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美国志愿军航空队的机务长 1941年12月8 日,昆明,一个晴朗的冬天的早晨。纽曼刚要离开屋子往车库去 的时候,他的邻居克莱尔。李。陈纳德正要坐进他的老福特汽车,陈纳德叫住他: “你听到日本空袭珍珠港美国舰队的消息了吗?” 他摇了摇头,他没有听到这个消息,甚至珍珠港在什么地方都不知道。 陈纳德简单地讲了那个星期日早晨夏威夷发生的事件,并证实了一个公开的秘 密——在缅甸有三个由美国人组成的驱逐机中队使用美国P —40飞机,其中一个中 队几天后即将在昆明降落。他是这三个中队的司令,中国空军给他的军衔是上校。 陈纳德问纽曼是否愿意放弃修车店的工作,参加由退伍的陆军、海军和海军陆 战队的飞行员跟机械师组成的队伍。这些人提前终止了和美国政府间原订的4 ~6 年的正式合同,他们要和中国空军一起参加美国的秘密军事行动。三个中队的美国 人全部都是自愿者,他们从1941年的中期开始,已经在仰光以北根据陈纳德上校制 定的规则进行了密集的再训练。当时他们所用的柯蒂斯P —40战斧式飞机,还是由 中央飞机制造公司在缅甸腊茂附近装配完成的,该地为中缅前线的英国防区,用以 躲避日本的空袭。252 人和两名护士组成了第一个美国志愿飞行大队,即 AVE(AVG , American Volunteer Group ),继第一个美国志愿飞行大队进入中国以后,在 汤姆。柯克兰的指导下,华盛顿秘密拟订了另外两个自愿飞行大队的长远计划。柯 克兰是富兰克林。D.罗斯福总统的密友和有名的“神童”之一。此时,在中国有一 个意大利战斗机大队,又有几个俄国战斗机和轰炸机大队,由于都是西班牙内战时 用过的过时装备,实际上帮不了中国什么忙。 纽曼当场决定:“好,我参加。”这一仓促的决定,在久经世故、见多识广的 人看来是轻率的,而他的答复是来自 l7 个月对陈纳德的信赖。事实证明这是他有 生以来做出的最好的决断。他把“信得过汽车修理店”交给了两个月前到店里来的 一德国难民,把心爱的绿色篷车“标致”还给了民政厅长,同前两个中队美军人员 一起住进了“第一招待所”。 队里约有50人,部分志愿人员是在珍珠港事件6 个月前,冒充旅游者从美国到 缅甸。他们在护照上填的职业,从音乐家到银行副总裁,干什么的都有。这些人和 两名护士都穿着运动衫、戴着草帽,挂着照相机,乘坐“Jaeggers Fonrtaine”号 荷兰游艇来的,他们全都有罗斯福总统的特别批准(据说连国会都不知道这件事)。 纽曼对在昆明见到的第一批美国人的印象如何呢?他喜欢他们。他们都对他好,这 些多数为大学毕业的军官与被征召的士兵,在对待中国人,特别是在对待中国姑娘 的言行上有着很明显的区别。一般来说,在美国军队里服役多年的士兵爱喝酒、打 扑克牌,又粗又野,互相之间直呼其名。在这里美国军人则不同,他们把藏在皮夹 里的父母姐妹和狗的照片拿给纽曼看,他们不怕麻烦地教他学美国生活方式,过去 他从未听说过“木屋牌”枫树糖浆烤饼和方格煎饼,当他在吃早餐时,听到一个美 国人喊:“山姆,把果酱干掉!”他不明白那人说的是什么意思,他也从来没见过, 甚至都没听说过什么棒球赛和美式足球赛。有一次,纽曼和他们中的一个人走在街 上,前面有一个穿紧身丝绸衣服的漂亮中国姑娘,这位得克萨斯州人叹了一口气: “我真想咬她(ass )一口,就是让她把我弄得精疲力竭一命呜呼也在所不惜!” 纽曼实在想不出他脑子里装的是什么念头,他也不懂这三个字母“ass ”代表的就 是屁股,也不明白他为什么宁愿为此而死。不过,当他们给他起了个绰号叫“赫尔 曼”时,他却了解了。在整个战争期间,“德国人赫尔曼”这个绰号一直跟着他, 甚至到现在有时候还有人做绰号称他。1944年,有一次,他收到一张明信片,是一 位在印度的朋友寄来的,明信片上收信人地址写得很简单:“寄中国,美国空军赫 尔曼收”。真有意思! 和这些大兵相比,美国志愿飞行大队里部分军官和飞行员都很内向、安静而且 彬彬有礼,他们始终与地勤人员保持着距离。在志愿人员中没有正规的军事礼仪或 衣着规定,根据陈纳德指示,他们在中国为了与日本人作战,不是为了展示军容, 不必拘泥于衣着和礼仪细节。 1941年12月中旬,珍珠港事件以后,美国人到昆明参加防御作战,昆明市民的 生活条件就大大改善了。日美空军在昆明的一次交战中,由于中国有一套优良的预 警系统,美国志愿队在日本飞机到达前一个小时便进入警戒状态,并有充分时间飞 到高空等着日本飞机。那次空战中,9 架没有战斗机掩护的日本轰炸机,因为事出 意外,在仓皇应战中被打下5 架,其余几架也受重伤,可能在回去的路上坠毁了, 因为据发自河内的可靠消息报道,只有一架轰炸机返回了基地。5 日后,又来了9 架轰炸机,又被打下5 架。日本轰炸机行动笨拙,速度慢得出奇,而且在回航之前 拐个180 度的大弯,这时,缺乏掩护的机腹和机翼部位就成了飞行缓慢但火力猛烈 的美国P —40飞机的理想目标,因此日本飞机容易受到攻击。 这次空战后,习惯于以V 字形飞行的日本轰炸机,再也不到这座“不设防的城 市”来了。 在1942年3 月仰光陷落于日本陆军以前,美国志愿飞行大队中最后一个中队, 由于敌人的行动和事故已损失了一些人员和飞机,从缅甸转移到中国,分布在东部 和南部前线。这三个中队频繁地从一个基地转移到另一个基地,以便阻止日本肆无 忌惮地进攻中国的任何地区,他们在飞机螺旋桨壳盖下画上了鲨鱼牙齿,与某些德 国的 ME —190 战斗机一样,飞虎队的队徽则是华德。迪斯耐创作的,是一只带有 蓝色小翅膀的老虎飞跃进一大V 字母(V 代表胜利)。美国志愿军很快就成了中国 和美国的英雄,因为他们取得了14比1 的战绩,即每击落14架敌机自己才损失一架 飞机。这个战绩令人瞩目,尤其是在 1942 年头几个月,受创的盟军急需鼓舞人心 的战事新闻的时候。美国志愿飞行员有一个条件比日本飞行员优越,即他们可以在 “中国领土”的上空,跳伞离开受了重创的飞机,并且保证能够得到好客的中国人 极其友好的接待。相反的,尽管日本人提出悬赏,交出一个美国飞行员的就给10000 元现金,中国人却宁愿立即把飞行员送回基地。日本飞行员根本连降落伞都不带, 他们被中国人抓到也是必死无疑。 日本人很快就领悟到空中优势不再专属于他们了,并随即做了调整以对付美国 志愿航空队,从此只有当他们在数量上占极大优势的时候,日本飞机才能袭击他们 的基地。1941年12月在昆明遭受巨大损失以后,假若没有“零式”战斗机护航,日 本轰炸机再也不敢对美国空军基地进行白天空袭了。 与蹩脚的轰炸机相比,“零式”战斗机却很高级。它有两挺三○口径的机关枪 从螺旋桨处射击,机翼上各装一门 20 厘米的机关炮。比起自重两倍的美国战斗机, 日本“零式”战斗机的发动机性能好得多,航程远,爬升快,飞得高。“零式”战 斗机的发动功率和美国志愿航空队的一样,但是飞机的重量却要轻一半,因而1937 年设计的“战斧”P —40飞机性能和“零式”战斗机相比之下就显得很笨拙。但结 实笨重的P —40飞机被打得满身是洞像瑞士奶酪一样时,还能继续飞行,而“零式” 战斗机被五○口径机关枪射出的燃烧弹击中时,便爆炸成一团火球了。 美国志愿航空队当时只有数量很少的飞机,但要防卫中国的大片地区。为了欺 骗日本人,中国木匠用竹子和木头做出了惟妙惟肖的P —40飞机,假飞机上画了中 队的队徽,甚至飞虎队的鲨鱼牙齿也画上了。因为伪装得非常像,以致一次警报响 起时,一名有点喝醉了酒的飞行员,把假飞机误当成他的飞机,从木头翅膀爬进了 驾驶舱。到了晚上,他们把假飞机搬到了一个地方,让每天早晨从高空飞越他们基 地来侦察的“偷摄者”,搞不清他们到底有多少架飞机。 1942年中期,日本空军开始把飞虎队当作“真正的对手”,认真地对付起来, 他们派一架飞机在桂林机场上空散发传单,传单上写着:“我们天皇空军飞行员, 向你们飞虎队飞行员挑战,定于6 月28日下午3 时进行一场战斗。”他们所有的人 都怀疑这是阴谋诡计,只有克莱尔。李。陈纳德例外,他非常了解日本人。命令另 一个空军基地的一个中队,于 6月28日当天,和已在桂林的空军中队一起参加决斗, 四架P —40飞机在约定时间前10分钟飞到机场西南方,在上空的有利地位保持背朝 太阳。 两个中队剩余的26架P —40飞机的发动机启动,并保持慢速在跑道尽头待发。 6 月28日下午3 点差15分时,陈纳德将军命令飞机起飞。快3 点时,“零式” 战斗机十分准时地出现了,地面无线电刚向上空的4 架飞机发出警报,60架天皇空 军的挑战者飞机已进入空域。1 分钟内,20架已经开空的P —40飞机,已用最高的 爬升速度进入上空。正在盘旋着的4 架飞虎队的飞机,从太阳里钻了出来,向“零 式”战斗机猛烈地射出一连串致命的机关枪子弹。头6 架“零式”战斗机被太阳光 迷住了眼睛,还没有看清进攻的飞机就冒着浓烟坠到地上或在空中解体了。而P — 40飞机早就得到命令,不要陷入敌众我寡的绝境,必要时以俯冲解脱格斗,飞虎队 当时只是怀疑,但不知道日本战斗机不能快速俯冲。战斗就发生在桂林机场上空, 飞机在四面八方呼啸而过,真是一幅惊心动魄的场面。 10分钟之后,对方的燃油都用得差不多了,敌军撤退了。这短短的 10 分钟就 好像几个小时一样。日本人损失了14架飞机和机上飞行员,飞虎队的飞机驾驶员有 4 人跳伞,但无1 人伤亡。 1942年6 月底,接到通知,美国志愿飞行队不久要解散,由正规的陆军航空队 接管。7 月3 日,美国志愿飞行团解散的前一天,已经闻名世界的飞虎队全体人员, 被邀请去参加桂林当地商界举行的晚会。一群身材苗条,从上海和香港逃亡出来, 会说英语的漂亮姑娘,穿着轻飘飘的丝绸旗袍,黑头发上戴一朵花,站在人行道上 迎接他们。他们坐卡车从10英里以外的机场到城里来,下车以后,姑娘们一个个挽 着他们的胳膊,在主人的掌声中陪着他们走进宽敞餐厅,满怀感激之情的商人们筹 备了这场晚会,他们称之为“慰劳晚会”这真是名副其实的晚会,一直开到深夜… … 飞虎队干得这么出色,为什么要解散呢?原因很简单,陈纳德遭到美国军政部 的联合反对。他们不给他补充飞机,不提供弹药不给他足够的零件,从来不全力支 持仅仅有253 人和2 个护士的飞行大队。美国许多航空队的将军都嫉妒陈纳德,这 是因他从一个中学教师,航空队退伍的上尉,竟成了世界闻名的英雄;纽曼以为还 有一个站得住脚的原因,这就是美国退伍军人和正规的美国航空队飞行员同样作战, 在战争中同样出生入死,没有什么优厚待遇,但一个小小的空军大队,却从中国政 府那儿得到几倍薪资,而且每打下1 架日本飞机还另有现金奖励。 美国退伍军人上尉、中国空军上校陈纳德,被征召在中国重新加入美国陆军航 空队。罗斯福总统提出立即给他连升四级为空军准将,陈纳德同意了。思想缜密的 陈纳德想得很周到,他事先没有告诉纽曼,即向军政部长亨利。史汀生提出要求, 让他在美国志愿飞行队解散以后加入美国陆军航空队,他的请求得到了批准, 1942 年7 月4 日以后,志愿跟随陈纳德留在中国的原飞虎队人员的作战经验,对第一批 刚来中国还没有经验的美国十四航空队人员来说,那是十分宝贵的,这些留下的人, 无论是士兵或是军官,都得了晋级的鼓励。尽管如此,251 人中只有35人留了下来。 留下的人这么少,是一份“海外征兵法”的威胁造成的。这份文件是在十四航 空队正式接管志愿飞行大队的前夕,用非外交语言向集合的志愿飞行大队人员宣读 的。根据法令,美国人只能在美国国土上应征服役。据说,军政部派了克莱顿。比 塞尔准将到中国来,是为了尽可能说服更多的志愿队人员留下来,加入陈纳德的十 四航空队,志愿飞行大队的人都爱他们的“老总”,但不要比塞尔插手,可是比塞 尔暗示他有完全的指挥权。志愿飞行大队的人教中国小孩站在马路边翘起中指,对 过路的美国人扯着嗓门喊:“Piss on Bissel! Piss on Bissel!”(臭比塞尔) 孩子们当然不懂这几个英文的意思,志愿队中的人员掀起的这场对比塞尔将军的 “亲善”运动,像野火一般在昆明地区蔓延了一两年。 有几个志愿队人员回美国后就应征入伍了,绝大多数人员在外国找薪金较高的 民间工作,在与美国国防部订有合同的航空公司当飞行员,或者为美国厂商装配坦 克、吉普车和卡车,这些车辆是在“租借法案”项下,从伊朗南部沿海运往俄国的。 为飞虎队举行告别仪式的日期已订好,飞虎队员们即将离去。福斯公司电影新 闻部准备把这件历史性的大事拍摄成电影,那些志愿留在中国的人员和当时为交接 工作决定多留两星期以协助陈纳德将军的人员编成三个排,以两架漆着鲨鱼头的P —40战斗机作背景,虽然纽曼从没有受过任何美军的基本操练,但仍被说服去充充 数,捧个人场。 他的伙伴们和他都知道美国军队的口令和德国的相似,动作也差不多,陈纳德 为了保险起见,把他排列在一排人的中间。他们告诉纽曼,“不要怕”,“当叫出 预令时,你旁边的人会告诉你怎么做”。每一个军事操练的口令都分为两段,前面 的“预令”是告诉你将要做什么动作,几秒钟以后再发“动令”,那就是行动的时 间了,纽曼站在那里还是有点紧张,当喊出“散开”口令时,有的向前,有的向后, 有的向左,有的向右,只剩下他孤零零一个人站在中央。这样做还差不多,接着又 听到叫“向后……”口令,这是向后转180 ,他旁边的一个兵提醒他,三秒钟后叫 出“转”字时,就应该立即转向后。最后,动令喊出来了,他也转了,不过美国和 德国执行这个口令的方法就不一样了,他转身向左转到180 度的四分之三时,突然 发现别人都是按美国规矩往右转的,他没有将错就错,而是用左脚跟转去,然后再 按美国方式向后转,福斯公司只好把这段珍贵的新闻影片剪掉几英尺。这是他第一 次也是最后一次参加美国的军事操练。 1942年7 月4 日傍晚,在桂林军营,飞行大队医官杰特里点着昏暗的油灯的办 公室里,纽曼宣誓加入了美国陆军,当一名中士。他们给他一块“模压”的小金属 牌,这种金属牌是挂在士兵的脖子上,用来鉴别身份的,叫“狗牌”。他的狗牌上 刻着ASN10500000 (Army Seria LNumber) 军籍号码,他们告诉他,1 代表士兵,第一个0 代表无地区(美国分九个地区, 用1 ~9 来表示),而他号码中的5 这个数字,只是为了使编号看起来更真一点, 随便编上去的,不然的话,陆军兵籍编号10 000 000是令人无法相信的,他在两张 文件上签了名,纸上印的小字连看也没看,因此也不知道一张文件上写着:“为防 备被德军俘虏,我只能在日本前线服务”;另一张文件上写着“身为敌侨,我没有 资格被任命为军官,被授予勋章,我甚至没有资格进入美国”。一个星期以后,他 被提升为上士,后来又升为中队军士长,这是军士级中最高阶层了。纽曼在14航空 队开始服务,在第76战斗机中当了机务长。第23战斗机大队有3 个中从,第76中队 是其中的一个中队。23大队由原飞虎队的35名军官和士兵组成,第一任大队长是罗 伯特。李。斯各特上校(他后来写了《上帝随我同飞》这本书),他不是飞虎队员, 陈纳德将军是他的上司。尽管我们已是正规的美国航空队的一部分,供应却仍然极 少(北非战事截留了很多运往中国的物资),日军到达滇缅公路的西端以后,立即 封锁了滇缅公路。此后,除了从印度东部阿萨姆飞越20 000英尺高的喜玛拉雅雪山 的低峰(有很多山峰超过23 000英尺),运来一批物资外,中国与世界完全隔绝了。 一些飞机飞离印度的阿萨姆以后就再也不见了。在几乎终年都是气候恶劣的情况下, 他们飞进去后什么也看不见,撞到山峰便坠毁,因此,更增加了补给的困难。 在美国航空队中国特遣队里,分配纽曼的第一项任务,是摸回到已撤退的桂林 前线基地,修好原志愿队用的三架P —40战斗机,使它们能飞到后方去。他和一名 军士从天不亮干到黄昏,天天如此,终于把这三架飞机修好了。最后一天,中国基 地司令为他们俩举行了一个小小的晚会,还请来了一位年轻美丽的韩国姑娘安吉拉。 艾。安吉拉三年前从汉城逃到上海,又从上海逃到香港,最后又从香港逃了出来, 她每次总能在日军到达之前离开险地。安吉拉像许许多多的难民一样,步行了 200 英里,穿过无数田野山丘,才到达安全地区——美国空军前进基地,她父亲担任过 韩国驻柏林的大使,她叔叔是韩国首相,1942年被日本人杀害。安吉拉会说流利的 德语,几个月后,她救了纽曼的命,纽曼后来和她成了知交。第二天,他和军士就 到云南昆明他们的主要基地去了。 中国政府从纽曼这里得知他父亲去世的消息以后,作了十分周到的安排。由中 国驻柏林大使馆给他母亲去了一封电报。电文说:“中国政府将荣幸地欢迎一位帮 助中国的人的母亲前来中国。”他母亲先取了份德国旅行护照, 1942年 10 月, 她先乘鲁汉沙航空公司飞机从柏林到莫斯科,然后乘火车沿中俄边界到达阿尔玛。 阿塔,再在那里搭乘欧亚航空公司(鲁汉沙航空公司的子公司)的飞机到达昆明, 途中在新疆的哈密停了一夜,到昆明时,她像往常那样神采奕奕,风度翩翩。 由于纽曼加入了美国航空队,他的老邻居陈纳德认为,让他母亲一个人留在战 火弥漫的中国不安全,他向纽曼建议,让他劝他母亲乘一架运输机飞越驼峰,然后 从孟买乘英国海外航空公司的飞机到开罗,从开罗乘火车,只要几个小时就到了耶 路撒冷。自1943年起母亲就一直在耶路撒冷和他姐姐一起生活。1948年以色列独立 战争后,母亲到了美国,成为美国公民。她生前遍游了欧洲和中东地区。