 在全国解放前夕,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举行。 参加的单位四十五个,正式代表五百一十人,候补代表七十七人,特别邀请代表七 十五人,代表各民主阶级、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各少数民族、海外华侨、宗教界 人士以及从国民党阵营中分化出来的爱国民主人士,包括前国民党和平谈判代表团 的全体代表。毛泽东在开幕词中庄严宣告:“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 立起来了。”一百零九年前发生鸦片战争,二十八年前中国共产党成立,多少志士 仁人流血牺牲,义无反顾,就是要争这一天。难怪几位白发老翁频频拭泪。这些激 动人心的大事,成为《人民日报》的头号新闻,空前提高了广大市民对于政治的关 心。 人民日报全体职工精神亢奋。作为中共中央机关报的工作人员,欣逢旷古盛事, 当然全力以赴。编委会要求有关报道要“及时,准确,集中,突出”,对采访、编 辑、印刷、发行各个环节都作了周密安排。我个人要进行被同仁艳羡的“重头”采 访,又要照顾其他记者的工作,劲鼓得不能再足,嘴上不说,心里总想着如何胜过 其他报纸,至少不能落于人后。首先把外地采访的记者大部调回北平。凡是可以临 时抽调的编辑临时调出,又聘请少数社外人员参加“客串”,如此集中二十四人, 采写事后证明发生了重大影响的代表访问记。还是运用根据地习惯的手工业方式, 谁采访谁,访问什么,事先都作了相当周密的事后看来相当死板的研究,这对不善 于机动处置的记者可能有帮助,对多数人肯定是限制。但总的说来,这部分工作是 必要的。由于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的严密封锁,有些为中国人民革命事业作出重大 贡献的人士长期不为全国人民所知。像华侨代表司徒美堂,旅居美洲六十九年,辛 亥革命前后以大量经费支持孙中山的革命活动,抗战期间组织筹饷局,募集现金和 军用物资支援抗战。但是,不必说解放区群众,就是蒋管区居民也不大了解这位当 年已经八十三岁的华侨爱国人士。像“子弟兵的母亲”戎冠秀,抗战期间舍生忘死 掩护、照料八路军伤病员,在晋察冀边区家喻户晓,其他根据地人民也比较熟悉, 但新解放区、蒋管区人们就相当生疏。也有一些国人瞩目的人物,像傅作义将军, 几个月前还是国民党政府反人民战争的方面军统帅,被我们定为战争罪犯,几个月 后成为人民政协的特邀代表。他过去的政治情况,他怎样看自己的过去,他的近况 如何,有何政见,大家都十分关心。由于访问对象选择得当,本人又愿意谈,访问 记深受读者欢迎。9月22日刊登人民政协开幕新闻,同日刊登代表访问记,配合也很 紧密。 9月22日的《人民日报》下了“倾盆大雨”,对开六版,全是人民政协开幕新闻、 评论、文章、访问记和照片。但是,日报成了晚报。很长一个时间,我们的报纸不 能按时出版,越有大事读者越想早看报纸时出版越晚,读者对此积有烦言。22日报 纸最重要,出版也最晚。从早晨到中午,催问者电话不断,不少人对报社工作人员 的“不负责任”提出严重抗议。其实,这天报纸有可能出版晚,全体人员特别是编 辑部人员是有预见并想方设法尽力防止的。但是纰漏不出在编辑部门而出在印刷部 门的整版照片。当时技术水平之低令今人难以想像,可人民日报的制版技术在北平 还算最好的。 我有得天独厚的工作条件,能上天安门,进怀仁堂,出人勤政殿采访,为众多 同仁难以企望。我知道领导给我这些条件,不是因为我水平高、能力强、经验多, 主要因为我在中央党报工作,忝为首席记者,是出于“工作需要”,我也自许绝对 不能辜负组织的期望。新华社记者包了公报性新闻,我决心每天写一篇特写,一篇 一主题,事、情并重,随着会议的进程而发展,希望最后汇集起来成为会议的历史 记录。一天写一篇特写,今天的记者看来不足挂齿,在当时却是一件大事。记者这 个环节就不易写出,编辑又加工需时,排印这一关更得留足时间。所幸自定的数量 完成了,质量恐怕离上乘甚远,读者认为及格就不错了。 参加这种采访本来就如临渊履冰,冲劲虽在,底气不足,到了怀仁堂,好像林 黛玉进了荣国府,不敢多说一句话,不敢多走一步路。在根据地当过记者,面对的 多是硝烟弹雨,接触的多是战士、农民。进城几个月,访问的也多是机关干部和普 通市民。现在到的地方没有到过,要写的人、事没有接触过。主观上虽然十分谨慎, 偏偏在第一天就出了岔子。我在第一篇特写提到新华门、怀仁堂,被一位保密观念 特别强的宣传部门负责人抓住了,他认为“严重泄密”,正式向大会宣传组负责人 宦乡提出:“这个同志是否适宜参加这种报道值得考虑。”如果在这之前,我一定 先作一个检讨,再考虑是否以及如何申述我的意见。当时我还有一点“初生之犊” 的犟劲,又面临不能继续工作的威胁,只能据理力争,就不顾一切地对宦乡说: “我认为根本谈不到泄密问题。开人民政协,这是大好事,无法保密?也无须保密。 北平只有怀仁堂能开上千人的会,北平最好的汽车在新华门进进出出,能够保密?” 我甚至说:“我在特写里写了新华门、怀仁堂,我觉得没有什么错误。新闻里如果 不写,我看是个不足。我们应该千方百计扩大政协会议的影响。”看来宦乡同意我 的意见,只是说,“保密问题以后要多加注意。”了却了这场“官司”。 我没有在敌人统治区进行秘密工作的经验,我有在敌人重重包围的根据地进行 武装斗争的经历。从我的切身体验中,从我看过的对敌斗争经验介绍中,我认为保 密工作极为重要,在一定条件下如不注意保密,革命者甚至不能生存。但是不能像 对我那篇特写提出意见的同志那样草木皆兵。十分遗憾,这种“草木皆兵”的现象 竟延续了许多年,结果许多事情对自己人可能保了密,对有先进侦察技术的敌人却 大门洞开,这种教训实在应该总结了。 人民政协第一届首次会议的主要任务是制定和通过起临时宪法作用的《共同纲 领》,制定和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选举中央人民政府, 决定国旗、国徽、国歌、首都。有些外国人不了解我国的民主制度,对于我国在决 定重大问题时常常“一致通过”难以理解。其实,我们在决定问题之前,经过磋商、 讨论、酝酿甚至论争,许多工作做得很细。到50年代后期,由于多种原因,首先是 毛泽东对形势、任务等的认识发生偏差,伴随“一言堂”作风的发展,使我国的民 主传统遭到严重损害。新中国建立之际,政治空气还是实事求是、生动活泼的。以 《共同纲领》而论,在讨论过程中,有的委员考虑我们国家的前途是社会主义—— 共产主义,提议在《共同纲领》中突出、明确地描述这个远景。中国共产党代表刘 少奇提出不同意见,认为中国将来是要采取相当严重的社会主义步骤的,那是相当 长久的将来的事情,如果在《共同纲领》中写上这个远景目标,“很容易混淆我们 在今天所要采取的实际步骤”。中国共产党另一位领导人、政协筹备委员会第三组 组长周恩来作关于《共同纲领》说明时,也同意刘少奇的意见。委员们认为很有道 理,一致同意这个意见。 关于国旗,也经过热烈的讨论。我还犯了一个“抢先”的错误,幸亏是在当时, 若在十多年后,不知道有的人会“上纲”到什么程度。原来政协筹备委员会曾向全 国征求国旗图案,得二千九百九十二案。筹委会初步筛选出三十八案供委员选择。 三百七十四位委员主张选用第一、第二或第三案中的一案,人员超过半数。毛泽东 也是这种意见,看来是定准了。这三案大同小异,都是红底加一黄星,一黄带—— 红底象征革命,黄星象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黄带象征中华民族发祥地黄河;区别 仅仅在于黄星的大小、位置,黄带的长短、宽窄稍有不同。我得风气之先,就把这 种选择及其理由写进第三篇特写。但是不巧,早了。有些委员不顾自己居于少数地 位,坚决不同意这种选择。张治中的发言有代表性,他说,红色代表革命,黄星代 表共产党的领导,设计得好。唯中间一条黄带,如果被人理解为把国家把革命分裂 为二,就不好了,因此坚决主张再作考虑。许多委员转而同意他的意见,最后一致 决定选用现在用的五星红旗。讨论这个图案的说明词时,又出现不同意见。原来的 说明词是大星代表共产党,四颗小星代表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 有的委员提出,按照这样解释,进入社会主义后,民族资产阶级不存在了,岂不又 要改换国旗?多数委员,包括毛泽东在内,同意选用五星红旗,也同意改变说明, 不说四小星代表四个阶级,而说一大星四小星象征人民大团结,大家说这样好,方 案定下来了。最后表决时又有委员对国旗的释文提出意见,说“上角一黄色大星, 旁绕四小星”不妥当,因为小星有别解(古代“妾”称“小星”),应该另释。当 日执行主席周恩来很同意这个意见,建议改释文为“上角有五黄色星”,全场鼓掌 一致通过,对于新中国国名的讨论也很热烈。有人主张定名“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 有人主张定名“中华人民民主国”。张奚若主张定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他说, 共和国说明国体,人民指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符合“鲜明、 准确、完备”的主旨,足够了。全体代表同意这个方案,最后以发表宣言的方式, 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人民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是开得好的,我在第一篇特写里,概括它的精神“民 主、团结、严肃、负责”,确是贯彻会议始终。可惜十几年后,这种精神遭到严重 破坏,原因很多,我看毛泽东应负第一位的责任。报道这次会议,我个人尽了全力, 如果能够在这个基础上继续追求,可望在记者岗位上取得较好的成绩。可惜因为工 作需要,在此后几十年中,除了去朝鲜短期采访外,一直做编辑工作。对于领导的 安排,我没有任何意见,但是记者工作却中断了。1993年,我在《人民日报风雨四 十年》一书中,曾经扼要回顾我采访人民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的工作,说句狂妄的 话,我认为能够代表当时工作着的我国记者的水平。但是质量不高。数量达到了每 天一篇的预期,质量却不理想。当记者,“依样画葫芦”不难,能够翔实、准确、 清通,基本就及格了。难在记者本人能在新闻中加点什么。当然不是加事实,我们 必须遵守绝对真实的原则,在这里不能有任何随意性。但是可以“加”观点——在 客观、全面、准确介绍事实的基础上,提出个人的分析和判断。记者水平高低,似 乎主要表现在这个地方。当时我知道应该作此努力,但是功力不济,效果不佳。我 力求每篇特写都在当天会议进程、成果(事实)的基础上,突出它的特点,提炼一 个观点,作为立论基础。第一天开幕式,会场洋溢着兴奋、胜利的气氛,体念创业 艰难,瞻望前程远大,人人一副笑脸。我个人是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幸存者,同 全场情绪融通,文字虽然粗朴,当时却是一边书写一边拭泪的。可惜以后几篇文字 未能在这个起点上更进一步。功力如此,是勉强不来的。 我在《四十年》里写道:“除了加观点,我以为还可以‘加’知识,包括烘托 主题气氛的背景材料、中外古今的相应掌故,等等。记者应该力求成为及格的‘杂 家’,积累广博的知识,写文章始能挥洒自如,收烘云托月之效。我当时相当拘谨, 不敢作此尝试;知识积累不够,也难以作此尝试。所以八篇文字基本是‘依样葫芦’ 的水平。”现在我还这样看。 41 人们常说新闻记者消息灵通,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新中国的新闻工作者不 是这样。这可能与计划经济有关。几十年来我们以此为苦,时间久了也就习以为常, 因为我们首先是一个革命干部。 1950年6月底,我正在人民日报总编室整理稿件,满脑子国内问题。当时尽管台 湾、西藏等少数省区还未解放,国家的工作重点已经逐步从战争转为经济恢复和社 会改革。6月14日至23日举行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听取和讨论刘少奇作的土地改 革报告,周恩来作的政治报告,陈云作的关于经济形势、调整工商业和调整税收等 问题的报告。会议定于7月1日至7月7日举行和平宣言签名周,号召全国人民签名保 卫世界和平。保卫和平是当时的主旋律。 6月26日夜间,突然接到一条惊人新闻:“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6月25日下 午6时公报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警备队于25日遭到南朝鲜伪国防军的意外进 攻后,迅即击溃敌人进攻,转入了反攻。”我们临时调整版面,以最醒目的标题披 露这条消息,同时刊登社论,提出“朝鲜的全面内战爆发了”。按照当时的理解, 这场战争是朝鲜人民争取国家统一、民族独立、反对李承晚卖国独裁政权的内战, 只因美国充当“国际宪兵”,假“联合国”之名,出兵干涉,战争性质发生变化。 朝鲜内战于25日爆发,美国在27日就派兵支持南朝鲜李承晚卖国集团,对朝鲜内战 进行武力干涉;同时派兵插足台湾,阻止我国人民解放自己的领土,公然干涉中国 内政。 “东门失火,殃及池鱼。”我国人民的注意力理所当然地转向友好邻邦,有关 朝鲜战事的新闻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占据《人民日报》头版和国际版的重要版面。 6月28日,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代表我国政府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侵略 朝鲜、进占台湾的罪行,人们从中看到正义的力量。以后战争逐步扩大,战火很快 烧到鸭绿江边,我国被迫派出志愿军抗美援朝。一场革命同反革命进行的内战终于 发展成仅次于两次世界大战的“中型战争”。 7月10日,人民日报社长范长江突然对我说:朝鲜战争国际化,美国海空军在朝 鲜占绝对优势,它还动用陆军侵入朝鲜,其24师到达大田即被歼灭,现正继续增兵。 法国《人道报》准备派记者去采访,英国《工人日报》也准备派记者去,中央决定 派你去,三家组成一个记者团,你牵头。少奇同志写了信给朝鲜劳动党中央,他们 会帮助你们。你有什么意见? 我当然没有意见。到战地采访,求之不得,还能有意见?我表示:愿意不顾一 切,全力以赴。我虽然水平有限,至少能够做到一条:像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一 样,绝对不给党和国家丢脸。长江说:“相信你会完成任务的,中央决定你去经过 慎重考虑。我还想去呢!” 《人道报》记者马尼安,是法共中央委员,在二次世界大战中参加过法国抵抗 运动,花白头发,文质彬彬,像个大学教授。《工人日报》记者魏宁顿是英共党员, 在希特勒发动“英伦战役”,妄图以大轰炸迫使英国投降时,在伦敦当过救护队员, 稍有华发,在中国当过一个时期英语专家,穿一身哗叽中山装,气宇轩昂。我临时 赶制一套比根据地时大有改善的卡叽军装。这身制服虽然比他二位的穿着远为“土 气”,但在战地却实用得多。 长江从我的办公室走后,我才来得及把此事的方方面面回味一番。按照参加革 命后个人的经历和体会的习惯作法,接受工作任务,特别是接受这类具有火药味的 任务,是从不讲价钱的。通常是接受任务以后再来仔细思考怎样完成任务。我这次 接受的任务有几个第一:第一次出国采访,对友邻国家的国情民情都不了解,对美 军的一切更加无知,仅听说它的陆军平常,军舰不能上岸,但空军十分猖狂,完全 掌握了制空权以及制海权,给朝鲜人民军造成极大困难;第一次跟外国同志共事, 仅仅知道他们二位是共产党员;第一次远离直接领导,只能独立完成任务。我下定 决心,绝对不辜负领导的信任,绝对不给国家、不给党丢脸。个人不足道,但人家 看你是新中国、是中国共产党派出的记者,这个关系很大,要谦虚谨慎,勤奋工作。 跟外国同志相处,多学习人家的长处,真诚友好,不亢不卑。他二位城市工作、城 市生活经验肯定比我多,我在革命战争环境中工作、生活的经验不一定比他二位少, 因此要互相帮助,我应该更加主动。三人行我牵头,这个头我认为就是服务,我三 人在朝鲜都是客人,他二位在中国我就是半个主人。朝鲜有中国大使馆,有事请示 使馆党委就是。 我的妻子在人民日报当编辑,她也是在反对日本侵略者不断“扫荡”中长大的, 当然支持我承担这个任务。她提议照一张“全家福”,我明白她的意思。“全家福” 其实只有四个,两个大人之外,就是两岁多的女儿、一岁多的儿子。在朝鲜的几次 遭遇,险些使这张照片成为最后的纪念。 在北京准备时间很短。办签证、交代工作之外,抓紧时间看一些背景材料。找 到几本介绍朝鲜历史情况的书,可惜没有时间细读,到战地又不能带它。儿时看过 一些关于中朝关系的演义、说部,虽然还有印象,但其观点荒谬,没有利用价值。 几天之后,马尼安从香港到达北京,我们就在有关知识准备非常不足的情况下匆忙 出发了。 朝鲜热烈欢迎我们前往访问。我们是到朝鲜的第一个国际记者团。朝鲜遭受日 本几十年殖民统治,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建立不久,尚未获得国际广泛承认, 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不多。在朝鲜常驻的外国记者只有中国新华社、苏联塔斯社的 少数人。我们乘火车过鸭绿江,到达平安北道首府新义州,立即进入另一世界。新 义州已被美国飞机炸掉一半,街上行人来往匆匆,但是十分镇定。 在朝鲜,特别是中国人民志愿军参战以后,日夜可闻美军飞机马达声和轰炸声, 对付敌机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一个重要内容。我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从未感 到敌人飞机有多大威协。山区,游击战,战场广,夜间行动多,我们从来没有把敌 机放在眼里。朝鲜不同,一个狭长半岛,蜂腰部平壤到元山只有二百多公里,对手 是空军强大的美帝国主义。朝鲜空军将士虽然英勇,但兵力单薄,开战几天后,制 空权全被敌人掌握。军民初期多是“消极防空”,躲避空袭的损失。我们最初进入 朝鲜时,美国空军的主要任务还是阻扼朝鲜人民军在朝鲜南部前进,所以平壤以北 火车尚能开行。我们从新义州到平壤,乘坐的就是包括十二节车厢的客车,除了三 个外国记者和少数陪同人员,乘客全是新人伍的战士,有的还穿着白色农民服装和 有色学生制服,准备经过必要的训练,开往前线作战。 我对朝鲜人民有些了解,是在抗日战争中。抗日战争年代,我在《新华日报》 (太行版)工作,住在涉县清漳河畔的七原村,朝鲜独立同盟太行分部、朝鲜义勇 队一个支队也住在七原。一个战壕里的战友,自然无话不谈。什么叫亡国奴,什么 叫求独立,为什么朝鲜革命志士那样为复国而前仆后继,到中国参加革命反对共同 敌人?为什么中国大学生在“九一八”后要求蒋介石抗日不成而自焚抗议?为什么 有的开明士绅也能为抗日毁家纾难……这许多问题经常同朝鲜战友晤谈、交流。19 42年5月反“扫荡”,我们在山西辽县、河南涉县间被敌包围,朝鲜义勇队在突围中 那种英勇奋战、视死如归的气概,给我留下终生难忘的记忆。在平壤,朝鲜劳动党 中央宣传部部长朴昌王对我们说:“战争爆发以后,北朝鲜人民参军者已有八十万 人,南朝鲜新解放区参军者也有五十万人。”广大人民爱国主义热情为什么这样高? 我完全可以理解。我们到元山访问,在防空壕内,江原道(道相当中国的省)劳动 党委员长(相当中国的省委书记)林春秋说:“元山是朝鲜东海岸最大的城市,主 要部分都被美国飞机炸毁了。可是元山人民没有屈服。‘它轰炸,我参军,在地面 结果它。’这就是人民的回答。” 在元山采访完毕,返回平壤途中,三个外国记者、少数陪同人员乘坐的四辆汽 车,成为美国六架轰炸机的攻击目标。我们因为跳车及时,只损失了一辆汽车,人 员没有伤亡。我们站在一个小山头上,环顾四野,多处起火,朝鲜农民的草房最怕 火攻,美国飞机专在草房集中的村落投燃烧弹。魏宁敦、马尼安经历过希特勒发动 的大轰炸,二位一致认为德国飞机没有这么猖狂,它们即使在大战初期也能受到盟 国空军的抵抗,不像美国飞机在这里如人无人之境。军事目标摧毁了,有的它也找 不到,就对手无寸铁的平民出气,想借此摧毁朝鲜的士气民心。这叫什么战争?三 个人气不过,利用防空时间,就自己亲眼所见,起草一份声明,揭露美国飞机屠杀 和平居民的罪行,请新华社发出。这是亲身经历,时间、地点、情况十分准确,又 有三个人签名,当时在国际社会发生了相当广泛的影响。 从元山回来,我们要求立即去汉城采访,主人得做许多准备工作。三个记者, 三国语言,翻译、车辆、陪同,在战争时期,在一个人口不多的新建立的发展中国 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主人尽全力照顾我们;中国大使馆临时代办柴成文抗战期 间在八路军总部工作,我们是老相识;新华社平壤分社社长丁雪松、特派记者刘桂 梁自认为是“半个主人”,全力协助我们。就这样我们还在平壤等待两三天。敌机 随时来袭,人们对空袭习以为常,有时候到附近防空壕躲一躲,有时候躲也不躲, 该干什么干什么。 一天,从朝鲜中央通讯社回旅馆途中,两位朝鲜人民军军官客气地拦住我,问 我是不是“中国同志”。两位都是校官,制服考究,中青年,很英俊,中国话说得 很好。我说是中国记者,人民日报的,你们怎么看出我是中国人?他们说,你穿中 国军服,四个兜,戴解放帽,跟人民军不一样,一眼就看出来了。深谈以后才知道, 他们两人原来是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的营、连干部,延边朝鲜族人,中校姓朴,父亲 早年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光支队”抗日,牺牲了。他和同行的李姓少校在日 本投降后参加民主联军,打过辽沈战役;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建立后需要干部,他 们响应号召,集体来朝鲜参加了人民军。他两人都知道郑律成,说郑也是朝鲜人, 原在中国从事革命活动,是著名作曲家,以后回到朝鲜,担任文化省副相(相当中 国的文化部副部长)。他二人现在民族保卫省工作,可惜不能陪我们去前方。中朝 两国革命者的战斗友谊,特别是当代,在朝鲜一度被日本并吞,许多朝鲜革命者转 到中国进行抗日活动以后,实在是太亲密了。“一个战壕里的战友”,并肩战斗几 十年,我就亲眼看到许多朝鲜勇士的鲜血洒在中国的抗日战场上。 我在朝鲜写的一些通讯,多讲中朝两国当代革命者并肩战斗的革命情谊,尽量 少提中朝两国的历史关系。首先,我对这方面的知识积累很少,知道的一些,多是 中国封建王朝欺侮,压迫朝鲜的历史。中朝两国也曾并肩抗倭,那也并非完全处于 平等地位。记得我80年代第四次访问朝鲜,主人邀我在平壤参观,到达“苏文峰”, 很想引我看看这座古色古香的庙,又有些踌躇。我心知其意,诚恳地说,对这座庙 的庙主,我们都该致敬。他曾率领朝鲜军队抵抗中国封建王朝的侵略。中国人民反 抗封建王朝的起义,可能是世界上次数最多、规模最大的。从这个意义说,中国封 建王朝是两国人民的压迫者。主人听了后动容致谢,一再说,共产主义者才是彻底 的国际主义者。 对中朝两国的历史关系不可不提,不必多写,这就是我的态度。在访朝第一篇 文章《美丽的河山勇敢的人民》中,我提到“隋场帝侵略朝鲜时,曾经进至此江 (清川江——作者),大败而回。”也说到在朝鲜的华侨“和朝鲜人民站在一起欢 送朝鲜新战士”,说明“新的时代、国际主义时代到来了”。9月中旬我从朝鲜第一 次采访回来,向长江、邓拓汇报工作,我说由于历史知识积累不足,有时影响文章 质量,对中朝两国历史关系的议论,就因为心里不是很有“底”,尽量采取少谈甚 至不谈的办法,不知是否恰当?长江说,“历史知识不多,可以学习、补足,至于 中朝历史关系怎样议论,你那种(写新闻通讯)不可不提、不可多写的想法是对的。” 朝鲜中央广播电台这时把“三八线”以北原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称作“共 和国北半部”,把“三八线”以南原李承晚统治的大韩民国称作“共和国南半部”。 战事正在南半部进行,北半部是后方,人们该作什么作什么,大致可以概括为生产、 支前两事,同我们过去在敌后抗日根据地反“扫荡”间隙的情况相仿,唯一不同的 是防空。天空经常有敌机活动,它在丘陵地区乡间不能造成多大危害,但对人们的 日常生活却有不小的干扰。它也许从你头上疾飞而过,也许俯冲下来打几排机枪, 对我们这类“外宾”影响较大。四辆汽车非常惹眼,陪同人员特别小心,以致走走 停停,前进甚缓。我们提出不管敌机多么猖撅,我们照常疾行赶路。几经争取,陪 同人员勉强同意,谁知当天就出了事。 7月22日,我们正在“三八线”南不远的田间公路疾驶,离汉城只有几十公里处, 突然遭到八架美国海军飞机攻击。两辆轿车、两辆吉普,坦露在一条毫无遮掩的狭 窄田间公路上,两边稻田一望无际,禾苗长势甚旺。听到飞机俯冲的啸声,几个人 从车里扑出,滚到稻田里,几枚小炸弹随之在附近爆炸。一架敌机不知是由于机械 故障,还是驾驶员操纵失误,竟撞毁公路右侧一排电杆,栽在我们右前方两三百米 的稻田里,起火焚毁。可怜马尼安的法国西服,可惜魏宁顿的毛料服装,再看看我 的驼色棉布军装,二人都说我有预见性。其实,我哪有他们那种考究服装?马尼安 留在汽车里的照相机丝毫未损,为那架失事飞机、那个暴尸在朝鲜的飞贼留下多张 照片。 经此惊险,取得经验,到汉城以后,主人把我们乘坐的轿车都换成小吉普,风 档全都放倒,遇空袭跳车方便多了。 这时汉城不像50年代初期的北京,倒有些像天津。高楼很多,商业繁荣。商店 的字号、招贴几乎都用汉字,使人几乎忘记身在他国。有轨电车照常行驶,行人熙 熙攘攘。除了汉江渡口等极少数向南的交通要道以外,整个城市几乎没有遭到轰炸, 这一点出乎我的想像。平壤已被炸得面目全非,汉城城区基本未遭轰炸,这意味着 什么?按照我的粗浅分析,这是对方准备反扑的征候,不得不早为之备。朝鲜当时 驻共和国南半部的最高负责人李承烨会见记者团时,我坦率地说了一个“刚到汉城 的外国记者”的上述看法,他委婉表示这是“过虑”。同样的意见我也向我大使馆 在汉城的同志谈过,希望他们代为转达。 马尼安在汉城呆了两天,即经平壤、北京回国。他在平壤见了金日成,写了访 问记。我和魏宁顿对此事毫无所知。魏听说马独自访金大发脾气,说是资产阶级作 风,对两个兄弟党报记者玩这种手法很不光彩,等等。我一笑置之,没有参予关于 此事的议论。因为我的一贯思想是战地记者的岗位在前方,在战地。 此时大田战役结束不久。美军24师轻敌冒进,在大田被歼,师长迪安被俘。这 是朝鲜人民军一次歼敌最多的辉煌战例。魏宁顿提出他准备访问大田,然后回中国。 我考虑当前战事集中在东线洛东江流域,双方争夺重点是大邱、釜山,既然魏去大 田,我正好去东线,两人分头采访,可以多写一些东西,于是就在汉城分手了。 越往前,美国飞机越猖狂。战场在山地、丘陵区,空军作用相对较小。但因朝 鲜人民军前进甚快,运输线延长,美国空军集中攻击人民军的运输线,使几条主要 公路近于瘫痪,给朝鲜人民军造成绝大困难。美国起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的一些 职业“飞贼”,这些高价雇用的亡命徒技术高超,心狠手辣,驾驶战斗机,主要以 机枪袭击人民军的运输车辆,致使日间运输中断。我以后随中国人民志愿军采访时 看到美国空军更加凶狠恶毒,因此逐渐生长了同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不同的想 法:解决战斗最后当然靠陆军,但在现代战争中,随着科学技术的飞快进步,空军 的作用确实越来越大。如果不是能够排除万难的人民军队,像抗美援朝战争初期志 愿军遇到的那种困难,确实不易克服。 主人给我换了车辆:两部新缴获的崭新美国小吉普。翻译、陪同、警卫,坐了 满满两车。给主人增添这多麻烦,我心里非常不安,几次提出不必如此兴师动众。 主人说“三八线”以南是新解放区,社会治安不像共和国北半部,他们的安排是为 了工作。想想主人说的也有道理,白天不能行车,全靠夜间赶路,特务打黑枪,以 信号弹给敌机指示目标的情况经常发生,而朝鲜领导方面原来估计的南半部人民起 义配合的事我从来没有听说过。 所有陪同人员长期生活在北半部,车辆换了,司机还是原来的人员,都不熟悉 南半部的道路。这给我们提出一个新的问题。美国飞机改变了战术,它最初用普通 炸弹轰炸渡口、桥梁,人民军工兵不畏艰险,随炸随修,对交通运输影响还不太大。 美机随即改用定时炸弹,几枚炸弹丢在渡口、桥上,弹头楔人土中,弹尾露在土外, 发挥威慑作用。行人难以测知它们何时爆炸,交通可能断绝若干天。 为了减少损失,朝鲜军方施行交通管制,白天禁止机动车辆行驶,于是各渡口 夜间车辆很多,十分拥挤。我是外宾,一般享受先行的优待,但遇到定时炸弹拦路 的桥梁,陪同人员坚持主张绕行。道路不熟,转来转去,有时跑了半夜,又回到原 来的地方。我只好打破“客随主便”的惯例,向陪同人员建议,今后不提“安全第 一”,强调“赶路为上”。我说,打仗总有牺牲,当然要防止无谓的牺牲。当着牺 牲和任务发生矛盾的时候,还是应该不怕牺牲完成任务。我亲眼看到许多朝鲜战友 同中国同志同时牺牲在中国的抗日战场上,我来朝鲜采访,早作了充分的思想准备。 我具体建议:我们只是两辆小吉普,目标不大,行动快捷,事先仔细检查机械,拉 大距离,加快速度,不顾一切闯过去。虽然也冒一点险,谅无什么大事。陪同人员 大概也认为这是唯一可取的办法,没有坚持反对意见。行至大邱以北的安东,眼前 横亘一河,河上便桥为去大邱必经之路。守桥的警备队员说不能过,桥上有几颗定 时炸弹,美国飞机昨天下午投的,还未爆炸。南方炮声隆隆,吸引我们赶路。我们 原准备拂晓前赶到人民军东线最高指挥部,能否如愿,在此一冲。我认为应该向守 桥警备队员说明我们的来意,谢绝一切善意的劝阻,按照既定方法大胆赶路,发生 任何问题由我们这个集体的坚决完成任务的革命精神负责。谁知天下竟有如此巧事, 我乘坐的第二辆吉普刚刚过桥,一枚定时炸弹轰然爆炸,掀起的土石骤雨般落入卸 掉车篷的车中。几秒钟!如果我们晚过几秒钟,如果炸弹早炸几秒钟,一车五人全 成烈士。大家开玩笑“真要感谢马克思在天之灵”。我们这个集体的领队林少校说, “我这次任务,真称得上很困难、很艰巨。” 在大邱外围一山村中,见到东线最高司令官武亭将军。青松遮掩,几户人家, 不远处炮火连天,这里却出人意料的静谧。原来司令部尽量前伸,这里已在敌人火 力封锁区死角内。敌人为彻底截断人民军的后勤供应,在火线近处设两条火力封锁 线。一为空军,昼夜以战斗轰炸机在交通要道盘旋窥伺,夜间以汽球悬带的探照灯 照明,发现对方人、车,立即俯冲炸射。一为炮火,以飞机测好弹着点,不管有无 目标,定时施放排炮,形成一道弹幕,我们如果不是采取多少有些冒险的“大距离、 加速度”行车法,到达司令部不知要推迟多久。 武亭将军对我访问东线表示热烈欢迎。抗日战争期间,他这个朝鲜劳动党党员 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在太行山与中国战友并肩对共同敌人作战,1945年“八·一 五”后回到祖国,任民族保卫省副相(相当中国的国防部副部长),战争开始不久 即到东线指挥作战。他仔细向我介绍敌我态势:敌人以大邱(在北)、釜山(在南)、 庆州(在东)、马山(在西)为支点,构成菱形纵深阵地,号称“釜山环形防御圈”, 又称“东南防御方阵”。阵中部署美军四个师、英军一个旅、李承晚军五个师和一 些特种部队。敌人以大量坦克充作活动炮垒,构成主防线,以远程炮火和轻轰炸机、 战斗机组成隔绝地带。背靠釜山港,紧握制空、制海权,粮弹充足,供应十多万大 军死守硬磨。武亭说:“朝鲜人民军英勇敢战,不怕牺牲,坚毅顽强不在八路军之 下,装备还超过八路军,可是比美国军队的火力差远了。以我们现有的兵力、火力, 歼灭敌人严防坚守的大兵团不容易。”听了武亭这位战场最高指挥官的介绍,我突 然想起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北非之战,盟军依靠优势海空军,死守亚历山大港,使 隆美尔久攻不克,最后反败为胜的故事,两者不是惊人的相似么?由于人所共知的 原因,我没有向主人说出自己的想法。 朝鲜最高统帅部曾经号召人民军英勇作战,争取在(1950年)“八·一五”完 成祖国解放大业。从东线即主战场的情况看来,这是绝难作到的。一个记者如果持 “将军”立场,蓄意问难,这是一个好题目,但对自己的同志、战友,这个问题只 能闷在心里。看看武亭司令的焦急神情,看看那几个苏联顾问(他们都穿着便装) 沮丧的面孔,我蓦然感觉来的不是时候。 但我还是要求到第一线采访,武亭说可以到师指挥所看看,不要到前沿去了, “现在是相峙形势,记者不要无限制前伸,没有什么意义。” 访问前沿师指挥所时,同李师长登上一座一千一百米高山,满目青翠,林木遮 天,敌机擦着头皮穿梭飞过,几个人似乎不闻不见,果真应了那句话:“和英雄在 一起,懦夫也会变成勇士。”用八倍望远镜观察大邱,几处高楼历历在目,可惜可 望而不能取。 朝鲜战争本是一场人民解放战争,自从美国假联合国名义插进来,性质变了, 规模大了。名义上有十六国作为联合国军参战,实际上除美国以外的国家,多的出 兵两旅,少的提供几架飞机或派出一艘医疗船,壮壮声势而已。但美国逐次增兵, 数量仅次于它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南朝鲜李承晚原来根本看不起朝鲜民主主义人 民共和国,说这个国家“兵力不过几万,只有来复枪,火炮甚少,士气不高,根本 不能作战”。一旦战场相见,竟然一触即溃。美国军方更看不起李承晚军,说汉城、 鸟致院所以战败,是因为李承晚军太不中用。它匆忙派出美军24师万余人,孤军冒 进,进至大田(汉城南一百五十公里的战略要地)即被歼灭。据我在朝鲜战地观察, 美国最初没有料到中国会派出志愿军赴朝作战,它先认定中国不会出兵,视中国警 告为“讹诈”、“恫吓”;看到中国要出兵了,又自我安慰,先说中国不过是要 “保护水电站”,后说是要“挽回面子”。直到在云山战役挨了大棒,才发现真正 遇到了强对手,匆匆忙忙宣布美国“处于紧急状态”,火速增援海陆空军,把一场 “局部战争”扩大成“中型战争”。 从我在朝鲜接触的事实,结合以后战局的发展,证明毛泽东目光深远、头脑清 醒。他对朝鲜半岛形势的观察符合实际,他对美国可能出兵干涉的预见完全准确, 他在中共中央集体支持下作出的抗美援朝决策显示了崇高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 和伟大战略家的远见卓识。我们国家为抗美援朝确实付出高昂的代价。但是,这场 正义战争对于提高我国的国威、军威的巨大作用,我认为怎么说也不过分,1954年 日内瓦会议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我在朝鲜东线采访完毕,武亭即告诉我东线近期不会有大的动作,并含蓄提醒 继续留在这里没有多大意义。一周多的时间,从司令官的介绍,几个能说汉语的参 谋人员的谈论,我得到一个强烈印象:以东线人民军的综合战力看,釜山、大邱绝 难打下。双方形成僵持状态,如此拚消耗对朝鲜很不利。而且顿兵坚城乃兵家大忌。 敌人坚壁固守,以追待劳,想搞什么鬼?不能不引人深思。这种一孔之见,当然不 能形之笔墨,更不能在朋友面前班门弄斧,只能作为个人采访过程中思考的问题。 有些国家的新闻工作者可以某种形式发表个人意见,包括对一些重大问题的意见, 是对是错,由读者评判。我们国家不提倡这种作法。但我认为,这绝不意味着记者 可以放弃思考、判断这类问题的努力。我们不能满足于仅仅充当“你做我写”的新 闻工作者。 我带着一大包朝鲜人民军英勇战斗事迹的材料,仍取来时冒险赶路办法回到汉 城。在旅馆遇到十几位中国军人,大使馆驻汉城同志介绍,这是使馆武官组的同志。 我很奇怪,武官组怎么有这么多人?但当时不便多问。他乡遇战友,分外亲切。我 详细介绍在东线的所见所闻,包括个人的一些想法。他们听、记相当认真。这时他 们已经接到火速回国的电召,劝我一起行动。我感谢他们的好意,但是说,“新闻 记者喜欢赶热闹,各国都是这样。请诸位放心,我留在汉城继续进行朝鲜南半部新 解放区的采访,不会有什么问题。”事后得知,这些同志都是东北边防军的师、团 干部,到朝鲜来了解美伪军各种情况的。 感谢主人的关照和安排,我利用不太长的时间,走了不少地方,访问新解放区 的新人新事,凡是我认为新解放区应该报道的方方面面大体都采访了。由于都是独 家新闻,写成通讯,受到读者关注。 我在朝鲜工作一月多,采访前线和后方,访问各方面人士,呼吸全民战争空气, 虽然不了解军事机密,也逐渐形成一种想法:一定有什么大事在酝酿。东线当时是 主战场,陷于胶着状态。这样摆开架子排消耗,对人口相对较少,经济发展程度不 高,建立新国家时间不长的朝鲜十分不利。朝鲜是一狭长半岛,海岸线很长,最利 于美国这个海军大国作文章。战区指挥官含蓄地告诉我那里暂时不会有什么大动作, 暗示我工作完了可以返回。在汉城遇到的我武官组同志奉命火速回国,而且促我同 行。特别是李立三同志的告诫,更引起我许多联想。 为参加朝鲜的“八·一五”五周年庆祝盛典,慰问进行祖国解放战争的朝鲜人 民,感谢朝鲜人民对中国革命的援助,我国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少数民族代表 人物组成“中国人民慰问团”慰问朝鲜军民。中国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主席郭沫若 任团长,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李立三任副团长。慰问团在平壤参加“八·一五” 庆祝会后,李立三率部分团员到共和国南半部慰劳、访问。途中多次遭受敌机袭击, 幸无伤亡。慰问团还想继续前伸,被主人劝止。 我从东线回到汉城,参加朝方欢迎慰问团的宴会后,李立三同志约我长谈。他 详细询问我在朝鲜南半部的各种见闻和对战局的看法,最后半含蓄半直露地说,要 密切注意敌人的动向,大邱、釜山不会如此长期僵持,敌人可能有新动作。“你一 定要同大使馆保持密切联系,千万不能一个人长期闯来闯去。” 我在朝鲜工作告一段落,范长江同志正好来电要我回报社汇报。敌机更加猖撅, 平壤到新义州火车已不通行。大使馆临时代办柴成文奉命回国述职,我搭他的汽车 同行。回到安东(后改为丹东),气氛已很紧张,全市一派临战状态。敌机经常侵 犯我国领空,空袭警报使人心烦。 对朝鲜战局,毛泽东同志看得极准。一个月以后,应朝鲜政府邀请,中国人民 派出志愿军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几十万大军出动,如果事先不作大量准备工作, 是绝对不可能的。 我向在安东的最高军政当局汇报了在朝鲜战地的见闻。他们嘱我快回北京, “也许领导要听你的汇报。” 42 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是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的一项很困难很英明很有远见的 决策。中国人民爱好和平,急公好义,不怯懦,极冷静,1950年秋季,面对十分严 峻的形势,毅然作出关系国家、民族命运的正确决定。 朝鲜内战一声炮响,美国立即假联合国之名出兵干涉,同时进占我国台湾,武 力阻止我们解放自己的神圣国土;连续轰炸我国东北地区,向新中国施加压力。美 国侵略军占领朝鲜临时首都平壤后,继续分路急进,一些好战分子公然叫嚣“鸭绿 江不是把(中朝)两国截然分开的不可逾越的障碍”,等于公开宣告下一个目标是 新中国。 怎么办?是退让,是斗争?当时美国号称“国际宪兵”。欧洲靠“马歇尔计划” 吃饭。东方“第一强国”日本被美国占领。美国自诩从来没有打过败仗,在两次世 界大战中都捡了便宜,发了大财;它垄断着许多人谈虎色变的原子弹。四十多年前, 世界处于一种畸形状态,美帝国主义任意横行,世界上亿万人异议盈天,但是无人 敢碰。 我国即使从“民国”算起,各种战事已历三十多年,人民早想喘一口气。新中 国建立不久,新解放区还未进行土地改革,近百万被打散化为土匪的国民党溃兵正 在肃清,经济凋敝,百业待兴。社会主义阵营虽已兴起,大敌当前,大而强者顾虑 重重,我们这个大而弱者作何选择?事关民族命运,为子孙万代着想,这个决心实 在难下。任弼时同志病逝,我在采访过程中得知一个秘密:当时党中央殚精竭虑, 筹谋对策。任弼时同志身为当时中央五位最高决策人之一,不顾重病,昼夜聚议, 以致病情加剧,终于不治。我的看法,他是为抗美援朝献身的第一位烈士。 彭德怀将军的壮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坚决抗美援朝,必须打这一仗。不怕打 烂坛坛罐罐,大不了相当解放战争晚胜利几年。 许多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老红军参加抗美援朝,说这是一场“空前伟大、 空前艰苦”的战争。他们最有资格作这种概括。反蒋介石的“围剿”,反日本法西 斯的“扫荡”,解放战争初期的大踏步进退,我们的战士很英勇、很艰苦。但那是 在自己的国土上作战,有人民支援,多数情况下是在根据地——解放区行动;当时 基本是陆军对陆军,人民军队的装备是不如对手,但差距不如抗美援朝战争之甚; 1950年冬季朝鲜特别冷,东北部气温达到零下摄氏三十度,志愿军有的部队还穿着 薄棉衣。魏巍的名著《谁是最可爱的人》说,志愿军战士“一把炒面一把雪”,但 在战争初期,战士们吃不到炒面的时候有的是;朝鲜人民尽全力支援志愿军,但山 区人烟稀少,多数地区又经过美、李(承晚)军队洗劫,志愿军体念人民困难,提 出“不动民间一草一木”,任何困难都靠自己,靠惊人的毅力、耐力来克服。 我在七八月间随朝鲜人民军采访时,已经感到由于对手的空军极为猖撅,人民 军初期在只能消极防空的情况下,战术必须相应改变,后勤供应必须重新安排。中 国人民志愿军参战后,对方陆军特别是空军大量增加,经常保持一千二百架到一千 八百架飞机在第一线,对志愿军的作战特别是后勤运输造成难以想像的威胁。过去 二十多年,红军、八路军、解放军军粮多是就地筹集,械弹多是取自敌人,现在全 由祖国供给,运输线长。祖国人民无限关怀志愿军,各种军用物资源源送往前线, 但在最初几个月,赶运的物资百分之四十以上被敌机在路上打掉,人员、车辆损失 也很严重。后来高炮部队大批人朝,保护桥梁、渡口等交通要冲;空军相继出动, 逐步取得鸭绿江到清川江百多公里的制空权;公路沿线普遍设立防空监视哨,使交 通运输大为改善。尽管如此,在朝鲜战争中,敌机造成的后勤供应障碍,仍然始终 是困扰我们的一大问题。彭德怀司令员高度评价后勤部门的伟大贡献,说后勤同志 和第一线将士同样英勇无畏,前赴后继。他甚至说:“朝鲜前线的胜利,百分之五 十一的功劳在后勤。”整个朝鲜战争中,志愿军歼敌七十万,后勤部门的英雄们功 不可没。 我第二次去朝鲜,随志愿军38军采访时间最长。这是一个老部队,原为第四野 战军第一纵队,是“四野”的“拳头”,在东北解放战争中战功赫赫。后来到38军 采访的还有人民日报的陆超棋,我两人合写了不少通讯。他当时只有二十几岁,很 优秀,后来担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 我写过一篇通讯《被人们欢呼“万岁”的部队》,读者后来知道这是表扬38军, 因为志愿军总部通令嘉奖38军战功时彭德怀亲笔加上一句话:“38军万岁!”以38 军对朝鲜人民和祖国人民的伟大贡献、英雄气概与牺牲精神来说,这个称誉当之无 愧。后来38军打到汉江以南,敌我战线相对稳定,能够说说敌我攻守态势了,我两 人合写的通讯《光辉的阻击战》、《我们打出去》,对此都有反映。 我同38军112师的一个营共同生活了一星期。人们一直叫112师为“老一师”, 它是“四野”一纵队第一师,是“拳头”中的“拳头”。我所以要在战地时间特别 珍贵的情况下挤出一星期时间,是因为真正感受到古人说的“不能自已”的深切涵 义。这个营过鸭绿江时有七百多人,这时候几间草房就住下了。但休整中指战员士 气甚高,因为部队总打胜仗,伤亡大,胜利更大,一个人捉十几个俘虏的英雄大有 人在。我把一包素材带回北京,利用业余时间写成一书。烈士们的主要事迹都为幸 存的战友所目睹,我如实记述;至于某些细节,那些淳朴的幸存者坦言:阵地上硝 烟弥漫,情况紧张,看不清楚,也没时间细看,是根据对烈士的长期了解和个人的 体验“想的”。因此,我写的生者和逝者都改了姓名,但事迹未作渲染,不是通常 说的小说中的“原型”。承《新观察》同志们支持,这部纪实文字先在这个刊物连 载,后来印成《战斗十日》一书,寄托我对几百烈士的尊敬和怀念。书名老实再老 实,反映了几十年前的社会风尚。“文革”期间,我在北京挨批,38军在河北“支 左”,一些同志一再打听我的情况,问我是否需要什么帮助。我自忖一身清白,能 够挺住,没有麻烦他们,但这种革命情谊我永远不会忘记。 抗美援朝期间,我刚三十出头,有了十多年新闻工作经历,可以思考有关新闻 报道的一些事情了。但是想想而已,并未把某些自认为较有把握的观点体现在自己 的作品中。除了客观原因以外,我们自设的禁区太多。我们这一代人(即所谓的 “三八式”)从大处说,生很逢时;从小处说,有人逢时,有人历经坎坷。这里, 我只就一些小范围的情况,说说我当时想到的一些看法。 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至少在改革、开放之前,我们的记者一般不在新闻作 品中直接表达个人的意见,不进行必要的结合事实的评论。虽然透过事实的报道, 必然表现记者的褒贬臧否,但总不如直接评论明确有力。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很多, 例如记者自身力有未逮,过分谦虚谨慎,等等。但我认为,培养、鼓励不足,有形 无形的阻力是更重要的原因。其实,在采访过程中,记者总有这样那样的看法,作 为个人的意见,提出商榷、探讨,应该有利无害。问题是要培养这样的习惯,提供 这样的环境。1950年7月我在朝鲜洛东江前线采访时,强烈感到当时形势对人民军不 利。论兵力,敌人不比人民军少;论火力,敌人比人民军强许多;论后勤供应,敌 人有可靠的海运之利,人民军更不能同敌人比。敌人固守坚城,人民军攻势顿挫, 敌人能退不退,显然别有企图。这些情况,连我这个很不熟悉军事的记者都看得出 来。当然,对于朋友,又在战时,评论不是那么容易,也未看到不许这样不许那样 做的明文限制。问题在于自己限制自己,根本就没有进行评论的念头,当然更不会 探索评论的方法了。在洛东江前线采访时间不算短,除了写歌颂人民军战士英勇作 战、壮烈献身的通讯外,未能写出别的文字。 同样的情况出现在对于朝鲜南半部土地改革的报道。朝鲜“三八线”以南土地 十分集中,封建剥削极为残酷,农民盼土地如大旱之望云霓。我曾在汉城附近新解 放区采访,当地正在进行土地改革,其办法、程序都由民主政府规定。这项艰巨、 复杂的工作一般限在十天左右完成。得到土地的农民欢天喜地。我写了《新解放区 农民的欢欣》,介绍当地土地改革的情况和农民得到土地以后对民主政府的感激之 情,都是实情,毫无渲染。当时也怀疑经过这种从上而下的行政安排,能否提高农 民的觉悟,形成农民的阶级优势,巩固土地改革成果?也考虑这种“群众运动”如 何同解放战争密切结合。一旦情况有变,如何领导群众妥善应付,等等。但都是脑 筋初动浅尝即止,没有也不愿意继续想下去。 我第三次去朝鲜,同陆超棋同志合写过一篇通讯《在汉城》,是介绍美军仁川 登陆后朝鲜人民军保卫汉城战斗的。其中说道这次保卫战是“在最勇敢的人民和最 不勇敢的敌人之间发生的”。前者指朝鲜人民和人民军,一点不错:人数少,装备 差,后勤供应十分困难,艰苦奋战十多天。后者指美国侵略军,用的是当时习惯的 说法:少爷兵,怕死鬼,顺利时横行无忌,不利时比赛逃跑,等等,这就缺乏分析 了。志愿军人朝后进行几次战役。第一次战役,志愿军先头部队刚到朝鲜,还未进 入预定地区,就同轻敌冒进的美军、伪军遭遇,全凭指挥机动灵活,部队积极主动, 发挥山地作战、勇敢穿插、近战夜战的特长,奋战十二昼夜,歼敌一万五千人,取 得初战的胜利。敌人挨了一棍,并未摸清志愿军的力量和决心,匆忙增加部队,调 整部署,发动它大肆吹嘘的“圣诞节回家”的攻势。志愿军继续发挥运动作战的优 势,冒摄氏零下三十度的严寒,奋战一月,歼敌三万六千人,收复平壤。美军一退 几百里,狼狈跑口“三八线”,说它“最不勇敢”似不为过。但是,敌人也懂得总 结经验:从此缩短战线,兵力“抱团”,依托既设阵地,发挥技术优势,这时就不 再是“最不勇敢”,不要说歼灭它的建制师,就是建制团也难一口吃掉。志愿军后 来采取“削萝卜”战术,一营“削”一连也“削”,进攻时“削”,防御时也“削”, 积少成多,不断消灭敌人有生力量。这时双方都着力构筑阵地,都难以发动大的攻 势。停战谈判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开始的。一般地说敌人“最不勇敢”,就不大确切。 1951年3月2日,《人民日报》登了一个材料:“在(朝鲜)龙源里战斗中,英 雄的郭忠田排对美军五百余人,与敌人大量飞机、坦克激战竟日,自己无一伤亡, 夺获大炮六门,汽车五十八辆。”这个材料当然是要告诉读者,我军英勇无敌,敌 人十分草包,是“最勇敢”与“最不勇敢”的一次较量。这个材料不出自新闻工作 者之手,是部队的正式报告,经过层层审核,完全准确的,缴获的汽车、大炮俱在, 造不得假。但是,可以肯定,这个材料写得不全面、不清楚,一定是有些重要内容 漏掉了。虽然如此,它还继续流传,因为符合一个思维定式: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 虎,美国侵略军属反动派,所以是纸老虎。我在朝鲜就听说彭德怀批评这个宣传材 料写得片面,说:“敌人这样好打,还抗美援朝干什么?”可谓一针见血。我个人 的看法,写这种材料,这样写法,用心肯定是好的,但是效果不好。许多读者会感 到难以理解,甚至认为在说假话。可见坚持真实、全面的原则,不但要有勇气,而 且要有水平。 “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毛泽东这个著名论点,我们记得很牢,但有时用 得很滥。在实战当中,每当敌人气势汹汹,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想想这个论点, 就会信心百倍,士气大增,这是我们一再取得胜利的主要原因之一。可是,上面这 句话,只是毛泽东论证帝国主义、反动派两面性中的一个面,他的整个意思是“从 本质上看,从长期看,从战略上看,必须如实地把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看成纸 老虎,从这点上,建立我们的战略思想”。“另一方面,它们又是活的铁的真老虎, 会吃人的。从这点上,建立我们的策略思想和战术思想。”我们如果运用这种方法 分析、观察、报道美国军队,就不会一般地作出“最不勇敢”这种结论。近战、夜 战、单兵作战,美国兵确实表现怯懦、无能、畏缩,可是,如果组配起来,多兵种 联合作战,他们却能形成相当强大的战斗力量。中国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歼敌上百 万,其中团以上建制美军不多,相当有力地说明了这种情况。 几十年来,毛泽东的言论、文章,错的不说(如关于“文化大革命”的言论和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中一些言论),就是对的,由于执行者理解错误或“各取所 需”,也发生过不好的作用。我觉得应该逐条或者择要加以分析、论证,使读者有 全面、准确的认识。这是拨乱反正的一个重要方面。 我当随军记者,总是把革命战争写成豪迈、壮烈的事业,这当然是对的。八路 军、解放军、中国人民志愿军所以前赴后继、视死如归,就是因为胸怀伟大理想, 为正义、为真理、为解放祖国和全人类而自觉奋斗。这是革命者的战争观。但是战 争又是残酷的,是要流血的。有个时期,有些战争影片描写战士在前沿阵地利用炮 火间隙稍歇,看到两朵野花、一丛小草,怀念故乡、恋人,泛起一片诗意。这大概 是学习某些外国电影的镜头,是东施效颦的套套。我问过一些战士对此观感如何, 他们说这是拍电影的“胡编乱造”,“叫他们在阵地上爬半天,就没有力气这么拍 了。” “长自家的志气,灭敌人的威风。”这是我们的工作准则,恐怕任何国家的随 军记者都一样。把敌人的暴行同敌人的力量相混同,跟对不写战争恐怖的片面理解 相联系,可能是我们一些人的“发明创造”,结果常常束缚了自己的手脚,这也不 敢写,那也不能报。我曾三次过朝鲜平安北道首府新义州。第二次在1950年11月底, 这个美丽的江城已是一片瓦砾。11月8日,一百多架美军飞机袭击新义州,其中有八 十多架B29重轰炸机。美军飞机先用烧夷弹轰炸城市外围,烧起一圈大火;然后在市 区进行“卷地毯”式穿梭轰炸;战斗机则在城市周边反复扫射,封锁居民外逃道路。 新义州是朝鲜最北部同中国紧邻的未设防城市,美国空军竟对和平居民进行这样精 心设计的毁灭性屠杀。参加过苏联卫国战争的一位苏联记者说,新义州被破坏的程 度远远超过斯大林格勒。我掌握美军这次有计划罪行的大量材料,由于担心在客观 上夸大敌人的力量,造成某种对战争的恐怖心理,竟忍心搁笔。这种片面的担心幸 亏没有普及,否则南京大屠杀、奥斯维辛焚尸炉将永远不为世人所知,德意日法西 斯的滔天罪行也因此失掉警醒后人的作用。 参加抗美援朝志愿军的都是各部队的精锐,定期轮换,以便都能见识见识美国 军队,体会出国作战的艰苦。这是最好的实战教育。各个领域的文化人,首先是新 闻记者,也包括作家、艺术家、戏剧工作者,都有计划地赶往朝鲜,进行报道,体 验生活,仅人民日报派出的记者就有十多人,生产了大批反映、纪录、歌颂抗美援 朝的作品。如果说“武装部队”打得很好,“文装部队”也功不可没。这两种部队 的雅号是抗战时期八路军野战政治部主任罗瑞卿在太行山叫响了的。写抗美援朝战 争的作品以千百计,影响最大的当属作家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这是一篇报 告文学,篇幅不长,《人民日报》一版登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连续广播,一时洛 阳纸贵。在朝鲜,我和魏巍同时在38军采访,明显看出记者、作家工作方式不同。 两人同时访问,工作都很紧张,纪录、提问、思考……我是记者,“现贩现卖”, 随时注意怎样把稿件传回北京。战地通讯万分困难,军用电台不传新闻稿件,山野 间谈不上商业性邮电,唯一的办法就是托人从汉江南带到鸭绿江北的我国边境城市 安东,再从安东寄往北京。一般是中午听说有人回国办事,下午到附近山坡上寻一 岩四隐蔽处赶写通讯。当时还没有圆珠笔,都用钢笔写作。天寒笔冻,只能用口中 热气化冰,随呵随写,进度很慢,心急如焚。写完回来已是黄昏,常常自嘲这些作 品可算得“文不加点”。写作时也有一乐,坐在山坡上观察美国战斗机往来搜寻目 标。平心而论,美国飞贼技术甚高,他在山沟里穿梭翱翔,有时低得在我们脚下, 驾驶员能看得清清楚楚。我坐在岩凹处,敌人或者看不到,即使发现了也只能看看。 “老子安心赶稿,其奈我何!” 作家工作方式不同。我看到魏巍也作纪录,有时静坐沉思,大概是在酝酿、揣 摩,但未见他动笔。《谁是最可爱的人》在若干时间以后发表,可见提炼、概括、 精雕细刻,水平甚高之外,又下了极大功夫。 我认为记者、作家任务不同,当然也难截然分开。记者多数写“管一天”的东 西,只要真正能管一天,就起了应有的作用。当然,像范长江的《中国的西北角》, 题材重大,角度新颖,当时言人所不敢言,提供了许多新信息,可以称得上新闻记 者的传世之作。朱启平的《落日》,记述有历史意义的大事,有感情,有联想,给 人以爱国主义的思想营养,也称得上传世之作。40年代初期,路透社一篇电讯,从 阿沙德、真纳步出会场时的不同表情,暗示英国在印、巴分治上的态度和印、巴分 治的前途,使我在五十多年后还能记得,同样称得上传世之作。记者在采访中注意 积累材料,最后成为作家的也不乏人。“管一天”,真正抓住、写出人们当时关心 的事件,点出、暗示它的意义与前途,对读者有所帮助、启发,也可以算得上乘之 作。新闻记者不必妄自菲薄。 43 我在《人民日报风雨四十年》一书中,写了一节《评〈武训传〉——一种政治 批判的开端》。现在观点未变,但愿加以补充。人的认识总是不断发展的。 1951年上半年,新中国欣欣向荣,整个国家机器运行良好。抗美援朝打出国威 军威,美国军队的代表被迫坐到停战谈判桌旁。解放较早的新区土地改革次第完成。 祖国大陆上最后一个省区——西藏,也由中央人民政府同西藏地方政府达成协议以 和平解放。镇压严重危害社会的反革命取得很大成绩。人民生活开始稳步提高。 就在这年5月间,在广大群众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突然杀出一个批判电影 《武训传》的运动。前述几项工作,思路明确,群众欢迎,对清除发展生产力的障 碍有极大作用。批判《武训传》,对事情的性质判断不准,上纲又高,且言词粗暴, 令读者莫名其妙,有些人从此不愿说话了。 武训是山东堂邑人,生于清朝末世,出身贫苦,及长立志行学,靠行乞及稍后 的少量地租收人,创办几个“义学”,受到清末统治者的表彰。武身后几十年,享 誉甚高。著名电影导演孙瑜在新中国建立前夕即开始编导电影《武训传》歌颂这个 历史人物。影片摄成,1951年在京、津、沪等城市公映。最初许多人肯定这部影片, 赞赏主人公武训,有的甚至把他说成是劳动人民“文化翻身的一面旗帜”。不久批 判意见逐渐出现、增多。 对一部电影有不同意见是常有的事,完全可以开展心平气和的讨论,对其确实 存在的缺点错误进行实事求是的批评,也允许反批评,在自由讨论中克服错误意见, 发展正确意见。可惜这次批判开了一种极不正常的政治批判的先例,有的文章简单 粗暴,无限上纲,甚至以势压人,实际上不许别人还口。 1951年5月以前,《人民日报》基本没有登载过赞颂电影《武训传》的文字,这 与《人民日报》的任务有关。这张报纸忙于登载政治、经济新闻,言论也偏重这两 个方面。从主观原因讲,编辑部一贯不重视文化、学术方面的宣传,这是一大缺点。 但在批判《武训传》这件事情上,上述缺点却帮了人民日报的忙,使人民日报处在 说什么都可以的主动地位。体现中央领导的意图,《人民日报》在5月16日转载了一 位名家的文章《试谈陶行知先生表扬“武训精神”有无积极作用》。从题目看,已 经不是通常的文艺批评,更重要的是文章前边加了一篇大字“编者按”,长四百多 言,实际是一篇不短的评论,提出《武训传》“歌颂清朝末年的统治阶级而污蔑农 民革命斗争,污蔑中国历史,污蔑中华民族”。当时我是总编室主任,拿着小样问 总编辑邓拓,“《武训传》的错误有这么严重吗?怎么我就看不出来?能不能写得 和缓一点?”邓拓长叹一声:“有什么办法,上边交下来的,不好动了。”四天以 后,火力加码,《人民日报》社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交到总编室。 这篇文章最初由一个同志奉命起草,最后由毛泽东审阅,他改写和加写了几大段。 作为他的著作,在十年动乱期间重新发表,后来收进《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社论 指出“《武训传》所提出的问题带有根本的性质”,所以“应当展开关于电影《武 训传》及其他有关武训的著作和论文的讨论”。社论给武训和《武训传》定性: “承认或者容忍这种(对武训的丑恶行为——引者注)歌颂,就是承认或者容忍污 蔑农民革命斗争,污蔑中国历史,污蔑中国民族的反动宣传为正当的宣传。”在我 们国家里,“反动宣传”四字有多大分量,哪个机关、哪些领导能够确定是“反动 宣传”,人们心里是有数的。 这篇社论的版本,《人民日报》和《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不同,前者多了京、 津、沪三城市的“报纸和刊物上所登载的歌颂《武训传》、歌颂武训、或者虽然批 评武训的一个方面,仍然歌颂其他方面的论文的一个不完全目录”,共四十三篇, 包括文章题目、报刊名称和登载日期,以及四十八位作者姓名,几乎占了社论的一 半篇幅。我从事新闻工作近六十年,一家报纸在社论中“将”几十家报刊的“军”, 我不记得有第二次。 共产党党报在人民心目中的重要地位是历史形成的。以我在抗日战争期间工作 的太行根据地为例,中共中央北方局、中共中央太行分局、中共太行区党委先后创 办《新华日报》华北版、太行版,党报作为党委的喉舌,登载党的纲领、路线、方 针、政策和政府的法令,登载人民执行党的方针、政策和政府法令的情况、经验; 党报的社论代表党和政府的意见,有时政府在报上公布法令,标注“不另行文”字 样,公众就认为这是正式公文。报纸发行范围相当广,在斗争任务相对集中、交通 不便、传递手段落后的根据地,能发挥普遍、直接、快捷的作用,应该说这种方式 带有时代的印记。新中国成立后,情况发生巨大变化,党报的作用本该相应调整。 这篇社论点了许多兄弟单位的名,说了不少指责的话,一幅盛气凌人的架势,读者 嘴里不说,心里会反感的。在同一天,《人民日报》“党的生活”栏发表《共产党 员应当参加关于〈武训传〉的批判》一文,以不是报纸应有的口吻说:“凡是放映 过《武训传》的各城市,那里的党组织都要有组织地领导对《武训传》的讨论。” “对武训、《武训传》以及有关武训各种赞扬文字的反动的错误的思想进行有系统 的批判。” 但这毕竟是1951年上半年,不许讨论的空气还不太浓。这篇社论发表九天之后, 《人民日报》登载一篇相当长的“读者来信”,对一些批判《武训传》的文章和一 些检讨文章提出不同意见:“我认为,讨论和检讨,不应把人民日报的社论或发表 的几篇批判《武训传》的文章重复一遍。”“我们应该把问题本身仔细地研究清楚。” “我们过去的缺点就在这里:对待一个具体问题,一个具体事件,一个具体人物, 常常没有认真地思考、研究、分析,这是值得我们在讨论《武训传》的过程中及今 后注意的。”人民日报领导人也一直想使这次讨论按照正常轨道发展,隔了两天, 又在“读者来信”栏登载六篇来信,并加“编者按”说,“今天所发表的,是一部 分对本报社论表示异议或怀疑的来信。我们认为,武训和《武训传》问题的讨论, 目的既然在于解决思想问题,就应当采取发展讨论追求真理的方法,就应当使各种 不同的意见都有被讨论的机会。”这些来信和这样的“编者按”能够登出,说明当 时的气氛还是比较宽松的,可惜没有持续很久。 在革命战争期间,大家斗志昂扬,下级勇于领受战斗任务,在执行过程中千方 百计把工作作好,力求超额完成任务。这种精神状态、战斗作风使我们得以渡过重 重困难,取得革命胜利。解放以后,在对新的工作比较生疏,十分缺乏经济、文化 建设经验的情况下,盲目地希图超额完成任务,轻率地进行某些“发明创造”,就 可能把事情办得很糟。这次讨论开始不久,有些地区就超越思想范围,采取某种组 织措施。据《人民日报》载,有个城市的领导机关要求这场思想讨论“必须普及到 每一个教育工作者”。有个城市文化局的共产党总支“要求全体党员重视这一重大 问题的讨论”,而且规定了每周的工作进程。人们从这里看到了以后广泛运用的 “层层发动”、“人人过关”的影子。 声势浩大的思想发动,相当周密的组织保证,内容重复的批判文章,被点名的 报刊的自我批评,有关责任者自觉的或应付性的检讨,领导机关的号召和规定,文 化教育界的表态和动作……一时形成巨大的声势。人民日报没有“负担”,始终处 于主动地位。据不完全统计,从5月下旬到8月底,《人民日报》先后登载评论武训、 《武训传》、《武训画刊》的稿件一百八十篇,包括评论、论文、来信、调查报告, 其中不少万言巨论。 为时不久,名人参战,批判升级。过去曾经作文、讲演赞扬过武训的,不少人 半是检讨半作批判;没有这种“包袱”的更加气壮,更能上纲。武训的帽子越来越 多,越来越大:“大流氓”、“大骗子”、“大地主”、“大债主”、“帮凶”、 “反革命”、“封建僵尸”、“封建社会中最丑恶、最虚伪、最反动的奴才”、 “从头顶到脚根,从皮肤到血管,浸透着封建主义的毒素”,是“实行西太后的反 革命路线的最忠实最驯服的走狗”等恶谈相继出现。电影《武训传》更被有的论者 说成是“对新中国的挑战”。我写到这里突然想起十年动乱期间,我在人民日报办 的“五七干校”劳动,有一天神不守舍,说了几句“买帽子,讲究合适,不能买过 大的,风一吹就飞了,还是合适的好”。这几句话被反映上去,我很挨了一顿批。 但论者只批我“别有用心”,没有批我的说法不对,可见帽子是不好随便扣的。孙 瑜拍《武训传》在新中国建立以前,那时怎么能向未来的新中国挑战?说一部影片 是向一个国家挑战,实在也太高抬了它。报纸虽然我当时对于这部分稿件没有决定 权,作为这家报纸担负一部分责任的工作人员仍然感到十分惭愧。 《人民日报》从7月23日开始,分六天连续刊登《武训历史调查记》,全文四万 多字,后来还单独印成小册子,是人民日报和文化部联合组织的“武训历史调查团” 的杰作。三人执笔,李进(江青化名)名列第三,实际由她主事。调查结论认为 “武训是一个以‘兴义学’为手段,被当时反动政府赋予特权而为整个地主阶级服 务的大流氓、大债主和大地主”。毛泽东很重视这次调查,对“调查记”各部分都 曾审改,还加写了一些段落。报社参加调查的一些人事后说,调查目的很明确,就 是证实5月20社论的议论,所以事先通过当地有关领导提醒被调查者,“(对武训) 就拣坏的说。”以致一些被调查者不解地问:“怎么土(地)改(革)刚刚斗罢地 主,现在又斗武训?他已经过世多年了。”这篇调查记实际为这次批判作了结论, 一位文坛泰斗、政界名人在《读〈武训历史调查记〉》中写道:“读了这篇‘调查 记’,曾经歌颂武训、崇拜武训的人,假使不是存心反动,不是在人民民主政权之 下还蓄意进行反革命的诡计,谁会不瞠目自失而深自检讨呢?”不要说提不同意见, 就是不“深自检讨”都有“存心反动”之嫌,甚至“蓄意进行反革命的诡计”。好 大的帽子。 批判电影《武训传》确立了一个模式:以阶级斗争囊括一切社会现象,事先选 靶子、定调子,通过组织发动,用政治批判代替学术讨论,以主观结论定于一尊。 以后对红楼梦研究思想的批判,对所谓胡风思想的批判,对《海瑞罢官》的批判, 从运动的领导来说,大体上都是沿袭这个模式。这些思想批判运动,声势大,火力 猛,一面倒,强词夺理,可以逼人缄口,绝难令人心服。批判《武训传》初期,群 众还没有领会这种批判运动的威力,还敢提出一些问题,例如武训“行乞兴学”的 动机与效果这种带有普遍意义的问题,不仅在批判中没有得到解决,在某种意义上 还造成了新的思想混乱。 多年来,解决动机与效果问题,一般是根据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 话》的观点:“社会实践及其效果是检验主观愿望或动机的标准。”有些参与《武 训传》讨论的人坚持认为,武训行乞办“义塾”客观效果即使像许多论者所说的那 样不好,他兴学的动机无论如何不能说坏,难道他把行乞所得都吃掉喝掉就好?大 批判结束时,有位名家写总结性文章,试图解决这个问题:“动机本来是客观存在 的东西,只有当一个人的主观动机变为行动而发生客观效果的时候,我们才能有根 据和可能检验他的动机。’当时人民日报内部就有人议论,社会现象非常复杂,恐 怕这种说法很难解决一切有关问题。我同意这种意见,也参加了这个议论。但因涉 及毛泽东的论断,这种议论只能话到口边留多半句。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类不讲道理、以势压人的所谓批判越来越多,性质越来越 坏,直到“文革”结束。例如,有过“清官”、“赃官”问题的讨论,有人硬说 “清官”比“赃官”更坏,说清官美化封建统治阶级,麻痹人民的斗争意志,延缓 人民革命的爆发。群众能接受这种高论么?《海瑞罢官》剧本写在彭德怀被错误罢 官之前,有的人硬说它是影射攻击彭德怀被罢官的,这不是白日作梦么?所以提起 那些思想批判,有人心悸,有人厌恶,有人躲着走。许多思想批判是毛泽东发起或 支持的,例如关于批判电影《武训传》,关于批判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我最初曾 经感到难以理解。但是,《毛泽东选集》第五卷都登载了。经过这些事情,特别是 经过“文化大革命”,我逐渐清醒,终于认识到毛泽东不是“神”,而是一个犯过 严重错误的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他在近代中国人民革命 历史上有伟大的功勋,在晚年也犯了严重错误。确如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 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说,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历史上没有不犯 错误的人,我长期把他看成完美无缺的“神”,只说明自己幼稚无知。 1985年,即“文化大革命”结束九年以后,分工领导意识形态领域工作的中共 中央政治局委员胡乔木在一次会议上说,“这个批判(指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 涉及的范围相当广泛。我们现在不对武训本人和这个电影进行全面的评价,但我可 以负责任地说明,当时这种批判是非常片面,极端粗暴的,因此,不但不能认为完 全正确,甚至也不可能说它基本正确。”这个讲话登在1985年9月6日《人民日报》 一版,还加了花边,以示重要。我认为,它的精神不仅仅限于对电影《武训传》的 批判,也是对一系列类似问题的拨乱反正。 44 抗日战争胜利前夕,黄炎培率领一个代表团访问延安,曾经同毛泽东谈论“怪 圈”问题。他认为,中国历史悠久,但历朝历代都没有脱出创业——兴盛——腐败 ——衰亡的“怪圈”?共产党生气勃勃,如日东升,凡所作为,大得民心,明眼人 都能看出你们胜利没有问题。可是,你们胜利以后能不能避免这个“怪圈”?毛泽 东肯定地说,能够,方法就是实行民主。1949年3月5日,进北京前夕,毛泽东在中 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上作了关于今后怎么办的纲领性报告,提醒全党同志:“因 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 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他在这时提出著名的“糖衣炮弹”理论: “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 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 要打败仗。”他号召全党同志务必“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 务必“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共产党为了保持这 些好的作风,确实采取了有效的措施。 采取的最有效措施之一便是“挥泪斩马谡”。这事说说容易,真作就难了。 在1952年中央人民政府团拜会上,毛泽东主席号召“全体人民和一切工作人员 一致起来,大张旗鼓地,雷厉风行地,开展一个大规模的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 对官僚主义的斗争,将这些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污毒洗干净”。这就是有名的“三反 运动”。 当时抗美援朝战争尚未结束,对私营工商业全行业“公私合营”还未开始,全 体干部继续过着半供给制的清苦生活,但是少数人的手脚开始不干净。中央决定开 展这次运动,以收“杀一儆百”之效,很有预见,正当其时。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央总结历史经验,决定今后不再进行政治运动,强 调通过加强民主、法制的途径解决党政机关内部和社会上存在的各种问题,大得人 心。据我观察,解放后开展的各种运动,几乎没有不发生副作用的,唯有“三反” 运动偏差最小。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重点实际上集中于人们深恶痛绝的 贪污,贪污要有“硬”根据,由于涉及钱物,可以查账、核实,有就有,没有就没 有,不像思想、政治问题可以做随意性的解释。 《人民日报》紧接着发表的社论《在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伟大斗争 中,发动群众的关键何在?》,这是邓拓的手笔。这位同志有“文不加点”之功, 因为社论催得急,公务员等在邓的办公室中,邓写完一张稿纸,公务员立即送到排 字房,邓写完最后一张,先送的已经排好,最后全文顺改一遍,即打清样送中央审 定。如此快手,我只见过邓拓一人。 此稿提出贪污“问题是严重的,不管地位多高,资格多老,都要严肃处理,开 除、撤职、法办”,深得毛泽东赞赏。毛批“甚好,可即发表”,当即上版开印。 我最初不同意这个标题,对邓说:“这个标题的好处是主题鲜明,也吸引人,只是 太长,二十七个字,我没有见过这样的文章标题。”建议邓拓改一改。邓说:“主 席已经看过,不好改了,以后注意就是。”邓拓对下级平易,对上级顺从,谨慎有 余,魄力不足,谁知这样的同志也难逃“文化大革命”的厄运。 说到长标题,又想起一件事。不知那位高级领导突然下了一个命令,报纸标题 一律不能用简称,要用全称。对这种不懂装懂、完全违反新闻工作习惯的要求,我 们也执行了一个短时间。“五反”接着“三反”进行,“五反”——反对行贿,反 对偷税漏税,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反对盗窃经济情报,光是名词就 有三十二字,怎么作新闻标题?勉强执行,太不像话,只好仍然改用简称。提糊涂 要求的领导是不会认错的,对于我们擅自复原也未追究,这就很难得了。 党中央、毛主席的庄严号召完全符合群众的心意,运动很快雷厉风行地开展起 来。从1952年1月到6月,“三反”以及同时进行的“五反”,成为压倒一切的宣传 中心,评论、新闻、文章、检讨,往往占人民日报四个版中一半以上的篇幅,一度 超过对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土地改革三大运动的宣传。 现在看,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及其以后对广大干部进行的抵御“糖衣炮弹”的教 育,作用实在大,一次预防针增强了万千干部的免疫力。我是进北平参加接管的, 我未闻那许多接管干部有哪个犯过贪污错误。这同国民党形成强烈的对比。日本投 降后,蒋介石曾来北平,当时很多市民热烈的欢迎确实发自内心。这不奇怪。蒋介 石作为国民党政府的头头,在抗战初期曾经表现了短暂的积极,为时不久就消极抗 日、积极反共,同日本法西斯的妥协谈判一直没有中断。但敌占区人民很少知其内 幕,所看到的是蒋介石没有公开当汉奸,日本投降时还厕身世界“四大领袖”之列。 但是日本投降后一个接收(群众称为“劫收”)把“光复”区搞得天翻地覆,人心 丧尽。这在张恨水《五子登科》一书中有详尽的描绘。我接管国民党中央社北平分 社这个小单位,听该社职员说,日本投降后,从大后方飞来的了履进“劫收”日本 同盟社北平总分社,贪污竟达十万银元,以后还当了中央社北平(总)分社社长。 国民党迅速垮台,腐败透顶、丧尽人心是一大原因。 在解放战争中,我们解放蒋占城市,对国民党政府公职人员采取“包下来”的 政策,这对顺利接管,减少损失,恢复秩序,争取旧人员是有好处的。有些留用人 员也把旧社会一些坏习气带到革命队伍来,这种腐蚀作用不能低估。解放区来的有 些干部看到新解放城市的花花世界,经不起“糖衣炮弹”的袭击,思想也发生变化, 正像《人民日报》一篇社论指出的,“短短两年时间,受其袭击,即有许多干部完 全变质,若干革命机关被部分攻占或完全攻占。”中央发起这个运动,“树立廉政 风气,挽救许多意志不坚定的干部,也挽救大量工商业者。”应该说是很及时的。 这个运动的突出特点,或者说留给后人的宝贵经验,是言出法随,“法律面前 人人平等”。人们至今记得对刘青山、张子善的严肃处理。刘、张二人犯了罪,按 照“三反”“五反”后期的处理标准,二人可能不死。但在运动初期,作为重大贪 污案件典型,处以极刑,一未轻罪重判,二对运动的发展有推动作用,是作得对的。 刘、张参加革命都比较早,对人民解放事业有过贡献。中共天津地委书记刘青 山,雇工出身,1931年加入共产党,1932年参加有名的高(阳)蠡(县)暴动。梁 斌在为国庆十周年献礼的著名小说《红旗谱》中,曾重彩浓墨描绘此事。刘为此被 国民党政府逮捕,受严刑逼供,始终没有屈服。张子善原为天津专署专员,学生出 身,1933年参加革命,1934年被国民党政府逮捕,在狱中参加绝食斗争,表现十分 坚定。他二人抗战开始时出狱,立即参加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也有贡献。中共河 北省委在开除他二人党籍的决定中,一方面肯定他二人历史上积极的一面:“在国 民党血腥的白色恐怖下,在艰苦的八年抗战和三年解放战争中,都曾奋不顾身地为 党的事业和人民群众的解放进行过英勇的斗争,树立过功绩。”一方面指出他们的 错误和罪行:“他们却在胜利后两年多的和平环境中,经不起资产阶级自私自利思 想作风的侵袭和引诱,腐化堕落了。”刘青山、张子善合谋,侵吞、盗窃国家的机 场建设款、救灾款、治河款共一百五十五亿元(旧币,1954年进行币制改革时,旧 人民币一万元兑现人民币一元),大部留在地委、专署作为机关生产款,他二人直 接挥霍、送礼等共用三亿元(合现人民币三万元)。 开除刘、张党籍的决定采取历史分析方法,全面地、准确地判断两人的历史和 现实情况,功就是功,过就是过,好就是好,坏就是坏,客观、实在,令人心服。 十分遗憾,到50年代后期,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期间,这种优良传统遭到严重破 坏,形而上学盛行,主观主义猖獗,说一个人现在坏,他过去必坏,祖宗三代都坏, 说现在好,他过去必好,出身血缘都好,不讲道理,大失人心。 怎样处理刘、张,对共产党、人民政府是一大考验。30年代初期入党,老革命 了。地委书记、行政专员,大干部了。历史上又确实为人民作过好事。如果一俊遮 百丑,大功抵大过,也许可以不杀。记得抗日战争初期,许多青年奔赴延安,追求 革命,参加抗战。一个红军团级干部追求一个女学生,二人关系一度不错,后来女 学生提出中止恋爱关系。这个干部一气之下,将女青年枪杀。考虑到凶手是个老红 军,从小革命,打仗英勇,屡建战功,有人主张与其让这个干部死在刑场上,不如 允许他牺牲在抗日战场上。有人则主张杀人必须抵命,宽纵这个干部,会阻绝大批 青年到延安投奔革命的来路。共产党中央经过慎重考虑,还是“挥泪斩马谡”,将 这个干部执行死列,解放区、蒋管区人民闻之交口称赞。现在又遇到类似情况,怎 么办?群众议论纷纷,眼睛看着中央。 当时国家设立中央节约检查委员会,为“三反”、“五反”领导机构,主任为 薄一波。有一次在中财委会议室开会,讨论“三反”、“五反”问题。各部门领导 干部凡是共产党员的已经知道中央的决定,不再为刘、张求情。黄炎培是民主人士, 地位又高,反复提出应该“网开一面”,他说:“这两个人干的事情确实不好,如 果仔细分析,他们主要还是化大公为小公,个人贪污、浪费数量不大。共产党清正 廉明,贪污不多也是犯罪。考虑到他们过去有功,我坚决主张撤职、判刑,但是, 希望网开一面,免他们一死。”薄一波最后说:“任老(黄炎培字任之)的心情我 完全理解,我也很惋惜、很痛心。这两个人过去表现确实不错,为人民立过功,可 是不争气,犯了国法、党法,不杀不足平民愤,不杀不能振纲纪。如果对他两人网 开一面,以后这类事情就难以处理了。”黄炎培沉思良久,说:“共产党如此清明, 国家何虑不兴旺发达。”言者动情,闻者动容。我们四十多年前的那些作为,确实 令人神往。 我国的民族工商业、特别是中小工商业,解放前在帝国主义、官僚资本的压迫 下,都已奄奄一息。新中国建立后,它们依靠人民政府多方扶植,迅速恢复、发展, 翅膀逐渐硬了,有的就施放“五毒”(即“五反”反对的五种恶行),向政府向人 民进攻。“进攻”是一种形象的说法,有些干坏事的资本家不愿意听,辩解说: “我们一无军队,二无司令,靠什么进攻?”他们确实没有组成武装队伍在统一号 令下进攻,可是已经相当猖狂地用经济手段分头或协同进攻。据“五反”运动中期 统计数字,北京有四万多私营工商户有“五毒”行为。重庆许多私营工商户不仅单 独非法活动,有些人已经成立同业组织,如图书教育用品业的“星一集会”,液体 燃料业的“星期聚餐会”,印刷业的“星六茶话会”,借餐叙之名,研究、策划施 放“五毒”。组织比较严密的钢铁机器业的“星四聚餐会”由十二家工厂的头面人 物组成,打着联络感情、研究业务的招牌,交换经济情报,策划、垄断人民政府的 加工定货,收买国家机关和国营企业的负责人员,时间不长即盗窃国家财产一百二 十亿元。对这些丑恶行为加以揭露、处理,显然是非常必要的。 凡事“过犹不及”。我参加革命以后经过的运动,即使目标定得准的,也常常 发生“过火”现象,更不要说“文化大革命”那个大闹剧、大坏事了,这大概是中 央决定今后不再发动政治运动的主要原因。“三反”运动高潮中,不少地区、机关 开始出现斗争扩大化和逼供信现象,人民日报还继续鼓动、加油。报社对运动的火 候不可能作出判断,谁都知道这些言论是传达中央的意见。《再接再厉穷追贪污分 子》、《克服右倾思想争取反贪污斗争彻底胜利》,这些标题充分透露出领导对这 个运动的决心和气魄。有一篇社论更不加分析地说:“无论党、政、军、民哪一个 系统、哪一个机关,只要是大批地掌管钱财物资的,就一定有大批的贪污犯。” “无论”、“一定”、“大批”——少数手头不干净的看了肯定胆战心惊,大批手 头干净的看了必然十分厌烦。 但是,总的说来,“三反”、“五反”没有像某些政治运动那样留下严重后遗 症。据我看,一是因为贪污、盗窃跟思想问题不同,没有人证特别是物证最后不能 定罪。二是因为50年代前期干部素质比较好,党的实事求是作风尚未遭受严重破坏, 在定案阶段强调调查研究,核实证据。1952年6月中旬,政务院公布《关于结束‘五 反’运动几个问题的指示》,规定了明确的政策界线。《人民日报》同时发表社论, 提出“不但必须反对虎头蛇尾、草率结束的右倾现象,而且必须反对不顾实际情况、 不认真核实定案的左倾现象”。这次运动之后,机关团体的工作,公私企业的经营, 大都出现朝气蓬勃、兴旺发达的气象,可以证明“三反”“五反”抓准了当时社会 生活中出现的紧迫问题,政策明确、周详,操作也比较谨慎、稳妥,所以有人说这 是一次时间不长、善始善终的运动。 人民日报社是中共中央直属事业单位,中央系统的“三反”运动重点之一。党 中央所属部委一般不经管钱物,号称“清水衙门”。“三反”运动初期事实上集中 于反贪污,中央直属单位多数“油水”不大。有的人认为人民日报社不同,购买印 刷器材,收取报费、广告费,每年有相当数量钱款出人,于是冒出一股空气,说人 民日报“深山密林,必有大虎”。有人还算了账,每年进出钱款如被贪污百分之一, 就会出若干“老虎”(当时习惯说法,贪污旧人民币一亿元是“大老虎”,贪污一 千万元是“小老虎”),这实际上成为报社反贪污的追索目标。事后看,这种说法 相当可笑。就说报费,大部分是银行转账的,报社财务部门经管人员看不到钱,在 计划经济体制下贪污门路不多。谁知查到最后,还是查出印刷厂一个蔡姓厂长,他 代一家兄弟印刷厂买器材,收取几千万元回扣,成了“中老虎”,被判几年徒刑。 他参加革命前在上海印刷界作事,当时“回扣”几乎算是正当收人。 按照中央的规定,报社也成立了节约检查委员会,领导本单位的“三反”运动。 副社长兼总编辑邓拓为主任,我为编辑部节约检查分会主任。社长范长江由于兼任 政务院文教委员会的节约检查委员会副主任,未直接参加和领导报社的“三反”运 动。 人民日报社进入北平后,各部门职工陆续增加,1952年1月“三反”时已有七百 一十人。我国机关、团体、国营企业人员过多成为一大痼疾。“机关办社会”—— 这是历史留下来的一种一时难以克服的现象。就以人民日报社来说,在敌人重重包 围的根据地办报,要完全能够独立生活,要随时准备转移到其他地方立即工作。编 辑部之外,警卫排、总务科、通讯班、运输队、炊事班……必须配备完整的一套, 力争“万事不求人”。有个真实的笑话:北平和平解放,各单位按系统接管,人民 日报社接管了位于王府井大街的国民党华北日报社。只有一片平房,两三百人工作、 住宿实在狭窄。中央照顾人民日报,拟把东单广场拨给人民日报建楼应用。报社行 政负责人经过计算,说地方太小,不够用。他估计报社职工将来要增加到上千人, 需要多少办公室、多少宿舍;估计将来会有一千多个孩子,得有多大的幼儿园(按 职工千人、家庭五百,每家两三个孩子计算——当时未提实行计划生育)?还要有 上千人的子弟小学、几百人的中学……这要占多大地方!我是赞成接受东单广场的, 但“胳膊扭不过大腿”,只好开玩笑说:“东单是小,没有盖大学、建火葬场的地 方。缺这两样,最后还得求人。”“机关办社会”的问题直到现在还未根本解决, 可见思想一旦形成定式,加上某些实际困难,“剪不断,理不乱”,是很缠人的。 报社编辑部门跟行政部门的空气大不相同。当时尚无“有偿新闻”之说,许多 知识分子又耻于言利,编辑部门当时没有什么贪污问题可查,空气非常轻松。但是 中央有号召,不能置身事外,于是甲检查写信用了公家几个信封,乙交代写稿浪费 了几张稿纸,这种事情说说都没有什么意思,很快就过去了。行政部门空气比较紧 张,蔡姓厂长的回扣案件之外,又有几十人交代了在旧社会是寻常小事在新社会也 称不起大错误的问题。据说经过奋战,发现了“大老虎”的线索,立即引起一些人 的注意。 编辑部的运动重点很快转到反官僚主义,实际成为全面检查编辑部的工作,连 续召开几次全体工作人员大会,从政治思想、领导方法、工作作风等方面,给领导 同志提意见,可以说“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我本来没有听取意见的殊荣,社长、 总编辑、副总编辑三位领导之外,我只是八个编委(包括三个领导人)组成的编委 会成员之一,也要听意见,这是学习苏联的结果。原来苏联《真理报殿有两个协助 总编辑工作的副秘书长,一管编辑工作,一管行政工作,地位稍次于副总编辑,高 于编委,我被加了个管编辑的副秘书长头衔,本来没有什么实际意义,可是增添了 听取意见的义务。对我的意见不多,我写在本子上,记在脑子里,综合起来有这样 几条:一、思想偏右;二、在党内生活中斗争性不强;三、重业务轻政治。当时我 三十出头,经历的政治斗争还不多,等到退居二线以后,蓦然发现这些缺点在特定 的情况中原来还有某种积极作用,帮助我避免了和减轻了不少“左”的错误,为批 评者、我自己所始料不及。 对范长江同志提的不少意见出乎我的预料。我同长江共事时间不长,却相见恨 晚。我认为这个同志事业心很强,见事敏锐,干练明达,很有魄力,在人民日报工 作时间不长,却作出很大贡献。当然也有缺点,主要是对完成任务要求过急,批评 别人的缺点不注意方式,忽视根据地游击战争环境给人造成的某些负面影响,这是 一些同志一时难以接受的。 报社行政部门被怀疑为“大老虎”的是原秘书长老王。报社学习苏联《真理报》 的作法,他改称副秘书长,继续管理行政工作。审查他,只有一个理由:“常在河 边站,哪能不湿鞋?”老王抗日战争开始参加革命,一直在文化机关担任行政管理 工作,积极负责,两袖清风,为几个单位的领导和同事所称道。从1946年晋冀鲁豫 《人民日报》创刊起,我两人就在一起工作,彼此成为挚友。他被隔离审查几个月, 除了上述说法外,我看还有一种微妙的山头情绪起作用。 在长期革命战争中,根据地多在山区建立。由于经济、文化发展水平不同,生 活习俗有差异,在革命目标一致的前提下,形成有所不同的处事方法和作派,一般 是看着自己的习惯好,看着人家的差,这就是一般说的“山头情绪”。在长期被敌 人分割的革命根据地,“山头情绪”对革命常常发生程度不同的负面影响。 毛泽东认为应当妥善处理这个问题,原则是“承认山头,照顾山头,消灭山头”。 承认山头。因为山头是客观存在,讳疾忌医是不行的;照顾山头,处理这个问题不 能简单粗暴,只能采取说服教育的方法,发扬其中哪怕只是微小的合理部分,逐步 克服其消极部分,使对同一事物的某些不同看法逐渐消失,最后达到消灭山头的目 的。许多事实说明,山头情绪相当顽固,平时不易察觉,遇有什么政治运动往往自 觉或不自觉地显露出来。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由华北《人民日报》升格而 来,华北《人民日报》由晋冀鲁豫《人民日报》和《晋察冀日报》合并组成,两报 合并相当仓卒,工作比较粗糙,以致留下一些后遗症。 我不同意对老王隔离审查,因为范长江这时忙于领导一些问题比较复杂的文教 单位的“三反”,基本不在社内,我向邓拓正式提过两次意见,认为隔离审查等干 部队的禁闭,现在没有发现老王任何犯罪证据,这样做是违法的,就我对老王的了 解,他不会贪污,我愿以党籍担保。邓儒雅平和,有学者风度,他说,现在确实没 有足以定性的材料,不过行政部门有个科长交代贪污三亿多元(旧币),一部分给 了老王。如果查实,就不只是隔离审查了。 过了两三天,我的编辑部节约检查分会主任职务被解除。邓拓说话从来非常得 体,他对我说:“你搞夜班,睡得很晚,白天有些事照顾不过来,减少你一些负担, 编辑部分会的事就不必管了。”这也是实际情况,当时报纸一般在早晨七时左右开 印,下了编辑这个班,接上“运动”那个班,时间长了也确实吃不消,我早想请求 免除这一头,但为什么在我提过两次意见之后才作此决定?我心里当然清楚,于是 也说漂亮话:“感谢组织的照顾,我已经提过两次要求了。” 2月1日,在北京中山公园音乐堂举行公审大贪污犯大会,很成功。人们都说这 是一个“政策大会”,用典型事实体现政策、法律,对全国的“三反”运动是有力 的推动。受审的贪污犯薛昆山,资产阶级分子,混入国营贸易机关,侵吞公款,投 机倒把,盗窃经济情报,给个人秘密经营的商店透风,非法所得已查实的就有二十 三亿元(旧币),当时把这叫作违法资产阶级“派进来”的。贪污犯宋德贵,流氓 出身,原在国民党部队当兵,1935年为红军俘虏,经过教育参加红军,“三反”前 任公安部行政处长,同私商勾结,贪污盗窃六亿多元(旧币),当时叫做被非法资 产阶级“拉过去”的。两犯罪行严重,公审后宣判死刑,立即执行。有两个工程技 术人员,一人贪污一亿多元人民币(旧币),一人贪污一万多元港币,够得上“大 老虎”了。但因自动坦白、退赃,并检举了其他贪污犯,有立功表现,都免予刑事 处分,当场释放。 报社参加这个大会的人员,很注意老王在会上的表现。他是作为“大老虎”嫌 疑被“伴同”去的。他在会场上安详从容,谈笑自若。有人说看起来不会有什么大 事,这个样子是装不出来的。有人说也许没有大事,也许有吓人的事,看看再说。 经过几十个人几个月的内查外调,老王的宿舍,他在河南的老家,他的妻子在河北 的老家都查过了,证明确实耿介清白,一尘不染。报社那位承认贪污几亿元,把一 部分钱送给老王的科长,最后也被证明毫无贪污行为,他本人也检查了经不起考验、 违心假坦白的错误。 老王被解除怀疑、彻底平反后,调到文化部工作,任机关党委书记。1959年庐 山会议以后,文化部开展反右倾运动,他说文化部没有右倾,只有“左”倾;还说 彭德怀给毛泽东写信,完全符合组织原则,信的内容如有错误,可以进行批评,谈 不到什么反党集团。这本来是大实话,在当时却是大错话。幸亏主持日常工作的副 部长与他观点相同,又勇于承担责任,替他遮掩过去了。我为这位挚友始终清白而 高兴,也为我没有看错人而高兴。 我在“三反”运动中受到深刻教育。正面的、负面的教育都有用处。看起来人 不经过多次摔打是长不大的。事实证明我不能领导“运动”,也不是在党内生活中 冲锋陷阵的材料,还是沿着“重业务轻政治”的路子,搞搞新闻业务吧!这就是我 从这次运动中得出的不可告人的结论。 45 正确对待农民,在我国有特殊重要的意义。以我们在根据地的情况来说,持枪 卫国的主要是农民,辛勤耕作供应军需民食的完全是农民。没有农民可以说就没有 十年土地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更是这样,解放军是土地革命后穿着军装 的农民,后勤供应、战争勤务主要靠农民。淮海战役(国民党称作徐蚌会战)是解 放战争中决定中国命运的三大战役之一,陈毅曾经形象地说,这个战役有一半是农 民用小车推出来的(指几十万农民自动参加战争勤务)。抗战期间,共产党、民主 政府坚持抗战,坚决实行减租减息(这个政策改善农民生活,也让地主能过比农民 略好的生活),深受农民拥护,所以根据地扩大部队是自动参军,蒋管区是抓兵, 部队素质差得远了。解放战争期间,共产党、民主政府反对卖国独裁的蒋介石政府, 实行让农民翻身也让地主能够生活的土地改革,受到广大农民竭诚欢迎。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有一段时间,实行符合我国实际的土地政策,继续得 到广大农民拥护,可惜没有持续多久。 1951年4月26日,《人民日报》登了一版画刊,题目是《要发家,种棉花》,方 寸大的美术字,在当时是少见的。十四幅照片,表现河北省邯郸地区农民在土地改 革后积极种棉、售棉,以及赶集、建房、孩子上学、家庭欢聚等生产发展、生活改 善情景。内容相当丰富,排印在当时也属上乘。我以为作了一件好事,谁知受到领 导机关严厉批评。编委会作了检讨,我还写了书面检查,因为是我签字付印的。 “要发家,种棉花。”这个口号当时在我国北方农村广泛流行,反映了农民在 土地改革后生产致富的积极性。1950年我国棉花丰收,但不少纱厂1951年停工待料, 主要原因是私商操纵市场,棉农观望惜售。为了鼓励农民多种棉花,多卖棉花,我 们组织了这个画刊,想不到犯了错误。究竟错在哪里呢?中央一位领导同志为《人 民日报》写了一篇题为《响应国家号召,开展售棉储棉运动》的社论,分析、批评 上述口号:目前种棉花确实可以发家,但我国历史上并不是几种棉花都能发家,谷 贱伤农、种棉赔本倒是反动统治时代的经常现象。“仅仅在人民政府时代,因为土 地所有制改革了,保护农民的政策实施了,才能避免‘丰收成灾’,真正作到种棉 发家。”社论说,“要发家,种棉花”仅仅说了事情的一面。更重要的则是保国才 能发家。社论提出了“爱国发家,多种棉花”的口号,代替画刊上那个错误的口号。 “要发家,种棉花。”这个口号本是基层干部针对农民的思想概括的,曾经在 农村发生过积极作用。原来老根据地进行土地改单,消火封建土地制度非常彻底, 但相当一部分地区发生过“左”的偏向。由于宣传教育工作没有跟上,有些重要界 线没有划清,使得不少农民产生“穷光荣”、“大平均”思想,甚至误认为这就是 “社会主义”,影响了发展生产的努力。为稳定农民的情绪,发展农业生产,曾经 批判“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提出“发家致富”的口号。应该说,这种口号 带有时代的印记。 土地改革解放农业生产力,紧接着发展的互助组促进了生产的发展,农村欣欣 向荣,农民生活显著改善。一部分经济上升较快的农民“翅膀硬了”,就想自由发 展,农村中出现了“两极分化”的苗头。下一步怎么办?领导机关出现了不同的意 见。起临时宪法作用的人民政协共同纲领规定:“凡已实行土地改革的地区,必须 保护农民已得土地的所有权。”一部分同志根据这种规定,认为土地改革以后,党 在农村的基本政策是发展生产力;可以提倡组织自愿、等价交换性质的组织,这不 违反保护私有财产的精神。一部分同志认为,对于私有财产,不应该是巩固的方针, 应该逐步地动摇它,削弱它,直至否定它,因此不只要积极发展互助组,同时要积 极试办和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毛泽东赞成后一种意见。互助组是一种劳力协作性 质的生产组织,在中国农村早已存在,有“变工组”、“协作队”等名称,只是劳 动互助,你帮我劳动几天,我也帮你劳动几天,没有其他报酬,有临时互助组、常 年互助组两种。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实行耕牛、田地、大农具作价人社,取得相应 报酬;农民在社里劳动,取得劳力报酬,是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社。高级农业生 产合作社实行耕牛、田地、大农具无偿归合作社所有,农民在合作社劳动取得劳动 报酬,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社,类似苏联的集体农庄。 人民日报按照后一种意见组织报道,首先是因为毛泽东鲜明的表态。解放战争 提前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顺利建立,人民生活初步改善,社会公平悄然而至,确 实显示了毛泽东领导英明。这种发自亿万干部、群众内心的信赖,成为足以压倒一 切的伟大力量。广大农民要求迅速发展生产,国家收购粮食、棉花却开始发生困难, 也显示除了“组织起来”别无其他办法。报纸连续不断、很有节奏地报道农民参加 互助合作的综合情况和典型经验,情况都很正常。范长江确实是一位政治敏锐、勇 于探索的优秀新闻工作者,他任人民日报社长,日常工作极忙,还挤出时间带头到 山西平顺县调查研究。平顺是太行山最偏僻的一个县,山高谷深,交通困难,在抗 日战争最艰苦的年代,这个县始终在我们手里。长江访问的劳动模范郭玉恩在抗日 战争期间就领导农民组织农业互助组,克服了大批青年参军后农业生产缺少劳动力 的困难。1952年3月《人民日报》连续两天登载长江写的平顺川底村农业生产合作社 (社长郭玉恩)调查报告,在农村干部和广大农民中引起了热烈反响。 1951年12月,中共中央作了《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以党 内文件形式发给各级党委试行。其中谈到简单的劳动互助组是大量的;常年互助组 数量还不多;以土地人股为特点的农业生产合作社更少,它是当时互助合作运动的 高级形式。文件对不同地区提出不同的要求,强调要根据生产发展的要求和可能的 条件稳步前进,由小到大,由少到多,由低级到高级。过了不长时间,总编辑邓拓 传达周恩来在一次政务会议上对大家的提醒:1951年强调互助组,今(1952)年强 调农业生产合作社,并不是号召大家马上都来参加,主要是作政策上的宣传解释, 为农民树立一个方向。对文件上讲的、周恩来说的精神和作法,人民日报编辑部同 志衷心拥护,全力贯彻。 这时全党、全国越来越认识发展农业生产是发展国民经济的关键,发展农业互 助合作是发展农业生产的动力。人民日报社成立了专门负责农业宣传的农村部,我 的工作变动,担任农村部主任。我深知这个担子的分量,兢兢业业,谨慎小心,力 求十分准确地宣传中央的方针:宣传农业互助合作要贯彻积极、稳步的精神,反对 互助合作运动中的左倾又反对右倾;着重宣传当前要大量发展互助组,也介绍半社 会主义性质的农业生产合作社。我们自问宣传是全面的,读者的印象却是偏重了前 一个方面。这种印象符合我的精神状态:求稳忌急。据我个人的体会,在社会主义 建设中,特别是初始阶段,要十分注意掌握进度,过快过慢都是问题,几十年来, 毛病往往出在过急。 1952年头几个月,《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系列典型报道,有临时的和常年的互 助组,有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和集体农庄式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论数量,前者 居多,论影响,后者为大。记者回流写的通讯《一个集体农庄的成长》,影响之大 出乎人们的意料。有读者给报社写信说:“真没有想到新中国的发展这么快。”有 的写信说看了通讯胸怀开朗,“过去认为分散惯了的农民不可能集体化的想法解决 了。”这时一些地区的互助合作运动中开始出现急躁冒进的苗头,有人断言这同报 纸的宣传大有关系。 中国共产党办的报纸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积累起来的巨大影响确实不能低 估。这是由于它们长期准确地传达党的声音,忠实地反映人民的意志,特别是对许 多刚参加革命时政治、文化水平不高的干部发挥了“教科书”的作用。应该说,许 多参加革命时间不很长的新闻工作人员,对报纸这种巨大影响有时估计不足。我们 在工作中比较谨慎,但不能说十分谨慎。我们多以现实生活中的先进事物鼓舞读者 奋进,例如传播“愚公移山”、“众志成城”等等道理,介绍先进经验,宣扬英雄 模范的先进事迹,这些都是必要的。但是,引导人们全面地观察问题,引导人们认 识“一种倾向掩盖着另一种倾向”的必要性,或者由于我们自己看不清楚,或者由 于党没有及时指点,作得就很不够,表现了相当严重的片面性而不自觉。所幸还有 一点比较清醒:虽然积极宣传互助合作的典型,但不作为一种“运动”,不像“三 反”“五反”、镇压反革命那样集中突出、大张旗鼓,而是把它作为爱国增产运动 的一个重要部分,作为保证农业增产的组织措施进行宣传,并且拉开距离,避免使 人产生舍此无他的印象。现在看来,如果宣传这些典型时,更自觉更充分地说清楚 此(合作)社、此(集体农)庄所以产生、发展的背景和条件,同时发表按语或评 论指出学习、推广这类典型应有的准备工作、应该创造什么条件,等等,效果可能 更好一些。 新中国建立之初,有个响亮的口号:“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各行各 业学苏联。1952年夏天,我国一些农业劳动模范和农林工作者组成代表团,到苏联 学习参观三个月,对象多是拔尖的集体农庄。人民日报社认为这是介绍苏联、宣传 农业合作化的好机会,专门集中几个记者,有计划地访问代表团成员,写了一系列 访问记,一稿一个中心,组合起来就是苏联农业集体化、机械化的方方面面,在 “苏联农民的道路就是我国农民的道路”大刊头下连续刊登,引起读者的注意。有 人向报社投书,表示要“快马加鞭学苏联”。最后一篇文章出自报社农村部副主任 燕凌之手,题为《李顺达谈“十月胜利”集体农庄——从一个集体农庄看苏联集体 化的经历》。文章相当长,详细介绍了“十月胜利”集体农庄三十多年的风风雨雨, 特别是建立、发展过程中的经验教训,包括平均主义要不得、集体生活特别是公共 食堂害死人等严重教训,在“一边倒’学苏联的时候能够登出这种文章,说明当时 的空气还比较宽松。 苏联的农业搞得不够好,50年代初期我们并不知道。所以组织这一系列报道, 首先还是想介绍苏联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成就,提高我国广大农民建设社会主 义的决心和信心,同时也曾想到主人很可能安排客人——怀着取经热忱的“学生” 着重参观他们那些农场建设、庄员生活都很拔尖的样版,而少数样版并不都能代表 当时苏联农业的全面情况。再者,我们正在开展互助合作运动,应该着重了解“先 生”在这些方面的经验和教训以为借鉴,所以写了这篇重头文章。谁知世界上的事 情竟是这样奇怪,苏联集体化运动中犯过的错误,我们在合作化过程中几乎都犯了, 有的还更严重,可见接受外国经验教训很难。岂止外国的教训,我们自己“左”的 教训也是一犯再犯,而且越犯越严重,直到“文革”。若干年之后,发现互助合作 运动走了一段弯路,有人说这组报道起了副作用,助长了当时业已开始的急躁情绪。 这种可能是存在的。这组报道也介绍了苏联集体化运动中发生的“左”的错误造成 的危害,为什么有些人看了头脑没有冷静冷静呢?这个问题值得深思。 从这以后,我们组织这方面的报道越来越难,主要因为领导思想不一致,我们 夹在当中,有动辄得咎之感。中央农村工作部领导互助合作运动,部长邓子恢是公 认的农民运动专家、闽西苏区主要创建人之一、抗日战争初期任新四军政治部主任、 来中央农村工作部之前是中共中央中南局书记,他的意见比较符合实际,我内心同 意他的意见。对立面是毛泽东,要求比较急,但有无上权力和威望,不管我们认识 如何,最后总得按照他的指示办事。 建设速度快一点,这本是全国人民的共同愿望。我们太穷了,谁都想建设得快 一些。新中国建立的时候,全国大约有五亿五千万人,年产十五万吨钢,每人一年 平均不到四百斤粮食(原粮)、汽车、飞机、坦克统统不能制造,自行车都靠进口, 文盲占全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毛泽东生动地说“一穷二白”,谁不想早日改变这 种落后面貌?问题的关键在领导。 在长期革命斗争中,我国革命人民,特别是以革命为职业的干部养成一种优良 品质——“不信邪,不怕死。”领到一个命令,人敌穴可以“不顾一切”,守阵地 可以“坚持最后五分钟”。凭着这股锐气,“两条腿子跑赢四个轮子(汽车)”, 一个连顶住敌人一个团。到了和平建设时期,奋斗目标、工作任务、队伍成分、人 员素质跟过去有所不同,领导方法、工作方法、相应改变。过去做得到的,现在未 必还做得到;过去没有可能发生的事物,现在未必不能出现。几十年过去了,现在 回头看看,我们确实长期不懂“欲速不达”四字的深意,常常好心办了错事。 争强好胜的精神在革命战争中发生过伟大作用。“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口头上“保证完成任务”,心里却盘算着超额完成任务,这使许多看起来难以作到 的事情都作到了,革命取得了胜利。搞社会主义建设,这种精神状态如果无限制发 展,甚至“层层加码”,如果同上级某种过当的要求相结合,往往就要误事。我们 在互助合作运动中吃过这个亏,在“大跃进”时吃过这个亏,现在这种痼疾在一些 人身上也难说已经完全治愈。 邓子恢对我们的一次重要谈话,可说是他在农村工作部的“施政纲领”,是对 中国互助合作运动的正确意见。他说,毛泽东最近正式对他说,当前一项重要任务 是把四亿农民组织起来,在国家工业化支持下,逐步走上农业集体化。对农村的互 助合作必须采取积极态度。邓子恢认为,土地改革以后,农民在生产中还有许多困 难,最适合成立互助组。生产发展到一定程度,农民自然要求更高的合作形式,由 小到大,由低级到高级。谈到当前互助合作的情况,邓子恢说,放任自流是有的, 但主要是要求过高,操之过急。上边要求过高,乡村干部难办,受“夹板气”。乡 村干部脱离群众,就是党脱离群众,这是大事,丝毫忽视不得的。农民最实际,要 根据多次切身体会,看到对他确实有利,而且能够办到,才接受合作化,过急了反 而误事。 我在这里用一些篇幅追记邓子恢的话,是因为它代表中国当时互助合作运动的 正确意见,是多年农村工作的经验之谈。正确对待农民,在新中国具有头等重要意 义,特别在必须依靠农业的积累发展工业的新中国建立初期。在我们国家,领导思 想一致,下面事情好办。党报天天说话,从一定意义上首当其冲。一年多的时间, 我们照此精神宣传,工作相当顺利。 1953年初,中共中央发了《关于春耕生产的指示》和《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 的决议》,《人民日报》发了社论《领导农业生产的关键何在》。一个“指示”, 一个“决议”,一篇社论,提出“当前农村压倒一切的中心工作是加紧春耕的准备 工作和开始进行春耕生产,其他一切工作都必须围绕并结合春耕生产来进行”;互 助合作“要根据生产发展的需要与可能的条件”;“在组织互助组合作社时,不要 忘记从群众的觉悟水平与切身体验出发,从群众的实际要求出发,从小农经济的生 产现状出发……稳步地循序而进”。同时明确提出,“切实纠正农业生产互助合作 运动中正在滋长着的急躁冒进倾向”。这三个文件汇集成《农村工作指南》一书, 毛泽东亲自写了通知,要从事农村工作的人员“认真学习”。这理所当然地被理解 为他对“指示”、“决定”、社论完全同意。 这年4月,我到山东泰安地区调查研究。这是一个工作水平居于中等的地区,有 较大的代表性。当时地委(一个地委领导近十个县)所在的中等城市都未建宾馆, 我住在地委院内的客房中,同几位领导人一起就餐,几乎每次都谈论“指南”。有 一次,地委书记指着手里的煎饼、大葱说,“这就是小农经济现状,牛奶、面包还 差一截子,好高骛远怎么行!”他们一再询问这篇社论是否出自邓老(子恢)之手, 言外之意别人没有这个水平。我说社论是中央农村工作部秘书长杜润生同志根据邓 老的意见写的,中央曾经正式审定。地委书记说:“我们这就放心了。这样的社论 不要多,每年春前秋后有两篇就解决问题了。” 泰安地区的干部学习“指南”很用心,感受最深、最为欢迎的一是“从小农经 济现状出发”,认为应该着力纠正互助合作运动中的冒进倾向。他们最怕领导不了 解下情,追求形式,要求过急,希望“指南”的精神稳定一个时期,不要轻易变动。 我说我一定向中央反映大家这种要求。 我向编委会汇报了干部、群众的“脉搏”,又向邓拓谈及泰安许多干部要我向 中央反映他们的意见。这时范长江同志已经调到中央科委工作,邓是报社最高负责 人。他沉吟半晌,要我不忙反映,“看看再说”。我说:“毛主席亲自写通知,要 大家学习‘指南’。泰安同志们非常拥护‘指南’,只是要求不要轻易变动。怕什 么?”邓说:“还是看看再说,毛主席让大家学习,并不一定表示他就同意。”不 久,新华社播发《全国各地纠正农村工作中冒进偏向互助合作运动稳步前进》综合 新闻,这是农村的实际情况,也反映绝大多数干部、农民的心愿。非常可惜,它正 好预示一场大争论就要到来,为许多人始料不及。 为时不久,“精神”变了,也就是毛泽东的想法变了。他对上半年反对互助合 作运动中的急躁冒进提出尖锐批评,认为那股风吹倒了一些不应该吹倒的农业生产 合作社。他由此提出:“办好合作社,即可带动互助组大发展。”而不久前的提法 是:大量发展互助组,在互助组的基础上建立农业生产合作社。为什么领导精神发 生这样大的变化,我不清楚。我只能简单地认为,是毛泽东的想法发展了。一个人 的想法发生变化,有所发展,是应该允许的。昨天我那样想,今天或者由于新的情 况发生,或者由于个人思想深化,我又这样想,这绝不能被认为不正常,而且常常 是好事不是坏事。但是就一个高级领导来说,最好把个人的想法发生变化的根据、 原因向有关同志解释清楚,使后者既不感到突然,又能加深理解。我原来衷心赞成 邓子恢关于农业互助合作的意见,现在听说毛泽东对此提出批评,我又毫无根据地 认为大概是毛泽东现在的看法对,只有他能够综揽全局,高瞻远瞩,能够及时拨正 运动的方向。我原来以为在泰安摸到了农村干部的“脉搏”,现在认为那可能是部 分干部的意见。至于毛泽东先批准印发《农村工作指南》,还号召从事农村工作的 同志“认真学习”,后又反对其中的主要精神,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我就没有多想, 实际是不愿去想。新闻工作者不可缺少的独立思考的品质和能力,我当时是很缺乏 的。如果同个人崇拜结合起来,会成为一种可怕的力量,使自己在工作中犯了错误 还不知道为什么。 46 1952年9月,中国共产党开始酝酿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到1953年6月形成比 较完整的表述:“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 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 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 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要“一个相当长的时期”的含义,是 “十年到十五年或者更长一些时间”。 在世界四分之一的人口中实现社会主义,它的伟大意义怎么估计也不过分。但 当时世界舆论并无相应的反应。我认为这是有的人还未认识它的深远意义,有的人 也许以为不过说说而已。 中国人民反映很热烈,表示坚决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伟大理想艰苦奋斗。 百战余生的职业革命家更是欢欣鼓舞。我个人还有一种特殊感情,认为这是一种少 有的机遇。 新中国建立前夕,我采访人民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访问过不少民主人士,有 些先生认为江山是共产党领导人民打下来的,共产党从不隐瞒自己的政治主张,它 的奋斗目标是共产主义。“与其将来改制,不如逞直实行社会主义。”这种意见在 正式会议上曾经提出,刘少奇代表中国共产党解释:社会主义还是“相当长久的事 情,现在写上这个远景,很容易混淆我们在今天所要采取的步骤”。周恩来代表人 民政协“共同纲领”(起临时宪法的作用)起草小组也说明了没有把社会主义列入 《纲领》的理由。持前述意见的代表转而表示完全同意这个意见。我听了这些解释, 认为这种考虑充分显示党中央的成熟,不具备必要条件的事情如果勉强实行势必坏 事。现在仅仅经过三年多,我们国家已经发展到可以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这个发展 速度、这种领导水平,实在令人五体投地。当时我是无条件信赖党中央的,这天会 议下来,我虽然已由供给制改为低薪制,口袋还是干瘪得很,到底咬咬牙买瓶“二 锅头”,痛饮庆贺。 宣传、解释总路线成为《人民日报》这个时期的中心任务。究竟什么是社会主 义?怎样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大家心里其实没有底。请了十几位名家写了 “讲话”,在报上连续发表。不怕这些名家恼,文章虽好,多是抄书,当时也只能 抄书:现在应该如何如何,将来准会如何如何;举例子只有苏联,中国应该怎么样, 当时似乎很难说。 社会主义改造主要解决所有制问题。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相对好办— —涉及人数较少,大势所趋,又有不同于苏联的、相对优待的政策,所以比较顺利 地完成了。困难的是建立农业合作化,即对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面对几亿农民 的汪洋大海,稍不注意,出现杀牛砍树等等现象十分容易。中央规定十年到十五年 或者更长一些时间完成,充分说明最初决定时还是深谋远虑,十分谨慎的。 但是,执行结果却与原计划不同,步子快了。几个数字令人不安:1951年全国 只有三百多个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生产合作社;1953年达到一万五千个;1954年 秋收前达到十一万多;1955年达到一百八十四万多。社会主义性质的高级农业生产 合作社1950年只有一个,1956年达到五十四万个,人社农民一年间从四万多户猛增 到一亿零七百多万户,也就是全国农村基本实现了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化。 数字多了令读者厌烦,但必要的数字很能说明问题。看了上面几个数字,读者 会得出自己的结论。 为什么发生这种现象?重要原因之一,邓子恢在一次研究互助合作问题的会议 上说得一针见血:“不要忘记农民吃私粮,我们是吃公粮的。”一头耕牛,是一户 中农的主要财产。组织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农民把耕牛文社人股, 如果作价很低,一时又拿不到钱,农民就认为是“共产”了。白天说得好听,晚上 回家落泪。只有确实看到合作社能增产,他人社后生活真能改善,而且十分保险, 他人社才算真正自愿。这不是农民保守,而是农民实际。吃公粮的干部端“铁饭碗”, 不少人对农民这种心情是体会不深的。 农业生产合作化的速度,令我这个具体主持农业宣传的编委也头晕目眩。我们 发挥积极性,利用业余时间编写了解释合作化精神、原则的小册子,刚出版就过时 了。1954年农业合作化速度本来不慢,而且已经暴露出不少属于急躁、粗糙的问题。 1955年1月中共中央也发出整顿、巩固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通知”,在充分肯定成绩 之后,指出新社“有相当部分是无准备或在准备很差的条件下建立的”,“当前的 合作化运动,应基本上转入控制发展、着重巩固的阶段”。我们立即按照这个“通 知”的精神组织宣传报道,连续写了一批社论,反对急躁冒进情绪,提倡重视和解 决大发展带来的各种问题,着力整顿、巩固合作社。《不要拔苗助长》、《强迫命 令一定把事情办坏》、《紧箍咒是没有用的》……从这些标题,就可以看出我们当 时的思想倾向。 但是毛泽东的看法不同,他在1955年7月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作了 《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这个报告阐明实现农业合作化的必要性和可能件, 强调合作化要贯彻自愿互利原则,要加强领导,全面规划,不能盲目追求数量,要 十分注意质量。这些意见都好,据我所知,并无任何异议和争论。问题是这个报告 先树立了一个靶子,从批判靶子中引出想说的意见,然而那个靶子是并不存在的。 毛泽东的报告说,“我们的某些同志却像一个小脚女人,东摇西摆地在那里走路, 老是埋怨旁人说:走快了,走快了。”这个所谓的“小脚女人”就是邓子恢和他代 表的不同意快上加快的正确意见。 当时农业合作化的速度已经比两三年前正式宣布的进度加快了许多,邓子恢为 首的中央农村工作部关于合作化的指导思想和工作布置,都是中央批准的,哪来的 “小脚女人”呢?调整工作进度、修正指导原则的事是常有的,一般要把调整的原 因、修正的根据说清楚,便于大家理解、掌握、执行,否则批准的是自己,否定的 又是自己,又不说明所以否定的原因和根据,这不成了著名作家赵树理在一本书中 所描绘的“常有理”了么?“常有理”就是“不讲理”,人们口里不敢说,心里却 是撒嘴的。在一些读者眼里,我们这些编辑大概也是“常有理”。我们按照中央批 准的中央农村工作部的意图、部署进行宣传,现在听到严厉批评,也担心殃及池鱼, 又连续发表农业合作化应该大发展、可以大发展的文章,希图补正阙失,一些读者 至少会感觉变得太快。这些文章多是各地有关负责人在互助合作会议上的发言,我 们只作必要的文字整理,署发言人姓名发表。同时按照新的即冒进的精神改作关于 农业合作化宣传计划,报中共中央审批。 毛泽东对我们的宣传计划作了指示,他这时又认为直接影响农业合作化指导思 想的右倾思想已经解决,当前要强调提高合作社的质量。他说宣传要同全国规模的 运动相适应,力求解决实际问题。党报要随时就下边发生的问题写评论,以加强党 报及时指导实际的作用。 我松了一口气,总算没有受新的批评。而且“提高合作社的质量”这个精神特 别适合我的胃口,不仅在采编工作中积极执行,思想也显著活跃,立即写了社论 《发展合作社必须注意质量》,肯定“运动的健康一面仍然是主流,可是简单粗糙、 不切实际的作法也发生了”,“不少工作人员急于争先进、赶任务、比数字。在宣 传工作中,也有断章取义甚至信口开河的现象”;“有的用‘挑战竞赛’的办法动 员群众人社,有的原来没有一个社的空白乡,一下提出百分之百合作化。”社论提 倡“一有问题就去解决,才不至于使问题成堆,严重影响合作社的质量。”这些其 实都是邓子恢同志的看法,现在却用这种方式表达出来了。 1955年出版的《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汇集了全国各地农业合作社典 型单位、典型人物的事迹和经验,共一百七十六篇。毛泽东为这本书写了两篇序言, 为一百零四篇文章写了按语。序言和四十三篇按语收人《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它 们的精神可以说是《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一文的继续和发展,鼓舞人们解放思想, 勇敢攀登,早日完成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但是不少观点和推理方法引起一些人内 心非议,认为是强词比附,以势压人,在革命战争年代,这种文风在毛泽东的文章 中是看不到的。例如,“为什么这个地方可以这样做,别的地方就不可以这样做呢?” 这种高论看似雄辩有力,许多报刊竞相学习,我写评论就用过两三次,竟受到领导 的表彰,现在想起来还是心跳。为时不久,许多人发现不对头:由于历史背景、物 质条件、特别是人的思想水平不同,一个地方可以这样作,别的地方一时不能作, 只有创造条件后才能作的事情太多了,许多错误就是不能作而又乱作蛮干才发生的。 这种思想导致报纸发生不少笑话,当时却是“认认真真”干的。有篇社论《向前看 不要向后看》,想宣传“积极领导,稳步前进”的精神。先讲反对保守思想:“保 守思想就是客观上能办的事情,主观上并不努力去办。”后讲反对冒进,“冒进思 想恰恰相反,它是客观上不可能办的事情,硬要去办,甚至不惜采用强迫命令的办 法去办。”看起来反对两种倾向,无懈可击,举的例子却是偏到一面的:“个体经 济所办不到的事情,合作化以后就办好了。甘肃贺兰县黄河两岸四十里长的防护标, 原计划三年修成;合作化以后只用一天时间就完成了这个巨大工程。”这事虚假的 可能性不小,即使属实,”因为没有说清楚背景、条件,估计相信的人不会多。 毛泽东在1956年1月25日召开最高国务会议,讨论中共中央政治局提出的《195 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对农业合作化继续推进、加速。按照 《纲要》对亩产量水平的要求,1967年全国要产粮食一万亿斤、棉花一亿担。《人 民日报》于同年7月发表社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宣布参加半社会主义性质的 农业合作社的农户达到总数百分之九十以上,其中很大一部分应该很快转为社会主 义性质的农业生产合作社。毛泽东在1953年11月曾说,一中央现在百分之七八十的 精力,都集中在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之事上。”经过两年多的发展,到1956年上半年, 基本上可以划句号。 1981年中共中央作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概述三大 改造的原则和进程以后说,“这项工作中也有缺点和偏差。在1955年夏季以后,农 业合作化以及对手工业和个体商业的改造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形式也 过于简单划一,以致在长期间遗留了一些问题。1956年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基本完 成以后,对于一部分原工商业者的使用和处理也不很适当。但是整个来说,在一个 几亿人口的大国中比较顺利地实现了如此复杂、困难和深刻的社会变革,促进了工 农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这的确是伟大的历史性胜利。” 参加对农业合作化的宣传报道,在同邓子恢不多的接触中,我对他的思想、人 品深深赞佩。他对农民十分了解,他对革命忠心耿耿,他的思想非常实际,他遭受 极不公正的指责和批判,也曾经作过违心的检讨,说没有看到群众中蕴藏的极大的 社会主义积极性,落后于群众,犯了经验主义的错误。并说错误由他主要负责,不 能责备中央农村工作部其他同志。但是对于“右倾机会主义”“资产阶级性质的纲 领”等过分荒谬的帽子,他始终无言地抗拒。他认为合作化即集体生产有许多优点, 依靠集体的物质力量和众多的劳动力,可以举办较大较多的农田基本建设和其他生 产事业,实行分工分业发展多种经营;可以采用先进的科学技术实现农业现代化; 可以依靠集体力量抵御自然灾害的袭击;可以通过农业合作组织把分散的农业生产 同国家计划结合起来,纳入国家计划生产的轨道。他认为个体生产与集体生产相反, 个体生产的主要优点是独立自主经营,是生产的利益同个人直接结合在一起,因而 个人对生产极为负责,精打细算,勤俭节约,千方百计以最小的投入获得最大的成 果。他认为把合作生产的优点和个体生产的优点结合起来,以合作的优点克服个体 的缺点,以个体的优点克服合作的缺点,中国的农业问题就会解决。他在遭受不公 平的批判和对待后,始终以对革命对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寻找、探索两者结合的 途径。在那样沉重的精神压力下,能够坚持正确的观点(例如说个体经济还有优点), 能坚持有益的试验,实在难能可贵。 1981年初,中共中央作了为邓子恢平反的决定,指出:“邓子恢同志和他主持 的农村工作部,是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坚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工作成绩 是显著的。他对农业集体化运动所提出的意见,大都是正确的。过去党内对他和中 央农村工作部的批判、处理是错误的,应予以平反,强加的一切不实之词应予以推 倒,恢复名誉。” 四十多年以前,在农业合作化争论最激烈的时候,我有思想斗争,虽然当时只 能闷在心里。我完全同意邓子恢的意见,我不理解我长期敬仰的毛泽东那样英明、 高深,为什么会提出那种蛮不讲理、不顾事实的意见?想想放下,放下想想,在心 里存了几十年,现在认为主要原因恐怕还是违反了他自己提倡的实事求是精神,以 旧经验看新事物。在艰苦的革命斗争年代,共产党人这种职业革命家,红军、八路 军新四军、解放军这些人民中的先进分子,按照群众的说法,是“把脑袋挂在裤带 上干革命”的。他们有崇高的理想,有为革命牺牲个人一切包括生命的精神,有克 服一切困难的坚强意志,一声令下,许多似乎根本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都完成了。敌 人一挺重机枪挡住去路,战士们千方百计夺过来,尽管随时有牺牲的危险。夺了重 机枪干什么?交公,增强部队的装备。这就是革命。是不是十个指头一般齐呢?也 不是。1942年,我在太行根据地的临城县西部采访,太行区一般是在秋收后扩大八 路军,临城也如此。秋事完了,在赵庄一个广场上举行群众大会,工作员讲抗战形 势,讲减租减息,人们聚精会神地听着。讲到生活改善,一些人开始悄悄走了,他 们有经验,讲到生活改善,讲到保卫这种好生活,往下必然是动员参加八路军。许 多人愿意勤劳生产,愿意缴纳公粮,愿意担负一切战争勤务,由于多种原因,还是 不愿意脱产参军。应该说,这样的人不是少数。当时谁也没有想过、更没有作过要 青壮年都参军的事。农业合作化面对几亿农民,农民中特别是贫下中农中确实存在 参加互助合作的积极性,但也有许多农民暂时不了解合作化、或者不愿意参加合作 社,也有今天参加明天反海或者白天参加晚上流泪的,因为把自己赖以为生的田地、 耕牛、大农具人到社里,对农民来说是天大的事。“欲速”是好心,“不达”受损 失。从农业合作化起,我们吃“欲速则不达”的亏不是一次。看来还是邓子恢了解 农民在合作化以前的思想觉悟、心理状态,他们跟以革命为职业的共产党员、革命 干部、革命军人还有不小的差别。 47 中国在全世界确立大国地位,由中国人民伟大领袖毛泽东奠基。一声“中国人 民站立起来了”,改变了全世界政治力量的对比。首次显示力量是抗美援朝战争。 中国人民志愿军配合朝鲜人民军同“世界宪兵”、无国敢慧的美国打了一场仅次于 两次世界大战的“中型战争”,敌方死伤上百万人,最后很不情愿地坐在讨论停战 协定的桌子旁边。1954年的日内瓦会议使全世界人民看到中国的巨大政治影响,当 时舆论公认:“如果没有中国代表团在这个会议上的作用,大家在5月初就得卷行李 了。” 日内瓦会议讨论当时世界上两个热点——朝鲜问题和印度支那问题。这是新中 国首次参加的大型国际会议。世界五大国——中国、苏联、美国、英国、法国以外, 还有十多国参加。当时有人开玩笑说,这个会议,从参加会议的国家来说,仅仅次 于联合国大会。 会议正式开幕前一天,我在日内瓦旧国联大厦遇到著名国际评论家、《真理报》 副总编辑茹可夫。他首先向我祝贺,说这个会议能开成,说明最顽固的帝国主义分 子再也不能无视新中国的大国地位。他同时也为自己祝贺,说过去开世界大国会议, 他们总是“一对三”(苏联一家对美、英、法三家),现在变成“二对三”(社会 主义苏联、中国对资本主义美、英、法三国)。我们的力量大了一倍,“这是一个 历史性变化”。 1954年,美国还是很神气。西欧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摧残,还未恢复元气, 继续仰美国鼻息;日本处于美国“核保护”地位;其他国家更不敢或不愿惹这个庞 然大物。但美国垄断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态度并不完全一致,国务卿杜勒斯脑子可 能有毛病,他说根本不知道世界上有个“共产党中国”。杜勒斯的同僚——美国将 军们知道有个新中国,原因是被这个国家的志愿军打怕了,愿意或同意跟这个国家 的代表在一起讨论朝鲜问题。 但是不能低估美国“围堵”、“封锁”新中国的影响。新中国建立已近五年, 世界上同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还只有二十五个,主要是苏联和东欧人民民主 国家、亚洲一些国家和极少数瑞士型欧洲国家。我国非常重视这个会议,认为它为 新中国提供了宣传和推行和平外交政策、维护亚洲和世界和平、扩大新中国的政治 影响、打破美国封锁的机会。为此,我国派出强大的代表团,(总理兼)外交部长 周恩来为首席代表,外交部副部长张闻天、王稼祥、李克农为代表。苏联对这个会 议也很重视,代表团首席代表为(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兼)外长莫洛托夫,代表团 中还有两位副外长。朝鲜首席代表是外务相南日,越南民主共和国首席代表为(总 理兼)外交部长范文同。美国、英国、法国的首席代表都是外交部长。在联合国旗 号下参加朝鲜战争的其他十多个国家,有十四个国家的首席代表是外交部长。这是 当时的国际会议少见的。 1954年5月,朝鲜境内的“中型战争”虽然停止,但局势很不稳定。美国傀儡李 承晚不断叫嚣“武力统一全朝鲜,目标是鸭绿江”。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法 西斯侵入印度支那,法国殖民政府拱手投降。日本投降后法国卷土重来,挑起为世 界进步舆论痛斥的“肮脏战争”,历时八年,已精疲力竭。美国乘虚而入,为法国 大量输血,供应的军火和其他战争物资占法国在这场战争中消耗量的百分之七十 (一说占百分之七十八),实际是想取代法国,扩大印度支那战争。美国妄图利用 朝鲜、越南和我国的台湾省,从宽大正面包围中国,战火随时可能重起、扩大。全 世界人民看得清楚,朝鲜是中国的战友,中国是越南的后方,解决朝鲜问题和越南 问题,没有中国参加是不可能的。世界确实变了,百多年被目为“东亚病夫”、次 殖民地的国家,几年时间由蒋介石统治的旧中国变成毛泽东领导的新中国,由美国 的附属国变成美国的对立面,难怪杜勒斯憋着一肚子气,极不情愿地坐在这个旧国 联大厦里。他参加这个会议是为了破坏这个会议。 新中国参加了这个会议,并在两个议题中占有巨大的分量,中国代表团自然成 为舆论注意的中心。资本主义国家的新闻记者喜欢猎奇,我看许多人也很务实,他 们抓小事说大事的本领值得学习。英国记者有条新闻就我国记者团的行李箱作文章, 他把记者团误为代表团,写道:“这简直像个步兵排,他们的行李箱都是统一装备 的。”说对了,我们的记者当时比现在穷得多,行李箱确实是公家统一购发的。一 个法国记者写道:“别的客人都走尽了,人们眼前突然一亮,机舱里蹦出一个足球 队——中国代表团。”这个记者也许想刺我们一下,看这些中国人服装都一模一样 ——没有个性;行动像遵守某种号令——缺乏自由。但客观上我觉得他为我们作了 不坏的宣传:代表团成员年纪都轻,很有礼貌,生气勃勃,遵守纪律。代表团“总 管”李克农看了这些报道,特地把我找去,要我提醒记者团同志,继续持重、谨慎, 不受这类宣传影响,落落大方,不亢不卑。 事实总归是事实,国际舆论的主调对我有利。《日内瓦日报》一篇评论很有代 表性:“西方国家应该利用谈判的一切机会,特别这次是第一次同中国进行政治谈 判,而且中国是由周恩来这样重要人物为代表。”一个英国记者对美国代表团在朝 鲜问题讨论中的表现表示不满,他在一篇新闻中说:“杜勒斯带着一条大棒躺在会 议厅里”,这会议怎么开得下去? 为报道这次会议,我国派出在当时说是很大的记者团,成员三十多人。其中刘 思慕抗战前即从事进步新闻工作,在我国和南洋不少地区有广泛影响。吴文焘在新 中国建立前即在布拉格设立办事机构,发送介绍解放区的书刊,撰写欧洲各国进步 人士支持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文字。陈适五原为新华社柏林分社负责人,临时调来 记者团工作。沈建图是南洋华侨,抗战爆发即回国参加抗战,英文好,一直在太行 山工作。除了他们几位,其余成员都是从未出国、年龄二十几岁的“土包子”。但 是比较起来,这些人政治较强、业务较精、外文较好,所以被选中了。新华社负责 撰写全部新闻,任务最重,人员最多最强。人员次多的是《人民日报》,除了吴文 焘(他当时是负责国际宣传的副总编辑),还有李庄、杜波、汪溪和从外文出版社 借调的精通法文的李风白、从人民大学借调的精通俄文的郑揆。我这次直接体会到 不懂外文而在国外从事新闻工作的难处。我开玩笑说:我的英文不错,二十六个字 母全都认识,只有一个缺点,字母连在一起就不认识了。杜波二十六个字母都认不 全,他当时是人民日报国际部副主任。现在大概没有不认识任何外文而到国外当记 者的怪事了。这是一大进步。 记者团团长吴冷西是新华社社长、代表团发言人(另两位发言人是黄华、龚澎), 他主要担负发言人工作。记者团副团长为吴文焘、李庄,李庄兼任记者团中共支部 书记。吴文焘的注意力集中在《人民日报》的“现场评论”,记者团日常工作由李 庄负责。应该说,当时神经相当紧张,一方面,要全力完成新闻报道任务,一方面, 要战胜国民党特务的破坏(主要是策反)。所幸有代表团的正确领导,全体同志又 勤奋工作,宣传报道任务胜利完成,敌人的任何破坏都未得逞。8月上旬,代表团、 记者团全部人员回到北京,周恩来十分高兴,在外交部请代表团、记者团人员聚餐, 祝日内瓦会议成功,慰劳大家圆满完成任务。周恩来到记者席上向大家敬酒,对全 体记者勤奋有效的工作表示满意。我见他接连喝了几杯茅台。 日内瓦是个国际会议城市,有常设的“记者之家”为各种会议服务。“记者之 家”有不少厅,供各国代表团举行记者招待会时租用。有相当精致的小房间供记者 写稿、打电话,有酒吧间、咖啡座供记者休息、谈心、交换新闻。从当时的条件来 说,算得上应有尽有。采访日内瓦会议的各国记者近两千人,在当时是少见的。记 者在这里出出进进,形如闹市。有不少人说“记者之家”是“谣言中心”,你造了 一个谣言,可以迅速传开,最后回到造谣者耳朵里,不同处是会增加一些枝叶。我 们的记者起初不愿去“记者之家”,怕犯错误。这也难怪,我们当然不会造谣,大 家就是认为我们没有多少新闻同人家交换,干什么去!我认为,记者并不掌握重大 机密,出国前又一再教育要谨慎加谨慎,犯不了大错误。即使出点小纰漏,不必有 思想负担,接受教训就是了。在接触之中,除了代表团要我们放的“气球”,我们 还可以从新闻角度宣传我代表团的主张,所以并非完全没有东西同人家“交换”。 我这些想法同李克农谈了,他很同意。大家据此活动,整个记者工作活跃起来。在 尖锐复杂的舆论斗争中,有时也遇到一些暗箭。记者团一个青年记者同一个美国记 者交谈,说了几句模棱两可的话,那位老手加油添醋,写了一篇低毁文章。这位青 年十分紧张,担心能否继续工作。我考虑大家都缺乏经验,说几句即使稍显欠妥的 话,难以完全避免,接受教训也就是获得了经验。记者团其他两位领导同意这种看 法,一场虚惊才得过去。 记者团工作中有两个不利的条件:一为时差,北京时间晚七八小时,这在新闻 工作上是件大事,但当时很难解决。二是汉字,当时尚无电传,只能向北京电发汉 字稿,在日内瓦把汉字译成电码,到北京把电码译成汉字,两次折腾,耽误很多时 间。只有沈建图,他直接以英文写稿,直接电发,时间快多了。沈观察深邃,文笔 流畅,在记者团工作十分出色。 沈建图是个好同志,他没有牺牲在抗日战场上,却死在国民党特务手里。1942 年我两个都在华北新华日报工作,这年5月反“扫荡”,在辽县、涉县交界的十字岭 被日寇包围,分散突围时他被涉县我民兵截获。他的广东话不如英语,普通话又不 如广东话,加以身材矮壮,民兵误以为他是日本奸细,要拿他“砸杏核”。这是一 种少见的处决方法:将被牢牢捆绑的敌人置于大石板上,用巨石将其头颅击碎。民 兵拟用此法,是因为当时在敌人包围圈中,害怕枪声引来敌人。在行刑前几分钟, 我恰好赶到,说明原委,把他救下。不意1955年4月,沈建图在参加亚非会议途中, 所乘飞机“克什米尔公主号”被国民党特务预置的定时炸弹炸毁。同时遇难的还有 在日内瓦会议记者团工作优异的杜宏、李平两位烈士。杜宏1939年在山西新军决死 3纵队作政治工作,我在3纵队采访,气质相投,遂成莫逆。他后来长期在太行山从 事新闻工作,英文速记水平称全区第一。李平风华正茂,在新华社工作,去亚非会 议时兼任光明日报记者。他们三人牺牲,是新中国建立初期我国新闻界的重大损失。 日内瓦会议先讨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五大国以外,还有在联合国旗号下成为 朝鲜战争一方的十四个国家。开会之前,国际舆论多数不认为会议能达成协议,主 要因为杜勒斯事先给会议定了调子,他说开这个会“徒劳无益”。美国傀儡李承晚 说得更坦率,他说派代表去日内瓦,只是要“证明谈判是不会有结果的”。朝鲜停 战谈判从1951年7月10日开始,此后美国多次发动进攻,妄想取得有利形势再停战, 结果损兵折将,打不下去,到1953年7月27日才同意停战。中间谈谈打打,打打谈谈, 竟然拖了两年多才签字停战。现在仗是不打了,但美国要保持紧张局势,它认为这 对控制傀儡有利,怎能同意达成协议?为使这会议取得成果,朝鲜外相先提出全面 解决朝鲜问题的合理方案,中、苏代表支持。在联合国旗号下参加朝鲜战争的十几 个国家虽然跟着美国指挥棒转,但非铁板一块。有的国家代表发言,挑剔朝鲜的方 案,但并不完全拒绝。有些国家代表甚至私下对我代表团成员表示,朝鲜的方案可 以作为谈判的基础,但是他们有难处,不好在会上直接提出。南朝鲜为破坏会议, 提出完全同朝鲜方案对抗的方案,想在谈判桌上得到在战场上得不到的东西。随着 美国指挥棒转的一些死硬国家跟着起哄。到6月15日,朝鲜问题的讨论终于被迫结束。 原来美国为“埋葬”朝鲜问题的继续讨论,操纵它的“合唱团”搞了一个“十六国 宣言”,宣传“继续讨论不会有什么用处”。周恩来外长为了给朝鲜问题的讨论留 个“伏笔”,提出一个协议草案:“日内瓦与会国达成协议,它们将继续努力,以 期在建立统一、独立和民主的朝鲜国家的基础上达成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协议。关 于恢复适当谈判的时间和地点问题,将由有关国家另行商定。”当时会场上绝大多 数代表都同意这个合情合理的建议,当天担任会议主席的英国外相艾登也说,中国 外长的建议应当受到最认真的考虑。如果没有不同意见,他将宣布中国外长的建议 成为双方一致的意见。美国代表团团长、副国务卿史密斯(杜勒斯早已临阵脱逃) 立刻跳出来,以“未经请示”为名拒绝了这个起码的建议。资产阶级外交家为达到 见不得人的目的,有时是连最起码的影响都不顾的。 参加印度支那问题讨论的除了五大国以外,还有四个国家。这个问题跟朝鲜问 题不同,仗正在打着,印度支那人民和法国青年每天都在流血。全世界和平力量, 甚至西方国家不少当政者都怕出现“朝鲜第二”。法国广大人民,包括不少国会议 员,强烈要求停止这场“肮脏战争”。日内瓦会议第二天,传来越南人民军解放奠 边府的消息。奠边府是法国在越南西北部的主要基地,工事坚固,重兵守卫,装备 精良,稍有军事常识的人都能判断,单凭越南人民军的力量,打下奠边府很不容易。 一战歼灭据守既设阵地的法军一万六千人,不是一件小事。各国进步记者纷纷向中 国记者祝贺。法新社一个记者华语不错,对我说,“我是法国人,但我不同意这种 战争,所以向你们祝贺。谁都知道中国是越南的后方。”法国《人道报》一个会讲 华语的记者说得明白:法国人民不要打印度支那战争。法国垄断资产阶级的一部分 要打,但因法国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摧残,元气尚未恢复,越南又有中国这个后 方,他们感到力不从心。只有一部分垄断资本家想依靠美国支持把这场“肮脏战争” 打到底,但又担心弄得筋疲力竭被美国一脚踢开。现在正是谈判停止印度支那战争 的好时候。我感到他的分析在理,向代表团及时作了汇报。 日内瓦紧靠法国,法国人到瑞士不要签证,交通又很方便,各阶层、各种职业 的请愿团潮水般涌到日内瓦,向各大国代表团表达要求停止印度支那战争的意愿。 美国代表团害怕和平,当时又看不起法国人,把驻地铁门关得死死的,连请愿书都 不收。英、法代表团态度冷淡,收下请愿书立刻打发人走。苏联代表团只收信不说 话,但是不失礼貌。只有中国代表团把接待这些客人看作广交朋友、建立友谊、扩 大我国政治影响、宣传代表团正确主张的大事,派负责干部接待,凡问必答,彬彬 有礼。我代表团先后接待法国请愿团三百五十九个、二千五百四十六人。这些工人、 农民、企业家、律师、教授、远征军家属……一个声音、一种要求:请中国代表团 继续发挥大国的影响,早日实现印度支那和平。我代表团的态度十分明朗:我们是 为和平来此,定当竭尽全力,满足大家的愿望。 我代表团包租了一个比较小的饭店,由记者团居住,离代表团住的大饭店不远。 有些法国人分不清代表团、记者团,有时就到记者团住的旅馆请愿。代表团到日内 瓦不久,好名声即广为人知,客人并不客气,坐下就谈。我经常出面接待,李风白 担任翻译。他的夫人是法国人,他的法语不错。有一次,我接待两个法国华侨(按 现在的准确称呼是法籍华人),谈了很久。这两位同胞原籍山东,乡音未改,已有 老态。从他二位身上可以看出中国近代的悲惨历史。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旧中国 的北洋政府看到协约国已占上风,也对以德国为首的同盟国宣战。因积贫积弱,无 力出兵,只能派出十万“华工”到欧洲为协约国军队担任战争勤务。这两个农民一 位姓张,一位姓雷,因家贫无靠,报名“参工”,当时只有二十出头,大字不识几 个。战争结束,无力回国,法国当时男青年又缺,就留在法国娶妻生子。由于没有 专长,只能经营家庭农场(就是我们常说的个体农民)。儿时在国内生活艰难,长 大在国外看人白眼。现在祖国强了,祖国的“大总理”(可能受北洋政府时代“大 总统”的“大”字影响,一直没有改过来)来日内瓦开会,自己脸上也有光彩,所 以从里昂专程赶来,向祖国的“官长”表示敬意。两位紧紧握住我的手,未及说话 先流下泪来。多次重复一句话:“作梦也没有想到还有今天。”后来听说我是河北 人,又动了乡情,第二次握手。原来清末民初,山东、直隶(河北)因人多地少, 农民生活困苦,许多人被迫“闯关东”,直、鲁两省的人在关东算是“大同乡”, 有一种特殊乡谊。我们谈抗美援朝,偶尔谈到我曾经参加这场战争,了不得,第三 次握手,而且紧紧握住不放,一再说“你们给国家争了光,不容易。咱们呀,也可 以侵略侵略别人了。”我大吃一惊,什么话!我们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是同朝鲜 人民一起反侵略,怎么成了侵略?这两位好心人生在半殖民地半封建旧中国,长期 生活在资本主义的法国,受西方宣传影响,慢慢形成一种奇怪的逻辑:弱国什么都 不行,难免被侵略;强国什么都行,总要侵略人,中国现在强了,所以派兵到朝鲜 打仗——弱肉强食。善良的误解往往最是凝固,好在宾主都持三分客气,只有问难, 并无争论。经我慢慢说美国在走日本的老路,从两位客人知道的“济南惨案”、 “卢沟桥事变”说到新中国建立,说到美国侵略朝鲜、威胁中国,说到中国多次警 告无效,不得不援助邻居,保家卫国……二位听得入神,最后可能统一了看法。我 由此想到:抗美援朝一仗,提高新中国的国威军威,许多外国人和海外华人看得比 身在事中的我们更重更高。没有抗美援朝,开不成这个会议,世界上许多人听不到 中国这么大的声音。 由于越来越多的法国人看清了印度支那战争是一场美国出钱出枪、法国流血丧 命的不该打、打不赢的战争,越来越多的法国人质问:“美国可以在朝鲜停战,我 们为什么不能在印度支那停火?”善于耍两面手法的法国拉尼埃内阁终于在日内瓦 会议期间倒台,孟戴斯·法郎斯受命组阁。这个兼任外交部长的总理立即宣布:印 度支那停火必须迅速实现,新政府四星期内如果不能觅致停火,立即自动辞职。这 个声明反映了法国广大人民的意愿,“法兰西的民族利益”压倒了任何形式的战争 噪音。人们普遍认为,法国新总理能下这么大的决心,周恩来6月23日同他进行的一 次“诚恳的会谈”起了特别重要的作用。 1954年7月21日,日内瓦会议举行最后一次会议,发表达成印度支那停火和恢复 和平的“最后宣言”。法国、中国、英国、苏联、越南民主共和国、柬埔寨王国、 老挝王国完全同意“最后宣言”。南越代表却宣布不同意“最后宣言”,但不使用 武力破坏“最后宣言”。美国不同,它的副国务卿说美国“不参加”这个宣言,但 不使用武力破坏这个宣言。散会后却又立即声明,“不受这个宣言的约束”。这倒 是真话,此后不久,法国即退出印支战争,美国立即接过并且扩大了侵越战争,直 到牺牲了几十万美国青年的生命才被迫停战。世界毕竟不是帝国主义想干什么就干 什么的时代了。 我和杜波不懂外文,在日内瓦却写了不少评论,摆事实,讲道理,“长自己的 志气,灭敌人的威风”。有些熟悉的朋友对此感觉奇怪,其实我们是得助于一种 “拐棍”。日内瓦交通、通讯十分方便,欧洲各国主要报纸一般在当天中午可以到 达,时事广播几乎昼夜不断。代表团为了了解舆论,将收到的重要新闻、评论(无 论口头的、书面的)立即翻译、印刷成参考资料,供代表团、记者团人员使用。我 们的法文人材少,许多材料依靠外国人先由法文译成英文,我代表团人员再由英文 译成中文。我们两人和记者团其他一些人依靠这个“拐棍”写了不少评论,吴文焘 的指点也是我们两人能写出这些评论的重要原因。但不懂外文而在国外当记者,绝 不能被认为是一种理想的现象。 《人民日报》把日内瓦会议作为一个时期的报道重点,新华社播发的大量新闻 几乎全部登载,还发表了十篇专门议论或同时论述这个会议的社论,发表了三十多 篇我们在“前方”(日内瓦现场)写的“日内瓦通讯”,发表了几十篇报社国际部 人员在“后方”即报社写的评论和资料性文章。“前方”、“后方”两支队伍在党 中央、代表团领导下协力奋战,成绩不错,受到中央多次表扬。 48 解放之初,有个资产阶级头面人物私下说:共产党搞军事一百分,搞政治八十 分,搞经济大概只是零分。他这话没有说对。解放初期经济战线两件大事:统一财 经,统购统销,都搞得很好,但随后的“大跃进”却搞得很糟。现在实行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势头又很好。好坏的关键在于路线是否对头,说那种话的先生既不懂得 这个道理,又不尊重事实。 新中国建立以后,我们接管的是国民党政府留下来的烂摊子:生产萎缩,通货 膨胀,物价飞涨,民不聊生。肃清残敌,清剿土匪的军费开支很大,财政人不敷出。 国民党政府垮台,经济崩溃是重要原因之一;新中国能否解决这个问题,全国人民 睁大眼睛看着。党中央、政务院当机立断:统一财经。由于决策正确,准备充分, 中央有高度权威,所以令行禁止,似乎二夜之间使全国物价趋于稳定。这就是傅作 义先生所艳称的“共产党一个电报解决了国民党始终不能解决的问题”。那是在中 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一次会议上,正式开会之前,委员们在会场——中南海勤政殿议 论国家顺利统一财政经济的观感。黄炎培先生说了不少内行话,对中共中央此举衷 心赞服。傅作义先生戎马一生,这时不从经济而从政治角度说了上面这句高度概括 的话。我当时采访,各位委员的发言都仔细倾听,印象最深的是傅作义委员这句掷 地有声的话。 经济战线第二个战役比第一个战役艰巨得多。第一个战役主要是处理党中央和 地方党委、中央人民政府和地方人民政府的关系,按照局部利益服从全局利益、当 前利益服从长远利益的原则,只要把道理说明白,把界线划清楚,事情相对比较好 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怪事当时尚未发明。第二个战役是处理国家同几亿农 民的关系,同上亿城市消费者的关系,它的广度、深度、难度,谁从来都没有接触 过。 根据当时的统计数字,解放以前,我国粮食最高年产量约为三千亿斤(市斤, 每市斤五百克,下同),那是1936年,大丰收。此后产量逐年下降,1949年仅有约 二千二百六十亿斤,每人平均三百八十斤左右。解放后进行了土地改革,生产力大 解放,1952年上升为三千二百七十亿斤左右,1953年增加为三千三百三十亿斤左右, 每人平均约五百斤。当时城市粮食供应充裕,农民生活改善,经济作物发展,大牲 畜普遍增加,这些都是粮食增产的铁证。 粮食增产的主要原因是土地改革。新解放区实行比老解放区相对宽松的土地改 革政策,这项工作进展更加顺利。三亿无地少地农民从地主手中分得大约七亿亩耕 地和大批耕畜、农具,每年约合七百亿斤粮食的地租兔除了。几亿农民的生产积极 性如火山爆发,广大农村一片繁荣景象。 但是,许多人料想不到的情况出现了。1952年粮食增产,1952年7月到1953年6 月粮食年度的粮食销售量竟比上年度猛增百分之八十四。1953年粮食又比1952年增 产,秋收后粮食收购计划却月月完不成。另一方面,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从1953年 开始,城市和工矿区迅速发展,城市人口增加很快,我国农民历来是粮菜混吃,农 民一旦变成工人,每人每年至少要多吃一百多斤粮食。购少销多,当年粮食供应出 现了紧张现象。 对于这种问题,过去国民党政府撒手不管,也无力管。人民政府为人民服务, 非管不可,办法是统筹兼顾,全面安排,首先保证生产不断发展,同时争取大家在 发展生产的基础上生活都有改善。 土地改革以后,农民发家致富的劲头很高,互助合作的积极性和个体生产的积 极性都有发展。农民要改善生活,吃得比过去好一些,这可以理解,应该保证。几 亿农民每人每天多吃二两粮食,合起来就是一个大数字。所以尽管粮食增产,提供 的商品粮并没有大量增加,粮食销售量却增加不少。 农民卖粮历来是待价而沽,粮价随着市场走,市场由商人和富农操纵。解放后 不久,国家实行计划经济,计划经济同小农经济、自由市场的矛盾,即社会主义道 路同农民自发势力、同资产阶级反限制的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越来越尖锐。 处理这件大事,陈云同志总其成。当时他是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务院副总理、 国家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经济战线两大战役的主持人。他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 广泛征求各方面的意见,经过反复比较,最后决定实行粮食统购统销。党中央、政 务院深入研究后批准施行。在一次规模很小的会议上,陈云伺志说,统购统销,同 几亿农民打交道,不走这条路不行,社会主义没法搞;可是大纰漏也不能出,几亿 人打扁担谁也受不住。我们是挑着一副担子走路,一边是黑色炸药,一边是黄色炸 药,稍一不慎就出乱子,是可能死人的。 范长江同志当人民日报社长时,同很多领导机关建立了密切关系,派报社各部 门负责人列席这些机关一些会议,对了解领导意图、及时组织报道极有好处。这时 他虽已离开报社,这种作法还是延续下来。我当时是报社编委成员,参加经济报道, 列席不少会议,以在陈云同志处收获最大。毛泽东同志在延安说过,搞经济的解释 不了法币(国民党政府发行的货币)和边币(陕甘宁边区发行的货币)的关系。我 读过一些资产阶级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书,但是对当时发生的粮食问题感 到迷惘,当然这与不了解宏观经济形势有关。像这样透辟地谈论、解决实际生活中 的重大经济问题,我在陈云同志处是首次听到。另一个大收获是阶级分析,陈云同 志几句话把当时粮食问题的性质说清楚了,他用的就是阶级分析方法。到50年代后 期,特别是“文革”期间,“阶级分析”一词声誉不好,这与鼓吹“阶级斗争为纲”, 胡乱戴帽子,动辄打棍子有关。这种话逐渐听不到了。其实阶级分析是个照妖镜, 真正掌握了它的精髓,任你百般包装、千样变化,它都能照出妖怪原形。要想真干 革命,这个武器是少不得的。 粮食统购统销准备工作十分充分,实行情况比预料还好。这个办法对保证城乡 人民、各行各业的粮食供应,遏制农民自发势力,克服资产阶级的反限制活动起了 决定性作用。第二年陆续施行棉花、食用油计划收购,加上农村供销社不断发展, 初步切断了农民同资产阶级的联系,对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也是一大促进。1953—19 54粮食年度末,国家粮食收购量比上年同期增加百分之八十,销售量增加百分之三 十三,供应大于收购的情况根本改变。 我从1938年开始做新闻工作,到1955年的十多年间,亲眼看到我们党领导全国 人民先后经历的军事、政治、经济三件大事,不管头脑清醒不清醒,不管自觉程度 高不高,总是参加了这三件大事的报道。我个人的体会,三件大事之中,最复杂的 是经济。从这个意义说,本篇开头提到那位资产阶级头面人物的话,如果是谈论经 济工作十分复杂不能说没有道理,但是他的结论错了,他不懂得我们有个致胜之道: 学习,包括向书本请教,调查研究,总结经验教训。新闻记者不是决策者,但如不 自觉、不学习,宣传报道也是搞不好的。 报道粮食统购统销,即切断几亿农民同资产阶级的经济联系这件大事,首先需 要吃透党和政府关于此事的精神,懂得“为什么”,了解“所以然”,按照这种理 解进行工作,才能取得预期的效果。我一时想不出恰当的说法,借用一个词,把它 称作“第一境界”。在这种情况下,初步作到心中有底,敢于“创造”,才能取得 较好的成果。营造这种“境界”一般需要两个条件,一是上级加强指导,及时把领 导意图、事情原委以及工作部署的“底”告诉我们,这是对我们最重要的思想支持。 范长江同志替我们创立了这个条件,我们从中财委陈云、薄一波、李富春同志处取 得宝贵指导和帮助。二是自身勤奋学习。新闻记者要学习的东西很多,我认为依次 为理论、政策、专业知识、语文。最大量的是政策学习,经常结合当前的报道任务 为应用而学习。这样的学习由于目的明确,常有立竿见影之效。我一直认为八小时 出不了优秀的新闻记者,要学的东西太多,只有作必要的牺牲,包括减少一些休息、 娱乐时间。爱因斯坦说过:“人的差异在于业余时间。”在同样环境、同样条件下, 两个文化程度原来几乎相等的人,只因对业余时间态度不同,若干年后可以有很大 差别,新闻界这种例子是极多的。1955年到1956年加速农业合作化,我们对这一重 大发展不知“底里”,不明“究竟”,由于是毛泽东同志决策,我对他极端个人崇 拜,尽管思想抵触,宣传还是积极的,只是讲不出多少道理,更谈不到什么创造性, 我把这种情况称作“第二境界”。等而下之,像“大跃进”以后的困难时期,尽管 我们能够感觉路线发生偏差,但是理论上说不清楚,实际也不敢说清楚,还乱说什 么路线正确;明明看到形势非常不好,还要宣传形势大好。违心之下作不出好文章, 我把它称作“第三境界”,新闻工作走到绝路了。当然这种情况也可以变成财富, 它能提醒我们以后不要再干这种错事。从新闻工作者本身来说,经常勤奋学习,为 追求真理不怕牺牲个人的一切,力求取得和发展“第一境界”,避免和消除“第三 境界”,这永远是我们的努力目标,可惜我做得不好。 《人民日报》这个时期国内宣传报道任务很重,过渡时期总路线、第一个五年 计划、农业合作化、粮食棉花等物资统购统销,占要闻版、国内版主要篇幅。有相 当一段时间,要闻版由总编室组版,其他各版由有关各部组版,这种办法有好处, 各部对所管专业的情况、政策比较熟悉,抓的问题一般“准”些、“深”些,缺点 是总编室统一协调比较困难。这时改为各部向总编室供应稿件,总编室统一组版, 协调:兼顾就方便多了。两种方法各有短长,分分合合多次变换。现在看来,前一 种办法好处较多,多数报纸长期采用。 也由于国内问题宣传报道任务较重,为增强编辑部的“声音”,这个时期十分 提倡评论性新闻,效果不错。我们过去采用的新闻体裁主要是新闻通讯和评论两种, 界线相当分明。前者报道事实,当然也寓褒贬、扬抑;后者专讲道理,当然也从事 实出发。评论性新闻把两者的长处结合起来,指导性增强,写作也方便。编委会规 定评论性新闻的性格:“根据事实加以必要的评论,以事实为主,评论为次,尽量 作到夹叙夹议……要注意文字生动,有风趣。”对这件事情的提倡和坚持,我尽了 自己应尽的力量,因为我的注意力已经逐渐从新闻通讯转向评论了。 49 新中国建立后,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和发展经济,成绩之大,速度之快,世人 刮目相看。以后多次求快忌稳,出了纰漏:在农业合作化进度上急躁冒进,1959年 后反“右倾”使人心悸,“大跃进”引起大衰退,粉碎“四人帮”以后的“洋跃进” 再次受挫,更不要说十年“文革”了。这些人为的折腾造成巨大的物质损失和人民 思想的严重迷惘,有的错误使人吃惊。 为什么求快忌稳的毛病这样顽固?据我这个新闻工作者观察,有多方面的原因。 遵义会议以后,逐步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全党的正确领导,坚持实事求是的思 想路线,凡事强调需要与可能相结合,因此立于不败之地。抗日战争定为持久战, 解放战争原准备打五年,人民政协《共同纲领》宁可不写社会主义,农业合作化原 定三个五年计划或更长一些时间完成……这些关系国家命运的决策符合积极争取又 留有余地的精神,经受了历史的严格检验,是完全正确的。 实践的发展往往超出人们的预期。抗日战争八年取得圆满的胜利。解放战争提 前胜利。抗美援朝打出国威军威。第一个五年计划提前完成。农业合作化初期进展 顺利。这都有力地证明毛泽东的领导英明正确,当然是好事。但是,一再提醒在成 绩面前要力戒骄傲的一些领导干部,首先是毛泽东头脑膨胀,“想干什么就能干成 什么”的情绪逐渐增长。领导人的骄傲情绪同广大干部、群众要求尽快改变“一穷 二白”的国容民貌的情绪结合起来,加上大家都缺乏社会主义建设经验,形成一种 可怕的力量,终于干出某些事后看来似乎愚昧可笑的蠢事。 1956年6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一篇题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冒 进》的社论(以下简称“社论”),引起广泛的反响,许多读者说是一场“及时雨”, “提出了并且说清楚了”实际工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这篇社论是根据中央政治局的意图,由当时主持党中央日常工作的刘少奇和周 恩来组织、审定,中宣部同志起草的。“社论”全面概括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导思 想,是两点论而非一点论,主旨针对当时确实存在的急躁冒进倾向,提出了切实有 效的克服办法。中央负责同志所以指示写这篇社论,不仅考虑到当时国内工作中发 生的急躁冒进正在危害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而且考虑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教 训。1956年2月苏共举行第二十次代表大会,赫鲁晓夫作了“秘密报告”,全盘否定 斯大林。中共中央认为全盘否定斯大林是错误的。同时认为苏共破除对斯大林的个 人迷信有积极意义,我们一方面维护斯大林正确的方面,一方面以苏联犯过的错误 为鉴戒,探索在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毛泽东在同年4月发表的《论十大关 系》讲话,概括了这种探索的成果。 “社论”充分肯定了我国几年来各项工作的伟大成就,指出当时危害我们事业 的主要倾向是急躁冒进。“社论”说:“急躁冒进所以成为严重的问题,是因为它 不但是存在在下面的干部中,而且首先存在在各系统的领导干部中,下面的急躁冒 进有很多就是上面逼出来的,”“社论”说:“在执行中央的这条方针(指又多又 快又好又省的建设方针)的时候,不能只注意多和快,而不注意好和省,既不能因 贪多图快而造成浪费,也不能因求多求快求省而忽视工作的质量和安全。”应该说, 以后多年我们一再重犯的急于求成的毛病,这篇社论早就正确地说到了。 由于“社论”抓的问题、讲的道理完全符合实际情况,符合广大干部、群众的 心意,报社多次听到领导的表扬和读者的赞许。我们开玩笑说:“这是又一次贪天 之功。”原来有些署报社之名的文章,并不出自报社同志之手,我们就说这是“贪 天之功”。像1956年4月5日发表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不久后发表 的《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探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重大问题,被国际 国内马克思主义者誉为当代国际共运的重要文献,署名是“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扩 大会议的讨论,由人民日报编辑部写成的”,其实并非报社人员执笔。当时苏联 《真理报》驻北京记者科仁到报社询问到底是哪位同志写成,希望访问这位“大笔”, 我只好以其人出差搪塞过去。 按照惯例,这样重要的社论由中央领导同志组织,经中央领导同志审定,传达 中央对当前建设全局的指导方针,报社当然要全力宣传。据我所知,由于“社论” 的主题完全符合编辑部多数同志的心意,大家围绕“社论”的宣传表现了异乎寻常 的积极,内部议论和分析也是少有的尖锐。急躁冒进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特别突出。 中央原来规划三个五年计划或者更多一点时间完成,一批判“小脚女人”,五年左 右时间就完成了。如果量质兼备,当然快比慢好,可惜急于求成,后遗症很多中央 不得不用极大精力解决遗留问题。社论《强迫命令办不好合作社》写道,犯有强迫 命令错误的干部,绝大多数过去的工作是积极的,“现在他们所以对群众强迫命令, 主要是被胜利冲昏了头脑,过高地估计群众的思想觉悟,他们说:‘合作化了,不 再需要作艰苦的说服教育工作了。’或者说:‘成立完全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社, 都只要几天功夫,难道现在发动群众投资兴修农田水利,改变耕作制度,还要费很 多口舌吗?’”“目前,有不少县区以上领导机关和领导同志也滋长了盲目乐观情 绪……提出一些过高过大不切实际的计划,硬要下级执行。”这在当时不是个别现 象。 《人民日报》编辑部多数领导干部长期在老解放区从事新闻工作,保持着一种 好习惯:同中央有关部门密切联系,及时了解从各个渠道集中上来的真实情况,有 机会就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因此比较了解群众的脉搏。这时按照“社论”的精神 工作,显得生龙活虎。可惜不久就听到严厉的批评,说给群众没了冷水,起了“促 退派”的作用。从党的机关转到报社编辑部、很有见地又非常耿直的李克林气愤地 说,“现在调查研究的没有发言权,不调查研究的反倒有发言权。” 我们国家地广人多,各地区经济、文化发展水平和工作基础差别很大,了解全 国真实情况、群众要求不容易。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党培养了大批好干部,工作积 极,办事认真,千方百计为革命多作贡献,执行任务总想超额完成。这种精神当然 可贵,但“层层加码”有时就会误事。极少数品质不好的人可能乘机造假邀功。 “社论”从内容到文字都是上品,毛泽东对它批评次数之多,用语之重令我震惊。 他虽是不指名地批评组织、审阅这篇社论的中央负责同志,可我觉得比批评自己还 难过。为什么一再批评这样好的文章呢?为什么急躁冒进这么严重却不能反对呢? 为什么批评的用语这么苛刻呢? 多数人的正确意见(包括主持中央“一线”工作的负责人)就这样被一个人的 错误意见否定了。我当时还不了解这是由于我们体制的重大缺陷,也没有看清楚这 是个人崇拜的消极后果,只是觉得这样以权压人,许你随意批评,别人只能违心检 讨,太不正常、太不公道。 50 1956年7月1日,人民日报改版。这是这家报纸自身半个多世纪中的一件大事。 从内容到形式,都有方向对头、步子不小的改革。我躬逢其盛,是负责筹划此事的 “七人小组”成员之一。 我们办什么事情,都要考虑“需要和可能”。此次改版,这两个条件是具备的。 先说需要:改版以前,领导、群众、报社工作人员对报纸都不满意,所以非改 革不可。第一个缺点是新闻太少。据“七人小组”领导下的“新闻改进小组”统计: 从1956年1月1日到4月30日,每天平均只登三十一四十条新闻,占全部版面的五分之 一。附带说一句,当时报纸基本不登广告,新书广告例外,所占篇幅也不多。会议 新闻又占新闻总数的一半左右。新闻,写法呆板,不受读者欢迎。我个人多次提过 改进意见,没有什么效果。例如代表团出访,一般要发相当详细的新闻。在帝国主 义对我多方围堵、封锁的情况下,为扩大我国的政治影响,打破敌人孤立我国的罪 恶目的,这么做是必要的,但有些形成死板格式的写法应该改进。像代表团起程新 闻,包括团长、团员名单,一般登在一版;代表团到达目的地的新闻,包括团长、 团员名单,又登在一版;另发一条专写团长、团员名单的新闻,还登在一版。三次 重复,占用不少篇幅,引起读者厌烦。第二个缺点是许多文章质量低,空论对空论, 概念到概念,党八股习气严重,不解决实际问题,对提高群众的思想认识也无帮助。 第三个缺点是几乎完全放弃了批评自我批评的武器。在革命战争时期,斗争那样紧 张,生活那样艰苦,党报不仅没有放弃对破坏、危害革命斗争的剥削阶级分子的揭 露,对革命队伍中极少数渎职、怯懦、贪污分子的抨击也未停止。新中国建立后一 个时期,报纸对某些不良现象和违纪犯法干部的斗争相当积极,有名的“八大批评 案件”起过很好的作用。由于遇到一些地方领导干部的阻挠、干预,报社未能坚持 原则斗争,基本放弃了舆论监督的武器,引起读者不满。第四个缺点是在很大程度 上丢掉我国读者喜欢的中国作风、中国气派,这是不顾中国实际盲目学习《真理报》 的负效应。我不评论《真理报》,我只是说丢掉自己的审美习惯,不加分析地囫囵 吞枣学习效果不好。以《大公报》为代表的中国报纸,写文章、作标题以至排版, 都有不少好传统,至少像我这个年龄段的知识分子比较习惯。一旦丢掉,若有所失。 再者人家自称是没有错误的报纸,发生错误也不更正;,这也不合我们的习惯。此 外,通联工作较前削弱,衙门作风有所发展,都亟待纠正、改进。 “七人小组”初步分析造成这些缺点的原因,主要是进城以后,未能抓紧形势、 任务发生巨大变化的时机,结合在根据地——解放区办报的传统和经验,理出一套 适合新情况的办报思路。在头脑不清醒的情况下工作,当然很不得力,常受批评, 包括某些严厉、刻薄的批评。参加革命多年,我个人和思想状态相近的同仁,已养 成作党的“驯服工具”的习惯,这种习惯十分自觉,相当牢固,也曾起过不小积极 作用,这几年却逐渐感到迷惘,希望通过新闻改革,得到党中央的指点。 改版不仅需要,还有可能,就是说,当时是一个改版的好时机。解放以后,有 个带有规律性的现象:什么时候路线正,形势好,什么时候新闻工作就活跃,说话 相对有力,否则必然死气沉沉。1955年政局稳定,第一个五年计划执行情况良好, 经济、文化建设蒸蒸日上。对于发展速度虽有争论,但是限于高层,并未发展到基 层干部和广大群众。“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经过一段时间酝酿,各方面人士 热烈欢迎。中共中央宣传部长陆定一在5月下旬作了关于“双百方针”的报告,受到 要求解放思想的广大听众热烈拥护。此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发生的许多重大事 件,对《人民日报》改版也有推动作用。 在我的记忆中,这次改版在《人民日报》内部是空前积极的群众运动。广大职 工在坚持日常工作的情况下加班加点,献计献策。此时编辑部有三百七十多人,其 中正式编辑以上的干部一百零二人,包括“三八式”干部四十九人,不少人参加过 1942年延安《解放日报》的改版,更多的人参加过40年代抗日根据地新闻系统的增 强党性、反对“客里空”运动。大家认为,只要解放思想,广征博取,把抗日根据 地的、我国抗战前的和外国著名报纸的优点集中起来,《人民日报》是可以办好的。 改版准备工作相当充分。在“七人小组”领导下,设立几个专门问题研究小组, 进行调查研究,提出改进意见。他们利用大小型座谈会、个别访问、信函征答等方 式,向中央各部委、各省(市、区)党委和宣传部、中央高级党校新闻班、各大学 新闻系、各大新闻单位、各文学艺术团体、知名作家……征求“对报纸内容、形式 和报社群众工作、发行工作的批评建议”。还选择我国抗战前后影响较大的报纸、 外国影响较大的报纸共四十多种,把外国报纸的文章、新闻、标题译成中文,供大 家比较研究。还征求我驻外使节对报纸工作特别是对国际宣传的意见。考虑到读者 对一些理论文章意见很多,“改进文章小组”分析了几年来发表的理论、政论文章, 认为有很大一部分水平不高,主要是“我们坚持一种定见:人民日报是党中央的机 关报,因此不能发表争论文章,所有文章都应当是结论性的”,“我们惯于要求每 种新的意见都要有‘根据’,这个‘根据’并不是事实,而是经典著作,文章稍有 一点新的见解,便被认为‘经典著作没有讲过’,不是删去便是弃而不用”。这就 是“本本主义”,就是思想僵化。可惜这样深入细致的检查过去从来没有作过。 思想准备和组织准备基本就绪,编委会于6月20日向党中央作了“改进报纸工作” 即改版报告。报告首先检查了《人民日报》存在的主要缺点:一、对党的政策宣传 不及时、不系统、没有力量;二、新闻少,并且有很大片面性,通讯内容贫乏,不 能反映国内和国际生活的实际;三、教条主义和党八股作风严重,标题呆板,写法 笨拙;四、没有不同意见的讨论,似乎《人民日报》发表的任何文章都应当是完全 正确的结论,不能容许有反面的意见,无论政策问题或学术问题,都没有自由讨论; 五、错误太多,数字、人名、地名、时间、引语以及事实情节往往发生错误。 针对上述缺点,报告提出改进报纸工作的意见:第一、坚决克服教条主义和党 八股习气,努力改进评论工作,增加各种体裁的文章,改进文风;第二、增加工作 问题和思想学术问题的讨论,使各方面的不同意见能够在《人民日报》发表;第三、 增加新闻和通讯,改进版面安排,满足读者多方面的需要;第四、改进编辑部的工 作,加强调查研究,扩大各方面的联系,扩大作者队伍,努力消灭错误,建立编辑 部正常秩序,克服忙乱现象,等等。这个报告完全没有涉及体制问题。原因有二 (一)当时还看不清许多缺点说到底都是由于体制有缺陷;(二)当时报社从领导 到广大工作人员完全没有提出改进领导体制的勇气。 党中央批准《人民日报》编委会的报告,认为报告提出的改进工作办法是可行 的。中央着重指出:今后《人民日报》发表的文章,除了少数中央负责人的文章和 少数社论以外,一般地可以不代表中央的意见,而且可以允许一些作者在《人民日 报》上发表同我们共产党人的见解相反的文章。这样作就会使思想界更加活跃,使 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愈辩愈明。 我虽然对改版抱很大希望,中央关于报社请示报告的批示还使我惊异。我原来 估计解决某些技术性问题(比如我一再建议的改革代表团名单过于重复等问题)就 不错了,谁知中央的批复却解决了关于党报性质、作用等重大问题。我对此虽然衷 心拥护,但是担心能否真正作到。“可以允许一些作者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同我 们共产党人的见解相反的文章”,作得到么?“一些”、“相反”怎样掌握?我对 一位革命经历相仿、年纪比我略小的好友开玩笑说:“以后编辑可有事情干了。” (指犯了错误写检讨)他同样开玩笑说:“你的老毛病(指所谓我的思想保守)是 否又犯了?”我老老实实回答:“我可能有点保守。可‘保守’、‘实际’在一定 条件下是相通的,结果如何,还是要看 《人民日报》1956年7月1日改版,日出对开八版,篇幅增加一倍。基本不登广 告,文排六号来体,成为当时全国容量最大的报纸。同日发表《致读者》社论,提 出“《人民日报》是党的报纸,也是人民的报纸。从它创刊到现在,一直是为党为 人民利益服务的”。最近,将着重从以下三个方面改进工作。“第一,扩大报道范 围。”“在报纸出八个版以后,我们的新闻将增加一倍半左右,在题材上也将尽量 扩大范围,力求适合读者的需要。”“第二,开展自由讨论。”“在我们报纸上发 表的文章,虽然是经过编辑部选择的,但是并不一定都代表编辑部的意见——这不 是说代表编辑部的意见就不可以讨论,而是说,我们发表的某些文章的某些观点跟 编辑部有所不同,这些文章的作者的观点彼此也不同,这些情况希望读者认为是正 常的。”“第三,改进文风。”“在过去,我们的报纸上虽然也登过不少好文章, 报纸上的文字虽然也逐渐有些进步,但是整个说来,生硬的、枯燥的、冗长的作品 还是很多,空洞的、武断的、党八股以及文理不通的现象也没有绝迹。”希望今后 “尽量把文章写得有条理,有兴味,议论风生,文情并茂”。“除了很少的例外, 报纸上的文章总是越短越好。”社论最后表示:“我们的报纸名字叫作《人民日报》, 意思就是说,它是人民的公共的武器,公共的财产。人民群众是它的主人,只有依 靠人民群众,我们才能把报纸办好。” 这样真诚坦率的自我批评,热情诚挚的呼吁,产生了积极的反响。到7月中旬, 近千封读者来信寄到报社,积极支持报纸改版,同时提出许多合理化建议。过去工 作繁重不常为《人民日报》写稿的大家——茅盾、马寅初、李长之、黎锦熙、朱光 潜等人先后寄来对“双百”方针确有真知灼见的文章。报社积极按照呼吁书行动, 7月份登载各种新闻二千二百多条,比改版前增加一倍多;许多文字大大缩短。从内 容讲,有两点给人们印象很深:一是积极反映和推动“齐放”一争鸣”,7月份发表 这方面的新闻、文章三十多篇,远远超过改版之前;二是积极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 7月份发表各种体裁的批评稿七百五十篇,受到读者热烈欢迎。 1956年8月1日,中共中央向各省、市、自治区批转《人民日报》6月22日向中央 的报告,中间经过近四十天。据我看,主要是观察报纸改版的实效,基本肯定后才 正式批转,认为“《人民日报》改进工作的办法是可行的”,“希望各地党委对所 属的报纸也能够进行同样的检查,以改进报纸的工作”。这个批转件中也有一些肯 定《人民日报》的报告,但使我感到难以操作的重要意见。 按照报社请示报告和中央批件的精神工作,报社六百多员工情绪高涨,广大读 者耳目一新。概括起来是:办报路数更加符合实际和读者要求;新闻业务大有进步; 报道面较前广阔;评论增多,同群众、同实际联系较前密切,针对性加强;批评坏 人坏事显著增多,且态度鲜明;反映、推动“双百”方针相当有力。改版以后报纸 发行量持续上升。 事情变化真快,不到一年功夫,反“右派”运动开始,再无人提新闻改革。事 实证明了我的担心。我那位号称思想敏锐而认为我思想比较保守的朋友几次不情愿 地说:“又是你想对了!”我只好说:“跨一大步退回原地,不如老老实实走半小 步。” 从反右派到“文革”前,新闻改革再也无人提起。一些人可能心有余悸,更多 的人,我是其中的一个,却是“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现在冷静地想一想,《人 民日报》当时给中央的报告中提出的一些建议,中央的批复中规定的一些原则,在 “左”的路线统治时期确难实现。但属于新闻业务方面的某些变革,在一定范围内 还是有可能实现的。可是,我们作不敢作,甚至想不敢想,不能不说是一大错误、 失职。 51 1957年4月10日,毛泽东对《人民日报》提出严厉批评,说是“死人办报”。 《人民日报》办得不尽如领导之意,常受批评,过去最重的批评是“书生办报”。 由“书生”而“死人”,升到极限,难怪全社职工一时莫知所措。 近四十年过去了,我一再回想此事,认为这次批评所以如此之重,原因有三: 一、我们政治上过于迟钝;二、我们过于拘泥于已有的规定;三、毛泽东上纲过高, 不按照他每个时间的具体意见办报,不按照他的个人意见办报,就是“死人办报”。 毛泽东在1957年2月27日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 后以《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为题,在6月19日《人民日报》发表。 “讲话”谈到我国在所有制方面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改造以后,革命时期的大规模 的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今后我国政治生活的主题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 矛盾,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发展经济和文化,建设我们的新国家。这是中共第八次 全国代表大会正确方针的继续和发展。可能由于对此后不久发生的极少数人公然反 对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形势作了过分严重的估计,作者在公开发表的文本 中,加进了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很激烈的内容。有人说这是 发展,有人说这是退步,较多的人感到不好理解。这个不小的变化很可能是导致对 《人民日报》领导干部进行严厉批评的深远原因。 毛泽东这样的伟大马克思主义者发表重要讲话,亿万公众会从不同渠道获悉讲 话的内容。公布讲话时如果再对实质内容作重大增减修改,又不说明情况、原因和 根据,我个人认为这种作法值得商榷。我主张讲话和公布稿不应有实质性改变。如 有重大修改,应说明所以修改即思想变化、发展的原因和根据,或者另写文章加以 论述和说明,特别是在形势发生重大变化的时候,这样做不仅可以存真,更重要的 是便于群众学习和理解。 社会主义社会有矛盾。还有敌我矛盾,但是小量的,大量的是人民内部矛盾。 解决重大问题,首先要分清两种不同性质的矛盾。这个论断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 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讲话”刚刚问世,立即在全世界引起很大反响。全文 公开发表后,民主德国、匈牙利、朝鲜、越南、蒙古等国家的中央党报立即全文登 载,还有许多国家的共产党党报详细摘要转载,并发表评论阐述它的重大意义。 世界太大,当然会有插曲。1957年4月14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 洛夫访问中国,受到热烈欢迎。在北京访问后又到杭州访问。25日,周恩来总理同 苏联驻中国大使尤金在杭州机场迎接伏罗希洛夫时,谈起世人瞩目的人民内部矛盾 问题。他说:“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以后,人民内部矛盾就突出地显示出来。在我们 社会中,仍然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而且各种 社会关系中,领导和群众的矛盾方面也会突出。”尤金说:“是的,我们也有这种 矛盾。”坏事了。那个一贯强调建成了社会主义,政治上、道义上完全一致的国家, 哪里还会有矛盾呢?是我们的记者写稿写错了,还是尤金本人说错了呢?这在当时 成为一件不大不小的事情。我奉命查询此事。原稿是本报记者写的,邓拓修改定稿, 没有写错改错。我们不好问尤金大使是否说了这话:但记者听得清清楚楚。这本是 一句大实话,不过有人不喜欢罢了。后来听说尤金因此受了批评,不知确否?但从 此事也可以看出关于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有多大影响,不管你同意或不同意。 最高国务会议之后举行的全国宣传会议也是一件大事。《人民日报》对前者宣 传十分不力,对后者完全没有宣传。4月10日,毛泽东召见《人民日报》总编辑邓拓 和三位副总编辑,严厉批评说,最高国务会议和宣传会议已经开过一个多月,共产 党的报纸没有声音。你们按兵不动,反而让非党的报纸拿了我们的旗帜整我们。过 去说你们是“书生办报”,不对,应当说是“死人办报”。你们多半是同中央的方 针唱反调,是抵触、反对中央的方针,不赞成中央的方针。邓拓当即作自我批评, 同时作了必要的说明:过去中央有规定,党的会议不发消息,毛主席的讲话没有公 开发表前不得引用。但毛泽东继续批评:最高国务会议发了消息,只有那么两行, 为什么不发社论?宣传会议有党外人士参加,不发消息也是错的。在这次召见中, 毛泽东除了严厉批评外,还对如何办好党报作了指示。一位管宣传的领导同志事后 转达毛泽东的话,说,毛主席对《人民日报》责备,也是对《人民日报》的支持、 鼓励,希望在现有条件下把工作作好。 邓拓原原本本向报社工作人员传达了毛泽东的批评,对他本人的尖刻批评没有 丝毫掩隐。大家一方面赞赏邓拓的党性和雅量,一方面对毛泽东批评的用语深感震 惊。我曾参预拟订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宣传计划,宣传计划连同有关此事的 两篇社论同时送审。说对此事的重视没有达到应有的程度,我们应该接受;说按兵 不动却不符合事实。事后得知,我们的宣传计划和社论送审稿都未到达毛泽东手中。 “你们多半是同中央的方针唱反调”,“不赞成中央的方针”,看来是毛泽东在这 种情况下的盛怒之语。《人民日报》的干部总的说来水平不高,组织观念还是好的, 凡是上级特别是中央的决定,不管理解、同意与否都会执行,农业合作化的宣传就 是明显的例子。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大家衷心拥护,哪会“唱反调”“不赞成” 呢?宣传会议这类会议确实没有发消息;即使要发消息,也不是《人民日报》的事。 这些都有明文规定。我们如果严格要求自己——充分认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 重大、深远意义,能够看到在新形势下有必要和可能对过去的某些规定作必要的改 变,我们应该也可以向中央作特别请示。但是在这些方面我们过分老实。 为振奋全社人员的工作热情,消除少数人的委屈情绪,受中央委托领导《人民 日报》的胡乔木和邓拓作了大量说服、开导工作,提出报纸处在“非常时期”,应 该立即行动起来,按照毛主席的要求,发挥中央党报应有的作用。当时编辑部的业 务骨干多数只有三十多岁,还有一股冲劲,压力一旦变成动力,报纸面貌迅速改观。 连续发表几篇阐述毛泽东讲话精神的社论,突出刊登新华社播发的各地学习毛泽东 讲话的新闻,特别是各地领导干部结合当地实际阐述毛泽东“讲话”的谈话,用这 类方式把未公布的毛泽东讲话的内容相当详尽地传播开来。这种作法过去不曾有过。 冷静下来检查,我们最初对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宣传,完全按照过去 的规定处理,也可以说说不过去。最高国务会议开了三天,内容那么重要,按照当 时的分工,新华社只在3月2日发了二百多字的新闻,提到“毛泽东就正确处理人民 内部矛盾问题讲了话”,提到会上讨论了这个“讲话”,列出发言人名单,仅此而 已。《人民日报》3月3日登载这条新闻,又放在一篇并不十分重要的谈论经济问题 的社论后边。这样安排除了说明我们对这个问题重视不够以外,很难作别的解释。 《人民日报》的版面安排是我按照习惯决定的,我负责任。当时报社内部无人 提出异议,说明大家看法相同。过时的不尽合理的框框实在害人。痛定思痛,我定 下一条版面处理原则:“瞻前顾后,当天平衡。”首先考虑当天稿件情况,当天稿 件的分量是主要考虑因素,同时参考过去,想到明天。这样势必突破若干框框,正 好发挥编辑的能动作用。这个规定曾经长期坚持。 工作忙过一阵,也可以说又立定了脚跟,人们三三两两地议论毛泽东的批评, 按照现在的流行语就是反思。《人民日报》的基本队伍长期在党报工作,进城后吸 收了一些新人,很快按照自己的思想面貌把他们“化”了。坚持新闻工作的党性原 则,作党的耳目喉舌,这成为我们立身作事之本。工作兢兢业业,完全按照规定办 事,多少年就是这么过来的。最高国务会议有众多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参加, 民主党派有报纸,我们不宣传人家能宣传。这是不同于根据地党报一统天下的新情 况,可我们视而不见,说明政治上太迟钝。我们的工作发生重大失误,毛泽东当然 生气。由于有些情况没有了解清楚,例如我们作了宣传计划,也写了评论,都按照 规定上报了,他不了解,又没有询问,说了“反对中央方针”、“死人办报”这样 重得不能再重的话。在他是说气话,可我们就吃罪不起了。 “书生办报”——这种批评已有多次,似乎有些听疲了。“书生”是一个并不 确切的名词。如果是指一批有学问的、学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道理的知识分子办报, 当然没有什么不好。毛泽东所以提出这种批评,是说我们迟钝、肤浅、战斗力不强、 不能使党感到得心应手,未能把党报办得领导、群众都满意。应该说,这个批评也 是很不轻的,离“政治家办报”的要求是太远了。 当时《人民日报》的工作人员来自全国六个大区,是地地道道的“五湖四海”。 跟任何一家兄弟报纸比,人员素质不算低,但是办中国共产党中央机关报,就显得 弱了。扩大后的编委会十三个成员,除了邓拓、林淡秋少数几个学识较多、年龄较 大(其实也不过四十多岁),从事文化工作较早,可以算得“书生”以外,其余十 来个像我这样的人,没有读过大学,参加革命时年纪很轻,靠党的教育和个人自学 积累了不多的知识,还谈不到书生。如果说这些人也有一些长处,只是坚决听党的 话,有一定工作韧性和突击力,搞白班的可以“夜以继日”,作夜班的可以“日以 继夜”,积近二十年新闻工作实践经验,能够勉强担负一个方面的宣传任务。说这 批干部“反对中央的方针”,这样无限上纲,大家死也不会心服。 我们工作中的严重缺陷,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宣传中集中表现出来。 迟钝——政治嗅觉不灵,抓不住火候,在重大问题上习惯用耳朵(等上级指点,听 组织传达,不大用脑袋自己探索、判断),在一些政治转变关头,思想常常落于形 势发展之后。肤浅——进行新闻报道,特别是写评论文章,一般能说清楚“是什么”, 很难说清楚“为什么”,读者常常批评我们的报道生硬、肤浅、直白乏味。这种宣 传当然缺乏战斗力,中央不可能认为得心应手。保守——《人民日报》多数业务骨 干在根据地开始学作新闻工作。根据地党报威信高,读者习惯把党报的言论看作党 的指示,党报说对了积极作用很大,说错了消极作用也不小,所以特别强调持重, 一贯反对“抢先”,甚至把后者看作资产阶级新闻观点。解放初期,北京各家报纸 在新闻业务方面有过竞争,有成绩,也有缺点。有缺点不怕批评,但不少同志害怕 过当的批评,越受批评越拘谨,越拘谨越无作为。对于当时规定的一些条条框框, 《人民日报》许多干部并非没有意见,对某些应改、易改的规定也提过不少意见, 因为不起作用,也就不再提了。冒冒失失当然不好,共产党员最可贵的创造性、进 取心一旦削弱,再恢复很不容易。我们正是这样。 1955年以后,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速度明显加快,新事物多,新 精神多,报社不少同志感到越来越“跟不上”。我们听到、看到有的变化来自毛泽 东本人对党中央决议的改变,如对阶级斗争的估计,对社会主义改造速度特别是农 业合作化进度的安排。这也使我们在工作中更加谨小慎微,避免发生错误,因此误 了不少事。 “死人办报”的批评暂时过去了,邓拓调离《人民日报》的日子越来越近了。 52 毛泽东同志在1957年2月作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讲话中,提 出许多英明的分析和论断,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中的重要文献。过了不到半年, 他在关于反右派的许多文章中,又违反了自己的分析和论断。这些文章都收在《毛 泽东选集》第五卷中,成为鲜明的对比。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我在《人民日报风雨四十年》一书中谈到这个问题,但 是没有说清楚。 反右派,最初这个问题是由整风提出的,由共产党整顿党的作风引起的。对于 整风的宣传,《人民日报》职工表现了异乎寻常的热情。4月受了“死人办报”的严 厉批评,大家都想有所作为。才过一月,就送全党整风这等大事,有同志说,“可 不能再当死人,当个活人看看。”这当然是玩笑话,主要还是对整风有正确认识和 态度。《人民日报》负一些责任的干部大都参加过延安和敌后根据地的整风,受益 极多。有人虽在整风中受过“抢救”,一因时间不长,二因平反彻底,大都认为这 是因为缺乏经验产生的插曲。教训变成经验,再不会发生这种偏差了。还有一个重 要原因:谁也没有想到会插进一个反右派运动。 5月1日,《人民日报》刊登中共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编辑认为十分重要, 特地设计了带网点的通栏标题:《全党重新进行一次反官僚主义、反宗派主义、反 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整风的主题——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编者还作了黑体字 的“提要”:“几年以来,我们党内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有了新的滋长, 要在全党进行一次普遍的深入的整风运动;以毛泽东同志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 盾问题的报告为整风的主题,这次整风应该是一次既严肃认真又和风细雨的思想教 育运动,应该是一个恰如其分的批评和自我批评运动。” 整风指示符合广大群众的心意,各种意见、建议提了很多。共产党在我国执政 已有八年,时间相当一个抗日战争。路线端正,政绩斐然,国家的政治、经济形势 很好,人民生活年有改善。所提意见、建议绝大多数是希望共产党好上加好,有的 相当尖锐。 《人民日报》第二天即5月2日发表长篇社论《为什么要整风》,群众认为这是 表达党的意见。社论说:“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敌对阶级间的矛盾, 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 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 的矛盾。”社论说:对于社会主义社会中的人民内部矛盾,可以有四种态度。正确 的态度是“自觉的、分析的、自我批评的态度,就是既承认社会主义社会中人民内 部的统一和一致,又承认社会主义社会中人民内部的矛盾,既肯定领导工作的成就, 肯定一定范围的集中的必要,又肯定领导工作中错误和缺点的存在,肯定在社会主 义社会中扩大民主生活、扩大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必要”。《人民日报》这个时期的 另外一些社论,如《同群众共甘苦》、《为什么要用和风细雨的方法来整风》、 《领导人员参加体力劳动的重大意义》等等,都是围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这个 主题作文章,同群众的思想、愿望是相通的。 各个传播单位根据自家的特点,发挥各自的创造性,围绕整风这个主题,通过 座谈会新闻、个人谈话、记者专访等体裁,报道广大群众和爱国人士响应中共中央 的号召,对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提出批评和建议。绝大多数热情、诚恳,有的相 当尖锐、激烈,极个别的站个住脚。在不久以后,许多都被指为对党的领导和社会 主义制度进攻。 “轮流坐庄。”这是极个别人的主张。你共产党缺少执政经验,领导不好,像 打麻将一样该下庄了,由我“收拾残局”,搞一搞看。 “今不如昔。”也是极个别人的意见。社会主义这也不好,那也不行,乱糟糟 的,不如过去(旧社会)井井有条。 我这时分管记者工作,自己也参加一些重要座谈会,听到出自个别人之口的这 类意见,因其少有,所以非常注意。犯过政治迟钝的错误,这时警觉起来。对这种 新闻待何态度?采访不采访?发表不发表?自己没有把握,请示总编辑邓拓。他也 不敢作主,说请示以后再定。过了两三天,他告诉我:“登,登,一字不改都登。 把记者都派出去,这一段就写这种稿子。”党报登这种稿子,我没有经历过,预感 到有什么大事要发生了。 这种举措迅速弓愧朋友的注意。苏联《真理报》驻北京办事处首席记者柯仁访 问我,开门见山说:“你们报纸怎么登这些东西?邓拓犯了错误,你是编委,为什 么不提意见?”我只好说:“这类材料过去确实没有登过。可凡事总有第一次。邓 拓不一定犯了错误,他也许是有根据的。”柯仁耸耸肩说,“我明白了。”这次来 访,看来并不是他个人兴之所至。 第一阶段的导向是鼓励大鸣大放。《人民日报》报道北京、上海、天津工商联 举行座谈会的综合消息,用过这样的标题:《不要怕被围剿不要怕被打击工商业者 要大鸣大放》。社论《继续争鸣,结合整风》提到“各民主党派和科学、文化、艺 术、教育界人士连续举行座谈会,在各种会议上发言的人都很踊跃,大胆地揭露了 本地区、本部门的许多矛盾,对中央的和地方的领导机关、干部、党员提出了许多 尖锐的批评,这对于我们党的整风运动是一个积极的、直接的帮助”。还有一篇社 论说:“是继续大胆放手,让大家大鸣大放好些呢?还是束手束脚——既束住自己 也束住大家——好些呢?我们是赞成前者的。” 在整风和反右派期间,我对报纸上刊登的鸣放材料是相信的,谁知有的报道完 全失实,使我上了大当。 “轮流坐庄。”——确有这话,上下文虽有铺垫,中心意思是这句话。这个意 见我从心里反对。共产党怎么能下台呢?谁能代替共产党呢?我在1940年二十二岁 时才入党,有政治幼稚的因素,也确实经过慎重的观察思考,终于确信中国除了共 产党再没有任何政治力量能够领导人民获得解放,走上富强之路。就我亲身经历看, 1940年以前,太行根据地(当时叫晋东南)是共产党占有政治上的优势、国民党占 有军事方面优势的统一战线环境。我访问过国民党几个军的头头,他们在兵力、装 备方面比八路军强大得不可比拟。谁知过了几年,垮的垮了,降的降了,跑的跑了, 就剩下八路军由小到大,最后坚持到胜利。为什么?前者消极进敌,积极反共,与 民为仇,后者与此正好相反。在全国也是这样,蒋管区日蹩千里,根据地不断壮大, 直到日本投降。以后解放战争提前胜利。抗美援朝敢捋虎须,宏扬国威。“三大改 造”胜利完成,五年计划进展顺利。只要不是闭着眼睛说胡话,谁能否定这些事实? 怎么能下台呢? “今不如昔。”——在帝国主义、地主、反动资本家眼中确是这样。工人、农 民、革命知识分子看来恰好相反,不仅物质生活大有改善,政治地位也大为提高。 在“文化大革命”以前的十七年中,反右派前的八年中,各项事业顺利发展,“今 不如昔”的胡说不值一驳。当时我认为这种说法极端错误,估计在群众中不会有什 么市场。 “杀共产党。”——广泛传播的这种叫嚣和所谓论主葛佩琦立即成为众矢之的。 当时不少人据此认为:反共反人民分子决不只是说说而已,他们还准备采取极端行 动,能不群起而攻之?直到80年代后期我才知道,这是一桩彻头彻尾的冤案。个别 传播媒体歪曲葛的发言,把忠于革命忠于人民的人说成反对革命要杀共产党的人, 经过不明真相者引用传播,假话遂成铁案。不管出于何种原因,这种杀人不见血的 祸首实在应该被送上法庭,可惜在当时,中国没有这样公正的法庭。我在三十多年 以后看到介绍此事原委的文章,一方面感到反右派时被愚弄了,一方面对此事的始 作涌者万分痛恨。中国人民太善良、太可爱,受了那么多年沉重的委屈,一旦获得 平反,不仅没有怨言,反而蒙思感激。50年代中国传播媒体的威信比现在高,“报 上登了的”,读者都认为是事实、是真理。新闻工作者实在应该珍视人民对我们的 信任。新闻不是小说,新闻必须真实,不仅指基本事实,而且指事物的分寸。“语 不惊人死不休”,如果硬要用到新闻上,我认为首先应该严格尊重事实、掌握分寸, 认真考虑怎样叙述更加符合事物的本来面目,使读者不生歧义;生动活泼、引人入 胜应该围绕这个目的。 5月中旬,新闻界举行鸣放会,《人民日报》17日以《北京新闻界“鸣”起来了》 为题作了简要报道。我因为职业关系,下了夜班,未及休息,立即参加此会,就像 二十多年以后,刚下夜班,不回宿舍就赶赴审判“四人帮”的法庭一样。当然心情 不同,前者是探索,后者是解气。 从解放到50年代中期,我国新闻队伍基本由两部分人组成。一部分来自解放区, 就是我这种类型的人,年近四十,学历不高,在党的哺育下成长,坚信社会主义新 闻事业的党性原则是不能讨论的。一部分人原在蒋管区读书或就业。反对蒋介石独 裁统治,坚持爱国主义立场,为人民作过有益的工作。至于新闻观点,由于多种原 因,两部分人中相当数目有不少差异。我早已意识到这一点,但未深入思考过,只 是笼统认为各有千秋,应该取长补短。顺便说一句,解放后新中国培养的新闻系大 学生,这时还没有大批走上工作岗位。 我没有准备在鸣放会上发言,并不是怕犯错误,因为当时还不知道不久后会有 反右派运动。当时我的新闻思路跟上级提倡的有大同无小异。“死人办报”最初确 实难以接受,以后想想毛泽东大发其火,主要原因是发火时没有看到我们的宣传计 划和社论送审稿,属于中间梗阻性质,事情也就过去了。再说我相当口讷,怯于言 词,最怕在大庭广众中讲话,有时同人开玩笑说,“我是人越多话越少,人越少话 越多。”在“祸从口出”的时代,这倒无意中避免了不少麻烦和错误。这时还没有 这个问题,所以同报社另一个编委坐在后排,便于悄悄议论。 会上出现了不少的好意见,非常遗憾,也有若干意见实在不能同意。“把党性、 群众性、思想性、战斗性和指导性统一到党性底下,这样一来,把什么生动、活泼 的东西都统光了。”这个观点虽然引来一阵掌声,但我和同伴一致不能同意。我俩 认为各种新闻说到底都有党性(尽管不是都用这个名词),只是意识到或者没有意 识到、承认或者不承认罢了。新闻的党性是否同生动、活泼水火不相容,关键看当 事者思想水平高低、操作能力强弱。我们这种悄悄议论引起坐在旁边的一位女青年 的注意,她说:“你们是有立场的。”同伴嘴快,马上说,“谁都有立场,不是这 个立场,就是那个立场。”“你们批评这个同志的意见,他到底错在哪里?”我们 从抗日根据地党报的作用,党报的传统,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的本质属性和功能,以 及新闻业务应该适当改革等等,作了一些简要的说明,看来起了一些作用。她说: “我在北大学新闻,你们说的我过去很少听过。”她接着问年纪不大但已满头白发 的同伴:“你先生在哪里工作?”同伴说:“在人民日报。”女青年说:“噢,我 说你们的立场不一样。”事后,我写了一篇文章,从新闻教学角度谈对青年进行革 命传统教育的必要性。转眼三十多年,看来这方面的必要性没有消失。 北京新闻界座谈会于18日结束。邓拓曾经在会上发言,说大家的讨论集中在两 类问题上。一类是新闻理论问题,比如,新闻的阶级性、商品性、趣味性和新闻自 由、新闻价值等等,各有各的看法,应该继续研究,深入争鸣,一类是新闻实践问 题,应该分析情况,对症下药,采取有效措施加以解决。他说:“人民日报编辑部 工作人员对于自己编辑的报纸并不满意,我们觉得其他各报都有值得我们学习的优 点,我们要向兄弟报纸学习,改进自己的工作。”发言时间不长,可谓天衣无缝。 毛泽东主席5月中旬写了《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这篇文章最初阅读范围不宽, 其中说,“几个月以来,人们都在批判教条主义,却放过了修正主义。教条主义应 当受到批判,不批判教条主义,许多错事不能改正。现在应当开始注意批判修正主 义。”文章对右派作了量的估计:“批判教条主义的有各种人。有共产党人——马 克思主义者。有括弧里面的‘共产党人’,即共产党的右派——修正主义者。有社 会上的左派、中间派和右派。社会上的中间派是大量的,他们大约占全体党外知识 分子的百分之七十左右,而左派大约占百分之二十左右,右派大约占百分之一、百 分之三、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依情况而不同。”7月9日,毛泽东在上海干部会上 讲话,题为《打退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右派只有极少数,像刚才讲的北京大 学,只有百分之一、二、三。这是讲学生。讲到教授、副教授,那就不同一些,大 约有百分之十左右的右派。”这两篇文章,都收在《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中。 对于反右派斗争,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写道:“在 整风过程中,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机鼓吹所谓‘大鸣大放’,向党和新生的 社会主义制度放肆地发动进攻,妄图取代共产党的领导,对这种进攻进行坚决的反 击是完全正确的和必要的。但是反右派斗争被严重扩大化了,把一些知识分子、受 国人士和党内干部错划为‘右派分子’,造成了不幸的后果。” “严重扩大化”怎么来的?我认为主要是因为毛泽东对形势估计错误,把“敌 情”看得太严重。毛泽东在全党干部、全国人民中有崇高威信,他的估计当时大家 不会怀疑,他的号召大家热烈执行。许多干部有争胜要强之心,对上级布置的任务, 特别是毛泽东本人的号召(他对右派占全体知识分子比例的估计,被人们看作是必 须抓出这么多右派的号召),不仅忠实执行,而且往往力争超额完成。至于如何从 本部门、本单位情况出发,实事求是地制订计划,按照群众路线的精神完成计划, 有人反而放在次要地位。凑数、拔高的现象,在不少部门、单位严重存在。怀疑、 不理解的情况也所在多有。理解的执行,不理解也执行,结果误了大事。 “严重扩大化”的另一个原因是没有分清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在实际操作时 又“宁严勿宽”,或者随意提高。有些意见,例如个别人说共产党无能治国,应该 “轮流坐庄”,即使作些掩饰,也容易看穿。有些意见本是对的,只是用“语不惊 人死不休”的方式表达出来,就显得有些刺耳。“文人的笔天然是反现状的,真正 的文人是反现状的,从古以来的好文章是反现状的。”这些话并不完全符合历史事 实,别人听着也很厌烦,但定性为右派言论,就显得过于简单。当时有一种说法相 当流行:“党的领导是具体的,不是抽象的。”于是对本单位党支部领导人有意见 就成为对党有意见,提意见者即使对这位领导人的缺点看得准,也被说成对党“攻 击”,这就更不妥当。由于把一些相当复杂的事情简单化了,再加上某些不健康因 素作怪,就使相当一部分对党忠心耿耿、颇有见地、敢于直言的共产党员、爱国人 士、知识分子被错定为右派。在二十年甚至更长一些时间中,这些被错划者背着右 派或“摘帽右派”的恶溢,被列入另册或半另册,有的甚至家散人亡。极少数人宁 折不屈,直到“文革”以后才被彻底改正,摘掉“极右分子”的帽子。《人民日报》 就有这样一位抗日战争初期参加共产党、在记者工作中曾经很有成绩的刘姓老大姐, 现年已八十,仍健在。 6月初,北京发生了“恐吓信事件”。一位民主党派成员、国务院机关干部在鸣 放会上说了一些实事求是、合情合理的意见,竟收到一封恐吓信,被斥为“无耻之 尤”,“为虎作伥”。恐吓信还说:“我们警告你,及早回头吧!不然人民是不会 饶恕你的。”《人民日报》披露了这件事,并于6月8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 指出“这封信的确是对于广大人民的一个警告,是某些人利用党的整风运动进行尖 锐的阶级斗争的一个信号”。社论说:“共产党仍然要整风,仍然要倾听党外人士 的一切善意批评。”“我们还必须用阶级斗争的观点来观察当前的种种现象,并且 得出正确的结论”。 从此,人们的注意力转入反右派。《人民日报》从1957年7月到10月的四个月中, 陆续发表有关社论二十多篇,有的进一步论述反右派运动的意义,有的就某些重要 问题分析左派、右派的分歧。运动越深入,空气越紧张,越听不到受批判人作为当 事一方的不同意见。受批判者无法申述个人的意见,不能说明事实的真象,完全处 于俯首挨批的地位。 我这时工作非常积极。7月10日配合社论《工人说话了》发表的石景山钢铁厂工 人座谈反击右派的新闻是我写的。以后报社建立了实际上由胡乔木直接领导的专写 反右派评论的机动评论组,我在其中也是全力以赴。我的积极性完全来自对“共产 党下台”和“今不如昔”两种谬论的愤激,来自所谓“杀共产党”的断章取义实际 是造谣诬陷的宣传。长坐机关的干部,只从一些文字或口头传达中了解情况,难兔 挂一漏万甚至黑白颠倒。我直接过问过一件事,它所反映的问题,使我更加吃惊。 反右派运动中期,我兼《人民日报》记者部主任,部里日常工作由一位副主任 负责。有一次我两人谈起记者部干部的政治情况,她说记者部有两个人肯定是右派, 一个是内勤林某,一个是记者吕某。我问这两人有什么言论?她说,没有听到什么 言论,但林某的历史、思想都说明是右派无疑。吕某写了《让农民说心里话》对党 进行恶毒攻击,还不是右派?我说,吕某那篇文章是我处理的,是篇好通讯。通讯 说因为一些基层干部执行政策有偏差,使得农民不敢像过去那样对我们说心里话, 这是反映真实情况,说不上攻击党。这篇通讯着重提出改进办法,怎么成了恶毒攻 击?我说,林某的思想情况我不了解,最近同他谈一谈。 同林某作了彻夜长谈以后,我的印象是即使“上纲”到极限,也只能说这个同 志“政治上不够开展”,同右派毫不沾边。他在复旦大学读书时思想比较落后,曾 经参加三青团,但没有作过什么事。解放后他交代了这个问题,审查历史没有发现 什么问题。他从此处事谨慎小心,工作勤勤恳恳。这样的人,你帮助他,他看到希 望,可能不断进步;你歧视他,他得知已人“另册”,会失掉信心,也许就当一个 混事吃饭的“职员”。我后来得知,林某虽未划为右派,到底被调离人民日报,吕 某却被错划为右派分子。 《人民日报》8月16日社论《使斗争深入,再深入》,对反右派严重扩大化起了 推动作用。读者一般知道这不会是办报人的意见,所以影响很大。社论说,从6月上 旬开展的反右派斗争已经进行两个多月。中央和各省、市、自治区的斗争正在深入 发展,专区和县一级机关、城市区一级机关、大的工厂矿山、中等学校和工商界正 在逐步展开。“目前的任务就是要使斗争在全国普遍地展开,已经展开斗争的单位, 要使斗争普遍地深入。”“凡是斗争展开已久而至今还没有搞透的单位,必须检查 领导思想,坚决纠正对于斗争意义认识不足,企图草率收兵的错误倾向,急起直追, 转变目前的落后状态。”此后不久,又发表社论《严肃对待党内的右派分子》,继 续添柴加油,说“对党内的右派分子和党外的右派分子应采取一视同仁的方针”, 批评有些人“对于同党外右派分子的政治面貌完全相同的‘党员’,往往姑息宽容, 不愿意把这些人划为右派分子,特别是对于应该划为右派分子的老党员更加惋惜, 心软,下不得手”。按照这种精神,人民日报社被划为右派的绝大部分是共产党员, 有的人实际是优秀党员。这种社论的精神不管来自何处,《人民日报》的当事者都 不能推御奉命行事、不用脑子、推波助澜的责任。 当时只许自己强词夺理、不许别人据理说话的歪风在一些问题上达到惊人的程 度。全国人大代表、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在全国人大一届四次会议上作了一个书面 发言,题为《新人口论》,批判马尔萨斯人口理论的错误,分析我国人口增殖太快, 对国家、民族不利,建议在全国范围节制生育,控制人口过快增长。《人民日报》 发表了这篇文章,读者反应很好。谁知过了不久,先是北京大学一些人以大字报、 辩论会等形式对《新人口论》进行错误批判,很快推展到马先生的学术思想和政治 观点。有些高等院校也表现积极,跟上批判。马先生挣锌铁骨,坚持真理,誓不屈 服,公然写文章声明“决不向专以力压服不以理说服的那种批判者投降”。迫害狂 康生被这种浩然正气“冲撞”得暴跳如雷,公然宣布马寅初的问题已经不是学术问 题,而是右派向党进攻的政治问题,命令像批判艾奇逊一样批判马寅初。马寅初真 理在手,不为所动。经过几十年的考验,真不愧为中国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任何 冤假错案被平反都得人心,马寅初被错批一事彻底平反更得人心。这里发生一个问 题:康生当时不过是一个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他哪来的那么大的权力呢? 人民日报社的反右斗争按照统一部署进行,该作的都作了,只是结束晚些。主 要因为最初定的右派较少,以后“补划”费了时间。据当时采访反右斗争的记者反 映,报社运动的激烈程度比许多单位略低,抓出“右派分子”虽有三十多人,占职 工的比例也比一些单位略低。“文化大革命”以后平反冤假错案,这些“分子”全 部平反,许多同志在新的岗位上作出很大贡献。“宁左勿右”、“左是方法问题, 右是立场问题”害得我们太苦了,反右斗争的教训不应忘记。 53 1957年是中苏关系转变时期。表面上双方的友谊热得发烫,骨子里分歧日益积 累。就在这个节骨眼上,我受领了一个从来没有想到的任务。 11月上旬的一天,总编辑邓拓对我说:“苏联要办一个中文杂志——《苏中友 好》,要求我们党派一个顾问,带一个专家组去帮助工作。我们同意了。此事由中 央联络部经办,中苏友好协会出面。专家组组织好了,少个‘头’,组织决定由你 担任。”朝鲜战争爆发,党决定我赴战地采访,也是这样突然。那是去战地,同美 国打仗按照通常的看法,总有一点危险,我没有提任何意见。这次不同,和平时期 任务,当时妻子进修学习,两个孩子上小学,一个小的还在幼儿园,不能说没有一 点困难,我只好说:“我不懂俄文,也缺少这方面的工作经验,如果是征求意见, 我建议另选适宜的同志去。”邓说:“几经考虑,中央已经定了,不要再提意见。 好在两年轮换,你还是报社的人,‘户口’、职务一概保留。”我这就不好再说什 么了。 苏方催得很急,因为杂志要在1958年元旦创刊。经过不长时间的准备,我们这 个小分队———一个顾问兼专家组长、三个编辑、七个翻译、三个打字员,12月上 旬到了莫斯科。 我深知这个担子不轻。其余十三个人,除了原在《人民日报》工作的一位编辑 外,都是初识;14个人,除我以外,都没有出过国门。大家年纪都很轻,现在到 “老大哥”家里,到一直被目为社会主义“天堂”的莫斯科工作,又高兴,又怵头。 这也难怪。几位翻译人员都曾帮助来我国工作的苏联专家工作。有些专家水平确实 很高,作风很好。有的人本事不大,却盛气凌人,硬是把我们看成什么都不懂的 “小弟弟”,现在到他们那里当专家,难免有些怯阵。我劝大家打消这种心理,说: 同朋友相处,要相见以诚。首先诚心诚意学习朋友的长处,但也不要自卑。我们总 有一点优势,懂些中文,否则为什么请我们去?当然,首要的还是团结友好,谨慎 谦虚,把我们的本职工作搞好。 苏联急于办这个杂志,我看有大小两个原因,大原因是中苏关系还在“棱线” 上。过去在山地打仗,常用“棱线”一词,指山脊顶巅。“抢棱线”是上山;到了 棱线再往前,就下山了。1957年11月,十二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和其他国家的 共产党领导人云集莫斯科,庆祝十月革命四十周年,同时举行两个重要会议:一个 是莫斯科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一个是莫斯科六十四国共产党和 工人党代表会议,发表了求同存异、大家都能接受的《莫斯科宣言》和《和平宣言》。 在《莫斯科宣言》上签字的是社会主义阵营十二国。有阵营就得有个“头”,有的 国家反对有“头”,特别是反对许多人认为一贯盛气凌人的苏联当“头”。毛泽东 主席从全世界工人阶级和革命人民的长远利益考虑,一再向持反对态度的代表团说 明社会主义阵营应该有个头,这个头当然是苏联;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也应该有个 头,这个头也是苏联共产党。由于毛泽东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崇高威望,由于 他是代表六亿中国人和近两千万中国共产党党员说话,对苏联和苏共当然是有力的 支持。在我们国内,这时也掀起一个支持苏联、中苏友好的热潮。从11月1日到7日, 《人民日报》连续发表《庆祝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胜利》、《庆祝伟大的十月 革命四十周年》等专版,6月发表社论《十月革命万岁,社会主义万岁》;其他各报 的宣传同样热烈、集中。首都各界庆祝十月革命四十周年大会有一万八千人参加, 除毛泽东在莫斯科外,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等领导人全体出席,隆重热烈 达到高潮。 礼尚往来。当时莫斯科冠盖云集,主人对中国代表团也破格接待。各项重要活 动,客人次序都按照国名的第一个英文字母排列,阿尔巴尼亚为“A”,霍查一般居 首。但中国例外,国名第一个字母虽为“C”,毛泽东在任何活动中总在最前边。莫 斯科的庆祝活动高潮是苏联最高苏维埃举行的庆祝大会,各国代表团都是团长一人 上主席台,中国代表团除团长毛泽东外,又增加宋庆龄、邓小平两名团员。其他代 表团外出活动,多由苏联部长一级官员陪同,毛泽东的重要活动经常由赫鲁晓夫、 伏罗希洛夫陪同。我们国家、我们党在世界上的分量,不仅跟旧中国有天渊之别, 跟抗美援朝战争之前也大不相同。“苏中友好”是两个国家八亿多人的人心所向, 所以苏联要办“苏中友好”杂志,显示“苏中牢不可破的友谊”。毛泽东应赫鲁晓 夫之请,欣然为这个杂志题写了刊名。 另有一个小原因:我国中苏友好协会办了一个《友好报》,周刊,俄文,介绍 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情况,兼及名胜文物、风土民情,主要向苏联发行,也 供在中国工作的苏联专家阅读,据说很有影响。我国在解放后培养了不少俄文人材, 俄文译中文较为熟练,中文译俄文比较困难,请了一位苏联顾问带领一个专家组帮 助工作。苏联要扩大影响,而且强调“对等”,也要办个中文刊物,向中国发行。 他们俄文译中文人材更缺,于是请了我们这个小分队。 我们十四个人在友好、热烈气氛中到达莫斯科。据《人民日报》驻莫斯科记者 站首席记者李何说,对我们这十几个工作人员的接待、安排,按照“老大哥”的习 惯,可以说是破格的。我当然知道这是由于中国代表团的“余荫”、中国的巨大影 响,丝毫不能改变我们的说得相当好听的雇员身份。据李何介绍:苏联出版许多外 文杂志,一般要请外国人帮助,主人跟外国人员完全是雇佣关系,付了工薪,一切 归你自理。相形之下,我们享受不少优待。《苏中友好》杂志总编辑罗果夫长期在 中国担任塔斯社中国总分社社长,对中国革命人士有很多帮助,中文水平可达日常 应用程度。他在苏联新闻界有相当影响,在我担任顾问的两年多时间内,他对中国 非常友好,对我积极配合。 从李何同志的介绍中,我更加感到我的“定位”比较恰当。当时中苏关系正在 “棱线”上,一致之处不少,分歧正在加速积累。我们是《苏中友好》的工作人员, 一切为了这个大目标,方法是求同存异。对杂志的编辑方针、稿件内容等,我一般 不提意见;罗果夫本人对“友好”掌握得紧,我很放心。杂志的前一半工作,组稿 写稿,苏方完全负责。后一半工作,翻译、编辑,我们保证作好。苏方设立两个核 对人员,都是苏籍华人,一人原籍山东,一人原籍辽宁,都是五十多岁,在苏联居 住几十年,中俄文都过得去,只是对中国当前一些术语和表达不够熟悉。他们两人 的任务是对照俄文原稿核对中文定稿。我们的关系不错,从未发生争论,遇有不同 看法都是商量解决。 每月两次编辑会议,由杂志的部主任以上人员组成,罗果夫必请我参加。我牢 牢守着自定的界线,对杂志内容一般不提意见,对文字表达方式、中国读者关心的 问题定期(一般一个月)提出综合建议,罗果夫一般都会采纳。《苏中友好》不是 专业刊物,但编辑部各部的负责人总想介绍一些专门技术,以为这会受到中国读者 欢迎,结果常常适得其反。苏联的科学院院士身份很高,工作很忙,一般不轻易给 杂志写文章。罗果夫向这些学者组稿,总是拉了我去。一句“中国顾问同志敦请”, 对方往往不再拒绝。这种文章组稿很难,其实并不大受读者欢迎,因为看不懂。以 后我提个建议:约稿时带上一位能写的记者,当场说好,由他访问院士,自己先弄 懂某个问题的基本道理,再用一般读者能懂得而不是科学家间交谈的专用语写出来, 读者比较容易接受。类似建议我提了不少。 《苏中友好》于1958年1月1日创刊后,一直按照赫鲁晓夫在创刊号上定的基调 办事。赫在《致(苏中友好)杂志读者》一文中,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苏联两国 的兄弟友谊长青”,“祝1958年两国伟大人民更坚强地团结,这将使一切社会主义 建设者和和平拥护者高兴,使我们的敌人恐惧。”苏联《真理报》转载了这篇文章, 《人民日报》也加花边转载了这篇文章。为体现和平、友好、建设这个主题,罗果 夫真是费尽心机。上面提到的他邀请苏联一些院士为杂志写文章,并不是没有困难。 每拿到一篇这样的文章,他总要向我表示:“又为中苏友谊作了一点贡献。” 50年代末期,赫鲁晓夫不计后果,在哈萨克大规模开荒;初时确实颇有收获。 我在莫斯科两年多,据说是食品供应最好的时期。他同时大造居民住宅,也很得人 心。苏联城市住房之缺,不亲眼看见难以想像。当时我非常惊异,也许是因为从书 上看到的介绍相距过大。《苏中友好》杂志翻译部主任科兹洛夫,曾在俄国著名的 夏伯阳部队当过连长,以后长期在我国哈尔滨工作,华语说得跟中国人没有区别, 只是文字书写水平甚差。这个职位不高的“老革命”当时已六十一岁,同一个工程 师合住一套两居室公寓房。他住的一大间不到二十平方米,他、老伴、已经退役的 儿子、上大学的女儿四人合住。房里没有一张床,夜间把家具移到墙根,用幕布隔 成三部分,四人都睡地铺。相形之下,我们十四个青年在列宁山有八套公寓房,实 在是优待加优待了。 苏联50年代经济力量毕竟不小,真要盖房,速度很快。我们住的公寓房原在城 市最边沿,一年多之后,外边竟“长”出一片楼房、两条马路,难怪赫鲁晓夫的声 誉这个时期在莫斯科市民中相当高。我写了一篇通讯介绍莫斯科大规模建房的情况, 登在《苏中友好》杂志上。除此之外,我还写过介绍集体农庄的文章。当时承《真 理报》总编辑萨丘科夫的好意,委派该报编委、农业部主任波利亚科夫陪我到库尔 斯科州的卡利诺夫卡集体农庄作客。这个农庄是赫鲁晓夫的“点”,号称集体农庄 的标兵,在1953年苏共号召发展农业后发生了大变化:1958年收人五百三十九万卢 布,为1953年的十四倍。这个比例当然令人怀疑,但主人就是如此介绍的。生产迅 速发展,庄员收人增加,集体福利直线上升。问“这么大的变化是怎么取得的?” 答复很有说服力:“在1953年以前,种什么,种多少,甚至何时播种,何时收割, 上级都定得死死的。”而苏联幅员广大,气候、土质等条件十分复杂。农庄主席说: “仅仅这一条就要命了。”以后下放自主权,农庄得以因地因时自主经营,农业、 畜牧业因而每年递增一倍多。我作文介绍,题为《苦战四五年,生产大跃进》,登 在《苏中友好》上。写这种文章,当时都认为是好事。友好,友好,增进友谊。当 然也想对我们起点“示范作用”。我是顾问,并无写作任务,自己认为加加班,练 练笔,才像个新闻工作者。谁知“文化大革命”中成了一个罪状:“美化苏联修正 主义”,“地地道道的投降主义”,大字报一夜间贴了半楼。当时我虽已被批,还 不很臭,对一造反派头头说,“我有错误,愿意接受批判。外交事务是此一时彼一 时。中央派我去当顾问,你们看看杂志封面的刊名是谁写的?千万不要超越射击。” 这些话的确有作用,大字报一夜之间撤光了。 怎样把这个小分队带好?我在北京一莫斯科的长途火车上就反复考虑。这个小 分队成员,出国前多数人工资很低,在新岗位上相应提高,生活没有问题。多数人 尚未结婚,二人虽有子女,也不在身边,因此都无家室子女之劳。带好这个队伍, 看来一是工作:圆满完成任务;二是学习:让大家都能感到有进步。能把全部注意 力集中到工作、学习上,就没有心思也没有精力想邪门歪道的事情了。到了莫斯科, 一些情况加重了我的想法。可能由于气候关系,莫斯科机关、团体一年四季都是上 午九时上班,中间休息、午餐一小时,下午六时下班,晚间自由活动时间很长,周 六提前两小时下班,自由活动时间更长。七个翻译工作比较紧张,也有时间读书; 编辑、打字员读书时间更多。我们的公寓位于列宁山,离市区较远,从安全考虑夜 间不宜外出。这更是提倡学习的有利条件。我们随身带了几箱工具书、参考书,大 家可以随时取阅。莫斯科高尔基大街有中文书店,北京出版的新书很快就能运到。 用卢布买比在北京用人民币买便宜许多。买书成为我在莫斯科的一大业余乐事,两 年多下来,竟积累两大木箱、近四百公斤。其他同志也买了不少。有个小小的插曲: 如何把这些书运回北京成为我的头痛事。当地规定“把外文书运往外国,要逐册检 查”,中国出口这些书时经过严格检查,苏联进口这些书时又经过严格检查,我托 运当然不怕检查,但是托运人必须在场,如果逐册检查时间会很长。《苏中友好》 编辑部负责核对稿件的苏籍华人老张出主意:拿两瓶“二锅头”送给检查员,保险 能省些事。我照样办了,果然有效,检查员客客气气看了两眼,立即钉箱放行。我 愿意把这看成一种友好的表示。当时中苏友好气氛确实极浓,在红场瞻仰列宁遗体, 总要排很长队伍,“中国同志”一般可以优先。当时我国外交局面尚未充分打开, 我国一些代表团到欧美国家公干,经常在莫斯科换机、转车。由于人数不多,苏联 人民便于照顾,但从中也可以看出苏联人民对中国人民确实友好。 专家组成立了中共党支部,原在《友好报》工作的纪兆璞任支部书记。党支部 由我驻苏使馆党委领导。按照苏联习惯,杂志各部门从不在上班时间开会。专家组 半月一次生活会,都在夜间开,话多即长,话少即短。我精确计算,除了走路(有 汽车代步)、做饭(因有煤气、电炉、冰箱等设备,半成品又多,个人做饭不用多 少时间)、吃饭、睡眠以外,每天学习三至四小时不成问题。由于学习空气相当浓 厚,说我们自办了一个不成型的业余学校,此言不虚。 新闻记者脑子闲不住,生活在莫斯科普通公寓中,我很快动了利用这个机会研 究苏联普通市民生活的念头。可惜不懂俄文,受到很大限制。 生活在苏联本是学俄文的好机会。同俄国人来往,小分队一半人是俄文翻译, 多好的条件!到莫斯科不久,几个不会俄文的编辑、打字员就组织了业余学习班, 不断将我的军:“你是领导,得带个头。”我十分赞成他们学俄文,自己却铁了心 不学。说得出的理由是年纪大了学不好,其实是想利用这个机会读些别的书。两年 下来,几个同志都说我有远见。他们下了极大功夫学俄文,远未达到可以应用的程 度。我则理论、文史以至文艺,每天读三四小时。没有“运动”的心理压力,也可 以说没有能否完成任务的思想负担,静下心来,闭门苦读。这个机会太难得了。 观察、了解莫斯科普遍市民生活这个题目,我是经常想着,习惯同北京作比较。 莫斯科人平均教育程度比较高,文化生活相当丰富,行动守纪律,讲礼貌,在北京 之上。衣着比北京一般人好,物质生活的其他方面也比北京高,但远不如过去在书 上、报上看到的那么高。抗日战争期间,《人民日报》登过一家通讯社播发的新闻, 报道苏联工人的生活状况:“普通工人的伙食,早饭是一方牛油(约七十五克至一 百克重)、二个鸡蛋和炸香肠、二杯牛乳(或咖啡!)……到中午,先是一大盆菜 汤,……然后一大盆炒肉丝或干炸子鸡……到了晚饭,一盆炒肉丝外加炸洋山芋…… 苏联水果很多,工人天天能吃到苹果和梨子……”这条消息在当时很起了鼓舞士气 的作用:这就是我们奋斗的远景。到莫斯科一看,那介绍太离谱了;过了一段时间 看,简直感到滑稽了。星期天,我在公寓里读书,经常被敲门声打断。开门一看, 一个工人问地板要不要打蜡,玻璃要不要擦?这种事每星期天都能遇到。当时莫斯 科工人最低工资每月三百二十卢布,综合购买力约合人民币八九十元。如果是双职 工,生活过得去,但不能常买“俄德克”,白酒在许多苏联人看来仅次于面包。面 包确很便宜,肉类却相当贵,白酒更贵,但供应不缺。蔬菜、水果因气候关系少而 且贵。日用品可说应有尽有,有不少质量不如中国产品。 李何在苏联生活多年,他在谈到这种情况的原因时说,苏联长期受帝国主义包 围,政治警惕性极高,节衣缩食,以超过国力的努力发展国防力量,以免被资本主 义吃掉,这是主要原因。自我封闭,孤芳自赏,又加重了在许多领域落后的程度。 新中国进行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苏联专家作出巨大贡献。当时著名的一百五 十六项工程,从设备制造到工厂施工,中苏两国人民的汗流在一起,我国报刊对此 作了大量介绍。但是,直到在莫斯科参加《苏中友好》杂志的工作,我才知道苏维 埃共和国创立时期,中苏两国人民的血曾经流在一个战壕里。《苏中友好》杂志, 特别是总编辑罗果夫,为发掘这些鲜为人知的资料作了艰苦的工作。说句冒昧的话, 当时不少苏联人喜欢夸耀自己的“天下第一”,对于这种资料往往是不大重视的。 据《苏中友好》杂志所载《俄国革命时期的中国志愿兵》一文介绍,在十月革命的 日子里,在反对武装干涉者和白卫将军的战斗中,红军的队伍里有成千上万中国人 同俄国人并肩作战。中国人同俄国工人、农民一起攻下冬宫,参加伏尔加河要塞— —察里津保卫战。此文插有三幅珍贵照片,有一幅是一队中国志愿军手持一面军旗, 军旗上绣着“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万岁”十二个汉字。1917年入党的苏共党 员楚品科写的《鲜血凝成的友谊》一文,回顾他指挥的“9月18日”装甲车配合红军 第3国际团作战的情况。该团全由外国革命者组成,其中的中国连由连长王福(译音) 指挥,作战极为英勇。这类文章使中国读者感到亲切、自豪,提高国际主义觉悟, 也增加不少历史知识,很受欢迎。 《苏中友好》杂志很重视群众工作,部分原因可能是接受了我的建议。我认为 多进行杂志——读者的双向交流,不断了解读者对杂志的意见和建议,对这种“跨 国杂志”更加重要。1958年5月第三十六期登载罗果夫写的《致朋友——读者》一文, 谈到1958年前七个月编辑部收到一千零七十七封读者来信,其中七十九封是住在中 国境外的华侨、华人写的。编辑部直接给七百一十一名来信人写了回信,通过杂志 登载的文章回答了一百一十四名读者提出的问题。在杂志编辑部各部负责人联席会 议上,我高度评价他的这种负责细致的群众工作,“是对读者有益的服务,也是对 杂志有力的宣传”。同时开玩笑说,“这是一件大好事,当心也可能引来‘麻烦’。 中国人多,政治热情又高,都写信来,你吃不消,《人民日报》就有点招架不住了。” 罗果夫哈哈大笑,说:“我不怕,正好向他们要编制。只要提中国同志来信多,什 么都好办。” 我不知道这是有意说给我听,还是确实作如是想。其实1958年中苏关系已经过 了政治“棱线”,开始大步下山了。这一年的7月底,赫鲁晓夫访问中国,同毛泽东 等领导人讨论国际形势和中苏关系等问题,提出苏中两国建立联合舰队和苏联在中 国设立长波电台等要求。这种损害我国主权的行径理所当然地遭到毛泽东等同志的 严正拒绝和批评,赫鲁晓夫愤愤而去。两国在其他问题上的一些分歧也日渐明显, 但分歧仅有少数人有所察觉,争论更是在中苏极少数中央领导人之间进行,公开的 宣传还是人们熟知的“牢不可破的友谊”。1959年十月革命四十二周年,我国领导 人毛泽东以中共中央主席、刘少奇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朱德以全国人大常委会 委员长、周恩来以国务院总理名义致电苏联相应领导人,向他们和苏联人民“致以 最热烈的兄弟般的祝贺”。赫鲁晓夫等领导人也表示衷心感谢。前面谈到“文革” 中批判我在苏联的“投降主义”的大字报在一夜之间迅速消失,很可能与此有关, 因为我写的那些文章都在这个贺电之前,我对造反派头头说“不要超越射击”,就 是指不要打到领导人的这种外交动作,他们的调子比我高得多。 当时我国驻苏大使刘晓(兼使馆党委书记)是一个水平很高的职业革命家,解 放前长期在上海等地从事艰苦的秘密工作。他是我尊敬的领导,又是能够交心的朋 友。他对我经常进行重要的指导,我对他的工作也间或有些帮助。从1959年开始, 他过一段时间就同我谈一次中苏分歧的情况,一再叮嘱“到你一人为止”,指示我 “工作一概如常,心里有数就是了”;嘱我“多观察,不提任何要求和建议”。 我估计《苏中友好》编辑部个别领导人也知道中苏分歧的某些情况。在此之前, 我们相处可以说相当融洽,只谈友好,不谈分歧。在此之后,友好谈得比过去还多。 友好的争论也逐渐出现了,有一次我记得十分清楚。 我在苏联经常听到一种奇谈怪论,至少是曲解我国外交政策的,说中国人“把 战争看作生活的一部分”,中国的领导人说过什么都怕,就是不怕打仗。再打一仗, 即使死三亿人,中国剩下一半人还能在废墟上建设社会主义。我认为,苏联人民在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确实作出巨大牺牲,于是一种“无论如何不能再打仗”的情绪相 当流行,传播上述所谓我国领导人的讲话,不管有意或无意,都会对我国的形象造 成损害。 1959年我国国庆后不几天,我同专家组一位翻译从罗果夫办公室出来,遇到 《苏中友好》杂志摄影部主任。此人水平不高,妄自尊大,我对他全无好感。本来 点点头就过去了,他忽然说:“你对六十四个共产党发表的《和平宣言》有何看法?” 我意识到他可能有意问难,就说:“这是一个好文件,表达了千千万万人的心意。” 他说:“确实是个好文件,应该不惜任何代价保卫和平。可惜不是所有的人都 这么看。” 这当然是话中有话,我蕴蓄已久的意见终于找到一个表达的机会,于是非正式 的但确有准备地谈论起来,走廊里慢慢聚集了几个人,真正说话的还是我们两个。 “《和平宣言》确实是个好文件,中国共产党是签了字的。在此以前,中国发 起和平签名运动,一亿多成年人签了名。中国持和平外交政策坚定不移。不过,我 们的和平愿望是一回事,帝国主义的算盘又是一回事。它要打来了怎么办呢?所以 还得作准备。” “无论如何要防止战争。我参加过卫国战争,从莫斯科城下打到柏林。我知道 战争是怎么口事。现在要特别注意,小战争可以发展到大战争,大战争可以发展到 核战争,核战争会毁灭全人类。” 原来是这么个逻辑。我问:“战争有这么可怕么?帝国主义如果打进来,我们 能够不作出反应么?” “战争,战争,无论怎么说都不是好事。你参加过战争么?” “参加过一些。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加在一起不到二十年。” 我是故意说给他听的,想刹刹他妄自尊大的傲慢。 “你参加的是常规战争,你没有参加过核战争。” “是这样。我没有参加过核战争,好像你也没有参加过核战争。我没有同德国 法西斯打过常规战争,好像你也没有同日本法西斯、同美帝国主义打过仗。在朝鲜, 美国人除了原子弹,什么武器都拿出来了,也不过就是那么回事。最后,他说他胜 了,我们说我们胜了,其实是打了个平手。订停战协定,没人投降。” “不管怎么说,原子弹是很厉害的。” “原子弹确实很厉害。有巨大杀伤力、破坏力。不过,对革命军人来说,一个 原子弹也就等于一个手榴弹。” “什么,你说一个原子弹等于一个手榴弹?” “确是这样。只要这个战士忠心革命,英勇无畏,一个手榴弹飞过来,从前胸 打进,后背穿出,我牺牲了。一个原子弹落下来,从脑袋打进,脚跟透出,我也牺 牲了,有什么两样!” 这是实话,也可以说是歪歪理。大概由于不太好反驳,一场不红脸的辩论就在 哈哈一笑中结束了。 此后几个月,杂志照常出,友谊继续讲。主人选稿似乎更加求同避异。我们的 工作也更加谨严准确。对于改进杂志的建议,即使是业务性的,我也不再提了。 据我观察,罗办果夫对中国人民确实友好,同我合作非常融洽,但他当然无力 回天。他不断组织专家组到列宁格勒、基辅、图拉等城市参观,到工厂、农庄联欢。 据李何同志说,苏联对待它所聘请的专家,这是绝无仅有的。 我在1960年3月期满回国。罗果夫宴请、欢送、悄悄对我说,“他们尽管争论, 咱们永远友好。”人民日报社的杜波接替我担任专家组长,已无顾问名义。时间不 长,中苏两党争论日渐激烈,由内部转向公开。4月22日列宁诞辰九十周年,我们发 表几篇纪念文章,重点批判“现代修正主义”。6月下旬,十几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共 产党在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开会,赫鲁晓夫带头对中国和中国共产党进行全面 攻击,遭到以彭真同志为首的中共代表团的反击。7月中旬,苏联政府撕毁两国间的 几百个协定,片面撤走全部在华苏联专家,中苏关系开始走向谷底。不久,苏联停 办《苏中友好》杂志,我专家组被迫回国。 54 我国1958—1959年的“大跃进”给全国人民留下难忘的记忆和宝贵的教训。我 在国外冷静地注视,痛苦地思索,得出一个当时不能告人的看法:“大跃进”精神 不能少,“大跃进”作法要取缔。 这两年,我在苏联办的《苏中友好》杂志当顾问,工作担子不重,学习时间不 少。承人民日报社照顾,不经过苏联报刊发行系统,每天直接寄报给我,我次日上 午即可收到。八个版,六号字,几乎没有广告,分量够大的。我每天仔细阅读,总 要两三小时,可能是这份报纸国内外最用心的读者之一。如果经过苏联发行系统, 《人民日报》到我手要晚两三天,不知何故。苏联报纸登过文章,讽刺报刊投递慢, 说托尔斯泰在世时写信,从莫斯科寄到圣彼得堡(列宁格勒)一天可达,1957年却 要多一倍时间。 《人民日报》大量登载“大跃进”的新事物、大数字,使我处于极度兴奋状态。 我深以不能参加这个空前未有的运动为憾,认为失掉这个锻炼机会,以后无法弥补, 曾经十分焦急。后来又想急也无益,只能仔细读报,免得落后太远;作好现职工作, 也算在国外参加“大跃进”;多读书,积累将来回国工作的资本。 报上登的一切起初我都相信。我参加《人民日报》的创办,一直担任相当负责 的工作,深知这家报纸从不说谎;缺乏代表性的典型、分寸稍有夸大的新事物偶尔 在报上出现,大家还会警惕,引以为戒。现在新事迭出,说明我们的国家一日千里, 能不令人兴奋? 苏联人民也很关心我国的“大跃进”。他们真诚希望我国很快富强起来,认为 这对增强社会主义阵营力量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当时德国、意大利、日本还在医治 战败的创伤。英、法尚未恢复元气。资本主义世界论综合国力,还是美国第一,英 国第二。我国提出十五年在钢铁和其他重要工业品产量方面赶上英国,苏联提出在 十几年内赶上美国。这些如果真正做到,世界上的事情就好办了。为了这种赶超, 我多次听苏联朋友说,“咱们也来个友好的竞赛!” 《苏中友好》杂志工作人员对我国的“大跃进”更加关心,他们要从中寻找 “针对性”。苏联办事情讲究按部就班,这可能是他们在经济建设方面长期没有大 的起伏、发展速度相对不低的一个重要原因。我发现《苏中友好》编辑部工作人员 相当聪明,他们这时更加注意介绍苏联各个领域的科技成果,以此“配合”中国的 “大跃进”。 我希望《人民日报》登的一切都是真实的。建设迈开大步,国家迅速强盛起来, 我们在国外也有光彩。祝贺全国人大一届五次会议开幕的社论提出:“争取三年内 使全国大部分地区的面貌基本改观”。我虽然怀疑过“基本改观”能否实现,但有 “大部分地区”的限制词,又认为大概是站得住的,而且这种社论必经中央审阅, 想必有一定根据,因此曾在专家组内部反复学习。以后又报道全国七十四万多个农 业生产合作社经过几个月就改组成两万六千多个人民公社,这是工农商学兵结合的 “一大二公”的组织。广大农村新事迭出:全民办电、全民炼钢、全民修铁路、全 民办大学……。我心里的问号慢慢地出现。解放以后,在历次政治运动中,《人民 日报》不少人认为“我是个好人,就是思想偏右”,因此,我经常警惕右的袭击, 特别是对于一些新事物不敢轻易否定。以后又出现许多“卫星”新闻,考虑到这是 小面积的产量,又有省、县干部和科学技术人员监打验收,不容人不信。湖北麻城 县有个早稻亩产三万六千九百多斤的“卫星”,不仅有文字介绍,还有几个孩子站 在尚未收割的稻株上的照片,也不由人不信。社论《年终算账派输定了》对上述成 果作了概括的论断:“国民经济的发展,主要不决定于这种或那种条件,而决定于 人。群众说得好:‘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地的产量是由人的头脑决定的。” 这就把马克思主义重要原理否定了,究竟是怎么回事?我当时想不清楚。 我对关于“大跃进”的报道产生严重怀疑来自《人民日报》对徐水的系列介绍。 毛泽东主席曾到徐水视察,肯定了许多新鲜事物。报纸曾经突出宣传,对徐水人民 也许是鼓舞,对全国人民却是一大欺骗。徐水这一年庄稼长得确实好,毛泽东问秋 季庄稼预计产量有多少,县委书记答说夏秋两季可有十二亿斤。粮食多了怎么办就 是由此产生的。徐水当时有三十一万人,每人平均近四千斤,人吃马喂以外剩余很 多,只能出售。据说全国到处丰收,卖不出去,只好熬糖、造酒……。我回国后听 说,当时领导曾经指示《人民日报》以徐水的成就为由头,写一篇题为《粮食多了 怎么办》的社论,给全国的“大跃进”加一把油。幸亏《人民日报》编辑部还有头 脑清醒的人,不敢说不写,总是不动笔,硬是把这篇文章拖掉了。当时有一位作家、 一位理论家长住徐水,写了《徐水人民公社颁》,包括六篇文章,其中谈到徐水准 备放的高级“卫星”:一亩甘薯年产一百二十万斤,一亩小麦年产十二万斤;一棵 白菜要长到五百斤……说者敢说,有些听者一时也信,实在不可思议。 我是徐水县人,在家乡度过童年和少年。虽然从未参加劳动和经营家计,对农 民的贫苦生活缺乏直接感受,对人民日常生活状况还是有些了解。抗战前那是一个 只有十几万人的“丙等县”,土质贫瘠,水旱灾频繁,生产十分落后,人民生活极 苦。徐水只有一种特产大白菜,历史上出过一个“白菜王”,听说有三十多斤,现 在说要长到五百斤!徐水过去多种甘薯,那是农民冬仁月的主食,是贫苦的象征, 丰产年,亩产最高不会超过二千斤。小麦种得少,主要因为产量低,每亩每年收两 口袋——合计一百多斤。当然,那是抗战以前,这是公社时代。但是,在农业综合 生产条件未见重大变化以前,产量提高十几倍乃至上百倍,可能么?“大跃进”时 徐水兼并了邻近小县容城,但是基本生产条件并无大变化,只是人口多了一倍而已。 话不能长期憋在肚子里,又不能随便说,只好又去请教刘晓同志。我说我让一 些“卫星”、一些说法弄糊涂了。生产总得有个精神条件,也得有个物质条件,一 个条件不行。那些“卫星”我不能不信,又不敢全信。工农“卫星”比起来,我宁 可信工业“卫星”,因为我不懂工业;农业“卫星”,我宁可信远处的,因为我难 以判断。近处的,像徐水那些“卫星”,实在不敢相信,太离谱。他说,“你是人 民日报的老人,应该相信自己的报纸。当然,你可保留自己的看法,可以继续观察, 但是绝对不能乱说,尤其不能同苏联朋友议论。”我感谢他的提醒,注意只想不说。 对苏联朋友再不夸耀那些高产数字,而是继续宣传“大跃进”的精神:干革命,搞 建设,总得鼓足干劲,多一点,快一点,好一点,省一点,总是应该提倡的嘛! 我国农村大办公共食堂,在《苏中友好》编辑部又引起轰动。有些人认为公共 食堂就是“吃饭不要钱”,说中国这可走到前边了一。一些朋友向我了解公共食堂 的具体作法。30年代苏联在农业集体化过程中也办过公共食堂,一因平均主义,二 因众口难调,三因浪费严重,很快就停止了,所以问我中国的作法。我只好以这是 一个新事物,中国过去没有搞过,现在也是试验,我在国外具体情况不了解为词, 婉转推掉。外事以(国)内事为基础、为后盾的道理,我是真正体会到了。 1959年9月初一个上午,罗果夫独自一人拿着载有我八届八中全会公报的《人民 日报》到我办公室,问是怎么回事?因为新宣布的1958年粮食实产数字,比过去宣 布的少得多;1959年粮棉计划数字,有的比过去宣布的几乎少一半,有的少一半还 多。造成这种差错的原因,据宣布是农业统计机关估算1958年特大丰收的产量缺少 经验,秋收时割打收藏工作又有些粗糙。当时我同罗果夫共事已近两年,亲身体会 这位老共产党员对我国十分友好,他来问我,是出于关心,也许有些迷惘,绝不是 想来找事。我觉得这种时候话越多越说不清楚,就简单告诉他,我也是刚看到报纸。 新中国建国不久,继承的包袱很重,一些不应该有的现象经常换个面目出现。至于 这件事情本身,公报上已经说清楚了。罗果夫也不再问,耸耸肩、握握手而去。这 件事的尴尬使我终生难忘。如果是恶意挑衅,还比较容易对付,提问者出于善意的 关心,当事者反而更加难办。 现在的青年人难以理解“大跃进”。为什么居然发生这种蠢事呢?它给我们国 家造成的损失仅次于“文革”。这是典型的好心办错事,而且一度推广到群众中。 看起来上上下下都昏了,真正起决定作用的是上面,不然不会发生遍及全国的 影响。也有头脑清醒的人,但在类似“大跃进”潮流之前,很难挺身挡住。“文革” 期间,我在人民日报社办的位于河南叶县刘店大队的“五七干校”劳动改造,听大 队支部书记说,“大跃进”对生产力是“有组织、有领导的破坏”。“大炼钢铁”, 没有燃料,他奉命领着大家砍树,树砍光了,开始拆房,幸亏不久停止炼钢,不然 不可想像。基层不掌握宏观情况,很难对涉及全国的事物提什么意见(假设可以提 意见的话)。年产一万亿斤粮食,一县一乡怎能判断是否可行?“大跃进”迄今四 十年,还未达到这个数字,当时确实是热昏了。粉碎“四人帮”以后,一度又发生 “洋跃进”,当时提出几年内搞十来个大庆油田,几年内实现全国农业机械化,像 我这样的干部都认为是天方夜谭,绝对不能办到。可见同样的错误可能重犯,但其 影响越来越小,可以看作是历史的进步。 1959年的天文式计划数字,最初由少数省、县在一种浮夸空气中先提出来,有 人认为或许能够完成,有人完全是争强攀比。反正“法不责众”,完不成大家都一 样,你批评谁?中央把下边的报告数字汇总,再加“提高”,率尔公布,结果闹出 大笑话。在国内还比较好办,外交人员在国外就难过了。我不是外交人员,而且在 至少表面还比较友好的环境中工作,也分享了一份尴尬。 《人民日报》是一面镜子,相当充分地记录了“大跃进”的来龙去脉和各种引 人注目的情况。当时擂鼓呐喊,传播神州大地上发生的各种新事,包括不少错误经 验和口号;事后看,也给我们的后代留下研究、借鉴的材料。有的中央负责人说过: “那几年的事情,中央领导一半,《人民日报》领导一半。”过誉了。《人民日报》 哪有这么大的能量?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党报积极宣传,这是天经地义。《人 民日报》宣传了许多错误的东西,确有责任,但也只是“宣传”而已。当然报社有 “发明创造”,例如中央关于人民公社的决定提出先试点后推广,《人民日报》一 篇社论说“也可以边试点边推广”。这是中央一个工作部门的意见,它坚持要这样 说,报纸只好照办,起了坏作用。中央对此没有批评、纠正,给人的印象是中央的 意见。还有一种情况,报社工作人员理论功底不深,又缺少实践经验,而且头脑发 热,争强“抢先”,宣传了错误的东西,完全是自己的过错。《从人民公社看共产 主义》一文,提出“有决心亩产万斤,就一定能亩产万斤”,公然宣传唯心论,这 种文章能够放行,完全是报社的责任。许多近似天文数字的高产“卫星”,不少事 后看来滑稽可笑的新鲜事物,并没有人指定要登,一个时期却大登特登,更是应该 永远记取的痛苦教训。我事后得知,当时编辑部一些头脑清醒的同志曾经对此等事 情提过不少反对意见,领导不但不听,反而对这些同志进行不公正的批判。当然以 后是平反了。 我没有参加这些宣传,没有直接责任。当时如果在国内,按照我的精神状态和 认识水平,各种错误肯定我都有份,顶多有的带有心里怀疑行动服从的印记。40年 代整风获得的“驯服工具”的观念对我影响太深,“驯服工具”的纪律对我规范更 牢。从民主集中制的精神来说,直到写此文的1996年,我还没有想清楚遇到上述情 况如何处理。所以我1960年春从苏联带着“补课”的心情回国,在公共食堂问题上 补犯了在1958年没有机会犯的错误。 当时全国“大跃进”,《人民日报》的新闻业务工作也有不少改进。1958年秋, 我在莫斯科收到《人民日报苦战三年工作纲要》,其中提出“苦战三年,真正成为 名副其实的党中央机关报”,气魄宏伟,目标鲜明,措施也具体周详。许多目标、 措施是针对报社的弱点提出的,事隔近四十年,至今仍有积极意义。 我是人民日报的一个老兵,当过记者、编辑,在总编室和几个部负过责任,以 后主持全社的编辑工作,熟悉报社的历史和报纸的工作流程,了解党报工作的有利 条件和它特殊的难处。从“大跃进”时《人民日报》的版面,可以看出报社工作人 员的冲天干劲和千方百计搞好报纸的雄心壮志。这个期间署名和不署名的评论体裁 多样,数量空前,有时一天发表二十篇社论和其他评论,言简意赅的“三言两语” 型小言论更多。各版都有自己的“声音”,就编辑工作来说确是一大进步。凡事都 有两重性,数量多了,质量有时难以保证。许多干部,特别是一些领导干部,头脑 发热,同报社一些人的过“左”思想交相影响,以致误导的评论时有出现。“说错 话的评论有比没有更坏。”读者这种批评令人深思。 我们的报纸文字冗长、沉闷、生硬,是多年未能克服的痼疾。这与“真理不怕 重复”的主张和刻意追求“全面”有关。“大跃进”以来在这方面有所改进。几个 老编辑对我介绍当时的情况:整个编辑部热气腾腾,就跟作战前夕开“诸葛亮会” 一样,大家七嘴八舌,议论风生,谁的“点子”高听谁的。许多好版面、好标题都 是集体创作。当然,有的集体创作并不成功。例如,当时惯用一种希图催人奋进的 统计图表,就起过很大负作用。有个版制作了“各省、市、自治区生铁生产进度表”, 目的是让大家比一比,“后进超先进”。辽宁绝对数当然最多,因为有鞍山钢铁公 司;宁夏最少,几乎没有现代钢铁工业。完成计划比例数,贵州超额百分之一百二 十八润为计划数很低;上海超额不多,因为计划数原来就高。统计表在条件相同的 情况下说明事物量、质的变化,是一种很有说服力的宣传形式。但在报纸上单纯登 载数字统计图表,又不配合说明条件、原因等文字进行分析,不仅可能使一些人感 觉不公,还可能使一些人灰心泄气。 像1956年改版一样,“大跃进”期间《人民日报》在编辑工作方面的一些改进, 最后没有完全坚持下来,政治的挫折影响了技术的发展。“气可鼓而不可泄”—— 毛泽东说的这句话,用在这里还是恰当的。 55 1960年3月,我从莫斯科回到北京,顾问、专家组长的工作终于结束了。这时的 北京,政治空气比较沉闷,物质供应相当困难。“大跃进”的消极后果已经显露, 这是在国外看报不容易体会到的。我又回到人民日报。总编辑吴冷西同我谈话,要 我到农村部。他说,国民经济严重失调,农业问题严重,所以调你去。 我最要好的一个朋友对我说,两年来你不在国内,没有犯宣传上那些错误,又 躲过“反右倾”一关,够幸运的。我说,我倒不这样看。“大跃进”时我要在国内, 宣传上那些错误我肯定有份;“反右倾”十有八九要作检讨。不过从长远看,那未 必没有好处。你我相处二十多年,风风雨雨,过的关不少了,可过一次关长一次见 识。他还说,“反右倾”同过去的关可不同,以后说话千万小心谨慎。 我万分感谢他的提醒。他也是编委,以好学、敏锐著称,高小毕业即参加革命, 能有这时的知识、政治水平,说明钻研精神超过常人。但以后在“文革”中的表现 令人齿冷。 我入党后,在党报机关工作直到离休,经过不少运动,都未“伤筋动骨”。我 把党看成自己的家,不仅把所有党员看成志同道合的同志,而且看成亲密无间的兄 弟。我认为对自己的同志来说恕道并无大错。己所不欲,勿施于同志是天经地义。 我以诚待人,其他党员必以诚待我。我对在党内斗争中招致的“缺乏原则性,斗争 性不强”的坏名声永远不悔,就是被上述思想所支配。当然,这种思想只能藏在自 己心里,是不足为同志道的。 不少事实证明我的看法并不全对。不过从长远来看,好像又没有什么不好。 提醒我的这位好朋友在许多事情上得到过我不少帮助,我认为那是理所应当, 不值一提。平时关系密切,不分彼此。但在一个关键时期,他的作为却使我大为吃 惊,一时不知所措。 那是1967年末,“文革”已经闹得人民日报不像样子。“当权派”有的进了 “牛棚”,有的到位于房山的“人民日报五七干校”劳动改造,有的进了“学习班”。 后者介于前两者之间,半自由。 我在“学习班”是职务最高的当权派、副总编辑。“学习班”还有两个编委, 其中一个就是我那上述的好朋友,此外都是中层领导干部。一天早餐,我俩同桌而 食,说说笑笑,一如往常。饭后开会,好友抢着发言,立即换了一副面孔,咬牙切 齿,慷慨激昂,近一小时完全说我。地主阶级孝子贤孙,晋西一段历史可疑,阎锡 山的黑笔杆子。围绕这三个问题进行许多可怕的分析和论断,就是举不出什么事实。 我开始确实糊涂了,我们两人1944—1945年春在一起整风,睡一条炕,各人的历史 都抖了个底朝天,彼此知根知底。1946年,组织正式通知我:历史经过复查,无任 何问题,他曾向我祝贺。现在这样提问题,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如果我确有问题, 大义可以灭亲,当然应该灭友,现在是毫无根据别有企图的突然袭击。我这位好朋 友在报社以善记笔记著称,说完就摊开笔记本,提笔在手,大概是准备记我的“反 击”。我对给别人提意见毫无准备,经常想自己在这里是最大的当权派,只有听批 评的义务,没有批评人的权利,况且平素只看到好友的长处,未发现他政治上有什 么问题,所以我的发言根本没有提他,只是简单表态:欢迎同志们继续帮助,希望 组织严格审查。这位老友相当尴尬地笑笑,马上合上笔记本。但我还是感谢这位朋 友,他正式提出我的出身、历史问题,使我自然成为被审查的重点人物。经过几届 专案组同志的努力,把我历史上各个阶段,特别是1938年晋西一段历史的关系人和 我在晋西写的文章全找到了。这是我长期想办该办却没有时间办的。我以后出的那 本《新纪元集》因此增加了一些文章。 好朋友这一炮很有效,“学习班”的火药味马上浓重了。主持“学习班”的 “工人、解放军宣传队”同志不了解情况,于是把好友定为应该依靠的积极分子, 把我定为政治上要严格审查的对象。我的处境更加困难。报社放林彪关于政变讲话 的录音,“学习班”受审查的干部多数都蒙思听录音接受教育,但两个人没有这种 资格,其中之一是我。好友逐步高升,“人民日报五七干校”校长,报社最大造反 组织的理论指导,都是当时的显赫职务。多次开大会,他在批判走资派之后作长篇 报告,从各方面论述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必要性,最著名的论点是整个社 会主义时期没有左的问题,只有反右、反右、坚决反右,才能把全党全民的思想统 一到毛泽东的革命路线上。粉碎“四人帮”以后,好友处境日渐困难,由于抢先检 讨,得以免予处分。看看工作不大好作,刚到六十就申请离休。聪敏出众的一个人 材,离休后不久就因病而逝。 我在根据地参加共产党,长期在根据地工作,当时对敌斗争紧张,党内生活却 相当平和,什么污七八糟、勾心斗角的事情,听不到也想不到。反右派斗争中,报 社一家人无辜遭难,这件事开始改变了我对党内生活的幼稚想法。报社一位女编辑 有个极要好的女朋友,两人先是同学,后来一起参加革命,又在新华社分社同事, 好得不能再好。以后这位女编辑同她丈夫一起调到人民日报,她的那位好友还在新 华分社工作。两人同事时,曾对党内生活中某些缺点有所议论。反右运动开始,那 位好友一封揭发信寄到人民日报,把两人的议论都说成出自这个女编辑之口。寄信 者上纲上线,说这个女编辑对党恶毒攻击。妻子思想反动,丈夫却不举发,必是一 丘之貉。夫妻两人都被划成右派,五个未成年的孩子遭受的苦难令人酸鼻。当然, “文革”之后,两位被错划的同志都平反了。 我的好朋友在“学习班”指责我的时候,我很恼火,也很紧张。恼火出自常情, 紧张另有原因。他提的所有问题,我心里非常有底。出身、历史,入党志愿书写得 明明白白,整风审干时查得清清楚楚,后又经过复查,没有任何问题,我不怕进一 步审查。我是怕他把我俩过去的一些议论捅出来。我两家住在一个院子里,经常议 论国家、报社、党内生活中一些问题和缺点,虽然当时都是善意,但怕别有用心的 人曲解攻击。他如果同这等人结合起来加油添醋、无限上纲,我在那种情况下绝对 无法分说清楚。事后看他果然聪明过人,对这些一字不提,这也可以解脱他没有及 时向组织举发的干系。我甚至曾经设想,我两人是最要好的朋友,人民日报无人不 知。他看我正受审查,为表示自己积极,同我彻底划清界线,提我一些早已澄清, 乍听却相当吓人,正像俗活所说,“提起来千斤,放下去二两”的事,对他是一种 绝顶解脱,对我最后也无损害,实在是一种绝顶聪明的作法。但究竟是何用意,我 “文革”后也没有兴趣问他。 听说我所敬重的一位老同志1959年受了不公正的批判,我回国后曾去看望他。 他大我两三岁,铮铮铁骨,人品学问都好。他同另一人议论庐山会议,所谈内容完 全正确。反右倾时那人违心揭发他,他承担了全部责任,遭受苛重批判,被定为右 倾机会主义分子。可能领导方面接受反右派运动的教训,对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的党员不开除党籍,但是工作变动,没有下放锻炼。这位同志跟我谈心,他说最想 不通的是说对彭德怀的斗争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继续。他最后说,高 压可以令人缄口,但历史这个巨人永远不会倒下。我完全同意这种说法。我说,按 照我的思想状况,1959年如果在国内,必是“分子”无疑。当然有可能是无形的。 他一再说自己对人过于轻信,但对揭发他使他遭难的那位同志没有一句微词。 结束“文革”以后,我们党决定加强民主与法制,永远不搞运动,实在明智, 大得人心。过去不少错事,我觉得是某种运动给一些品质不好的人提供了机会而产 生的。政治运动常常决定一个人的命运,有的人为了洗刷或者表现自己,采取恶人 告状的办法诬陷别人。由于一般不许当事人申辩,诬告往往成为定案的依据,不少 冤案就是这样产生的。今后不搞运动,发扬民主,允许申辩,依法办事,这对我们 来说,无异进入了一个新时期。 古人说的“良心”,也许和共产党人说的“党性”相近。这是一种无形的、巨 大的力量。我那位好朋友在“学习班”攻我立功,多次升迁,成了“人民日报五七 干校”校长。我是干校准学员——虽同大家一起劳动,但要接受批判,在班里也就 成为班长的工作重点。有一次收玉米,我漏掉了两个小穗。这种事本来难免,放在 我身上就是大错。全班开会批判,校长、副校长亲临指导,以示郑重。我十分坦然, 静静听着。也许是我的敏感,校长进来,看看我,反而有些不自然。班长报告我犯 的错误:两小穗玉米没有掰下来,足证工作极不负责。副校长是个造反派,作了长 篇发言,翻来覆去一个观点,我在干校表现不好,“毫无进步”。其实我是老学员, 人民日报五七干校三迁其址,北京房山、河南叶县、北京昌平,都有我这个学员。 几年下来,我的体力、技术不断进步,说句不怕人笑的话,除了这位副校长,还没 有人说我干活不尽力。这位入伍不久即行复员调来报社参加“文革”的同志善于进 行大批判,但是这次批判对他不利,说我“毫无进步”,等于把干校和他自己的工 作成绩都抹煞了。“文革”可以使一切坏东西变成好东西,你为干校负责人,响当 当的造反派,为什么不能把李庄这个准学员改造得稍有进步呢?我那位好朋友不知 道是有了负咎之心,还是显示领导水平,竟同他的副手唱起反调,说李某人在干校 几年,还是有“巨大进步”(是巨大,不是较大),希望继续努力,取得更大进步。 副校长顿显尴尬,但因校长是“革命老干部”,他不好说什么。一心表现积极的女 班长显得十分惊异。我坐在马扎上听着,差点笑出声来。 由于有这么一个插曲,我的好朋友病逝以前,我到中日友好医院看望他,只是 看病,不敢叙旧,也不便叙旧。好朋友患肺癌,当时神智还清醒,无力地握住我的 手,似乎想说什么,又说不出什么。 56 当新闻记者,要用笔说话,说真话,以事实服人,能够理直气壮。说假话,挖 空心思,巧言辩饰,最终总会被看穿。“大跃进”以后三年困难时期,我有过这种 体验。 50年代末期,我国出国团、组到莫斯科访问的,或者过路的,以新闻、文化界 人士为多,我经常招呼或者遇到。不太熟的人说起国内情况,总是形势大好,热气 腾腾。非常熟的“咬耳朵”,能告诉我一些真实情况。我较多地相信后者,但也不 愿完全否定前者,心里逐渐生出一个大问号。 1960年3月,我从苏联回到北京,马上归队。领导说当前农业、农村问题很多, 要我到报社农村部主持工作。 两年多脱离国内生活,虽能细读报纸,间或在使馆听一些传达,对实际情况总 感到某种隔膜。加上我又想把听说的两种反差很大的情况弄清楚,就向组织要求给 一些时间,至少一个月,看看文件,到外地作一些那怕是走马观花式的调查访问, 补补“大跃进”这一课。这个要求完全在理,立时就被批准了。 我先到山西,主要考虑这里生死相依的老战友多,便于了解真实情况。经过 “大跃进”、“反右倾”,人们学乖了,正像我所概括的,“人越多话越少,人越 少话越多”,在座谈会上讲的,同“咬耳朵”说的差别太大。一位过去睡一条炕、 现在省里身居要职的老战友说:反右倾,对党内生活可能产生的深远影响,我还在 观察,你更要观察。你没有经过“反右倾”,很幸运,但也少打一次防疫针。“反 右派”主要对象是知识分子,“反右倾”主要对象是较老的党内干部,以后谁还敢 说话?我在太原呆了几天,看望了不少人,听说山西在“大跃进”期间放“卫星” 不多,生产没有“大起”,也算没有大落。但是食品供应也显紧张,省委机关首先 出现浮肿现象。省委一位领导同志说:“这方面省委机关也带个头。” 我先到武乡县,这是太行山腹地,抗战时是太行区模范县之一,八路军总部和 中共中央北方局曾驻节于此,我在“抗大”学习时和两次反“扫荡”都在此县,同 它很有感情。县委办公室主任碰巧是熟人,1943年5月反“扫荡”时,他还当小学教 员,我们在下河村共同生活过几天,他当时不到二十岁,背着一支第一次世界大战 时法军使用后来卖给中国军阀的“老套筒”步枪,乐呵呵地指导群众转移,似乎根 本没有把敌人放在眼里。他说,你是老首长(哈哈,我也成了首长),又不在山西 工作,我敢对你说实话:这几年不知道怎么闹的,有些人特别敢干。我们县不行, 没有放一个“卫星”,老受批评。干工作还是老道道,当时不合潮流。现在将就过 得去,“煮饼”(小米连糠皮一起磨成面,捏成小饼,煮熟了吃,武乡传统主食) 还有得吃。他是话中有话,有些县放“卫星”不少,当时受表扬,现在群众生活可 大大下降了。我不久后听说,《人民日报》莫斯科记者站同志回国开会,到徐水参 观并“接受教育”,听农民悄悄反映:当时每逢公共食堂吃馒头、烩菜(这是徐水 过去的传统美食),大家知道准是有人来参观,糟了。因为粮食产量是虚假的,吃 一顿馒头,接着得喝几天稀粥补上。大人还能挺住,孩子饿了又哭又叫。武乡县委 办公室主任说,我们的工作总“上不去”,上级要求太高。就是关村水库还不错, 你可以看看。关村水库确是武乡人民的骄傲,上万人日夜施工,再过几个月可以建 成,除武乡外,还惠及附近两三县。这个水库议论多年,不能“上马”,原因是发 不出工资。“大跃进”以来,发扬共产主义风格,大家出力,工资以后再说。这个 水库可以比计划提前两年建成,应该说是真正的大跃进。 从山西而陕西,住在西安近郊渭南县的双王公社。我希望有几天时间,到农家 谈谈情况,拉拉家常。可是公社的小周同志总是陪着我,说我才从国外回来,不熟 悉情况,他给我引路,也便于照顾。我在这里本是生人,又有工作员陪同,农民说 话就很不随便了。我心里非常恼火,但是不能表示什么。我由此想到,一个在党政 机关负责的高级官员,如果事先通知到某地视察,来者前呼后拥,当地“充分准备”, 究竟能收到多大积极效果,实在值得研究。有那品质不好的下级,可能串通造假, 多次“彩排”,不仅欺骗上级,还给干部、群众留下坏样子。“大跃进”中许多 “卫星”、典型就是领导人视察时“亲自”发现,登在报上,欺骗读者的,教训太 深重了。蓄意骗人,品质恶劣,有的违犯党纪甚至国法,理应受到制裁。可有一点 令人费解,有的领导人为什么那么容易受骗?又帮助骗人者骗别人呢? 看看这样住下去没有什么用处,报社又来电催我上班,立即遵命回社。在火车 上总想一个问题:怎样使农民能像革命战争时期一样愿意向我们说心里话?我们怎 样能够听到农民的真心话?报社记者吕建中在50年代中期写文章提出这个问题,19 57年竟因此被错划成右派分子。他后来虽然彻底平反,他提出的问题并未完全消失。 刚上班,日常业务虽不生疏,却时常顾虑思想“跟不上”。在外边跑了半个多 月,有了一些感性知识,同编辑部的气氛还难以完全贯通。那位后来在“文革”中 率先向我发难的好友经常提醒我防范“右倾”,我自己也警惕在外边听到看到的 “表面现象”只能参考,行事还是遵照编辑部的节拍。矛盾明摆着,我硬是把它 “统一”起来。 全国人大二届二次会议开幕社论掀起我思想上的巨大波澜。《一定要继续跃进 一定能继续跃进》首先分析形势:“1960年第一季度已经过去了,经济战线形势极 其良好。”社论断言,“我们一定能够克服一切障碍和困难,争取多快好省地实现 1960年国民经济继续跃进”。二十多天以后,又发表社论《各行各业都来支援农业》, 预言勺960年是我国农业继续全面大发展的一年”。国民经济计划规定,这一年农业 总产值要比上一年增长百分之十二,粮食、棉花比上一年增长百分之十左右。社论 呼吁工业支援农业,城市支援农村。但明眼人都能看到,这计划是绝对不可能实现 的。 就党报工作来说,最难处理的问题是领导思想不一致。庐山会议之前搞极左, 确有相当普遍性,结果吃了大亏。庐山会议本来是要反左,多数人非常欢迎。但是 孽根未除,彭德怀信出来,立即转成反右。许多人跟着毛泽东的调子行事,极左来 个大回潮。但事实无情,任你巧言善辩,终究不能像1958年吹得那么响了。表现在 报纸上,热热闹闹,大喊大叫的东西比以前明显减少,各种高产“卫星”近于绝迹 ——主要是各地一般不敢再放,间或出现报社也敢“顶住”。但社论不行,上边来 的,一派空话,说登就登。我那位好友对此有准确概括:“奉命行事,来者不拒。” 省、区领导的东西也不好顶,谁知道有什么来头广春季无雨保播种,夏季无雨 保丰收。”“无雨大增产,大旱大丰收。”这是两个省委提的口号,《人民日报》 记者在新闻里如实写了,编辑还据以作了标题。“大旱大丰收”,豪迈确实豪迈, 无奈是一句空话。这种事现在的新闻记者可能难以想像,当时用的却是头号字。有 一篇新闻更不着边际——《从长江到黄河流域揭开夏季大丰收的序幕》,洋洋洒洒, 口气惊人,似乎是报道大半个中国的大丰收,内容却是一些陈年概念加几个孤零零 的小范围例子,贫乏、沉闷、冗长,读者的观感可想而知。导语高于内容,标题高 于导语,单说文风也是极不严肃的。现在写这些,当然不是为了揭过去曾经发生过 的丑,而是苦涩地反思我们作过的蠢事、错事,以接受教训,希望今后再不出这类 事。 毛泽东同志生前谈过“难免论”,说任何人在工作中都难免犯错误,有人善于 总结经验,接受教训,错误犯得少,工作成绩大;有些人相反,以致屡犯错误。这 是至理明言。但我个人,也许还有不少人,长期认为并非“任何人”都会犯错误, 特别是毛泽东,英明、伟大,领导全党屡战屡胜,对革命的贡献无与伦比,正像邓 小平所概括的,中国革命如果没有毛泽东,我们现在可能还在黑暗中苦斗。我们常 用九个指头一个指头比喻成绩很大缺点很小,但在我的心目中,长期认为这不适用 于毛泽东。由于多种原因(包括不全面、不实际的宣传),我长期认为他是百分之 百的正确。这不符合实际,我却想使其国通,有时不能作到。60年代初期发生严重 困难,原因很多,毛泽东作为全党全国的舵手,坚持错误路线,当然要负主要责任。 有个时期,我们多方回避这个主要原因,而在严重天灾、苏联逼债等等方面作文章, 反而给群众心里增加疑问。刘少奇提出“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大家认为说得很 对,但却成为他本人招致无穷之祸的一个重要原因。 “大跃进”中一度发生过共产风、浮夸风、瞎指挥风等五种不正之风,《人民 日报》都宣传过,留下痛苦的印记。当时编辑部对此就有不同意见,持异议比较强 烈的一些同志受到批判,有的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幸未被开除党籍。两年多 过去,情况日益明朗,一些曾经拥护“大跃进”的人逐渐清醒,虽然有时还作一些 不符合事实的宣传,奉命行事的居多,发自内心的减少,宣传的调子也有变化。记 者多数比较清醒,他们常到基层,比较了解实际情况,鼓吹错误的东西就比较少。 编辑工作不好作,4月中旬一篇题为《各行各业都来支援农业》的社论还说“1960年 是我国农业继续全面大发展的一年”,过了两个月,社论《永远作文化革命的促进 派》却说:“我们既要有革命的热情,又要有求实的精神,不但要善于提出先进的 奋斗目标,而且要及时地采取有效的措施来保证实现这个目标,我们既要有敢想敢 作的共产主义风格,又要有踏踏实实的工作作风。”即使不是很细心的读者也能看 出这个大变化。 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作为总口号、奋斗目标坚持了几年, 拥护或者怀疑三面红旗一时成为划分“左派”或者右派的主要标准。总路线是号召, 是精神,是很难量化的。大跃进规定的国民经济各主要部门的发展指标,几经调整, 逐渐退到接近实际的程度。人民公社逐步转为“三级所有,队为基础”,核算单位 的规模大体相当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人民公社主要成为一个 “先进”的名词。但有些地方不甘心,继续虚夸宣传“大跃进”中出现的新鲜事物 ——农村公共食堂,说这是农村的“社会主义阵地”。中央一位主要领导人信笔批 转一个省的假报告,办公共食堂的风潮很快在全国推开。一家通讯社发了一篇综合 新闻,《人民日报》一版头条刊登,黑体大字主标题《贵州农村食堂成为社会主义 坚强阵地》,副标题《十一万九千多个食堂越办越好,基层干部一律参加食堂,社 员吃得饱吃得好吃得干净卫生》。另一篇新闻介绍河南全省的农村公共食堂,《人 民日报》大字标题刊登,主标题是《河南三十三万食堂坚如磐石》,副标题是《全 部农村人口都参加了公共食堂,人们吃得饱,吃得好,干劲足》。这种新闻不出自 本报记者之手,但不能不用。编辑有了经验,作标题再不用文学语言增温拔高,而 是老老实实使题文绝对相符,这也算是一个进步。城市人民公社更难办,虽有几个 大城市联名呼吁“必须分批实现”,大家知道不过说说而已。报纸介绍过少数中小 城市实现“全市公社化”的情况,纯属应付差事。谁都知道城市人民公社根本搞不 起来,因而没有造成什么恶果。 我参加报社农村部工作的时候,也是报纸宣传日益困难的时候。又要维护三面 红旗,又没有多少东西可说。有几个月,我只看稿不写稿。借口“情况不熟”,其 实也是实情。“人人写诗,人人画画,人人搞原子,人人能发明。”这类诗的语言 实在想不出写不出。当时不少人有个习惯看法,似乎评论文章数量多少、好坏是衡 量一家报纸或报社某个部门工作成绩的重要标准。“大跃进”期间,《人民日报》 一天最多有几十篇大大小小评论文章,被认为工作有声有色。现在最困难的也是写 评论。说什么?很长一个时期,《人民日报》的评论多来自国际、农村、工业三部。 国际评论受影响比较小,继续宣传我国和平外交政策,宣传反对强权政治,宣传发 扬自力更生精神,题目不少。农村、工业两部最困难,过去话说得太满,有的话极 不实在,这个弯子怎么转?于是躲开政治,多写业务性、技术性评论,少说人与人 的关系,多谈人与物的关系。现在看看,当时的一些评论只能称作科普文章,地地 道道滥竿充数。当时想出一种宣传方法,现在还采用:“就实论虚”。就全国情况 立论很难,找个适当的事例,分析它,解剖它,引出我们想说的正面话,可多可少, 可东可西,有较多机动余地。 总不写文章不是办法,我也写了两篇社论,都是关于农村公共食堂的。我不就 全国的食堂立论,而选择一个食堂作由头,分析它拥有的各种条件,介绍值得称道 的一些作法,从中引出我们想说的话。我们国家这么大,情况这么复杂,发展这么 不平衡,想找个别好的或坏的例子都不难,问题在于是否真有代表性。当时首先想 的是完成写文章的任务,找的也是站得住的例子,至于它是否合潮流、能普及就很 少去想,这种作风是很不严肃的。“大跃进”期间,编辑部成立了评报组,每天评 论好文稿、好版面、好标题,最优良插红旗。我赶写的评论居然插了双红旗,真是 不可思议。 据编辑部同志介绍,“大跃进”期间人们的冲天干劲难以形容,那点子、那主 意不知是从哪里飞了来的。我在莫斯科看到的《人民日报》,确是典型多,评论多, 栏目多,观点多;气魄大,嗓门大,标题大,照片大,从中可以看到人们的冲天干 劲。可是,我回到报社以后,一如去国之前。来潮快,退潮也快,这也许反映了某 些知识分子的某些特点和弱点。 为冲破宣传报道的困境,编委会经过几次讨论,就当前宣传报道的情况和问题, 向党中央作了请示报告。这个文件当然首先肯定近年来宣传报道工作的成绩,揭露 工作中的缺点和问题,说明虚夸现象还时有出现,一是没有对事实仔细核对就抢先 报道,一是宣传模范人物渲染、拔高,用夸张的导语和标题,把个别地区或单位的 成绩说成大范围的成绩,等等。读者不难看出,这份请示报告写得可算巧妙,对三 面红旗的是非甚至它的某些变化,完全回避不提。这个文件最后提出:今后对工农 业建设的宣传,强调总结经验教训,选择好的经验和典型多作正面宣传;不宣传反 对人民公社的“共产风”而宣传“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好经验,不宣传反对 “浮夸风”而宣传实事求是的作风,不宣传反对强迫命令而宣传民主作风,不宣传 反对干部特殊化而宣传艰苦朴素、坚持“四同”的好干部;报道建设成绩必须实事 求是,宁可留有余地,不能说得过头。 在此之前不久,我听过一个传达,说中央一位领导指示,当前宣传要同实际保 持一定的距离,说这就是最大的联系实际。我最初以为听错了,反复询问,确是如 此。这究竟是怎么回事?这不是同我们历来接受的密切联系实际的教导相悖么?传 达的同志一再说,同实际保持一定的距离正是联系最大的实际。我原以为他是开玩 笑,仔细想想,明白了:当前人们最关心的是三面红旗,少分析、少探讨,正是为 着“保卫三面红旗”。我当时几乎说出口:实用主义确实巧妙。 1961年元旦社论《团结一致依靠群众争取世界和平和国内社会主义建设的新胜 利》有些新意,引起广大读者的注意。社论继续肯定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 面红旗,提出“紧密地团结一致,紧密地依靠群众,我们一定能在社会主义建设的 道路上取得新的伟大胜利”。除了这些常说的道理以外,还透露了一些重要信息, 说我国农业在1958年大丰收之后,连续两年遭受严重的自然灾害,“为了渡过农业 歉收造成的困难,目前的迫切任务是要妥善安排农村和城市人民的生活。全国城乡 都要有计划地合理地使用粮食,要尽可能地多生产蔬菜和其他副食品。” 这年1月中旬举行的中共八届九中全会,鉴于“大跃进”造成的国民经济比例严 重失调带来严重困难,进一步强调贯彻执行“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适当缩短基 本建设战线,降低重工业发展速度。会议正式通过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 充实、提高”的方针。毛泽东在会上号召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恢复党的实事求 是传统。许多读者看了关于全会的报道,都明白这实际是宣布“大跃进”失败,只 是拒不公开放弃三面红旗这个口号而已。 《人民日报》发表的社论《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论述 它的重大意义。社论特别引述了毛泽东在抗日战争时期——我认为是毛泽东的事业 进入巅峰时期的一段话,直到今天仍有现实意义。当时毛泽东说,延安的干部“对 于他们领导的延安全县人民群众的情绪、要求以及各种具体情况是充分了解的,他 们完全和群众打成一片,他们有很好的调查研究工作,因而他们就学会了马克思主 义的领导群众的艺术”。他同时谈到另一种情况:“对于那种处理问题不根据群众 要求,而根据主观想像的主观主义都对于那些完全不搞调查研究,工作三年五载, 下情一点不知的官僚主义者,又是怎样呢?岂不是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下么?” 这篇社论不是报社起草的,我们不掠人之美。这一段话分量很重,给一些主观 主义者、官僚主义者画了像。当时遇有大事,报社的编委常常三三两两聚在一起非 正式地谈论个人的看法,作为正式会议的准备或补充。一次聚了三四个人,包括一 位已经作古的曾经无话不谈的好友,谈论对这篇社论的看法。过去在太行山工作, 学过1942年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也在根据地作过一些调查研究,都认为这件 事说起来比较容易,作起来相当困难,也许可以说过去比较容易,现在比较困难, 不然怎样解释我们已经取得全国政权,在和平建设时期,却出现这样严重的全国性 偏差,而且当时并非没有不同意见,现在不得不旧话重提。报社一位老同志,还有 他的妻子,抗战开始都作党的群众工作,以后调来报社,在编辑工作上都很有成就。 就因为作过一些调查研究,说过一些老实话,在反右倾运动中双双受批判,丈夫被 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妻子被定为严重右倾。我们几个人认为,调查研究是一种 精神、一种作风,绝不是一种装饰。走走过场,摆摆样子,通过这种形式证实主观 设想的方案完全正确,接着坚持推行,必然一再碰壁。 我对1962年举行的“七千人大会”,跟不少人的看法不同——我相当失望。这 可能是由于原来抱的希望很高。中共中央把中央和地方县委以上党委、重要厂矿企 业党委和部队相应负责干部七千多人召到北京,举行扩大的工作会议,这在我党历 史上是空前的。我原希望会议能够认真检查造成当时严重经济困难的原因,实行在 党内人人平等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坦率总结“大跃进”以来主要是领导工作上的经 验教训,纠正个人说了算的现象,加强党的民主集中制,切实贯彻“八字方针”, 继续像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一样团结奋战,争取新胜利。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作了 书面报告和讲话,指出当前经济困难的原因,除了自然灾害造成农业歉收外,“还 有一条,就是从1958年以来,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这比过去一味强调外因 进了一步。毛泽东在会上作了讲话,从领导责任角度作了自我批评,这也是过去少 有的。毛泽东在讲话中不指名批评一个省的领导干部民主作风不好,提醒不要“霸 王别姬”,听者认为也有必要。但是,党的干部无论职位高低,权力大小,或者说, 即使水平极高,贡献极大,也不能凌驾于党之上,成为特殊党员。这个原则大家是 熟悉的。那位省的领导干部听了毛泽东的批评,恐怕不一定完全服气,只是不敢说 而已。这次会议气氛宽松,提出三不主义(不戴帽子、不抓辫子、不打棍子),保 证“白天出气(批评工作中的缺点,出心中郁闷之气),晚上看戏(晚上有娱乐晚 会),两干一稀(每天两餐干饭,一餐稀饭),皆大欢喜”。这些保证有的作到了, 有的没有作到。庐山会议之后的反右倾,多数受错误处分者平反虽然比较彻底,但 不少单位批判时不讲理、乱上纲的作法仍然令人心悸。毛泽东在这个会上的讲话实 际上定了调子,三面红旗必须坚持,这个界线不能越过。我说相当失望指此而言。 经过这次会议,毛泽东在我心中从神坛回到人间。他再不是法力无边的神灵,而是 英明超群也会犯严重错误的伟人。当然,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毛泽东新 中国的诞生可能推迟,这种看法没有动摇,也不会动摇,因为它是无可争辩的事实。 这次会议对我的最大帮助是几年来未能连贯起来的一些想法开始贯通——原来如此。 这时我已经四十四岁,突然发现用自己的头脑想事情原来这样不容易。当然,这都 是内心深处的一些活动,日常言行中不敢表露出来。如果说作工作实际上有些进步, 那就是过去盲目积极性较多,逐渐变成比较清醒的奉命行事。 三年困难时期人人困难,工作、生活都困难,新闻记者有特殊困难。别的行业 可以埋头工作,新闻记者必须用纸笔说话。“有闻必录”如果不是糊涂思想,就是 骗人之语。任何阶级、集团办新闻事业都是对本阶级、本集团有利的必录,对本阶 级、本集团不利的当然不录,这道理只是肯承认不肯承认而已。抗日战争、解放战 争时期,党的路线正,领导决策高,军民精神状态好,我们坚持新闻的党性原则, 要求新闻必须真实,提倡密切联系群众、联系实际,但也并不“有间必录”。我们 自己的一些失误、困难和为争取胜利所作的努力,一句话,凡是敌人可能用来判断 我们的综合实力和行动走向的信息,我们概不宣传。我们完全避开这个实际,而联 系广大军民舍生忘死争取胜利的革命实际。人们认为这是天经地义,从未提出疑问。 因为那是战争时期。新中国建立以后,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我们大讲特讲。晚 解放区的土地改革只作一般理论探讨,并不报道进展情况。至于禁绝鸦片,消灭梅 毒,虽是天大好事,我们只作不谈,因为这样作对人民有利。 三年困难时期情况不同。当时的困难涉及全国每一个人。很多人程度不同地想 到困难来源于领导的失误。新中国建立还不久,任何新生政权都难以避免摸索中发 生的这样那样的失误,永胜将军世界上是没有的。人们并不想追究责任,只希望把 真相说清楚,把教训讲明白,提出切实可行的改进办法,大家同心奋力争取新的胜 利。谁知个别领导人,突出的是毛泽东讳疾忌医,不承认确实存在的、广大干部群 众都看到的某些事实,回避造成当时全面困难的主要原因,很难避免以后不犯更大 的错误。这样作也许是想维护自己的威信,结果反而使威信受到损害。 “七千人大会”动员全党全国贯彻执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正确方 针,促进国民经济逐步恢复和发展,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在对形势的分析,对 造成困难的主要原因的认识,对工作的成绩和缺点错误的估计等重大问题上,显示 中央领导核心中存在分歧。考虑到这次大会的参加者几乎包括全国县以上负责干部, 这种分歧的暴露将会产生何种影响,引起不少同志的忧虑。我同一位好友就曾悄悄 议论:“天下从此多事。”在此之前,可能我这层干部没有多少人会想到中央领导 核心中还有分歧。 这次大会之后五十天举行的全国人大二届三次会议发生的一些事情使我吃惊。 周恩来总理代表国务院作的《政府工作报告》对大跃进以来政府工作中的缺点错误 作了检查,说到知识分子中的绝大多数已经属于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不应当把他 们当作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民族资产阶级中的绝大多数在社会主义改造中已经取得 进步,他们中间的一部分人已经改造成为劳动者。报告特别指出,我国的阶级斗争 总的趋势是波浪式的,但是向着缓和的方向发展。如果认为阶级斗争已经结束,或 者短期内可以结束,是不对的。同样,如果认为阶级斗争不是向着缓和方向发展, 而是不断尖锐化,也是不对的。周恩来的这些话受到全体与会者,特别是民主人士, 尤其是知识界的热烈拥护。我把这些内容向报社不少人作了介绍,大家非常高兴, 认为按照这个路子可以大大宣传一番。谁知突然宣布上面的决定:这次大会只发开 幕和闭幕新闻以及关于《政府工作报告》的决议,不发《政府工作报告》全文。这 样处理没有先例,会产生什么影响和后果?决定者好像是根本不管的。我估计一定 是对《政府工作报告》中的一些提法有不同意见,而对于谁能作出这样重大的决定, 报社许多人心里都很清楚。 57 1962年1月底至2月举行的“七千人大会”,未能完全解决党的路线是非问题。 但在贯彻执行“八字方针”,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方面,取得了全党的统一认识。 经过全国人民共同努力,半年功夫,形势开始向好的方面转变。那些年,许多人有 一种不祥的同感:什么时候形势比较好,碗里的饭装得比较满,什么时候就该折腾 了。毛泽东有句名言:“七亿人民,不斗行吗?” 1962年9月下旬举行中国共产党八届十中全会,毛泽东作了关于阶级、形势、矛 盾和党内团结问题的讲话,断言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资产阶级都将存在,并 存在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他提出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饼。这个讲话标志着 政治思想上左的错误严重发展。幸好毛泽东接受了刘少奇等的建议,提出“不要因 强调阶级斗争放松了经济工作,要把工作放在第一位”。这样就使全会结束后,经 济调整工作能够基本上按照原计划继续进行。 三年经济困难时期,经济匾乏达到极点。在和平时期实行那样严格的配给,大 概世所少见。当时我在北京,看着商店货架空荡荡的,心里很不是滋味。凭票供应 的商品种类多得惊人。许多居民不能吃饱。北京以外的城市特别是广大农村情况更 加严重。中国人民真好,勤奋的工作,惊人的耐力,分担主要由于领导失误造成的 困难。 除了决策失误之外,许多干部对实际情况严重隔阂是造成困难的一大原因。在 革命战争时期,我们借住在农民家里,老乡住东房,我们住西房,在日常来往和帮 助房东干活的过程中,我们对农民的生产生活状况和意见、要求容易了解。进城以 来情况变了,办公室工作、公寓生活使干部同群众拉开距离。基层干部了解情况多, 但左的路线使他们不敢如实反映情况。机关干部地位越高,宅院越深,门禁越严, 越难了解基层情况。毛泽东提出“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在战术方面,在提高领导 工作质量方面,确实是克服困难的重要途径。 对于三年经济困难,许多人的感觉是来得非常急,走得相当快。昨天说形势大 好,今天吃代食品,困难来得不是急么?昨天商店的货架空空荡荡,今天出现不少 商品,困难不是走得快么?我看主要原因是中央抓了两条:一是调整政策。三面红 旗高高撑着,“大跃进”继续说着,不过过高的指标降下来了;继续挂着人民公社 的牌子,实际上不再实行“政社合一”,体现“共产风”的公社统一分配也改变了, 生产大队统一分配也取消了,基本改为生产队分配(即“三级所有,队为基础”), “生产队”的范围大体相当过去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只有两条还保留着,一为 公共食堂,说这是“社会主义阵地”,一为体现“共产风”的“供给制”,说这是 “人民公社的灵魂”。由于实在行不通,最后也纠正了。二是调查研究。毛泽东在 不谈路线是非的情况下提倡“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全党雷厉风行,也产生了相当 大的效果。 调查研究对我们来说并不陌生。中共中央正式作过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我们 曾经反复学习。刘少奇说新闻记者是“专职的调查工作人员”,我们曾经全力实践。 从大的方面说,我们的革命事业由小到大,由弱到强,重要原因之一是调查研究, 否则何能“知彼知己”,哪来“百战不殆”?从个人来说,请几位基层干部、积古 老农、乡村里见多识广的“能人”,在农家的土炕上开毛泽东提倡的那种“调查会”, 边谈,边议,边记,是我在根据地采用最多的工作方式,取得很多宝贵的第一手材 料。《新华日报》曾经派我常驻边区政府,有人认为这是一种“美差”;边区政府 也尽量给我提供优越的工作条件。为时不到一月,我就请求报社给换个工作,派我 到基层采访。我不是认为边区政府不应该派驻记者,也不是认为那些会议不该参加, 而是自己愿意到群众中直接调查研究,找鲜活的第一手材料。这也许可以看作是个 人的爱好,报社不久就满足了我的要求。 1962年,我参加了一次非常“幸运”的调查研究。说“幸运”,是因为1961年 5月举行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决定对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进行修改,取消 原草案中关于举办公共食堂和实行供给制的规定。这种改变事关重大,先在各地进 行试点。农村政策的这个重大调整,在各地试点时受到农民热烈欢迎。为慎重计, 毛泽东指定吴冷西组织一些人在北京郊区进行一次深入的调查摸底。于是以《人民 日报》为主,新华社参加,组成一个包括八个编辑、记者的调查组,吴为组长,我 为副组长。组里配备两位女编辑,便于接近农村的大娘大婶。中央打算作的,正是 农民强烈要求的,也是我们所要调查的,万无一失,皆大欢喜,所以说我们非常 “幸运”。在此之前,我有一位老战友,原在《人民日报》工作,以后调到科学院, 他经过深入的调查研究,认为公共食堂有八大弊病,当时决不可办,写了一个很有 见地的调查报告给党中央。在中央最高领导批转一个省委的报告,认为公共食堂是 农村社会主义阵地的兴头上,公然提出这种逆耳之言,还不是“挖社会主义墙脚”? 于是左批右批,把他定为严重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谁知过了不到一年,中央修改人 民公社条例(草案),自己取消公共食堂,我这位老朋友的帽子也就摘掉了。 我们调查的村庄是北京郊区房山县羊头岗生产大队,两百多户人家,农业生产、 农民生活在郊区都属中等水平,有较大的代表性。郊区粮食征购任务比较轻,每人 平均能留三百斤口粮(原粮),如果自炊,并精心计划,干稀搭配勉强够吃。这个 村庄干群关系比较好,一个月时间,无人反映干部有多吃多占问题的。我们住在大 队长吴士华家里,这是他在“土改”中分到的地主房,只有他家能挤出两间房子, 一间住五个男子,一间住二位妇女。吴冷西很忙,他不可能完全脱离现职工作专事 调查,只能过一段时间到调查组指点指点。吴士华原来是村里最穷的贫农,解放前 对敌斗争、解放后土地改革都是积极分子。经过一个月的观察,确认他的生活还很 贫苦,这是村里的干部比较廉洁的反证。 刚进村,一片静悄悄——情况不妙。过去在农村多年生活的体验,鸡鸣犬吠, 人喊马嘶,才是兴旺欢快的景象;如果死气沉沉,人们连话都懒怠说,必有什么大 事。现在正是“四月闲人少”的农忙时候,还有不少人在门洞里闲坐着,用惊异的 眼光端详我们:这些人来干什么? 过了几天,我明白了,这是农民近年来积累的经验在起作用。他们很怕上边来 人,不知道又有什么新花样。其实不只农民,干部也是如此。我们进村第二天,县 委书记带着办公室主任来看望。他风闻中央正考虑停办公共食堂,取消人民公社的 供给制,但未得确信。听了我们的介绍,眼睛马上睁大了。同来的县委办公室主任 奋笔疾书,大概是要把我们又像透露又像传达的话一字不漏记下来,以便将来有事 以此为证。我虽然反复解释这是新的决策,还不能完全打消他的疑虑,第二天,县 委派来陪同我们调查的工作员就撤走了。我估计这是自保之计,将来万一发生什么 事情,表示“县委概未参与”。 村里的干部和社员很快弄清了我们的身份——报社派来的调查组,不是县、区 派来的工作组;弄清了我们的任务——了解群众对公共食堂、对供给制的意见和要 求,向中央据实反映,不插手村里的任何工作。他们的顾虑很快消失,像自家人一 样向我们反映各种情况,表达积累多年的愿望。我们又分别邀请干部、老农、妇女、 劳动力多和劳动力少家庭的户主、手艺人……开各种座谈会,又挨家挨户访问征求 意见。由于调查组有两位中年女编辑,工作十分方便。经过半个多月的工作,除了 羊头岗解放前后的社会情况,“大跃进”前后干群关系的历史变化,又着重了解当 前群众心里的主要“疙瘩”,确认中央新的考虑同群众的愿望完全相符。其实群众 的要求并不高,把当前最不合理的一些作法纠正过来就满意了。 真正沉到群众中,听到群众的知心话,我不能不痛苦地承认:党群关系、干群 关系在一些时间里确实不如根据地时期和刚解放那几年。例如密植,曾经是大力提 倡的增产措施,载人农业“八字宪法”的。实行合理密植,在其他生产条件不变的 情况下,可能增产百分之十几到二十。但是,“好经让歪嘴和尚念偏了”,在不少 地方,合理密植层层加码,到了基层实际上变成越密越好,不仅不能增产,反而大 幅度减产,以至失收。农民靠种地吃饭,不愿意再搞密植;干部要完成任务,强迫 群众密植,于是闹出笑话。种棉花,工作员要群众增加一倍播种量,群众知道这样 不行,又不能违抗,就把一半棉籽煮熟,同未煮棉籽接合在一起,都拌上草木灰, 工作员监督过秤下种。结果只有一半棉籽出苗,避免了过密的损失。羊头岗的干部、 群众向我们介绍时说,这不是讲笑话,当时是认真办的。劳民伤财,败坏党的威信, 何苦打这种“哑谜”! 有些事情在一定条件下可以施行,在另一种情况下就成了“乌托邦”,群众看 着不行,有些领导干部认为很好,强制推行只能碰壁。例如供给制,在革命战争年 代,在根据地部队、干部中普遍施行,曾经帮助我们渡过难关。在和平建设时期, 在几亿农民群众中,这种制度就行不通了。羊头岗生产大队辖几个生产队(规模相 当过去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生产队之间贫富差别不小,勉强实行全大队统一 分配,原来比较富裕的生产队就认为吃了大亏,群众生产情绪普遍下降,幸喜不久 就改正了。有些领导干部对供给制似乎情有独钟,认为这种共产主义因素应该大大 提倡,就让羊头岗大队带头选一个社员作标兵培养“共产主义新人”。此人二十多 岁,出身不错,略识几字,但不爱劳动,有一妻二子,生活比较困难。生产大队送 他到城内上学,“培养”他,为“消灭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差别”制造条件。他的 学费由村里出,孩子由村里养,结果一家高兴,全村不满。群众说得好,全村二百 多户,把负担摊到一家一户没有多少,主要是觉得太不公平,提起来就恼火。支部 书记徐德贵当时问我的看法,我避开此人此事,尽量通俗地说一通什么是共产主义 因素,什么是“乌托邦”,目前我们国家处在什么阶段,应该实行什么政策等等 “大”道理。看样子徐德贵听出了我的意思,过了一段时间就把此事改正了。“文 革”期间造反派几次到羊头岗了解我在那里调查研究时的“罪行”,曾经反复追问 这件事,大概想拿到我“反对共产主义萌芽事物”的一个罪证。徐德贵尊重事实, 准确介绍我在该村调查研究时的所作所为,帮助我度过这一劫难。 农民最恼火的是公共食堂。过去干部下乡都吃“派饭”,主客皆大欢喜。在羊 头岗调查时我们只能到公共食堂吃饭。这也有好处,把公共食堂总算摸透了。羊头 岗大队当时每人平均口粮(原粮)三百斤出头,折合从商店买的商品粮二百五十斤 左右,大体相当1996年北京郊区每人平均口粮的三分之一。口粮即使不多,如果农 民自炊,自家精打细算,大小人平均,干饭稀饭搭配,粮菜混吃,可以度过荒年, 把口粮集中到食堂就显得很不够了。我们吃的食堂其实是个制作玉米窝窝头和稀饭 的厨房,曾经供应过简单煮菜,我们在时已经没有了。各家把主食领回去,添上自 作的菜粥,勉强度日。报纸上曾经大肆宣传公共食堂的优越性,如果不是内行蓄意 骗人,定是外行胡乱想像。说节省许多劳力,其实恰恰相反。农民自炊,基本由半 劳力担任,一个老太太包下来,而且作得细致。羊头岗的食堂有七八个全劳力,群 众还反映曾经在稀饭里吃出虫子来。说公共食堂节省燃料,更是天方夜谭。农民自 炊,有点草柴,配上风箱,可以把饭作熟;公共食堂非用硬柴不可。羊头岗的树当 时还未砍完,大队长说,再办两年公共食堂,把树砍完,就只能拆房了。中央一位 领导人在调查以后说:“公共食堂已经成为党和农民间的一个疙瘩。”可谓一语中 的。 调查研究的目的是求实,搞清楚客观事物的本来面目。调查研究的精神是务实, 有一是一,有二是二,容不得半点虚假伪饰。在共产党的历史上,凡是发生重大路 线偏差的时候,都是不讲真话、实话的时候,也就是不进行或者不许进行调查研究 的时候。“大跃进”期间,假话盈耳,怪事迭出,领导不加干预,甚至欣赏和鼓励。 当时并非没有头脑清醒的人,像上面提到的那位经过调查研究提出公共食堂八大弊 端竟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老干部,就是我从莫斯科回国后首先听说的一个突 出代表。但在那种不正常的政治气氛中,调查研究不被重视,许多干部在“帽子”、 “棍子”之前显得十分软弱。我自己,以及继我到羊头岗调查研究的一位《人民日 报》编委,在这方面表现都很突出。 我们调查组以解剖羊头岗这个“麻雀”为主,也到附近几个生产大队看看。哪 块地的小麦长得好,不必问,准是农民的自留地。当时自留地不多,每户合计半亩 上下,一般能收三百斤小麦,换成玉米,就是一家人几个月的口粮。看看集体的大 田,能收自留地的一半就不错了。这种现象已经接触个人与集体关系这个问题,当 时也是人民公社的核心问题。村干部和农民主张适当扩大自留地,认为这是克服经 济困难的有效办法;领导的意见却是进一步缩小自留地,认为这样才能巩固集体经 济。怎样解决这个问题?怎样把集体的地种得和自留地一样好?这是问题的关键。 但是,这个问题太敏感,我们没有进一步调查研究。当然有借口:这不是我们的任 务。实际是怕担责任,“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当时我已入党多年,职位不低,以 这种精神状态进行调查研究,哪能起党中央“耳目”的作用?中央有预案的就调查, 也可以提出明确的意见;中央主要领导人反对的就回避,不管对人民有多么重要。 党的实事求是传统,当时从上而下被严重破坏了。 我们写了一个相当详尽的调查报告,对公共食堂决难再办,“供给制”不应坚 持都有鲜明态度和有力的论据,但对我们已经看到的更重要很敏感的问题却避开了。 这样作,说轻些是畏难自保,我要负全部责任。就是这样的报告,报社造反派在 “文革”初期还抓住不放。我们的调查报告是铅印了的,内容完全符合中央的精神, 形式上也是滴水不漏,再能上纲也无问题。于是改追“阴谋”。毛泽东指示作此调 查,党组织选派全部人员,堂堂正正,有何阴谋?折磨我近半年,最后只能不了了 之。事后我曾想过,造反派如果不追阴谋,而批评我为什么这样怕负责任,为什么 胆子这么小,明明发现重大问题(自留地引起的农村体制问题)而不向中央反映, 哪像一个入党多年的共产党员?我大概不能理直气壮地申述我没有阴谋,而要作发 自内心的检讨了。 我们调查组结束不久,报社又派了一个调查组到羊头岗。这是一个省力的办法, 因为基本情况已有积累,不必从头调查起,而且我们同大队干部和许多社员已经建 立了朋友关系。这个调查组由四人组成,一位编委牵头,一直撞撞跌跌,远不如我 们“幸运”。 原来1962年7月,邓子恢本着为革命、为人民负责的精神,不计个人利害,在中 央党校、军委总后勤部和其他单位相继作《关于农业问题》的报告,主张建立严格 的生产责任制,实行生产队包产,生产组包工,田间管理包到户;对一些特殊的农 活,实行联系产量超产奖励的个人责任制。邓子恢的这些主张,是农村工作部被撤 消后,他深入群众调查研究,结合长期农村工作经验提出的真知卓见。听者热烈欢 迎,谁知触怒了毛泽东。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上大讲阶级斗争,并且错误地批判 所谓“单干风”(指包产到户)和“翻案风”(主要指彭德怀给党中央、毛泽东写 申诉信一事。彭在这封长达八万言的信中,请求党中央全面审查他的历史,特别申 明在党内从来没有组织过什么“反党小集团”,更没有“里通外国”的问题,竟被 指为翻案),严厉指责所谓“黑暗风”(指对当时的严重困难形势作充分估计的正 确观点),正确的意见再一次受到压制。 邓子恢的主张近似现在农村实行的包产到户责任制,许多领导干部表示赞同。 人民日报、新华社得风气之先,派遣不少人到北京、安徽、河北、四川等省市调查 包产到户的有关情况,去羊头岗的四人小组是其中之一。 这个调查小组的遭遇十分坷坎。小组的一个成员在一篇回忆文章中写道:“像 羊头岗这样的生产大队,社员生活仍然偏紧,特别是集体耕地和自留地的巨大差距, 看得出农业的恢复与发展还大有潜力。几乎所有社员、干部都要求扩大自留地和分 ‘口粮田’,实际上是‘包产到户’的一种变相要求。”群众的思想摸准了,问题 的关键看透了,该怎么办也搞得清清楚楚,写调查报告却犯了难。当时“包产到户” 十分敏感,最高领导同广大群众在这个问题上激烈“顶牛”。调查组非常聪明,先 写了一个初稿,内容简单明确:“巩固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当然万无一失。 调查报告还未送出,组长在报社听到“气候”,对组员兴奋地说,中央召开会议, 允许“百家争鸣”,允许不同地区为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采用不同方式进行试验, 包括“包产到户”的试验。全组立即改写初稿,充实内容,增加篇幅,明确肯定 “口粮田”和“包产到户”。改写稿送出之前,组长突然召集组员开会,“神情十 分紧张,压低声音说,精神有变,要批‘三自一包’。”大家火速返工,“调整” 报告,压缩篇幅,“重点又移到巩固集体经济,发展集体生产”。这样的调查研究 很像小学生的“橡皮泥”,捏成方就方,提成圆就圆。在此之前,人民日报、新华 社派到各地调查研究的人员写了不少肯定“包产到户”的材料,在新华社办的《内 部参考》发表,毛泽东对此严加批评,命令“以后不许再登”。 在错误路线影响下,调查研究有效,也有限。但只要不想推波助澜,总是有比 没有好。就以60年代这次“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来说,对最高领导大概不会有什么 影响,对几年来习惯于根据下面来的不实材料作决定的许多中上层领导,却可能起 某种清醒头脑,摸清家底,克服官僚主义,纠正虚假作风的作用,对克服当时严重 的经济困难肯定有好处。 58 60年代初我国经济非常困难。从1960年冬季开始,党中央、毛泽东开始纠正农 村工作中的左倾错误,在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领导人主持下,制定和 执行一系列正确政策和措施,全国经济形势开始好转。那几年,全国人民在党和政 府领导下,咬紧牙关,节衣缩食,全力对严重困难作斗争。当时我在北京,亲身经 历困难——奋斗——好转全过程。粮食、食油等都凭票配给,肉类很难看到,布票 每人每年不到八米……这还是首都。但是人们挺住了、顶住了。虽然以毛泽东为代 表的左倾错误在经济工作指导思想上还未彻底纠正,在政治和思想方面还有发展, 但因农村经济政策作了较大幅度的调整,全党和全国人民持续几年贯彻执行调整经 济的正确方针,到1964年底举行全国人大三届一次会议时,周恩来总理作《政府工 作报告》,概述我国农业、工业、财政贸易、文化教育等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以后, 庄严宣布:调整国民经济的任务基本完成,整个国民经济已经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 期。作为全国人大代表之一,我同几千人一起热烈鼓掌十几分钟,流泪、欢呼者大 有人在。为创建新中国,万千烈士倒在战场上,为在一穷二白的中国建设社会主义, 中国人民又作出重大牺牲。周恩来报告说我们在经济十分困难的情况下,毅然还清 所欠苏联巨额债款(主要是抗美援朝时的军火债款),全场代表情绪热烈,充满豪 情。 我接待过法国《人道报》记者和朝鲜《劳动新闻》记者,这两人是法国共产党、 朝鲜劳动党党员。他们对中国偿还苏联军火债款表示难以理解。两人都认为第二次 世界大战时,盟国对抗共同敌人德国法西斯,美国在租借法案项下供应苏联大批军 火,最后美国没有逼债,苏联没有还债。朝鲜战争是对付共同敌人美帝国主义,中 国几十万志愿军人牺牲在朝鲜战场上,苏联却向中国卖军火赚钱,而且还要逼债, 这是什么共产党?同军火商人有什么区别?我从世界革命全局、国际主义、自力更 生等等方面阐述个人的看法,最后似乎也没有说服这两位外国同行。 《人民日报》堪称我国“大跃进”的忠实记录者。我们几个编委每次在一起谈 起那几年的报纸,都说觉得“脸上发烧”。这表示沉重的代价换得了宝贵的教训。 再有人胡吹亩产几万斤那种荒唐事,我们决不会抢先报道或人云亦云了。1965年元 旦,《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新年献词》,说在新的一年中,要更加深入农村和城 市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促进生产建设和科学实验的新高潮。为此要强调三个问题: 一切工作都要以阶级斗争为纲;要善于不断地总结经验;要谦虚谨慎,实事求是。 三十年前酝酿、议论这篇社论的情景,充分显示我们几个不算年轻的编委的政 治思想水平。这篇社论是以阶级斗争为纲,为即将到来的“文革”作舆论准备,我 们当时看不出来,反而认为共产党人讲阶级斗争,永远都是天经地义。至于不断总 结经验,谦虚谨慎,实事求是,更有现实的针对性。“大跃进”期间出现那样大范 围、多方面假话空话满天飞的现象,都是违背了党的优良传统,现在传达中央意图 的社论提出这些对症良药,必能解决现实生活中尚未解决的问题,应该成为全国人 民的行动准则。 说起实事求是传统,想起一件足以显示《人民日报》工作人员思想水平、精神 状态的事。1962年“七千人大会”以后,各机关轮训中层以上干部,虽然提倡自由 思想,标榜“三不主义”(不戴帽子,不抓辫子,不打棍子),一般人还是话到口 边留半句。有位和我同年仍然健在的老记者提出,党的总路线应该作些补充,在 “鼓足干劲,力争上游”之后加上“实事求是,艰苦奋斗”八个字。他的意见我很 同意,他的精神我很佩服,他说了我不敢说的话。我认为党的总路线应该正确、神 圣,是绝对动不得的。果然,在“文革”期间,这件事成为那位记者的大罪状: “胆大包天,竟想修改党的总路线!”所幸这八个字都是党的优良传统,没有任何 歧义,他当时又已调到别的单位工作,“揪”回报社批斗了一次,也就不了了之了。 这个时期分管国内各方面工作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对《人民日报》的帮助比“大 跃进”以前多鉴于工农业生产新高潮即将到来,他们就本系统工作应该着重报道什 么,怎样提高报道质量,经常提示包括“大跃进”的经验教训的意见,在当时很有 针对性。由于纸张供应困难,这个时期《人民日报》的篇幅比“大跃进”期间减少 四分之一,“援助越南抵抗美帝国主义侵略”、“反对国际修正主义”两项宣传任 务又大大加重,国内宣传的版面相应减少。这些领导人不约而同地提出要保持一定 数量,更要努力提高质量。他们谆谆关照要提倡作“冷静的促进派”。这对我们是 有力的触动。“大跃进”期间,在中高级干部特别是领导层中,“热昏的促进派” 不少,给国家、给人民造成极大的损害,“作冷静的促进派”——这个指导思想实 在宝贵,我们付出的代价是太大了。 报社编委会多次根据这些领导人的提示讨论提高报道质量问题,一致意见是应 该加强宣传的针对性、指导性。前两年,由于片面接受“大跃进”期间“瞎指挥” 的教训,指导性提得少了,宣传报道苍白无力,这是因噎废食。那些概念加例子的 新闻早该摒弃,那些除了人名地名不同、内容基本相同的经验介绍早该打倒,及时 增加问题新、材料新、思想性强、代表性大的典型报道,多组织探索当前社会主义 建设中重要问题的“讨论”。主要由于国家经济形势日渐好转,宣传思想较前端正, 宣传业务也有改进,尽管国内宣传的篇幅较前减少,领导、读者却认为这方面的宣 传并未削弱,比前两年实在、活泼,短小精悍的东西反而增加了。相比之下,过去 有些所谓“有分量”的文字,不过是自己骗自己而已。 毛泽东对报社请示报告的批示也比前几年增多。1964年2月,他在《人民日报》 一份请示报告上批评我们历来不重视思想理论宣传,哲学社会科学文章登得很少, 现在终于有了改进的主意,是一种好迹象。四个月后,他在中央一次会议上又说, 《人民日报》政治宣传和经济宣传是作得好的,但是长期以来不抓理论,我多次批 评这个缺点,一直没有改进,直到很久以后才表示要重视,这也算一个进步。 1949年8月《人民日报》成为中共中央机关报以后,经常受到毛泽东的批评,这 次虽然有鼓励有批评,但批评用语之重,我觉得仅次于1957年所谓“死人办报”的 指斥。由于这次戳到报社工作的痛处,大家还是口服心服。没有这次批评,恐怕不 会有一度较受欢迎的《学术研究》专刊。 由于毛泽东对《人民日报》理论学术宣传的批评和期望逐渐传开,许多人睁大 眼睛看着这个专刊,希望它不仅给学术、理论文章提供一个比较固定的园地,更重 要的是为贯彻共产党一再宣布的“双百”方针作出贡献。专刊出了十几期,总编辑 吴冷西代表编委会邀请郭沫若、周扬、艾思奇等名家座谈,商量怎样把这个专刊办 好。他说,毛主席批评《人民日报》登载学术文章太少。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重视 不够,很少参加学术问题的讨论,很少发表学术问题中意见不同的文章,这是很大 的缺点。他说,根据各方面专家、广大读者的希望和我们的设想,《学术研究》需 要有各方面的学术文章,也要刊登一些知识性文章;既要有专门性的文章,也要有 普及性的文章;既要有历史的,也要有现实的;既要有中国的,也要有外国的;要 作到理论与实际相联系,用马克思主义观点解决当前的现实问题。到会各位名家肯 定专刊的编辑方针和编者的设想,表示本人并推动别人积极供稿,希望《学术研究》 能在《人民日报》历史上占一个重要地位。 报社领导和有关同志努力经营这个专刊,最初一段时间确实举着“百家争鸣” 的旗子,在活跃学术思想,特别是活跃自然科学研究方面,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但是,总的说来,这个刊物生不逢时。把毛泽东一系列言论、主张连起来看, 可以发现专刊面世的时间,正是毛泽东加紧准备“文化大革命”的时间,区区《人 民日报》怎么谈得到贯彻”双百方针”呢?这年年初,毛泽东错误地批评中共中央 联络部(部长王稼祥)有人主张“三和一少”,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不 讲阶级斗争,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是早已不能工作的邓子恢)有人主张“三 自一包”(三自是自留地、自由市场、自负盈亏,一包是包产到户)。毛泽东说: “三和一少”是他们(指搞修正主义的人)的国际纲领,“三自一包”是他们(也 指搞修正主义的人)的国内纲领。搞修正主义的人,有中央委员,有书记处书记, 有副总理。除此之外,各个部都有,各个省都有,支部书记里头更多。在同年5月中 旬举行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他估计全国基层有三分之一的领导权不在革命者手 里。6月下旬,他批转关于一个大型国有企业的调查报告,说地主、资产阶级篡夺了 领导权,企业已经变为地主资产阶级所有制。6月底他在文艺界整风报告上批示:十 五年来,文艺界各协会和它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基本上不执行党的政策, “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沿”。同年9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农村社会 主义教育运动的重要文件,提出敌人拉拢腐蚀干部,“建立反革命的两面政权”, 认为这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一次比土地改革运动更为广泛、更为复杂、更为深 刻的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并规定整个运动都由工作队领导。12月底,毛泽东在一 份报告上批示:“我们的工业究竟有多少在经营管理方面已经资本主义化了,是三 分之一,二分之一,或者还更多一些,要一个一个地清查改造,才能知道。”12月 底,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全国工作会议,毛泽东进一步提出这次农村社会主义教育 运动的性质是解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 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还批评北京有两个“独立王国”,一指邓小平和中共 中央书记处,一指李富春和国家计划委员会。1965年10月,毛泽东对几位中央局第 一书记说:“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就造 反。”为准备“文革”,毛泽东作了大量的工作。 随着中央领导左的思想逐步发展,《人民日报》《学术研究》专刊的作用逐步 降低,到1965年第四季度,终于被说成宣传“反动思想”的阵地。“文革”开始, 这个专刊包括刊头立即消失。“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前后不过两年时间。 毛泽东主席是文章高手,他在这之前曾指示我们抓“活的哲学”,对提高《人 民日报》宣传质量有积极意义。我们尽管努力贯彻,距他的要求还是很远。我们从 根据地开始办报,宣传重点一直是当时当地的中心工作——战争、生产、教育。编 辑部机构设置,编采人员配备,每个人的工作和学习都围绕这个中心。我们写的东 西,好处是比较实在,不足处是“就事论事”,不重视和不善于运用唯物辩证方法 分析、阐述问题,该“点睛”处不“点睛”,该概括时不概括,也就是缺乏许多人 常说的“理论色彩”,所以不耐咀嚼。我们为此受过不少批评。在稍有领悟、迫切 需要高手进一步指点的时候,听到这种指示,很有豁然贯通之感。从此以后,无论 写千把字的社论、几百字的短评和更短的“编后”,或者叙事状人的新闻、通讯, 大家都自觉地向这个方向努力,陆续出现了不少相当精彩的作品。非常可惜,由于 种种原因,实践这个指示时有起伏。 “大跃进”可以说是一次代价沉重的试验。结果说明某些希图加快社会主义建 设速度的设想、方法行不通。新中国建立之初,我们实行“一边倒”,亦步亦趋地 学习苏联建设经验,几年下来,发现有些办法好,有些办法不适合中国国情,结论 是只能从实际出发,另辟蹊径。我认为这可能是毛泽东发动“大跃进”的一大原因, 可惜违背他自己提出的“一切经过试验”的原则,失败多于成功。但从教训转为经 验的意义来说,高层领导人和广大干部都增长了见识。有话就想说,所以《人民日 报》发动广大干部在报上就某些问题进行“讨论”,受到读者热烈欢迎。 我们长期实行的“全党办报”,是党报的性质和任务决定的。农村根据地时代, 多数干部是共产党员,文化水平较低,向报社投稿,一般是反映群众意见,表扬好 人好事,介绍某项工作进展情况。这是当时“全党办报——群众办报”的主要内容, 是党联系群众的一个重要渠道。50年代初期,全国各地进行大规模工业建设,由于 缺少经验,有些单位未作科学设计就仓卒施工,有些单位一边设计一边施工,造成 很大浪费甚至更严重的后果。《人民日报》开展“没有设计就不能施工”的讨论, 讲道理,讲知识,讲成败实例,讲经验教训,有问有答,有来有往,执笔者多为参 与建设的工程技术人员和管理干部,连续一个多月,深受职工欢迎。这可以看作 “全党办报——群众办报”的发展。以后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等宣传任务很重, 组织“讨论”这种很受欢迎的宣传才中断了。 1965年,我国调整国民经济的任务基本完成,进入发展国民经济新时期。许多 重大建设项目纷纷上马,有必要集中群众关于这方面的智慧和意见。《人民日报》 先开辟了“用革命精神改进设计工作”讨论专栏,接着又设立“办好半工半读半耕 半读的新型学校”、“实行产品设计革命,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实现县 委领导革命化”等讨论专栏,编辑部从事国内宣传的几个部几乎都参加了,客观上 形成编辑工作的革命竞赛。来稿来信很多,“用革命精神改进设计工作”讨论的第 一阶段“正确的设计从哪里来”,四个多月来稿来信二千多件,多数来信其实就是 来稿。这个题目的范围并不大,来稿这么多出乎我们意料之外。 影响最大,效果最好的是“实现县委领导革命化”讨论。这个问题牵涉面很广, 许多人都明白,一个县如果有个革命化的县委,全县的事情就比较好办。因此,不 只县委成员给这个专栏写稿,其他系统干部以及有文化的农民群众也写稿。我们在 编辑工作中立意向前看,基本不追究过去几年工作的是非,主要讨论今后怎么办, 这就把阻力减少到了最小的限度。 这个“讨论”从1965年10月开始,第一期用了《实现县委领导革命化建设社会 主义新农村》大标题,占了整个头版,这在《人民日报》是空前的。大字排印的 “编者按”说:“县委领导革命化问题,是我们整个农村革命化的关键。”“本报 过去对于全国各县的情况反映不够,对如何改进县委领导工作宣传得更差。这是我 们工作中必须改进的大缺点。现在我们根据读者的要求,从今天起开辟一个专栏, 对县委革命化问题进行广泛的讨论。” 第一期登了六篇文章,作者多是县委负责人。文章内容实在,文字朴实无华, 都是千字以内的“豆腐块”。专栏有一篇短评,评点登载的文章。还有一组学习文 件目录,向读者推荐阅读。 我们的编辑工作长期偏于呆滞,只会送大碗“红烧肉”(即使文章质量称得上 “红烧肉”),不会作花色品种多样的“拼盘”,从形式看就难以引起读者喜欢。 讨论专栏不同,作者一般不是“文章里手”,但有丰富工作经验,谈切身体会,谈 应兴应革诸事,内容扎实,开门见山,很少令人生厌的“八股调”、“学生腔”。 编者写短评、“编后”,作“摘要”、“答问”,推荐学习资料,提出思考问题…… 可作的事情很多,容易形成某种“气候”。从1965年10月到1966年2月,九百零四个 县、旗(包括少数县级市),就是说,全国约一半县、旗的干部、群众给这个专栏 写稿一千八百多篇参加讨论。有些人从来没有给《人民日报》写过稿,党报和群众 的联系是大大加强了。 这个讨论到1966年5月13日第五十四期,未作任何说明就悄然而止。前面提到的 几个讨论,都是有始有终,最后以《人民日报》社论的形式作出小结,宣布结束。 这个讨论最重要,结束却最仓卒。这也容易理解,“文化大革命”这时实际已经开 始,各县县委领导人大多都成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分子,谁还能参加讨论呢? 这些“讨论”涉及不少方面,多数谈人与物的关系,或交流思想作风和工作方 法,很少接触方向、路线问题,所以就在酝酿、准备“文革”期间,还被最高领导 允许问世。县委革命化“讨论”不同,虽然受到广大干部和群众欢迎,但因有时难 以完全回避一些敏感问题,终于被迫仓卒停办。“文革”期间,很有些人想在这个 问题上作我的文章,听说有的大字报已经准备好了。也许多少有些顾忌,最后没有 出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