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陷囹圄 1967 年元旦,北京的街头听不到鞭炮声,没有一丝节日的气氛。大街小巷到 处是大字报、大标语,到处是乱哄哄的人群和造反派“踢开党委闹革命”的喧嚣声。 在上海“一月风暴”的冲击下,“文革”运动进入全面进攻、全面夺权的阶段。党 和国家被拖进了“打倒一切”的全面内乱。4 月上旬,经聂荣臻元帅提议,毛主席 批准,中央军委重新任命我为政治学院院长。我是在医院里接到这个命令的,当时 我胆囊炎发作,正住院治疗。我感谢毛主席和党中央对自己的信任,但又不愿再回 政治学院工作,曾向总政治部主任肖华面谈了自己的想法,未获同意,我只好服从 组织的安排。我胆囊炎手术出院后,身体虚弱,经医院建议、组织批准,让我在家 休养3 个月。 这时,“文革”夺权的狂潮已开始冲击军队系统,政治学院的“文革”运动也 起来了,两派组织都找上门来,逼我表态支持,我都拒绝了。后来学院的“三军无 革派”掌了权,他们多次来我家里,要我表态支持。遭我婉词拒绝,但他们仍不罢 休,每天都派人来“争取”我,紧缠不放。不久,他们又拿来了以政治学院党委的 名义表态支持“三军无革派”的声明给我看,让我签名,我还是不同意。 他们纠缠了两个多月,最后终于向我摊牌了,你不答应,“无革派”就不会与 你合作,也不会拥护你,往后有你好戏看!这时,“三军无革派”得到林彪的公开 支持,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也都站在这 一边,该组织在军内外红得发紫,叫得很响,威风一时。 大潮之下,压力很大:若支持他们,会得到这一派的拥护,日子会好过一点, 林彪、吴法宪、黄永胜、邱会作过去都是四野的熟人,站过去,自己也会“红”起 来,说不定还会有一番“发迹”;若不支持,目前的处境都很危险。可我还是没有 同意,并非是先见之明,而是有我自己的看法:不是口口声声说: “人民解放军是毛主席缔造,林副主席亲自指挥”的吗,你指挥的军队怎么还 分成两派? 领导干部支一派,打一派这怎么得了呢?这样搞下去,今后10 年军队也不会 平静。我更记得延安时期康生搞“抢救”运动的历史教训,打了那么多“特务”, 运动时头脑发热,到头来还是要甄别平反。造反派对我先拉后打,于是,灾难降临 了。9 月18 日黄昏,当我休养时间快到,准备上班时,政治学院造反派的一群彪 形大汉,突然闯进我家,不容分说,就把我揪走了。杨枫怕我凶多吉少,也陪我上 了车。 本来,从我家的西松胡同出长安街,可直接到政治学院,但他们故意转弯抹角, 经西单转西直门,兜了一大圈,不知他们要把我拉到哪里去?到了政治学院,他们 把我关进原来住的一间房子里,当晚便审问我到深夜。他们说我和肖华、吴克华相 勾结,反对毛主席革命路线,反对林彪,是“三华反三军”;说我根据《红七军简 史》写的公开发表的《回忆红七军》小册子里有多处吹捧邓小平,为中国第二号赫 鲁晓夫复辟资本主义鸣锣开道,是刘、邓的黑干将。这样,一夜之间,“刘(少奇)、 邓(小平)黑干将”、“三华反三军”、“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等可怕的罪名栽 到了我的头上。从此,先是关押批斗,后是农场劳改,开始了长达8 年的迫害。我 被关押后,领章、帽徽都被剥夺,每月只发给22 元生活费。随着全国动乱的升级, 造反派对我的管制也越来越严,不准我回家,也不准家人来探望。批判斗争的次数 与规模也不断升级,除在学院被审讯、批斗挨打外,还曾被拉到东郊体育场和50多 名将军一起被批斗。当时,我已年届花甲,胆囊手术后的身体尚未恢复,每天承受 着巨大的精神和肉体的摧残。无休止的大会小会轮番批斗,扭臂弯腰,刑讯逼供, 使我周身浮肿,血压升高,脉搏曾每分钟达130 次;写不完的检举揭发、交代认 “罪”材料,使我的手臂抖颤,头晕目眩。 仅1968 年12 月份,我就被迫写出了12 份材料,计70 页3 万余字。“抄 材料真累,写材料更累,我成了作家了”,我在日记中留下了这样的话。在恐怖的 日子里,在威逼面前,我据实讲话,据理申辩,实事求是,绝不害人。 我的日记里多次写着:“我讲的情况,他们说都是流水帐,他们要的是反革命 活动的材料,我说,我编不出”,“写的揭发材料,自己也觉得不够味,勉强交卷, 准备挨斗”,“按事实来说,交代清楚了,按你们的要求是交代不清的”,“会上 顶起来了,他们骂我顽固”,为此,我的“问题”升级了,成了“死不改悔的走资 派”,“全军两个最顽固分子之一”,带来的是新一轮更严酷的批斗。 -------- 泉石书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