遭贬(2)
毛起草并签署了一封红军致国民党军的公开信,号召他们起义:“士兵弟兄们
你们必须另想出路呵你们的出路是有的——这出路就是革命你们手里现在有
的是枪炮,你们首先把你们的反动长官杀掉,然后你们同当地的工人农民与一切劳
苦群众联合起来,把国民党的鸟政府打倒。”③毛强烈要求新的政治局讨论这些重
大的民族政治问题。例如,1932年1月,日寇进攻上海之后,他主张建立联合
政府,将所有愿意抗日的军队整编为一支统一的军队——这是一个受莫斯科影响的
中国的政治局根本不能接受的政策。1932年4月,在毛的首倡下,江西政府对
日宣战,但政治局再次未给予支持。
1931年11月初,为制定新的政治局路线,由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主持,
在瑞金召开了苏区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以迎接不久即将召开的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
国代表大会。会议通过的决议激烈地攻击毛的政策,谴责江西根据地的共产党领导
“缺乏明确的阶级路线和充分的群众工作”,非难他们未和其他根据地联合行动,
并攻击毛的红四军的游击战术,还宣布他主持制定的1930年2月7日《赣西南
苏维埃土地法》中规定平均分配土地是向富农投降。
毛个人的错误是犯有狭隘的经验主义,独裁专断的机会主义,以及思想意识极
为空虚。新的党的全国领导重申土地革命应由无产阶级领导。红军应占领城市,使
用正规战,抛弃旧式的游击思想。
在几天后召开的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除了新来的二十八个布尔
什维克成员外,在根据地,莫斯科路线并未得到有力的支持。毛当选为中华苏维
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并保住了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的职
位。因此,毛的许多支持者,像朱德、邓子恢、何叔衡等,也都当选了中央政府执
行委员,主持政府和军队的各个部门,然而他的新对手却控制了党。
而且,据说是由于共产国际的支持,政治局施加了强大的压力,出席大会的代
表们接受了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提出的实质性建议中的绝大部分,其中包括根据地
建设、土地法和红军的指挥,只有少数修改是适中地采纳了毛主义的观点。
1932至1933年间的冬季,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中的高级领袖博古和洛
甫,从上海到达瑞金,一道来的还有共产国际的德国顾问奥托·布劳恩,他的中国
名字叫李德。从此,毛在数量上也不占优势了。
第四次“围剿”之前,1932至1933年间的冬季,红军抢先发起进攻。
5月,*周取代毛任第一方面军总政委,**成为红军中的高级权威。同时,
周的支持者在根据地政府内,也攻击毛的土地政策是“右”倾。
尽管有这样的窘迫困扰,但毛仍专心致力于经济和社会问题的立法工作,并提
出了很好的、细致的设想。8月,在一次经济建设工作会议上,他作了题为《必须
注意经济工作》的演讲,强调共产党治理区域内的300万群众,必须自力更生。
他责备那些以为在革命战争时期,不可能从事经济建设,经济建设要等到最终胜利
后的和平条件下才能进行的意见是不对的。他特别强调必须做好土特产品的生产。
我们必须“恢复钨砂、樟脑、纸张、烟叶、夏布、香菇、薄荷油等特产过去的产量,
并把它们大批地输出到白区去”。④
他还继续关注国际事务,在反对国联调查团报告书的通电中,表达了他对李顿
报告书在中日问题上的虚伪态度的轻蔑:“国际联盟是各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强盗
联盟。”⑤
第四次“围剿”在僵持中结束,毛作了一首词,谈论它的结局:
赤橙黄绿青蓝紫,
谁持彩练当空舞?
雨后复斜阳,
关山阵阵苍。
当年鏖战急,
弹洞前村壁。
装点此关山,
今朝更好看。
11月,共产党取得了一次侥幸的胜利。国民党十九路军在福建举行兵变,试
图建立一个与蒋介石对立的民治政府。起义之前,十九路军的领导人在上海与共产
党有所接触,可是,过于谨慎的共产党人未作出明确反应。红军和根据地政府——
即毛和朱——签署了一件与这个非共产党起义者联合的文件,但是,政治局却认为
福建的起义者主张的是虚伪的民主,不值得支持。毛和朱则希望福建事变的发动者
能真正给予该省人民以自由权利,并与共产党结成真诚的联盟。
正当毛争取实现联合时,兵变已被忠于国民党的军队镇压了。在结成有成效的
联盟机会丧失后,毛也加入了对政治局的公开抨击。假如更为迅速地采取行动,福
建的兵变军队就可以得到红军的支援,这样兵变就有可能成功,就可能控制相当大
的领土和资源——尽管瑞金的军事战略家必须斟酌,从苏区派出援军,会不会危及
自身的安全。后来毛抱怨他的党内对手,错误地处理了福建事变。
毛40岁生日后不久,1月中央委员会召开中央全会,毛的所有政策都被攻击
为右倾路线。毛已预料到会上将发生些什么,所以就通知一个同伴,以健康原因,
未参加会议。可是,德国顾问奥托·布劳恩的回忆却说:“博古讽刺地说,毛又犯
了‘外交病’。使毛感到愤忿不平的原因是《中国苏维埃运动与它的任务》的报告,
将不是由他而是由洛甫来作;另外,他希望进入政治局常委会的要求,没有被批准。”
⑥
在中国革命处于紧要关头之时,在瑞金所有的主要中国领导同志中,奥托·布
劳恩发现:“给我印象最深的当然是毛泽东。他是一个身材修长的,几乎可以说是
很瘦削的四十来岁的中年人。他给我的最初印象,与其说是一个政治家和军人,不
如说是一个思想家和诗人。在很少的几个庆祝会上,我们见面时很随便。在这种场
合,他总是保持一种威严而又谨慎的态度,总是鼓励别人喝酒、说话和唱歌,他自
己则在谈话中插进一些格言,这些格言听起来好像是无关紧要的,但总有一字的含
义,有时还含有一种恶意的暗示……当有人第一次提出,我们的主力是否应当突破
敌人对中央苏区的封锁这个问题时,他用一句毫不相干的话我想可能是老子的话
回答说:‘良庖岁更刀,割也;放庖月更刀,折也。今臣之刀19年矣,所解数
千牛矣,而刀刃若新发于硎’……类似这样的格言和比喻,我们还可以随意举出一
些例子,这暴露了他的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的思维方法,但其效果还是明显的,因
为它们毕竟适合了一定的具体情况。毛不仅在私人谈话中或小范围里运用这些格言
和比喻,而且还把它们引用到他的讲话中,并以革命的激情从中引出令人铭记的口
号。我自己就经常亲眼看到,他是怎样用这种办法深深地影响听他讲话的农民和士
兵。
“……他的马克思主义的知识是很肤浅的……毛从来没有在国外生活过,不懂
外语;中国又非常缺少马克思主义著作,有限的几本至多也是第二手的,原著更是
屈指可数。*糟糕的是,毛用折衷主义的方法,曲解马克思主义的概念,并加进其
他的内容。例如他常常讲无产阶级,但是他所理解的无产阶级不仅仅是产业工人,
而且包括所有最贫穷的阶层——雇农、半佃户、手工业者、小商贩、苦力,甚至乞
丐……”⑦
但是,博古和他的朋友,以及共产国际都不想抛弃毛,他们意识到他在根据地
已建立了广泛的群众基础。
1934年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召开。尽管三
年以来毛派不断遭到斥责和排挤,毛还是再次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主
席。
但是,这一次他只是一个傀儡。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在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主席
团中超过半数,并选举了自己团体的人担任主席。这样,他们就敢于选举毛,如果
他不与他们合作,就可以随时撤换他。毛的职务是名誉性的,没有实权,而洛甫实
际上差不多成了一个拥有无限权力的政府首脑。
毛在大会上所作的结论中的两段话,表明了他仍代表着的力量。
“我郑重地向大会提出,我们应该深刻地注意群众生命的问题,从土地、劳动
问题,到柴米油盐问题。妇女群众要学习犁耙,找什么人去教她们呢?小孩子要求
读书,小学办起了没有呢?对面的木桥太小会跌倒行人,要不要修理一下呢?许多
人生疮害病,想个什么办法呢?一切这些群众生活上的问题,都应该把它提到自己
的议事日程上。应该讨论,应该决定,应该实行,应该检查。要使广大群众认识我
们是代表他们的利益的,是和他们呼吸相通的。要使他们从这些事情出发,了解我
们提出来的最高的任务,革命战争的任务,拥护革命,把革命推到全国去,接受我
们的政治号召,为革命的胜利斗争到底。
“国民党现在实行他们的堡垒政策,大筑其乌龟壳,以为这是他们的铜墙铁壁。
同志们,这果然是铜墙铁壁吗?一点也不是你们看,几千年来,那些封建皇帝的
城池宫殿还不坚固吗?群众一起来,一个个都倒了。俄国皇帝是世界上最凶恶的一
个统治者;当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起来的时候,那个皇帝还有没有呢?没有了。
铜墙铁壁呢?倒掉了。同志们,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
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这是真正的铜墙铁壁,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完全打不破的
……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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